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蛮之:十九世纪的天真幻想和乌托邦问题

作者:超人族雨艳  于 2013-11-21 18:1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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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蛮之:十九世纪的天真幻想和乌托邦问题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政治、经济都处在进步和转化的激荡过程中,阶级分化明显,社会矛盾激烈,人心躁动。

 

经常在饥寒交迫和艰苦劳作中勉强度日的工人阶层,愤懑于自己的苦难,谋求建立公平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秩序。他们的愿望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鼎力支持,转而予以哲学和经济学加工。

 

然而,仅有良好的愿望和一腔热情,但没有洞察历史的条件,难免带来荒唐结果——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笔下,竟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幼稚、最天真烂漫的理想主义社会模式的涂鸦。

 

他们认为未来世界将发生如下进化:

 

财产公有、计划经济、人心至善、自由无边、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分工、没有阶级、没有货币、没有银行、没有犯罪、没有军队警察、科技极端发达、自然界被彻底征服、生产资源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整个儿达到狂想极限,活脱脱一个超级乌托邦。

 

这简直是幸福的天堂!就连宗教典籍描述的极乐世界也望尘莫及!让人觉得宇宙停止了危险演变,太阳系消除了寿命限制,人类幸福无边无际……

 

如此动人的设计,使许多人深受感染,特别是哪些穷困潦倒的人,整天翘首企盼这个美好时光的到来,正所谓“穷人盼造反,痴子盼天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乌托邦规划首先在鹅城着手偿试,其主要措施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加一当专政。经过数十年试验,是优是劣,暴露无遗。

 

对于鹅城历史,批评家们大多没有好感。客观上,鹅城的总体政策是失败的,幸有某些阶段性和方面性成就,才使它不至于一无是处。

 

公有制计划指令性管理方式的长处或特点,是透支能力和短期集合效用比较大。鹅城军事工业的崛起便是例子,其成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希魔奠定了基础。在战争期间,高度统一的管理能有效地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战争服务,这也是鹅城顶住希魔进攻的重要保证之一。二战之后,鹅城对他国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又使军事工业保持发达,挤身为军事超级大国。

 

但是,片面的畸形强大不是文明社会的立国基础,它充其量类似于蒙古鞑靼横扫欧亚的蛮力、或黑死病重创西方的杀伤力,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

 

全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也只适合于作为社会生存发展特殊时期偶然使用的临时手段。它就象一台抽血机,将机体的血液抽出去消耗掉,但它自身没有造血功能,长期不停地抽血,早晚会将自己置于死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鹅城过份倚重工业的政策,造成粮食供应无法满足城市需求。尸打铃却以为农民故意隐藏,进而认为只有农村全部集体化才能发挥农业生产的效益,保证国家的粮食收购。于是,计划指令性经济手段在农业中推行,集体化在农村强行实施。

 

后果已众所周知,农民遭到残酷盘剥,农业生产严重滑坡,仅乌某兰一地就有八百万人因饥饿和相关原因死亡。

 

在社会经济和其它部门,完全的计划指令同样扼杀生机。不切实际的计划使工业体系畸形发展、效益低下、大病缠身,它只能向社会输送少得可怜却又是劣质的产品。商业、服务业等部门也是同病相连,排长队购物和单调的生活司空见惯。

 

少数统治者完全计划分配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大量取消了建造社会的丰富多彩的基本关系,严重压缩经济内容和经济总量,违背了社会生存法则,造成了普遍贫困,因而自然地遭到人们的反对。

 

此时,脱离民众的统治者神经错乱地感到“阶级斗争”形势严峻。为维护统治,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高压管制,加强警察组织在社会上的渗透,鼓励亲戚、朋友、邻里和同事之间相互告发,在群众中建立密集的情报网络,从思想上、肉体上消灭所谓敌对势力。

 

尸打铃掌权时期,他将大批异已分子逮捕和处决,其中包括几十万当员。一片肃杀气氛,使民众的精神日趋颓废,社会文化严重僵死。

 

尸打铃之后,鹅城社会的僵化虽有所缓解,但思想樊篱依旧存在,始终未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鹅城已成了一个真正的怪胎,它长着一双斗殴的巨大拳头——即有着庞大的军事工业和设施,而躯干畸小——即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严重萎缩,此时它已奄奄一息,行将寿终正寝。

 

对这样的后果,鹅城内部的数理经济学派早有估计。该派学者在《论进一步完善计划与经济问题》一书中称鹅城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僵化的、机械的、呆板的体制,在所有时候与所有环节,它都被全部是预先下达的指令性指标从头到脚整个地束缚起来”,“一个头到脚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将阻碍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并迟早将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走向崩溃。”该书出版后若干年,鹅城真的崩溃了。米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说:“如果能够满足人类最起码的物质要求,那几乎肯定它(鹅城)会存在更长时间。”

 

夭旧旧夭年,鹅城历史划上句号。

 

我们回过头去考察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的本意,不难发现,人们是为了保护和完善劳动者的利益,使广大民众都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是符合人类社会来源和历史必然的想法。

 

但后来经过天真幼稚的知识分子的加工,善良动机变成了乌托邦臆想。而且在政治体制上,鹅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有严重缺陷的专制模式。

 

其实乌托邦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具体状况也很茫然,只能笼统地抛出财产公有、消灭分工、按需分配、充分自由等空虚的命题;再加点形象要素,也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的其他版本;自由也就是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明天再换一个行当;人们维持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和谐的要素,被认为是人的觉悟,即所谓未来人都具有高尚的利他思想,不计报酬地从事生产,而自己没有获取太多利益的奢望,社会自然会提供给每一成员生活所需的物资和服务。

 

乌托邦“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人,很象农家的一头蠢驴,一门心思为主人拉车,而无吃草之忧。

 

试想,人类如果在行为上没有来自于自身欲望的内在动力,而为“外因”生存,那怎么可能是生活的主体呢?那只是一部机器的零件,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许迎合懒鬼的愿望,但如果社会的发展最终有这样的结局,就意味着人类的最高目标是消灭人的个性,亦即消灭人性!这太荒唐了!!!

 

乌托邦“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精髓,是要建立一个财产公有的社会,消灭剥削制度。

 

其实万事万物普遍联系,没有一个财主是财物的绝对排他的主人,所有财物都是物质世界和社会整体的一部份,没有绝对于一切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只是有史以来,拥有财物一直是正常社会状态下享受生活的主要保证,它可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换得他人的服务,以创造并获得更多的财物。劳动价值论经典作家基于这个事实,认为资本家掌握了作为财物的生产资料才得以剥削工人的劳动;因而工人要想获得解放,必须取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工人们面对资本家穷奢极侈的生活,想起自己辛苦劳作只换得微薄的收入,从潜意识中就会蹦出遭受剥削的想法。客观地讲,这往往不是错觉;人类史上,剥削经常存在。它是制度不公、法律不全、法治缺失和人权不保的情况下,社会强势阶层运用强迫和欺骗等手段,压低工人劳务的价值应得量,即通过压低工资或类似的其他收入,使工资包含的价值,低于工人实际应得的价值的结果,其中的差价是真正的剩余价值之所在。

 

制度不公、法律不全、法治缺失和人权不保是专制社会的特征,正是它造成了社会合作和商品交换缺乏公平交易,使弱势阶层遭受剥削。因此,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总后台是专制主义。

 

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组织和参与经济活动、或进行剥削,是人类数千年历史中获取价值的最有效方式。然而,我们再站得高一点观察人类的生产关系,就可发现,利用生产资料取得价值,虽然是价值判定和取得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方法。

 

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人类历史,由于科技水平较低,社会上大部分的工作普通人都能够完成并臻于完美;社会中劳动力普遍过剩。某项工作若某人不做,照样会有其他许多人来做。谁想利用技能的优势抬高工资,又会迅速被劳动力之间的竟争压底。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生产资料就能控制工资水平。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熟,价值判定和取得的方法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坚决抵制垄断等不正当竞争的,它鼓励以产品的质量、性能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说到底,就是要求在管理和科技上竞争。公司、企业的业主和股东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对管理和科技加大酬码,对公司企业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提高工资。哪一家公司企业在这方面投入少了,管理和科技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自然较低,产品的质量性能就会逊色,竞争难免失败。

 

市场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竞争不断地开展下去,将会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和科技人员的工资,甚至使他们在生产中的价值当量,超过以生产资料来换取价值的公司企业投资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种转变开始出现。大批公司企业的经理人员,向生产资料拥有者夺取了“资本家”的美名。与此相似,科技工作者、文艺体育明星以及其他超级人才的收入也成倍增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一个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年收入数千万美元,这也已被人们所司空见惯,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一次表演和竞赛的天价收入也不足为奇。

 

有人对此现象不理解,他们把巨富的明星都当作畸型社会的产物横加指责。但这些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对之咬牙切齿、嗤之以鼻并且深恶痛绝的现象,竟是一场深刻经济革命的前兆。这场革命将使人的心智和行为技能在建造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价值,超过提供生产资料的作用和价值,并通过立法确立这个新价值观念和新价值的地位。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如今已二十一世纪了,新文明日益散发出强有力的生命气息。可依然有人用腐朽不堪的观念颤抖地压制着自己对新文明的强烈美感;他们竟然还浸泡在十九世纪的思想泥塘中,浑浑噩噩地企图航行到千里之外,不知搁浅就在眼前。

 

人类社会由个体的联合构造而成,人类个性和社会性并存的生存方式永远不会改变,这种社会的构造方式对价值的创造是永恒的。

 

这首先决定于人的生物形式。个人作为生物的存在,是一个独立的生物体。社会性必需基于生物个体。

 

其次,个性和社会性并存的双重结构,是最有利于生存的方式。社会不会因个别人的死亡消灭而残缺。社会文化即便历经磨难也不易摧毁。这个双重性的优良结构永远不能超越。

 

人类社会不论怎样发展进步,永远是公与私的结合,并且结合的方式日趋完美,既能满足社会需要,又有个人的充分自由和幸福。

 

但从反面看,人类生物个体自我决断的机能和私利需求的特点,又注定始终会出现反社会分子。反社会力量和方式将不断更新。想彻底消灭犯罪未免过于天真,善与恶的斗争永远与人类社会并存。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无足轻重,而反社会力量利用新的价值法码进行剥削和压迫,又是不容忽视的动向。

 

归纳这一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的一些知识分子曾经热切追求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天真幻想,是幼稚思想和童心捏合而成的傻帽乌托邦。

 

地球,这个在宇宙中连显微镜都找不到的颗粒,上面寄生着七十亿叫做人类的细菌,他们几乎每一个都自认为英勇无比、智慧过人,或都有藐视一切的英雄气概;他们中的激进分子扯着破铜锣的嗓子,声嘶力竭地高喊着乌托邦的口号,大有挑战上帝的气势。

 

但人类实在是缺乏妄自尊大的资本,既不能干涉遥远的过去,又不能决定恒久的未来,只有脚踏实地,用最有效的方法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明智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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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

4 回复 猪扒戒 2013-11-21 21:27
良苦用心的好文。不知有没有人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从物极必反的角度看,也
需走向更加荒谬正是回归合理的开始。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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