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蛮之：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病

薛蛮之：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病

一、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称霸东方、傲视全球两千年。然而满清康乾之后，这个文明的强势走到了尽头。

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海岸边架上几门大炮，就能迫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央帝国伏首称臣。做贯了帝国梦的华夏子孙，遭受了亡国般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的剧痛，洒泪泣血，签下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

无独有偶，那个称霸世界并率先打败中国的大英帝国，在风光了二百多年之后，便日落西山，退出了霸主地位。

纵观人类历史，盛极一时的文明总有时限。地区文明能够维持一定自然发展的优势，但不会永远领先。新文明总是在新环境或新条件下萌芽，并且在没有旧势力束缚的优势中迅速超越旧文明。苏美尔、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文明都在这个规律上走完宿命。

古老的中华文明也难逃这个劫数，到十九世纪中叶，它很无奈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此后动荡百年，国人在战乱中痛苦挣扎。期间，有志之士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何没能在清末民初的变革中走上宪政民主的强国之路？

这个问题萦绕国人心头百余年不得其解，因为这的确是个难题。

二、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同时遭到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政治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经济推行资本主义模式，国力迅速强盛。

然而，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只是片面地学习西方技术，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同今日有些人一样，不愿在政治体制的根本上动手术。所以帝国的新建设，只是搭起了有新式外壳而无钢精脊梁的脆弱大厦，这种危险建筑稍遇风吹草动便会倾覆。

过去人们往往以为，满清没有走上日式发展道路的具体原因，是由于缺乏日本明治天皇那样大权在握的皇帝，来保护和推进改良，导致保守派获胜，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其实不尽然。

从表面上看，十九世纪中叶后给中国的机会非常良好，西方国家尚无健全的专利和保密意识，引进科技和引进民主制度都几乎是无本生意。满清王朝丢失了这个机会，似乎很让人婉惜。

但是，使中国坐失良机的真正原因，除了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外，更主要是推行君主立宪制，终将危及满清皇室的生存。这是当时的中国区别于日本的关键所在。占人口极少数的满人以皇帝和贵族的身份在汉人为大多数的中国推行议会民主，不等于自掘坟墓吗？小孩子光绪不懂此道，但八旗贵族和慈嬉心里十分清楚。虽然慈溪一度默许了光绪的改良动作，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实已“出格”，必将动摇满清的根基，这当然是非镇压不可的。

历史条件决定了满清只能片面引进西方技术，不可能全部引进先进文化，这是败亡的伏笔。

至清末，日益腐败的清廷摇摇欲坠。在政权内部，无能的满清皇族已不得不将军政大权交给汉人掌管。在外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长期斗争，已在全国播撒了革命的种子。清庭灭亡已成定局。一九一一年，数百名士兵在武昌发动起义，立刻得到全国的响应，清朝土崩瓦解。

三、

然而，满清政权的崩溃仅仅是一次溃决。中国能否走向宪政和民主，当时就是个变数。

社会变革的成功要素，有两点是比较关键的：一是具备变革的条件，包括组织条件、文化基础、社会状况和历史机遇；二是掌握变革的技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当时中国，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

满清政权的崩溃，并非出于覆盖全国的、强大并成熟的革命性政治集团很有组织、很有规划、很有策略的统一行动，溃决的结果是孙中山革命党与袁世凯北方军事集团的分裂。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随即被各自发展起来的诸多军事集团割据，分裂继续扩大，溃决严重恶化。

军事冲突造就军事强人，孙中山病故后，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节节胜利，新的铁腕人物——蒋介石——崛起了。

老蒋也曾是个崇尚西方民主政体的热血青年，但早年的军政生涯中多次遭到军阀的排挤，使他领悟到：要在中国的政坛上发迹，必须依靠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这与汪精卫相比，在权力斗争中多了胜算；但对于民主大业却是一个损伤。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始终处在激烈的内外矛盾和军事冲突中，没有建设民主政治的条件，终使孙中山关于“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战略规划落空了。

中国进入了新的专制时代。

四、

专制主义反复不止的复辟，已成中国革命的噩梦，这或许是历史的必然。

因为中国是个东亚病夫，病了数百年，病根藏了几千年，根深蒂固，所以疾病难免反复发作。治愈顽疾需要长期的、分阶段的、多方面和多手段的治疗。

看看中国的病因我们不难理解上述判断的道理。两千年以来，儒、释、道中蕴涵的科学内容和真理性质得不到发扬，负面影响却成了文化主流，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各个角落。

（一）、专制文化异常发达。

禁锢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以其“君臣父子”的道德准则极力推崇君主专制和家长制。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影响巨大的著作，铺天盖地介绍着专制文化案例，向人们传授专制政治的方式和专制体制下争权夺利的生存技巧。

社会关系中，几千来百姓习惯于将自己交付给强人，政治上唯命是从，世俗生活中任由统治者和家族首领摆布，经济活动、婚丧嫁取均很少自主权。甚至连日常生活中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蓄什么发、穿什么衣、住什么房、用什么家具等等生活细节均有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定。

在社会经济上，农业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无需农民谋取政治权利，人们安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其他都交给强人去办。

而专制政治迫使人们投靠各级当权者的人际关系模式，必然伴生恶性社会关系，使社会生存之要素本未倒置。在专制体制下，通过“关系”谋取私人利益往往比实际创造财富的活动更有效，这使人际关系的文化重于科学和技术。阿谀奉承、网罗亲信、权钱交易等编织人际关系所需的性格和技巧成为生存生活之首要。此即古代中国没有象民主气氛浓厚的古希腊那样形成科学的分类发展，而只有人文科学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古典文明末期的明朝，介绍为人处世技巧的理论书藉依然不断地被撰写出来，《菜根谭》、《郁离子》、《醉古堂》等著作至今仍有影响并指导生活。但它们的反面是加强了腐朽文化的技术和行为准则。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描述一九二二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时写到：“当政者往往视金钱与权力为自身与国家的根本，而置文化问题于不顾。”“画家穷困而死，收藏家则收购他们的遗作，却自夸为慈善之举。”

直至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每一个汗毛孔中都散发着专制文化的气息，是彻头彻尾的专制文化人。

如果当时突然取消社会管理体系，让中国人自建社会组织，你会看到北京的皇宫里不久又住进了新的专制帝王。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及其建立的政权，多次演习了这个规律，可谓本性难改。

无独有偶，俄国十月革命前，斯托雷平政府推行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力图使俄国与西方先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达成一致。但俄国农民长期习惯于生活在沙皇时代的传统公社中，市场经济打破了习惯的安稳和舒适，“他们有一种‘宁可全部土地归沙皇，只不要归地主的观念。”

一九一七年二月，心怀不满的俄国军人们——这帮“穿军装的农民”——发动起义，推翻了刚刚起步的市场经济和走向民主政府。这就是旧文化的力量。

（二）、“儒释道”消极保守的生活态度，造化中国人严重保守的性格。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崇尚古典道德，提倡师古人、敬鬼神，反对创新。中庸之道对于革新即是保守。

深深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佛教，要求人们清心寡欲，教人满足于现状，忍受艰难困苦。其轮回转世论说被从负面解释，就是视文化存在为既定不变的不断循环。

道家则消极之至，要人一味清静无为，服从自然，认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提倡“小国寡民”、“人至老死、不相往来。”

罗素在二十世纪初来中国后发现，“进步和效率，中国人除了受过西方教育的以外都不以为然。”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对中国人的保守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众所周知，中国的工匠极不愿采用新式的方法，但最保守的恐怕还要算以下这几个砖窑里的工头们了。他们被雇请为外国人烧砖，砖窑里的一切财产均属于外国人而非他们自己所有。由于有条件造出一种比当地流行的砖更大一些的方砖，外国人便吩咐他们按新规矩来做。其实，烧这些方砖所需的仅仅是准备一个特定尺寸的木匣子作为模子。结果，当外国人要用这种方砖，发现砖却未烧出来，于是便召集几个接受吩咐的工头来询问，让他们解释一下缘由。谁知这些工头公然声称拒绝作出这样的变革，并振振有词的说：‘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模子。’”

这些中国人真是保守到了可笑的地步。

（三）、专制文化使中国人形成了严重的奴隶个性。

人们唯命是从，不敢超越陈规，不要创新，鄙视创造。人格千遍一律，个性严重不足。

明恩溥描述外国人对十九世纪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随处可见的中国人，毫无什么个性可言，成群的中国人看起来，与草窝里整窝的蜜蜂，地面上的成堆蚂蚁，空中飞舞的黑压压的虫子简直就没有什么两样。”

奴隶当然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才能。因为个性会使人要求权利，产生创造欲，不循规蹈矩。而奴隶必须严格遵守约束他们的行为规范，既便不愿意也不能丝毫地越雷池一步，这便养成了墨守成规的性格，几乎对一切都没有创新的要求，而且觉得维持旧法是天经地义和不可改变的。

历史中，奴隶制曾经是阻碍科技发展的绊脚石。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论述奴隶制与技术发展的关系时指出：“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

渗透于中国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专制文化和消极保守文化的广泛影响，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人们因循守旧的顽固性格和不可救药的奴隶个性，通过数干年的造化，最后使中国人的性格、智商大为逊色。

这样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几乎就是多种绝症的综合患者。

想要治愈旧中国的这些顽固疾患，没有高明的医术是不行的，不下良药也是不行的。

这需要正确的政治导向，需要战略规划、严密组织、法律完备、法治先行、政策得当，以及需要实施这些措施的强大社会集团或力量。

五、

可惜，病人没有遇上好郎中。

青天白日走后的六十年，国人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前半段，极左的药方象巫婆的蛊毒，阶级斗争手段被当做经济发展的激素，弄得全社会歇斯底里严重发作。又像针对癌症的化疗，虽然妖魔鬼怪杀死不少，但社会和民众也被毒了个半死。

后半段，极右的药疗如同炸开黄河大坝缓解干旱，虽然土地滋润了，但城市和村庄全被淹没。又像同时打开撒钱的魔盒与潘多拉的盒子，虽然经济有了发展，但妖魔鬼怪全部放了出来，邪恶横行、戾气四散，社会严重腐化堕落，弱势民众照样不得好死。

但国人还是满怀期待，相信是药三分毒，善良的民众习惯于往好的方面想。毕竟GDP起飞了，腐败可以暂时容忍，污染可以勉强适应。

国人也知道用什么药方能够治愈国病。

只是担心，这个国家会有好郎中出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