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河青山》（下）

    黄仁宇年轻时代是什么样的，可以从插图中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看出。那时他还在南开大学就读，站在高塔的梯子上，外套被风吹起，脸上是意气风发的微笑。当时学潮风起云涌，他父亲担心他卷入其中，特地跑到学校查看，他觉得在朋友面前大受羞辱，过后父亲才对他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黄父太明智了，早就明白peer pressure 的厉害，防范未然。

    黄仁宇有国民党的朋友，也有共产党的朋友。他认为同情言论自由的烈士是一回事，严肃检验他们的言论内容又是另一回事。比如罗隆基和闻一多，“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闻一多是小学课本学过的革命烈士，罗隆基是从章诒和的书中读到的花名在外的民盟人士，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闻一多夫”和“罗隆斯基”这么别致的“别名”。

    黄仁宇从中国到美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 culture shock。在治学上也遇到了“以诗人和哲学家为代表的东方”和“与以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之间的矛盾，至少他治史的方式方法和当时以费正清为首的主流派大为不同。他和费正清的学术见解固然不同，从他书中记录的两人来往经过来看，social protocol 的学习和运用也很重要啊。

     从战场重返校园，黄仁宇比大多数同学都年长许多，他刚到美国时打工求学的经历也很不顺利。他反省在一个杂货店打工，遇到卡车卸货时处理不当的经历：“我应该更有警觉心，我应该感觉到事情会如何进展，并把这当成‘第二天性’。我应该冲到收货台，但又不能用跑，而是要大踏步，显示一切都充分在掌控中。”在这里他用了一连串的“我应该……我应该……”，天知道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 should have 和 could have，却只能寄望于今后的 won’t do it again.

    黄仁宇喜欢他在求学时的新闻系系主任威斯理·莫勒(Wesley Maurer)教授，并受他影响开始注意历史。他还清楚记得莫勒教授课上的趣事以及他推荐的读物：

     莫勒教授在另一堂课上提到色情书刊。他以同样强而有力的语调强调：“有时真相愈多就愈猥亵。”坐在后面的一个女生这时放浪大笑：“哈哈哈”，直到我们全转过头去看她，脸上带着会意的笑。有一位来自印度的同学，我们叫他拉米。他似乎和莫勒教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教授提到圣物：“十字架、玫瑰窗、遗物……”这名外籍学生就说：“先生，还有圣牛。……长期浸润在莫勒的自由主义风气下，我告诉室友：“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他介绍我看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约翰·柏瑞(John Bury)的《思想自由史》 (A History of Freedom of Thought)及亚瑟·加菲尔德·黑斯(Arthur Garfield Hays)的《让自由响彻云霄》(Let Freedom Ring)。

     黄仁宇六十二岁时被大学解雇，他对这段经历耿耿于怀，也在书中反思自己的过失：“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资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这和现在职场里讲的 job security 非常相似，尤其是mba们，讲究过几年总要挪一个窝，免得面临类似困境。还以为学术圈会不一样，原来做什么都不容易。

      在追求理想的路上黄仁宇也曾有过动摇，想过要不要转做翻译或统计等容易谋生的工作：“即使我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外在的判断来看，我的自尊也不可能永远不动摇。害怕失败的感觉一直存在，有时很想放弃长久以来的奋斗，因为这种奋斗似乎漫无终 点。……在某个时点，甚至重回工程学似乎是较合理的选择，但是我还是决定坚守历史领域。”现在的很多中国留学生还不是为了找工作而转专业，默默做着一份自己未必喜欢的工作。黄仁宇很佩服李约瑟，李从1948年开始写作《中国科学与文明》，当黄1972年加入李约瑟的研究室时，鲁桂珍博士告诉他“我们还只做了一半”。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工程只完成了一半，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耐烦，什么叫毅力。黄仁宇在书中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 黄仁宇最终坚持了下来，我们今天才能有幸读到《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