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校长魏莲一

我的校长魏莲一

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大概都还能记得，1963年，伟大万岁有一个“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进行教学改革”的批示。这个批示就是我当时的中学校长魏莲一，给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个报告，后来由前北京市长彭真报给中央，被伟大万岁发现，并批示后，作为中央文件，责成教育部，下发全国执行。

说起魏校长，还真有点与我有缘 ，她实际当了我14年的小学和中学校长。那位笑了，你怕不是老留级吧？怎么上了14年的小学和中学。

事情是这样的。50年代初，还没有什麽托儿所，按当时规定，小学只收7岁以上的学生。我4岁那年，父母嫌我整天游手好闲，上房掀瓦，于是找到邻居时任北京铁路职工子弟实验小学校长的魏莲一，看看是否可以收为小学生，魏校长也很体谅双职工的难处，就说，“明天先带来我看看，能不能上学，总得先考考试吧？”如果考我上树粘知了，草地里捉蛇，从铁路桥上往护城河里跳水，那没得说，（现在的儿童，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童年了.）但斗大的字识不了两个，那是一定的。隐约记得，魏校长先问了我几个问题（诸如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家有何人等等）又伸出几个手指，考我是几，看我对答如流，于是从抽屉里拿出大概有七八样东西（就是铅笔，图钉，铜钱什么的），让我看了大约3秒钟，又马上都收到抽屉里，然后让我一样一样都数出来。我想我当时大概考得很出色，魏校长马上就叫人把我领到一间教室，算是“破格”录取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年级叫“零”年级，都是6岁的孩子，我是唯一一个6岁以下的。并且后来很无奈地被强迫上了两年的“零”年级，即使这样，我还是比同龄的人早上了一年学。从而躲过了文革期间大学停止招生的厄运，但是，也害得我找了个大学同班学姐做老婆，还比我大一岁，真叫人算不如天算，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1958年，我小学毕业，考到北京铁路职工子弟第二中学。说来也巧，这年刚好魏校长也被提拔到这所中学当校长。高中我又考了本校，于是才有了“当了我14年的小学和中学校长”。

印象中，魏校长 总是穿着一身现在称为职业妇女装的那种裙套装，烫着大花卷发，在脑后梳成马尾。这种装束在五十年代，绝对是领先潮流的。

魏校长有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姐夫，据说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五四”等纪念日，经常被请来做青年教育的报告。（后来才知道，魏校长 是五十年代北京市委十姐妹之一，也是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此是后话）

在我中学的六年里，魏校长虽然承担繁重的行政职责，却始终坚持从初一开始带一个班级，担任班主任，并教语文课，直到初三毕业，又从初一开始，再带一个班。可惜魏校长没有带过我所在的班级。但我由衷地钦佩魏校长的敬业精神。 她能写出上述“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进行教学改革”的报告和建议，并得到伟大万岁的赞赏和推介，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绝非偶然。

我大学毕业时，文革还未结束，曾回中学母校一次，但是已经物是人非了，魏校长 因为受到被彻底打倒的北京市委的牵连，受到残酷迫害，当时还被关在牛棚里。

十年后，我临出国前，曾多方打听魏校长的近况，听说她在市教委当顾问，她的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一次一帮红卫兵砸破她家大门，要抓走魏校长批斗关押，她当时十四岁的独生子拿着一把笤帚，堵在门口奋起阻挡，被当作“狗崽子”乱棍打死在她面前。我很想在离别前去拜访她，但实在觉得无颜见我的校长，正是那些像我一样大的糊涂虫们，把这样一个优秀的，兢兢业业的老师校长弄得家破人亡。

又过几年，听说魏校长去世了，她是在一次示范教学时突发脑溢血，她是死在她 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讲台上，可是我连向她作最后忏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满天下的桃李，却未能在最后时刻为孤身的老校长送上一程，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