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战略

革命的战略

——革命与中国问题随想

社会政治革命向来是正义力量铲除邪恶政权的重要手段，是社会发展到变革阶段势在必行的伟大使命。

正义的力量是巨大的，她能使一切仁人义士在邪恶面前挺身而出，勇敢挑战。大义凛然的革命者叱咤风云、气吞山河，他们掀起的革命狂飙摧枯拉朽、力拔千钧、势不可挡，他们誓要消灭那些浑身沾满人民鲜血的吸血鬼和杀人狂，让残害生灵的魑魅魍魉魂飞魄散。

一、

革命常常与暴力同在。

革命大都会有流血的代价，会让那些敢于赴汤蹈火的英雄面临生命的危险；但革命就是进步力量推翻腐朽统治、夺取政权的行动，那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

消灭豺狼需要猎枪，对于那些顽固到底的邪恶势力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他们决不会主动将政权拱手相让。妄想通过教育和感化使豺狼虎豹自动拔掉獠牙，放弃吃羊的本性，改吃青草，这是改良主义者的痴人说梦。

没有大规模的暴力革命，现代民主政治是不会诞生的。任何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近现代民主政权的产生，都有暴力革命的铺垫。

如果没有这些铺垫，不论启蒙运动进行得怎样如火如荼、怎样彻底，都不可能推行宪政民主。在全世界都是君主专制的前提下，让任何一位启蒙运动的导师，捧着经典著作、含着铄金之舌，去找任何一位君王，向他们讲述民主政治的好处，要他们自动放弃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特权，放弃宫殿、花园、三妻四妾，以及奴仆簇拥着的奢侈生活，把专制统治改成民主政治，这能成功吗？一万年都不能成功。启蒙者不被当作疯子赶出来就很不错了，弄不好给他们定个危害国家安全罪，判个十年八年的，够狼狈的。

二、

革命又是复杂而艰巨的事业。

千年幽谷，一灯才照，想一步登天同样是痴心妄想。

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道路坎坎坷坷地走了几千年，依然走不出新旧专制恶性循环的迷津，似有邪魔觊觎，恶灵挡道，几乎让人迷失方向、怀疑信念、丧失战斗的勇气。因而有人开始反对革命了。

改良主义者爱用“以暴易暴”比喻革命，言下之意，是说革命走不出以新专制取代旧专制的恶性循环。其实古人并无“民主”和“专制”的概念，所谓“以暴易暴”仅指用新的暴虐统治代替旧的暴虐统治。而现在有些人对这句话的含义解释为：以暴力改朝换代，以专制暴政取代专制暴政，并且把革命解释为这样的以暴易暴。因而有些民主人士对革命也颇有微词，他们把打击和震慑犯罪的暴力手段，比作心胸狭隘的受压迫者睚眦必报的同态复仇，他们希望找到一条既革专制性命，又不使用暴力的道路，自然地，日本的民治维新和台湾蒋经国的政改，就成了经典之作，绝佳楷模。

殊不知，只有当大革命造就了民主国家，健康的民主政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优越性，成为令人信服的摹本，当国家间的竞争使专制政体暴露出明显的劣势，且关系到国家危亡时，专制国家才有可能自动改变体制。这就是日本和台湾政改的原因和动力。

当然，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事，更何况专制统治的既得利益者。

于是乎，专制恶棍利用改良主义者针砭革命的机会，装扮成改良分子，他们掏出自己那肮脏的灵魂作范本，对革命者进行下流的内模仿，诬蔑革命者利用民众，想做新皇帝。他们希望民众和他们一样头脑简单，企图小使诈术让人受骗上当，永远放弃革命念头。

漫天阴霾的确会让人迷失方向。人类有时是会做出盲人摸象的傻事来，有时更因为不懂得游戏规则，而在即将成功之际放弃自己的事业。这涉及到革命道路的战略问题。

三、

民主革命的道路多种多样。

在有的国家，暴力革命一举成功，顺利转向宪政民主，如美国革命；而在另一些国家，发生暴动和溃决后，又出现专制复辟，最后逐步转化到宪政民主，如英国和法国革命。革命的整个过程往往是长期和多阶段的，但在完成革命的最后阶段，又出乎意料地表现为和平转化的方式。

就象登山运动，有时从山脚到接近山顶，落差几千米，几乎都是陡峭而曲折的道路，而到山顶的最后一段路，却是较为平坦的缓坡。

鼠目寸光的改良主义者只看最后的路途，然后说：“早知如此，我们只走靠近山顶的路，就不会吃那么多的苦头了。”殊不知，最后的路不过是全部道路的末端，不走前面的路，何来最后的路。

如果听信了改良分子的言论，而错失革命的时机，那是万分可惜的。

四、

社会革命中的暴力，对于推翻旧政权发挥了顶顶重要的作用，但它在今天背了很大的黑锅。

事实上，暴力和政治体制的关系原本是个简单的问题，暴力本身对政治体制的性质并没有决定作用，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都需要暴力的支撑。

社会革命过程中使政治走向何方，关键是何种力量控制暴力机器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暴力机器，我们不能因为没有学会革命中用民主手段控制权力的技术，就把高效率的机器弃之不用，更不能把具有宏观预防作用的惩罚犯罪当作原始性质的报复行为。

当然，在实践中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民主政治，是个需要时间来证明的问题。宇宙的演变常用数十亿、上百亿年来衡量，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在自然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社会发展规律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全部显现出来的。历来好事多磨，大器晚成，只吃三天斋就想上西天，没那么容易。

政治制度的变革，根本上涉及文化革命。旧文化渗透在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爱好、心理以及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血缘纽带之中，要改变它不是给人传输点文明知识就能解决问题的。屎壳郎装上人脑，改不了推粪的习性；恶狼拜孔子为师，灭不掉吃人的欲望；这是它们的生理基础决定的。旧文化和旧的社会秩序十分顽固，文化上已经定型的旧人更是顽固不化的，他们会死死地缠住文明前进的脚步，不革命就走不出旧文化的囹圄。天翻地覆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从肉体上消灭反动分子。

变革中旧势力的反抗必然是强烈的，因而推翻旧文化是个有反复的过程，推倒、反扑、再推倒、再反扑、直至彻底推倒。

而新文化的成长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纵观古今革命不难发现，在革命前它们大都缺乏民主政治的宗旨，即便有，也仅有宗旨，而在实现民主的手段上，法治缺失，技术幼稚，很少在目的和手段上都完备的。革命的发生往往是统治者消除了改良的可能，与被统治者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出现社会秩序的溃决，导致失控的灾难，才使革命登上舞台。革命象是学步的儿童，需要锻炼筋骨、增强意志、提高认识水平。

五、

 中华文明是人类史上专制政治最发达和最长久的，几千年来，古代先辈的主流思想一贯崇尚君主专制，他们的改朝换代观念，要么是以贤德新皇取代恶劣旧帝，要么是外部力量推翻中原文明，外族君王变成中国皇帝，没有其他内容。

君主专制的观念根植于古代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上，根深蒂固。在君主专制走向成熟时期形成的、向后影响了二千年的经典文献中有着清楚的反映。

《吕氏春秋•荡兵》上说：国家和王权同时诞生，有国家就有了君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在古代哲人和受他们思想影响的王公贵族、平民百姓眼里，君主专制天经地义。

及至儒家编纂十三经，专制主义的仁义道德，忠孝礼法，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思想被牢固地确立了，发达的专制文化和渗透在中华民族机体上每一个汗毛孔中的专制主义气息，从此禁锢了中国人享受人权的欲望。

中国的古代历史，从夏商周到明清，没有一个朝代在政治上追求民主，也根本不存在民主意识。虽然古代也有人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但这只是平均主义的想法，不是民主思想，也未产生重大影响。直到今天，当西方人对匍匐于党旗下、满脸奴才相的中国人心生蔑视，并且在这些人的脑门上贴了劣等民族的标签时，那帮劣种还是醒不过来。

所以，有人用君主专制的改朝换代史来评价民主革命，犹如用一杆中国的老秤计较斤两时拿错了秤砣，当然会搞错革命的“份量”。

六、

也许是专制文化在中国太过发达，也许是中国人太钟情专制文化，上帝把启蒙的目光投向了大西洋和地中海环抱着的那片风光旖旎的土地。

不过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之人，佛语道：要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

古希腊和古罗马原来就有民主传统，日耳曼部落在瓦解罗马帝国并向封建化转变的时候，它的原始民主制度通过日耳曼法典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下来，这些古代的民主精神是启蒙运动产生的重要条件。但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基础上的民主有较大的局限性，真正铲除那个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神化观念，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主制度并非一帆风顺。

革命爆发之前，虽然市民阶级已有相当大的力量，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较充足的条件，但是没有人知道未来将以何种方式保证市民阶级的利益，上苍也没有给这些信徒们撰写指导革命的圣经。启蒙思想出现之始，也不过是穷酸文人吞咽变质食品时的痛苦呻吟，完美的民主目标是在实践中逐步确立的，这决定了追求新政治制度的事业，必然走上一条在血雨腥风中探索的道路。

革命的爆发起初是由一些复杂的因素促成，其中有君主和其他等级之间争夺政治权威和经济利益的斗争，有民众追求宗教自由的斗争，有农民对于过重的赋税和社会徭役的反抗，等等，思想、愿望、私利、饥饿和恐惧都起了作用。革命者往往是为了保护自己原有权利不受国王侵犯的保守者，或者是仅仅为了取得一定的宗教和经济自由的平民和工商业者，他们缺乏真正的民主思想，即便其中有些人已受到启蒙，但也不知道未来的民主政治将会是什么样的，他们所理解的革命与今天的一些文人所想的差不多，觉得革命就象蛮夫上战场，所需的只是狠杀猛打，一股脑儿推翻旧世界。他们没有意识到革命是复杂的工程，民主是需要全新观念的事业，他们不明白革命除了推翻旧制度之外，在除旧立新的方法上必须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就建立保证政治体制转向民主的法治。（对这一点许多人到今天还尚未意识到。）

世界近代史中的三大政治革命，尤其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以旧秩序溃决的方式开始的。

七、

英国革命是近代史中第一场政治革命，它的爆发带有明显的溃决特征。

十七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王室已有效地削弱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君权趋向于绝对专制。对此，欧洲大陆的人民表现得服服帖帖。

但英国的情况则有不同，早在1215年贵族与国王的权力斗争中，贵族就已经联合社会其他阶层以武力迫使国王签字承认《大宪章》，确立了御前扩大会议的权力高与国王个人权力的制度；1258年国王又被迫承认《牛津条例》，使议会正式成为全国最高立法机构，国王和御前会议的一切决定必须符合议会法规的精神；这些变革使英国的民主进程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

然而十四世纪的意外事件给君主们带来了转机，1348年欧洲爆发的大瘟疫把旧的社会秩序冲击得千创百孔，国王们利用民众喁喁望治的时机，联合城市市民和乡绅压制贵族力量，使君主专制得以建立和加强。在与国王的合作中，市民和乡绅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他们是制造业和商业的主力，是早期的资产阶级。而当十七世纪那个贪得无厌的国王企图全面控制政治权力和经济命脉，严重威胁到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时，要求恢复旧日权力的情绪迅速蔓延。在此同时，王室在全国进行的宗教改革又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苏格兰人反对圣公会教义的起义。当查理一世为了镇压起义而被迫召开议会时，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提出了扩大政治权益的要求，国王和议会的矛盾迅速暴露，一场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事实上，革命爆发时并没有形成指向民主政治的完美和成熟的目标和计划；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上有地位所必须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下中层阶级和佃农追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获得丰富的食品。后来成为革命领导人的克伦威尔是个农场主和乡绅、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和议会议员，他原本就没有多少成熟的民主思想，他只是在议会抵抗国王军事威胁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军事领导人。

革命的结果事实上向着中产阶级预期的方向发展，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后，一系列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改革得到推行。但由于革命时并未制定民主政体的目标并且作相应立法，克伦威尔的个人势力顺其自然地占据优势，建立了新的独裁。

此时的英国虽然没有建立起民主政体，但革命已启动了民主事业不可阻挡的车轮，革命的作用继续影响了以后的政治进程，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也无法取消中产阶级获得的改革成果，随后，新兴的政治力量成为确立国会最高权利的“光荣革命”得以成功的政治保证。

如果没有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暴力革命，专制君主是不可能放弃专制特权的。

英国革命打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社会变革。一系列的变革，最终使英国在十九世纪确立了普选制，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八、

在英国革命之后，美国革命是以独立战争的形式发起的。

美国革命起因于英国的帝国权利与殖民地自治要求之间的冲突，起初，反英阵线对今后的政治走向也有分歧。保守派希望恢复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松散关系，政治上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激进派要求殖民地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建立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民主政体。

由于激进派的不懈努力和大陆会议的有效组织以及其它得天独厚的机遇，使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以后颁布实施的种种相关的法律，把美国改造为有史以来不同类型的新型民主国家，也使暴力革命在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为走向民主政体打通道路。

独立战争胜利后，由于法治比较健全和组织得当，美国并未在暴力革命后出现专制政治，军事领导人华盛顿既没有也难于利用暴力机器追求个人独裁，他和杰弗逊等人把美国送上了民主化道路。

美国革命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条真理：暴力和专制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有充分的准备，依靠法治建立良好的组织，暴力革命能够带来民主。

九、

美国革命刚刚结束，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革命前，启蒙运动已进行了一个世纪，上百年的启蒙在欧洲塑造了几个如同叶卡捷琳娜大帝这样仁慈的君主，不过卢梭等人的人民主权思想，在他们的思想机器中翻译成了君主对臣民的关爱，如同二十世纪直到现在有些政党常挂在嘴边的词令，只是现在叫做“为人民服务”。

这样的关系中，人民就象动物园被饲养的动物，主人想方设法使它们不愁吃不愁喝，悠闲自得，于小园中欣赏大园世界疲于奔命的人科动物，有时主人觉得它们无忧无虑地比人还要幸福，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但是法国社会溃决了。导火索竟是由贵族点燃的，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要求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而此时的法国正面临着在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民众对王室的统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蛰伏已久的第三等级的巨大力量被“三级会议”释放了出来。

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明确的总目标，没有完美的行动纲领，没有一个组织已久的新型政党，一切在匆忙中发生。混乱中惟有暴力强制能够控制局势，溃决带来了罗伯斯比尔的恐怖和拿破仑的专制。

但这次革命又不仅仅是一次溃决，启蒙运动给瞬间形成的革命者输入了人权思想，横扫欧洲的军事行动把封建主义连根拔起，并将启蒙思想带出法国，传遍欧洲，影响了全世界。

即便君主专制暂时复辟，但新的君王已找不到旧日的封建秩序，站在他们的大炮和刺刀面前的是一群摆脱了封建束缚的民众，他们的目光已不是只盯着面包，更多的视线射向大炮后面的政治权力。

1830年，滑铁卢战役的十六年后，新的革命在法国完成君主立宪；1848年，更新的革命撤掉了君主的最后摆设，法国向宪政民主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十、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落后民族也走上了寻求国家和民族振兴的道路，然而情急之下把荒唐的乌托邦当作救星。

那个臭名昭著的乌托邦始祖，在他的麻醉性强烈的作品中，早就写满了专制主义辞令，却让天真文人难辨是非，以为找到了民主的最佳模式。更多的参与者连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仅凭一腔热情，跟着谬误横冲直撞。

恶劣结果很快产生了。革命虽然有组织、有准备、有目标，甚至不以溃决的方式发生，但那些发动革命并最终掌权了的政党，它们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推行的政治措施都很有邪性。它们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善于高唱民主的调子，但从革命开始时就没有民主的具体目标，也没不想建立保证民主的法治，以至于权力均被改换了头衔、穿上了隐形皇袍的新霸王僭取了。

在这种国家中，百姓无权决定政府首脑的人选，人民象几千年前的奴隶一样由“主人”安排职业，只是这帮奴隶所在的庄园变大了，变得和国家一样大。另外，奴隶们除了种地和制造工具，又多了在田埂上和车间里进行政治学习的工作。一段时间后人们逐步发现，这帮奴隶象几千年前的奴隶一样懒，一样消极怠工；然而他们却热衷于政治学习，但不是真的喜欢政治，而是想逃避工作的辛苦。这样的国家越来越落后了。

在连续的政治运动导致一个又一个的浩劫之后，人们终于起来反对这样的政治制度。有人反得更彻底，要把革命统统否定掉，这当然是偏激的，因为带来恶果的是专制乌托邦的躁动，不是民主革命。

十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但是在历经了国共两次革命后，中国人仍然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艰难地探索着。

一些人受尽磨难、筋疲力尽，但仍坚持着寻找革命的道路；另一些人则已心力憔悴、信念动摇，转而怀疑革命，抛弃革命。不过我们只要看一下近代西方世界的革命历程，尤其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到十九世纪才基本完成民主化改造，二十世纪才变得成熟，那么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道路不算太长。

中国人也必须从无知、幼稚走向理智、成熟。摧毁一个曾经辉煌的盘根错节的旧制度，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只有革命具有彻底性。当年欧洲人摧毁罗马帝国时，用武力把奴隶制连根拔起，才得以建立稳固的封建秩序；近代西方的民主化变革则是采用了更强有力的革命手段，从而铲除了君主专制的根基。

现代中国的革命也已经使旧的专制主义遭到沉重的打击，但革命目的还没有达到，需要继续努力。

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大革命进程，只有到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才是终点。

十二、

二十世纪的革命给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带来什么变化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帝制在人们眼里已是丑陋的古董，但政党和国家元首仍是高高在上、令人肃然起敬的超人。

而八十年代之后，专制政党让人觉得是一群骗子、流氓、恶棍和无赖的组织；国家元首象舞台上的小丑，人们给他们起绰号、编绯闻，在各地奔驰的旅游车上，导游们毫无顾忌地讲着凭空杜撰的有关最高首脑们的笑话，那些笑得人仰马翻的大部分是公务员，其中几个笑歪了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可能就是公安人员，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告发导游，即使告发了也少有人管这等闲事。几乎人人都知道，专制政党的那帮骨干分子大部分不是好东西，只是还不得不天天在那儿看他们表演，看他们装扮救世主，让人哭笑不得，却恨不能一脚把这帮家伙踹下舞台。

时至今日，中国民众已在很大程度上觉醒了。大量的普通百姓都对宪政民主的政体有了认识，都知道专制统治是腐败的总根源。

中国人民已经从思想上为最后的民主化进程做好了准备。

十三、

中国社会的现状也亟待政治变革，否则，将出现巨大的溃决。

当今中国，阶级分化已经形成，各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开裂，权贵利益阶层残酷剥削和压榨民众，肆意侵犯人权，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无法维护公平正义，难以化解社会矛盾。而且政治体制严重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正在拖经济的后腿。不及时改革，社会将更加分裂，矛盾将更加激化，并必然走向溃决。

未来，体制内主动变革是最佳选择，能实现大革命最后阶段的和平过渡，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好的结局。

暴力手段的准备也是必须的。当社会秩序溃决的时候，唯有暴力可以有效控制局面，铲除专制暴政的余孽，防止新的专制势力坐大。如果放弃强有力的抓手，我们的世界将被强盗占领。

事在人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让我们为中国祈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