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饿死三千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所在的城市原只是一个小镇，隶属信阳专区。是传说中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省饿死人的重灾区。毛主席逝世后，对他老人家诋毁杀伤力最大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新中国饿死人三千万的谣言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里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不让饿死人。记得80年代毕业进工厂初期，有的老工人对抗用工制度改革喊的就是社会主义不能饿死人。在我的记忆里，听老一辈讲，有饿死的，但传出后，当时是天大的负面消息，共产党也饿死人啦！是不能乱传的。在我记忆里，我曾问过我妈是否有饿死过人的问题，我妈说：别瞎说。这都是40年前的记忆了。在我们这里，关于有饿死人的只言片语提到的地方是驻马店地区的遂平和确山，这两个地方离我们的小镇都很近，我小学的农村同学有那里的，假期里我曾到确山同学家住过几天，我记忆里，我俩瞎议论说确山穷饿死过人，同学的妈妈说过，确山没有饿死过人。作为生活在传说中饿死人的重灾区，我压根就不相信大量饿死人的谣言。甚至饿死人之说也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死人原因不单是饿的，属于非正常死亡范畴。

    饿死人之说起源是敌对势力上世纪90年代在台湾依据美国人的数据得出的研究成果，当时的数据是七千万。后来国内又有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三千万。再后来，有人统计说是七百万。最近又有人说是一百万左右。

    由于我没有对毛时代饿死人之说做过研究，仅凭记忆谈一些看法。为此，我从网络搜索到一些客观的资料，作为戳穿谣言的材料，供参考。

    我是结论是：饿死人之说本身就是弥天大谎。就像很多推论、论证一样，以点盖面下结论。包括下面的饿死人20万的推论。

一、

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版（1990重印）]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２％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上海大学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　　

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红旗出版社1994年02月版）中也说：“大饥荒”年代的“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一九九一年三月,丁抒在他杜撰的《人祸·序言》中说。“两千万是个保守的数字，由于中共官方忌讳、回避此一数字，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资料分析估计，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两千万至四千万。”“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在《1959年－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年－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经过他的一番推导和论证，最后得出：“1959年－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人”的结论。并且十分肯定地指出，“这一分析也证明，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　　

《炎黄春秋》的副社长、高级编辑杨继绳在其撰写的《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非常客气地说，“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年大约2000～3000万人。　　

王维志说：“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3年共计3300～3500万。　　

廖伯康说：“1958年—1960年”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3年共计1000～1200万人。　　

还有彭希哲、李诚瑞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事实如果真像上面这些人论述和传播的那样，那真是让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会感到无比震惊的！事实真像文痞和侏儒们宣传的那样吗？侏儒和文痞们把谎言撒遍全世界到底有什么目的和企图呢？

二、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当年号召下的社会调查表明：“饿死三千万人”是一个夸张。

　　自从网上有人载文说，在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我就在找一个当年同我有过颇深接触的人。因为，这个人，自1963年——1971年，曾先后多次在安微等地调查过此事。根据这个人自已要求，这里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对下文中的事实，他表示，绝对愿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人曾因调查过当年饿死人的事，并一直坚持实话实说，三十多年来，遭遇过两种指责，截然相反——颇具戏剧性——的指责。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说为：夸大阴暗面，思想有点右。1984年后，却被另一些人批评成：思想较左，掩盖左倾路线下的错误。

　　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如愿以偿，找到此人。遗憾的是，这人今已年迈，耳虽聪，目却完全失明。

　　——这是一个视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为生命的人；一个说真话，——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不曾有“李锐式的”“捏一把汗”后怕的人；也是走到那里，都能镇邪慑鬼的正人。有人说他应“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说“和平的开拓年代，要的是老黄牛，铺路石和拓荒者，有时要甘当‘众矢之的’——冷静理智的‘众矢之的’，或说‘为人民——这个拳王——当陪练’”。他常有惊人之见，也算是多遭误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决无“蹲牛棚”的命运夸张和悔怨。他认为，这太正常了，共产党人要奋斗，要斗争，会有牺牲，只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牺牲也好，都对别人有好处。他同时说，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未曾有过那么多的人蹲牛棚。中国那有那么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里呢？！

　　鉴于他有知有识、脱出尘俗的境界，近几年，圈内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活脱脱，一个小毛泽东”。对此，他一般这样否论：“不！我们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

　　下边，是他对1963年——1971年若干次调查的归纳性回忆。我按他原话整理，——并经过他确认。

　　毛泽东从来都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头。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2年经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尤其强调，全党要下大力气调研。毛泽东本人就多次走出红墙，来到人民群众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们当时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后同我的同事们，在苏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灾情较重的地区，搞过19次，累计280多天的调查。

　　根据我们的调查，加上其他人的数据，当时全国农田受灾面积，最重的为1961年，全国16亿亩耕地有9亿多亩受灾（后来国家公布为9 亿亩）。其中江苏、安徽是全面遭灾。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灾面积为5亿亩左右。至于饿死人，是有的，据我查析，人数不是当时某些干部回报的“寥寥几个”；更不是今天极少数极度夸张的“以千万计”（这太离谱了）。

　　1963年的调查宗旨是救灾和恢复生产。对饿死人情况，我们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那里这方面情况严重，就到那里调查，并且，顺着群众提供的线索去追寻。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们就选择了安徽和河南。就地县而言，天长、铜陵和凤阳为最，我们就选择凤阳和铜陵。我们摸索到一个这方面情况最惨重的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饿死达7人（后几年的调查，没有突破这一数字）。在河南的驻马店、兰考和杞县，调查情况都好于凤阳。在苏北，滨海县的五汛路建、东海的马陵山，铜山县，我们也分别查实了1、3、3例饿死人。在后来的四川和云南调查中，饿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轻得多。

　　由这样一个摸底，我曾以一个党员干部的名义，报过一个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基层干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缺乏更大的力量；调查统计知识又相对不足；手段也落后，无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确。几年下来，我们几个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这在当时，也是个惊人数字啊！要知道，这是饿死啊！）

　　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戏剧性事情便开始了。文革前一两年，我安然无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谁漏出了前几年调查情况。秋天，即有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那个饿死二十万人的调查”，太夸大了，对共和国的形象有影响。我和气而平静地说明其客观性。领导也是无话。不过，从此也就决定了我的个人前途（这无所谓）。

　　而到了1985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会议负责人，在批评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时，居然说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饿死上千万人。我在惊讶的同时，指出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二十万就了不得了。随即遭到一帮人颇为尖酸的批判，说这是为左倾…掩错。

　　……哦！现在，又变成“饿死三千万”了！……

　　这就是这个年迈老人的回忆。随后，他让他的家人递给我一叠材料，当年调查的笔记。今天，我已将其复印件保存。

　　读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别。但毛泽东的忠告，很多人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三、

 
山东、河南、安徽三省灾害最严重。本人所知聊城地区又是山东最困难的地区。因困难人口外流的确实有，因饥饿年老体弱者得病死亡的比常年多。但就是没有见到也没听说饿死的。那时政府千方百计赈灾，大食堂仍坚持办着。如果到了饿死人的地步，食堂怎办！即使少吃粮、瓜菜代也得有东西啊。1942年时大歉年，我倒是亲眼见到饿死的人，所谓一碗米汤可以救活一条人命。

.............

老右派们为了报复毛主席，想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东西来攻击毛主席，因而这些老右派们就把我国５９－６１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数作为石头来攻击毛主席。既然要攻击，那就得把人数说的越大就越有力了，几千万、几千万的增加，打人的石头就越来越大，且振振有词、凿凿有据，让不知情的后人还真信之不疑。

　要说饿死人，本人当年在陕西並未见到饿死人，城里没有，乡下更没有。但不知当年那些老右派们如李锐、杨继绳、二杜等家里的亲人饿死了没有？那是不会有饿死的。因为这些当年被人民专政的老右派们都没有被饿死，而且还能活到现在继续当官，造谣生事；再拿起老右派的各种本事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那么别人还能被饿死吗？所以说他们所说的这些三年期间饿死人的数字是那些老右派们恶意编造的，是用来打击毛主席的一块大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