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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孙大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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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1997

　　近年来，我阅读了许多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类似纪实文学的作品。我发现，书中大都是描述和再现了当年国民党各级官兵在历次战斗中的过程和一些指挥方面的细节，却没有一本专门论述和探讨国民党军队是如何遭到多次大失败以及对历次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的书籍。而这类属于高级反思的军事历史书籍在西方英美以及日本、德国等二战参战国中早已经出版无数次了。尽管前苏联在二战初期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可是至今也没有见到一本严厉尖锐的反思自己失败原因的专门书籍，尤其是以斯大林为主的苏联最高领导层所犯下的各种严重的政略和战略失误更无人专门去论述。泛滥于前苏联以及全世界的各种前苏联军事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是叙述和论述苏军是如何英明的打败德军的，而自己失败的经过往往只是一笔带过。为了在我们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避免前苏联的这个极其愚蠢的历史学模式，我用了二年时间结结巴巴的涂抹了这本小书。

　　借此机会声明，本书中的任何观点都是属于纯军事学范畴，希望读者和专家从纯军事学角度予以批判而千万不要和民族及政治等问题混同起来。

　　应该指出，我们民族经常有令人不理解的现象发生。九十年代以前，各种书籍一致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作战经过，这几年却又众声和唱国民党军队的英勇和辉煌，而在这一正一反的宣传热浪中却很少有人依据中日双方的原始史实和原始史料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和历次失败战役的原因进行客观的系列性的研究和探讨。而今天的我国的民众以及各阶层的知识份子、军区之中，而始终发现不到有关的历史史实的原因和真相。从而，我们民族也就始终无法形成群体性的高度科学，高度智慧般的历史思维系统。就好比一个人在经历了一场洪水的灾难之后，开始，他总是宣传洪水是如何如何厉害，后来，他又总是宣传自己是如何如何的顽强有力而从洪水中逃生。他就是不去寻找洪水发生的原因和总结水利保护设施有哪些不足。而这样下去，他将会在另一次的洪永中遭受灭顶之灾的。

　　这本小书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我肤浅的智慧去寻找挖掘国民党统帅部在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战略方面的某些失误的原因，以试图让今天的人们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并逐渐改变国人的传统的历史思维方式。更有一点的是借此机会以真实的历史事实告慰于历次失败战役中牺牲的无数名朴实而勇敢的国民党下层官兵们。

 

第一章　“八·一三”淞沪会战

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1997

一、大战之前

二、进攻

三、防御

四、撤退

五、五十九年后的反思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二日在中国的上海，中日两国共动员了100万军队，（日本方面为30万人、飞机400架、大炮300余门、战车近400 辆、军舰近40艘。我军方面为70余万人、飞机100架、大炮近100门、战车几十辆、军舰几艘）双方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生死搏斗。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顽强抗击日军达三个月之久，致使日军伤亡四万余人。战役后期，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突然登陆打击中国军队的后背，致使中国军队集体溃退从而输掉了这次会战。同时，我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伤亡10万人以上。本文兹在探讨和总结当年我军在此战役中失利和失误的各种原因。

 

一、大战之前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两国在我国华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从此，中日两国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战争对抗。

　　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七年用武力侵略我国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就推行其扩张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我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及各个党派团体团结一致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反抗外族入侵的一个光辉传统的发扬和光大。

　　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八月间，正当华北大地硝烟滚滚的时候，在中国华中重地──上海，也孕育着一场更大规模的生死搏斗。六年前，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日两国在上海曾经发生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我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奋勇还击。全国及上海广大民众踊跃支援我军的正义行动。日军受到我军的有力打击而不能前进一步。不得已，日军从黄浦江岸对我军的左翼做突然的登陆打击，我军便面临着危险之中。万不得已，我第十九军从上海撤退。

　　出于各种原因，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屈求全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不平等的协定规定，日本政府可以在上海派驻一定数量的海军舰只和一部份的海军陆战队，而中国政府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不得派驻军队，只能由中国的保安团队和警察来此地维持地方秩序。

　　 “一·二八”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就预见到了中日不免一战。为了在未来的战争期间保卫大上海和首都南京，我统帅部在其未来的作战计划上就规定了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初，我军要以优势的兵力一举攻击上海，扫荡和消灭驻扎在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攻击我华东地区和我首都南京。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在上海到南京之间和上海到杭州之间构筑了大量的国防工事。其中最主要的有吴福线（苏州－福州）和锡澄线（无锡－澄江），在南京附近也构筑了两道防御工事。

　　在一九三六年，我统帅部还任命张治中将军为京沪警备司令，秘密主持制定未来中日战争初期的进攻上海日军据点的计划。张治中当时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他是秘密主持这个新组建司令部的工作。在他主持制定的未来作战计划中，规定在战争刚开始时，就以优势兵力突进到上海，一举扫荡和消灭日军的据点，以防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为此，张治中在一九三六年，就将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36师宋希濂部、第87师王敬久部和第88师孙元良部以及炮兵笫8团和炮兵第10团秘密布防在苏福线和锡澄线附近。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张治中立即从青岛疗养地返回苏州，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同时，他请示蒋介石将第二师补充旅一团的官兵化装为上海保安团队派驻到上海的虹桥和龙华飞机场加强警戒，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当何应钦知道了这件事后，拍着张治中的肩膀说：“老兄，你这个举动可是要出大事啊！”

　　几天之后，何应钦的担心得到验证。

　　八月九日，日军海军中尉大山勇夫骑摩托车欲闯进上海虹桥机场，（日军似乎已知道了中国军队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被化装的保安队士兵开枪打死。第二天，中日双方就此事开始了交涉和谈判。日方代表以此借口要求我军化装的部队撤出上海并拆除上海市区的防御工事，我军予以拒绝。

　　八月十一日，日军海军第三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各港口，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四千余人）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上海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

　　八月十一日下午九时，张治中在接到南京统帅部下达的进攻命令后便将早已集结好的我军第87师、第88师和炮兵第8团，第10团连夜推进到上海市区和黄浦江一线。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规模的淞沪战役打响了！

淞沪会战示意图

淞沪会战示意图

 

二、进攻

　　八月十四日，我军向日军据点虹口和杨树浦等地进行猛烈攻击。（中途又遵照统帅部的命令中止了两次进攻）张治中决心在日军援军登陆之前拔除日军的各个据点。我军官兵士气高涨，冒着日军密集的炮火攻击前进。日军在道路上设置了坚固的障碍和坦克火力点，致使我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我军官兵不怕牺牲，仍然勇猛攻击，先后攻占了日军的多处外围据点。八月二十日，我军一度攻占了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租界。但是，由于日军的据点全系钢筋水泥的楼房，坚固异常，我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日军又以及其密集的火力阻拦扫射我军，加上黄浦江面的日军兵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我攻击部队，不得已，我军只好从汇山码头和杨树浦租界退了下来。

　　尽管我军没能达到预期目地，但是我军官兵的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足以让日军胆颤心惊了。请看第36师宋希濂师长的回忆：

　　半夜12时，攻击开始。第一营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途中必须冲破唐山路和东熙华德路的日军防御工事。敌军躲在四五层高的楼顶上，居高临下，对我军进行俯射，阻止我军前进。相持了一个多小时，胡家骥团长下令：“不顾一切牺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于是我军官兵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进行逐层争夺战。由于我军官兵视死如归，凭着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冲过唐山路。胡团长身先士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部队继续冲击。他的两个卫士，一个叫胡正林的光荣牺牲，一个叫喻感东的身上中了两弹，他自己也五处负轻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因此又连续冲过了东熙华德、百老汇路，直逼汇山码头。残余的日军支持不住，争相逃窜到外滩外白渡桥，向桥南英军投降。我军乘胜追击。但抵达汇山码头的部队，无法摧毁坚固的铁栅门，进攻受阻。胡团长首先爬上铁门，士兵相继跟进。然而由于遭到侧面日军的猛烈炮击，我军官兵许多人壮烈殉国。仅汇山码头一战、我师伤亡570余人。敌军除一部份向英军投降外，死伤也不下 400余人。

　　八月二十三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统帅部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军第11师团在30多艘军舰的炮火掩护下，从我军左翼的狮子林和川沙口登陆，向宝山、月浦和罗店的我军阵地进行猛烈的攻击，我军只好抽调了刚刚赶到的第11师和第98师与该地的日军作激烈的争夺战，与此同时，日军第5师团从吴淞铁路码头处登陆。晚上，日军攻击蕴藻浜，被我军击退。

　　从此，形势发生了变化，日军从被动挨打变成了从多处对我军进行猛烈攻击，而我军则从主动攻击变成了被动地阻止和堵防多处日军的登陆后的进攻。日军的兵力愈调愈多，共登陆20余万增援部队，并携带大量的重炮和坦克装甲车，并还有几百架飞机的大力支援和几十艘军舰上重炮的火力掩护。我军呢，虽然先后抽调了70 多个师、共70余万人的部队（几占全国军队的一半）但是我军装备落后，飞机、坦克、重炮少得可怜。因此，从现代化战争的角度来讲，我军处于劣势之中，甚至可以说，处于明显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在战略策划和战术指挥方面稍有不慎，便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局面。

　　遗憾的是，后来的我军正是在这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并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十一日，我军在罗店、月浦、宝山、吴淞等地同登陆的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陈诚担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罗卓英的第18军、胡宗南的第1军和刘和鼎的第39军在我军的左翼罗店－月浦－宝山－吴淞一带作战。张治中担任第9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正面即上海一线的作战。张发奎担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几个师在浦东一线防御日军登陆。

　　这期间，双方在罗店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拉据战。罗卓英指挥第11师、第14师、第67师、第98师从罗店的东西两侧夹击日军，企图将日军赶下黄浦江。而日军火力炽烈，重炮凶猛，并在飞机和海军重炮的支援下攻击罗店，志在必得。双方你来我往，反复多次，战斗极为残酷，场面极为悲壮。请看国民党第18军第11 师营长林映东的回忆：

　　罗店为通宝山、上海、嘉定、松江口几条公路的枢纽，极为重要。我师对此改变了部署，以第65团和第66团进攻罗店，第62团协同测河附近的第67师进攻月浦。师长彭善亲临指挥，以劣势装备攻击武器精良的敌人，官兵激于爱国热忱，同仇敌忾，士气极高，勇敢非常，与敌殊死搏斗。我师伤亡很重，全师阵亡营长四人。团长李维藩为国捐躯。敌人在发动攻势之前，总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以飞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一阵，再升起气球，指示海军和陆地炮兵第二次炮击，然后步兵才在坦克掩护下向我阵地进攻。我军制胜的法宝则是利用夜间控断公路，埋设地雷和集捆手榴弹，设置多种障碍物，纵深配备，埋伏两侧，不断袭击其哨兵，待其战车上来，使之陷入深坑然后与其车后跟进的步兵拼刺刀、拼手榴弹、拼肉搏。这种歼敌战法，屡试屡效。罗店、月浦、浏河以南的敌人，想达到预定的目的，经常出动相当兵力攻击我阵地，统被击退，形成拉据战。有一次，敌人出动很大兵力，攻击我师正面，在海空军掩护下，来势很凶。我则利用不露头的交通壕隐蔽待敌近时，与之肉搏。敌步步进迫，与我军扭打成一团，敌我不分、尸满战壕。倾刻之间，我师八次补充连排长，有的连仅存官兵10余人，但仍坚守，阵地屹然不动。这一战，我团消灭敌人致少有两连，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其它各团和友军收获也大，使敌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线的中国部队是中国特强的部队。我师战斗三个多月，四次补充兵员，伤亡营长18人，连排长大部，士兵不计其数。

　　罗卓英指挥的四个师在罗店一直坚持到十一月的最后撤退。部队在防守期间补充四、五次，伤亡之大，可想而知。用黄维师长的话来形容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

　　除了我军在罗店激战之外，胡宗南的第1军的两个师在扬行、蕴藻浜和红家桥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战。日军的炮火凶猛异常、步兵反复冲击我阵地，我官兵不怕牺牲，誓与日军决一死战，几乎每个阵地都经过反复的争夺，日军付出很大的伤亡也未能取得进展。但是由于我防地狭小，又无坚固的工事，特别是黄浦江日军兵舰的炮火对我军的威胁太大，几天的战斗下来，我军的伤亡也很大，两个旅长负伤，两个团长阵亡，营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高达80％，而军长胡宗南却从不向上级诉苦。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知道后通知胡宗南将部队撤下来，胡宗南这才告诉顾祝同：“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

　　我第98师在月浦和宝山一带与日军的激战也悲壮甚烈，第1营姚子青营长率部死守宝山县城，全营500人壮烈殉国。在月浦防守战中，我官兵顽强无畏，利用简单的工事杀伤敌人，使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但因敌人15厘米榴弹炮火太盛，我们工事不能抵挡敌人的重炮。全师官兵伤亡达4960人，阵亡团长一人，阵亡连排长200余人，部队经过了三四次补充，后方补充的官兵随时补入前线，拿起武器，立即上火线，有的人负伤住院后还不知道自己部队的番号。尽管如此，官兵们仍然没有擅自后退的，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九月十日，日军主力在飞机重炮的支援下向吴淞方面猛烈攻击，我第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敌人突破，我军退到月浦、扬行新阵地，因此我第9集团军的左侧背受敌人威胁。九月十一日上午，敌人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攻，我军拼死抵抗没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我军被迫退到河西岸固守。下午，我第三战区长官部发布转移和调整战线的命令。我第9集团军转移到了北站、江湾、庙行、蕴藻浜右岸一线占领预筑阵地，我第15集团军转移到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之线的预筑阵地。

　　从此，我军官兵转入了防御的态势，战场的主动权无可奈何的落到了日军手里。

　　几十年之后，当年参战的我军官兵对于战争初期我军以优势兵力也仍然没能攻占和消灭日军的几个据点进行了反思和总结，综合起来，原因有以下几点：一、进攻的时间一拖再拖，以致让日军有时间进行布防；二、日军的据点是钢筋水泥的楼房，坚固异常，我军又缺少平射炮，而后来的野炮发明为平射又未出现；三、步、坦不知协同，结果进攻的坦克全被日军的火力消灭；四、日军兵舰的炮火猛烈，阻碍了我军的进攻；五、我军在战术进攻方面和步兵攻坚方面缺乏研究和训练。

　　以上的各点，无疑是对的。

　　但是，今天来看，我军当初既使攻占和消灭日军的据点，清除了上海的全部日军海军陆战队，日军的增援部队在有力的海空军的配合下仍然会轻易地在沿江沿海登陆的，日军绝不会白白丢掉四千多人而不报复的。而我军空军力量弱小，海军力量近乎于零，要想阻止日军的登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我军没能消火日军的据点是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了。而几十年之后，张治中先生在回忆录中为因统帅部延误战机而没能拔除日军的据点而再三扼腕长叹也是大可不必的事情了。

　　在这里，有必要谈谈张治中先生。

　　在战役的头一个月中，张治中实际上是整个战场的总指挥，统率近十万大军。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才能，而且在几十年之后他仍然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为在战役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训斥而感到大受委屈。

　　其实，蒋介石的训斥是很有些道理的。因为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的日子里，由于日军的增援部队登陆使得淞沪战场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日军仗着优势的炮火对我军各处阵地进行反复的攻击，我军各前沿阵地均出现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总指挥张治中不是稳坐在指挥部里审时度势，纵揽全局般地指挥全局，而却常常脱离指挥部跑到某个前沿阵地去督促某个部队作战事宜。其结果是不仅前线的各部队长找不到他，连统帅部和蒋介石也常常找不到他。在这种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总指挥张治中的这种指挥方式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当时我军的通讯线路常常中断，上下级联络不上，这时候，张治中更应该守在指挥部中密切注意各方的动向，想方设法与前线取得联系（还有通讯员呢）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战争中一个高级指挥官所具备的素质之一。 [ 注：苏联卫国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总指挥伏罗希洛夫也常常地跑到前线去督战部队，结果愈打愈糟。斯大林果断地撤掉伏罗希洛夫换上朱可夫，局面方有了好转。 ]

　　那么，张治中为何这么做呢？

　　今天来看，张治中在当时是以一种传统的、落后的、过时的指挥方式来对待这场现代化大兵团般战役的。面对拥有现代化的海陆空武器和现代作战方式的世界最优良的军队，张治中却仍然以往常指挥国内战争的传统方式（如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的战争）来指挥我军与日军作战，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今天来看，张治中在那场战役中实际上只是起了一个战地督战官的作用。不客气地讲，充其量张治中只能做个师长级的指挥官。

　　有意思的却是，张治中在当时还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职务，负责培养各级军官的工作。从张治中的这种情况来看，当时国民党军队，从高级指挥官到下级连排长，甚至包括统帅部，都存在着这种传统的落后的非现代的战争观念。

　　其实，今天的我们也不应该苛求于张治中。在淞沪战役爆发时，我国的军队武器装备落后，飞机、大炮和坦克少得可怜，军队的构成只是单一的步兵兵种，这种结构的军队如何能发展出现代战争的观念呢？

　　所以，在一九三七年，我军只能以落后的作战方式和落后的武器去对抗现代化的日军。

　　可是，我不禁要反驳自己：做为当时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育长，难道在大战前夕就没有兴趣来关心和研究一下别国军队（尤其是敌国日本军队）最新的战略战术和立体战法吗？ [ 注：要知道，当时，欧洲各国军队已经接受和推行了以飞机和坦克为主体的现代战争新观念了。 ]

　　除了张治中，别的人又如何呢？比如自崇禧、程潜、陈诚、李宗仁等等，甚至包括蒋介石，这些统帅部的核心人物有没有关心和研究别国军队的最新战法呢？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蒋介石训斥了张治中之后，张治中怀着十肚子委屈而辞去了第9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从此不再带兵。十二年之后，作为国共和平谈判首席代表的张治中脱离了国民党阵营而加入到共产党的阵营并时常参与中共政府的某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张治中也时常接触毛泽东，并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般小事而絮絮叨叨地向毛泽东提一些意见。至于毛泽东采纳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三、防御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十一月四日，是我军在淞沪战场的防御阶段。在这个阶段初期，我军的防御地域为北站－江湾－庙行－罗店以南－施相公庙－浏河一线。九月二十一日，我统帅部指示第三战区对淞沪战场做调整部署，整个战场分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指挥第8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指挥第9集团军，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指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其中右翼军主要负责浦东和杭州湾一线的沿海防御；中央军负责对上海方面的作战；左翼负责浏河－罗店－大场一线的防御。

　　整个十月间，双方作战重点均在我军左翼军方向。

　　日军的作战企图为，以三个师团向大场镇攻击，第11师团进入杨泾一线，掩护其侧面；以第13师团作为第二线，等主力攻击大场镇后进入苏洲河一线向南推进以对上海北面的中国军队予以包围，继而攻击南翔。

　　到十月初，日军的增援部队以从我军左翼陆续登陆，共计有20万人以上。

　　我方也陆续增兵，平均一天到达一个师，共计有七十多个师，约70余万人参加了战役，加上战役期间补充人数，共约100余万人。占全国兵力的一半左右。其中蒋介石中央军的王牌部队罗卓英的第18军、胡宗南的第1军均放在了战斗最激烈的我军左翼方向。

　　九月二十八日，日军向我军阵地发起第四次总攻。

　　九月三十日，我军左翼施相公庙正面的敌人使用了第11师团主力和台湾派遣军一个联队对我军第51师阵地发动了较大的进攻。敌人先用飞机大炮对我阵地反复轰炸了数个小时，黄昏后，开始强大的步兵进攻。主要突击方向在公路两侧。我第306团邱维达团长指挥战士们沉着冷静，等敌人步兵进到有效射程时，邱团长一声令下，我步、炮兵一齐开火，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敌人大都葬身火海之中，战斗持续到天亮，消灭了许多敌人，我军伤亡也不小。

　　在同一天，我第51师侧翼的第77师防守的万桥、严宅被敌人突破。敌人接着又突破我陆桥、刘家行阵地，我第57师派部队反攻，一度夺回陆桥，后又被日军反攻夺回。我军被迫向蕴藻浜南岸的陈桥、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之线转移。

　　十月二日拂晓，日军第9师团在飞机和战车支援下，攻击我军在蕴藻浜陈家行到唐桥站间的阵地，我第8军接替第87师阵地与日军主力相遇，经过两天激战，双方损失都严重。敌人第3师团方从后面增援上来，攻击我第8军税警总团的左翼部队，致使我税警总团阵地突出，三面受敌、损失很大。但是我官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必死决心与日军拼死战斗，展开残酷的肉搏战，我防守严家宅的官兵全部牺牲。十月四日，日军又以飞机、大炮、坦克开路向我军发起三面攻击，激战到十九时，肉搏数次，我军伤亡惨重，难以支持，上级遂命令第8军撤回到右岸主阵地继续固守。

　　十月七日，日军第3师团和第9师团向蕴藻浜北岸我第8师陶峙岳部防守的黑大、黄定、以及胡宗南第1军防守的亦房等地开始强渡对我军进行攻击。我军英勇抗击，激战数日，互有伤亡。打到十月十一日，该方向的敌人又继续猛攻。并集中兵力和火力企图突破我军的大场阵地。大场阵地十分重要，一旦被敌人突破，我第9 集团军将被切断退路，浦东的我军也要受到威胁。有鉴于此，我军防守大场的部队第15师、第36师、第26师和税警总团第一旅的官兵拼死抗击，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杀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双方反复争夺大场和蕴藻浜附近的阵地，互不退让。由于日军拥有强大的海空力量，我第一线的税警总团兵力逐渐消耗，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阵地显现危险状态。蕴藻浜河防于十月十六日被日军突破，税警总团奉命撤到大场附近休整。税警总团第4团上校团长孙立人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晋升为第二支队少将司令官。八年之后，孙立人担任国民党王牌军新1军军长。

　　我第36师部队接替了税警总团的防御阵地与日军继续展开激烈殊死的搏斗。第36师防守阵地不到二公里，虽然阵地坚固，可是前后重迭密集，在敌人炮火轰击中增加了伤亡。上海附近地下水位高，挖不到一米深，水就大量涌出，官兵们只好站在泥水之中与敌作战。许多老兵不愿呆在满是泥水的战壕中，便趴在战壕外面因此而遭到不必要的伤亡。由于日军炮火猛烈，我军部队白天不能升火做饭，常常在晚上才能吃上一顿饭。伤兵也只能在夜里逐渐地转送下去，伤兵因此而被耽误了伤情。后方补充的新兵也只能在夜间补到阵地，许多新兵连部队的番号都不知道就牺牲了，更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第36师在整个战役中，共补充四次，战役结束后，全师共伤亡官兵一万二千多人。

　　十月二十日左右，我第36师因消耗太大，奉命撤到后方休整，我第19师接替了第36师的防务。第19师装备落后，每连只有轻机枪六挺，重机枪为汉阳兵工厂造的老式三十节式，步枪则五花八门，其中一半为国产造的老式步枪。常常发生故障。但是全体官兵斗志昂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敌人拼手榴弹、拼刺刀。战斗几天之后，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而敌人的进攻却更加猛烈。一天之内反复冲锋一二十次。第19师伤亡过半，有的连队仅存20余人，但是阵地仍然没有被敌人突破。可见我军官兵的斗志是如何的顽强与坚韧。

　　十月中旬之后的一天，第19师55旅113团郭家牌宅阵地被日军炮火摧毁。阵地失陷。团长秦庆武收集残破部队连夜夺回阵地，所剩官兵不足二个排。次日拂晓后，我守军与优势日军反复厮杀，秦团长及全体官兵壮烈牺牲。

　　十月十七日，我第43军第26师从贵阳匆匆赶到，立即开到大场第一线，与日军展开血战。

　　第26师装备简陋，一个连只有三挺轻机枪、五十多支汉阳造步枪残破不全。有的没有来复线，有的枪机用麻绳拴着，以防丢掉。但是全体官兵爱国心切，誓于日军拼死一战，与优势日军拼搏厮杀，浴血苦战。战场上到处是尸体、树枝上挂满了残胳膊断腿。一个连长说：“我身经百战，没见过这样激烈残酷的战斗”。许多战士们握手榴弹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一位姓何的营长用大刀砍杀日军后壮烈牺牲。

　　这场战斗，第26师损失巨大，四个团长中阵亡二个、十四个营长伤亡十三个、连排长伤亡240余名、全师5000人，换防后，连炊事兵、后勤兵在内，只剩600人。战役之后，这个地方三流师被上级评列战绩时被名列为第五名优良部队。

　　十月二十五日，日军突破真太公路，二十六日攻陷大场，我守军第18师朱耀华师长自杀殉国。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军自杀牺牲的第一位师长职军官。这种与阵地共存亡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崇敬！

　　在我左翼军与日军激战的同时，我中央军与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十月中旬，中央军所辖的第17军团胡宗南部在昆山作整补之后又调到了蕴藻浜、陈行、大场一线同日军开始了第三次作战。这次战斗比头二次战斗更激烈、更残酷。团长伤亡二人、营连长仅存几个人，全军伤亡高达80％以上。第17军团第1军的营长贾亦斌几十年后回忆说：

　　我们在这个阵地坚守了20多天，与日军展开阵地战。上海的地下水位很高，挖不多深就冒出水来，上海人民给我们送来了许多有钢板面的木板子，派上了大用场。见到我们在阵地上无法烧饭，又送来许多饼干等食物，使我们深受感动。那些日子，白天日军放出汽球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成了日军海陆空军的活靶子，天上飞机轰炸，水上黄浦江面的军舰乱轰，陆上的步炮兵也不断地发起强大的攻势，每天我营都有许多官兵牺牲在阵地上，连尸体也运不下来。白天难以活动，我就晚上带着官兵爬进战壕，搬开官兵的尸体，腾出地方连夜抢修战壕，以便第二天继续与日军对抗。我对官兵们说：“弟兄们，要趁着夜晚，赶快挖好战壕。我们胜利了，这就是我们民族复兴地，如果我们牺牲了，也就是为自己准备好坟墓”。大家都抱有必死的决心。

　　尽管我们同日军相距仅几十米，日军却一直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就着我们挖战壕，不断接近我们阵地。我们就用绑腿带子把手榴弹捆成一束一束向日军战壕投去，阻止了日军的进攻。20多天下来，我营原来400多人只剩下100多人了。

　　胡宗南第17军团第1军第78师营长严映皋几十年后是这样回忆的：

　　第二天上午，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我塘西宅、塘北宅、北赵家角等地进攻。被我军击退。下午又来进攻，炮火更加猛烈，我军伤亡很大，第一营营长周发进阵亡，塘西宅被敌占领。我派第五连前去增援，不到十分钟全体阵亡，北赵家角也陷入敌手，致使塘北宅三面受敌。防守该地的第三营顶住了敌人的连续进攻，但活着的已没几个人了。团部命第二营去接第三营防务，在第二营未到达防地之前，有四五十名日军，手持太阳旗大模大样地向工事一片废墟的塘北宅前进，这时我工事内只剩下一个山西兵，他毫不退缩，瞄准敌人连打五枪，敌人一时摸不清虚实，退回去了，等我营赶到，日军已退走了。后来这个士兵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上海是河网地带，海拔低，挖一公尺的战壕就有半公尺的水，士兵身手上沾满泥土，连枪机都打不开，敌人是飞机大炮，我军全靠大刀、手榴弹，部队就吃亏挨打。

　　那些天中，敌人还是以大量大炮轰击我交通线，妄图使我伤员下不去，给养、弹药和增援部队上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各人民团体和大、中学生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进行支前工作。他们不仅捐募了大量物资，还收容医治了许多伤员。在战火中，许多青年学生光荣地为国捐躯。后来，翁照垣的广西部队来接替我们的防务，我团开到黄渡整补。

　　严映皋营长领着残部撤到后方整补去了，他在几十年之后才知道，接替他们阵地的广西部队，只打了三天，部队就打光了。

　　在防御阶段，我前线平均隔四、五天就要轮换一个部队。一个师上去，四、五天就打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后勤人员，后方医院中，每天接收伤员四、五千人，还有许多伤员躺在战场上运不下来，拖了几天就牺牲了。我军伤亡之大，是今天挤坐在上海外滩长椅上的四、五对红男绿女们所想像不出来的。（你没看阿拉正忙活着么，哪有时间去想那些八百年前的事！）

　　另外，在防御期间，我军还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局部进攻。

　　十月下旬，桂系的第7军、第31军的六个师到达淞沪战场，编为第21集团军，廖磊为总司令。这支部队是李宗仁和白崇禧集团的嫡系部队，装备较好，在国内战争中属于能打善战的军队。因此，白崇禧便极力主张利用这支部队在淞沪战场上来一次大规模的反攻，趁机向国内外表现一下桂系军队与众不同的战斗力。白崇禧亲自到前线指挥这次反攻。蒋介石呢，因为国际联盟就要开会以讨论日军侵略中国的问题，便也想在这个时候打个胜仗，以令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于是，这场六个师参加的反攻计划就匆匆地敲定下来。

　　遗憾的是，由于我军在反攻之前未能细致地侦察好日军的火力点，又未能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也没有控制好预备队，只是让进攻的部队一线平推。再加进攻的那天拂晓，我军施放的烟雾挡住了我军炮兵的视线，导致这次进攻在无有力的炮火支援下匆匆地开始了。

　　当桂军反攻部队的官兵们端起刺刀，挺直身体，勇敢地冲向日军阵地时，日军早已准备好的火炮、机枪火力和坦克火力一齐射向蜂拥而上的我军官兵，退路又被炮火切断，官兵们只得握紧刺刀冲向前方喷着火舌的各种火力点。结果大多数官兵中弹身亡，极少数幸存的官兵趴在地上等到夜间才爬回友军的阵地，被友军收容。

　　一天之内，兵强马壮的六个师只剩下几副破架子。白崇禧为此几天没吃好饭，睡好觉。要知道，这是他和李宗仁苦心经营多年的老本钱哪！

　　统帅部作战厅厅长刘斐事后对淞沪警备司令部刘劲持等人评论说：“这些人不知道现代战法，只凭一股勇气，拿着刺刀向坦克冲锋，自招死亡，不败何待，今后，你们要切戒。”

　　今天看来，并不是冲锋陷阵的官兵们不知现代战法，而是白崇禧、蒋介石和统帅部不知现代战法。

　　反攻刚刚失败，日军就以坦克开路，对大场一线进行更加猛烈的攻击，我守军第18师防御不力，十月二十六日，大场被日军占领。我第18师朱耀华师长毅然拔枪自杀，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大场一丢，我防守江湾一线的第87师、第88师被迫退到沪西苏州河南岸据守，我军主力部队则向西撤到南翔一线。上海市区内只留下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这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谢晋元和“八百壮士”。

　　此时的淞沪战场，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日军攻陷大场后，已经前进到了苏州河南岸的北新泾和江桥带。日军已经威胁到了我中央军和我右翼军，我左翼军也只能在嘉定和南翔一线作消极防守。最主要的是我各个部队已经疲劳不堪、受损巨大，官兵的战斗力衰弱到了极点，几乎到了难以坚持下去的程度。况且我后方也一时无兵可调了。

　　我七十多个师已经到了实在难以继续打下去的危险地步了。

　　此时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前夕。

　　就是说，我军的承受力已经到最大的极限了。天平如果再向右偏一点点，“咔嚓”一声，我军的脊梁骨就会断下来。

　　令人遗憾的是，恰恰是我统帅部和蒋介石本人往天平的右端加一个砝码，而日军又趁机朝这个砝码砸了一郎头！

　　我军的脊梁骨只好断了下来。

　　其实，事情的结果完全可以不是这样的。因为按照战前的京沪地区作战计划，我军在淞沪战场做一定抵抗后，便可逐次退到吴福线和锡澄线，利用国防工事作持久的抵抗。战前的蒋介石也批准了这个计划。

　　在淞沪战役打响以来，统帅部的高级参谋和前线的将领已经看到我军渐渐地疲劳不堪，难以作持久防御，后方又无兵可调了，他们纷纷地建议统帅部和蒋介石迅速将部队逐次撤到吴福线和锡澄线上作有倚托的抵抗。蒋介石在十月底已经初步同意了将部队逐次地撤下来。十月底，撤退方案已经开始实施。

　　今天来看，这个方案如果贯彻下来的话，我军的脊梁骨还可不断。谁知情况突然起了变化！

　　十一月一日晚十时，蒋介石和白崇禧、顾祝同等人突然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召集前线师长以上军官开会。开始时，几个高级军官汇报了前线战况，后来，蒋介石讲话。蒋介石先介绍了开战以来的各方面情况，还表扬了前线官兵的英勇精神，完毕，他才说出他此行的真正目地。他强调指出：

　　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质受于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在讲话时，语气坚决，态度明朗，大有不容他人讨论和怀疑的样子。讲完话，蒋介石就走了。

　　就这样，砝码终于落在了天平的右端。

　　于是，已经开始实施的撤退计划立即做了改变，各个部队仍然防守原阵地与日军作战，不准擅自后退。

　　这样一来，我军70多个疲劳衰弱之师就在浏河－嘉定－南翔－苏州河南沪西一线狭长的有如一个丫梨形状的地域间和20多万兵强马壮炮粗的日军胶着在一起而导致了一种我军想打又打不过去，想撤又不让撤，想守又守不住的既危险又无奈的局面。

　　此时此刻，即在十一月一日左右的日子里，我军的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都放在了与日军对峙的上海方向而忽视了我军的右侧翼即杭州湾方向。（日军的几次登陆的增援部队都是从我军的左翼上岸的，因此，我军把注意力投向了左翼方向而忽视了右侧翼方向。）

　　而早已举起郎头的日军趁此机会，将郎头砸向了杭州湾的金山卫！

　　十一月五日，日军第10军的第6师团，第18师团和第114师团从金山卫和金公亭两处同时登陆！

　　我军的悲剧从此开始了！

　　其实，我军的悲剧早在十月初就已经铸成了。十月初，日军大本营的参谋本部在分析淞沪战场的局势时，就力主将日军主力转向华中的上海方向。因为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放在了华中方向，如果日军仍然置华中于不顾而将主力放在了华北，则不能求得整个战争的解决或是胜利。而且当时日军的登陆部队难以解决淞沪战场的结束，所以，应该及时地使用一支有力部队从杭州湾方向打击中国军队。于是，参谋本部新上任的作战部长下村定少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为：①上海派遣军继续执行现行任务。②命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上海派遣军完成任务。③消灭上海之敌。尽管参谋本部有些人力主将日军主力放在华北和山东方向，但是下村定第一部长和冢田攻第三部长坚决主张必须果断地在杭州湾登陆，并要求新组建的海军第四舰队协助。

　　十月二十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第119号命令：

　　向上海方向增派第10军及必要的配属兵力。②第10军司令官应与上海协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以利于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完成任务。③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继续执行现行任务并应援助第10军登陆。④有关细节由参谋总长指示。

　　在这个命令的指导下，日军任命柳川平助中将为第10军司令官，将指挥第18师团、第6师团和第114师团以及国琦支队。而第6师团则从华北抽调，第18师团从满洲抽调，第114师团立即动员组建。

　　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立即组织参谋人员制定了该军在金山卫的登陆计划，其要点为：

　　第6师团登陆后迅速向松江西北发展，配合上海派遣军合围消灭中国军队。②第18师团、第114师团登陆后迅速向松江西南发展，切断沪杭铁路，进军皖西，对中国首都南京实行迂回包围态势。③以一支有力的部队向浦东方向发展，压制消灭浦东的中国部队。

　　事后的情况表明，日军第10军登陆后，园满地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

　　今天来看，日军早在十月底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以从杭州湾登陆切断我70万大军的退路，并向我内地迂回延伸。

　　而在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日期间，我军统帅部在于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军统帅部将注意力和主要兵力都放在了上海及其附近的战场上，尤其是放在大场和苏州河南岸一带。特别是在十月二十一日，我军组织了桂军六个师举行一次反攻，反攻失败后，日军随即大举进攻大场一线。我军被迫忙于应付各个告急的地段而不能轻易地抽身，在十一月一日之后，更不想抽身了。同时，在我军右翼的杭州湾方向，只摆有几个三流师的兵力（陶广的第62师、陈安宝的第79师）吃饱了之后抱着老式步枪靠在猪圈墙根下打着长盹。

　　今天，可以说，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的这几天中，我军统帅部中几乎没有人判断出日军的主力将在近期内从杭州湾方向突然登陆以打击我军的的侧部。

　　今天看来，日军之所以在十月二十五日至十月底向大场一线作猛烈进攻，其目的之一是要将我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这边来而穷于应付种种危急，这时，日军第10军却在华北和东北等港口升火起锚，一路无挡地驶向杭州湾。十一月四日，日海军第四舰队的100多艘船只满载着杀气腾腾的日军驶入了杭州湾，五日，在金山卫等地登陆，其态势有如饿狼下沟。

　　而此时的我军，从蒋介石、白崇禧、顾祝同和何应钦到我趴在泥水没膝的几十万官兵却伸长着多日没洗的脖子遥望西方，等待着国际联盟大会上那几个糟朽的外交家们对日本政府进行一次有气无力的指责以制止日本政府对我中国的穷凶极恶的侵略呢！

　　今天来看，当年如此狡诈多疑的蒋介石在国际关系方面是多么地愚蠢和幼稚啊！

　　但是，我们可以公正的讲，日军当年的这个杭州湾登陆行动堪称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雄才大略般的成功范例。十三年之后，即一九五0朝鲜战争中，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大规模的仁川登陆仅仅是日军杭州湾登陆的一个翻版而已。

　　和日军这个雄才大略般的战略计划相比，我军的战略计划是如何呢？

　　其实，今天来看，在当年的淞沪战场，从十月二十日开始，即大场还没有失陷的时候，我军就已经输了。就是说，在战略方面，我军已经输了。如果不客气地讲，在智慧方面，我军已经输了！ [ 注：今天有些人，只讲民族精神如何如何。抗战官兵的英勇如何如何，却恰恰回避当年我军的失误和缺点，掩饰当年我政府体制的陈旧及我民众素质的低下，这些舆论的误导绝对不利于我中华民族的发展。 ]

 

四、撤退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军第6师团和第18师团在金山卫等地同时登陆。（第114师团稍后登陆）我部署在海岸防御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随即被日军击溃。第6师团立即向松江攻击前进，第18师团则向嘉兴的沪杭铁路攻击前进。

　　松江以南的我第62师和我第79师仓皇调度，企图夹击日军，被日军轻易地击溃。刚从豫北调来的我第67军吴克仁部在松江附近未等集结完毕，就被日军打散。原东北军军长吴克仁阵亡，几个旅长和团长也先后阵亡。

　　十一月九日，日军攻占了松江。松江距上海仅几十公里，其间没有防御部队，这样，上海附近我几十万大军的侧翼完全暴露于兵力强大的日军第6师团之前。

　　此时的我军统帅部和前线的各个高级指挥部早已乱了方寸。

　　我前线广大官兵和高级将领得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的消息之后，顿时人心惶惶，斗志大减。可是我统帅部和蒋介石仍然不许部队撤退，继续坚守阵地。而有些部队已经到了掌握不住的程度了。甚至出现了几支部队擅自仓皇后撤的情况。白崇禧知道后，再次向蒋介石建议，把前线部队撤下来，不然的话，前线指挥官已经掌握不了部队了，因为有许多部队已经溃了。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方才下令大部队后撤，一路撤向南京，一路撤向苏州－嘉兴以西的地区。

　　然而，已经晚了。

　　此时前线的各个部队已经秩序大乱，溃不成军了。官兵们都怕被日军抄了后路而争先后撤。几条窄小的公路挤满了几十万大军和成群结队的逃难的老百姓。部队的建制全被打乱，官找不到兵，兵也不想找官，所有的人都不顾一切的向西奔跑，物资和东西弃之一地，伤兵们呻吟地躺在路旁，日军的轰炸机在头上狂轰滥炸，地下的日军在后面紧迫不舍，所有的后撤公路上是极度的混乱。

　　第17军团司令部被一队轻装的日军打个措手不及。警卫部队和参谋人员大部份被打死，军团长胡宗南只和几个参谋侥幸逃出而加入了溃散的大军；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的汽车被日军的机枪打翻，司机和卫士被打死，薛岳连滚带爬地趴在一条下水沟中大气不喘地足达几个小时方才脱逃。第17军团第1军的营长贾亦斌率领部队撤退经过虹桥附近的别墅时，里面的外国人冲着撤退的我军官兵做着各种鬼脸，令贾营长愧恨交加，抬不起头来。他只得低着头向向青浦方向疾步。天刚亮，日军飞机便对我军俯冲扫射。贾营长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孕妇，身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还挑着两个孩子，非常吃力地奔逃着。一架飞机俯冲下来，贾营长急忙喊她趴下，话音刚落，一颗炸弹爆炸，她和四个孩子全被炸死，她腹部也被炸开，胎儿还在蠕动，遍地都是鲜血。这种惨景，几十年后的贾营长一想来仍痛心不已。

　　当贾营长率队撤到方家窑附近的一条河边时，公路桥上已经布满了地雷，以炸桥阻止日军。我军唯一的一个用德国15cm重炮装备的炮团撤到这里，无法过桥。重炮团团长彭孟缉在岸边失声痛哭。他对贾营长说：“中国就只有这个象样的炮团，怎么办呀！”贾营长也爱莫能助。炮手们只好忍痛把崭新的重炮全部推进河中。当炮手们小心地走到桥上时，有许多人被地雷炸死。而重炮团长彭孟缉不但没踩上地雷，反而在多年之后在台湾当上了参谋总长。真不知这个彭总长在高高的台上得意洋洋地挥手检阅台下一排排威武雄壮的重炮群时，他有没有想起多年以前他曾为区区一个团重炮的损失而象大老娘们一样地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呵。

　　当日军第6师团向金山卫－松江一线攻击前进时，我军统局的负责人戴笠和文强在松江办的一个技术干部训练班500多名学员（全是自愿参军的中学生）在日军的袭击中躲进了一个竹林中，被日军野蛮地加以追杀，500多学员仅存50余人。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黄埔六期生）跳入水潭，用手枪打死了多名追击的日军后高呼：“中国不亡！抗日必胜！建国必成！”喊完气壮山河的口号后被日军的乱枪打死。

　　国民党第19集团军第2军第9师炮兵营见习军官金柏源曾经历了那场混乱的大撤退。几十年后，他以异常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那场凄凉而混乱的景象：

　　当时敌人在战争形式上是向战场实行中央突破，其实是佯攻，吸引我们主力。后来证实敌军经过几个月激烈战斗，受到巨大伤亡后，采取了战略迂回，突然从金山卫登陆了，战场形势突变，大军仓猝后撤，茫茫黑夜，十几万大军，挤在一条路上，大多数跟着部队跑，但少数人离队逃跑了。这时最艰苦的要算我们炮兵了，骡马为防空袭都留在后方，前方都是小路，拆卸下来要靠人抬。兵败如山倒，途之为塞，真是寸步艰难，只看见步兵轻装过去，也看见军长李延年换了长衫跑过。更焦急的是有些人跟不上，我又不得不回头去找他们，在前进路上不得不倒退，有时寻得很远仍未见人。时已深夜，散兵成群，河面有些逃难的民船，他们仅带些必要的衣物粮食，岸上的士兵要求船靠岸搭乘，船在枪声与厉声中，不得不靠拢过来，士兵争先恐后而上，由于超载，船下沉，寒冬腊月身上全湿透了，带来的衣物粮食全沉没了，再前进，沿途看到一些象从未出过远门的富家妇女提着一只篮子，鞋子外套上一双草鞋，右手持一竹棒作拐杖。我心想茫茫路途往何方，篮里的冷饭能维持几天？遥远的持久抗战，他们何处是归宿，何处可安息！再前进沿路都是被敌机炸毁的一片瓦砾废墟、折断的电线杆、杂乱的电线、满目疮痕。路边溪塘里漂浮着多具已被水浸泡多天肿大尸体，更凄惨的是路旁躺着哀叫的伤兵：“做做好事呵，补我一枪！”这种重伤后无人过问的情景，令人惨痛难忍。在车站、在城市，敌机狂轰滥炸，变成人间地狱般的火海。有的全家被炸死。有的只剩一人，有的孩子还在惨叫，妈妈早已死去，永远不能回来。回想数月前，全民抗战的情绪多么高昂，全民的确都组织起来了，如战地服务队、宣传队、救护队等等。沿着京沪铁路。全民挖战壕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我们在黑暗的茫茫长夜仓猝后撤，紧张的心情，不知寒冷与饥饿，日夜兼程走。从苏州、无锡、常州沿途所见，这曾是美丽富饶的天堂，今日变成一片瓦砾废墟，惨不忍睹！一路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没有死的人背景离乡，扶老携幼，流离颠沛，走上了流浪的道路。我们行军路中，到处听到凄惨的哭泣，这是一个现实的恶梦，人间的残酷，胜过传说中的地狱。

　　在我军撤退的途中，经过了两道预筑的国防工事，即吴福线（苏州－福山）和锡澄线（无锡－澄江）。按照战前的作战计划，我军在上海地区进行一定的抵抗后要逐次地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内以作持久的防御战。可是，在十一月九日我军撤退到这两道国防工事时，由于各部队的建制已被打乱，部队无法进行集结和调动，身后又有日军紧紧地追赶，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大部队无法利用这两道国防工事进行有效的抵抗，极少数掩护断后的部队又找不到工事的门钥匙，因此，我几十万大军只好纷杂拥挤地穿越这两道耗费无数财力建成的工事径直奔西而走。于是乎这两道“东方马诺其防线”只得眼怔怔的望着一批批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大兵们扬鞭越驴从自己高贵的头上腾空而过践踏着大好山河。

　　十一月十九日，苏州陷落。十一月二十五日，无锡陷落。

　　直到十一月末，我分兵两路撤退的大军在南京附近和在皖浙的广德附近方才收住阵脚，抵御进攻的日军。

　　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到此结束。

 

五、五十九年后的反思

　　淞沪大会战已经过去五十九年了，今天，我们才知道，在那场战役中，我军伤亡人数在四十万以上，参战的七十多个师大部份中途补充了三、四次，营连排级军官损失殆尽，大多数部队的伤亡率均在80％左右，我方则丢失了上海、苏洲、杭州、无锡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首都南京随后也丢失）沿途的民众百姓更是遭受了家破人亡，流浪内地之苦，我方的物资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日军的伤亡却只有四万人左右。

　　显然，失败的是我军。

　　我军为什么会失败呢？几十年之后，当年参加过那场大血战的我军官兵，从高级军官到连排长，都在回忆文章中从多方面反思了失败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日军的武器装备占绝对的优势。尤其是飞机和大炮给我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我军只有少量的老式火炮和轻武器。

　　 ②地形地势对我军不利。我几十万大军拥挤在一个狭小的水网系地带，只好趴在一米深的战壕中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的打击。正如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指出：

　　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抗外倭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③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和日军作战。在日军的立体战法之下，不知疏散和伪装，仅凭一腔的爱国的勇敢而招致了许多无谓的伤亡。正如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在几十年后总结的那样：

　　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视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后的思想了。

　　 ④战场上，我方后勤工作跟不上。官兵以往往空腹作战。还有战场救护不及时，医务人员少得可怜，担架队也较少。许多伤兵躺在战壕任其日军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重，重伤者自生自灭了，请看第21集团军一个连长篮中民的讲述：

　　……到半夜才接到团部命令，把全部带回后方休整。阵地同友军重新部署作战。我撤退时，就有不少士兵表求说，我腿断了，走不动了，请求连长设法带我们回去吧！不然就给我们加一枪，免得受苦。我难过地对他们说，我自己背不上你们，各弟兄都带有弹药武器，怎能扶你们走，请你们安心在此，待我回去请团部派担架来抬你们回去！此时真有“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感。后来有没有担架去救他们，不得而知。云南部队王甲本副师长在前线视察阵地，经过我连阵地时，和我交谈彼此情况，我说几天来，我广西部队损失很大。后来王副师长说，他们的部队伤亡更惨，将士尸体填满战壕。

　　 ⑤战役期间，我军始终没有没立预备兵团。我军是一个部队一个部队逐渐加入作战的。每个师在第一线上只能打三、五天，然后另一支部队接替过来。各个部队是轮番挨打，各个被打烂。到后来无兵可调，只好从我军两翼的沿海沿江防御日军登陆的部队中逐渐地油调出来增援第一线。以致两翼空虚，被日军从金山卫方向包围过来而导致全线溃退。

　　 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军统帅部在战略方面的失误。在战役之初，当我军未能攻占日军据点时，就应该及时撤出以对付左翼登陆的日军增援部队。而当日军的主力向我军攻击时，在我军作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应该将部队逐次的撤到预筑的两道国防工事中作有倚托的持久抵抗，更不应该把大量的部队从内地调到上海附近和日军做决战。尤其是日军的立体火力导致我军伤亡之重时，我军应立即撤出狭小的战场到广阔的腹地中与日军作运动战和持久战。我统帅部和蒋介石最明显的错误是在十一月一日前，当我军已经准备撤退时，反而节外生枝，命令我军停止撤退再坚守一个时期，以等待国际联盟开会讨论制裁日本政府的决议结果，使我军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了。

　　概而言之，正是我统帅部的战略失误方才导致了我军的大失败。

　　而在这种错误方针下，我军的官兵无论是如何的勇敢和不怕牺牲，都是无力扭转整个战场走向失败的局面的。 [ 注：真想象不出来，在淞沪战役牺牲的几十万我爱国官兵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会作何感慨？ ]

　　以上的六点，当年的国民党将士们总结的是正确的，除了这六点，我还想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一下我军失败的原因。

　　第一点，是关于这场战役的起因，即我军应不应该在当时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调动部队对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发起主动性的攻击？

　　这一点，在今天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按照日军参谋本部的计划，只将日军的作战行动放在华北方向，原则上不在华中和上海一带用兵。只是因为中国军队主动地对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之后，日军参谋本部方才决定将准备用于华北的日军几个师团调到华中以增援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确切的说，当年的我军如果不在上海主动进攻日军的话，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日军不会调动主力部队用兵于上海和华中地区的。这样一来，我军就不会在那个狭小的地域内遭受日军的重大打击。也不会很快地丢失上海和南京，而以后我国的抗战就不会那么的沉重。

　　今天来看。当年我军的主动性打击，非但没有扫除日军在上海的桥头堡，反而弄巧成拙将日军的进攻矛头过早地吸引到了华中地区，进而导致了我军处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极为不利的局势。

　　为了更好地探讨这个历史问题，我们还是看看当年的日本统帅部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吧。

　　从战后日本政府披露的史实资料来看，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便决定向华北增兵打击中国军队，而对于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原则上不给予增兵与华作战，但可以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动一定的兵力到长江下游和上海一带保护当地的日本侨民集体撤到上海。而且这个行动只限于海军范围。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日军也基本上是按着上述方针做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初我军如果不对上海的日军主动打击的话，这场淞沪战役基本上可以避免，起码在一个时期内不会发生。而我军就有可能不在淞沪地区遭到那样的失败。

　　今天，有人可能会说，当年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正是忠实的执行了我统帅部几年前就已经制定的作战计划，因此这个行动无可非议。

　　但是，我要追问一句，国际风云是一时多变，我国与日本国的关系也是一时多变，难道我军统帅部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样的客观环境，都要机械地执行几年前预定的作战计划吗？ [ 注：战争初期，我国政府的外交机构和谍报机关不知在干什么？ ]

　　有一个问题很明显，那就是我国是一个弱国，工业几乎是个零，官兵的军事素质很低，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太薄，在这种劣势的状态下，面对高度现代化的日军，我国政府在对待战争这个问题方面应该慎重，绝对不可头脑发热，更不能轻举妄动。具体地讲，当时我军在华北抗击的时候，在华中地区应该冷静观察。从我方的角度讲，不可刺激日军，以免我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更不能主动打击日军诱使日军将侵略矛头转向我上海和南京附近。除非日军主动出兵打击我军。当时我军在华中采取的方案应是能不打尽量不打，能不刺激尽量不刺激日军。道理很明显，一旦打起来，只能对我军不利。即使我军将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消灭了，拥有强大的海、空军的日军仍然会不费力的从上海一带登陆进攻我国的华中腹地。所以，我军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是个错误的行动。

　　今天，很可能有人说，你这个说法是十足的投降不抵抗政案，是典型的卖国主义。

　　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面对日军的侵略而不抵抗，我只是说，我们是弱国，在强敌面前，我们千万要慎重，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到刀按在脖子的时候，我们不可在华中沿海轻举妄动去刺激日军，更不可主动去打击日军，等到日军一旦在华中动手打击我军的话，我们再回手也不晚。在国与国发生对抗的情况下，爱国是爱国，策略是策略，绝不能一味地爱国而忘记了策略，这一点，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都知道的。 [ 注：二战中，苏联的一个将军曾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你的一个外交行动可以顶我们十个师。 ]

　　第二点，当我军轻率地在上海地区和日军大打起来之后，尤其是打到十月中旬之后的那段日子里，我70万疲劳不堪，伤亡重大的部队已经陷入了战场并无力地扭转整个局势时，我统帅部就应该及时地将眼光放得远一些。超越当时的作战区域而考虑问题，或是争取另外的手段将日军迅速赶下海，或是及早地撤出部队，二者必取其一。另外，我军统帅部还应及时洞察和分析日军的动向。例如，日军已经动员和投入了20余万大军及大量的海、空军力量，打了二个多月了，仍然没能打开局面，作战双方呈现胶着相持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方还是敌方，都自然地要积极的寻求和争取另外的方式和手段来尽快地解决这种令人头痛的困境。这本是一种军事常识，或是一种军事规律。

　　事实表明，日军参谋本部在十月初就开始着手寻求一种另外的方式来解决上海日军的困境──抽调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打击我军的侧背处。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解决方式。

　　按着一般的军事常识讲，日军的这种解决方式是我军任何一个稍有军事素养的高级军官及参谋人员都能预见到的。然而，恰恰相反，事实上，对于日军的这种军事部署，我军统帅部中却没有人给予应有的注意和洞察。

　　当然，在十月之后的日子里，我军统帅部也自然地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以摆锐困境，这就是在十一月初之前决定全线逐次撤退到国防工事作持久抵抗。应该说，这是一种消极的解决方式，除此之外，另无良策。因为我军缺少海、空军力量，所以，不可能从日军的背后打击日军，（日军的背后是江海）撤退是我军唯一的可行的解决方式。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就这么一点点的消极的解决方式也被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个人所轻易地破坏了！　　这样，我几十万大军，也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几天之后的灾难之中了。

　　而我70万军，无论是前线最高指挥官陈诚、朱绍良、张发奎，还是几十万下层的爱国官兵，都无法，也无力去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几天之后的命运早已经被一个人给安排好了。

　　今天来看，正是我军统帅部十一月一日改变了撤退的计划方才导致了我军日后的失败。这个计划的改变，固然是蒋介石一个人的意旨和决定，可是，深入地分析，这也是当时的我们国家的体制和我们政府的政治机制所决定的。

　　一句话，这是一种专制式的国家体制，一种非民主的决策机制。

　　继续地说下去，蒋介石的这个错误，不仅仅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白崇禧、何应钦、程潜、顾祝同、徐永昌、林蔚等人都有责任。而其他要人，如汪精卫、张群、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王宠惠、邵力子、冯玉祥等人也有责任。因为正是这些人的扶助和拥戴才将蒋介石推上台的。

　　再继续讲下去，我国四亿民众也有责任，因为正是大多数民众的不闻不问、糊里糊涂方才导致国民党专制政府的建立和统治。

　　最后追问根源的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广大的民众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将权力随便地交给、送给国民党这样一个非民主式的政党和政府呢？

　　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留给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去解释吧。

　　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搞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统帅部和蒋介石一定要在淞沪地区和日军进行会战？

　　关于这个问题，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论述说：

　　我国抗战的战略错误亦多，从基本原则上说。我们对一个优势敌国的侵略战争，应该是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决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自丧元气，消耗主力。所以，抗战一开始，我们断不可把全国的军队的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地带，任敌方海、陆、空军尽量发挥其优越性能。蒋先生当时作这决定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第一是由于他不知兵法，而好意气用事。因蒋的本性是绝对亲日的，但目睹失地千里，日本仍不满足，使他面子上无以自处，实在气愤不过、所以不顾一切，和它一拼再说。这是绝大的错误。因为做统帅的人，甚至独当一面的指挥官，一定要冷静，千万不可使气；一时冲动，往往正堕敌人奸计之中。第二，可能是他的策略，蒋先生不愿全面抗战，他认为能把上海牢守几个月，西方列强可能出来斡旋，战事亦可乘此收场，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一般。

　　李宗仁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即在战争之初，按照蒋介石和统帅部的设想，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就将上海的日军消灭掉，以阻止日军利用这个桥头堡进行登陆并入侵我华中内地。就是说统帅部和蒋介石有一种御敌于门外的战略设想。（起码也是御敌于上海之外）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和工业基地（尽管工业少得可怜），首都南京又离上海不远，所以，对于上海而言，我方争取的是能守就守，能尽量保住就尽量保住的做法。否则，上海失陷，首都就要危矣，而国民党政府就又要沦落到穷乡僻壤，到那时，在各地方军阀势力还存在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恐怕就要失去领导般的地位而下降为地方政府的规格。这一点，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还有一点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即日本政府从“九·一八”以来就不断压迫和蚕食我中国。而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的日子里，因为我国内政局异常的不稳固，蒋介石国民政府时刻受到各个地方军阀势力的威胁以及中共红军的武装反抗，蒋介石政府只得把注意力和人力物力财力放在国内的“安内”方面而对日本政府的压迫和蚕食采取一味忍让的政策（“不抵抗”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七·七”事变时，蒋介石政府已经基本上平衡了与各地方军阀势力的关系，并与中共红军达成了合作协定。同时，在国际方面，蒋介石政府背靠英美等强国，并从德国获得了部分现代化军火装备了几个嫡系部队，而日本的第一号敌人苏联政府又暗中支持蒋介石政府和日本政府作对抗，并把强大的苏联红军摆在满州国边界另一侧随时准备对关东军开战。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的大背景之下，加在拥有几百万经过国内战争磨炼的军队，蒋介石政府在“七·七”事变之后方才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要与日本血战到底！

　　于是，就有了三个月之久的淞沪大血战。

　　今天，应该客观地讲，抗战前期蒋介石政府坚定的抗战决心是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但是，蒋介石其及政府却在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忽视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在那场三个月的大血战中，我军唯一胜于日军的只是高昂的爱国精神和无畏的血肉之躯。然而，铁的事实已经表明，在现代战争中，仅靠无畏的血肉之躯是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的。（我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天予以阐明，这就是关于对于这场战役的历史评价之问题。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是如何看待这场战役的呢？请看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在抗战结束之后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的一段话：

　　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同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引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陈诚认为（无疑也是国民党官方的观点）淞沪会战，使我方获得以下几个好处：①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②国际上对我的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③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日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④ 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日军，使山西的日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里，我要替陈诚补充一点，这就是，上述的几个好处的代价则是我军付出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和无数名健康身体。

　　今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陈诚总结的几个好处的真实性。

　　一、我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其实，在当时，我国的工业极为弱小，几个重工业基地和兵工厂分别在沈阳、上海和武汉等地，只是造一些轻武器和老式山炮。而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日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撤不出来。而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这值得吗？

　　二、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日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可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这值得吗？

　　陈诚的这个高论真是我民族传统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观念的最好写照。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府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三、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日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日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这一点是真的，即淞沪会战打乱了日军的作战布置，将日军的主力和重点调动到华中，并使日军的机械化处于湖沼山地之中。但是，结果如何呢，在这种不利于日军的地形之中，我军仍然失败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仍然碾过华中的湖沼水网地带并一举占领了南京和杭州等地（一年之后又攻占了武汉），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日军的主力吸引到华中只能对我军不利。所以，陈诚的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四、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日军，使日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今天看来，这一点更经不起推敲。

　　陈诚为什么这么说呢？（战后，国民党大多数将领也是这样看的）陈诚认为，如果我军不把日军的主力吸引到华中一带，那么，日军就要集中兵力从山西处西越黄河天险，攻占西安，继而从西安南下，越秦岭、下汉中，直奔四川的成都和重庆。日军得到四川之后。我国民政府和我军就要失去了这最后的可靠的大后方。真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亡国亡族了。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了，我国民政府和我军正是背靠这个大后方才坚持了八年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其实，细分析起来，陈诚的这个结论也经不起推敲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日军的主力不调到华中而放到华北和山西的话，我军也不会调动几十万大军到华中去。而且，我军也会将这几十万大军调到山西和黄河以南等地的黄河南岸的东西两端，利用山西的忻口和娘子关天险和黄河天险阻止日军攻入山西或跨过黄河，（当时的山西我军如能得到有力部队增援的话，本是可以守住山西的）保卫我中原、长江流域以及四川盆地。如果可能的话，我军还可以从忻口和娘子关高处而下或跨过黄河从黄河的东、西两端攻击日军，逐步将晋北和河北的日军压迫到冀中一带及北京附近。这样的话，就谈不上什么日军主力西越黄河，占领四川盆地，或是什么越黄河而南下，沿平汉路占领武汉，切断我国民政府西迁和军队主力归路的设想了。

　　当然，如果形成了上述的僵持态势的话，日军可能从青岛登陆，打击我据守黄河的山东境内的我军后背，而我军就可能从徐州和临沂一线出兵打击登陆的日军的侧翼，使日军的计划不能得逞。退一步讲的话，我军也可以从山东撤退，在鲁南和苏北一带逐次抵抗日军。

　　总之，日军的主力如果放在山西、同华北我军主力做大规模性的会战，那么，日军就不能再抽调主力从上海登陆进攻我华中和首都南京了。（当然，我军可以利用南京－上海间的国防工事阻止和防止日军从上海方向进攻我内地和中原一带。）因为日军不可能到处都是主力，也因为日军统帅部原则上本不打算在华中登陆作战，而只将主要方向放在华北，以企图利用华北平原一举击败中国军队，以压迫国民党政府妥协。

　　如果历史史实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仗就好打了。第一，我军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第二，我军可以始终在外线怍战；第三，我军不会丢失大片的国土和城市，这样的话，我军的长期抗战就有了一个坚实而丰富的物资基础，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因此，陈诚的这个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路上之成效”。

　　但是，我要反问陈诚一句：如果在淞沪战役暴发之前，有人让你们拿出几十万兵的生命来换取这个“政路上之成效”的话，你们同意吗？

　　显然，理智性的回答只有一个：不同意！（但是，淞沪战役中我官兵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和景仰的。）

　　那么，陈诚为何会说出这样的不合逻辑的话呢？他真这么糊涂吗？

　　其实，陈诚心里是很明白的。仅仅是为了国民党政府的脸面，他才这样说的。不然的话，打了三个月，轰动那么大，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又死了那么多人，又丢失了那么多的地盘，总得在事后找出几个好处来呀！否则，如何向英美等国以及全国民众交待呢？就是说，陈诚在一九四六年的这番话是讲给国际上听的，也是讲给全国民众听的。要知道，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在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武装力量面前，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总得给自己的脸上抹点什么呀。

　　 50年前的陈诚的心里是透亮似的。而我们今天的有些历史学家却是糊涂的了。

　　例如，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先生在前几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也认为淞沪战役给我方带来了以下几点好处：

　　它争取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的日军不能任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第三，它消灭了日军有主力量。（伤亡四万人）

　　任何人都能看出，杨教授的这段话几乎是陈诚的原话。由此看来，杨教授并没有深入分析和研究淞沪战役，他所作的历史结论完全是照搬当时的政客陈诚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怎么能将一个政客的观点当做一种历史结论来传播于世呢？）看来，50年后的历史学家杨先生竟让50年前的政客陈诚给蒙住了。今天，又有多少读者和青年又让杨教授的观点给误导了呢？ [ 注：这本《蒋介石传》共发行几十万册，由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大概属于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 ]

　　我愿借此机会把50年前国民党第二号政客陈诚的这个不负责任的历史定论恢复其本来面目，以免今后的国人继续上当受蒙。

　　气壮山河而又结局阴暗的淞沪会战已经过去五十九年了，今后的政治家们以及爱国的民众们如果能从这场战役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及教训的话，几十万牺牲于淞沪战场上的我爱国官兵们一定会感到自己的鲜血总算没有白流的。

 

第二章　南京保卫战

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1997

一

二

三

四

　　 　　谨以此文纪念糊里糊涂死于日寇屠刀之下的30万同胞

　　提起50余年前的那场南京大屠杀，当代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是日本军队一手制造的残暴血腥的大灾难，然而当代的中国人却没有几个人能知道，正是当年的国民党统帅部的战略失误才为日本军队血腥屠杀中国军民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客观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正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错误的战略布署，才将30万中国军民推到了残暴的日寇屠刀之下的。

　　今天来看，当年的国民党统帅部如果采取另外一种战略布置的话，那么，可以推测，当年的那场大屠杀基本上可以得到避免，至少不会被屠杀30万人。

　　这是因为，在南京战役中，中国军队十余万官兵在被日本军队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在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的情况下，在失去了退路的情况下，万般无奈，有一大部份的官兵纷纷地换上了便装，以难民的身份躲到了南京城的各个角落中，这样，也就和成千上万的真正的难民混杂在一起了，而另外的一部份官兵，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集体做了日寇的俘虏，而残暴的日寇是从来不收留俘虏的。于是，几天之后，这批集体被俘的中国官兵就被日寇野蛮地屠杀了。

　　屠杀了俘虏之后，剩下的就是混杂在难民群中的中国官兵了。而在十余万难民中是无法分清谁是真正的难民谁是化了装的难民的，于是乎，兽行十足的日寇也就故意地乐于以这个借口而将所有的青壮难民统统拉出来进行“一次性处理”──屠杀了。

　　结果，真正的中国官兵遭到了屠杀，真正的难民也遭到了屠杀。在这血腥的杀人如同杀个兔子的非理性的氛围中，大规模的抢劫和强奸也就随之而发生了。

　　而在上海战役、徐州战役、武汉战役和长沙战役中，很少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官兵被日寇俘虏，也很少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官兵化装为难民躲进难民群中，因此，也就没有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大屠杀事件了。

　　南京，只有在南京战役中，只有在数万名中国官兵集体做了日寇的俘虏，只有在数万名中国官兵集体化装成难民的情况下，伤亡惨重的日寇才借此难得的机会以分不清谁是难民为借口举起了屠刀疯狂地残杀我勇敢的官兵和无辜的百姓，于是乎，30万有血有肉、有父母有亲人有妻儿的中国人含泪、含愤、含冤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而在当时，如果国民党统帅部对于南京战役布署正确的话，本是可以避免这十余万中国军队被围在狭小的南京城内的，从而，南京大屠杀也就不会发生了。

　　今天，可以这样讲，灭绝人性的日寇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 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许多普通人一提起这起大屠杀仍然是怒气冲冲，大骂日本人。 ] 而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和唐生智这两个人对于30万中国军民的被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之后，国民党统帅部集结重兵固守上海一线，经过近三个月的血战，日寇伤亡惨重，始终没能突破中国军队的正面防御。十一月初，日军不得不从杭州湾迂回登陆进而以重兵威胁和打击中国军队的侧翼。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后撤。由于日军海空军力量强大，机械化程度高，中国军队在强兵之下的后撤显得有些匆忙与混乱，以致一退再退，在预定的两道防线内（苏州－福山线、无锡－澄山线）都没能站住脚，以至一气退到了南京附近，这样，防守首都南京的问题就出乎国民党统帅的意料而提前摆到了日程上来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为了南京的防守问题，蒋介石在陵园官邸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军部作战厅长刘斐参加。

　　刘斐在会上提出，日军利用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空军和重火器，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推进，机动性大。而南京在长江弯曲处，地形上背水，敌人可由江面上封锁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由海陆空重兵攻击南京。因此，南京是守不住的。而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后撤，已无战斗力了，必须在后方经过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之后才能恢复战斗力。而南京是首都，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又不好，因此，只能象征性的防守一下，然后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应该以十二个到十八个团（约三万人）之间为合适，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

　　对于刘斐的意见，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均表示支持和赞成。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第一次会议，蒋介石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

　　过了两天，又召开了第二次高级会议。会议人员有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和刘斐外，又增加了唐生智、谷正伦等人。谈到防守南京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注意，固守和象征性防守大不一样）唐生智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所注目，又是孙中山总理的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的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而刘斐继续主张只能用少数兵力作象征性防守。

　　蒋介石在这次会上仍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只是表示唐生智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应该再研究研究。

　　过了一天，又召开了第三次高级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当蒋介石问到谁来负责固守南京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沉寂，坚决表示要担当负责南京的重任，一定要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立刻同意唐生智的请求，并决定了唐生智立刻走马上任，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部长官，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而唐生智在多年之后的回忆文章则是这样讲的：

　　……当时，刘湘问我对于上海和南京战事的看法，我说，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太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刘湘说：“听蒋说，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刘湘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已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之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刘斐在回忆文章中说唐生智是自告奋勇负责守南京的，而唐生智在回忆文章中则说是在蒋介石将军下被迫提出的担任负责守南京的任务。那么，到底是唐生智自告奋勇呢？还是被蒋介石将的军，这个历史之谜已经无法对证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了，那就是在那二次的高级会议中，唐生智的确表示出要固守南京的。

　　今天，根据众多的当事者的回忆文章来推测，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即，蒋介石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而想在南京进行一场长期的固守，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几位军事专家和将领们从纯军事角度出发而主张只进行一下象征性的防守，而反对固守时，蒋介石只好暂时保留了自己的主张。可是当蒋介石又看到唐生智和自己的主张一致的时候（尽管只有唐生智一个人）他又坚持起自己的固守南京的主张来。并且马上就武断地拍板定了下来。而在当时的那种蒋介石集各种大权为一身的专制式的决策机制的状态之下，尽管诸多的军事专家和高级将领不同意固守意见，又有谁敢去和领袖去争执于长短是非呢？正如当时国民党51师师长王耀武所回忆的那样：

　　在蒋、唐二人讲话之后，到会的将领彼此看看，没有人讲话。关于南京能否守住的问题，在会前议论纷纷，内心明知南京不可守，但没有什么人敢在会上提出具体意见。

　　十一月二十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几天之后，唐生智对新闻记者谈话，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

　　至此，一个如此重大的战役决策就是这样经过如此简单的决策程序而正式付诸实施了。

　　从而，南京保卫战在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就已经输掉了。

　　在这个如此重大的决策过程中，肤浅的政治脸面取代了深思熟虑的军事判断；外行式的长官意志取代了内行式的集体智慧。而为此项错误的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的则是30万勇敢的官兵和无辜的贫民百姓活生生的生命！

 

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职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向新闻记者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二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从唐生智这一公开谈话中可以看出，作为南京保卫战役中的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唐生智，是将固守作为此战役的最基本的方针的，当然，这个固守的战略方针也是得到国民党统帅部所同意的，也得到了蒋介石同意的。（蒋介石就等于统帅部，统帅部也就等于蒋介石）从这一天开始，唐生智在以固守南京为目地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向统帅部要求尽量增加防守南京的兵力，而蒋介石也就乐于把当时可以调动的兵力都派给或调到南京去，先后共达到兵力十余万人。其中有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孙元良的第88师、宋希濂的第36师，俞济时的第74军、叶肇的第66军、邓龙光的第83军和徐源泉的第2军团以及宪兵部队。这些部队绝大多数是刚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许多连枪都没放过，部队消耗很大，疲惫不堪，战斗力可想而知了。而这些疲备不堪，武器，尤其是重武器残缺的部队面对的是共约近五个师团及两个支队并配有大量的重武器和飞机、军舰的十数万日本军队。从兵力和火器上讲，中国军队都处于极度劣势之中。

　　面对如此强大的日军，唐生智竟然命令把所有的渡轮和船只都调到长江上游地区，（有的部队偷偷地留了少数的小船）并禁止任何部队从下关渡江北撤，还安排胡宗南的第1军守备浦江，以武力制止任何部队由南京向北岸渡江。

　　唐生智这举动无非是表示自己及守城部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必死决心。但是，抗日热情有余的唐生智恰恰忘记了军事科学的最基本的定律，即，无论统帅的决心和热情大小与否，都必须和当时的军事态势及客观环境相结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面对拥有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的强大的日－军以及背江而战的不利地势，唐生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将十余万大军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真不知他是不懂军事常识呢？还是仅仅为肤浅的政治需要和个人需要以及封建般的心理需要（何以面对孙总理的在天之灵）而不惜以十余万官兵的生命为代价去铤而走险？

　　在防守南京的军事部署上，也可以看出唐生智是抱着固守、死守的意图来布防部队的。

　　首先，他将防守部队分别布防在南京的外围地区，即，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一线，而在环形防御圈之外的是五路日军凶猛的进攻。即下陵－龙潭为一路，句容－汤山为一路，郭庄－淳化为一路、溧水－秣陵为一路、芜湖－江宁为一路。

　　十一月三十日，日军攻占了芜湖，从而也就切断了南京在陆上与后方的一切联系。从这天起，南京保卫战基本上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中进行的单纯的内线固守防御战。（长江中已经杜绝了船只往来）就是说，在战役期间，中国军队只能在环形防御圈内全力顶住五路日军的进攻而得不到外线和外界的任何形式的支援及策应。虽然蒋介石在事前曾许诺要亲自率领云南部队的三个师驰往南京解救南京之围，可是，一直到南京战役结束，也未见到云南部队的一丝踪影。

　　十二月四日，南京保卫战外围战役在句容打响。中国军队以简陋的武器顽强抗击着火力凶猛的日军。在几处阵地上甚至出现中国官兵全部打光的壮烈场景。十二月八日，中国军队终因力不能支，后退到第二线防守阵地，（即复廊阵地）日军也就占领了栖霞山－大胡山－汤水－淳化－秣陵－江宁镇这条环形防线及各个重要支点。

日军进攻南京示意图

日军进攻南京示意图

　　十二月九日，日军松井石根大将发出最后通谍敦促中国守军投降，被中国守军拒绝。

　　十二月九日，中国军队又在乌龙山－紫金山－商桥门－雨花台一线阵地上（又称复廊阵地）再次地顽强坑击日军的凶猛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中国官兵前仆后继地与日寇进行血腥厮杀和反复厮杀。日军用猛烈的炮火轰塌多处城墙并有少数日军多次冲进了光华门、通济门和中华门，经过几次惨烈的搏斗，中国军队先后消灭了冲进这几处城门里的日军。

　　十二月十日，南京各处阵地告急，到处出现反复肉搏的惨烈场面。

　　十二月十一日，日军继续猛攻各处防守阵地，中国军队已经伤亡惨重，疲惫不堪，但是在中国军队的拼死抗击中，日军仍然没能攻进南京城内。

　　十二月十二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南京城墙，到处是坍塌的城墙，日军蜂拥而入。中午12点，雨花台失守，紫金山第二峰失守，中华门、雨花门被敌人攻入，成千上万的中国官兵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自发地迎了上去，用自己的身躯阻止敌人的长驱直入。到处是激烈的枪炮声，到处是咬牙切齿的肉搏厮杀……下午四时，万分危急中，唐生智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开会。唐生智说：“南京现在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以为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会场一片沉寂。于是，唐生智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于十一日来的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

　　宣布完毕，唐生智宣布了撤退命令，并指示了突围计划和集结地点。 [ 注：突围计划是临时草拟的。计划规定司令长官部人员和直属部队及三十六师从下关渡江北撤，其余所有部队均从正面向苏皖一带突围。 ]

　　这样，固守了九天，厮杀了九天，仅仅由于蒋介石的一纸电文，死守不仅变成了活守，甚至一步到位，变成了突围和撤退。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晚了，已经晚了！

　　方圆几十里的南京城已经被五路日军围个水泄不通，沟沟坎坎到处里伏着日军交叉的机枪火力网，别说是一支十余万人的大部队，就是一只兔子也难以逃脱日军的火力封锁线。只有南京城北面没有日军，可是却有一条汹涌的大江断绝了归路。没有桥梁、没有船只，只有滚滚的江水奔腾而去。从正面突围吧，疲惫的部队是难以冲出日军强大的火力封锁线的，从江面北渡吧，又没有相应的船只，继续战斗吧，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十几万部队在夜晚中本能地一齐涌到了没有日军的挹江门和下关一带那个狭小的地带，各个部队挤在一起，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兵，已经失去了任何建制的部队是无法继续战斗的。

　　一时间，在狭小的下关一带，伤兵的咒骂声，难民的哭嚎声、远处激烈的枪炮声混杂在一起溶化在冲天的火光之中……，下关一带，一片空前的混乱。

　　与此同时，许多不甘心待毙的官兵利用各种漂浮工具渡江北撤。有利用老百姓木床的，有利用澡盆的，有利用粪桶的，有利用芦苇的，有利用棺材的，还有个士兵挥着鞭子骑在一头老牛背上强行渡江，刚游不远，老牛一撅屁股，士兵掉在江中被江水卷走。

　　仅存的几百只小木船上爬满了企图逃生的官兵，船到江中了，船弦边还扒满了几十只青筋暴跳的大手，而船上的军官则挥着马刀砍垛着扒船帮的手……滔滔的江水中，挣扎着船翻落水的人，泅水无力的人，倚在漂浮物半沉半浮的人，被下游开来的日军兵舰枪炮打中的人……江水掺着血水，活人夹着死人全部消失于滚滚东去的长江之中。

　　只有极少数人从滔滔的江水和日舰的枪炮中狼狈而侥幸地逃到了江北。这里面就有从此离职休养，后来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唐生智，有后来成为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有后来成为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后来成为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的张灵甫，有后来成为济南警备司令的王耀武，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兵团司令的宋希濂等等。

　　没能渡过江的官兵们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半做了日军的俘虏，另一关则化装为难民躲在了各个难民区中。在这众多的化装难民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和廖耀湘。而另一个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据说是冒充秃头和尚躲在了寺庙中才得以脱生。

　　从正面突围的只有广东的66军和83军。这两支部队历尽九死一生，冲破了层层日军火力网，无数名官兵倒在了日军预伏的机枪之下。最后，两个军仅有不到四千人突围出去回到了后方，而66军军长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在突围中则被日军当做难民抓去做了几天的挑夫，累得他俩趴在地下被一个日本大兵几个扁踹之后索性装死才得以脱逃。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占领了南京。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外落成了一座肃穆的建筑物，其正面刻有几行大字：遇难者

　　 　　　　VICTIHS 300000

　　 　　　　　　遭难者

 

三

　　声势浩大的南京保卫战只打了短短的九天就结束了。尽管中国军队的官兵们显示出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可是终因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唐生智早已犯下的战略性错误而前功尽弃遗恨千古了。

　　今天反思起来，蒋介石和唐生智不仅在南京保卫战未打响之前就犯下了战略性的失误，而且在战役打响之后的具体的战术指挥方面也犯下了重大性的错误。

　　首先，南京外围阵地的防御工事大部份不符合实战要求，许多永久性火力点建在高处，口子开得大，以致于许多碉堡被敌人的炮火轻易地摧毁了，损失了许多的重机枪和士兵。而且许多的永久性工事不是按照纵深配备和侧射、斜射的火网要求构筑的。诺大的外围工事和复廊的工事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战前只有几名作战参谋在张罗和监督检查，以至许多工事都显得残次不合格。而整个的防御工事做不好，固守南京也就失去了一个扎实稳固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敌人拥有大量的重火器，这一点，难道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唐生智不了解吗？

　　固守和死守？依靠什么来完成固守和死守呢？难道只依靠高昂的抗战热情和成千上万官兵的热血胸膛吗？面对敌人的大炮和坦克，光依靠热情和热血就能达对固守的目地吗？

　　其次，在战役开始前，唐生智就下令将所有的船只撤到长江上游和江北去，以防止守城部队存有撤退心理。可是，战斗进行九天，成千上万的官兵流血负伤，只是因为缺少船只而流落在南京的各个角落，最后被日寇野蛮地枪杀了。

　　还有，参战各个部队之间协调不力，联络不畅。常常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某部队打着打着，忽然发现友邻部队后撤了或是不见了，为了避免被包围，这个部队只得匆忙地后撤，以致让敌人钻了空隙而中间突破。

　　还有，在整个战役期间，严重存在着卫戍长官司令部和某些军级师级单位的指挥官缺乏责任心和指挥不力的渎职错误。比如当时的国民党71军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的陈颐鼎事后回忆说：

　　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糊涂的打了五天，在这五天的战斗过程中，上级没有同我们见一次，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

　　当陈旅长看到周围的友邻部队都无影无踪的时候，迫不得已，他才命令部队向下关一带撤退。当时，他推测：“既是南京主动放弃不守，必定会派出部队掩护大军转移，下关到浦口江面也会备有大量的渡河器材供给部队使用……”结果完全相反，陈旅长在混乱之中只得和七个卫士搭一张木床渡江，途中因人多，木床下沉，陈旅长的七个卫士纷纷跳下江中以减轻木床的下沉，为保存陈旅长的生命，陈旅长得救了，他的卫士们都沉入了江中。

　　当时的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二旅第二团团长李西开在事后回忆说：

　　下午六时半，我又接到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的电话：“你团伤亡过半，现由广东邓龙光军派兵一营前来增援，望即派员前往太平门上外冈子脚带领。”我即派少校团副朱道源前往接洽。一个小时后，朱回团报告说：“冈子脚已经没有队伍了，只见许多杂乱的部队士兵，由城里向太平门外冲出，沿公路向北奔跑，听说中华门被敌攻破……”。我急电话旅部，找副旅长温诅诠和参谋廖香，均无人接话，又打电话给总部邱参谋长，也无人接话，原来电路已断。此时，团部副官施重华经由总队部地道回来报告说：“中华门已被人占领，城内四处起火，军民混乱不堪。我由总队部回来时，那里已空无一人了……”。我即令团指挥所转移到廖仲凯墓南端之团预备指挥所掩蔽部内，继续指挥战斗。夜八时半，我正和彭月翔议论战局，商谈打算，第六团刘子淑团长走进团指挥所，并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决战阶段，桂永清、胡启儒就溜了！”我请他先坐下，然后说：“此时指责，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赶快商讨我旅今后的军事行动要紧。”话音刚落，第一团团长秦士诠急匆匆地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确已陷落，第一旅旅部电话已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今后作何打算？”我急问：“你团作战情况如何？”秦答：“我团几天来已伤亡过半，现全团官兵不足千人，仍在中山门外卫岗高地及农场地区与敌激战。”我听后将地图展开，四人坐在桌前详讨今后的行动问题。

　　我首先发言，提出突围或北撒的方案，各团长的态度都倾向于北撒，认为这样可以跟上总队一起行动。秦士诠说：“我手下无兵，无力突围，还是北撤为好。下关36师有个团长是我的同学好友，我先去和他接洽，请他帮忙”。刘子淑也说：“我团都是上月接来的新兵，未经训练，毫无作战经验，怎能突围？还是找船过江为宜。”于是决定北撤过江。他二人说声“江边见”就走了。我立即电话通知各营逐次撤退至燕子矶江边一带，准备过江。

　　当我到达冈子脚时，正值午夜十二时，四周一片漆黑。从紫金山第一峰和梅花山方向不断传来枪声。

　　十三日拂晓，我到达燕子矶三台洞边，只见许多许多的失去军官指挥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地由下关方向奔逃而来，边逃边骂，惊慌失措。此时，江面上一眼望不到北岸。滚滚激流之中，尽是人，抱着木柱、门窗、木盆等，顺着江水向东飘流。江水翻滚，人头浮沉。救命声、嚎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待我再指挥部队过江已是不可能，此时部队早被慌乱的人群冲散。

　　请想一想，部队里有这样不负责任的高级指挥官，还能打仗吗？连撤退都不可能了。

　　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关于突围和撤退的错误。

　　在当初制定防守计划时，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和唐生智是以固守和死守为前提的。何为固守？就是要打到弹尽粮绝、打到一兵一卒，或是消灭敌人，或是被敌人所消灭，最后人亡城破为止。这样，方能达到拖住敌人，以使后方调动优势兵力，聚歼敌人之目地。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战勒战役就是固守战役的杰出典范。

　　固守和死守必须具备几个有利条件，如有利的地形地物，较为强大的兵力和火器、充足的粮弹储备、外线的有力策应及全军上下的顽强意志等等。如果不具备这几个条件，那任何形式的固守只能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直到人打光为止。这样，起码也能消耗一定的敌人的兵力。

　　而在南京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缺乏必要的固守条件的情况下竟然以十余万大军置于绝境之地来固守南京城，而在发现固守不住的时候，又突然命令大军突围和撤退，其结果当然是既没能固守住南京城，也没能撤退出去，又没能大量地杀伤敌人，反而被敌人象杀个鸡一样轻易地解决了全部的部队。

　　另外，从整个战役过程来看，蒋介石和唐生智并没有一个长期而周密的打算，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开始时，蒋介石的确打算固守，好打出个样子给国际看看。可是后来发现守不住了（尤其是十二月十日之后）部队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就急忙授意唐生智立刻突围和撤退，可是真不知蒋介石想到没有，重兵在前如何突围？长江在后又如何撤退？（既然后期要撤退，为何当初把船只都调走呢？既然当初下决心断绝了后路，为何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呢？）在重兵在前、长江在后的情况下，十余万大军岂能说撤就撤吗？

　　而唐生智呢，接到撤退的电报后，也是匆忙的布置了突围撤退事宜，并没有派出有力的军官监督和执行突围方案的实施，以至于导致部队大都盲目地挤于下关一带望着滚滚长江于瞪眼。

　　其实，今天来看，当初既使大部队从正面突围，其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城外日军早已预伏好了层层的火力封锁网，专等中国军队钻进来。一个人心惶惶，既无斗志的部队又能突围出去多少人呢？66军和83军共约几万人，只突围出去不到四千人，日军封锁之严密可想而知了。

　　总之，正面突围也好，后面撤退也好，结果都好不到哪去。

　　最后，即使蒋介石中途改变战役计划时，也应该在十二月八日左右，既是外围阵地被日军攻占之后进行，最迟也应该在十二月十一日进行和实行，这样，还能有几天的时间让部队从下关带北渡撤退，同时，也有时间调集大批船只。（看看二战时的英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吧！）

　　当时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说：

　　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四十五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但是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100多匹马力）和约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少，因而就发生许多悲惨事件。长官部召集会议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第36师第212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驶，惨遭灭顶者数以千计。哀于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从以上的分析和回忆中可以看出，正是蒋介石、唐生智犯下的一个接一个的错误才导致中国军队在下关一带出现的大混乱并在一夜之间导致十余万中国官兵陷入欲战不得，欲退不能的绝境之中。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就好比蒋介石和唐生智一不留神将十余万官兵碰掉进一个深坑之中，而凶残的日本鬼子只是做一下往坑里填土的工作而已。

　　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对于尔后的整个抗战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刘斐事后总结的那样：

　　……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份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为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日军就不可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四

　　几十年来，我们总是一味地强调日本人当年是如何地凶残和野蛮，却很少反思本民族在那场战争中存在的严重的“长官意志”和“权大于科学决策”等等专制式的决策机制以及这种机制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100多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正是这种封建般的社会文化基础才导致了中国的衰败和贫弱，这种衰败和贫弱又为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提供了条件和时机。因此，时至今日，当务之急，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应该如何深刻地反思和批判几千年以来我们民族存在的一切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只有当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民主、繁荣和强大起来之后，我们方能有效地避免南京大屠杀悲剧的重演。而仅仅靠指责别人，让别人承认错误是不能防止另一场战争的。 [ 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日本经济实力无比强大，从地缘学和日本国情来讲，日本国永远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应永远保持特殊的警惕。防止日本的另一次侵略。如有机会，日本会转为军事强国重新威胁亚州各国及我们中国的。 ]

　　请切记，未来敌人的凶残与否是我们所永远不能左右的，而未来我们的决策的正确与否则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多反思自己吧！

 

第三章　徐州会战

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1997

一、徐州会战之前的双方态势

二、临沂之战

三、滕县之战

四、台儿庄之战

五、第二阶段的战略布署和军事态势

六、禹王山防御战

七、蒙城之战

八、大撤退

九、五十八年后的反思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月在中国徐州附近，中、日双方先后集结了近百万军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规模会战。战役第一阶段，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在台儿庄附近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精锐部队第10师团和第5师团，迫使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在中国战场上做第一次的无奈撤退，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台儿庄大捷”。

　　战役的第二阶段，日军调集了三十万人的兵力对徐州战场进行深远迂回，企图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多路的日军进攻一个月之久，最后，被迫撤退并跳出日军的合围圈。但是，战略重地徐州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并实现其南北会师，打通津浦线的战略计划，也为下一步进攻武汉，占领我内地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遂愈加艰苦了。

 

一、徐州会战之前的双方态势

　　徐州会战之前，日军已经先后由华中派遣军攻占了上海、南京，并北渡长江向津浦线南段的蚌埠、明光等地攻击先后得手。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在攻占了我国北方几个大中城市之后，于一九三八年的一月－三月间先后渡过黄河天险，攻占了山东和济南、曲阜、兖州、邹县和济宁、青岛、莒县、日照等地。针对南北日军的态势，我方统帅部判断日军的意图是用南北两线的兵力打通津浦线，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尔后相机攻占中原要地武汉。

　　从当时日军的军事态势来看，我方统帅部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根据战后日本披露的史料，当年日本大本营在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制定的方针是“对中日战争采取不扩大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日军参谋本部第二课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制定的“一九三八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 中对于具体的军事事宜是这样规定的。

　　尽快攻占广州，同时在勘定黄河以北的残部后，彻底转向紧缩态势，对应占据之地域，其范围限定如下，切戒扩张。

　　华北方面，黄河以北及山东之大部。

　　华中方面，芜湖、杭州以东之江南地区。

　　华南方面，广州及其补给线。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日本御前会议上做出了“以暂不扩大战面为一般方针，根据情况可实施所需部份作战”的决定。

　　日本防卫厅在战后出版的《大本营陆军部》史书中是这样介绍当年日军统帅部意图的。

　　上海派遣军自年末以来，以一部面对江北的中国军，逐次沿津浦线北上，至2月上旬，约前进150公里到达蚌埠。二月十四日，如前所述，华中派遣军编成，奉命确保及安定长江右岸地区。并以大陆指第59号批准占据上述江北地区。指示如下：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完成确保及安定长江右岸地区内各要地任务，得在长江左岸地区占据要地。

　　此项指示，毫无进行徐州作战及打通津浦线的意图，在两天后的二月十六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不扩大战面的方针。

　　陆军统帅部的想法是：目前以作战解决事变暂无可能，因未能刺及其致命部位，作战尚仅限于较小范围，不过伤及其末梢部位。因此，应放弃依靠军事力量解决事变，而以政略、谋略为主加以解决。此时，绝对要求尽快恢复对苏国防态势。为此，必须极力缩减对中国事变的兵力、资材和预算。

　　然而，进入济南并占领青岛的第2军，由二月中旬开始行动，向西击退济宁附近的中国军，并以一部向沂州（临沂）方面前进，第1军也根据大本营陆军部指示于三月上旬到达期望的黄河一线。综上所述，尽管中央统帅部确定不扩大战面的方针，但各方面仍在继续积极作战，第2军于三月上旬通过华北方面军致电中央部提出申请称：“固面前大量敌军进逼，行动活跃，请准予将其驱逐，但决非向南深入作战。此外，第2军以两个师团（第5、第10师团）警备广大地域，故无推进能力。”对此，虽有反对意见，认为如任其自然扩大，则战面扩张将无止境，如此发展下去，将永远不能积蓄足以解决事变的机动力量。但统帅部终于听信了第2军的意见，为之增加了部分部队。

　　然而，当我军乘势进入大运河一线时，在台儿庄即设阵地立即遭到出乎意料的优势中国军反击，因而逐次增加了兵力。四月上旬，由于中国方面对此战况进行了有利、夸大的宣传（台儿庄大捷），因而不能置之不理。

　　本来虽非有意连结津浦线或扩大战面，但目前有包括中央军十个精锐师在内约五十个师的庞大兵力，认为打击该敌是一次难得战机的想法，逐渐坚定起来。这是企图进行徐州会战的直接原因。

　　尽管日本大本营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可是仍有部分野心勃勃少壮派日军将领积极行动，而当时中国统帅部不可能知道日本大本营的暂不扩大方针，反而判断日军的企图是南北并进，打通津浦线，便往徐州增调了大批部队。至此，双方军队持戈相向，徐州会战就不可避免了。

　　请看当时国民党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主管作战）是这样判断日军的动向：

　　徐州扼津浦、陇海两铁路的交点，是我在南京失守后唯一前进的战略根据地，有向四面八方转用兵力的交通条件。敌人为了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战场，并进而窒息陇海路，威胁我平汉路侧方，作进攻我武汉心脏地区的准备，亦以夺取徐州为主要目标，所以敌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攻下南京后，即于下旬开始从津浦路南北并进，作攻略徐州的准备。

　　徐州会战就是在此种的双方统帅部的意图之背景中开始的。

　　战役初期，即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南线的华中日军以一部兵力进攻淮河一线，北线的华北日军第2军第5师团坂垣征四郎部由山东潍县和青岛向临沂和诸城、莒县、日照等地攻击；第2军的第10师团矶谷廉介部在山东守军韩复榘部不战而退之后先后攻占了山东曲阜、兖州，并继续向邹县攻击前进。

　　面对日军的态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指挥部调兵遣将，将归德一带的第22集团军邓锡候部急调滕县附近防守并掩护津浦路正面；并以怀远地区调来张自忠的第59军放在滕县南侧，为第22集团军的预备队；把驻防海州的庞炳勋的第40军调到临沂并统一指挥鲁南各线的地方武装对青岛、蒙阴一带警戒；韩德勤的第24集团军在高邮、宝应一带阻止扬州一带的北进日军并掩护运河的交通；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51军在淮河设防、阻止北进的华中日军；而中央军的精锐兵团汤恩泊的第20军团（辖第13军、第52军、第85军及配属的第2集团军之31师和第独立44旅）则控制于归德砀山、亳县一带，为第五战区的预备兵团。

　　此时，徐州战场中方兵力约25万人，日方兵力约7万余人。尽管日军兵力少于国军，可是日军的第5师团和第10师团配有大量的重炮坦克、装甲车、汽车以及骑兵和工兵部队，还有优势的飞机掩护。而国军的部队大部分装备陈旧，给养不足，没有重炮和坦克及飞机掩护，只有汤恩伯的军团装备较好，并也只有重炮一个营。

　　显而易见，在火器和机械化方面，国军处于明显的劣势。

　　徐州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在如何保卫徐州的问题上，中国统帅部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以较多的兵力用于第一线，凭借工事进行持久防御。另一种意见是刘斐厅长主张的。他认为我军装备差，战斗力弱，若和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日军作阵地战，必然失败。敌人刚取得了淞沪和南京战役的胜利，头脑发昏，不把国军放在眼里，公然宣称，只要一个步炮混合战术单位就可以攻必克，守必固。因此我军应该利用敌人冒险轻进的机会，以绝对优势兵力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将敌人各个击破。如果敌人慎重地以大兵团向徐州作整体会战，我则应该实行机动防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确保主动，相机捉敌的弱点以运动战击破。万一津浦线为敌人所占，我军也可以从津浦线两侧袭击敌人，还可以掩护我平汉路侧面的安全。

　　蒋介石采纳了刘斐的意见。并派刘斐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

　　日军统帅部由于按照不扩大方针行事，便没有把徐州会战放到议事日程上，所以也就没有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只是在基层部队长的强烈要求之下默许华北第2军第10师团和第5师团向徐州方向相机活动以捕捉国军的主力部队。

　　二月十七日，日军第2军参谋长以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命令：一、第10师团击退汶上、济宁附近之敌至大运河以西。二、第5师团以一个支队配合向沂州（临沂）方向前进的第10师团。

　　二月二十日，日军板垣第5师团主力攻陷山东的莒县和日照县，临沂城危急。国军张自忠的第59军连夜驰往临沂增援守军庞炳勋的第40军。

　　徐州会战正式打响！

徐州会战日军进军示意图

徐州会战日军进军示意图

 

二、临沂之战

　　临沂，位于徐州东北方向，距徐州约150公里，中间隔有台儿庄、向城、峄县等地。徐州正北约100处是滕县、滕县的正东100公里处是临沂，三点连成一起就是三角形。显然，临沂和滕县是徐州的门户。

　　三月五日，第5师团板本支队从莒县杀来，攻占了临沂东面的汤头镇。准备进攻临沂。

　　板本支队约五千余人，配备多门重炮，坦克和骑兵，战斗力极强。

　　此时，防守临沂的为国军第2军团第40军，庞炳勋为军团长兼军长。第40军系地方杂牌部队，乙种编制，下辖一个师和一个特务营师长马法五。师属两个步兵旅和一个补充团，还有炮、工、辎、通讯各营及骑兵一个连、手枪一个连，全军共约13000余人。武器装备计有步枪约8000支、手枪900支、轻重迫击炮约 60门、重机枪约60挺、轻机枪约600挺、掷弹筒约200个、山炮四门、战马约300匹。

　　第40军在一九三七年10月于河北沧县抗击日军之后，调到东海、连云港等地整补和设防。但新兵较多，战斗力一般。

　　三月九日，日军板本支队在飞机掩护下，在重炮和坦克的支援中向临沂发起凶猛攻击，国军第40军在马法五师长的指挥下顽强抗击。官兵们用手榴弹和轻武器阻止坦克的攻击，先后炸毁坦克数辆，打退日军多次进攻。

　　激战到三月十二日下午。正当第40军有些支持不住时，张自忠的第59军及时赶到战场。

　　张自忠的第59军系原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下辖38师和180师，全军共约三万人，有野炮一个营、山炮一个营，没有重炮和坦克。

　　张自忠立即和庞炳勋商讨作战计划。庞炳勋主张两军固守城防，抗击日军。张自忠却主张以第40军固守城防，以第59军在城外野战，攻击日军之侧背或切断日军的退路，阻止日军的援军。双方几经商讨，一致通过了张自忠的建议，决定于三月十四日凌晨发起攻击。

　　十四日凌晨，第59军第38师黄维纲部为左纵队，附野炮一营，第180师刘振三部为右纵队，附山炮一营，沿沂河两岸同时出击，以突然之势一举插入日军的右侧背，强行突破了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岭子等处的日军防线，打了措手不及，一夜之间，消灭日军近千人。日军立刻放弃了攻城，转向59 军。十四日、十五日，双方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逐村逐屋争夺，形成了惨烈的拉锯战。在六天的激战中，双方冲杀了数十次，互有极大的伤亡，国军伤亡更大，约六、七千人，全军连排长几乎全部易人，营长伤亡近半数。至此，战斗呈现僵持状态。

　　十六日，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怡见第59军伤亡太大，一时也难以取胜，便请示李宗仁同意后，令59军向郯城后撤。张自忠强烈要求再打一天一夜。经李宗仁同意后，张自忠立即下令全军师、团长亲临第一线指挥，做最后一战。

　　第二天黄昏，第59军将所有的炮弹打向日军。入夜后，全体官兵杀向日军的风仪、官庄、刘家湖、苗家庄等处阵地。整个战场杀声阵阵，枪炮隆隆。防守临沂城的第40军也趁机反攻。两军官兵士气大涨，高举大刀冲击四处的日军。激战到凌晨二时，坂本支队终于抵抗不住，扔下大批同伴的尸体向汤头、莒县方向溃退，国军乘胜追到董官庄、白塔、汤头一线布防，警戒北面的日军。

　　十八日上午，战斗结束。国军共打死打伤日军约二千多人，缴获大批战利品。第40军还俘虏二名日军士兵。打扫战场时，发现一架飞机残骸和破损坦克六辆。

　　国军伤亡也很大。战斗过程中，从临沂到新安镇一线的公路上，当地老百姓抬送第59军伤兵的担架一付接一付，绵绵不绝。还有许多老百姓冒着危险，不怕辛苦为国军送粮送弹药，还有许多乡下的老太太拎着鸡蛋、鱼肉、萝卜、大葱和馒头、煎饼送给战斗的官兵们。

　　三月十八日晚，第59军奉命开赴费县，只留下114旅协助第40军防守临沂，到3月23日下午，日军坂本支队在援兵的支援下又以五千余人的兵力以重炮和坦克为掩护又开始进攻临沂。国军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勇敢的进攻，同时自己伤亡也很大，连学生队都上了第一线，临沂城又一次告急。

　　第59军奉命又一次增援临沂。25日下午，第59军到达临沂西北地区，立即向日军的右侧背发动攻击，日军用重炮和飞机猛烈轰炸国军阵地，许多官兵牺牲于炮火之下，但是仍然有许多官兵拼死抵抗日军的攻击。第180师部分官兵在古城、南沙埠、小岭、北道等地血战两昼夜，全部牺牲。

　　为了缩短战线，第59军在七德、韦家屯，前后岗头一带占领了阵地与日军继续作顽强战斗。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是官兵们斗志仍然旺盛，战斗中，军长张自忠亲临前线，冒着炮火指挥部队向日军阵地冲击。

　　第59军苦战到29日，国军增援部队汤恩伯的骑兵团和第57军王肇治旅赶到，国军官兵士气大振，凶猛地冲向日军阵地，日军抵挡不住两面夹击，被迫又向汤头方向溃退。

　　国军第二次打退了日军坂本支队。

　　第59军伤亡极大。第38师作战前约15000余人，战斗结束后，不足3000人，第180师也剩下6000余人，全军伤亡军官800余人，士兵10000余人。

　　国军在临沂的战斗给几天之后的台儿庄战斗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国军固守住临沂之后，坂本支队只得绕道临沂，在后面受敌的情况下担惊受怕地支援濑谷支队进攻台儿庄，而且坂本支队是拖着伤痕累累的躯体，其战斗力自然削弱不少。

　　今天来看，当时第59军如果不是匆忙地攻击坂本支队的侧背，而是坚决大胆地插入日军的背后攻占汤头镇，切断日军的退路，破坏后勤基地，那么，坂本支队五千余人就可能大为恐慌而处境更加不妙了。台儿庄战斗国军就会更好打一些了。

　　十年之后，这个英勇的第59军在打遍了半个中国，打遍了日军之后，又回到这一地区，参加内战并在淮海战役中投向共产党。

 

三、滕县之战

　　三月中旬，中日双方在临沂地区进行激烈的战斗时，在滕县地区，双方也进行了一场血与火的搏斗。

　　滕县，距离徐州约100公里，是徐州北面的一个较大门户。

　　三月八日，日军第2军司令官派参谋鹈泽中佐向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传达了军司令官希望：“占领滕县附近以确保大平邑”（平邑集）。

　　三月十三日，第2军又下达了一个命令，命令第10师团歼灭大运河以北之敌，第5师团以一部占领沂州后进入峄县附近，配合第10师团作战。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其《大本营陆军部》中认为这个命令将“中央的不扩大方针冲破一角。”

　　根据命令，三月十四日拂晓，第10师团濑谷支队向滕县外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濑谷支队约一万余人，配备大量的重炮、坦克、骑兵、工兵，战斗力极强，是日军的精锐。

　　防守滕县地区的是国军的第22集团军邓锡候、孙震部，原系四川地方部队，抗战爆发后，主动请缨抗日。该集团军下辖二个军，第41军和第45军。每军二个师，每师两个步兵旅、每旅两个步兵团，此外，没有任何特种兵。全集团军约四万余人。该军装备陈旧、落后主要武器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和数量很少的四川土造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重兵器一概没有。其它交通、信息工具、补给、卫生器具也极为缺乏。1937年1O月－12月。该集团军在山西东南一带与日军周旋了 40多天，损失极大，伤亡过半，一个军只剩下两个旅，全集团军只有八个团，人数约为二万余人。

　　如此两军对垒，除了国军官兵的两万个胸瞠，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挡住日军的钢铁打击。

　　滕县外围打响之后，第2集团军的第125师和第127师及第124师在外围阵地遭受了猛烈的炮火轰击，伤亡很大。炮火一停，日军的坦克开路，步兵跟后，飞机掩护，协同十分有力。国军官兵顽强抵抗逐渐不支，便后撤以节节抵抗，迟滞日军。第127师在微山湖以东地区交相掩护后撤，并坚守普阳山、龙山、界河、北沙河、大山及大小坞一线，第124师740团在日军重炮打击下放弃了石墙村，坚守于东深井村南高地一线，并向师部告急。3月14日，第124师派第37旅曾苏元旅长率领熊顺义营和江有厚加强连赶赴东深井支援。在740团的左侧的池头集与日军展开激战，使日军一时前进受阻。

　　由于外围的部队逐步后撤，第122师王铭章师长命令王志远旅和童澄旅掩护撤退并阻止日军南进。第125师和127师守于界河和大、小坞一线阻止日军的进攻。

　　四十年之后，当年的国军第745团姚超伦团长是这样回忆当时战斗场面的。

　　日军以坦克、骑兵和步兵由公路向香城进攻，经过三小时的激烈战斗，我香城杨宜营因伤亡重大，众寡悬殊，即移向普阳山阵地附近村落防御。当敌人进攻香城时，我普阳山迫击炮向敌骑兵轰击，只见敌骑兵纷纷向我炮火火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奔跑，他们密集的队伍也用低姿势在公路旁停止。约有二个连的日军随即向我普阳山阵地进攻，我先以迫击炮火阻止，待敌人接近阵地后，用重机枪和手榴弹反击，把敌人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无论被我击退，即以一部向我阵地监视，大部队向我阵地右后方前进。我迫击炮火力，在离两千公尺以外就不能打伤敌人；所有步枪，枪膛内的来复线都磨平了，子弹出口的枪声，嗵、嗵、嗵，和土枪一样，实在难听，我们的士兵都不愿用枪射击，只准备在肉搏时使用。为了便于观察全部敌情，我离开指挥所掩蔽部，刚走出十余步，被敌炮兵发现，打来炮弹在我附近爆炸，破片打伤距我身后几步的传令兵两名，都受轻重伤，以后成了残废。我身上也受到土块和石子的崩伤。约十分钟左右，我看到敌人分两路绕过香城，向我阵地后方和滕县方向攻来。由于我们没有飞机和大炮，敌人象演习的样子先头以坦克骑头搜索，随即用行军纵深跟进。有飞机低飞侦察，有军官坐的吉普车，约有一个旅团的敌人。我用电话向上级报告，但不久电话线就被敌人破坏了，约夜半时候，派到指挥部和界河友军阵地上的联络人员回团来说，敌人向龙山脚下迂回，把指挥部的预备队打垮了，师、旅部指挥官均向滕县方向退去，没有给我们指示，界河阵地仍固守未退。后由邻接阵地友军传来通知，准于拂晓前全线撤退。

　　由于防守外围的军部队的后撤（只有界河、龙山、普阳山阵地尚在坚守着。）滕县城便完全暴露于日军的炮火和重兵包围之中。

　　十五日下午，由龙山以东迂回而来的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滕县城东北10余里之处的冯河、龙阳店一带。日军的企图是即合围滕县又阻援临城方向的国军增援。

　　由于国军主力部队都布置在滕县城以北的外围地区，滕县城内只剩下第122师、124师、127师的三个师部和364旅部。兵力只有几个特务连和通信连。王铭章师长向临城的集团军总部求援，临城只有第41军的特务营，孙震副总司令立即将其中的三个步兵连派到滕县，只留下一个手枪连保卫总司令部。同时，孙震急电第五战区指挥部，指挥部告之孙震，汤恩伯军团已经北上增援，近日内就到作战前线，望第22集团军坚守到援军的到来。

　　王铭章师长得到这个消息后，便决心死守滕县城，与城共存亡。他立即将滕县附近的二个步兵营火速调到城内，任命727团张宣武团长为城防司令，统一指挥全城的防御战。

　　夜间，临城增援的三个步兵连和一列车弹药到达滕县。此时，滕县城内共有十一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和四个特务连，还有几百人的地方武装，还有三个师部，城内兵力共有三千余人，但战斗人员不足二千人。

　　十六日上午八时，日军炮兵开始猛烈轰击滕县城，足足打了二个小时，城内东关和西关火车站共落下炮弹三千余发。东关南半寨墙被炸开2米宽的缺口。日军集中了数十挺轻重机枪猛烈射击以掩护步兵突入城墙。步兵四、五十人刚跳到寨外沟里时，国军守兵连长一声令下，几百颗手榴弹砸向沟内，日军倒下一大片，剩下的十几人退了下去。

　　日军又以猛烈炮火轰击一阵子，之后，又是几十名日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冲了进来，又是几百颗手榴弹砸下去，日军倒下了一大片，剩余的又退了下去。如此冲锋反复了三次，国军也受到很大的伤亡。

　　下午二时，日军将进攻矛头指向了东关的东北角。日军在炮火掩护下以同样的方式反复冲锋了五次，都被守军严翊营长指挥的第一连打退了。日军扔下了100余具尸体，守军伤亡也很大。

　　下午五时，日军又发起了第六次进攻，炮火更加猛烈，飞机也轮番轰炸。这次日军进攻的是东关正面城门。日军采用了波浪冲锋法，三个排的兵力前后重叠，梯次地进攻守军阵地。前面的一个排刚被消灭，靠近城墙的守军也被日军的火力消灭了。日军的第二个排又冲上来，守军预备队立即上去与日军展开了肉搏战。刀光剑影、血肉飞溅，一会功夫，这个排的日军又被消灭了。守军也只剩下了十余名官兵，连长以下100余名士兵均已牺牲。这时，日军第三个排趁机冲时来，严营长急调何经纬连堵住了这股日军。天黑下来，日军这支队伍也无力扩大战果，只好固守在城墙下。双方仅相持于几十米内。何经纬连一个冲锋，消灭了一部分日军。但是，仍有20余名日军宁死不退，可是，何经纬连已经伤亡了三分之二，无力再战。张宣武团长从别处急调第十一连到东关并严令官兵不消灭日军别回来。

　　第十一连立刻旋风般地冲上去，双方一阵子血战，这股日军全部被歼，第十一连也伤亡了70余名士兵。东关城门终于回到国军手中，严翊营长也在最后的战斗中大腿中弹。

　　晚十一时，双方停止战斗。

　　这一天，滕县城内共落炮弹万余发。日军的飞机也接连不断的扫射轰炸。飞机虽然不如炮弹破坏作用大，但是，几十年之后，张宣武团长却认为，日军的飞机对于守军的精神威胁却远在于机枪大炮之上。

　　在滕县激战同时，滕县北面的第45军防御阵地龙山和普阳山一线也在中午被日军突破。国军残部只得撤下来。滕县西北石墙处的第124师防御阵地也同时被突破。守军吕康旅和曾苏元旅率领不足二个团的兵力退守大坞、小坞一线。半夜12时，这二团又撤进滕县城内。至此，滕县处于日军包围之中。

　　王铭章师长和124师代理师长及张宣武团长连夜调整了全城的防守部署。全城守军连夜修工事、挖防空洞，绑云梯、揭开手榴弹盖子，直到天亮。全体守军坚信援军第二天到来，因此，信心十足的准备与日军继续厮杀。

　　十七日上午六时，日军以50门山炮野炮猛烈轰击滕县城防，飞机也有20余架投弹、扫射。一时间，浓烟滚滚，烟雾弥漫，房屋倒塌、遍地弹坑。全城街道都被残砖断瓦堵塞了，到处是熊熊大火，放眼望去，一片焦土。此时的张宣武团长方才领会出“焦土抗战”的全部涵义。

　　炮击了二个小时，日军向东关开始步兵进攻，进攻方式同以前一样。防守东关的第124师740团的官兵们不屈不挠地抵抗日军的多次进攻。经过反复冲锋，日军步兵死伤累累，仍然没能攻占东关，国军也受到极大的伤亡。但是阵地仍然在国军手中。

　　与此同时，东南城角处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国军用手榴弹炸毁坦克二辆，消灭几十名日军。终因守军伤亡已尽，使60余名日军冲到了城角。守军预备队一连立刻挥舞着大刀冲上去，同日军开展肉搏战。一阵阵白光红光闪过之后，日军全部倒下，守军也倒下了150余人，其中有连长张荃馨、副连长贺吉仓。这个连只仅存 14名士兵。

　　下午二时，日军以十几门重炮轰击滕县城墙南正面。城墙坍塌一片，处处可以攀登。砖瓦沾满了守军官兵的血肉。日军步兵几百人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南城，守军第 124师370旅吕康旅长、汪朝廉副旅长亲临前沿指挥，先后身负重伤，其余官兵也所剩不多，下午三时半，日军占领了南城墙。

　　与此同时，守备南关的第124师二个连在飞机的轰炸中伤亡一半，其余的人只得转移到西关火车站附近。

　　这时，东面的日军对东关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寨墙被炮火炸得坑洼不平，到处是缺口，守军工事全被摧毁，守军失去凭借工事而死伤累累，此时，弹药快用完了。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趁机突入东关，守军抵挡不住时，团长王麟和政训员胡清溪冒着炮火到前沿督战，突遭炮弹轰击，同时阵亡。

　　日军占领南城墙和东关之后，便在城墙以火力掩护西南城的步兵向国军突击。同时，日军炮火猛轰西城门楼，国军死伤惨重。下午五时，西门和西门以南的城墙被日军占领。

　　情况紧急，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十字街口指挥督战。日军集中火力扫射中心十字街口，王师长和参谋人员只得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王师长命令身边仅存的特务排向西城门楼的日军冲击，刚冲几步，就被机枪打倒。日军逐渐压迫过来，万不得已，王师长等人缒城下去，准备到火车站指挥战斗，行至半路，被日军机枪打中，王铭章师长，赵渭浣参谋长、罗中辛副官长、少校参谋谢大熏及124师参谋长邹慕陶等10余人同时阵亡。只有卫兵李少昆二人躲过死神。

　　黄昏时，国军弹尽粮绝，无力反击，东门落入日军手中。张宣武团长中弹负伤，城内陷入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日军逐渐占领各处。

　　夜里九时，北城墙的守军二、三百人有组织地扒开城门，突围出去。城内仍然有零星的国军官兵与日军对抗，枪声响了一夜，直到天亮。

　　滕县失陷之前，国军许多伤兵和突围部队出城向临城撤退，途中被日军炮火拦击，损失很大，麦地里躺满了伤亡者。还有一支伤兵和士兵约200余人，在途中被日军追杀，大部分被打死或逼到微山湖中淹死。战斗结束后，我军许多重伤的官兵们，有的历尽艰苦爬出战场，有的被战友们背扶下火线，沿途的老百姓们热情的收容隐藏他们，给他们洗血包扎，烧水做饭。入夜里，老乡们自发的用担架用大车将伤员们送到临城和沛县。张宣武团长和陈离师长就是被老乡们抬到后方的。以至在四十年之后，这段战史被张团长讲出来。

　　还有第122师少校副官鲁福庆，被日军所俘，日军将他和20余名士兵用刺刀扎死。夜里，老乡们收尸时，发现他还有口气，便悄悄的抬到村子里隐藏起来，千方百计为他治疗。二个月后，伤口好转了，老乡们又辗转将他送到汉口，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滕县战斗，国军第41军伤亡五千余人，第45军伤亡五千余人，日军伤亡人数不详。

　　滕县战斗失利的原因主要是国军增援部队汤恩伯的军团未能及时赶到。（只赶到一个团，支援滕县时遭到日军阻击便退了回来）

　　滕县战斗之前，中国统帅部计划在第22集团军坚守滕县时，让汤恩伯军团主力在临城东西之线给予冒险挺进的日军以歼灭性打击，同时第2集团军向鲁南运动以支援汤军团。这个作战计划仅仅因为汤恩伯军团未能及时赶到而遭到破坏。

　　滕县失守的第2天，汤恩伯军团主力方才到达临城以南的利国峄一线，距滕县100余里。如果该军早到一天的话，滕县就可能守住了。

　　攻占了滕县，日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台儿庄了。

 

四、台儿庄之战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几十里，是一个千户居民的小镇。运河穿城而走，附近产煤，距离煤矿枣庄几十里，中间隔有峄县，一条支线铁路将临城－枣庄－峄县－台儿庄－邳州几个城镇连结起来。因此，台儿庄是徐州的东北门户。

　　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占领滕县之后，根据师团长的命令，以步兵第63联队的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为左、右追击队，分别向韩庄和峄县追击，支队主力则集结在临城附近。在支队击退国军后于20日占领韩庄，左追击队20日黎明占领峄县，其目地在于确保北面的枣庄煤矿配合第5师团作战。（此时，第5师团坂本支队正在临沂被第59军打退）

　　 3月23日，濑谷支队长得到情报，得知峄县附近集结了汤恩伯军团的主力准备于24日发起攻击，将日军压迫到韩庄和临城之间的微山湖予以歼灭。汤恩伯住在向城。

　　于是，濑谷支队长在23日深夜下达了以下命令：

　　一、支队决定以一部派往临沂方向策应坂本支队，主力确保韩庄及台儿庄附近的大运河一线。二、24日临沂支队（第1O联队第2大队）以临城出发向临沂方向前进，策应坂本支队作战。三、第10联队（缺第2大队）以一部确保韩庄附近大运河线，主力集结于临城。四、步兵第63联队以一部确保台儿庄附近大运河线，主力集结于峄县。五、支队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集结于枣庄附近。

　　以上是日军的台儿庄战斗布置。

　　而当时国军的战斗布置是这样的：日军轻兵冒进台儿庄，我军以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拒守台儿庄一线，汤恩伯军团则隐藏在峄县附近山区，等待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一线消牦日军力量之后便一举出击以侧击日军，将其歼灭。

　　国军在徐州附近的作战部队约为25万人，日军约为两个支队不足二万人。

　　 3月24日左右，日军濑谷支队派往临沂的部队在峄县郭里集附近与国军汤恩伯军团第85军遭遇，交了一阵子火之后，国军退入峄县附近山区。而日军第63联队第2大队开始进攻台儿庄。

　　防守台儿庄的是国军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该集团军原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善于防守。下辖第30军和第42军，两个军共有三个师一个旅。由于该集团军刚打完山西娘子关战役，损失很大，未等补充便急忙调到台儿庄战场，集团军实有兵力约为24000人，没有重武器。

　　国军在台儿庄做了如下布防：第31师池峰城部防守台儿庄城厢一线，第30师张金照部防守台儿庄城外左翼一带，第27师黄樵松部防守台儿庄城外右翼地区，独立第44旅吴鹏举部以一团的兵力占领运河上游桥头堡阵地，另一团为集团军预备队。集团军指挥所设在台儿庄南车辐山车站。

　　 3月24日，流传后世的台儿庄战役打响了。

　　日军濑谷支队步兵第63联队地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坦克开路向台儿庄守军阵地发起冲击，国军官兵顽强抵抗，将攻进城内的日军打退。

　　 25日，濑谷支队长担心临沂方面的利势，便命令支队以攻进台儿庄的兵力监视台儿庄，并以炮兵压制台儿庄的敌人，以便让主力步兵第10联队临城向郭里集一带活动，攻击汤恩伯的军团主力。第10联队于27日向郭里集一带的汤恩伯主力进行了攻击和警戒。

　　 3月27日，日军在台儿庄的部队继续攻击台儿庄。一阵长时间的炮轰之后，日军攻占了台儿庄的东北角，但是遭到国军的勇敢的反冲击，双方进行了反复的厮杀。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国军死亡累累，日军逐渐地由北门压迫到大庙据点。国军第三营由城外赶到，第8连裴克先连长高喊：“弟兄们，跟我来！"带头冲进大庙，双方又开始了残酷的肉博战。日军官兵也拼死一战。一阵阵刀光剑影血肉纷飞之后，国军第8连全体官兵壮烈殉国。

　　夜里，日军的进攻更加猛烈，城内一片混乱。国军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必死决心与日军展开了逐屋逐街的争夺战。残砖断瓦之间沾满了双方士兵的血和肉，在熊熊的大火映照中，惨壮空前。

　　国军第7连徐运太连长在大庙以北防守北街中段时，操起重机枪猛烈打击日军。日军集中火力打击徐连长，徐连长毫不退缩，胸腹部连中几弹，仍坚持扫射，终于伤重殉国。

　　某连的特务长任曾礼，在日军冲进阵地时，带领炊事兵数人捡起战友们遗下的武器冲向日军，全部战死。

　　 3月27日，日军突破北门之后，情况危急，城外的第27师黄师长命令第158团三营副营长时尚彬率领7、8两个连跑步增援台儿庄的第31师。八连官兵刚进庄内，地形不熟，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片刻功夫，全连人所剩无几了。时副营长见到七连长王范堂时大哭起来：“王连长，完了，完了，八连全完了。”

　　此时，天已黄昏，七连被分为机动队，准备应急。28日黎明，日军由西北角突入，向西南猛攻，攻势十分猛烈。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七连官兵冒着炮火，沉着冷静，用轻武器打退了多次进攻。七连的官兵也从130余名剩下57人了。

　　为了打退日军，王连长向王冠团长建议组成敢死队，绕到敌侧，前后夹击，王团长同意了。29日黄昏，在密集的火力支援下，七连57名，敢死队员突入日军阵地，一阵血战之后，地下倒下了一大片双方的尸体，没倒下的日军官兵向北溃逃。七连敢死队只剩下了13人。

　　四十五年之后，幸存的王范堂连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禁感慨万端并深切怀念那些倒于台儿庄的战友们。

　　由于守军的顽强抵抗，致使日军远远拿不下台儿庄。濑谷支队长还担心峄县附近的汤恩伯军团威胁他的侧背，于是，他决心一举攻下台儿庄，早日结束战斗。29 日，第5师团板本支队也奉命停止攻击临沂，留下二个大队监视临沂，主力于4月2日进到台儿庄东几公里外，攻击台儿庄东面之敌，配合第10师团作战。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也赶赴汤头镇指挥部队。

　　 30日黄昏，濑谷支队主力由峄县附近，在猛烈炮火支援下攻占了台儿庄的东半部。日军在白天攻占了国军阵地，国军便利用夜战来进行反冲击收复白天失去的阵地。往往为了一间屋子，双方都得死伤几十人，为了一条街巷，双方得死伤一连人以上。双方展开残酷的拉锯战。由于日军的火力凶猛，国军的伤亡更大，血红的断壁残墙之间布满了累累的尸体。有一次，战况紧急，孙连仲命令城外的第30师增援一个团到台儿庄内，于是，吴明林团跑步增援台儿庄。第二天，早晨，吴明林团下来时，只剩下数十名官兵。

　　到了四月三日，台儿庄守军已伤亡大半，全庄三分之二被日军攻占，我军残部只据有南关一隅，宁死不退。日军眼看就要得手了，乃以重炮和坦克支援步兵更加猛烈地攻击国军，志在必得。日方电台早已宣讲台儿庄已经全部占领，中国精锐守军已经全部被歼。

　　此时，第31师池峰城师长请示总司令孙连仲，可否将守军撤到运河南岸，以免全军覆灭？孙连仲回答说，李宗仁长官命令我军死守台儿庄最后一刻，我援军汤恩伯军团主力于明天中午进到台儿庄北部，到时候全线反攻，全歼敌人。现在撤退，岂不前功尽弃。李长官命令我们守到明日拂晓，他亲到前线台儿庄督战，如违抗命令，当以军法从事。

　　由于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守军几乎无立脚之地，池峰城师长又一次向孙连仲请求撤退，孙连仲在电话中严厉地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已上前填前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敢退过河者，杀无赦！"

　　池师长方才彻底死了撤退的心思。他抱着必死的决心率领残部据守在狭小的阵地内拼死抵抗。双方展开多次的血腥肉搏，纷飞的血肉混杂在炮火硝烟之中遮住云蔽住日，一时间，真是血红肉腥，人头翻滚。

　　黄昏时，日军气力竭尽，停止了进攻。国军终于守住了最后一块阵地。

　　半夜，李宗仁长官悬赏大洋十万元，令孙连仲在台儿庄组织敢死队夜袭日军阵地。 [ 注：五十年之后，大陆拍的影片《血战台儿庄》中有一个镜头，一队敢死队员手掂着大洋对指挥官沉重地说，长官，我们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说完，将大洋抛到地上，头也不回地冲上火线。近60年过去了，当年成百万朴实善良的农家子弟为国献身，连名字都没留下，他们的白发苍苍的双亲在穷困的的农村是如何度过晚年的呢？近60年了，国共双方都没有人报道过这件事情。 ]

　　池峰城将所有的士兵及炊事兵、担架兵等组织起来，共约数百人分成几个小组，高举大刀突然冲进日军阵地，人自为战，勇猛异常，不可阻挡。已经筋疲力尽的日军万万没想到受到重创的国军竟然能如此有力地冲杀过来，仓皇之中，无法应战。经过一夜激战，国军一举收复三分之二阵地。

　　第二天黎明，台儿庄北面的汤恩的军团主力第52军、第85军在隆隆的炮火掩护下向濑谷支队发起全面进攻。守军第2集团军也从正面发起了进攻。第52军和第 85军向台儿庄东北面至台枣支线的南路北路的日军进行凌厉攻击。汤恩伯和关麟征在红瓦屋附近的小高地指挥作战。激战下午一时，国军攻占了南洛、北洛，切断了台儿庄以北的台枣线，对进攻台儿庄的日军侧背予以沉重打击，并形成包围态势。濑谷支队几次以台儿庄抽调兵力进行反击被击退。下午二时，临沂方向的日军板本支队数千人经向城向兰陵镇突进，企图解濑谷支队之围。国军第25师张耀明部立即迎击日军，将日军阻止在兰陵镇以北地区并展开激战。天黑之后，坂本支队向兰陵西北的扬楼、底阁方向撤退，国军立即追击。第二天，第25师和第2师陈大庆部将日军包围在扬楼，底阁一带并开始攻击。日军又撤到肖汪一带，几次突围未能成功。国军第85军王仲廉部和第110师第张轸部在南洛北洛与日军濑谷支队激战。四月六日，濑谷支队纷纷撤向泥沟，大有退却之势。肖汪的板本支队几次突围想与濑谷支队会合未能成功。

　　到了半夜，泥沟的日军和肖汪的日军同时猛烈炮击国军，国军判断日军想进行撤退，便加紧进攻。同时，国军大炮集中轰击日军必经之路。天亮之后，国军发现板本支队沿台枣支线东侧向北面溃退，濑谷支队也沿台枣支线两侧纷纷向北溃退。国军予以追击。

　　四月八日拂晓，溃退的日军占领了峄县及附近的几个高地。汤恩伯军团先后包围了日军的阵地，并对峄县展开攻击。因国军缺少重武器和飞机掩护，连攻数日，未能得手，反而还损失不少的人。从此，双方对峙于峄县一线。

　　撤退的日军战场上遗留了大量的尸体、物资和武器弹药。还有日军自已烧毁的坦克、汽车及许多死马。

　　可以说，国军取得了一次战术性的中等规模的胜利。

　　自从“七·七”抗战以来，国军在淞沪战场，华北战场上屡战屡败，丧师失地而导致士气下降，信心不足。因此，中国统帅部决定利用此次胜利来提高一下全国民众的抗战信心。于是乎，这次胜利被中方大大地渲染起来，又是彻底歼灭两个精锐师团，又是打死打伤二万人以上，又是缴获无数的武器装备等等。

　　全国民众便为此次空前的胜利着实热烈庆祝几天。

　　其实，今天来看，当年的台儿庄胜利的规模并不算大。国军只是击溃了而不是全歼了日军，何况只是击溃了不足两个旅团的兵力，仅占两个师团的三分之一兵力。而且就人员伤亡来讲，国军的伤亡远远高于日军的伤亡。据战后统计，国军伤亡在五万人以上。其中，第22集团军伤亡一万余人，第2集团军伤亡一万余人，第59 军伤亡一万余人，汤恩伯军团伤亡一万余人。而日军第10师团从3月14日（腾县战斗开始）到5月12日会战结束，共死亡1088人，伤4137人。第5师团从2月20日（临沂战斗开始）到5月10日（会战末期）共死亡1281人，伤5478人。

　　以上的日军伤亡人数共约11984人，这些伤亡人数还包括台儿庄之后的第二阶段的战斗。可想而知，台儿庄战斗中，日军伤亡的人数远远地低于国军的伤亡人数了。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看，国军的胜利是有些得不偿失了。

　　今天，客观的讲，国军在台儿庄取得胜利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国军在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在战场上击退了日军，迫使日军第一次做了无奈的战术性撤退。

　　台儿庄战斗已经过去近60年了，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当年台儿庄胜利的程度。当然，在台儿庄战斗中，为中华民族捐躯的无数国军官兵们仍然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尊敬！

　　有意思的是，日本军方直到今天也不承认当年在台儿庄他们遭到了战术性的失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战后编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一书中对于台儿庄的有关战斗过程和结果是这样讲述的：

　　4月2日，台儿庄攻坚虽仍无进展，但步兵第10联队主力向台儿庄东面地区南下，经激战后于18时左右进抵庄边。步兵第10联队战斗详报对2日的战斗的如下的记载：“研究敌第27师第80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奋勇死战的气概，不愧受到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全部守军凭藉散兵壕顽强抵抗直至最后。敌在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尸山血河，并非日军所特有。不识他人，满足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报应以此为戒。”

　　4月3日，台儿庄攻坚部队进入城内100米，占领东南门。步兵第10联队主力进抵大运河畔的黄林庄。

　　板本支队于3日自火石埠攻击肖汪方面之敌，与之激战。

　　4日，台儿庄城内仍顽强抵抗，我战线仅推进约80米。濑谷支队长命步兵第10联队的一个中队留驻黄林庄，主力于4日夜向鱼鳞附近转进集结，警戒台儿庄西面之敌。

　　两支队在台儿庄分离，4月4日，板本支队在肖汪附近，因受到优势敌军围攻，陷入苦战。本日，板本支队接到第5师团长的命令：“支队迅速消灭当面之敌后应即转进攻下沂州。”当时，因通信联络不好，第5师团长判断板本支队的作战正在顺利进展。

　　然而，板本支队在继续苦战，因后方被切断，由第5师团补给有困难，5日由第10师团得到弹药粮食补给。

　　5日，台儿庄城内攻击无进展，集结于鱼鳞附近的步兵第10联队主力，各以一部支援顿庄闸的战斗，并攻击台儿庄西3公里地方之敌。

　　5日，板本支队长考虑濑谷支队长攻占台儿庄结束，策应濑谷支队的作战任务已完成，当时19时37分命步兵第21联队准备返转。

　　第10师团长6日得知板本支队决心转进，向第2军建议联合各部兵力消灭台儿庄附近之敌，得到军的同意，然而，随后接到濑谷支队“暂时离开台儿庄，兵力向后方集结”的报告。师团长立即令参谋长以电话命令濑谷支队中止转进。但濑谷支队长从全面情况着眼，仍命支队自台儿庄转进。支队秩序井然地脱离敌人。只因运输困难，以致烧掉一部份积存的物资。……是濑谷支队在尚未完全占领台儿庄时，接到误认为台儿庄已被占领的邻接友军板本支队转进的报告，由于未能充分联络，濑谷支队不得已也返转回来。纯属战场上的差错，并不是被击退的。

　　从以上的词句上看到，日军至今不认为当年他们在台儿庄打了败仗。

　　中方说在台儿庄打了胜仗，日方说他们并没有打败仗，只是主动转进。双方名争一执。那么，究竟谁说得对呢？

　　其实，如果细心的读者看日方军史的话，就会发现，尽管日方在军史中用词非常婉转和不动声色，但是还是有一句话露出了破绽，令读者不由不产生推想。这句话就是：“师团长立即令参谋长以电话命令濑谷支队中止转进。但濑谷支队从全面情况着眼，仍命令支队自台儿庄转进。”

　　破绽就在于“从全面情况着眼”的这句话。

　　众所同知，日本军队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有任何打折扣之处。既然师团长命令濑谷支队立即中止转进，为什么濑谷支队长还要公然违抗上级命令率领支队转进呢？原因就是：“从全面情况着眼”。

　　而这个“全面情况”就是濑谷支队已经陷入了优势的中国军队的合围之中并已经难以继续支撑下去了。再不“转进”，就要全军覆灭了 [ 注：日方军史文笔非常讲究，用一个“转进”词，就把濑谷支队的艰难狼狈的困境给掩盖住了。日本人真聪明，只用了短短的二个字，就掩饰和遮住了那段历史真相。如果有人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将“转进”理解为“撤退”，而所有日本国民如果只是阅读日方军史的话，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只有同时阅读双方的军史，才会对日方军史持疑问的态度。 ] 。既然是在重兵之前的“转进”，就难免有些仓皇和匆忙，战场上遗留一些同伴的尸体和大量的武器弹药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当然，一向节俭的日本人也就不会为了这点区区的细节而浪费笔墨和印刷纸张了。

　　今天来看，中方的军史有意夸大和渲染了台儿庄战斗的胜利，而日方军史却有意地缩小和淡化了台儿庄战斗的失利。显然，双方官方都在向后人们掩饰了历史的真相。原因只有一个，为了政治和民族自尊心的需要。 [ 注：我不禁联想到，几千年的人类历史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 ] 今天来看，当年，如果汤恩伯军能坚决地，不顾一切的堵住濑谷支队和板本支队的退路的话，以25万人的优势合歼不足二万人的日军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台儿庄战斗的结束标志着徐州会战第一阶段告一段落。几天之后，更大规模的第二阶段战斗开始了。

 

五、第二阶段的战略布署和军事态势

　　由于日军在台儿庄战斗的失利，也由于中方大肆渲染了台儿庄战斗的胜利，日本大本营决定立即实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以消灭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并期望使这次会战能引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全面结束战争）。

　　由于这次会战使用的兵力大，日本大本营便将会战后的态势和将来实施的武汉作战也包含在此次拟定的作战计划中。

　　四月七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了如下命令。

　　大陆命第84号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击破徐州附近之敌。

　　二、华北方面司令官应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

　　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占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之前项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合肥一带）

　　四、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参谋总长下达了第106号大陆指示。

　　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就有关徐州附近之作战应紧密配合。

　　二、为供上述作战之参考，发给附件“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草案”。

　　草案的内容：

　　第一、方针

　　以华北方面军有力之一部，及与之相策应之华中遣军之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并占领津浦线及庐州附近。作战开始预定为4月下旬。

　　第二、要领

　　华北方面军以约四个师团向陇海沿线采取攻势击破敌军。为此，以主力由北方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并以约一个师团由兰封东北方附近向归德（今商丘）方面敌之退路进攻。

　　一、华中派遣军以约两个师团（一部担当后方警备）由南方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为此，沿津浦线地区进击，尤须尽力断敌之退路。

　　三、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并击破敌军后，即占据兰封以东陇海线以北地区。

　　四、华中派遣军在击破敌军后，即占据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五、两军应密切配合作战。

　　六、本作战结束后，华北方面军应将约3个师团配置于黄河以南，华中派遣军将约两个师团配置于徐州（不含）以南津浦线及庐州附近。

　　此项命令下达之后，各路日军开始准备实施作战。

　　此时的中方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四月七日至四月二十日这段日子里，中方统帅部判断出日军将要在徐州战场发动更大的攻势。为此，中方统帅部和蒋介石（主要是蒋介石）信心十足地打算在徐州附近与日军大战一场。并随即往徐州调集大批军队。其中有周碞的第75军、李仙州的第92军、樊松甫的第46军、卢汉的第60 军，李延年的第2军、谭道源的第22军、石友三的第69军、冯冶安的第77军、刘汝明的第68军、商震的一个师，共约20余万人。加上徐州战场原有的部队和特种兵，直属部队，共约60万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收了如此众多的增援部队，便打算在既有的阵地线上与日军作战以消灭日军，于是，他将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第一线作决战准备。

　　此时，由于汤恩伯军团一直未能将枣庄和峄县附近的日军第10师团主力消灭和击溃，造成这支日军对国军形成威胁，为此，统帅部刘斐厅长向统帅部和蒋介石提出一个保守性的作战方案。即，鲁南作战应改为机动防御。除以一部分部队和敌人保持接触外，主力应集结于机动有利的地位，再相机打击敌人。具体做法是，一面在运河线上布防，一面在徐州以西控制强大的预备兵团，以能及时应付敌人从鲁西或皖北的迂回，避免陷于被动的地位。

　　对于刘斐这个作战方案，蒋介石勉强同意。但是蒋介石仍然不愿意放弃任何地点（主要是台儿庄和徐州，国际都知道了台儿庄的胜利，怎么能放弃呢？）要求第一线部队作持久防御部署。于是，刘斐将他的方案折衷一下，只从一线抽调一部分兵力集结徐州以西作机动兵团和预备队，而不是大部分兵力作机动兵团。

　　四月二十一日，折衷后的刘斐的作战方案以蒋介石名义下达到第五战区，命令李宗仁立即执行。

　　命令下达之后，刘斐厅长几乎天天催问第五战区，主要是催问李宗仁将预备队和机动兵团抽调出来没有。出乎刘斐意料之外的是，李宗仁不仅没有将预备队和机动兵团抽调出来，反而把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投入到第一线或紧接着第一线与日军做延翼竞赛。整个战线，西起微山湖、中间经白山、獐山峄县南侧、兰陵镇，向城东南、亘沂河东岸码头镇、郯城之线。第一线的正面绵延三百余里。而李宗仁在这段战线投放了40余万兵力，许多都放在运河以北地区。

　　看到这种布置，刘斐提醒李宗仁，这种布置很危险，将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内线作战，应该尽早地在第一线上只摆出一个掩护幕，而在后方控制强大的机动兵团，这样，才能保持主动权。

　　对于刘斐的劝告和统帅部的方案，李宗仁大有一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传统美德。这样，一直到4月20日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兵分六路向徐州采取深远迂回的合围期间，第五战区始终将大部分兵力投放在第一线地区以幻想在既有阵地上与日军会战以确保徐州和津浦铁路的安全。（大有一种御敌人于徐州东的倔强架势。）

　　李宗仁始终没有发现；他这样做的结果却恰恰地将国军六十万大军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 注：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却将这个错误全部推向了蒋介石。而把自己描绘为一个始终为蒋介石这种错误的布置感到忧虑却无力扭转错误的悲剧角色。其实，读者要是在阅读刘斐的回忆录的话，就会轻易发现，李宗仁在极力美化自己。任何人都清，即使统帅部和蒋介石往徐州增调了大批兵力，李宗仁完全可以按照统帅部的作战方案而把这几十万大军放在徐州以西作为机动兵团应急。现实情况却是相反。因此，这个责任完全应该由李宗仁负责。具体指挥调动六十万大军的是李宗仁，而不是蒋介石。由此可见，堂堂李代总统都在掩饰历史，历史究竟有几分真实呢？ ]

　　四月二十二日左右，日军开始了既定的徐州会战。

　　日军的具体进攻路线和兵力是这样的：华北日军第5师团由向城、郯城向徐州的东南方向进攻；第114师团由枣庄、峄县向徐州以东方向进攻；第10师团由临城右回旋向徐州的西北方向进攻；第16师团由济宁向金乡、鱼台和沛县进攻；第11师团强渡黄河由濮县向菏泽进攻；第14师团渡过黄河向兰封一带进攻。在这六个师团还混杂一些预备师团的一部分兵力。

　　华中日军第13师团由蚌埠向蒙城、永城进攻；第3师团和第10师团各一部由蚌埠向宿县、萧县进攻；第116师团佐藤支队由高邮向淮阴进攻及由东台向阜宁进攻。华中日军也混杂一些预备役师团的兵力。

　　此外，为了策应华中日军的作战，日军坂井支队由芜湖附近向合肥进攻并于五月上旬攻占了合肥。

　　至此，日军的意图逐渐明显，以多路进攻的兵力对徐州战场做深远迂回以切断国军六十万大军的退路予以歼灭。同时，日军将其主要兵力放在了鲁西方向。

　　在此期间，国军大多数兵力却仍然在徐州以东的运河一线与日军第5师团和第114师团作胶着的阵地战，后方没有多少预备队和机动兵团，而日军南北部队正在逐渐靠拢，呈合围态势。国军六十万大军危矣！

 

六、禹王山防御战

　　禹王山，位于台儿庄东南处，是台儿庄的天然屏障。4月22日－5月18日，卢汉的第60军在此地与日军第5师团作了近一个月的艰苦的阵地战。

　　第60军，是云南军阀龙云的主力部队。军长卢汉，下辖三个师，即182师、183师、184师。每师二个步兵旅，全军共12个步兵团。直属部队有山炮营、工兵营、警卫营、辎重营、通信营、卫生队、防毒队等。全军约45000余人。装备较好，全系法国造武器。

　　四月中旬左右，日军第5师团得到整补之后，又对徐州以东地区大举进攻。战况紧急，第五战区急调60军从徐州以西的兰封地区赶赴台儿庄以东北的浦旺、陈瓦房、邢家楼、王圣堂等地集结，接防汤恩伯和于学忠的部队驻地，阻止日军进攻。

　　 4月22日，第60军183师在陈瓦房、邢家楼、王圣堂一带与日军遭遇。先头部队尹国华营立即展开与日军交火。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凶猛地攻击陈瓦房，经过双方反复厮杀，日军未能得手。这时，团长潘朔端率领一个营前来增援，与日军展开激战。团附黄云龙阵亡，团长潘朔端负重伤。日军攻进陈瓦房后，尹国华营全体官兵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一阵阵咔嚓之声过后，尹国华营只剩下十余人。日军又追杀企图突围的士兵，最后，只有士兵陈明亮一人生还，其余官兵全体战死。

　　与此同时，第183师陈钟书旅在邢家楼、王圣堂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经过多次战斗，国军守住了即设阵地。下午四时，日军又发动进攻，先以炮火开路，后以步兵冲锋，国军顽强抵抗，阻挡了日军。下午五时，日军呈现出动摇迹象，旅长陈钟书亲临火线，指挥部队冲击，顿时，喊杀声震天动地，日军纷纷后退。突然，陈旅长中弹倒地，倒下时仍高喊冲锋，晚上，陈旅长牺牲。

　　由于第183师抗击二天，使日军锋芒受挫，也使国军汤恩伯和于学忠部的阵地得到稳定，第182师和第184师也集结完毕做好工事，严阵以待日军的进攻。

　　四月二十三日，第182师在辛庄、蒲旺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的几次进攻都被打退，在反复冲杀中，营长辛朝显阵亡。在蒲旺阵地上有一个重机枪掩体，激战到傍晚，只剩下机枪手杨正发一人，他仍以负伤的身体击日军，守住了阵地。迫击炮靳家祥排以迫击炮掩护吕建国步兵排炸毁日军坦克数辆之后，遭到日军坦克大队的围攻，两排20余人全部战死。

　　 24日，日军向王圣堂、邢家楼、蒲旺、辛庄一线大举进攻。先是飞机轰炸，然后炮兵轰击，再以30余辆坦克掩护步兵冲锋，几处民房均毁坏。日军的炮火一停，国军官兵便用集束手榴弹炸毁坦克五辆，然后步兵用轻重机枪猛扫日军的步兵，等到日军后退时，国军步兵便反冲击，与日军开展肉搏战。如此反复十余次，日军未能攻占国军阵地。

　　晚上，日军继续进攻。国军伤亡过半，便撤守王圣堂和邢家楼，接着，辛庄也被日军占领。国军团长龙云阶率队增援，他正倚在树后向日军射击，被一个跳过来的日军刺死，倒下时，龙团长还喊杀敌。

　　 24日晚，蒋介石到达车辐山车站，通知卢汉军长谈话。蒋介石告诉卢汉军长说，台儿庄的得失，有关国际视听（蒋介石不愿放弃第一线原因就在于此。）必须以一个师坚守。

　　于是，卢军长调184师坚守台儿庄，军主力暂时继续坚守现阵地万不得已时再后撤到禹王山一线防御。当天夜晚，第五战区调给第60军一个野炮营、一个重炮营、一个战防炮连，使国军的力量加强了。

　　 25日，日军改变了战术。凌晨，用飞机轰炸，继而用炮火轰击，国军开炮还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在日军炮火打击下，国军阵地遭到破坏，日军又以坦克掩护步兵冲锋，国军与日军逐屋逐村争夺战。在182师后堡王谦营的阵地上，日军使用了燃烧弹，整个村子烧起大火，彻夜不熄。日军偷袭了几次，被国军打退，王谦营只剩下200余人，连抢修电话的通讯兵也伤亡了十余名。阵亡了二个连长，机枪连长王均也负重伤，弹药也快光了。半夜里，后方送来了子弹一万发和300颗手榴弹。

　　 26日拂晓起，日军又不断从两方面进攻后堡。王谦营长命令官兵近距离射击日军。一个上午，日军仍下了100余具尸体，其中刘桂堂伪军的尸体。下午一时，日军百余人又冲过来，国军冲上去与日军展开肉搏战，日军突然以炮火轰击混战的双方，双方士兵同时倒在炮火之中。此时，阵地上只有50余名官兵了。

　　王谦营长打电话告诉师长安恩溥说：“我面前的机枪手阵亡了，我自己去打机枪，我叫勤务兵黄少清守电话，师长有话可以告诉他，由他转告我。”到了二时，黄少清告诉安师长，“王营长右腿已打断，阵地上只有十二、三个人了。”安师长命令抬下王营长并撤出阵地。撤下来一清点，只剩下王营长等八个伤员了。而上阵地接应的第七连也在途中阵亡十余人，代连长李鑫也同时阵亡。

　　 25日，第182师火石埠阵地上，一营损失极大，但阵地仍然在国军手中。一天之内，官兵们滴水未进，却打死打伤许多日军。入夜后，全营只剩下营长张泽和一个排长及士兵70余人。

　　 25日下午，第1077团与火石埠的电话线断了，张泽营长派一个姓杨的伤员给团长余建勋送报告。这个伤员是个机枪手，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肋穿进后背，子弹头半露出皮肤外。余团长用刀子替他割出来。这个伤员说：“我不痛，你割吧，我死了也划算了。我抬机枪从东边打到西边，变化了十几个阵地，所有火石埠周围的机枪掩体都用遍了。敌人的平射炮始终找不到我，打不着我，我亲眼看见鬼子倒在我机枪下不少，我划得着了。这点伤算什么，如果不是营长要我送报告给你，我还不愿下火线呢。”

　　 26日上午，第五战区命令台儿庄一线的国军全面出击，消灭进入台儿庄以东的袋形阵地的日军。汤恩伯军团向西，于学忠的51军向东，封锁袋口，卢汉部向北，围歼日军。

　　中午12时，国军全面出击。日军用野炮、山炮、平射炮、轻重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烈集中攻击进攻的国军，平坦的麦地里无隐蔽之处，致使国军伤亡很大。第 182师1077团第2营杨从善连的官兵们在麦地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低姿势前进，引来日军猛烈的炮火，有力地策应了友邻部队的战斗。这一天，1077团伤亡十分之七。

　　第1078团董文英团长在胡山失守后，率领护旗排反攻。途中，日军以炽烈火力阻拦，董团长高喊：“弟兄们，今天是我们献身报国的时候了，冲啊！杀啊！”董团长率队冲到山顶与日军展开残酷的肉搏一阵疯狂的砍杀之后，董团长在混战中阵亡。代理团长陈洁如也阵亡。这一天，第1078团伤亡三分之二。

　　由于日军炮火太猛烈，国军伤亡太大，国军全线出击部队分别退回到了原阵地。这一天，第60军阵亡二个团长，一个代理团长。特别是团长莫肇衡于肉搏战中中弹负伤，送后方途中，以衣沾血在路边石头上写下了“壮志未酬身先亡”之后牺牲。

　　 27日午后，日军集中火力和兵力猛攻东庄、火石埠。炮火过后，日军冲了过来，第60军杨宏光旅埋伏在麦地里，等日军冲到五十米时，突然开火，日军措手不及，国军趁机冲过去，一阵砍杀乱刺，约一个大队的日军倒下，缴获轻重机枪20挺，步枪170支，战刀十几把，还有地图、文件、护身符、千人缝等。

　　日军见从正面不能突破台儿庄以东的阵地，便将兵力转向禹王山方向，全力进攻禹王山。从此，双方在禹王山开始激烈的厮杀。

　　我们还是请当年坚守禹王山的第60军184师连长李佐来讲述一下当年的艰苦场面吧。

　　……五月七日拂晓，在我阵地前约五百公尺处的敌九二式步兵炮十余门，集中火力向我禹王山顶及其左侧棱线连续实施破坏射击约半小时，将我连棱线上的射击掩体全部摧毁。守兵遭到大量伤亡。我增加上去的士兵已来不及修复工事，只好以烈士的身体作依托，以猛烈火力打退了敌人步兵的多次冲击。这时，在我连阵地后方数十亩麦地内都埋满了烈士的尸体，新阵亡的官兵已无地可埋。战士一日数餐，边打边吃或短暂休息，也就在烈士身旁。在这样艰苦而又残酷的战斗日子里，由于全国人民对抗日官兵的热爱，战区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援，军战地服务团和师政治工作人员，冒着敌人的炮火，把全国人民的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到火线上救护伤员，激发了官兵的战斗意志，固守山顶的信念更加坚强。

　　从五月一日敌我双方在禹王山顶对峙以来，每晚黄昏、半夜、拂晓前，都有一次激烈的炮战和敌人步兵分队的进攻行动，在我严密的火力控制下，敌人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这时，我连三个排长已全部牺牲，士兵只剩三十余名。七日下午，由补充团给我补充了一个完整的新兵连，防御兵力又有加强，连日来阵亡官兵的尸体也得到掩埋。

　　五月八日凌晨，我的腹部被敌掷榴弹炸伤。五月十一日以后，战斗虽然逐渐沉寂，但到十四日为止，我连又伤亡官兵九十余人，剩下的只有四十多人了，团里再次给我补充了近百人的一个新兵连。这时，敌我在山顶下面的对壕作业也快要挖通，在更深夜静时，敌人说话和挖坑道的声音都能隐约听见。我时刻在想，坑道打通以后会是一种什么情况？怎样在坑道里与敌人战斗？如何冲出坑道把当面的敌人歼灭，为国家、民族雪恨，为牺牲的官兵报仇。

　　五月十七日夜晚，第60军主力已奉命到运河南岸整编，只留下第543旅在禹王山与敌人对峙。十八日下午，突然奉命要我团入夜后撤离禹王山，到徐州西郊段庄集结待命。直到晚上八时，才从容不迫而又依依不舍地撤离禹王山向徐州转移。

　　第60军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将现代化的日军阻止禹王山一线，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战区其它部队的作战。同时，第60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第182师和 183师各缩编为一个团，第184师缩编为三个团。全军共伤亡七个团，约24000余人，其中8000余人牺牲，16000余人负伤，全军军官伤亡800 余人。

　　十年之后，这个英勇顽强的第60军在东北长春，因无法忍受饥饿，在当年的团长现任的军长曾泽生率领下全体投向解放军。一年之后，老军长卢汉在云南通电，投向解放军。

 

七、蒙城之战

　　五月七日，津浦线南段华中日军强渡淮河，向国军防御阵地进攻，国军第21集团军第7军和第48军在怀远、风台县、寿县、田家镇和正阳关等地抵挡一阵之后向西转移，欲将日军吸引过去使之陷入游击战的打击。谁知日军第13师团不入圈套，却沿着涡河向蒙城攻击前进。同时，日军第3师团一部和第9师团一部也强渡淮河向宿县攻击前进。这两路兵力意在迅速夺取蒙城和宿县，然后继续向北，与华北日军相呼应，以钳势态势形成对徐州的合围。

　　五月八日，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急令集团军预备队第173师师长贺维珍和副师长周元各率一个团急赴蒙城和宿县进行固守，阻挡日军。

　　五月十日，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领第1033团凌云上部到达蒙城。凌团长立即进行布防。

　　第21集团军系广西部队，战斗力较强。半年前，该集团军在淞沪战役中进行一次大场反击战，损失较大。但是全体官兵士气仍然不减，随时准备与日军作战。

　　十一日下午三时许，日军骑兵一个连向蒙城东门外的国军发起了进攻，被守军打退二次。夜里，日军大队兵力向蒙城南门外进攻，又被打退。

　　十二日早晨，日军的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东门外阵地。上午十时许，日军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守军阵地多处被摧毁，但是守军仍然顽强地阻击日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下午一时许，日军炮兵在观察气球的指引下向守军阵地发起猛烈的轰击，城内房屋炸毁一片，十几辆坦克冲向守军阵地，少数阵地被突破，大多数阵地仍在抗击。东门外的五营已经伤亡了200余人。到了下午六时，东门外阵地均被炮火摧毁，残军不足两个排，只好撤到城内。半夜，南门外的阵地也被日军占领。

　　经过二天激战，守军伤亡很大。第一天负伤的官兵，尚能送到后方阜阳医院，以后由于日军包围了蒙城，致使所有的伤员官兵寄放在各学校中，时常受到炮火的威胁。又由于缺医少药，使伤员痛苦万分。其惨状令凌团长束手无策，只能给以安慰。

　　半夜十一时，师长贺维珍来电，告之解救部队已经出发，务必再守几天以等援军。

　　日军步兵连夜攻城，被国军反击下去。天亮后，发现城外遗下许多爬城工具，守军发现日军攻城心切。

　　十三日拂晓之后，日军又一次发起攻击，其炮火的猛烈和战斗之残酷令身经百战的凌团长十分震惊。炮弹如雨点般地砸下来，硝烟弥漫，震耳欲聋，使守军官兵喘不上气来。即使不死不伤，也被震得如似无知觉一样。炮火一停，日军步兵立刻搭板架梯从东城顶和东城南墙缺口爬进来。凌团长率领二个连向日军侧翼反冲击，日军立足未稳，死伤许多之后退回城外。正当日军拥挤后退时，凌团长操起重机枪扫射日军，官兵们也冲杀过去，阵地收复过来。此次反冲击缴获轻重机枪五挺，步枪五十余支，俘虏日军十余名。守军伤亡百余人。

　　十时左右，日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了一个多小时，城内落下炮弹千余发，城内东南西三面均发生激烈战斗。东南两方向最为激烈。日军用坦克搭载步兵冲到城门下，拆除城外工事，被守军以手榴弹炸死大半。守军立即修复工事。日军又以炮火轰碎，沙包、门板、铁丝网、石条等等均被炸碎，城门被打穿，城楼守军大半阵亡。后方援兵又被炮火阻拦无法支援城门，大队日军终于从东城门处突进城顶冲下城内。凌团长率特务排东奔西跑，督战官兵向日军反冲击。由于日军顽强抵抗，反冲击未能成功。营长兰权也在反冲击中阵亡。这时，南门战斗又紧张起来，凌团长又率特务排赶往南门，日军正在攻城，守军一个连多是新兵，伤亡又大，呈现溃退之势。凌团长挥舞手枪高喊着冲上去，各班长高喊：“团长已先到城上，大家不要怕，快回城顶去！”众多士兵纷纷转身登城打击日军，日军倒下一大片，余下的退回去了。

　　凌团长回到指挥所，发现各部队弹药将尽，伤员增多，便给贺师长发电报。没等完毕，东门处又告急，凌团长又出去督战。发现日军坦克五辆冲进东大街，摧毁了多处工事。日军步兵勇敢冲进各房屋，将守军分割。守军官兵仍能各自为战，逐屋抗击日军。二营长李国文率残兵在枪林弹雨中冲击日军，片刻功夫，李营长阵亡。南门处的一营阵地战斗也非常激烈。营长贾俊伏率队反冲击时中弹阵亡。

　　这时，城内中心十字街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伤亡惨重，弹药已尽，又被日军分割切断，战局已陷入危急阶段。

　　下午一时许，日军战车数辆搭运步兵冲向团指挥所。凌团长指挥特务排抗击日军。因没有手榴弹，只能用步枪、手枪抵挡战车。无奈之中，凌团长和周副师长率70 余人突围。冲过几道枪林弹雨封锁之后，周副师长和不少官兵倒下了，只剩下凌团长等十六人回到后方。突围时，凌团长的衣袖和钢盔被日军打穿，却没有负伤，可谓九死一生。

　　数天之后，第1033团的散兵约400余人从蒙城四处跑回后方归回师建制。还有伤员数百人在城陷之后寻机跑回后方。其余重伤员数百人和失去战斗力的官兵被日军捆绑到郊外杀害。另外，团直属卫生队、通信排、输送连和弹药队约300余人被日军强迫拉往蚌埠运送物质至今五十余年而不知下落。

　　战斗结束后，第1033团仅存600余人。日军伤亡700余人。

　　在蒙城血战的同时，宿县经过激战也落入日军手中。日军继续向北攻击前进，合围圈日益缩紧。

 

八、大撤退

　　五月十三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蒙城之后，主力部队继续积极的向永城攻击前进，第3师团攻占宿县之后，主力部队也积极向萧县攻击前进，而华北日军第16师团连续攻占了金乡、鱼台和沛县，并继续以装甲快速部队迅速向陇海铁路中段的黄口车站攻击，显然，国军徐州以东的十几个军如果不采取反包围式脱离包围圈的措施，就极可能被歼灭。

　　此时，第五战区不仅没有执行统帅部于四月二十一日下达的作战计划，反而还将应当抽调出来作为机动兵团的汤恩伯的军团和第46军投入到邳县以北地区和码头镇地区同日军陷入胶着的阵地战。当苏北的日军进攻到达陇海路东段新安镇附近和由郯城南下的日军会师，并向邳县进攻时，汤恩伯还向蒋介石建议以六个师的兵力攻击该部份日军。蒋介石没有同意汤恩伯这个冒险的建议，而是同意刘斐等人主张的采取反包围或脱离包围圈的建议。具体是，国军乘日军分散和离开据点的好机会予以各个击破。第五战区应对鲁南之敌采取战略守势，以优势兵力先歼灭渡过淮河的日军，而第一战区（平汉路及陇海路中段属第一战区的范围）应集中精锐兵团打击侵入鲁南的日军。（刘斐认为最妥善的办法是应该早日跳出包围圈。因为国军经过几十天的战斗，伤亡很大，战斗力受到影响，兵力虽然多，但就战斗力而言，是难以完成反包围任务的。）但是，由于蒋介石积极的支持和坚持这个反包围方案，刘斐也没有办法。

　　根据五月十日左右的战况，统帅部军令部于十一日命令第五战区立即抽调有力的一部份兵力集结徐州以备转用，其余以一部在现地警戒外，适当变换阵地至运河之线以节约兵力。其实，这个方案仍然是统帅部在四月二十一日下达的作战方案，只是在二十天之后又重复了一次，并真正实行了，可惜，有些晚了，战机已经被第五战区和李宗仁给错过了。

　　同时，军令部将各指挥系统和部署作了变更。抽调汤恩伯军团及第2军和一个炮兵团为陇海兵团集结徐州以西孤山集，负责打退由淮北进攻过来的日军。鲁南地区的其余部队为鲁南兵团，统归孙连仲指挥。在鲁西方面，由第一战区的俞济时的74军，黄杰的第8军，李汉魂的第64军为鲁西攻势兵团，统由薛岳指挥，寻机将该方面的日军歼灭。原来在鲁西的部队由孙桐萱、商震指挥，迟滞该方面南下之敌的前进，以掩护鲁西攻势兵团的集中和展开。

　　这种布署主要是以汤恩伯和薛岳两兵团分别对南北之敌实行反包围作战，而鲁西方面仍然是阵地战，只是缩短了战线而已。

　　刘斐厅长当时就认为这种布署仍然是四月二十一日方案的翻版，已经难以适合目前的瞬息万变的战况了。

　　五月十二日下午，（卢汉的第60军正在禹王山激战，第21集团军第1033团也正在蒙城激战）蒋介石担心第五战区和统帅部的分岐，便突然约了军令部次长林蔚和刘斐厅长乘飞机到郑州。在飞机上，蒋介石承认徐州战况处在危险之中，并对李宗仁能否执行统帅部的方案感到担心。刘斐认为，苏北之敌用在第一线的进攻兵力不过三千余人，淮北之敌不过五千余人，可是仍然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照此下去，鲁南兵团能在运河守住吗？该兵团守不住的话，鲁西攻势兵团和陇海兵团如何取得反包围的胜利呢？而陇海兵团如果不打退淮北之敌又如何调头支援鲁南兵团呢？

　　刘斐希望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考虑和准备。

　　三个人到了郑州，蒋介石告诉林蔚和刘斐，如果李宗仁不立即执行统帅部的五月十一日的命令，则徐州的后方联络线就要被切断，我军就不好办了。 [ 注：显然，蒋介石想起了半年前的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 ] 之后，蒋介石郑重地说：“我自已去徐州跑一趟，要李德邻赶快行动才好，你们看怎么样？”

　　林蔚和刘斐表示委员长亲自去太冒险，还是他俩去好。蒋介石立刻说：“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

　　于是，二人拿着蒋介石的鸡毛令箭，连夜乘火车赶到徐州。拂晓，二人见到李宗仁，立即转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刘斐又埋怨李宗仁说，如果按照统帅部四月二十一日的方案行动的话，何至于现在的处境这么狼狈？

　　李宗仁立刻不客气地反驳一句：“部队拉上去了，好容易能抽下来？”刘斐和林蔚并没有被李宗仁镇住，他俩再三向李宗仁强调情况的严重性并督促李宗仁赶快采取对策。

　　重兵在握的李宗仁不屑于聆听两个无兵无权的书呆子的教诲，便推推搡搡的把絮絮叨叨的刘斐二人按在床上睡觉了。

　　果然不出蒋介石和刘斐所料，在刘斐二人醒来时，情报到了第五战区指挥部，徐州以西的陇海路砀山东面的黄口车站被日军一支装甲部队占领。

　　这样，第五战区同后方联系的唯一的交通大动脉被神速而凌厉的日军快速部队切断──徐州被包围了。

　　一向自命不凡的李宗仁这才感到后脖根子嗖嗖发凉。他立即将各集团军司令和各军长召到台儿庄开会，由刘斐和林蔚传达了蒋介石的决定，然后，决定鲁南地区新阵地为右起窑湾，猫儿窝，沿运河南岸至韩庄之线，各部队相机转移了新阵地固守，但对邳县城，滩上镇，加口圩、禹王山、台儿庄等阵地不可过早放弃，并抽李延年第2军和汤恩伯军团和炮兵第四团及一部份山炮，重炮连立即到徐州集结，尔后由汤恩伯的指挥先去击破由淮北向徐州西侧进攻日军，留在鲁南地区的各部队由孙连仲指挥。布署完后，李宗仁发表几个命令：孙连仲、于学忠为鲁南兵团总、副指挥官，汤恩伯、刘汝明为陇海兵团总、副指挥官，韩德勤为苏北兵团总指挥官，廖磊为淮北兵团总指挥官，李品仙为淮南兵团总指挥官。

　　最后，李宗仁告诉主要指挥官，陇海路如果有截断的可能时，鲁南兵团在陇海兵团与淮北兵团的掩护下由永城、蒙城间向太和、亳州转进。

　　会议之后，鲁南兵团各部队便坚守从右起窑湾，左至韩庄沿运河线的阵地，汤恩伯赴孤山集指挥陇海兵团作战。

　　自从北路的华北日军攻占陇海黄口车站、南路的日军攻占蒙城宿县之后，攻占沛县的日军南进猛攻徐州外围阵地，孙连仲部不支，先后失陷了楚王山、马山等阵地。徐州东面的日军从五月十七日起向运河全线发起猛烈的攻势，守军第46军、第22军与之激战。五月十八日早晨，日军先后突破运河车站，台儿庄、禹王山等阵地；永城之日军向砀山、归德突进。日军南北部队合拢在即。

　　五月十八日，一心想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的李宗仁终于发现国军已经无力回天，他不得不跑到厕所里抽了自已两个不太响亮的嘴巴之后，下令全线撤退。

　　五月十九日，国军被迫放弃徐州。

　　由于日军的主要兵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徐州以西的鲁西和陇海路中段方向，国军大多数部队和第五战区长官部在日军飞机的经常轰炸中艰难的从萧县以南西渡涡河，分别到达亳县或是阜阳、潢川等地。

　　只有潭道源的第22军在重兵的追击之下损失较大。部队被日军的快速装甲部队冲散，军长潭道源只身一人在杂乱的部下尸体中僵卧了一天之后方才在半夜里炸尸一般地蹦出来连滚带爬地回到后方。

　　五月二十日，日军占领徐州。

　　 “徐州会战就以虎头蛇尾而结束”（刘斐语）

 

九、五十八年后的反思

　　历时五个月的徐州会战结束了，国军在这次战役中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五十八年来，国民党官方以及各种历史文献和各色历史学家对此问题一直是持闪烁其词的观点或是持一种避免正面回答的态度。

　　请看下列的几段有关的历史史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20年之后的回忆录中说：

　　溯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时起，到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军自动放弃徐州时止，我军与南北两路双管齐下的敌军精锐，竟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发挥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使我大后方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次一阶段的武汉大会战。到了津浦路保卫战最高潮时，我在台儿庄还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把京沪战后敌军的一团骄气打得烟消火灭，同时也冲淡了我方在南京失守后的悲伤气氛。使长期抗战重露一丝曙光，也延迟了汪兆铭之流的“低调俱乐部”里汉奸们的卖国行动。

　　蒋介石在当时日记中这样评价徐州会战：

　　此次我军撤退愈迅速，敌进攻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上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国民党军政二号人物陈诚在抗战胜利后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是这样说的：

　　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迂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间，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讯，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当代历史学家杨树标先生在其著的《蒋介石传》中是这样看待徐州会战的：

　　徐州最后是失守了，但就徐州会战来说，仍有一定的意义。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起，到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在津浦线上，国民党军队同日军周旋了五个多月，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发挥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

　　以上几个人都没有明确说明国军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的意思是，国军在徐州虽然没打胜仗，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国军仍然打胜了。因为国军以空间换时间，且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将日军拖入了我国的内地予以磨耗。

　　其实，蒋介石等人说了慌话，也可以说他们又一次掩盖了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徐州会战，国军打了败仗。

　　第一，徐州失守，日军便占领了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使日军获得了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的可靠后方，为侵入我国内地奠定了基础。

　　第二，日军获得了丰富了资源。

　　第三，日军可以利用津浦铁路随意调兵遣将地驰骋纵横，应付自如。

　　第四，国军虽然没有成建制的被消灭，可是仍然伤亡重大。如邓锡候的第22集团军二万人伤亡一半，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二万四千人伤亡大半。张自忠的第59军三万人伤亡一半，卢汉的第60军四万五千人伤亡一半。张轸的第110师一万余人伤亡一半。庞炳勋的第40军一万余人伤亡一半。谭道源的第20军一万余人伤亡大半。于学忠的第51军二万余人伤亡一半。樊松甫的第46军三万余人伤亡八千人。黄杰的第8军第102师一万余人伤亡六千余人。汤恩伯军团第52军三万余人伤亡近一半人。

　　以上的伤亡人数约十一万余人，至于其它参战部队的伤亡人数不详。但是，可以肯定，参战的每一个部队都能有伤亡。日军伤亡人数不详。（第5师团和第10师伤亡人数已经知道了）

　　第五，徐州会战给我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几百万人民流离失所，无处栖身。无数房屋被毁，牲畜被杀。麦田荒芜。这一切损失固然由于日本军队的野蛮侵略破坏，可是，如果国军打了胜仗，民众百姓何至于无家可归呢？

　　第六，在徐州会战之后的武汉会战中，国军又先后放弃了武汉及广大地区。如果当时国军在徐州打了胜仗，守住了徐州，何至于能丢失武汉等广大内地呢？

　　从以上六个角度来讲，国军在徐州确实打了败仗。

　　其实，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等人心里完全清楚这一点。蒋介石和陈诚完全是为了维护当时国民党腐败政治的需要和民族自尊心的需要而掩盖历史。而李宗仁在20年之后为什么还要掩盖那段历史真象呢，我认为，他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即为了美化他自己。

　　至于当代历史学家杨树标先生的观点，我却认为是他始终也没研究明白这段历史。 [ 注：甚至可能根本就没研究过这段历史。他的观点几乎是一字不少的照抄了李宗仁的话。 ]

　　今天来看，徐州战役虽然国军打了败仗，但是和淞沪战役及南京战役相比的话，失败造成的后果要比这两个战役轻微许多。就是说，徐州会战的战略布署和计划方面，统帅部虽然犯了错误，但却在后期迅速地纠正错误，尤其是蒋介石及时地督促李宗仁立刻调整部署，才使国军在最后关头避免重蹈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的复辙而转危为安。应该说，这是蒋介石的功劳。

　　蒋介石之所以在会战后期如此明智，恰恰是因为在淞沪会战和南京战役中由于他的愚蠢决策和命令而导致的大失败中使他吸取了教训和经验所致。可以说，正是在成吨的将士的鲜血浇灌之下，才使蒋介石的军事指挥艺术逐渐的好象走向了成熟。 [ 注：十年之后的国共内战证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永远也不能成熟，现在我们知道“以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句话里含了多少血腥味啊！但愿今后所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能丛 “过去的战争”中学习“今后的战争”，以再也别让成百万的普通官兵为了几个决策人的愚蠢指挥而白白付出宝贵的生命了。 ]

　　今天来看，当年的国军在战略上如能更灵活一些，在实际作战时更坚决勇敢一些的话，徐州会战的结果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首先，在徐州会战第一阶段，如果汤恩伯军团能果断地攻占峄县并坚决堵住日军濑谷支队的退路，则濑谷支队很可能会全军覆灭。根据则是，汤恩伯军团第110师 328旅656团长廖运周在回忆文章中披露到；当时他那个旅在台儿庄十公里处的运河南岸布防，因为台儿庄战斗白热化，日军伤亡惨重，连非战斗人员都上火线了，后方无增援部队，峄县空虚。（峄县是濑空支队的中转地）廖团长向师长张轸提出攻击峄县，张师长同意了。四月二日，他那个旅摸到峄县附近，他们发现峄县城内只有100多辆运送尸体和弹药的大车，并无多少战斗兵力。廖团长便派一个连偷袭了城内的一个汽车站，烧毁了弹药库和弹药车，一度中断了濑谷支队的弹药输送。

　　四月三日，他那个旅对峄县发起了攻击，刚打响，日军就从峄县城跑了。但是由于北路的日军和临城的日军数百余人向峄县增援，使廖运周那个旅担心受敌包围而没敢继续占领峄县城而退了回来。

　　今天看，当时廖运周那个旅如果能大胆地果断地占领峄县城并据守的话，则切断了濑谷支队的后勤供给并堵住了其退路，汤恩伯部其它主力和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再从两面一围攻，濑谷支队一垮，坂本支队跟着也会被歼。

　　正如刘斐厅长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

　　如果当时的部队在战斗和战术能力上如果能完成战略所赋予的任务，则敌人在台儿庄附近时也好，在峄县、枣庄地区也好，都有可能遭到彻底歼灭，何至于使敌人能安全退却或固守待援呢？

　　一个极好的战机就这样被廖运周那个旅错过了。国军之所以没敢攻占峄县城，就是担心北路和临城的日军包围他们。其实，这几路日军并没有多少兵力，主力部队都被胶着在台儿庄，廖运周旅完全有能力坚守住峄县城，堵住日军的退路。

　　从这个战例中可能看出，经过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的失败，国军各个部队的指挥官普遍存有惧怕日军的心理和不敢打硬仗的态度（被日军吓住了）这个才是国军在台儿庄和峄县地区没能全歼日军两个支队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国军则犯下了战略性的失误。

　　战役之初，日军统帅部就已经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方案，即打通津浦线，合围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为此，增调了九个师团和部分预备役兵力约30万人，以第114师团和第5师团在徐州以东攻击中国军队的主力借以牵制之，另以主力部队从南北方向对徐州进行深远迂回，欲切断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歼灭之。

　　而面对这种态势，中国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却仍然从会战的第一阶段的角度来处理第二阶段的事宜，先后把六十万大军增调到徐州附近，李宗仁又加重了这个错误，将大多数部队调到徐州以东的运河一线布防，企图在徐州附近再打个大胜仗并固守徐州。其实，在第二阶段战役没打响时，在双方的图上军事作业中，国军就已经输了。

　　国军统帅部之所以如此布置，原因有二。第一是被台儿庄胜利冲昏头脑，想再打了大胜仗，第二是不愿意放弃徐州以免让全世界笑话。（全世界都知道国军刚刚在徐州打了“空前的”胜仗。蒋介石告诉卢汉，坚决确保台儿庄，因为台儿庄有关“国际视听”。）

　　今天来看，当时以刘斐为主的参谋人员主张的将大部主力控制在徐州以西以应付南北日军深远迂回的方案虽然比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方案高明，但是如果真是按照这个方案行动，国军也难以打破日军的合围，因为这个大部主力仍然处于南北日军的包围之中。而只要日军的合围态势一形成，国军的各个部队从官到兵都会立刻感到忧虑和恐惧，从而便会导致无心恋战，斗志皆无的涣散结果。原因是由于在淞沪会战和南京战役中国军吃了这方面的大亏。

　　今天来看，当时国军应该采用这种作战方案，即在战役之初，将以汤恩伯军团为主的主要兵力（30万兵力）部署在徐州以西的砀山或是永城一带，集中兵力准备打击或是北面的日军，或是南面的日军：（只能围打其中一路）最好在永城和蒙城一带围打南路的日军。南路的日军进攻蒙城的兵力只有不足一个师团第13师团，如果国军在蒙城能迅速围歼第13师团，之后再向宿县日军的第3师团一部和第9师团一部，如果能将日军歼灭或是击溃的话，则国军继续以重兵做左回旋至郯城、邳县一线向日军第5师团做侧背攻击。这样，就有可能打破日军的合围计划并保证徐州。

　　如果国军当时能按照红军在江西苏区打破蒋军四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来打徐州会战的话（以数倍兵力围歼最弱的一路之敌）则应该将主要兵力放在淮北一带围歼日军。因为这路日军（第13师团）的第一线兵力才五千余人。即使宿县的日军向蒙城靠拢以增援被包围的第13师团的话，国军或是将日军阻割开来，或是放在一起围歼。 [ 注：十几年后，解放军正是在这一地区围歼了黄维的第12兵团十万人。 ] 当时淮北两路日军加一起才二万余人。

　　在战争初期，日军大本营一直为中国地域广大兵力不够用而苦恼。因此，日军一直想迅速地压迫国民党妥协以结束这场战争而将主要兵力转到苏联方向。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动用了30万兵力，分六路围攻徐州，如果平均使用兵力，每路五万人。而日军不可能平均使用兵力。事实上，日军把主要兵力放在了北面陇海路中段方向，（第14师团、第11师团、第16师团、第10师团）其次是徐州以东方向（第114师团、第5师团）最弱的兵力则是南面方向，即淮北和苏北方向（第13师团一部、第3师团一部、第10师团一部）。此次会战，作战地域广阔，如果以徐州为园心的话，则北面的作战半径为约200里，东面的作战半径约为 150里，南面的作战半径为约300里至200里。如果按照上述半径划一个弧形周长线，这条周长线为约1000里。由此可见，日军的兵力明显的不够用。在此次会战中，日军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即先头部队攻克一个要点之后，迅速地以主力继续攻击下一个要点以合围包围圈，而在攻克后的后方要点中只留有少数兵力看家和保证后勤供应。此时，如果包围圈中的国军主力不是急于的突围，而是将兵力集中攻击只有少数兵力留守的日军后方据点的话，一则可以切断日军的退路，二则破坏了日军的后勤供应线。而日军的机械化一缺少汽油和弹药，就会失去其优势（坦克开不动，大炮拖不走）。这样，在单纯的步兵作战上，国军就拥有明显的优势，就可以轻易地采取反包围消灭日军。起码国军同日军的作战就会轻松许多。

　　举一个例子讲，卢汉的第60军从徐州突围时就遇到这种情况。请看卢汉在回忆文章中的有关叙述。

　　我军是徐州沦陷后最后撤出的部队。在距濉溪口不远途中，据报敌人侵陷濉溪口已二日，我即令前卫部队到濉溪口附近占领阵地，准备战斗。继知濉溪口之敌大部已窜萧县，仅有少数警戒部队维持其后方交通线。我军强行通过时，仅有小接触，敌即撤走，乃得顺利渡过濉河，准备突过永城继续西行。

　　我军在渡过濉河之后，适遇由鲁南撤退之大兵团汇集于濉溪口，其中有于学忠的东北军，张自忠的西北军，孙震的川军，李仙州的中央军，桂系的廖磊军等。至铁佛寺附近之大山头，时已深夜，我军的几辆汽车开灯行驶，途中的部队疑为敌人坦克前来袭击，发生了又一场混乱。这时正是下弦月，大地一片漆黑，又未架设无线电，联络困难，因此我军两个梯队在这一场大混乱中失去了联系。我率领的第一梯队，5月22日晚到达铁佛寺。当地老乡说，永城的敌军人数不多。由于经过这次大混乱，其他部队大都逃散，我军可以按照原定战斗行军序列向永城前进，而不致受到牵绊。5月23日凌晨，在永城东南约十余华里处，与敌少数警戎部队接触，被我军驱赶。我立即派侧卫部队邱秉常团向永城敌军发动猛攻，几十挺重机枪及几十门迫击炮一齐发射，城外之敌不支，窜入城内，龟缩不敢出战。我军即由永城西南郊顺利通过，最后突出了日军重围，到达皖北亳州。

　　从此例中可以看出，在日军合围之后，仍然有许多战机打击日军，尤其是打击和截断日军的运输线。遗憾的是，国军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战机。可以说，国军统帅部和各级指挥官压根就没有认识到存在这种战机。在日军的合围之前，国军还有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而一旦日军的合围形成之后，国军的作战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撤退、撤退，赶紧撤退。 [ 注：在苏德战争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德军的合围圈尚未形成的时候，苏军还能顽强抵抗，可是合围圈一形成，苏军所有的部队斗志皆无，各自为战而无统一指挥地向后方突围，形成一片混乱，结果损失很大：战争结束后，苏军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彼得洛夫大将由此总结一个宝贵的经验。他说，当初，我军不应该怕被合围，等德军的机械化主力力过去之后，包围圈里的苏军不要急于突围，而是专打德军后续部队的后勤运输部队，敌人的后勤供应一断，先头的机械化部队就会失去优势，苏军在两头一打，仗就好打多了。当初国军也应该采取这种打法。遗憾的是，战争结束后。方才明白这个道理。59年前，当国军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和掌握现代化战争的作战方式和技巧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 ]

　　今天来看，如果当时的国军采用以重兵集结在淮北方向围歼日军的方案，最好的情况是国军消灭淮北日军，从而左回旋打击徐州以东的日军第5师团而保住徐州，最坏的情况则是在淮北一带吃不掉日军而形成胶着状态，这样也可掩护徐州以东的鲁南兵团迅速撤到后方，尔后，淮北的国军再从容地脱离日军，撤到后方。这样的作战方案可以始终使国军避免内线作战，免被日军做深远迂回，从而使国军处处主动，从外线来打击日军而无被合围之忧。

　　今天来看，国军统帅部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布署，目地是为了固守徐州，不让日军使用津浦线。其实，在当时的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国军不应该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该以运动战的方式捕捉日军的冒进兵力消灭之。否则，单纯地以阵地战作战必然要吃大亏，因为装备太落后。而十年之后，解放军正是应用了这个运动战的方式消灭了强大的国军。令人遗憾的是，当初的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却没有认识和掌握这个有效的战略战术。

　　徐州会战的失败给中国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原要地大武汉危矣！

 

第四章　武汉会战

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1997

一、会战之前的双方态势

二、会战之一战役──南浔路战役

三、会战之二战役──黄广战役

四、会战之三战役──大别山战役、会战之四战役──信罗战役

五、五十八年后的战役总结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月在中国内地武汉三镇附近，中日双方共出动了140余万的兵力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血腥搏斗，其残酷性、规模性和长期性是八年中日战争最空前绝后的一次。会战结果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而告结束。至此，日军的侵略势力及作战范围又扩展到了中国的腹地，中国的抗日战争遂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阶段。

 

一、会战之前的双方态势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中国统帅部为了阻止日军继续西进，在一时无兵可调的情况下，万般无奈，只得以水代兵，于六月九日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处炸开黄河南岸大堤，将汹涌的黄河水引向东南的大片平原，洪水所到之处，城镇、村庄、良田皆毁于滔滔的恶浪之中，直到归入淮河。

　　在这次人为的洪灾之中，黄泛区内共有九十万人民葬身于洪水，一千余万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其悲惨的情景笔墨难书。

　　但是，这条灾难之洪水也阻挡了日军的西进，打破了日军沿着陇海路直取洛阳、西安以及从郑州处沿平汉路南下攻占武汉，围歼平汉路以东的国军主力的企图，为中国统帅部保卫武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武汉三镇，扼中原九省的水陆要冲，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华北各省和华东一带失守之后，武汉，作为中国抗战的支撑中心和作战物资的集散地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当时的武汉就是中日双方必须争夺和保卫的一个大焦点了。

　　其实，日本大本营早在半年前，即在日军占领首都南京之后最初日子中，就已经考虑了将来的武汉问题了，如战后日本防卫厅编著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中指出：

　　一月十六日（一九三八年）的政府声明具有甚至抹杀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因此，大本营也逐渐认为迟早必须攻占汉口、广州……。

　　除此之外，当时的陆军省作战课田中新一大佐的笔记也被披露出来，其中一段如下：

　　陆军省认为，从地域、人口、资源等问题看来，企图现地自给自足难以如愿。结果，只能消耗减弱日本的财力。必须将蒋介石政权驱出中原，压迫到边陲地区以取得战略、政略的有利态势，占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要地，并以此为基础加强新兴的亲日政权。徐州会战固不待言，且须断然进行武汉、广州作战。 [ 注：见《大本营陆军部》 ]

　　该书继续说：

　　徐州会战结束后，大本营利用徐州会战的态势逐次转向适应武汉作战的准备。但至五月末，在今秋迅速攻占汉口，把蒋政权逐出中原，根据情况，为切断中国军的补给线进而攻占广州的构想下，拟订了作战指导大纲，其方针如下：

　　华中派遣军应以主力军沿淮河地区，另以一个军沿长江地区攻占汉口，尽量消灭敌军。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在华中派遣军攻势开始前，攻占郑州一带将敌牵制在北方。

　　这是利用流经蚌埠、正阳关、信阳等地的淮河水运为后方的补给路线，以主力由北方席卷汉口的作战方案。

　　根据上述的日方史料来看，在徐州会战之前，日本大本营就已经有了进占武汉的战略构想。

　　今天来看，当时的日本大本营很可能按着这样的逻辑来对待那场战争，既根据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各国列强，包括日本，在屡次侵略中国境内时，开始，中国的清政府还进行一定的抵抗，可是随着列强的大军逼近中国的繁华的城市和首都之时，清政府就会停止抵抗，屡屡要求战败议和，进而割地赔款，结束战争。

　　因此，日本大本营就想当然地推断出只要日本军队一举攻占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基础本来就不稳固的蒋介石政权也要效仿清政府停止抵抗，提出议和，从而使日本政府在得到一定实惠的前提下体面地结束这场本不愿扩大的战争。

　　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是怎样的情况呢？

　　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即南京未陷落的日子里，中日两国在德国政府的调停下进行了一次和平谈判（由德国大使进行传话）。日本政府提出四点条件，即：一、事实上承认满州国。二、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三、停止排日。四、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

　　对于这四项条件，中国政府要人们经过讨论之后，原则上同意在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以日本这四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据说参谋副总长白崇禧还说了一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既然如此，不知日本政府为何要开战？”

　　可是，没等双方坐下来，首都南京陷落了。日本政府利令至昏，又傲慢地加上了多项条件，如，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内蒙自治及华北特殊政权、并保证驻兵，必要的赔偿。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在程序上也提出要求，即，限年内作出答复；向日本指定的地点派出媾和的使节；在承认全部条件后，开始缔结停战协定。

　　中国政府对于上述新条件的答复拖延了一个时期之后方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转达于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十一项媾和条件中的细节加以具体说明。

　　而傲慢的日本政府原以为屡战屡败的中国政府会迫不及待的全面接受日本的议和方案以早日停止战争，因此，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大为不满。随后，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会上，多数人说服了反对派后达成一致决议。并由政府出面，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声明。

　　这样一来，日本政府自已就把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路子给堵死了。战后，日本许多人士认为近卫第一次声明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声明。

　　当蒋介石政府听到日本政府这个傲慢的声明之后，当然也就气愤的放弃了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路子从而更加全力以赴的抵抗穷凶极恶的日本军队了。 [ 注：当然，在以后的日子中，双方断断续续通过各种非官方渠道进行接触以试探和平的路子。 ]

　　因此，在武汉会战前夕，对于日本方面来说，武汉会战就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能否全面解决中国事变的关键性的政治问题了。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武汉会战也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如果国军打输了，国民政府就要在失去了华北、华东和上海、南京之后，又要失去了中原诸省及武汉三镇、长江中、下游地域。这样，国民政府就要被迫迁移到四川的崇山峻岭之中而真正沦为一个地方性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国内的某个派系或是军阀人物在日本扶持下建立全国性的政府以取代西南之隅的国民政府，这样的话，和平还是不和平，国民政府的日子就会不好过了。还有军事方面的困境，华北、华东、中原都丢失了（华南也快丢了）国军只剩下穷困的西北和闭塞的西南了，这个持久战该如何继续打呀？

　　因此，武汉会战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可谓是一战千钧哪！

　　以上是武汉会战前的双方政治态势，现在再来看看双方的军事态势。

　　在徐州会战之前，日本大本营本拟定在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让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沿淮河地区向信阳攻去，以从北方攻占武汉，同时让华北方面军从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牵制中国军队以支援华中派遣军攻占武汉。

　　可是当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中国统帅部在郑州附近大胆炸开黄河堤岸，造成一条人为的天然河堑，使日军华中派遣军被阻挡于中牟－尉氏－周家口－颖州－蚌埠的黄泛区以东而望河兴叹。而中国军队也就充分利用了这条人为的黄泛区调动了主力部队（从徐州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分别布置于正阳关－六安－舒城－桐城－枞阳－安庆这一条战线以防御陆续集结于合肥附近的华中派遣军第2军和芜湖附近的第11军主力。

　　与此同时，中国统帅部还在沿长江一线的两岸配备了许多防登陆部队，并在长江各个要塞和险要处放置了大量的水下障碍和炮兵群以阻止日军海军搭载海军陆战队沿长江进攻武汉。

　　由于黄泛区的阻挡，日军被迫改变了原有的由华中派遣军沿淮河而上、华北方面军从郑州沿平汉线南下的作战计划，而改为由华中派遣军兵分二路，即，一路从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推进以为尔后的攻击作准备，另一路从长江的安庆起始沿长江两岸攻击前进（六月十二日，日军攻占了安庆）这一路的兵力为主攻部队。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第119号实施汉口作战的命令：

　　一、大本营企图于今秋初攻占汉口。

　　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于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向前方占据前进阵地，准备以后之作战。

　　根据上述命令，日军参谋总长也下达了第161号命令：

　　一、华中派遣军应利用安庆作战之战果，协同海军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一线。

　　二、华北方面军占据地区内（含开封）确保安定之要领，在于尽量使残敌归顺，无可能时则扫荡敌之主力。

　　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就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作战，研究并准备以一部兵力向郑州方面前进牵制敌军的作战。 [ 注：见《大本营陆军部》上册442页 ]

　　按照这二项命令，在六、七月期间，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积极调兵遣将，准备汉口战役。

　　华中派遣军共有14个师团和一个航空兵团。畑俊六大将命令第2军（司令官东六迩宫中将）以第3、第10、第13、第16四个师团为基干逐次向庐洲附近集结；命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以第6、第9、第27、第101、第106五个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基干向黄梅、九江附近集结兵力。并将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以第一、第三、第四飞行团为基干，准备汉口作战。余下的第15、第17、第18、第22、第116五个师团担任上海、南京、安庆等占领的警备任务。

　　这样，日军用于直接进攻武汉的兵力（海陆空）达到了30余万人，其中各式大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辆数百辆、海军舰船140余艘，作战飞机数百架。

　　中国统帅部也在此时调兵遣将，相对列阵。

　　中国统帅部先后调集了14个集团军、十个军团及若干战区直属部队，共100余个师以及数量较少的海、空军一部份，共约100余万人。

　　但是，由于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仅拥有少量的大炮、飞机、军舰和装甲车，使国军在日后的作战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

　　就在日军即将开始进攻之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推迟了进攻的日期。

　　原来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八月十日间，在东北满州国与苏联接壤的边境，苏军与日军爆发了小规模的边境冲突。日军第19师团被苏军装甲部队合围，后因日苏停战，日军第19师团才得以生还。

　　对于此事的影响，《大本营陆军部》是这样讲的：

　　据当事人回忆，由于七月十日开始的一个月期间，正是汉口作战部队集中的高潮，惹起如此事件，中央统帅部一时极感不安。然而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攻占汉口的第188号命令。

武汉会战要图

武汉会战要图

　　于是，华中派遣军于八月中旬由集中地开始行动，并命令第2军由大别山北麓地区击破所在的中国军队，首先进入光山、商城一线，然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北侧地区前进。命令第11军在长江及其北岸地区逐步向西方取得前进阵地，并为将由九月中旬开始的向武汉及其南方粤汉铁路一线前进做好准备。

　　根据上述命令，到了战役期间，日军各部队便出现了下列具体的军事态势：

　　第2军的第10、第3师团于8月28日由六安开始，向固始－潢川－罗山－信阳方向攻击前进。

　　第2军第16师团于8月29日由霍山北侧向商城－沙窝－麻城－黄安－花园方向攻击前进。

　　第2军第13师团于8月29日由霍山开始向叶家集－新店－宋埠－孝感方向攻击前进。

　　第11军的第6师团于8月31日开始由黄梅向田家镇－广济－高山铺－浠水－巴河－黄陂－汉口方向攻击前进。

　　日军海军舰队搭载石原支队从长江经田家镇向汉口攻击前进。

　　第11军波田支队于8月21日从九江登陆，向富池口－阳新－大冶－鄂城－武昌方向攻击前进。

　　第11军第9师团于8月21日由九江登陆，向瑞昌－辛潭铺－金牛－贺胜桥方向攻击前进。

　　第11军第27师团由九江登陆，于8月21日由瑞昌－万家岭－箬溪－辛潭铺－咸宁方向攻击前进。

　　第11军第106师团由庐山脚下向万家岭方向攻击前进。

　　第11军第101师团由湖口登陆，向星子－德安处攻击前进。

　　如果根据上述的日军兵力布署和实际行动来看，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作战意图大致为这样：

　　一、以四个师团的兵力从武汉的左侧的远接近地信阳和大别山中间向武汉做左侧大迂回，切断平汉线，并完成对于平汉线以东的国军主力的合围，迫使大别山内的国军不战自溃或束手就范。

　　二、以一个师团和一个支队的兵力贴长江沿岸向汉口攻击，不断拔除沿江岸的要塞和据点，以协同策应海军直接攻击汉口。

　　三、以四个师团的兵力从九江登陆，一路向德安－南昌处攻击，以防御赣北国军的攻击；另一路向辛潭铺－咸宁处攻击，以迅速切断粤汉线，堵住由武汉撤退的国军主力。并警戒新墙河之南的国军。

　　从作战地图上看，日军的兵力部署犹如两把大、小老虎钳子，北路的第10、第3师团和南路的第101、第106师团、第9、第27师团为大老虎钳子的左右两只钳爪，而商城的第16、第13师团和长江岸边的第6师团、波田支队及海军舰队为小老虎钳子的左右两只钳爪。大老虎钳子从外线钳住国军主力，小老虎钳子从内线钳住汉口附近的国军主力并直取汉口。在作战过程中，大、小钳子互相掩护、互相策应，从而使国军各个部队自顾不暇，疲于作战，最终各个被击破。

　　可以说，日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是比较完善的计划，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日军正是按照这份计划基本上完成了作战任务。

　　我们在来看看国军的战略作战布置是如何的。

　　武汉会战前夕，国军统帅部制定了一份武汉会战的指导方针，蒋介石批准予以执行。现将此方针抄录如下。

　　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

　　方针

　　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

　　指导要领

　　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

　　一、广济方面：

　　1．李延年、许绍宗、刘汝明、曹福林、肖之楚、覃连芳、韦云淞、张淦、张义纯、何知重等部，确保现阵地及田家镇要塞，积极击破当面之敌，并酌派部队在浠水（44A）巴河（81A）两线占领阵地。

　　2．田家镇要塞沦陷后，应改用持久战要领滞退敌之西进，并利用浠、巴两线之阻止，转用约五个师兵力于宋埠、黄陂间，与武汉守备部队协同作战。

　　二、豫南方面：

　　1．孙连仲、宋希濂、张自忠部固守黄麻以北大别山阵地，并控置冯治安、徐源泉部于麻城、宋埠间、策应各要路口作战。

　　2．胡宗南及于学忠部取侧面攻势，与占领阵地部队相连系，努力击破该方面包围之敌。

　　3．必要时，13师可抽调使用于宣化店附近固守隘路。

　　4．最后应确保大别山阵地及信阳，使武汉部队作战容易。

　　三、尔后游击部署：

　　1．应指定12个师以上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合、六及豫东、皖北方面挺进游击，尤须积极袭击沿江西进之敌。

　　2．苏北兵团，应以有力部队，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

　　（乙）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无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

　　1．南浔路星子方向，以吴奇伟指挥王敬久（52D、190D）俞济时（51D、58D）叶肇（159D、160D）陈安宝（40D、79D）欧震（59D、90D）各军Z及102D、139D，确保德安以北现阵地为全军之右翼。

　　2．薛岳亲自指挥王陵基（N13D、N14D、N15D、N16D）黄维（11D、16D、60D）李玉堂（3D、15D）等部及133D、 141D、142D、91D、6RD，迅击破沿瑞武路公路两侧进犯之敌，确保控置箬溪横路铺各隘路口，以阻止敌之迂回。并乘敌突入向北侧击。

　　3．阳新河以南、卢汉（184D、182D、183D）汤恩伯部（23D、N35D、4D、110D）及14D应以现在态势阻敌西进，万福林（4RD、190D、116D）张刚（193D、82D）部，应确保阳新河北岸及沿江半壁山等要点，并以黄国梁军（92D、30D）推进至三溪口。准备在辛潭铺、三溪口、下浮屠之线，截击西进之敌。

　　4．关麟征（2D、25D、荣誉师）、李仙洲（95D、195D）周祥初（43D）以主力控置于高桥、通山附近，一部于金牛、保安、准备在通山，李家铺、金牛、保安，鄂城前方高地线，布置坚固阵地与敌决战，并保持重点于南翼，汤恩伯部转用后及孙渡（N10D、N11D、N12D）邓龙光（154D、 156D）部到达时，均加入该线向敌反攻，情况许可时，上述各部更应向前推进作战。

　　5．九战区尔后应以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常川向敌后方游击。

　　（丙）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攻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D）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3D，55D使用于第九战区与敌决战，最后应固守核心阵地，使两战区野战部队得从新部署向敌夹击。

　　（丁）第一、二、三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第三战区沿江腰击炮兵，更应排除万难妥为部署，俾发挥威力，截断敌舰长江联络线。

　　该战区等作战方针早经指示。并已由各该战区计划实施中。

　　一九三八年？月

　　注：A代表军、D代表师、N代表新编、R代表骑兵。 [ 注：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

　　以上的就是当年国军统帅部制定并照此执行的会战作战指导方针。

　　这份作战指导方针从字面上来看是比较正确的，既有面面防守，又有重点夹击，还有敌后游击骚扰。可是如果细作分析，就有了破绽。这就是：究竟在哪个地域进行重点防守？究竟在哪个地域以坚强防守去逐步消耗日军然后以生力军一举聚歼之？既然已经预料到了日军将要进攻的路线（后来事实表明预料是对的）为什么不预先在某个地域内埋伏绝对优势兵力寻机聚歼日军呢？

　　今天来看，国军统帅部只是在理论上指出了要将重点兵力摆在外线寻机捕捉消灭日军，可是事实上，并没有将这个计划落实到实处。就是说，在实际会战中，并没有在外翼（如南浔路方向）集结绝对优势兵力去聚歼日军，而只是集结了相对优势的兵力去打击日军，其结果收效不大，既没有打破日军的进攻，更没有扭转战局。

　　有人可能会说，这只是一份宏观的战略指导性计划，不可能细致而具体地规定什么。

　　那么，我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后来的实际作战中也没有出观一种集中优势兵力以运动战的方式在某个地域去聚歼日军的战局呢？

　　显然，国军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只是在纸面上四平八稳地提到了貌似合理的战略战术，可是在国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中，包括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等人，并没有真正具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利用运动战的灵活方式寻求战机，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聚歼某一路深入的日军部队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素养。

　　那么，既然纸面上的作战指导方针和实际指挥作战的将领们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素养相脱离，这个纸面的作战指导方针再完善也是等于零了。

　　从这一点来说，会战未打响，国军就已经输掉一半了。

 

二、会战之一战役──南浔路战役

　　一九三八年八月末，中日双方军队同时在武汉外围远接近地四条战线开始了正式的大规模的血腥搏斗。

　　这四条战线对于日军来说就是两只大、小老虎钳子的四只钳爪，对于国军来说就分别为南浔路战役、黄广战役、富金山、沙窝战役和信罗战役。

　　我们先从南浔路战役讲起。

　　南浔路战役统指发生在九江南至赣北德安、西至阳新附近、西南至瑞武公路顶点武宁附近的这一片地域的一系列战斗。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指挥五个师团中的四个师团，即第9、第27、第101、第106师团，还有波田支队（另一个师团第6师团放在长江北岸黄广一线）于8月29日左右先后从九江处登陆，一路从东、北两个方向向德安附近攻击，企图消灭这一地域的国军并前出修水以保障日军的左翼；一路向西，攻击阳新、大冶、三溪口等地，企图直取咸宁，切断粤汉线并前出通山附近防御湘北的国军。

　　指挥南浔路战役的为国军第九战区司令官陈诚。此战线又分为二个作战兵团，第一兵团负责德安附近地域，司令官薛岳。统辖二个集团军，二个军团的10个军约 26个师的兵力。第二兵团负责阳新、辛潭浦、大冶及咸宁、通山附近，司令官张发奎，统辖三个集团军一个军团，共约7个军18个师的兵力。

　　在南浔路战役之初，日军各师团进攻的态势如下：

　　波田支队于7月23日在姑塘登陆，26日攻占了重镇九江，8月20日由九江沿长江南岸向阳新、大冶、鄂城攻击前进。

　　第101师团于7月26日在姑塘登陆，8月12日在海军炮火支援下向星子攻击，与国军激战之后，于8月21日攻占星子，然后沿德星路攻击德安。

　　第106师团于7月24日在姑塘登陆，协同波田支队攻占了九江，并由九江南进，于8月1目攻击国军的金官桥阵地。

　　第9师团于8月16日在九江登陆，8月20日协同波田支队攻击瑞昌、8月26日占领瑞昌。

　　第27师团于8月30日在九江登陆、9月上旬，集结于庐山东面、好象要协同第101师团向西攻击德安，可是到了9月中旬，突然西调到瑞昌，并且带走了第101师团的佐枝支队，沿瑞武路向西攻击前进。

　　这样，从八月初开始，在上述几个地段，国军利用预设的防御阵地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利用优势的炮火及海空军力量，先后突破了国军的各个防御阵地，迫使国军一步步的后撤。在这个期间，国军在少数几处阵地，顽强抗击日军，使日军伤亡累累而不能突破。这包括金官桥战斗，富池口战斗，麒林峰战斗，德星路的东、西孤岭隘口街战斗。甚至在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万家岭地区时，国军第一兵团及时抓住战机，调动部队将第106师团包围在万家岭地区、经过十几天残酷的搏斗，消灭了大部份日军，只有三分之一的日军逃脱，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下面具体地介绍一下这几次战斗过程。

　　金官桥战斗。

　　金官桥位于庐山北麓，是国军第一兵团防御阵地的顶点，如果守不往这一带的阵地，第一兵团就要退下去加大防守正面，这样，难度更大。兵团命令金官桥一线的第 4军、第70军、第64军坚决守往阵地，不准后退。于是国军4个军同日军第106师团展开残酷的争夺战。日军的步、炮、坦、和空军联合进攻，激烈时施放毒气，国军官兵前仆后继，打退了日军数十次凶猛的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几十次。山上山下及附近的稻田中躺满了双方士兵的尸体及散落的武器。双方也为争夺尸体和武器而增加伤亡。当时正值盛夏，阵地上臭气刺鼻，令人难以忍受。

　　由于副食供应不上，国军官兵生活非常艰苦，体质衰弱，加上气候变化大，导致病号减员增加。如第19师，除伤亡数千人之外，还病死了许多人。战后统计，仅剩士兵780余人。伤亡减员之多，超过了淞沪战役。（淞沪战役之后，第19师还剩1500余人。）

　　由于日军始终不能突破金官桥阵地，于是日军第101师团在海空军支援下向西攻击，企图沿德星路打到德安，抄到国军北线的后方，使北线国军不战而溃。

　　 8月19日，双方又在东线德星路展开激战。8月21日，日军在优势炮火中攻占了星子，然后继续西攻，在东西孤岭处同国军第25军、第66军展开激烈的攻防线。国军利用庐山的天然地势，居高临下，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使日军伤亡很大，打死了第101联队长饭冢大佐。

　　经过十几天血战，终因国军抵挡不往日军的优势炮火而失去了东、西孤岭这一险要之处。

　　日军攻占东西孤岭之后，又继续向隘口街攻去，退到此处和国军利用这个凹形阵地，浴血阻击了近一个月，日军在付出了很大伤亡之后方才占领了隘口街，师团长伊东中将因此而受伤。

　　与此同时，日军第9师团于8月23日占领了瑞昌，星子阵地也于此时失守，这样，金官桥一线的国军就暴露出两侧背。为了防止瑞昌之敌迂回攻击金官桥的国军，8月28日，兵团调动第74军一部份兵力前出岷山，掩护金官桥一线。8月29日，第74军一部在岷山与由瑞昌向金官桥迂回的日军一部遭遇，被日军打退。第74军又派一部支援，又被打退。于是，第74军全部出动堵击日军。为了安全，兵团只好将金官桥一线的守军撤到岷山－黄老门－庐山麓一线。

　　日军第106师团紧追至这一线阵地继续攻击。为了安全，兵团又将守军撤至德安以北的乌石门线的防御阵地。

　　兵团为了在此地设伏第106师团，特在乌石门线阵地摆了一个反八字形阵地，第4军、第74军、第27军、第64军在这个反八字形阵地以火炮和轻重机枪构成严密火网，严阵以待，准备消灭第106师团。

　　日军大概看到这处地形不利于进攻，便犹犹豫豫，不敢进攻反八字形阵地而在阵地前徘徊了20天之久。

　　就在此时，蒋介石来电，命令第74军与第64军调到后方休整及作战。兵团司令官薛岳坚决不同意，最后，只同意调走一个师，这样，这两个军对于尔后的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否则，尔后的战斗就不好进行了。

　　也是在此时，日军第27师团由瑞昌沿公路向武宁方向攻击，9月23日，在小坳地区与第二兵团进行了一场激战。

　　 9月24日，军委会命令第一兵团接替第二兵团指挥这场战斗，以确保武宁。第一兵团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去迎头阻击日军的进攻，而是抽调兵力向日军的后方小坳地区攻击，以切断F1军的后方补给线，从后面打击第27师团。于是，第一兵团调动第91师、第142师、第60师、第预6师向小坳地区攻击。令第141 师、第16师在瑞武路西侧向东攻去，令新13师、新15师沿瑞武路向西南作持久抵抗，迟滞日军的进攻，令新141师、新16师在潭埠－柘林对岸沿修水南岸占领阵地，策应修水北岸的作战。

　　国军进攻瑞武路的左翼部队在麒麟峰遇到日军的反攻，9月27日，国军第60师、预6师猛然反攻，双方展开肉搏战，伤亡均大，日军铃木联队损失大部，同时。进攻瑞武路的国军右翼部队于1O月初打到小坳地区。

　　就在双方在瑞武路激战的时候，沉寂20余天的日军第106师团在反八字形阵地前突然有所行动。它将少数兵力留在阵地前牵制国军，而以大部兵力轻装（没带重炮）由万家岭地区绕过乌石门阵地的左翼白云山地区，偷偷地前出到万家岭附近，企图绕过反八字形阵地攻击乌石门阵地。

　　白云山地区第4军发现了第106师团摸了上来，立刻一个转身，将兵力从面向东转为面向西，将第106师团拦截在万家岭地区。

　　第一兵团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刻认为这是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于瑞武路和南浔路两个战场之中，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消灭它。于是兵团冒险抽调德星、南浔、瑞武三处的兵力围歼第106师团。

　　 10月2日，兵团调第4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欠一旅）包围万家岭日军的东半面，命瑞武线的新13师、新15师、第91师、第142师、第60师、预6师包围万家岭日军的西半面。

　　这样，第106师团就被国军紧紧包围于狭小的万家岭地区。

　　国军官兵得知自已以近10倍的兵力围住了第106师团时，信心大增，各部队勇敢地猛冲猛打，反复厮杀，每个山头，每个村庄都躺满了双方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每一片青草地。国军几次逼近第106师团的司令部，师团长松浦持军刀准备切腹自杀，师团部的勤务兵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只是因为国军不知是师团司令部而一度中止了攻击。

　　 10月6日，第106师团被消灭了一半。由于伤亡很大，日军空投下了几百名下级军官以补充第106师团。

　　此时，日军统帅部非常焦急，可是一时又无兵可调，不得已，只好拼凑了三个支队，由铃木春松少将率领，由箬溪地区经武永路及北侧向东攻去前进。10月6日到达柘林以北地区。日军不去万家岭直接解围而经武永路向东攻去，意图在于从西面攻击德安，以策应东面的第101师团对于德安的攻击，德安一旦失守，第101 师团就可以协同铃木支队长驱直入将万家岭地区围歼第106师团的国军来一个反包围。

　　第一兵团识破了日军铃木支队的企图，被迫从万家岭前线抽调了新13师、新15师、第60师、第91师预6师南下武永路拦阻铃木支队的东进。

　　这样，万家岭地区还有第4军、第74军、第187师、第139师（一旅）、第142师继续围歼第106师团。

　　同时，兵团紧急抽调庐山南部的第66军下山参加万家岭作战。

　　双方激战到10月10日，第106师团已经被消灭三分之二，余下的兵力利用夜色钻出国军的包围南下到武永公路与日军铃木支队会合。

　　这样，经过10余天的殊死搏斗，第106师团大部份被消灭，约一万余人丧命于万家岭一带。

　　一年之后，第141师唐永良师长在万家岭附近打游击，特意到万家岭战场参观，他看到到处是日军的墓地、死马，以及乱七八糟的日军军用品。唐师长特意将部份日军的墓葬拍摄下来，于是，这幅照片就成了那次日军灾难的有力证据。

　　对于第106师团的灾难，战后日本防卫厅主编的《大本营陆军部》是这样介绍的：

　　华中派遣军攻击汉口遭到中国军的顽强抵抗，曾有一度陷入焦虑时期。即第101师团和第106师团由9月下旬到1O月下旬在庐山、德安附近进行苦战，以及笫2军突破大别山前进意外受阻的时期。中央部也无增援的余力。到10月11日才勉强由华北方面军派骑兵第4旅团前往增援，而且弹药特别是炮弹消耗量极大，为其补充煞费苦心。

　　从此段刻意修饰的记载来看，日本官方和军方对于那次失利的史实抱有一种羞于见人的态度，请看，只用了“焦虑”二字就将那段成千上万名官兵血染的历史事实给轻易的遮掩住了。也将日军统帅部那段指挥的失误给回避了。

　　其实，也不必责备这些历史学家，大日本皇军在八年的中国事变中一直是百战百胜的，如果在官方的史书中如实的记载出历次皇军失败的战史，那大日本皇军百战百胜的神话不就破灭了吗？

　　所以，台儿庄的溃退不叫溃退，叫“转进”，万家岭的被歼不叫被歼，叫“焦虑”。短短二个字，就足以令日本亿万国民永远不会了解日军那二次不太光彩的历史了。

　　国军第一兵团聚歼了第106师团之后，便于10月18日转移占领了三泌河－墨赤山－永丰桥－德安一线，与右翼德安路的部队联接一起防守修水北岸一线。

　　此时德星公路的日军第101师团于10月9日攻占隘口街之后，继续向德安攻击。国军利用有利地势节节抵抗20余天，使日军付出较大伤亡之后才攻击了20余公里于10月28日攻占了德安城。（此时，汉口已经失守。）

　　 10月31日，经蒋介石同意，第一兵团部队撤至修水南岸，占领丰良－潭埠－修水南岸－吴城一线，与日军对峙。

　　至此，第一兵团的作战告一段落。

　　今天来看，第一兵团基本上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既在德星路堵往了第101师团，又歼灭了第106师团主力，还拖住了第27师团的后腿，使之不能及时西下。

　　第一兵团之所以能在其作战地域取得战术性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占据了险要的地势并充分地利用之。正如第一兵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赵子立将军在五十年后总结的那样。“地障就是兵力，险要就是武器。”

　　遗憾的是，第一兵团没能全歼第106师团，其实第一兵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如果战前统帅部在该地域再多部署5－1O个师的话，第106师团恐怕就要一个也逃脱不掉了。

　　在如此险要的地势中没能以重兵聚歼日军一至二个师团，这是统帅部的战略失误。

　　我们再来看看南浔路另一个战场，即第二兵团的战斗情况。

　　第二兵团下辖7个军18个师，它的任务是在长江南岸的瑞昌、富池口、阳新、三溪口、辛潭铺、通山等地设置防御阵地，利用山地节节抵抗日军的进攻，以确保汉口右侧外围的安全和粤汉线的畅通。可能时，配合武汉卫戍部队（五个军的兵力）围歼武汉市郊的日军。

　　第二兵团作战地域为幕阜山脉，该地地险山高，林草丛生，由西向东北延伸，沿途到处是险要地段，如鲤鱼山、笔架山、万家岭、棺材山等，地势之复杂很利于防御一方。

　　第二兵团的兵力具体布防如下：

　　第98军张刚部防御富池口以左的沿江地域，第54军霍揆彰部防御富池口右侧的沿江一线，第53军万福林部防御阳新一线，第60军卢汉部防御丫吉山一线，第13军张轸部防御洋港一线，第37军黄国梁部防御三溪口以南的龙港一线。

　　另外，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的四个师配合第一兵团的黄维第18军和商震的第32军布防于瑞武公路的两侧，打击沿公路进攻的日军，以阻止日军向通山一线迂回。

　　最后，将第52军关麟征部、第92军李仙洲部和第43师周祥初部以主力控置于高桥、通山附近，以一部布防在李家铺、金牛、保安、鄂城一线的前方高地，利用工事抗击日军，并将重点放在南翼即通山附近。

　　第二兵团如此强大的阵容将要面对日军二个师团和一个支队的进攻。

　　日军波田支队的作战意图是贴长江南岸向汉口攻击，以保护长江中的海军舰队和长江北岸的第6师团。

　　第9师团的作战意图是向辛潭铺以南的金牛、咸宁方向攻击以切断粤汉铁路。

　　第27师团的作战意图是先向武宁方向攻击，以迂回通山处将国军主力的退路截断，后又从武宁的箬溪处折向辛潭铺，攻占了咸宁，并前出至通城一线。

　　从双方的兵力布署来看，可谓是兵来将挡，你攻我防。

　　遗憾的是，第二兵团的布防缺乏重点，兵力分散，以至于处处挨打，处处被动，始终未能以灵活的运动战方式以优势兵力聚歼某一路进攻的日军。（只是以一部份兵力参加了第一兵团的万家岭歼灭战。）

　　 8月16日，日军第9师团在九江登陆，8月20日，第9师团协同波田支队攻击瑞昌，国军坚守了6天之后，日军攻占了瑞昌。随后，波田支队攻击要塞富池口，国军第54军坚守于此。

　　日军凭借海空军的优势炮火凶猛攻击富池口附近的阵地，国军第18师顽强抵抗，伤亡很大。进攻的第一天，第二营五连的全体官兵全部阵亡于炮火之中。尽管如此，第18师仍然坚守了10余天，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由于没有增援部队，8月底，第18师残部撤了下去。至此要塞富池口陷落。

　　今天来看，如果增援部队能保证的活，富池口要塞不至于陷落。

　　日军攻占了富池口要塞之后，又分路向西面的半壁山要塞和西南方向的阳新一线攻击。

　　半壁山要塞和长江对岸的田家镇要塞相对，同是从长江进入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地势险要。第98军派一个加强旅防守于此。旅长马骥，辖高射机枪二个连，炮兵一个营（六门克虏伯榴弹炮，四门七五高射炮）兵力7200余人。

　　该旅既要防守长江之敌，又要防地富池口方向之敌，任务很重。富池口激战之后，日军开始进攻半壁山要塞。长江中的海军大口径火炮和飞机对半壁山狂轰滥炸，日夜不停。要塞工事经常被炸得一塌糊涂，官兵们经常被压在碎石之中。伤亡很大，到了晚上才能清理出来。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该旅仍然坚守一个月之久。九月下旬，该旅奉命撤出。

　　在此战斗中，该旅阵亡826人，负伤278人。

　　与此同时，日军波田支队对阳新一线展开攻击。坚守阳新一线的是国军第53军万福林都的116师和130师。该军原是东北军的部队，曾参加了永定河、津浦、上海等战役。

　　在阳新至三溪口、金牛一线，尤其是三溪口一带，到处是起伏的山岗，林木杂生，中间有乡土公路，可跑汽车，地形较为复杂。

　　三溪口是日军进犯咸宁和贺胜桥的必经之路，因此，日军必予夺取之。

　　第53军二个师守备该线三个月，其中在九月上旬的战斗最为激烈。日军利用强大炮火猛轰国军的简易工事，国军官兵只好隐蔽于工事中，专等日军步兵接近后与之进行近战和肉搏战。由于日军炮火猛烈，又有坦克开路，国军抵抗不住，只得每天后撤四、五华里，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日军。因后方常遭炮火封锁，供应不上，官兵们只好挖生薯、芋头、喝生水、造成许多虐疾病，加上伤亡惨重，伤兵无人救护，刚下阵地就死了。阵地、山谷中遍满了官兵的尸体。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激战到第7天，友军一个旅接替了53军阵地。

　　这次战斗，第53军伤亡很大，全军仅剩三分之一，缩编为二个团。以至于几十年后，其残酷景象令第130师参谋刘殿武难以忘怀：

　　部队受到统帅部的表扬，但回忆官兵死亡的惨状，伤病员艰难痛苦行动的情形，孱弱的身躯，祈援待救的目光和无声的饮泣，亦属惨矣！

　　日军波田支队付出了伤亡之后，攻破了阳新防线，径直向大冶、鄂城方向继续攻击，以期配合江北的第6师团占领汉口。

　　为了策应波田支队，日军第9师团于九月中旬开始向阳新以西的排市一线的国军防御线攻击。此时是9月23日左右。防守排市一线的是国军第60军第184师部队，师长张冲。

　　第60军从徐州战场撤下来之后，由于伤亡很大，进行了整编。全军将兵力集中到第184师，余下的二个师回到后方补充。这样，实际上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参加了排市一线的防御战。

　　第184师编有四个步兵团，每个团2000余人，编有九个步兵连，每连170余人。团有迫击炮一个连，重机枪三个连，每连有六挺法造哈其开斯重机枪，每个步兵连有轻机枪九挺，法造七九步枪70枝，高射机枪排一个，有法造高射机枪二挺。另外，师部有警卫连、通讯连、工兵连和卫生队等，还临时配备炮兵一个团，团长彭孟辑。

　　第60军的装备在当时国军来说也是属于一流的。

　　第60军在9月23日到1O月7日15天之中，坚守于排市以南、富水河南的辛潭铺一线，防守正面长达20余公里，纵深达8里的多层次阵地。

　　第60军的云南官兵顶住了日军第9师团的强大的炮火和空军的轰炸，打退了多次的日军步兵的进攻。甚至在日军施放毒气的情况下，仍然坚守住了阵地，并杀伤了许多的敌人。但是国军伤亡很大。在9月28日的战斗中，当日军猛攻白门楼阵地不成时，突然施放毒气，将曾泽生一个团中的一个连官兵全部毒死，这才占领了白门楼阵地。

　　 9月30日，日军千余人在大炮飞机掩护下，攻击曾泽生团的石梯寺、福林脑、足老仙阵地，激战到傍晚，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守军死亡了二个连长，士兵伤亡过半。

　　 10月1日，日军继续进攻福林脑、足老仙，打到高潮时，守军工事全毁，日军用毒气炮弹，杨宏元团长与士兵一起作战，伤亡很大，仍然守住了阵地，同时，日军千余人三面围攻石梯寺一线据点，曾泽生团长亲自指挥，组织非战斗兵参加战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

　　 10月6日，日军从杨团和余团的结合部冲入，为了保障主峰，余建勋团长领几个卫士守住一个山包，用火力拦截日军的进攻。激战到夜里，阵地仍然在守军手中。

　　在第60军坚守的15天中，日军采用的方法多是对于主攻重点，拂晓就开始炮轰，一直攻下一二个阵地，方才停止攻击。否则，从早到晚，枪炮声不间断地进行进攻。

　　第60军的坚强防御，严重阻碍了第9师团的西进，杀伤了许多日军，当然，国军伤亡也很大，第60军184师共伤亡2303人。

　　 10月7日，友军一个师接防了第60军的阵地。第60军后撤到崇阳一线休整布防，准备继续阻击日军的进攻。

　　今天来看，当第60军和第53军在辛潭铺以南的山地中与日军激战的时候统帅部如果趁机调以重兵从侧面打击第9师团的话，情况可能会更有利了于国军，这当然是统帅部的失误。

　　 10月7日左右，当第60军与第9师团激战之时，也正是第一兵团在万家岭一线围歼第106师团之际。

　　与此同时，在第60军的右翼，张轸的第13军也与日军第9师团展开激烈的战斗。

　　而在第13军的右翼，布防着黄维的第18军，李玉堂的第8军，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四个师和王赞绪的二个师及商震的第142、141师、它们的任务是沿瑞武公路两侧层层阻击日军第27师团南犯武宁，迂回通山。

　　 9月18日，第27师团沿瑞武路攻占了茶园陵、白石崖，国军第18军拼命抵抗。9月24日，国军第91、142、60、16师和预6师在坐牌山、乌沙岭、马塞山、火炎坳、风雨岭及白水街、麒麟峰、九石隘、昆仑山、覆血山等地与第27师团展开激战，胜负难分，第8军和第141师也同时与第27师团展开激战，将第27师团阻挡于杨坊街以西，西崇山以东，昆仑山以北地区。

　　在这次战斗期间，第13军110师廖运周团在箬溪以西的小坳处打个小胜仗。

　　廖运周这个团本来沿山间公路设防阻击日军，可是日军炮火太猛烈，廖团总是抵挡不住，就只好避开正面在公路上专找日军后勤部队打，并常有收获，如马匹和物资等。

　　有一天，大部队突然后撤，廖团也尾随。行至小坳处，发现一个弹药库，里面全是迫击炮弹。旅长辛少亭建议廖运周在这里打一下日军，因为这是地险十分险要，险峰之下，只有一条山间公路，且十分狭隘。廖团便在公路拐弯处设下了一个炮兵阵地，共布置了十二门迫击炮，四门反坦克炮。

　　这四门反坦克炮是大战之前，师长吴绍周领着廖运周到第18军黄维军长那里闲玩，当黄维认识廖运周之后，并得知廖运周曾经是炮校的毕业生时，（黄维详细地考问了几个关于炮兵方面的知识）方才郑重地将这四门稀少的反坦克炮借给了廖运周。

　　廖运周也对得起黄维，他这个团利用险要的地形布用反坦克炮，在黄昏时，先打坏了前面的几辆坦克，导致了后面的大量汽车拥挤不能动弹，这时，廖团的所有火炮一齐怒吼，弹不虚发，一口气打了5000余发炮弹，直打得日军汽车纵队火海一片，燃烧了一夜。

　　天亮时，廖运周发现公路上躺满了残破的汽车以及无数具尸体，还有20余辆坦克在燃烧。

　　这个胜仗，大概就使黄维信任起廖运周来。不然的话，为什么在十年之后，黄维的第12兵团在双堆集被刘邓大军包围之时，当黄维决定用四个师突然冲锋冲出解放军的包围圈时，黄维将打头阵的重任交给了廖运周的第110师呢。

　　也是在进攻之前，黄维特意拿出珍藏的白兰地酒郑重地（比上一次还郑重）敬了廖运周师长一杯，祝他马到成功。

　　廖运周毫不客气地喝了这杯千钧酒，然后一转身也同样毫不客气地把一个整师一个不缺的带到了解放军的行列之中，并告诉了解放军黄维要突围的计划。

　　黄维因此而突围未成，兵败被俘。

　　因为黄维这个书生型将军在关押期间拒不认罪，并始终坚信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而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不能救中国，他被关押了27年之久，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大赦国民党所有的战犯之时，黄维方才走出监狱──他终于坐穿了牢底。

　　几十年之后，当黄维见到廖运周时，还直埋怨廖运周当年的“叛变”破坏了他的突围计划，否则，他很可能突出重围。到了台湾，他黄维做个国防部长是不成问题。起码也能弄个国府资政，享受离休待遇。

　　唉，一个廖运周竟使黄维坐了27年的大狱，百无聊赖，黄维只好研究起永动机来，一直到他出狱，这个永动机也没能动起来。

　　唉，就怪那四门反坦克炮，没有这四门反坦克炮，他黄维哪能认识并器重廖运周呢！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常，仅仅只因为这几根和下水管子差不多的铁管子，竟使黄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真不知道为了这几根下水铁管子。黄维在狱中后了多少次悔呢。

　　一九八九年，黄维在北京病逝。他死的无声无息。以至于在五年之后，外地有个年轻人，还给他写封长信与他一本正经地探讨当年国共两党的是与非问题。

　　廖运周打完日军的车队之后，就发生了万家岭大战。第27师团急忙东进解围，正在参加万家岭战斗的黄维等几个师急忙抽身南下阻击这个解围的日军支队。

　　打完了万家岭战斗，第一兵团部队收缩到德安附近。日军第27师团便掉头向北，向辛潭铺一线攻击。攻击数日，仍然没能突破国军防线，于是，第9师团便绕过辛潭铺防线，向金牛、贺胜桥攻击，留下第27师团继续攻击辛潭铺。10月26日，第9师团方才切断粤汉铁路，此时，武汉的国军已经撤走，日军没有截到什么东西。

　　 10月25日，汉口失守，辛潭铺一线的国军方才向通山、崇阳一带撤退，第27师团方于10月26日攻占了咸宁，并于几天之后攻占了通山、崇阳和通城等地。（11月9日占领通城）

　　至此，历时三个月的南浔路战役告一段落。

　　今天来看，第二兵团没能完成统帅部赋予的任务，它既没有堵住日军的进攻，又没能以优势兵力聚歼某一路的日军。根据地势来看，第二兵团在此地区设伏重兵以运动战的方式聚歼某一路日军是极有可能的事情。问题是既没有设伏重兵，又没能采取主动寻机聚歼日军，看来，这个责任应该由统帅部来负了。其失利的原因还有如防守过于死板，以呆板的阵地战对付优势的炮火组成的日军进攻部队，其结果当然处处挨打，处处被动，处处伤亡很大了。

 

三、会战之二战役──黄广战役

　　黄广战役是统指武汉会战中的长江北岸的黄梅、广济和田家镇一线的战斗。这条战线对于日军来说是小老虎钳子的左边钳爪，对于国军来说就是黄广战役了。

　　黄广战役的作战区域属国军第五战区管辖，战区司令官为李宗仁统辖12个军（不含大别山北麓和信罗地区的国军）负责这一带的作战。

　　在这一地区作战的日军为第6师团及长江中的海军第三舰队加上后期登陆作战的石原支队。这一路日军归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指挥。

　　会战之前，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只得用一个师团沿长江北岸向汉口攻击，第11军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日军最精锐的师团──第6师团。并配备了大量的重炮和坦克车以及骑兵、工兵、辎重兵和海空军力量，师团长为稻叶四郎中将。

　　第6师团为日军陆军最精锐部队，南京战役中，第6师团首先攻入南京城，并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师团长谷寿夫因此而被调离。抗战结束之后谷寿夫被中国政府审判枪决于雨花台。

　　而在南京战役之前的淞沪战役，也是这个第6师团，在双方主力胶着于淞沪的三角地带之中不分胜负的时候，第6师团在杭州湾登陆，以极其凶猛的凌厉攻击快速地击破层层拦阻，突然插到国军主力侧翼，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突入几十万大军的国军阵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以四面出击中心开花的奇袭战术打得几十万国军丢盔卸甲，落荒而逃，从而一下子解决了几个月的战役僵局，

　　正是强悍而凶猛的第6师团一锤定音，导致了国军在淞沪地区的全面溃败。

　　因此，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刚刚接任军司令官职务的时候，就将如此重任交给了笫6师团，命孤军深入，以区区几万人冲入国军防线之中，直捣汉口。

　　第6师团果然不负冈村宁次重望，在师团长稻叶四郎带领下，于6月8日从舒城出发，一路喷火射铁，劈关夺隘，击溃层层国军拦阻，攻占了潜山、太湖、宿松等要地。并于8月4日攻占了黄梅。

　　在第6师团一路攻击中，国军第26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1集团军、第29集团军等主力部队先后采取侧击、迎头堵的方式都没能完成对于第6师团堵截及消灭的任务。

　　第6师团仅以几万人的兵力携带大量的重装备，置后方于不顾，远途奔袭在国军十几万人的层层拦阻中连克多座要地，并于8月4日又攻占了重兵防守的重镇黄梅，令沿途屡屡被击溃的国军主力望兵兴叹，真不愧为日军陆军中“全军第一精锐”（冈村宁次语）。

　　当然，从舒城到黄梅。距离为六、七百余里，第6师团用了近二个月的时间方才到达黄梅，这也说明国军的守备部队抵抗之顽强。但是第6师团终于到达了黄梅，也说明了第6师团火力之凶猛、胆大之无边，勇敢之程度了。

　　但是，第6师团也受到了重创，伤亡很大，以致于在黄广战役后期几乎在补充兵员未到的情况下难以继续展开攻击了。 [ 注：见《冈村宁次回忆录》365页 ]

　　 8月底，第6师团攻击广济梅川城，而一旦广济被占，要塞田家镇就陷于侧背的威胁，如果田家镇要塞一旦失守，那日本海军就要搭载陆军步兵溯江而上，任意在什么地方登上北岸以堵住黄广线上的国军主力的退路，那样的话，国军的处境就会极为不利。

　　而此时，日军海军舰队及海军陆战队正对田家镇进行多日的江上攻击和炮轰，企图从长江岸边夺取要塞。但是由于田家镇守军顽强抗击，使日军海军及陆战队一筹莫展，望镇兴叹。

　　因此，第6师团决心攻占广济，从后侧翼的陆地攻击田家镇要塞，以砸开通住武汉的最后一道长江门锁，让海军和登陆部队长驱直入，插入后方。

　　这时候，田家镇要塞的得失就成为双方关注的最大焦点了。田家镇如果守住了，日军的海军和第6师团就会在这个要塞前望汉口而兴叹，田家镇如果失去了，国军各部队就会不战自乱，望风而走。

　　也就在此时，国军统帅部计划在黄广一线展开一次大规模的反攻战役，以打破日军第6师团的攻击。保卫田家镇要塞的侧翼安全。

　　 8月底，第6师团开始攻击广济城，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到达前线，命令部队固守广济，并调动广西的第188、189二个师和第68军刘汝明部布防于广济一线，阻止日军的进攻。

　　第188、189二个师在广济的龙头寨、大小坡、沤烟寨一线设防，第68军在凤凰寨、猫儿山、大风寨一线设防，与日军进行了30天的血战。

　　有一次，第68军组织大刀队在猫儿山与日军激战，消灭日军300余人，日军无力抵抗，只好施放毒气，使国军阵亡400余人。

　　 8月30日，日军攻占了龙头寨、大小坡，沤烟寨，第189师拼死抵抗，阵亡许多官兵。

　　第103师的连长叶成章，在仕野马洞阵地用轻机枪打下一架日军低空轰炸机，摔在芦家河中，叶连长也同时牺牲。

　　在广济城攻防战期间，日军多次出动飞机对广济城轰炸，城内军民死伤无数，使国军防御部队损伤很大。

　　在第189师大洋庙山头阵地上，师长凌压西组织部队布好严密的火力网。予以进攻的日军以很大的杀伤，日军成天以火炮和飞机轰击，然后以骑兵冲锋，都被阵地的官兵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射杀于阵地之前。日军又在夜里进攻，来势凶猛，国军官兵勇敢迎战，双方肉搏一夜，枪炮声，城杀声响彻夜空，阵地二失二得，终于在天亮前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国军损失许多官兵。

　　一连打了五昼夜，日军仍然没能突破第189师阵地。第六天，日军用远程大炮将阵地前沿和山腹二道工事炸开，官兵伤亡很大。守军撤到了山顶上最后一道防御阵地。日军不敢冒险，只得施放烟幕掩护骑兵冲锋。骑兵刚从烟幕中露出，遭到轻重机枪的密集扫射，日军人仰马翻，死伤一片。

　　由于第6师团炮火猛烈，9月6日，广济城陷落，9月9日，日军又攻占了广济丛山口的李延年第9师的阵地，至此，田家镇要塞危矣。

　　此时，第五战区司令部决定开始黄广反击战，以保卫田家镇要塞。这时，国军已经调动了大量的部队，将第7军、第48军、第84军集结于广济的百家园、白沙岭、槐树山、圻春莲花湾一带，第68军集结于广济蔡林湾、桥头湾、吕四房、居家岗一带，四川部队集结于龙顶寨一带，第151师集结于广济口、九龙城一带，第21师、第67师集结于松杨桥、吴屋脊、李兴四一带，第44军集结于黄梅附近，第67军集结于黄、广中间的金中铺附近。

　　 9月13日，黄广反攻战役打响。（此时，南浔路正在激战，大别山脉也处于激烈的阵地战中。）

　　国军第7军和第48军在广济梅川西、圻广公路的四顾坪山一带山地与日军展开残酷的拉锯战。白天，阵地被日军攻占，晚上，国军又夺回。双方反复厮杀达八进八出。第84军在北岳山阵地与日军反复争夺有6次之多，死亡累累而仍然互不相让。

　　在广济丛山口的攻击战中，第174师冒着飞机的轰炸，踩着战友的尸体攻上丛山口阵地，杀死日军400余人。同时，第157师为了策应第174师，于9月 22日在四望山与日军展开殊死的争夺战，国军牺牲2000余人。而在龙顶寨阵地中，国军第29集团军在日军火网下三次拼死争夺，死亡达3000余人。

　　同时，日军也伤亡很大。

　　在黄梅一线，第44军强攻黄梅，第67军强攻广济和黄梅之间的金中铺。许绍宗总司令亲自率领重炮四门（160毫米迫击炮）协助攻击部队的进攻。国军官兵冒着第6师团预设的密集的火力网拼死冲击达七个昼夜，一波官兵倒下，又一波官兵冲击，如此反复，国军官兵死伤累累，血流成河，终因日军火力严密而炽烈而始终未能攻占这二处要点。

　　在黄广反攻战役中，双方激战十余天，由于第6师团防御坚固，火力猛烈，官兵临阵不乱而使得国军各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攻，陆续的撤下攻击阵地，暂时与第6师团对峙起来。

　　至此，黄广反攻战失败了。

　　日军第6师团便趁着国军各部队疲劳之机，由黄梅和广济处分兵向田家镇要塞进行攻击。同时，长江中的海军也以大口径火炮猛烈轰击田家镇要塞，空军也倾泻了许多重磅炸弹。田家镇要塞保卫战便达到了白热化阶段。

　　田家镇要塞扼长江狭隘处，地势险要，自古以来是通住长江上游武汉重镇的最后一道江上铁锁。田家镇东北面是黄泥湖，西面是沼泽水泊，中间有三公里的丘陵高地与要塞腹地相连，北面是松山，绵延重叠。

　　田家镇要塞由第2军李延年部的二个师以及一部份炮兵守卫。第9师防守北面，第57师防守东面。此外，第86军何知重部和第26军肖之楚部在外围协助防守。

　　九月中旬，日军海军沿江而上，对着要镇猛烈轰击，并有几股登陆部队向湖沼地带发起攻击，企图分散守军的火力，而攻击的主力却在要塞的北面松山一线。在十余天的进攻中，日军数十门大炮猛烈轰击松山阵地，飞机也多次俯冲轰炸，阵地上整天硝烟弥漫，血肉飞舞。双方步兵的喊杀声和枪炮声呼啸声混在一起令人胆颤心惊。

　　守军在要塞的炮火支援下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许多伤员仍然与日军战斗弹药用尽了就与日军肉搏滚打。第53团一个班长时克俊被日军咬掉了左耳，仍然将日军卡死。许多阵地失而复得多次。第53团重机枪连排长袁次荣在弹药用尽时，一个人收集了许多手榴弹，炸死数十名日军。当日军冲上来时，袁排长从容地将手榴弹塞进重机枪的机匣中，全身抱住重机枪壮烈殉国。

　　战斗激烈的时候，师长郑作民和旅长杨宝珏整天都在第一线指挥，阵地上躺满了双方的尸体。如此惨烈的战斗进行了八昼夜，日军见松山久攻不下，便绕道蕲春，企图迂回要塞断绝守军与后方的联系。李延年军长为了避免全军被歼，遂下令全军撤出田家镇要塞。

　　与此同时，坚守要塞核心的第57师施中诚部也与日军血战多日。还有要塞外围的第86军第26军也从侧翼打击日军，使日军的兵力受到了牵制。要塞保卫战结束之后，第9师共伤亡官兵2100余人。第57师只剩下6个连的兵力。第9师郑作民师长一年之后在广西昆仑关战役中阵亡。

　　 9月29日，日军占领了田家镇要塞，从此，战局直转而下，国军第五战区主力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并在20天后一败涂地，溃退千里。

　　今天来看，黄广一线的国军各部队没能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日军只有一个师团的兵力，且孤军深入几百里，被国军阻止于黄广一线，其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极其的空虚。而且日军又无多少兵力增调。在这漫长的补给线上的侧面山地中，集结有几个师的国军主力，却不敢大胆地切断第6师团的后路，拦截其后勤运输。如果当时能坚决大胆地这样做，黄广一线的战役就会有利于国军了。（曾有部份兵力袭击过后方交通线，但旋即撤走，效果不大。）另外，当第6师团正在行进中攻击黄梅和广济的时候，国军就应该及早调动大军（早就应该有此计划）趁日军攻城疲劳之机从日军的后面兜住，将第6师团紧紧围住，以绝对优势将其歼灭。同时，在合田公路上设防重兵以阻击增援的日军。而不应该在第6师团已经攻占了广济和黄梅之后，当第6师团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情况下再以劣势装备的部队去进行攻坚反击战。其结果在部队缺少重炮的情况下徒然增加伤亡，又没能达到反击的目的。

　　还有一个原因，即国军各部队的单兵作战素质也是较低的，否则，以近十倍于敌的优势是很可以歼灭第6师团的，起码也能阻拦它。

　　这样，由于第五战区指挥不当，加上各部队兵员素质不高而导致国军在黄广一线的溃败。

　　总之，第五战区指挥官只将目光紧盯在黄广一线去阻击日军，一味地迎头堵，在日军拥有大量的重炮，坦克和飞机的情况下，在这种凌厉的攻坚武器面前，用大部份兵力迎头堵的作法是错误的。应该只用少数的兵力作坚决迎头堵，而用大部份兵力趁日军进攻受阻之机，突然从后面进行野外攻击，这样，重兵器在前的日军便会失去优势而处于不利的境地。

　　国军当时没能这样做可能是害怕合围不成反被后方的日军反包围，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如果国军阻击不力导致日军增援部队赶上来，国军主力完全可以利用复杂的地形撤到附近的山上。在自已的国土上作战，完全有行动的天地，另外，武汉市郊还有几个师的兵力无所作为，这也是指挥上的失误。

　　战后，从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得知，当年第6师团在黄济一线的处境也是很艰苦的。部队伤亡很大，疲劳不堪，尤其是在国军主力进行反攻的期间，第6师团的处境很是艰苦。所以，当初国军统帅部的指挥如果正确的话，第6师团很可能就会被打断脊梁骨的。真是那样的话，武汉会战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其实，关于国军指挥的失误，几十年之后，参战的官兵们几乎都认识到了。

　　 9月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之后，国军主力因伤亡很大而退到广济的西面和合田公路一侧的山地之中与日军对峙。

　　此时，国军各部队指挥官因担心日军会从长江北岸登陆切断国军的退路而惊恐不安。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第29集团军的第67军守备浠水，第44军守备巴河。于是第161师和第162师在上巴河西岸布防。这时日军一个大队从黄柏城登陆，一部在兰溪登陆，国军第149师二个团打退了日军的登陆进攻，第2营李秾营长率队冲上去，打死日军大队长，缴获机枪、步枪数十枝，并俘虏日兵荒木重知桂。该人参军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

　　 10月17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为了策应北路大别山中的日军第13师团进攻受阻的局面而应上级要求勉强提前发动了攻击。（第6师团伤亡很大，得等到 3200名补充人员到齐之后才能有力量发动进攻。此时，这3200名补充兵尚未到达，而上级又要求它提前发起进攻，为此，第6师团参谋长重田对于上级的苛刻要求而流下了气愤的泪水。）

　　尽管第6师团疲劳不堪，但是进攻却仍然凶猛。大炮、飞机，猛烈轰击国军的防御阵地。飞扬的沙土使官兵睁不开眼睛，但是官兵们仍然打退了日军的五次冲锋。

　　午后三时，日军的三辆坦克将大桥附近的阵地炸成一片焦土，然后以骑兵为尖兵，坦克在后沿公路向守军发起攻击，日军步兵大队从两侧进攻国军阵地。与此同时，海军搭载石原支队从黄冈附近登陆向国军的侧翼进攻，至此，守军陷于两侧翼被包围的态势。于是，守军人心大乱，战意皆无，致使全线崩溃，秩序大乱的、不成建制的向西面的孝感、应城、沙市、宜昌方向溃退，日军趁机追击不已，日空军轰炸机也猛烈低空轰炸，致使国军受到严重伤亡，第29集团军损失严重，没剩下一个完整的军、师、旅、团。总司令许绍宗只带领一个警卫排钻田埂、趴水渠，几经危险方跑回后方。第29集团军三万人马只剩下一半，师长王泽浚、张竭诚只身一人跑回四川。

　　其余的几个集团军则分别利用山地撤到了平汉路以西。

　　 10月24日，第6师团占领黄陂，10月26日，占领汉口。

　　这样，日军进攻武汉的大、小两只老虎钳子的左边钳爪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我们再来看看另二只钳爪的使用情况以及国军在北路的作战过程。

 

四、会战之三战役──大别山战役、会战之四战役──信罗战役

　　大别山，地处武汉外围东北，群山连绵，地险山高，崎岖的公路弯弯曲曲地从险峰隘口之间穿过，是一个天然的阻敌进攻武汉的屏障。因此，国军统帅部在拟定作战指导方针时，将大别山和长江南岸的幕阜山确定为消灭日军的天然主战场。

　　大别山以及北面的信罗地域属第五战区管辖。大别山脉中集结有国军的第71军宋希濂部，第30军田镇南部和第77军冯治安部，而在信阳、罗山附近集结有第59军张自忠部、第45军陈书农部和第17军团胡宗南部。

　　日军第2军的四个师团负责向这二个地域作战。其中第10、第3师团由六安向固始－潢川－罗山－信阳方向进攻，第16师团、第13师团由六安附近向叶家集－商城－麻城方向进攻。

　　这二路日军就好比大、小老虎钳子的右边的二只钳爪。其小钳爪的作战意图是从大别山中间穿过，以牵制国军对于第6师团的压力并策应第6师团从右侧包围汉口。大钳爪则从外线向信阳攻击，既保护内线的日军三个师团，又从外线对国军的主力形成威胁，并且还将从信阳处向汉口作大迂回，企图切断平汉线以东的国军主力退路而合围之。

　　在会战之前，国军统帅部就预料到了日军将会从这二路发起攻击，便预先布防了相应的兵力，并将有力的兵力布防于信罗附近。尽管如此，这二路兵力仍然没有黄广一线的兵力多。显然，第五战区将重点放在了黄广一线和武汉市郊一带。

　　战事于八月底开始。

　　 8月28日，日军第10师团矶谷廉介部攻占了六安。第3师团藤田进部跟在其后作后续支援。

　　 8月29日，日军第13师团荻州立兵部攻占霍山、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部攻击到霍山以北处。

　　至此，日军就已经踏进了大别山的大门槛。

　　国军在此处的具体布防是：由第71军防守于固始和商城的沙窝、富金山一线；第30军布防于第71军的附近；第77军布防于麻城一线；第59军布防于潢川一线；第45军布防于息县、罗山一线；第17军团布防于信阳一线。

　　 9月初，第71军的三个师在富金山一线与日军第13师团展开战斗。富金山附近地势险要，国军凭借地形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尽管日军动用了大炮和飞机，来势凶猛，可是第71军仍然坚守了十余天，军长宋希濂的指挥所设在山顶，可以看到山下日军的炮兵阵地和运输队。由于国军缺少炮兵，只能令宋希濂每天扼腕长叹，眼看日军在眼皮底下晃来晃去。日军见富金山阵地久攻不下且伤亡严重，便以第10师团猛攻固始。第61师钟松部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中顽强抵抗，杀伤许多日军，在四天内打退了五次冲锋。第五天，日军向守军打了500余发炮弹，杀伤不少国军官兵，紧接着，第六次冲锋开始了。危急之际，守军一个团突然从两侧冲杀过来，将日军打个措手不及而败退下去。此次反冲锋守军伤亡3000余人。在此不利情况下，固始失守，守军转移西去。

　　固始一丢，第71军的富金山阵地便将侧翼露给日军。日军从固始向第71军攻击，第71军于9月11日穿越商城撤到沙窝、小界岭一线，构筑工事准备继续阻击日军。其右翼是第77军一个师防守。

　　此时，日军进攻商城。在此处防守的是第30军。该军在徐州会战中坚守台儿庄出了名，此次防御战仍然很顽强，双方在此伤亡都很惨重。几天之后，第30军撤到沙窝、小界岭一线与第71军共同防守日军第13师团和第16师团的进攻。双方展开了激战。由于守军凭借有利地形，使日军在阵地前伤亡累累仍不能前进一步。这段时间的挫折使日军大伤脑筋。在前线战斗力锐减的情况下，却又无兵可调给该处的日军，无奈，只得勉强从华北紧急抽调一个骑兵旅团增援受阻的日军。

　　 1O月16日，由于日军第10师团和第3师团攻占了信阳并穿越桐柏山脉占领了应山，企图以大迂回合围平汉线以东的国军，第五战区只得下令平汉线以东的国军全部西撤（留下几个师在大别山打游击。）。在这种情况下，第71军和第30军方才放弃阵地，在大别山中转了几天，后才于十几天之后折向北。从信阳－潢川之间的公路上突出去，回到了后方。

　　大别山阻击战，第71军等部队共打死日军4506人，打伤17380人，同时，国军也伤亡很大。第30军第30师只剩下步兵137人，特种兵674人，而该师参加该战役之前为13536人，伤亡之大超过了台儿庄战役。

　　国军第71军、第30军和第77军37师撤走之后，第16师团于10月25日占领了麻城，第13师团占领了宋埠。此时的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已经占领了汉口。此后，第16师团和第13师团继续向花园和孝感方向攻击并占领之。

　　至此，日军进攻武汉的小老虎钳子的右钳爪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今天来看，国军在大别山一线的作战基本上完成了统帅部赋予的任务。只是因为信阳一线的国军失利才导致大别山地域的国军后撤。如果不是信阳的国军失利，日军的二个师团仍然在大别山中无法前进，从而，日军的小老虎钳子的右边钳爪就失去了作用。

　　战役结束后，宋希濂军长荣获国民政府最高奖章。十一年之后，兵团司令宋希濂在大渡河兵败被俘，和黄维、杜聿明、廖耀湘、王陵基等昔日战友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后被第一批特赦。晚年移居美国，1994年去世。

　　在大别山中激战的同时，中日双方在其北面，即罗山、信阳一线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9月初，日军第13师团在固始与国军第61师钟松部激战之后攻占了固始，第61师向西撤走。（师长钟松在十年之后在延安战役中被解放军打死）第10师团接替第13师团继续向潢川攻击，企图直取信阳以切断平汉线。

　　国军第59军张自忠部在潢川一线布防，第45军陈书农部在息县、罗山一线布防，第17军团胡宗南部在信阳布防。这三个部队都与日军打过恶战，这次参加武汉会战是经过补充和休整之后重新走向战场的。为了确保信阳，统帅部特意给胡宗南部配备了一个重炮团和一支当时稀少的机械化部队。

　　 9月4日，第10师团猛烈炮轰潢川的第59师阵地。国军官兵顶着炮弹打退了日军多次凶猛的进攻。阵地上整天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双方伤亡都很大。激战十余天，日军没能突破国军阵地。

　　与此同时，在潢川以北的息县，日军第3师团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攻击国军第45军125师阵地。双方血战十余天之后，第3师团攻占了息县，并继续向罗山攻击。第59军为了牵制日军西进，派第38师向息县日军作反冲击。第38师与日军打个碰头。双方互不退让恶战了三个昼夜，均表现了各自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倾洒了各自民族的年轻鲜血。

　　 9月11日，当第38师与第3师团血战的时候，第10师团又攻击第59军阵地。20余架飞机不停地轰炸，潢川一线笼罩了弥漫的炮火。恶战了二昼夜，伤亡严重的第10师团仍然没能突破第59师阵地。

　　 9月13日，日军攻占了罗山城。第59军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第59军便奉命转移经过经扶县、京山、钟祥、襄河等地撤到后方。而该军第715团陈芳芝部和第540团的退路被日军封锁，这二个团便掉头向北，从日军的后方罗山、潢川处穿过回到了后方。（由此而见，日军的后方交通线非常空虚。因为主力部队都忙于向武汉攻击，后方又无兵可调，所以无法保障后方交通线。遗憾的是国军没能利这点打击日军后方）

　　在罗山城下，双方也展开了一场恶战，防守第一线的是第45军二个师，防守第二线（信阳以东）是胡宗南一个师及第28师董钊部、第200师、还有炮兵第十一团和少量的机械化部队。

　　 10月3日，日军第3师团向罗山展开攻击。第124师官兵冒着炮火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几天之后，师长曾苏元怕日军迂回到部队右后方，经军长陈书农同意后，将部队撤出罗山城，并布防于罗山－宣化店公路的两侧以防止日军沿公路穿越大别山攻击平汉线。后来的几天，该师在公路上层层设卡，有力的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第125师在罗山东面的竹竿河处也与日军展开激战。9月16日，第10师团以坦克掩护攻击桥头。日军步兵几次涉水攻击被守军打退。日军坦克冲过来把守军击退。第125师和第1军第1旅陈鞠部以及炮兵十一团后撤到小罗山张湾之线阻击日军。

　　几天之后。双方又在该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飞机大炮的轰击使守军伤亡很大，就连湖中的鱼也被炮弹震死许多。在这种情况下，守军仍然打退日军多次进攻。第1 师阵地前的战斗尤为激烈。国军炮兵第十一团由于地形不利，害怕日军炮兵发现，不敢开炮轰击日军，致使国军步兵缺少炮兵支援，处境更加不利。

　　激战中，日军飞机被第125师用轻武器打下了二架，被日军烧毁或抢走。

　　争夺战最激烈的那天，双方互相冲锋，均伤亡很大。第125师705团陈仕俊部的一个排官兵据守一个村庄，被日军包围。拒不投降。日军用燃烧弹烧毁房子，全排官兵高喊口号壮烈牺牲。

　　日军发现正面受阻，便同时从南、北两翼向信阳作大迂回攻击，至此，罗山、信阳以东的国军只得于10月10日撤退。由于公路泥泞，致使国军放弃了许多的车辆、辎重以及部份机械化武器。

　　 10月12日，由于日军的两翼攻击，胡宗南部放弃信阳。平汉线被日军切断。

　　日军占领信阳之后，第3师团和第10师团兵分二路穿越桐柏山脉继续向平汉线两侧的应山、安陆及应城攻击。10月24日，应山陷落。

　　应山失陷，国军全线震动。国军各部队深怕退路被切断陷于合围之中。于是。从此各部队战意皆无，谋思退路。

　　此时，日军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已经攻到汉口城下。

　　而在此前的10月22日，日军第21军古庄干郎部在海军协同下，从大亚湾登陆，打退了广东军队的抵抗攻占了广州。最高统帅蒋介石考虑到固守武汉已经失去了价值，（粤汉线被切断，海外援助的通路被堵死）并且北路日军已经迂回过来，颇有合围平汉线以东的国军之态势。因此，蒋介石遂决定放弃武汉，退走腹地。

　　 10月22日－10月25日，武汉的党政军机关及军队和无数老百姓纷纷撤出武汉。

　　 10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和波田支队在没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原最重要的城市──汉口。

　　 1O月26日，南浔路的日军第9师团攻占了贺胜桥及咸宁。

　　 10月25日，日军第16师团攻占麻城，10月26日第13师团攻占了宋埠。

　　 1O月26日，第10师团从应山攻占了德安。（安陆）

　　稍后几天，日军各部队先后攻占了应城、孝感、通城、岳阳及修水河北岸。国军各部队也纷纷撤到平汉线以西、以及新墙河、修水以南。

　　至此，武汉会战结束。

　　（国军认为武汉会战从6月15日日军攻占安庆算起。日军认为武汉会战从8月22日攻击瑞昌、黄梅、六安、霍山等地算起。）

 

五、五十八年后的战役总结

　　规模巨大的武汉会战已经过去五十八年了。今天，随着历史的远去以及各种史料的披露，我们也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对那场会战做一次全面的军事总结，以便从中汲取某些经验和教训。

　　首先应该指出，武汉会战对于国军来说，是一场失败的会战，其对于今后的抗战影响极其深远。

　　今天来看，国军统帅部在指挥武汉会战的具体战役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比如，尽管统帅部在会战之前的制定的作战指导方针上计划了要在外翼布置重兵以寻机聚歼日军，这本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可是在实际的作战时却并没有将这个决策真正落实到实处。虽然在第九战区南浔路一线布防了许多兵力，可是在后来的万家岭战役中还是没能全歼第106师团。如果在会战前在此处再多放几个军的兵力（武汉市郊始终摆放几个军的兵力没用到刀刃上。），可以想见，第106师团和第27师团很可能被全歼。

　　很可惜，南浔路一线那么险要的地势没能很好的利用之。其结果是兵力分散、处处设防，被动防御，处处挨打、处处后退。

　　这方面的失误，几十年之后，许多国军官兵也认识到了。

　　今天来看，武汉会战正确的兵力部署应该是这样：首先本着这样的原则，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武汉能守则守，不能守则弃。（战争开始以来到武汉会战之前，拥有大量重炮、飞机、坦克的进攻型武器的日军陆军攻克了每一个国军的坚固城防和野战工事。）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该在防守的过程中积极寻求战机以灵活的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该死抱着单纯防御战和阵地战的观念不放。事实上，国军在会战中基本上采用了死板的阵地战的作战方式。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来说，就失去了打破日军的某一路进攻，聚歼其主力的前提条件。而武汉会战之前的多项战例已经证明了在拥有大量进攻型武器的日军面前，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是无法阻止日军的进攻的，而消灭日军的进攻部队就更谈不上了。

　　具体的讲，国军统帅部应该将主要兵力（集中兵力）摆在南浔路方向。这里地势险要，山峰迭叠，日军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在这里会失去应有的效力，而拥有众多步兵兵力的国军就会处于优势之中。这样，在阻击部队利用地势逐次消耗了日军进攻部队之后，设伏的生力军再突然出击，一举全歼已疲劳衰弱的日军。（当然，还应该以有力的部队在外围设防以阻击增援的日军。）

　　比如，南浔路的日军第106师团就险遭全歼。如果在战前统帅部在此地多摆放五个师以上的兵力的话（当初就应该有此项作战计划。而聚歼第106师团只是在作战过程中临时决定的。）第106师团就要全军覆灭了。如果再多摆放十个师以上的兵力话，不仅第106师团，恐怕连第27师团、第101师团也会难逃灭顶之灾的。

　　如果国军能在此地聚歼一至二个师团，那么，进攻三溪口的第9师团就会不战自退。而波田支队和长江北岸的第6师团也会颇有后顾之忧地在九江、黄梅一线缩头缩脑，裹足不动了。

　　而北路大别山二处的日军也不会再以较大的代价去硬攻国军阵地了。这样的话，整个战局就会极大的有利于国军一方了。

　　其实，今天来看，当初国军统帅部只是将稍为多一些的兵力摆放在南浔路方向，由此看来，（由各种史料得知）国军统帅部并没有下决心计划在此地以绝对优势兵力聚歼日军某一路主力。而是犹豫不定的有此想法并稍稍多摆了一些兵力。结果，当战机果真出现时，反而因为兵力不足导致了第106师团逃脱。

　　南浔路兵力不足并不是无兵可调，武汉市区外围尚有五个军，在战役期间只是进行零打碎敲的作战，而且郑州方向尚有20万补充兵准备随时运调武汉前线。（武汉会战后期，蒋介石手令第13师方靖部北上打通平汉线，以调20万补充兵南下武汉前线，后来未打通平汉线而作罢。）所以，有兵而不调到南浔路，这只能说明统帅部战前指挥不当，缺乏远见。

　　另外，从日军的方面来看，日军在会战中已经动用了最大限度的兵力，就是说，已经达到了作战能力的极限。如果国军能在南浔路方向打掉日军一、二个师团的话，整个会战，乃至整个战争恐怕就要是另一种结局了。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军，从蒋介石到各军长师长，普遍缺少那种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素养。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军不能采用正确的以运动战的方式去与日军作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军的失败是必然的事情了。

　　设想一下，当年的武汉会战如果聘用共产党统帅部和它的将领指挥的话，其结局很可能会好得多。 [ 注：当然！这个设想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军的各部队不会服从共产党统帅部的指挥，而能指挥动的国民党集团又缺少正确的战略意识，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

　　十年之后，共产党统帅部正是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劣势的装备打败了用美国武器装备的强大的国军并只用三年时间就接管了全国统治权。较轻易的就将日本人用八年的时间也没能办成的事给办成了。 [ 注：从这点来看，当初如果用共产党领导全国军队进行抗战的话，其结局很可能会是较好的。当然，连个假设是幼稚的、非逻辑的。但是，从十年之后的国共两党内战的结果来看，共产党的战略战术确实远远高于国民党。 ]

　　今天来看，纵观全局，国军只是挡住了（基本上）日军大老虎钳子的左边钳爪和小老虎钳子的右边钳爪的进攻。如果当初不仅仅是挡住，而是彻底砸碎这两个钳爪中的任何一支的话（最可能的是南浔路方向的钳爪）那么，既使武汉失守了，对于国军来说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也是一个难得的胜利。因为国军只有利用武汉外围的复杂地势才能有力量阻止日军的进攻并寻机消灭之。（在中国东部及华北平原方向是无法阻挡拥有大量现代化武器的日军进攻。）

　　遗憾的是，国军失去了这个极好的机会！

　　武汉一失，中国的抗日战争遂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阶段。

 

第五章　第一次远征印缅战役

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1997

一、国际国内的形势

二、进军缅甸

三、在缅甸的几次战斗

四、大溃退

五、五十三年后的反思

代结束语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七月国民党统帅部组织了十万大军，其中有中国最精锐的机械化第五军，进入缅甸，以配合英国军队保卫中国抗战中的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路。但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和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的错误的指挥，导致十万大军的退路被日军突然切断，不得已，溃退中的中国军队只得穿越原始森林，历经千难万险，途中病死累死几万名官兵，最后方才到达印度和云南境内。十万大军仅剩下四万人，造成一场大惨败。

　　本文兹试图探讨这场大惨败的原因。

 

一、国际国内的形势

　　 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之前，由于中国军队历经四年多的顽强抗战，以及日军的战线太长至使日军已无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因此，双方军队便处于长期对峙的态势之中。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活跃于广大的敌后占领区之中。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从此爆发。日军也就将其主要兵力转向了太平洋地区以和美、英两国争夺太平洋诸地区，在中国战场方面，日军仍和中国军队处于对峙的局势。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泰国的曼谷。12月13日，日军占领了缅甸最南端的维多利亚角。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1942年1月11日，日军占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

　　 1942年2月20日，日军占领帝汶岛。

　　 1942年3月7日，日军第15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

　　 1942年3月31日，日军占领圣诞岛。

　　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日军先后击败了强大的英美军队而一举攻占了西南太平洋中的大部份地区。而这些地区原本属于英美的殖民地。

　　对于日本来说，占领了这些地区就意味着既夺取了大量的战略资源，又可实现日德军队会师于印度和中东的伟大的梦想，对于英国来说，失去了这些地区就意味着大英帝国从此失去了几百年以来赖以生存的殖民地和其大量的工业资源，对于美国来说，除去失去了殖民地和战略资源之外，还面临着日军的飞机和军舰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严重威胁，而这是美国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后果则更为严重。

　　第一，日军占领了缅甸，则从根本上切断了中国和国际上联系的唯一的陆海通道──滇缅路。而抗战爆发以来，英、美等国家援助我国的大量的作战物质及武器都是通过这条运输线流入我国大后方的。这些武器和作战物质对于我国今后的长期抗战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二，如果日军从仰光北上，就可以直接进攻和威胁我国的大后方云南、贵州和四川以及陪都重庆。如果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中华民族真可就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而日军统帅部制定的关于缅甸的作战计划的目地之一，也是要切断滇缅路，以“压迫蒋介石政府的抗战意志和决心”。

　　由此可见，抗击缅甸的日军进攻，则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必须做的事情。

　　 1942年2月，经和英国几次协商，国民党统帅部派出十万大军进入缅甸，以在境外抗击不可一世的日军，保卫滇缅路，保卫大后方！

　　号令一下，十万大军立即行动。

 

二、进军缅甸

　　早在1941年春，英国政府为了抗击日军未来的入侵，确保它在亚州的殖民统治，便和中国政府建立了军事同盟。为了确保滇缅路，中国政府在41年春天组织了 “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应英国之邀前往缅甸，印度和马来西亚作了军事考察，考察团的成员有林蔚、杜聿明等人。经过协商。在41年12月28日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筹组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和军委会驻滇参谋团。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职，罗卓英于四二年四月成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官兼第5军军长。林蔚为参谋团团长。远征军组建初期，由参谋团指挥和策划该军的行动。入缅后，远征军由史迪威和罗卓英指挥。

　　 41年夏，中国军事考察团考察了缅、印、马之后，拟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军事防御计划，计划拟定在缅甸的仰光和毛淡棉及景东附近设置纵深防御阵地，配备强大的中英军队以便在缅泰边境和仰光附近歼灭入侵的日军。

　　这个计划本是一个合理的作战计划，可是，不知为什么英方却一味地坚持让中国军队在中老（挝）和中缅边境布防以保卫滇缅路而始终不许中国军队过早地入缅布防。而这个错误的主张也就为日后的我军失败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从41年12月11日第一次下动员令起到42年2月16日中国远征军正式入缅，这两个月中，时而动员入缅，时而停止待命，时而准备东调。这样，致使仰光沦陷，失去了及时打击日军的良机。直到42年2月16日，日军大举进攻缅甸威胁仰光时，英方才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以抗击日军。

　　 1942年2月16日，中国军队第5军第200师由师长戴安谰率领先行入缅，其余的部队，包括第5军的新编22师，第96师和第6军及第66军随后入缅。

　　 1942年3月1日和4月5日，蒋介石先后两次飞抵缅甸的重镇腊戍，亲自策划作战部署并命令杜聿明要绝对听从史迪威的指挥。（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史迪威与罗卓英随蒋介石到腊戍并正式地参与对于远征军的指挥。

　　缅甸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早已被我军所掌握。缅甸以重镇曼德勒（又称瓦城）为界，北为上缅甸，南为下缅甸，铁路贯通南北，并与我滇缅路相接。曼德勒为上缅甸的政治中心，既是交通枢钮又是水陆总汇，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下缅甸以仰光为咽喉，是新兴的商港，又是我抗战的外界物质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海港，也是我军必争的地方。缅甸的胡康地区，都是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称为野人山。河流交错，雨季中水势汹涌，舟船难行，有“绝地”之称。五月至十月为雨季，阴雨连绵，天气较冷，蚊虫、蚂蝗很多，瘴气特别重，总之，雨季中的野人山是个绝地、死地。

　　而几个月后，中国远征军恰恰就在这个绝地中几乎葬送了全军，包括杜聿明、廖耀湘等人。

　　整个缅甸的地形，用杜聿明的话说，就是：

　　仰光为全缅的门户，同古、普罗美都是要隘，瓦城为四战之地，八莫、密支那为最后屏障，而棠吉、梅苗又为腊戍的屏障；屏障一失，不仅缅甸自身无以立足，中缅边境物资汇集的腊戍，畹町也就危险了。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远征军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远征军的失败恰恰是从棠吉、腊戍开始的。

第一次远征 印缅战役要图

第一次远征 印缅战役要图

 

三、在缅甸的几次战斗

　　我军入缅时，敌我友的态势是这样的：日军的第15军第33师团在缅甸的普罗美以南地区，第55师团在同古以南地区，第18师团在泰国的景迈附近，第56师团将由仰光登陆。日军炮兵为四个联队，装甲车为二个联队，工兵为三个联队、高射炮为二个联队，铁道兵为一个联队、空军为两个团。友军即英军有英缅军第1师（欠一旅）、英印军第17师、英澳军第63旅和英装甲车第7旅在普罗美方向，英缅军第1师第13旅在景东、毛奇方向。英空军有作战飞机45架，坦克装甲车约150辆。而我军各部队有第5军第200师的骑兵团在同古附近，新编22师和第96师正在由芒市坐汽车入缅，第6军（军长甘丽初）的第49师、暂编第 55师、第93师在景东、毛奇一带，第66军（军长张轸）的新编38师、新编29师、新编28师此时尚在国内。炮兵为第5军的炮兵团和炮第13团第1营，空军为美国空军志愿队，飞机25架。

　　从双方的兵力人数上看，日军和我军及友军的人数大致相等，但是日军在大炮和装甲车及飞机的方面，日军优于我军和友军之和，如果单单和我军相比的话，日军远远优于我军。从整体而言，我军处于劣势，如果在制定战略方针和战术指挥方面再不够谨慎的话，我军的后果就会不妙了。几个月之后，正是因为在这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失误，才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1942年3月8日，我第5军第200师的先头部队到达同古，九日接替了英军的防务。三月十八日，英缅军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去，我军同日军发生了第一次战斗，消灭一小队日军。从缴获的文件和地图上判断出日军第33师团由西路向普罗美的英军进攻，第55师团由中路向曼德勒我军进攻，东路为日军第18师团，尚在泰国的景迈和毛淡棉之间。（敌第56师团后以仰光登陆从同古转向东，秘密地前出到乐可后继续北进，突然进攻棠吉）这时，我远征军的指挥官史迪威、罗卓英、林蔚和杜聿明决定在同古组织一次会战，以第200师阻击日军，由史迪威调动组织西路的英军和东路的我军新编22师、第96师迅速赶来，从东、西翼包抄日军，从而歼灭中路日军，收复仰光。

　　 3月22日，同古战斗打响了。我第200师的官兵在师长戴安澜的指挥下利用预先构筑的较为完备的防御工事顽强地阻击和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步炮装甲车协同的凶猛进攻。阻击战进行了12天，其激烈而顽强的战斗令日军指挥官对我军刮目相看。我军共重创日军几千余人，使得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惊呼： “东瓜之战，敌军抵抗，既极顽强，又善于夜战和阻击，使我军遭到了重大损害”。

　　 3月29日夜，由于我200师的补给中断，我第96师的增援部队和我战车、炮兵团未能及时赶到，加上日军第55师团对我200师形成了合围的态势，杜聿明欲命令200师撤出同古，而史迪威却坚决反对，仍然主张以不足的兵力进攻日军，好等待援军的到来。双方争执激烈，为了不使全军覆灭，杜聿明毅然违抗史迪威的命令将第200师从同古阵地撤了出来，连伤兵和伙食挑子都没丢掉。

　　在同古战斗期间，西路的英军在普罗美方向同日军仅有小规模的接触，东路的景东和毛奇方面，我第6军和日军没有发生战斗，而三月十四日从仰光登陆的日军第 56师团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其实后来的事实表明，第56师团正秘密地从同古转向东面，再折向北前出到乐可、棠吉附近）在泰国的日军第18师团也未有大的行动。

　　空军方面，英国的空军已于3月22日被日军消灭，美国空军志愿队的飞机在同古战斗期间从未露过面。日军的飞机却很猖狂。几十年之后，杜聿明认为，从战术方面讲，我军200师从同古的撤退是正确的，否则，就会全军覆灭。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我军的撤退而导致了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要镇，使日军在十几天之后从毛奇公路向我军的大后方腊戍长驱直入，进而导致了我军的大溃退。放弃毛奇公路上对于要镇的控制，这个责任应该由英方负责。杜聿明认为英方另有阴谋，故意耽误增援部队的运输，致使第200师被日军合围几乎全军覆灭。而我国统帅部一切依赖于英方。所以，我国统帅部也有一定的责任，而前方的军事指挥官（即他本人）是没有责任的。

　　今天反思起来，杜聿明的总结是有些道理的。即同古会战不成应该归于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而我200师为了不全军覆灭，只好从同古撤出，毛奇公路上要镇的控制也只好被我军放弃。为了保全第200师，放弃要镇同古是不得已的事情。否则，第200师完了，同古也就谈不上了控制了。

　　至于杜聿明认为英方故意耽误增援部队的运输是另有阴谋（许多参战将领也认为英方故意拖延战机、故意地不及时地供应给我军以作战物质和汽油及粮弹。）这个看法是否属实，至今为止，尚未得到英方官方的证实和中国官方的证实。因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也无法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结论。

　　同古战斗结束后，我远征军指挥部命令新编22师在斯瓦河南北岸构筑阵地以进行逐次抵抗掩护我军主力部队集中，进行平满纳会战。

　　所谓平满纳会战的计划是史迪威和杜聿明在同古战斗之后策划的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这个作战计划的大意是，以新编第22师将日军吸引到第96师阵地前，乘日军在第96师阵地前受挫时，第200师和新编22师加上东路的暂编55师和后到的第66军对日军进行全线反攻，聚歼日军于彬文那地区。

　　于是我新编22师在师长廖耀湘的指挥下，利用阵地，顽强地逐次抵抗日军的五个联队、大炮三个营加上战车、飞机配合的猛烈的进攻达半个月之久，予以日军以极大的杀伤。四月十六日，将日军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引进了我第96师阵地前的平满那决战地区。

　　四月十八日前后，正当我军在中路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时，西路的英军第1师及装甲第7旅在仁安羌被围。尽管日军仅有一个大队的兵力，可是拥有七千多人和几十辆战车的英军竟然束手无策，人心惶惶，无奈，告急于我远征军。恰好我新编38师的主力到达乔克巴多，师长孙立人立刻派出孙继光团星夜驰往前线，猛烈进攻日军，日军溃退，英军第1师和装甲7旅被我军解救出来。谁知解救后的英军连个招呼都不打，丢下我军独自向北撤退，我新编38师只好单独抗击日军以掩护英军的撤退。

　　我新编38师在仁安羌这一义举般的战斗，轰动了英伦之岛，使得欧洲白种人对于我军刮目相看，一举改变了对于我军的“草鞋兵”的不能作战的岐见。事后，英方曾授于孙立人师长、孙继光团长等军官以英国勋章。

　　从此之后，孙立人也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所看重并频频地接触和拉拢他。孙立人有了美国和英国人做靠山而趾高气扬于国民党的上层之中。孙立人这种倚仗美国人的傲慢态度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美国人想以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来取代蒋介石，不料蒋介石先下手，以“妄想兵变、颠覆政府”的罪名将孙立人打进大狱，判处20年徒刑，蒋介石去世之后，孙立人方才获得自由。当年往返英国和美国而无限风光的接受各种勋章的孙立人将军正当壮年之际却在本党的大狱度过了暗无天日的20年，真不知孙立人将军是否后悔当年在仁安羌解救了英军？没有仁安羌一战，英国人和美国人怎么会认识他呢！

　　一九九三年，孙立人将军以九十高龄在台湾去世。而仁安羌一战却载入了中、英两国的史册。

　　 1942年4月18日，正当中路我军准备进行平满纳会战时，风云突变，西路的英军被日军击退于仁安羌以北（在平满纳右后方200公里处），而东路的罗衣考方面的我暂编第55师被日军第56师团突然击溃并同我军失去了联路。（日军56师团秘密北进并突然攻击我暂编第55师）棠吉告急，腊戍危险，我远征军有被东西两路日军切断退路而合围的危险，迫不得已，我军指挥部决定放弃平满纳会战。

　　紧急关头，我参谋团林蔚团长提出两种意见，1．贯彻平满纳会战，击破日军一路以解我军之危。2．彻底脱出日军包围圈，一举退守曼德勒东北，再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作战。

　　史迪威和罗卓英接受了第二种意见，可是处置得不彻底。史、罗又作出了如下命令：1．放弃平满纳会战，改守梅克提拉，敏扬之线，准备曼德勒会战。2．令第 66军刘伯龙师（新28师）固守瓦城，对西南警戒。3．令新38师前方的两团逐次阻敌，会合于乔克巴多。4．令第200师回占梅克提拉、瓢背一线，掩护主力转进。5．以第96师在平满纳抵抗当面之敌。6．第5军以棠吉为后方，准备在梅克提拉等地打击北犯之敌。（此命令漏掉了对新编22师行动的规定。）

　　当时，杜聿明看到这个计划将第5军及第66军（欠一师）分布于300公里的平满纳－曼德勒公路上时，感到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便极力反对。他主张要么在平满纳打下去，要么退守棠吉、梅苗。于是，罗卓英和杜聿明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最后，罗卓英警告杜聿明“不接受命令决不许可！”无奈，杜聿明接受了罗卓英的命令，下令第5军放弃平满纳会战。

　　中国远征军失败之后，关于平满纳会战的放弃是否应该曾是国民党内部争论的中心问题。有不少人认为远征军失败的关键就在于放弃了平满纳会战。而杜聿明却认为放弃平满纳会战虽然有点可惜，却不是失败的关键因素。

　　今天反思起来，当初放弃平满纳会战是对的。如果将平满纳会战进行的话，也不一定会取胜。这是因为：第一、日军中路的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实力雄厚，大炮、飞机和装甲坦克优于我军，我军是一时难以消灭日军的。第二、西路的英军一退再退，我新38师难以抵抗西路第33师团的进攻，日军对我中路容易形成钳形包围态势。第三、日军的作战计划早已规定重点在右翼，迅速占领腊戍，切断我军退路。想想看，当东路的日军攻占了腊戍之后，中路的我军还敢继续攻击实力雄厚的日军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吗？只要腊戍一陷，我军就会处于日军的三面合围的严重态势，我军必败无疑。

　　因此，放弃平满纳会战是正确的。只是以后的作战部署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方才导致最后失败。

　　为了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看当年的日军是如何看待这次缅甸战役的。

　　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部）在1942年3月15日，即我军第200师刚刚到达同古接防英军阵地期间，就制定了该军的作战计划。计划指出：

　　缅甸战役，主攻指向英蒋两军内之蒋军，对比，应把握战机强迫决战，予蒋军以彻底打击，并完全扼止其反扑企图……曼德勒会战时，重点保持在右翼，首先迅速而广泛深入断敌各条退路，特别是东路。谋求构成大包围圈，同时将敌分割，然后各处猛击扫荡，综合有利地形，彻底予以歼灭。

　　 13军攻占同古之后，于四月三日拟定了会战计划，即曼德勒会战计划。计划主要内容为：

　　军以有力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以主力沿东吁（同古）－曼德勒公路及沿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并将重点保持在右翼，包围敌军主力之两翼，将其压迫到曼德勒以西之伊洛瓦底江畔，予以歼灭。然后，军在腊戍八莫、杰沙一线以西捕歼残敌，并及时以有力之一部向怒江一线追击。预计军主力在5月上旬进入曼德勒附近，5月下旬结束对缅甸境内残敌之扫荡。

　　今天，如果将我军的平满纳会战计划和日军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后来敌我两军的兵力实际部署也完全是按照各自的作战计划安排的）可以看出，双方的意图和兵力安排截然不同。即我军的作战方向和主要兵力在中路，在彬文那地区左右，而日军的作战方向和重点放在了两翼（西路和东路）尤其是放在了右翼方向（东路方向）而在我军的东路方向，恰恰是我军的簿弱环节，即由战斗力较簿弱的暂编第55师和第49师据守。这样，在作战计划方面，日军就高出我军一筹，而日军更高出我军一筹的是，当日军的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在中路和我军新编22师激战之时（即4月16日之前十几天内）日军的第56师团不动声色的悄悄地前出到棠吉附近，然后当4月18日西路的日军攻占了仁安羌时（左翼的钳势已形成）日军的第56师团方才突然出击，凶猛地一举击溃疏于防备的我暂编55 师。20日罗衣考失守，23日棠吉失守，随即东犯，攻占了罗列姆，而我第6军指挥官甘丽初指挥无方，兵力分割使用，一营一团的被日军吃掉，当我军的暂编 55师和第49师的残部从公路上溃退之后，日军第56师团就使用快速装甲部队迅速地向腊戍进击。终于，我军的退路被切断，我军立即处于日军的三面合围的态势之中。（东路日军分出一部份兵力向畹町方向进击）合围圈之中的我军第200师、新编22师，第96师、新编38师、新编28师以及远征军长官部和第5军军部被迫向印度和缅北的八莫、密支那方向撤退。可是狡猾的日军又于5月3日和5月8日攻占了八莫和密支那，迫不得已，我军各部队只得在雨季之时转向了绝地野人山原始森林之中……失败从此铸成。

　　今天来看，当初，在3月15日，当彬文那会战还没有打响的时候，单从双方的纸面上的作战计划来看，我军就已经部份的输掉了这场战役。而当在4月18日双方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中路准备会战之时，日军的第56师团突然攻击东路我军簿弱的环节第6军时，我军就已经彻底的输掉了这场战役。

　　由此来看，日军的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虽然姓“饭”可他并不是一名光知道吃饭的家伙，而我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虽然踌躇满志的取名为“卓英”，却恰恰只是一名吃饭方面的“卓越英才”了。

　　我们还是看看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吧。

　　四月十八日，当杜聿明命令第5军放弃平满纳会战之后，立即赶到瓢背，向罗卓英陈述了以后的作战意见。他指出，因东西两路吃紧，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史迪威打算在曼德勒附近再进行一次会战。）而当时担任军委会驻滇参谋团的上尉参谋王楚英事后回忆说：

　　参谋团曾于四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两次和向史、罗建议，我军应当先破东路之敌，确保腊戍、梅苗安全，然后回师迎击中路之敌，否则。就应迅速向腊戍和密支那转移，尽快脱离敌人，重新寻求求胜之战机。史、罗却未能及时决断，后路既断，全线动摇，缅战全局立见崩溃。

　　我们还是把镜头摇回到五十三年前吧。

　　四月十九日午后，史、罗又突然变更了计划，未将兵力部署到东路的棠吉和梅苗方向，反而命令第200师开向西路的乔克巴多方向攻击敌人。因为史、罗得到情报说在乔克巴多方向发现日军三千人，杜聿明分辩说，我新38师侦知乔克巴多并无敌情，史、罗则说英方情报确实，200师非去不可，杜聿明坚决反对分兵，要保证棠吉方向。而罗卓英却完全听命于史迪威，拒绝杜聿明的意见。双方大吵一顿之后，无奈，身为远征军第四把手的杜聿明只好一面内心感叹自已为何没当上第一把手，一面接受了命令。但是，私下里，杜聿明告诉戴安澜师长只派出一个团到乔克巴多，其余的部队听候杜聿明的命令再作行动。

　　四月二十日午夜，当杜聿明急驰梅苗想向参谋团长林蔚陈述意见时，半路上遇见了罗卓英，罗急忙说：“你不必找林蔚了，现在照你的意见，200师不必去乔克巴多了，改调棠吉，因为东路罗衣考已失守，暂编55师情况下明，敌人正向棠吉和罗列姆前进。

　　四月三十一日午后，第5军的直属部队一部和第200师奉命由西路的乔克巴多调向梅克提拉，转向棠吉，用汽车输送（乔克巴多到棠吉约为五百公里）以攻击由罗衣考北进的日军。第200师往返延误了三天，而此时的战局已陷入危急之中。四月二十三日午后，我200师一部和骑兵团向棠吉之敌猛烈攻击。二十四夜，我军攻占了棠吉，敌人复进行反扑，想继续攻占棠吉，被我军打退。

　　就在这紧要关头，杜聿明却又接到罗卓英连续四道命令让杜聿明将第200师留在棠吉继续攻击东面的敌人，其余的军直属部队一部和新编22师、第96师均向曼德勒集结，准备“曼德勒会战”，杜聿明坚持第5军的主力控制棠吉的重要性，罗卓英却勒令杜聿明返回曼德勒，第四把手的杜聿明只好服从第二把手罗卓英的命令，星夜返回皎克西罗卓英处。

　　四月二十六日，我军放弃了棠吉。两天之后，日军快速装甲部队攻占了腊戍，我军的退路终于被切断。

　　四月二十七日，杜聿明回到皎克西，他问罗卓英为何改变了决心，罗拿出了蒋介石四月二十四日的电报给他看，电报大意是，腊戍应有紧急处置，腊戍万一不能守时，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为后方，保卫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运走廊和缅北的国际交通线（中印公路）而第6军应在景东一带活动，第66军一部退回国境。

　　看完“圣旨”，杜聿明才知道史、罗二人改变决心是有根据的有背景的，尽管他认为史、罗二人对于“圣旨”有些断章取义并钻了“圣旨”的空子，可是毕竟也符合 “圣旨”的意图，无奈，（又一次的无奈，第四把手总是处于无奈的境地）杜聿明破罐子破摔，一跺脚，反正“局面已经让他们搞坏了，就由它去吧！"

　　在杜聿明的戎马生涯中，共有两次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无奈心情。另外一次是在六年之后，他担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时（还是没熬上一把手，但是可以代行使一把手的权利）当他率领国军三个兵团几十万大军（其中还有他心爱的第5军）眼看就要逃出解放军的合围圈时，蒋介石又一连发给他急电，命令他停止撤退，一面固守，一面转向解放军集结地，向解放军攻击以解救黄维的第12兵团。杜聿明明知蒋介石的命令会导致全军覆灭，可是又不能违抗“圣旨”，想来想去，无奈，（最后一次的无奈）杜聿明一跺脚：“反正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吧！"

　　几天之后，杜聿明将军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铁窗生涯。

　　真不知杜聿明将军在铁窗之中是否反思一下他这两次破罐子破摔的处境和这两次失败的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原因以导致他总是无奈，总是跺脚，总是落荒而逃，以至于终于无处可逃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我远征军开始了大溃退！

 

四、大溃退

　　日军第56师团的快速部队于四月二十八日夜攻占了腊戍，将我军的退路切断，实现了预定的作战计划。四月二十九日，敌分兵两路，一路向西，由细胞攻击曼德勒，配合中路和西路的日军合围我军。一路由腊戍向东疾进，追击逃跑中的我军新编29师和新编28师的残部并在三月三日攻占了我国重镇畹町，然后从畹町分兵并进占八莫和密支那。三月五日，日军由畹町出击攻占了芒市和龙陵之后，又进击到怒江岸边的惠通桥处，幸亏由前一天渡过怒江惠通桥的参谋团命令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毅然炸毁惠通桥。日军只得划舟进攻怒江东岸，我昆明附近的第36师及时赶到，据守怒江东岸，打退了日军的几次强攻。至此，双方对峙于怒江两岸达二年之久。

　　我军炸毁了惠通桥，虽然将日军阻挡于怒江西岸，同时也将我军的大量的作战物质，大批的华侨，大批的难民，以及大批的散兵溃兵阻挡于怒江西岸，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此时的怒江西岸，畹町至惠通桥的公路上一片极度混乱。请看当时的国民党第11集团军作战参谋杨肇骧在事后的回忆：

　　在抗战中期，滇缅路是唯一国际交通线，物质都从仰光启运入国内，其中以汽车、汽油、轮胎、兵工器材等军用物质为最多。日军侵入缅甸后，滇缅路就被切断了。由于战事紧急，当时在缅甸的物质分段撤退到腊戍和畹町，这两个地方物质堆积如山，仓库堆满了，就沿路边堆放着。从腊戍、畹町到保山、下关沿途成千上万抢运物资的汽车往来不绝。因腊戍仓皇失守，大部物资沦于敌手。畹町是滇缅滇公路滇段的终点，是滇西国境重镇。从畹町河边直到山上，满山遍野是仓库货棚，为资积存甚多，总数在万吨以上。战局突然转变，使这些重要物资无法抢运，有的人不忍心把物资留给敌人。一把火把仓库烧掉，一直烧了三天三夜，物质损失是无法计算的……惠通桥炸毁后，滞留在怒江西岸的大批车辆物资和难侨难民，都被大江隔断，不能过来。他们不少人遭到日军的屠杀。特别是从缅甸逃回国的难侨遭遇尤为惨痛。我国在缅甸的华侨很多，日军侵入缅句后，不少侨胞不愿留在那里受敌人的欺凌压迫，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抛弃毕生惨淡经营的工商企业和财产携妻挈子，纷纷撤退回国。在缅北腊戍、曼德勒一带的华桥，是跟随溃军一道逃出来的，日军到达后，他们为了逃命，抛弃车辆财物，沿江乱跑，有的用汽车轮胎当救生圈，从急流滚滚的怒江泅水逃生，在泅渡中有的被急流卷走，有的被日军开枪打死，有的在夜间泅渡的，又被我守军误认为是偷渡的日军被打死或打伤。过不得江的侨胞，却遭到日军的屠杀和侮辱；从上下游绕道过江的侨胞，却被溃军抢劫，身上仅有的一点金银首饰也被抢光，弄得饥寒交迫，我在郎义村指挥所就接见过好几批难侨，他们痛哭流涕，诉说自已不幸的遭遇。当即由指挥所派人找车，资送他们去昆明。而大多数人历尽千辛万苦。冒险回国，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竟无人照管，情况至惨。日军进犯滇西，切断抗战后方的统一国际交通线，在军事上经济上给抗战造成严重困难，同时给滇西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正当畹町以东的我军处于极度混乱的溃退之时，在曼德勒附近的我军也正处于三路日军的合围之中。我军各个部队仓皇地分别地向印度、八莫、密支那及云南境内撤退，新编38师在孙立人的率领下按照史迪成和罗卓英的命令向西经英普哈尔撤入印度。第5军直属部队一部和新编22师在杜聿明的率领下没听史迪威和罗卓英让他们转进印度的命令而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向八莫和密支那撤退。日军占领八莫、密支那之后，杜聿明部只好从打洛－新平洋方向撤到印度的列多，历经三个多月。第 96师和炮、工兵一部在师长余韶的率领下经孟拱、孟关、葡萄、高黎贡山返回国内。第200师及新兵补充一团、二团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回到国内，途中损失四千人。师长戴安澜在途中牺牲，团长柳树人在途中阵亡。第96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在途中阵亡。

　　另外，第66军的新编28师和新编29师的各一部也经南坎的云南的滚弄、瑞丽以及八莫、野人山、碧罗雪山、高黎贡山、营盘街回国。途中损失四千人以上。

　　第6军的残部包括暂编55师、第49师和第93师的残部则分别从景东方向退回云南境内，途中损失情况不明。

　　中国远征军在几个月的撤退时，历尽艰险，尤其是大部份部队在穿越野人山时，在恶劣的大自然环境下损失了几万名官兵，令少数幸存者感慨万端。

　　野人山，在雨季中称为“绝地”，是几百年的原始森林，每天阴雨连绵，没有道路、野草丛生，部队只好将宝贵的大炮、汽车统统抛到山下轻装上山。前头的人们用马刀开路，整个部队用野菜充饥，成千只猴子在四周哀鸣，猛兽和巨蟒不时出没，而官兵们最怕的是小小的蚂蝗、蚊子和蚂蚁。行军时，每个人的身上都沾满了蚂蝗，少则十几条，多则七八十条，蚂蝗叮在身上，一拉就断，留在身上的半截，还是不出来，只能用烟斗油，一抹上就出来，蚂蝗吸完血后，就容易得破伤风。蚊子更可怕，叮上就容易得恶性疟疾，严重的就丢了性命。地区和气候病也很多，中暑感冒，寒热病，回归热和破伤风及各种传染病在部队中流行起来。部队无药治疗，官兵们饥寒交加再患上疾病就会很快的掉了队，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倒在路旁的尸体，人只要一倒下，尸体上立刻爬满了蚂蚁和蚂蝗，经过雨水的冲刷，一会功夫就剩下一堆白骨浸泡在泥水之中。许多士兵，经不起疾病的折磨，不能行走，别人要背他们，被他们坚决拒绝。他们无力的倚在路边，含着热泪向战友们告别说：“我不行了，不能拖累你们，请你们回国后给我家中捎个信吧，就说我不能回来了。”野人山中，一路死亡累累，尸骨遍地。有的被野狼撕啃，有的任其腐烂，幸存下来的官兵，身体虚弱的犹如纸糊的人，到了后期，因极度虚弱，部队每日行程只有几里，至多20里。每人手拄一根木棍，背跨小包，衣衫褴缕，踯躅而行，活象一群乞丐。

　　穿越野人山时，补给中断，火柴是个宝，粮食是宝中宝。不少的英国人用戒指或欧来茄手表向我军的士兵换取一杯米，被我士兵拒绝。士兵们宁可给他米也不要报酬。有一个印度老妇人坐在路边，奄奄待毙，满身金饰，金鼻钏、项链、脚镯及鼻上镶的宝石，随手可得，竟无人摘取。有不少的印度人跟随我第96师扶老携幼向北撤退，途中抛儿弃女的很多。还有四百多名华侨跟随我第200师599团3营的部队从棠吉撤退，穿越野人山，七月间到达国内后，仅剩几十人。

　　几十年之后，经历了这场大撤退的幸存者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都用“死亡累累，尸骨遍地，惨绝人寰”这几个字来形容当年的场面。

　　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出国时，总数约十万人，到了八月初，回到国内和印度的仅剩下四万人。撤退损失的人数大大超过作战伤亡的人数。请看杜聿明提供的一张对比表。

部队番号      动员人数      战斗死伤人数  撤退死伤人数  现有人数

第五军直属队  15000  1300   3700   10000

第200师      9000   1800   3200   4000

新编22师     9000   2000   4000   3000

第96师       9000   2200   3800   3000

合计   42000  7300   14700  20000

　　今天，当我们这些中国人在我们自已的国土上自由地行使自已的权利的时候，当我们心满意足地品尝美酒佳肴的时候，当我们身穿体面的服装在凉爽的夏夜中拥揽着娇小多情的浑身香喷喷的女友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反思一下当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成千上万名勇敢朴实的官兵们没能血洒抗日疆场却奄奄一息地倒卧在茫茫的野人山中任凭蚂蚁和蚂蝗这些微不足道的生物去大肆地撕啃呢？

　　如果今天的我们光顾享受眼前的快乐而没有兴趣去关心去怜悯在那场失败中死亡的将士们，也没有兴趣去探索那场失败的各种原因，那么，总会有一天，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就会身穿皮尔卡丹、脚蹬“大力来”手拿大哥大而无力地倒卧在荒凉的旷野之中任凭各种微小的动物快乐地吞吃和撕啃了。

　　（浑身香喷喷的小姐下落不明）

 

五、五十三年后的反思

　　提起这场大失败，当年的经历者，尤其是国民党的将领们，都是格外的感叹和悲愤。几十年之后，他们也进行了反思和探究。例如杜聿明将军总结了几下几点原因。

　　第二，中英在战略上的矛盾，杜聿明认为，英国人在缅甸战役前就不愿意让中国军队过早地入缅布防，以致中英的防御计划不能及早地实施而延误了战机。这一点是失败的根本原因。英国人为何这么做呢？是因为英国人宁可将缅甸丢给日本人而不愿让给中国人。其实中国人只是为了保卫滇缅路。

　　二、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蒋介石为了讨好英美，把指挥权让给了史迪威和亚历山大（英军总司令）。而史迪威和亚历山大只重视西线的英军、忽视东线，结果造成失败。就这一点说，蒋介石应付最大的责任。

　　三、中国军队将领的失职，这场失败，罗卓英和杜聿明都有责任，但是罗卓英的责任更大。次要的原因是第6军军长甘丽初逐次使用兵力，对当面敌情情况始终不明，暂编55师师长陈勉吾放开正面，回避战斗和新编28师、新编29师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等等。

　　另一个当事人，当年任国民党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参谋王楚英也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迪威和罗卓英受亚历山大的影响对东线不够重视而只注意曼德勒，结果被日军抄了后路。

　　杜聿明将军的回忆文章的结尾，希望今后的史学家评价一下他的分析正确与否。

　　今天，我军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抗战已经过了五十三年了，由于日本和中国的有关史实已经陆续公布，我们这些后人也就可以全面的反思和总结战役的失败原因了。

　　我认为，杜聿明和王楚英分析的原因都有道理。尤其是杜聿明所指出的英方不让中国军队及早地入缅布防而延误了在毛淡棉和仰光附近打击日军的最佳时机，这一点，确有道理。但是，杜聿明认为这一点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不恰当的。这一点的原因是只能说是失败的远因，但不能说是根本原因。因为在我军于四二年二月进入缅甸之后，如果最初的战略布署正确的话，我军是不能失败的。我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点，第一，我军统帅部在战役初期制定的战略计划本身就有着根本性的错误。即我军将主力始终安排在中路方面并始终想在中路方面组织会战以聚歼日军。同时，对于东路方面，即我军的退路方面，始终置于次要的布防。

　　第二，我军统帅部和亚历山大、史迪威等人始终也没能看破日军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即突破两翼，重点放在右翼以切断我军退路然后三面合围之我军。

　　概而括之，就是我军的战略计划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而日军的战略计划又恰恰地（也是偶然的）利用了我方的错误。

　　二者一结合，我军就是必败无疑了！

　　别人暂且不说，就连我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也一直没能看破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甚至在几十年之后，他仍然认为东路方面仅有日军一个联队的兵力，只是在四月十八日，当日军侦知我军放弃了平满纳会战的消息后，才将第56师团从同古转向了东路的毛奇和棠吉方面。

　　其实，杜聿明的判断是错误的，日军的第56师团的主力一直准备用于东路方向，只是在四月十八日之前，日军故意隐蔽了这个作战意图而只让少数日军故意接触东路的我军以迷惑我军，与此同时，日军故意在中路方向大造声势欲与我军决战以吸引我军的注意力和主要兵力，而当西路的日军于四月十八日攻占了仁安羌之后，（左翼的钳形已形成）隐蔽在东路棠吉附近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方才突然发起凶猛的攻击，一举击溃了疏于防备的我暂编55师并迅速地攻占了棠吉，至此，右翼的钳形也完成了。

　　就是说，日军并不是在侦知了我军放弃平满纳会战的消息之后，才把第56师团调过头去攻击东路我军的，而是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日军的第56师也早已经从同古东进，经掸邦高原，于四月十一日秘密地进入乐可并继续北进后隐蔽在棠吉附近的。

　　其实，从当年来看，日军的这个把戏也是比较容易识破的，当日军在西路和中路和我军进行激战的时候，唯独在东路方向没有什么动作，这种状态早就应该引起我军的注意和警惕，何况东路是我军退路的屏障并只有二个战斗力簿弱的师防守。

　　遗憾的是，日军这个肤浅的声东击西的小计竟然瞒住了我军所有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以及亚历山大、史迪威等自命不凡的白种军事家。真不知当年的日军指挥官为此雕虫小计的得逞而是何等的快意呵！

　　今天，我认为，我军在缅甸的失败应该由蒋介石、罗卓英、林蔚、杜聿明、肖毅肃以及所有参与决策和指挥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参谋共同负责。当然，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也脱不了干系。但是主要责任还得由我们中国人自已来负，谁让我们把指挥权交给两个傻冒军校二百五班毕业的外国将军呢！ [ 注：此时此刻，我感到某种遗憾：后人们对于上述诸人的指责是没有力量的，因为这些人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自已都已经不存在了，还能对什么负责呢？但是如果今后的我国军事家和高级将领们能以此战例中汲取教训的话，九泉之下，蒋介石、罗卓英、林蔚、杜聿明等人也会得到某种平衡了。 ]

　　除了上述的根本原因外，还有在着一些次要的原因。

　　比如，既使我军计划在中路组织会战以聚歼日军时，我军起码应该将一支主力部队（如第5军的任何一个师）派到东路棠吉方向以和暂编55师共同构筑梯次防御阵地以随时抗击日军的进攻和迂回。只有我军的退路方向安全无恙，我军方可以在中路放手大战日军，否则，中路无论打成什么局面，我军的结局都是不好的。

　　还有，当我军第200师在同古坚守了十二天并突围之后，这时，我军统帅部就应该看到日军的实力和火器是优于我军的。连我军最精锐的两个师（第200师、新编22师）都没能抗击住日军的进攻，我军就应该立即从战略上转向守势，（何况西路的英军也节节败退）而不应该再进行什么会战了。就是说，不要再幻想聚歼日军主力了。而应该为我军安排好退路了。这时候（三月三十日－四月十日）我军的最佳方案应该将第200师或是第96师调到东路棠吉和梅苗方向守备，而让新编 22师在中路逐次抵抗日军，趁此机会，将腊戍和畹町的大量物质及后勤部队撤回国内。如果当时采取这种方案，虽然不能消灭日军，也不能收复仰光，可是毕竟还能保全大部队和大量的作战物质呵！

　　另外，在四月二十五日，棠吉和腊戍危急期间，我军统帅部应该将云南境内的新编29师调到畹町处布防以准备抵抗由腊戍方向疾进的日军，而不应该将新编29师调到一千公里之外的腊戍去阻挡日军。何况当时腊戍至惠通桥的公路上挤满了撤退中的车辆和难民，何况还缺少汽车输送新编29师到腊戍。于是，新编29师只能一个营、一个营地先后到达腊戍，刚下车，就被日军的快速装甲部队一口一口地吃掉。更何况到达的零散部队缺少重武器和反坦克大炮，新编29师只能是一触即溃了。结果从腊戍到惠通桥一路上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军事抵抗，短短一个星期，日军侵入了六百多公里，先后轻易地占领畹町、芒市、龙陵、八莫、密支那和腾冲等要镇，公路要道一封，我军大部队就只好硬着头皮穿越山高林密水急蚂蝗咬蚊子叫的野人山了。

　　如果当初我新编29师赶到畹町布防阻击日军和话，我新编29师和我腊戍以西的第200师、新编28师就可能东西夹击攻击畹町的日军第56师团，日军第56 师团有可能就败走畹町，这样一来，我第200师和新编28师就能从畹町撤退回国，我第5军直属部队和新编22师及第96师也能在五月八日左右从八莫和密支那处回国而不必穿越野人山了。而畹町以东的大量作战物资和华侨难民也不会落入日军的手中了。

　　最后一点，也就是当败局已定的时候，当我军的主力还仍然存在的时候，当杜聿明率领第5军直属部队，新编22师、第96师、新编38师向八莫和密支那转进撤退的时候，五月八日前后，在缅甸的卡萨南印岛附近，杜聿明接到罗卓英的电报（史迪威和罗卓英已经在三天前独自跑到印度），命令杜聿明率领全体部队向英普哈尔以东的温藻撤退到印度去。同时，蒋升石又来电命令杜聿明率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进。这个时候，罗卓英的命令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如果部队向西转向印度，且路途短，又气候良好，部队基本上可以安全撤到印度，不会受到大的损失。而杜聿明将军偏偏却在这次没有听从罗卓英的命令反而听从了蒋介石的不切合实际的命令向密支那和片马转进。（杜聿明明知必须穿越的野人山是死亡之路）可是当杜聿明在五月九日得知日军占领了密支那和八莫之后，仍然不肯听从罗卓英的命令向印度转进。终于，杜聿明率领还有二万七千人的部队踏上了死亡之路。

　　八月初，杜聿明的部队分别到达印度和云南之后仅剩下一万六千余人，而新编38师孙立人师长却没有听从杜聿明的命令而按照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折向西，脱离了杜聿明的部队而于五月下旬到达印度的英帕尔，除少数人掉队和被俘外，全师基本完整。

　　今天来看，当初的杜聿明如果听从了罗卓英的命令向印度转进的话，完全可以避免在雨季穿越野人山的悲剧，部队就可以少损失一万余人。

　　那么，当初的杜聿明为何这么做呢？据杜聿明讲，他是听从了蒋介石命令才这样做的。可是，我在今天追问九泉之下的杜聿明将军，当你在五月九日得知日军占领了密支那和八莫之后·你为何不率领部队折向西向印度撤退而非要向北撤退呢？当你明知道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部队是无法回到国内的，而按照罗卓英的命令部队是可以撤到印度的，且路途又短，那你为什么不将部队带到印度去呢，就象孙立人师长把新编38师安全带到印度一样？当年你这么做真是为了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吗？当蒋介石命令已经和现实情况发生抵触时，你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动因呢？

　　今天，根据推测，杜聿明之所以不听从罗卓英命令（他明知道罗卓英的命令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很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他对史迪威和罗卓英错误的指挥和专横的独揽大权的态度感到气愤和不满而不愿意跑到印度的英帕尔继续受史、罗二人专横无知的指挥和节制。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罗卓英以前的几次命令明明是错误的，杜聿明却去执行，而罗卓英最后一次命令明明是正确的，杜聿明反而偏不执行，而几万名官兵的生命就在这本末倒置的刹那选择间永远地消失了。

　　真不知八年之后，当统帅过八十万大军的杜聿明将军孤单单地一个人蹲在监狱大墙根下无聊地沐浴着“社会主义阳光”的时候，他有没有为自已八年前的那次撤退途中错误的选择而感到内疚过？

　　而那丢命于野人山中的一万一千名第5军的官兵们呢，他们要是知道了自已的死亡仅仅是因为杜长官和罗长官呕气的缘故，他们会做何感想呢？他们的尸骨至今还暴露于异国的山林之中，风吹雨打五十三年，而无人掩埋，他们的魂灵能得到安息吗？

　　一种深深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总是灾难深重，总是死亡累累……

 

代结束语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退入印度的我军新编38师和新编22师经过一年多的整训补充，用先进的美国装备武装起来，在美国空军的大力支援下，向缅甸的日军发起了大反攻！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退入云南的我军经过整训和补充，在美国空军大力支援下，强渡怒江，向滇西的日军发起了大反攻！

　　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中国军队攻占了密支那。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军队攻占畹町。

　　一九四五年三月八日，中国军队新编38师胜利攻占腊戍。

　　我军在大反攻中，共消灭日军四万八千五百人。

　　把自已的忠骨留在异邦国土上的六万名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的将士们──

　　我向你们致敬！

第六章　最后的军事总结

孙大骆 [中国]

[出自《抗日战争历次失败战役的真相及其原因》] 1997

第一、关于在淞沪地区主动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问题

第二、关于国民党70万大军固守淞沪的问题

第三、关于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的落后式战争观念的问题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2年了，尽管我们的国家凭借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彻底地摧毁了日本的战争机器而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凶猛而强大的日本军队之所以在最后战败投降，主要是由于美国更加强大的海、陆、空军在太平洋地区对其毁灭性的打击。如果美国不介入，中国的抗战将更加的艰苦和漫长，这一点今天的许多中国人都是不知道的。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于那场战争的认识始终是接受传统史学观点的教化和影响而陷入了巨大的历史误区之中。 ] 但是，不能否认，在八年的战争中，尤其是在国民党负责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遭到了许多次的失败。今天，可以看到，历次失败的战役固然是由于日军拥有绝对优势的装备，但是另一个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却是国民党统帅部屡次错误的战略布署。而在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下，无论下层官兵是如何的勇敢和牺牲，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今天，通过对于这些战役的具体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明确的说，国民党统帅部历次错误的战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具体的讲，在淞沪战场，本来可以不伤亡40万人；在南京战役，本来可以不伤亡10万人；甚至不被日军屠杀30万人；在第一次印缅战役，本来可以不死亡6万人，在武汉会战中，本来可以在外围地区聚歼某一路日军从而守住武汉。而根据今天披露的中日双方原始史料来进行进一步大胆推测的话，如果国民党不在淞沪地区主动进攻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日军的进攻只能放在华北方向。而当国民党军队利用山西的天险和黄河的天险将日军的进攻阻挡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也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甚至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可以避免日军的铁蹄践踏我国的中原以及上海、南京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民族将会避免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

　　我们还是具体的探讨一下当年国民党的统帅部及其军队所存在的几种战略失误和弊病，以供今天的人们参考。

 

第一、关于在淞沪地区主动进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问题

　　今天，我们知道了，“八·一三”淞沪战役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动打击驻扎在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而引起发生的，并扩大到了后来的规模。那么，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作出这个主动进攻的战略布署而只在华北地区抗击日军的进攻的话，这个淞沪战役是否能得到避免呢？又是否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不发生呢？

　　今天来看，上述二个假没很可能成为事实。

　　为了证实这二个假设，我们仅从纯军事战略的角度来论述。

　　今天，我们从战后日本防卫厅披露的各种原始史料中得知，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参谋本部在芦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根据战略方面的考虑，决定只对中国的平津和华北方向使用较大规模的兵力以一举打击此地区的中国军队，而在原则上不对华中和华南地区用兵。

　　请看当年日本的有关史料记载。

　　 1937年7月11日，日本的参谋本部与军令部之间签署以下的陆海军协定，现摘要如下。

　　一、作战指导方针

　　1．力求将作战地域限定于平津地区，在华中、华南原则上不行使武力。

　　但不得已时，应于青岛，上海附近保护侨民。

　　2．对华中、华南方面，主要由海军负责警戒。

　　3．在华中、华南情况恶化需要保护帝国侨民时，仅限于青岛及上海附近，由陆海军的必要兵力协同担当之。

　　7月18日，经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批准，作战课长关于动员派兵的构想要点如下：

　　一、目的

　　安定平津地区，讨伐华北之中国军，作战范围尽量限定在华北地区。

　　但依据情况，应预计有转向对华全面作战之可能。对华中、华南应极力回避使用兵力。

　　二、动员及集中

　　决定在7月19、20日间，动员以国内三个师团为基干之兵力，集中于华北，并于8月下旬集中完毕。

　　三、作战

　　待集中后，一举击溃中国军，并占领保定，独流镇以北。不考虑山东作战，根据情况，可向青岛及上海派遣部份兵力。此项作战，应限定于保护侨民及占领机场。

　　但应尽量避免向上海派兵。

　　出兵上海经过

　　陆军方面虽然希望事变局限于华北，但7月中旬以后，上海对日气氛逐渐恶化，进入8月更加骚乱。

　　国民政府由去年末即违反1932年的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使非武装地带要塞化并配置军队，事变发生后上海周围中国军队的集中更为显著，进入8月以来，伪装成保安队的中央军连夜在闸北方面演习，加剧了不安气氛，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于6日指示日侨退入租界。当天，上海警备司令张治中对管区官兵训示：“以彻底之长期抗战歼灭日军，目前乃最好时机。据专家估计，日本的作战仅能维持六个月。”这一天，日本政府向长江流域的全体日侨发布了撤退命令。

　　参谋本部力图使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上海、青岛，但8月9日发生了大山勇夫海军中尉被中国保安队枪杀事件。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要求南京政府撤走停战协定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在10日的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正大将说明上海方面情况后提出，虽须查明真相，进行了妥善处理，但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杉山陆相对此表示同意，内阁会议再次确认就地保护侨民的方针，并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

　　8月11日以后，上海局势急遽恶化。首先是中国方面拒绝我第3舰队司令长官就大山事件所提出的要求，公然向上海集中军队，12日其兵力已有中央直系3 万及其他2万名。我陆战队仅有4000名，当夜进行了紧急戒备。13日我陆战队同中国军队终于发生冲突，14日受到优势中国军队包围攻击。局势发展到了双方空军相互反复轰炸的地步。

　　杉山陆相于10日阁议同意陆军部队动员出兵原则后，遂将中岛总务部长及石原第一部长召至官邸告以上述情节。石原少将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主张“陆军不能出兵，上海侨民可由海军保护”。但是考虑陆相的颜面，决定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保护侨民。但极力反对向上海前方进攻或积极攻取南京。当时梅津次官也在座，他和石原部长的意见大致相同，于是决定向上海派遣两个师团。

　　以上的原始史料均摘自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权威性史书《大本营陆军部》中的有关章节。

　　从此部史书中可以了解到战争初期，日本之所以屡次做出这个战略决策，其原因有三个，一个原因是由于在日本政界和军界中，许多人都狂热地认为中国政府软弱涣散不堪一击，只要强大的日军大举用兵于华北并攻占华北及平津地区，中国政府就会在经济上屈服并寻求妥协，从而日本便会轻易地实现梦想多年并暗中实施多年的而仍未实现的“华北五省自治”或是更高的梦想目标“日满华一体”，以彻底实现历届日本政府寻求已久的中国殖民化目标。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英美两国在华中和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为了避免与英美等国发生冲突，原则上不对华中、华南用兵。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由于日本的第一号假想敌人为苏联，为了时刻做好与苏联的战争，在将来不分散兵力以用兵于远东地区，而只将进攻方向和主要兵力，用于华北地区。

　　所以，在战争初期，日本大本营将进攻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兵力均放在了华北地区，企图在这一地区一举击溃中国军队以压迫国民政府举手求和进而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各项苛刻的条件。

　　在这期间，日军共动用了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几个旅团加上增援而来的三个师团，主力攻占平津之后，沿平汉路和津浦路南下以在河北平原与中国军队决战，另一部兵力为了消除南下日军后背方向的威胁，向察哈尔及南口地区攻击前进，并在南口地区与汤恩伯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

　　可以说，日本大本营做出的这个只在华北方向用兵的战略是一个谨慎的战略，而这个谨慎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极为有利的事情了。一是可以调集大军充分利用山西天险阻止日军的进攻，只要不丢掉山西，中国军队就可以将重兵屯集于这里以居高临下的态势随时出击以攻击河北平原处日军的侧翼和后路；二是可以利用黄河天险将河北平原的日军挡于黄河以北；三是可以将日军的兵力吸引到华北使其无法抽兵从上海登陆攻占华中及首都南京，以尽量避免这一富庶地区沦陷；四是可以避免劣势的中国军队陷入两线作战而专心地从外线抗击日军的进攻。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统帅部竟然扔掉了这个有利机会，反而集结主力主动地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至引火烧身地过早地将日军主力和日本大本营的进攻方向吸引到了上海方向。而日军一旦将其主力兵力投入到上海并取得胜利之后便自然地不可遏制地向南京攻击，尔后，在短短的四个月中就失掉了上海、苏州、无锡、南京这个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并接下来又失去了徐淮平原和津浦铁路，再后来又失掉了武汉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今天来看，国民党统帅部这个在上海主动打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战略布署意外的导致了一个本来可能避免的恶果，而这个战略失误则是八年抗战中最大的、最根本性的失误。如果不出现这个失误的话，抗日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 注：当然国民党当时并不知道日军的战略计划，但是，却也不能轻率地主动攻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 ]

　　即使是中国军队拔除了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这个桥头堡，拥有强大海空军的日军绝不会扔掉4000余名官兵而不管的。日军照样会大举登陆进行报复性进攻的。

　　另外，据后来披露，当国民党统帅部发现日军大举增兵上海之后，便决定趁机将日军的主力吸引调到华中地区，以利用湖沼水网地形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阻止于这一地区，从而逼迫日军早日结束战争。而若任使日军的主力使用于河北平原的话，则中原也保不住。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双方主力在淞沪地区的大会战。其结果，日军的机械化非但没有被限制住，反而辗压过所有湖沼水网及40万中国官兵的躯体而一举攻占了首都南京。

　　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去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在一个时期中，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日军也不会对上海和华中地区用兵，而只将主要进攻方向和兵力用于华北战场。这样的话，国民党统帅部就可以将后来投入到淞沪战场的70余个师（这些师大部份在淞沪战场中补充了三、四次，其兵员共达到100余万之多。）抽调40个师用于华北战场。其中20个师用于山西的忻口和娘子关方向。另20个师用于河北平汉路方向，配合原有的兵力倚托山西的天险和漳河，黄河天险将日军的进攻阻止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地区。这样，在华北战场上共有中国军队110余万兵力，面对如此强大兵力的抵抗，日军也会将后来用于华中的9个师团兵力加上后来用于华北的7个师团兵力共16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华北战场西攻山西南击黄河。而在华北地区，受地形限制，日军的海军失去了作用，坦克和炮兵在山西天险之下也会失去应有的效力，这样，中国军队就不会出现后来在淞沪地区那样巨大的伤亡并能利用天险将日军的优势进攻阻挡住进而将日军拖入它最不愿意的长期消耗战的态势之中。

　　而当华北战场僵持的同时，国民党就可以将另外的30个师成纵深配备倚托吴福、锡澄二处国防工事随时准备抗击日军的大规模兵力从上海登陆向华中作深入进攻。同时，第五战区李宗仁的20万大军仍然可以部署在徐州以北处，左路出击可以增援据守黄河的韩复榘部队，右路出击可以打击从青岛、海州登陆以打击据守黄河南岸的中国军队背部的日军突击兵力。而国民党仍然可以趁此僵持的时机将余下的50万兵力部署到西安、洛阳、郑州一线，即可以增援山西战场，又可以做二线防御守备，防止日军越黄河南下武汉或西取西安。同时也可以在内地扩编军队，训练士兵，积存物资，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

　　请想一下，在中国军队上述的战略布署面前，日本大本营将会如何对待呢？

　　继续推测下去，很可能，当日军的主力40万人陷入华北战场之时，它就不太可能以另外几十万兵力从上海登陆去进攻倚托国防工事而节节抵抗的中国军队了。因为日本的兵力有限。在战争第一年，日本只有24个常备师团，其中将16个用于中国战场，余下的师团防守东北以抵御苏联的随时进攻，日本本土还留一个师团为预备队。就是说，日本已经将最大的兵力用于中国战场了，起码在半年之内，它无力组建成新的十个以上的师团从上海处向中国内地作战略性进攻了。 [ 注：尽管在后来的1939年末日军在华兵力增至到合计换算为35个师团的数目，可是这35个师团的兵力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兵力为锐利的突击部队，余下的一半仅为守备队。就是说，即便战争第一年日军的兵力达到35个师团的数目，它也不太可能同时在遥远的两处发动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按照常规，这个数目兵力──突击兵力只有一半──只能在一处发动战略性进攻，另一处只能取守势作战。 ]

　　而根据上述的推测，在一个时期内，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日军很可能不会抽调兵力从上海处进攻于中国的内地了。当然，中国军队也不会在此不利的地区伤亡40万人了，长江下游各重要地区及城市也不会过早地丢失了。

　　我们再来推测当华北战场呈僵持局势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分别据守于忻口和娘子关二处，倚托天险将日军阻止于关下。根据后来的在忻口和娘子关发生的情况来看，忻口处的中国军队守住了阵地，而娘子关处的中国军队也守住了娘子关阵地。只是后来此处的日军见久攻不下。便分兵迂回到右翼的平定、昔阳处进行侧翼攻击，而此时此处的中国军队力量稀少，后续增援部队又是一点一点地投入战斗，结果日军进攻得手，直指阳泉，导致娘子关失守。而忻口处的中国军队害怕被由阳泉而来的日军断了后路，只好弃阵地而走，败退晋西和晋西南，最后山西被占。这样，中国军队就失去了这个难以攻破的天险要地并失去了居高临下威胁河北平原日军侧翼及后路的良好的屯兵之地。从而日军就可以无顾忌地从河北平原沿平汉路和津浦路跨过黄河向中原进兵了。

　　而山西的失守是由于娘子关的失守导致的，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在淞沪地区与日军主动作战的话，则可以将20个师抽调到忻口和娘子关方向，倚托天险据守住娘子关，进而据守住山西，而只要日军不攻下山西，不占领山西，不扫除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40万主力，那么，山西天险之下的日军主力是轻易不敢置侧翼和后背而不顾强渡黄河天险进攻中原以及内地武汉的。当然，也就不会发生如战后许多国民党人士所说的什么日军南下武汉切断国民政府加上几十万大军的退归四川后路之类的评语了。

　　道理很简单，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看地图就会明白，在40万大军居高临下屯兵山西境内之时，河北平原的日军，尤其是平汉路方向的日军轻易不会强渡黄河天险闯过数千里路途而南下攻取武汉的。因为日军明白，山西境内的40万大军随时会从关上轰然而下切断平汉路和津浦路进而卡断日军进攻部队的后勤供应线和退却之路的。甚至可能会从平型关杀出来一举攻占平津地区堵住日军退往关外的路口。而关外的数个师团又受苏联的牵制而不敢进关援助。

　　而聪明的日军更不会采取如李宗仁在战后回忆录中为日军设计的最佳进攻中国的战略方案进行什么：

　　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之去，纵使我们极端主战派也只好箝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之七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州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为什么日军不会采取和实施李宗仁先生在战后沐浴着温暖的美国阳光呷着浓重的中国茶为日军精心勾划的百战百胜的甚至能改变二战结局的最佳进攻中国的战略方案呢？道理也很简单，一是因为日本的头号敌人为强大的苏联，日苏双方始终陈兵百万对峙于远东地区，并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苏联的军事实力要超过日本；二是因为日军进攻中国的所有大规模战略进攻都是沿着主要交通线，即铁路或是长江线而进行的。日军深知，深入中国作战，切不可离开铁路和长江线，否则，后勤保障断了不说，连退却回转都是不可能的，而深入异国的日军大兵团一旦断了后勤保障，坦克大炮都会变成一堆废铁而只好陷入武装起来的中国军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全体剖腹陈尸他乡了。

　　所以，日军是绝对不会进行什么攻兰州，取西安，越秦岭、下成都、克重庆之类的最佳战略进攻的。更不会倾30个师团的兵力于苏联的威胁和陈兵百万之不顾而大举进攻万里奔袭，跋涉无数山川大河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内地的。

　　所以，当中国军队在山西据险而守日军久攻不下的时候，华北战场就可能会发展成为双方对峙的僵持局面。而一旦出现了这种僵持局面，兵力不足加上对苏对美的关系，又由于第三国的调停，日本政府可能就会同中国政府寻求谈判议和，如后来日军攻打首都南京城下时由德国大使调停一样。那次，本来中国政府原则上已经同意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四项条件，和平解决已经在望，只是由于日军突然过早的攻下了首都南京、利令至昏的日本政府又追加了几项条件，中国政府在犹豫考虑询问之间，狂妄的日本政府便发表了近卫第一次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从而关闭了双方公开接触的大门。

　　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如果双方不是在南京城下而是华北战场僵持时寻求谈判的话，倒可能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达到谈判协议，从而结束这场战争。

　　这样，这场战争将会被中国军队阻止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地区，黄河以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可以避免战争的浩劫了。

　　如果双方不愿谈判或谈判不成的话，则可能在华北演变为一场长期的攻防战，而当没有结果的攻防战持续到1939年秋季的时候。在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可能会将主要注意力和战略眼光投向苏联以及英美的太平洋地区，如同后来出现的南进北进的争论情况一样，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日本政府就可能不会在华北战场之外继续扩大战场而准备将其主要兵力投于远东方向或是西南太平洋方向，犹如后来将主要兵力和战略方向转移到太平洋战场那样。

　　只要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远东方向和太平洋方向，它就不太可能继续在华北地区之外扩大中国战场。因为日本深知，一旦拖入中国的长期消耗战就无法完成对苏对美的战略进攻。而当日军陷于华北战场的僵持局面时，并看到了苏联和英美有隙可乘时。就不太可能继续扩大于中国战场了。而且通过华北的僵持，FJ本也能看到中国政府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征服的。

　　总之，双方谈判也好。还是将战争僵持到1939年的秋天也好，这场战争都将会停留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境内。 [ 注：至于日军会将主要兵力转用于对苏对美方向而可能改变已有的二战的结局的设问，那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

　　当然，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当双方僵持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时候，为了打破僵局，日军以一部兵力（至少两个师团）从青岛或是海州登陆，一部份向临沂出击以拦阻徐州以北的第五战区的主力，另一部份沿胶济路向济南出击以打击据守黄河南岸的中国守军韩复榘的部队的背部。趁此机会，北岸的日军会强渡黄河，击溃中国守军，会合胶济路处的日军将第五战区的主力驱逐到徐州以南并占领徐州，然后沿陇海线向西攻击，矛头直指开封、郑州，以攻击黄河南岸守军，策应平汉路方向日军强渡黄河攻占郑州。中国军队如能守住兰封、开封，西进日军则望郑州兴叹，如守不住兰封、开封，中国军队则会炸开黄河南大堤，以滔滔的黄水阻止西进的日军，如同后来出现的那样情况。如此做法，中国军队方能守住黄河天险、粉碎日军从平汉路强渡黄河占领郑州以南下攻占武汉或是继续沿陇海路西进攻占洛阳、渑池以威胁黄河北岸的山西守军的企图。

　　但是从纯军事观点的角度来看，日军不大可能会冒风险西攻洛阳南下武汉（如果日军不被黄泛区隔绝的话），因为第五战区的主力仍然会活动于豫东、皖北威胁西犯日军的后路，而第一战区的主力也仍然会集结于郑州周围防御，雄居山西险关之上的中国军队也始终是悬在平汉路方向日军头上的一把利剑，这一方向的日军轻易不敢大举强渡黄河的。

　　基于上述原因，从济南沿津浦路南下徐州的日军可能只是盘踞于徐州，以徐州为中心，西可以威胁兰封、开封，南可以以触角试探于淮河。但是只要第五战区的主力始终活动于徐州附近，徐州的日军就不会轻易前出过远。

　　这样，战争则可以被限止于豫东、皖北以及鲁南地区而形成僵持状态。

　　当然，当此种状态胶着时，也不排除日军再抽调主力从上海登陆攻破纵深防御的中国军防御从南京处跨越长江进击徐州以连结南北战场。（此路日军至少需要四个师团的兵力。）但是如果日军的十几师团被陷于华北战场之时，它不大可能再会以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从上海登陆啃完二道国防工事之后再跨越长江千里迢迢去连结什么南北战场。何况南京周围还存在大量从二道国防工事退下来的中国军队。

　　退一万步讲，即使日军全力攻破了山西天险进而占领了太原及山西全境，退到黄河以南的中国军队会合于原驻守在西安、潼关、洛阳地区的50万二线军队则仍然可以据守黄河天险阻止日军强渡黄河西攻西安。如果平汉路方向的日军强渡黄河进攻郑州，中国军队仍然可以炸开黄河大堤将由平汉路南下的日军和由津浦路南下并西犯的日军隔绝开来，由洛阳附近的二线军队集结为有力兵团打击沿平汉路南下武汉的日军的侧翼。同时，如情况不乐观，国民政府方可从首都溯长江而西迁于四川内地。而当徐州之日军沿津浦路南下攻取淮河和长江浦口之际，防守于上海至南京纵深地带的中国军队30个师则可以分出15个师布防于南京城附近的长江南岸阻止日军渡江攻占南京。如上海方向有日军登陆并向南京方向攻击，这一纵深地区的15个师则能守就守，守不住则可以同防守长江南岸的另外15个师弃放南京，向江西撤退。而徐州以南的第五战区主力如果站不住脚，也可以撤退到淮河以南，或是西调信阳处防御由平汉路南下的日军，或是据守大别山一线防御由合肥而来的进攻武汉的日军。另外，从上海南京退下来的30个师也可以布防于九江以南的幕阜山、庐山附近，准备防御溯江而上的日军陆军的进攻以保卫武汉。这样，即使武汉仍然守不住的话，起码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不丢掉南京及长江下游富庶地区，也可以避免在淞沪地区伤亡40万兵力。

　　上述的态势如果形成的话，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山西失守。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则不大可能出现上述的严重局面。

　　总之，如果国民党统帅部不去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很有可能，战争将会被局限在华北地区或是局限在徐州以北。从这个角度讲，战争之初，国民党统帅部就犯下了一个最大的也是最根本性的战略错误！（如前所说，也是整个八年抗战期间最大的最根本性的错误！）

 

第二、关于国民党70万大军固守淞沪的问题

　　在“八·一三”战役的第一阶段，当中国军队在淞沪狭长地带伤亡巨大却仍然无力阻止日军主力进攻之时，就应该及时结束这场与已不利的会战，抽出身子以主力逐次退到预先构筑的吴福、锡澄二道国防工事以逸待劳抗击日军的进攻，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淞沪地区遭受后来那样大的伤亡和溃败，又可以利用国防工事消耗日军。而当日军攻破这二道国防工事时，守军则可以有计划地退到南京远接近地，只以一部份兵力据守南京。而将主力布在外围监视威慑攻城的日军，使得日军不敢全力攻击南京城，以而可以保证南京固守一个时期，这样，就可以在后来的由德国大使调停的谈判中，促使日本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国民政府而不至出现后来那样轻视国民政府的事情。这样，守住了首都南京，日军的主力9个师团被拖在长江下游，使其无法向徐淮地区发展。僵持下去，就可能导致双方以别的形式结束战争。因为日军最不愿意陷入长期消耗战。

　　即使中国军队丢弃南京，没有受到损失的主力部队仍然可以以大兵力在南京外围威胁监视南京地区的日军主力，使其不敢放手倾兵跨长江北上打通津浦路与华北南下的日军会合。这样，在一个时期中，就可以保证徐淮地区，使日军不能达到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徐淮地区保住了，则可以使长江中游及武汉三镇附近安然无恙。

　　即使中国军队弃守徐州，也可以将第五战区和河北境内退下来的部队撤到大别山及信阳地区，依据山险阻击合肥西进的日军，如同后来的情况那样。

　　同时，从南京退到九江附近的庐山和幕阜山脉的国军主力则可以在后续补充兵团的支援下以重兵屯集于幕阜山中，在迟滞抗击中寻机歼灭某一路日军师团。如果及时退却而不在淞沪地区伤亡40万人，不在南京战役中伤亡10万人──这50万人都是历经战火的官兵──那么，可以设想，这50万大军加上后续补充兵团而倚托幕阜山，则可以全部吃掉某一路日军师团，如同后来差一点吃掉日军第106师团那样。这样可以使其在它路进攻的日军──如第27师团、第9师团──不敢轻易在侧翼失去保障的情况继续向武汉深入。从而，可以保住武汉。

　　从上述推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国民党统帅部一味固执地在淞沪地区与强大的日军会战而不去考虑各种不利因素（仅仅从靠不住的政治、外交角度进行军事决策）从而失去了一个接一个的有利的战役局面和战略局面。而一年之后的武汉失守就是这个战略错误所导致的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这段时间，日军所有的战役进攻都达到了目地。其实，在河北平原、徐淮平原、淞沪水网系平原，无论中国军队的如何英勇，战略决策如何正确，中国军队都是无法阻止装备优良的日本军队的只要日军想进攻的话。就是说，这三个地区的军事局势完全是由日军来左右的。而只有山西战场和武汉外围的大别山、幕阜山、庐山这几处战场，中国军队如果在战略方面布署正确的话，方有可能完全阻止住日军的战役进攻，甚至可以寻机吃掉一个到二个完整师团。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屡次的战略失误，使得山西天险和武汉外围天险没能成为阻挡机械化日军的坚固堡垒。

　　今天看来，国民党统帅部在战争之初主动打击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并有意识将日军主力和进攻方向吸引到华中地区本来就已经犯下的一个根本性错误，而在这之后的三个月中固执地在淞沪地区与日军决战并又在南京城内进行大兵团性死守，从而不必要丧失了50万兵力并失去了有利的战役局面和战略局面。可以说，这是国民党统帅部犯下了第二个战略错误。而这二项战略错误就足以从主观方面将国民党集团和中华民族轻易地导致于之后的八年艰苦卓绝的悲惨局面。

　　就是说，在这之后的八年抗战中，无论中国军民如何勇敢顽强，如何付出多大的代价，如何取得多少次战术性胜利，都已经无力扭转和改变这二个战略性失误导致的既成事实和局面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争初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帅部中的十几个最高决策人轻而易举地制定和实施了这二个战略性计划，为此错误付出长时期苦难代价的却是全国四亿个朴素善良而又什么也不了解的老百姓。

　　今天来看，这二个战略性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从而，抗日战争的过程和结局本来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啊！ [ 注：当然，对于已经发生的经验历史，后人们可以推导出许多假设和可能性，而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又可能改变整个的历史方向和过程，所以，任何事后的假设都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但是，从人具有高级的智慧和反思能力的角度看，为了更清楚地总结那场战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又不得不进行某些尽量逻辑性的、客观性的假设，以尽量使人类的历史摆脱以往的那种盲目向前滚动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状态。 ]

 

第三、关于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的落后式战争观念的问题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落后的战争观念。如下层官兵不懂得如何防空、不懂得如何打坦克、不懂得如何在密集火力下进攻，进而发生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还有许多军长、师长、旅长不去坚守指挥岗位以协调各单位战斗却常常冒着炮火跑到最前沿阵地督战，其结果是既耽误了全局又出现高级军官大量伤亡的情况。而统帅部的最高级决策人和各高级带兵将领也不懂得如何去对付拥有立体火力日军的最新战法；也不懂得当日军的合围圈形成之后如何主动打破合围而只是一味地突围和逃跑；也不懂得如何利用运动战去拖住、消耗日军并利用日军机械化的弱点去聚歼日军而只是一味地采取单纯死板的正面军事防御的战法（总是想御敌人于门外）结果既损失兵力又丢掉国土。

　　今天来看，以上各种问题都应该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有决策人负责。

　　根据则是，“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逐渐认识到了日本政府企图压迫和蚕食中国，将中国变成日本最大的殖民地和附庸国，以便北与苏联抗衡，南与英美争霸。可是当时的正直的中国人，包括地方军阀张作霖，都不愿意甘于做日本的附庸和傀儡，而国民党政府背靠英美强国更是不买日本的帐。于是，历届日本朝野政治家及部份军人就处心积虑地使用各种手段压迫、蚕食，分裂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并先后出现了满州国，冀东自治政府之类的政治局面并继续由日本进行暗中鼓动的“华北五省自治”的活动。而在这六年中，中日双方发生了多次的武装冲突，只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妥协和忍让而避免了战争扩大化。因此，中日双方高层人士都认识到中日不免一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六年中，国民党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却放在了“安内”方面。但是，却也做了若干未来的对日作战的准备，如在上海至南京地区构筑了国防工事；在南京郊区构筑了火力点；在山西几个险关地段构筑了国防工事；从德国进口了部份大炮及装备；还由参谋总部制定了未来对日作战的战略计划等等。

　　但是，却有二个重要的战略问题被国民党统帅部和高级军事教育研究机构给忽略了，这就是日军的立体式现代战法和劣势的中国军队如何去应付现代化装备的日军的问题。

　　就是说，当时的国民党统帅部及高级军事教育机构没有人去认真研究和了解以及传授敌国日本军队的最新战法及现代化武器所具有效力，尽管对于日军的装备情况了如指掌，而在当时的欧州各国军界，早就有许多有识人士学习和掌握了诸如实行空中打击、实行坦克大集群打击、实行机械化作战之类的最新式战法了。以至于在 1939年第二次大战爆发之初，德军就将从英法军界学来的坦克集群闪电战式的现代战法施行于对英法的进攻并一举摧毁了英法联军。而拥有相同数量的武器装备的英法联军却在落后的战术指导下进行应战，结果在几个月中就丢失了西欧大陆，所有现代化装备成了德军的战利品。

　　今天，我不禁要追问国民党统帅部各个要人们，在你们缺少作战飞机、作战火炮、作战舰艇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忽视拥有这一切武器的日军以及它的最新战法呢？

　　很显然，国民党统帅部的决策人和主要参谋人员如果在战前仔细地关心和研究日军的新式战法的话，就不大可能在淞沪地区和南京城内出现那样大的伤亡了。这样方面的工作失误虽然应该由当时的参谋总长程潜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样教育长张治中负责，但最大的责任者其实是蒋介石，正是蒋介石用人不当方才使头脑僵化、观念守旧、目光短浅的军事官僚程潜和张治中等庸人把持高级战略策划部门和高级军事教育机构，导致了全体军官仍然沉浸在那种早已过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战争观念之中，以至在战争爆发时竟然无法应付日军的立体机械化战法却仍然命令士兵们端刺刀呼口号挺直身体冲向火力点。

　　那么，在战前，为何会出现如此的失误呢？

　　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在国民党军队里，从上到下普遍存在着过高地估计自已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日军的力量，甚至还夹杂着大国自大狂式的愚蠢心态。

　　战争初期，曾是第一个与日军作战的第29军军部的一个军官韩立才在几十年之后的回忆文章中说到：

　　第29军军部里有许多我的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军部去看望他们，每次都遇到他们议论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份都是速胜论者，他们说：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我国的军队有200多万，尽管他们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军队在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在国内打仗，天时、地利、人和，皆对我军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情报不灵，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时间就会被拖垮。他们还谈到，中国这么大，把日本全部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能有几个日军？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迟早会被收拾掉。听到这些评论，我也觉得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晓打强……宋哲元军长还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样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这样疯狂，先和他们干一仗，也许他们会老实一些。由此可以看出许多青年军官强烈的抗日爱国之心。 [ 注：见《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第975页。 ]

　　就是这个第29军，曾经在战争之前的几年中与日军打过几次仗并每天都与平津地区的日军互相戒备，大眼瞪小眼，芦沟桥事变也是第29军第一个武力阻止日军的进攻并由此开始了全民抗战。

　　这个第29军都是如此的轻敌，内地其它的部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过份轻敌的大国自大狂心态弥漫于整个国民党集团，方才出现了从上到下无人去仔细关心和研究日军的新式战法及军队作战能力之类的问题，等到吃亏之后，才认识到这是一个失误。正如淞沪会战中担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将军在战后深有感触地总结说：

　　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 注：见《八一三淞沪战役──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2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

　　今天来看，正是当年国民党军事集团上层官僚们的平庸和愚蠢才导致了这种张发奎所感叹的惨败局面。而在这一大批平庸而愚蠢的军事官僚中，则有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张治中、陈诚、冯玉祥、阎锡山、顾祝同、张学良、唐生智、林蔚、蒋百里、杨杰等。

　　上述这些人可能会分辩说，芦沟桥事变之前的六年中，我们正忙于打内战嘛。可是我要追问：并不是全国的200万军队都去打内战的；另外，在这六年中，高级军事研究部门和高级军事教育机构的人都在干什么呢？还有，在这六年中，全军大多数高、中级军官都曾进入陆军大学等军事学校进修学习过，显然，这些高、中级军官没能学到外军和日军的新式战法以及现代的战争观念和形式。连陆军大学校长和教育长等人都不知外军的新式战法为何物，前来学习的学员们也就当然津津有味地去研读那些已经发了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关步兵兵种进行集团性的进攻战和坚固性的阵地战的教材了。少数高级学员还可以反复聆听当时的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吹嘘他在中原大战中巧用奇兵进行大迂回而一举击败晋军于大汶口从而导致反蒋联军大败的光辉战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是如此的守旧与愚蠢，也有几个冷静并对日军有深入了解的人士，如军政部长何应钦就是其中的一个。

　　遗憾的是，作为军人的何应钦只是从纯军事角度向统帅部阐述了日军的优势和强大之后，立刻被许多狂热而盲目的主战派斥之为大逆不道的“主和派”或是“投降派”，于是乎，本来就微弱的冷静的军事科学性分析就被人们当做妥协投降的主张而沉默下去。从此之后，南京城上空就只有滚滚的誓死抗日不做亡国奴之类的狂热而情绪化的呼喊了。至于如何去抗日，拿什么去抗日这类科学性的分析和判断就无人去关心和过问了。

　　只有当中国官兵血流成河之后，国民党统帅部各位平日养尊处优、不学无术的老爷们方才认识到仅靠抗日狂热和士兵们的勇敢的胸膛是阻挡不了日军钢铁进攻的。

　　今天来看，战前，如果国民党进口大量的战防炮、平射炮的话，日军坦克是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的。日军的坦克只有十几吨重，属于轻型的坦克，国民党军队如果及时装备大量的战防炮和平射炮，在战争初期，是可以阻止日军机械化进攻的，起码不会让日军长驱直入，不可阻挡。遗憾的是，战争之初，国民党嫡系部队中一个步兵团才配备一个战防炮连（六门炮），至于非嫡系地方军队占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二，这样装备的部队如何去抵挡日军的钢铁般进攻呢？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中日战争和后来的苏德战争在战争开始时，在形式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德军250余万大军分三个方向突然同时打击毫无防备的苏军，几天之内就摧毁了苏联空军主力，并严重损害了苏军陆军主力的作战能力，使其只得步步后退，败走遥远的腹地。由于被打个措手不击，使得强大的苏军在极短的时间中（几个月）元气大伤，毫无坚决抵挡的能力了。

　　而在中日战争之初，日军只是由驻扎在平津附近的中国驻屯军一个联队的兵力（4000余人）对华作战的，十几天之后，三个师团的增援部队才由东北和日本国内到达华北前线，之后又陆续到达几个师团。在上海方面，在中国军队主动打击下，日军先后分几批增调了九个师团（从日本国内及东北、华北等地赶到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就是说，日军是陆陆续续视当时战场情况而投入主力作战的。中国方面呢，在华北地区，也是陆续分批将主力投入战场的，在华中地区，则是中国有准备地发动主动进攻。具体说，中国军队基本是有防备的应付了战争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党统帅部如果在战前认真关心和研究了日军的新式战法的话，如果众多高级军官在陆军大学学到了现代的战略战术的话，如果下层士兵掌握了如何防空、如何打坦克、如何对付远程大炮的话，如果国民党在战前进口了大量的战防炮和平射炮及反坦克地雷的话，可以推测，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就不会遭到那样惨败，日军也不会如此地长驱直入。尔后，战争过程和战争局面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军民的伤亡也不会高达2000万－3000万之多。

　　 而上述的几个如果本来是可以实现的呵！

　　今天，通过许多战后回忆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在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时期，在国民党上层集团和绝大多数高、中级军官中间，普通存在着狂热的抗日热情和愚蠢的大国自大狂心态以及盲目的只讲主观意志不讲冷静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分析和理智性判断，结果导致了战争之前的准备不足和战争之后的战略失误。 [ 注：这种现象和20年之后中国进行的“大跃进”现象非常相似。 ]

　　 而这些准备不足和战略失误在当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 注：如果从中华民族固有的大国自大狂的心态和始终缺乏对事物进行系列式的科学分析和科学思考的东方式的思维方式来看，战争的失误和后来经济建设的几次失误则是中华民族在这段历史中必然要经历的事情了。这已经不是哪个党派、哪个政治集团的弊病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弊病了。 ]

　　以上只是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探讨与总结，至于在战争前后中国统帅部在政略方面的探讨与总结就是另外一本书的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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