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出国-----选自“他乡忆语”

                                                  我为什么要出国-----选自“他乡忆语”

“为什么要出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题目，对于每个出国的人“为什么要

出国”都是一个充满无限辛酸的沉重话题，无论你是出国留学的（等待签证的同学都有切

身体会，拒签，拒签，直到你烦的根本不想出国的时候，你的签证才会下来）出国经商的

，出国工作的，还是追求婚姻的，哪怕是偷渡的，卖淫的，避难的，如果谁能组织一场征

文，汇集成册，出版，发行，一定会得到许多人的关注，参与和喜爱。一百个人就有一百

个出国理由，一百条出国途径，一千种生活经历，一万种不同结局。（许多人就因为一念

之差，导致截然不同的经历和结局）

1981-1982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工作一年，先是在Georgia，后来在California

某计算机研究中心。当时美国方面多次征求我个人意见，是否愿意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只

要我答应，其它一切手续由他们包办。但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是我们单位第一个被派往

美国的访问学者，临行前曾签过一年后回国服务的协议，我不能为了个人得失，出尔反尔。

1984-1985年，我所在的研究所与美国一家计算机公司搞合作开发，我又被委派去美国加

州硅谷参加一年的联合设计开发工作。当时美国公司，想把我们这一批人都留下。但是

从1980年代起，我已经对这种国营企业的懒散厌恶透顶了，什么事情都论资排辈，而我们正

属于研究所里最后一届老大学生了，所有好事都敬陪末座，这种国营企业的通病就是干多

干少都一样，你能干就都给你干，我从大学毕业已经工作近20年了，工资还是560 大毛，

一分钱都没涨过。提职提薪分住房都没份，论资排辈还轮不到你。几乎每天加班加点，常

年出差，去干校，却首当其冲，同时，一些辞职下海的人却又给人们很大刺激。正巧，

我的一个同学在中信当副总，他正筹建一家高科技公司，看上我搞技术出身，老实能干，

拼命地拉我下水，开出的条件很优厚，光工资就比原来多了6倍，还给配一部汽车。而且

不要求每年赚多少钱，要的是胆大心细，老实能干，要的是一个高科技名分，要的是在紧

要关头，能够替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我也禁不住诱惑，于是就答应了。

1981年，原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受邓小平邀请来华访问，开始致

力于美中经济交流合作。1988年，时任美国总统核心顾问，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美

中航运总裁的陈香梅女士，受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

邀请访华，陈香梅女士提出要开展美中之间航空货运合作，并委托手下的First Line 公

司和中方一起先搞一个中国货运现状考察，作为可行性计划的依据。由于对方是以私人公

司名义，为对等起见，陈慕华就委托中信公司具体承办这一考察工作。不知怎么，这项工

作最后竟落到我的头上，由我牵头，我问李总，为什么叫我来牵这个头，这和我的业务专

长相去甚远。李总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项目事关重大，收益颇丰，由于牵扯到

对外经贸部和中信两大集团，以外经贸委名义，又要由中信负责，还涉及到中美双方的高

层，如果各方面关系万一处理不好，后患无穷。做得好，名归外经委，做不好，责任全在

中信。经贸委那帮家伙可不好惹，他们人人都有靠山，除了他的顶头上司，连处长、局长

都不尿，很难拿捏得住。又牵扯到和老外打交道，以及最终总结报告，要个胆大心细，又

有能力，又有资历，又懂英文的领头人，不叫你叫谁。

最终确定：中信三人（我和深圳机场货运主任，以及一个速记员），对外经贸部两人

（负责和各省市经贸委联系，组织安排座谈会，另一个人负责所有后勤保障工作），

美方两人，一个是略懂中文的纯粹老美项目经理，还有一个美方翻译（一位香港的速记员）

，总共7个人。经过谈判，经中信和对外经贸部批准签署了

”合作考察协议书“，协议书规定，考察组以对外经贸委名义派出，具体由我代表中信来领导

这个考察组。选定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武汉等六个城市，由各省市经贸委和

运输局组织安排，每个城市组织4场货运现状和规划发展座谈会（每个座谈会以3-4小时为

限），分别包括航空，水运，公路和铁路货运现状，要求要有充足数据，关于相关数据的

对外保密界限，由各省市经贸委和外办自己权衡掌握。座谈会中，美方做中文和英文两种

记录，中方只做中文记录，会后整理出一份中文总结报告，连同双方的三份记录稿（两份

中文，一份英文）报送外经贸委审查批准后，将全部文件复印件提交给美方，文件最终所

有权归美方所有，美方支付给中方xx万美元。

6个城市总共花了8个星期， 最后由我主笔，又花了两个星期做总结报告。前后用了两个

多月时间，白天开会，晚上整理记录，很是辛苦。我别的懂得不多，但是本项目涉及许多

经济数据，还有美方在场，其中利害关系还是知道的，千万马虎不得，因此我坚持，在每

次座谈会之后，要求各省市经贸委的主持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说明：本次会议内容和数据

都已经过保密审查通过。上面把这么重大任务（其实跟我的业务专长根本没什么关系）交

给我，也是看中我胆大心细。最终总结报告，我坚持必须由外经委外事办负责人修改后签

字认可，由于文件所有权归美方，按道理是不允许复印的，但为了留个心眼，我还是偷偷

复印了一份（包括外办签字）留下来。

项目顺利完成后，公司破格奖励给我2000美元，放了我一个月的假。

“六四”成为我决心出国的推手，我不怕生活艰苦，我也不怕工作劳累，我最无法容忍的

是，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事物的真相，只有别人想让我知道的东西，我才能知道，我只能按

照别人要求我的想法去思考问题，我也只能按照别人要求我的行为来做任何事情。当时我

前一次出国合作的美国公司，正在筹备成立“亚太部”，只要我们同意，他们会预先办好

赴美工作签证，以后家属可以跟随去美国，这个条件实在太优惠了。

这期间，我已经离开中信那家公司，准备出国了。大约一年后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

电话，对方声称是市安全局的，请我到市局谈话。我按约定时间到达，接待我的人开始倒

还算客气，说是向我了解核实一些有关“李某”的情况。后来，直接问我是否领导和参与

了一项由“李某”负责的与美国“First Line”公司的考察合作项目，果然是为了这事，

于是我如实讲述了我所知道的整个项目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对方说，李某涉嫌“泄漏国

家情报”，已经在市国安局立案侦查了。要我协助调查。并且反复强调，此案不关我的事

，只要我能提供证据，说明此考察项目包含大量国家经济情报，提供给了美国情报机构，

实属“泄漏国家机密”就可以了。这点儿小伎俩，就想唬弄住我了，只要我一旦承认泄密

，那我就是“泄漏国家情报”的直接参与者了。我声明，我只能提供相关事实和证据，至

于是否涉嫌“泄漏国家情报”，也不是我说了就算数或不算数的。最后约好两周后再见面。

回来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快见到李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不知李总

的下落。我只好去咨询一个过去的朋友，他曾是国家安全部派到香港的工作人员。据他分

析说，“你们李总很可能卷入一场高层权斗或者一桩巨大的利益冲突之中，你的麻烦可能

不小，否则对手也不会找安全部门插手介入。市安全局根本不受国家安全部管辖，他们不

少人就是京城各路权贵的御用工具，他们也乐于寻找和背靠这些权贵，为他们铲除异己，

捞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效劳。“泄漏国家情报”罪，根本就没有什么严格的法律界定，说

你有罪，你就有罪。只要后台硬，大不了先把你灭掉，“畏罪自杀”，有口难辩，至于你

有没有罪，已经根本无足轻重了。

两周以后，我把一份详细的材料，证明该项目是国家对外经贸委立项的，具体到美国

First Line公司是否是美国情报机构，应由国家对外经贸委和国家情报机关事先掌握。我

把合同复印件，各省市经贸委外事办在考察记录上的签字，以及最终总结报告上对外经贸

委外事办负责人的签字“数据来自公开发行资料，不属于国家秘密经济情报”证明等，汇

集成册，提交给市安全局人员。此后几个月，倒也未见进一步的骚扰，但是头顶上一直悬

着一把可能随时会砍下来的剑。

如果说“六四”只是一个导火索的话，那么此次遭遇，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此我已经下定决心，尽管我已经有了高薪稳定的工作，我太太也在新的公司被提拔

为付处长，还刚分到一套北京二环路上处级待遇的三室一厅的新住房，但是“人生要拼搏，就得舍得砸

烂坛坛罐罐”，于是什么金钱地位前途房子，毫不犹豫地抛弃一切，以四、五十岁的“高龄

”，跟在一批二三十岁的留学生们屁股后面，前往美国，开始从新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