专制统治阶级是真正的剥削阶级

专制统治阶级是真正的剥削阶级

——劳动价值论的破产以及价值与剥削的真相（升级版）

内容提要：

a、商品价值的本质不是劳动

b、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

c、价值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合作效用

d、专制统治阶级是真正的剥削阶级，专制政权是剥削阶级的总后台。

正文：

经济活动中，剥削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人类拷问了几千年，可惜长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而一旦出现似是而非但颇具影响力的错误解答，就可能在社会实践中导致严重灾难。

百余年来风靡一时的“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和剥削原因论误入歧途的典型代表。如今，它已经“破产”了，这是错误理论的必然结局。

十九世纪大规模商品生产兴起之初，出卖体力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夹杂着旧文化和野性残余，以扭曲的形态，对人的思想产生强烈冲击，使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许多人出现错觉，特别是李嘉图和马克思，把“劳动”的假象逐步臆想成抽象形态，错误地判断了经济活动中剥削的存在方式。如果他们能预见今日世界，也许不会遭受误导，跌入“劳动”的陷阱。

1、事实的否定

最让劳动价值论难堪的是现在那些娱乐界明星们，他们不多费神、少许辛劳，就能让“粉丝”们慷慨解囊，让娱乐公司老板心甘情愿地支付百万千万的酬金。

2012年，一身“土肥圆”的鸟叔以神曲《江南style》爆红，网络点击率迅猛超过“少女时代”称霸多时的歌舞奇葩《Gee》，并在国际上完胜贾斯汀·比伯的《baby》，创造了短时间吸金152亿韩元的商业奇迹，滚滚而来的钱财把幸运儿的金库装得盆满钵溢。

这些钱的来源，追其根本是以销售娱乐产品的方式赚来的，或者以广告费的方式从商人那里得来的。

劳动价值论者忿忿不平地说：“明星们不劳而获，变相地“剥削”了‘粉丝’的劳动！”

但“粉丝”和商人们立刻还以颜色：“呸！什么劳动不劳动？剥削不剥削？我们都是心甘情愿掏钱的！我们对明星的投入关劳动屁事！”

“粉丝”们为什么掏钱购买娱乐产品？答案很清楚，而且人所共知，那是因为明星的美丽和帅气超凡脱俗、震撼人心、创造激情、吻合梦想，他们（她们）是快乐的源泉、幸福的依托和健康的养料。而商人之所以支付广告费，是利用明星的巨大社会影响。这些在“劳动价值论”看来是“使用价值”的因素，却是现实中判定商品价值的关键。十九世纪前被人瞧不起的“戏子”，在二十世纪“咸鱼翻身”，变成万众景仰的耀眼明星，这是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没有机会亲身体验的。与偶像派明星类似，歌星、体育明星、畅销书作者和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者等各种独具天赋的杰出人才，以超凡能力和对社会生活的巨大贡献，换得天文数字的厚报，也是十九世纪前所没有的新生事物。这些人才所得到的利益，均来自于他们的社会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

也许劳动价值论者认为，人才是经过长期艰苦训练造就的，训练即劳动。

但如果把“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或任何一个身体和智力残疾者交给他们训练，花再大力气、使用再好的技术和设备，都无法把他们培养成优秀人才，就是常人享受如此待遇也不可能成为明星，何况残疾者。在天才面前，劳动价值论无法自圆其说。

有讽刺意味的是，天才们丰收的同时，他们的公司老板常常利润微薄甚至亏损，这些倒霉的工商业主背负着剥削剩余价值的罪名，付出巨额投资、辛苦管理决策，却被劳动价值论武断地宣布为价值的盗窃者，成为十足的冤大头。这一点上，劳动价值论确实蛮横无理。

冷静下来谁能相信，商品生产中作出关键性贡献的人，竟然无权获取利润？

结论：商品价值的本质不是劳动。

2、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

以“使用价值”实现“商品价值”，除了人的天赋和才能外，其它有用之物也一样，科技产品有造福人类的巨大功效，文物古董是文明和历史的重要证据，它们的稀有意味着关键、不可替代、关注的中心、联系的纽带以及全体的依靠等强大和重要的功能。

而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大小则无关紧要；没有社会使用价值，劳动量再大也毫无商品价值；有巨大社会使用价值而没有劳动量，却能使商品价值连城。现象十分清晰：人和物的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使用价值的大小，通过社会需求程度反映出来，需求越大，商品价值越大，反之越小。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从人们需求心理的角度描述了物价和心理的关系，即人的需求在“饥渴”或“饱和”的不同状态下，评判物价的心理反差很大，当需求某物愈迫切，就愈愿付出较多的其他物换取该物，反之则仅愿较少付出。比如：一瓶矿泉水的市价，在水源充足的条件下，人们只接受一元钱上下的价格；但在比较缺水的情况下，往往愿意付出几十元购买它；而在严重脱水，面临死亡危险的恶劣条件下，为了救命，人们付出千元万元都不觉得贵。这里面决定贵贱的既不是生产矿泉水的劳动量，也不是水本身，而是社会需求状况，由社会需求程度决定价值当量。在需求心理中，“饥渴”难消，意味着供应少或供应难，这和“稀有”异曲同工。

必须强调一点，所谓“社会需求程度”，并非一切个别交换价格汇总后的均价或总计的投射，它有社会属性的限制，要求商品交换活动在合法和公平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竞争和评估形成价格，以此为标准确定社会需求状况，体现商品的价值当量。因此，一切极端化和非法的价格定位，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价值，不具有社会属性。

在确定商品价值的过程中，市场“无形之手”展开了一项巧妙的工作，其重要性和关键性大大出乎前人意料。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认为，商品的交换，肯定是依据了某种事先存在的共性或标准，可供数量比较，使不同商品得以等价交换。两千多年后，马克思差不多也是这么想的，所谓“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即指市场交换发生前，商品的价值已经凝结在商品中。

可惜，这个问题上他们犯了大错，市场功能和他们的猜测完全相反——市场经济中，不论抽象劳动还是皇帝旨意或圣人思想，所有事先标准一概被市场碾得粉碎。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市场是最终定价的场所，市场的功能在于调节和整合，商品价值在调节和整合中产生。

客观上，参与市场活动的人，需求心理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和冲突：养羊的希望羊肉价大于牛肉，养牛的想法相反；爱吃羊肉的乐意接受羊肉贵于牛肉，爱吃牛肉的又相反；而市场的供应变化又常常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因此，想统一价格似乎很成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在市场功能面前，问题迎刃而解。对于不同文化、信仰、爱好、习惯和处境等因素带来的需求差别和冲突，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不同价格判断和定位，市场的处理方法简单明了（这是重点）：

社会是合作的整体，想合作就要兼顾各方利益，在冲突面前必须妥协，才能形成普遍接受的价格，通过合作带来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也就是商品价值。

这就象生物的“自然选择”，价值并非商品本身拥有，而由市场选定，它受制于人们的需求特点和倾向，以及供应状况，综合了各方利益，并随着需求和供应的变化而变化。市场的选择，带来社会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交换比例，由此体现人和物的社会需求程度，即社会使用价值，从而确定商品价值当量。

市场就是这样重要，抛弃它，难免重伤公平和效率。

二十世纪时，劳动价值论者用计划经济消灭市场经济，进行了大规模实验，在两个大国，仅用几年时间，就造成经济的全面恶化甚至瘫痪，导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饿死。在抛弃极端模式后，有所接受市场引导的计划经济依然甩不掉消极怠惰的阴影，它能使一种牌号的汽车保持三十年不进步，整个国民经济死气沉沉，发展态势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越来越慢。

不过这也反映了另一种价值确定模式——政府全控经济，统治者行政手段规定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市场萎缩，变成计划的分配场所。

但并非这种经济模式违反了社会生存规律，专制统治虽与普世价值观冲突，但却符合统治者利益，符合专制政治模式，政府主导的价值是符合法律的价值。

高度专制的统治中，人们的生活目标、方式、内容以及一般价值观，受统治者思想、宗教、法律的决定和影响，人们应当消费什么、不应当消费什么，都有特定的模式并形成习惯。这种模式只在与市场经济的比较中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比较，它会长久生存下去。

纵观历史，政府主导、市场主导或兼而有之的价值决定方式，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部。

结论：不存在任何事先已凝结在商品中用于等价交换的价值。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带来不同的价值标准。

3、商品价值的本质

既然“人和物的社会使用价值，决定商品价值当量”，那么，这个“社会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本质吗？有点象，但接近同义反复，缺乏本质含义。

“使用价值”离开人的掌握，就如呼吸的空气一样没有了商品的价值，如果人类生活的所有需求对象都随手可得，不必借助社会，即便社会对它们有着需求程度大小的排序，它们仍然没有商品价值的意义。

只有当人们掌握了使用价值的资源，并加入到社会合作与交换活动中，才形成商品价值。

其中的行为主体即不是空洞的人，也不是单独的使用价值，而是人与使用价值的组合，成为“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人”，表现为具有天赋和才能的人、以及掌握有用物品的人。这样的人实施了合作与交换行为，才被判定了社会对它的需求程度。

每一次具体的合作和交换，表面上是几个人之间、或交换双方的关系，但实际上，政府定价或市场评判是将每个人产生的效益纳入了社会合作关系的整体，作为个人对于整体的效用进行评价的，其实质是社会评价。

在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当合作和交换运用了货币手段时，它已经与人们孤立的合作和交换发生了本质区别；前者仅仅是人的个别关系，而后者已经发展成个人与社会的合作关系；这使一个人在某处工作换取的货币，可以按市场标准，在遥远的另一处，向与先前工作毫无关系的人购买物品；他们所得到的定量货币，是社会对他们的合作效用所作的评价和信用保证，也是社会提供的方便合作的媒介。其中：“合作效用的评价”是货币第一功能，“信用保证”是货币第二功能，“方便合作的媒介”是货币第三功能。

人们在社会各方面、各系统和各部门的合作，以及进行商品交换和出售服务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建立、繁荣和革新社会的创造性合作行为，这是本质所在，概括地讲就是建造社会。

不论从事政治、经济的管理活动，还是直接从事科研、教育、生产和服务等活动，每一个人都作为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人参与建造社会。这个过程中，拥有天赋和才能的人、以及拥有可用物品的人被放在同一个评判系统内，形成了社会需求程度大小的排序，显示他们建造社会的效用程度，并以货币确定效用的数量值。

个人参与建造社会的活动，目的为了获取利益；而社会则根据个人在建造社会中效用的大小给予回报，并作利益保证。人类社会的这种生存模式是不可改变的，如果谁想强行推翻，取消货币，也就是取消“合作效用的评价”和“利益的信用保证”，以及取消“方便合作的媒介”，社会必然立刻僵死。二十世纪的极权国家曾经这么做过，有惨痛教训。

结论：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人在建造社会中的合作效用，是商品价值的意义即本质所在。简单地讲，商品价值就是人的社会合作效用。

4、专制政权是剥削阶级的总后台

既然商品价值是人的建造社会的合作效用，那么，只有具备公正的社会评判体系和利益维护体系，效用才能被公平地评价和换取报酬。这要求市场模式发挥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并要求充分实现民众权益、维护公平的政治制度作保障。具备这些条件的是宪政、民主和自由的社会。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体制性剥削不能发生。如果出现了剥削现象，必由其他原因造成，任何归结为制度原因的论说都不能成立。比如剩余价值理论，它描述的私企业主剥削的过程，发生在劳资双方签定和履行雇佣合同的过程中，即所谓资本家以劳动力的价格雇佣工人劳动，然后剥削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假设“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都是正确的，那么，在民主政治前提下，任何危害公平和侵犯他人利益的行为都可以通过立法予以禁止，其中包括禁止剥削“剩余价值”。作为民事主体的劳资双方，在签定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法律地位平等，如果资本家实施了剥削行为，只能采用欺骗和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侵占工人的利益，其性质是民事侵权或刑事犯罪，决不是制度性的危害行为。

在宪政民主的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办法对付侵权的资本家：工人有权在签定合同时，明确规定所谓“剩余价值”的部分归自己所有；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维护权益；要不然，就以刑事手段制裁资本家。

总之，宪政民主条件下，剥削行为只能采取违法手段，利用体制的构造关系，但不是体制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违法犯罪的存在，就要摧毁正常的社会秩序，何况并不存在所谓“抽象劳动”的剩余价值，否则，还有谁愿意出巨资、冒着巨大的风险组织生产，然后背上黑锅接受制裁。

与宪政民主的条件相反，如果政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亦即在专制体制下，民众丧失政治权力，遭受法律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自然成为压迫的对象。

在全控社会的专制体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部门均由各级官僚控制，一切压迫来自官僚体系。在非全控社会的专制体制下，则是官僚和资本的勾结，共同压迫弱势民众。

反过来，民众则无权监督和制约权力体系的运行，无法运用政治和法律手段反抗压迫，因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均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从根本上保护统治阶级利益，他们禁止民众通过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方法开展维权行动，更禁止民众建立自己的政党和工会进行斗争。

在此前提下，专制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的经济地位，不论资源和收入的分配，还是社会义务的承担，都处于不平等状态。民众对社会付出多、负担多、作用大，但回报少；而专制统治阶级付出少、负担轻、作用小，但获利多。这是统治阶级利用专制体制和专制特权进行剥削的结果，这种剥削方式就是体制性剥削，其特征表现为统治阶级通过制定歧视性和不公平的法律法规，或利用不受约束的特权，霸占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使用暴力、胁迫和欺骗等手段，加重人民负担，却对民众的社会合作效用压低评价，减少应付报酬，榨取民众的利益。

其中全控型极权国家的剥削方式，采用户籍固定制和工作分配制，把社会成员强行限定在某个地区和某种产业内，以计划方式控制产品价格和工资标准，以“平等”或“国家利益”等谎言为借口，对民众的贡献作不公正评价和回报，从而达到剥削民众的目的。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导致经济发展严重迟缓，民众普遍贫困。而专制统治者利用特权，用剥削来的钱财维护统治，享受富裕待遇。

在有部分市场经济成分的非全控型后极权国家，统治者的主要剥削方式，一是利用特权，通过征收重税和垄断市场进行盘剥；二是扩张特权，以入股、分利和索贿受贿的手段间接压榨工人。

首先，在税收剥削的方式和关系上，统治者通过强征重税，获取统治经费和从中转化出私人财产。

将税收转化成私人财产的做法，一是借合法手段为自己设定特别巨额的工资、奖金和超级福利待遇；二是通过各种政府投资项目，大肆贪污、挪用和受贿。

而私企业主除了让工人承担税务剥削的负担外，自己也要进行剥削，于是采用增加工作量或降低工资的方法压榨工人。

其次，在垄断市场的剥削方式上，不良政府的高官和企业主勾结，建立权贵资本，利用价格联盟和行业垄断的手法，维持垄断高价，大肆掠夺普通民众的财产，然后合法与非法手段并用，坐地分赃。

再其次，在扩张特权的剥削方式上，政府官员以入股或受贿的方式与私企业主勾结，政权机器和私人暴力并用，压榨劳工。一些专制权力泛滥的地区，奴役劳工、草菅人命的剥削行为，达到了十分残酷的程度，黑砖窑、黑煤矿就是典型例子。

遭受剥削的广大民众如果想采取有力措施维护权益，特权阶级就给他们戴上破坏公共秩序、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帽子，调动警察残酷镇压。在冠冕堂皇的借口背后，国家强制力是在保护剥削者的利益。

以上这些都是体制性的剥削。我们把无钱买房和透支一生的普通购房者，与那些拥有庄园、摩天大楼的房产商以及受贿几十套住房的高官作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剥削的程度和因此造成的贫富差别。所以，专制统治阶级是真正的剥削阶级。

剥削阶级的成员，在古代主要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国王、领主及依附他们的奴隶主和地主阶级；在现代，主要是独裁者、专制集团和依附特权的工商业主或高管。

在剥削行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见，支持剥削制度的理论根据，是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如君权神授和某些乌托邦理论；尽管推崇者常常嚼着反剥削的辞令，或者信誓旦旦地呼喊君轻民贵、服务人民的口号，但所有表面文章都不改变法律制度维护特权、藐视公正的专制本质。尤其那种把剥削原因归结为良性经济体制的歪理，为了所谓的“消灭剥削”，而鼓吹消灭正常的经济秩序，把反剥削行为，变成与社会良性秩序的对抗；以这种理论建立的国家，成了打击善良、鼓励罪恶和摧残人性的邪恶乌托邦。

而支持剥削阶级的政治基础，是一切形式的专制政权，如君主集权统治和现代极权统治的政权；尽管权贵们有时会给百姓一点施舍，逢年过节或者灾害当头时，煞有介事地跑到穷人家去挤出几滴眼泪、塞上几张小钱，但你千万不要得意，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他们同时动用了数十万甚至数白万的宣传经费为自己歌功颂德，花架子摆过后，百姓依然是缺乏权利和自由的弱势群体，因为在专制体制下，百姓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牲口或动物园的兽类，是缺乏人格的消费品，而权贵的所谓恩惠，就是给个窝棚，喂点饲料，豢养而已，邪恶政权需要时，会象对待牲口一样屠宰百姓。

结论：体制性关系上，有专制必有剥削，有剥削必有专制；专制主义是剥削制度的理论根据，专制政权是剥削阶级的总后台；专制统治阶级是真正的剥削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