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个令人悲伤的春节(春节征文）

    难忘那个令人悲伤的春节(春节征文）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出国以前，每年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出差在外，出国以后，则跑遍了全世界。但是每年的这一天­——春节，无论我是瓢泊在地球的哪一端，我都要千方百计设法回到北京，去和母亲团聚。它永远是我一年中最渴望的日子。

    二零零三年二月一日，对地球人来说，是再平凡不过的一天了。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一天是特殊的一天，因为它是2003年中国春节,十几亿中国人，背井离乡，艰辛劳做360天，最期盼的就是这一天，能和家人共团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一年的这一天也是特殊的一天，因为这一天上午， 我和家人与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以及世界数十亿的人们都围坐在电视机旁，兴奋地观看史无前例的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重返地球的电视现场直播，正当人们欢呼跳跃着全神贯注地紧盯着重返大气层的航天飞机，进入地球轨道时，突然一场震惊世界的意外灾难发生了，哥伦比亚号表面的一块隔热片突然脱落，航天飞机顿时变成了一团大火球，瞬间灰飞湮灭，兴高采烈的人们目睹了一场意外的大空难，七名宇航员无一生还。电视中反复播放着7名宇航员10天以前，微笑着挥手向亲人告别的画面，他们应该很清楚宇宙飞行的风险，也许这就是永别了。但是他们毫不畏惧，一无反顾地踏入飞行舱，其中还有两名女教师。没想到意外还是发生了，举国美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对于我来说，这一年的这一天更是难忘的一天。

    以往，无论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春节都要回北京和母亲一起度过，一起吃年夜饭，一边瞥两眼兴趣聊聊的春晚，一边兴致勃勃地陪母亲打麻将。 看着母亲一年年苍老疲惫的身影，甚至兴奋愉快的眼神，都越来越不忍，虽然无需她亲自动手，但每一道菜，她都要过目，品尝，给每一个儿孙的礼物，她都要亲自挑选，确认。加上几十口子的吃喝拉撒，十几个孙辈的兴奋打闹，欢笑跳叫，对一个八十多岁，疾病缠身的老人，操心兴奋过度，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一年，我们一家决定避开春节，预订了二月六号回国的机票。中国的年三十，在电话里得知，正值我舅舅一家来京看望母亲，照例吃过年夜饭正在打麻将，我们在电话里轮流祝母亲和奶奶春节愉快，身体健康，过几天就回京看望老人家。母亲依旧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也就放心了。

    哪知第二天（二月一号）早晨，突然接到北京电话，母亲突发心脏病，二月一日凌晨（北京时间）医生发出病危通知，告诉我弟弟，因为病患大面积心肌梗塞，医院只能再尽力维持病人生命12小时，能通知到的家属，立刻赶来还能见上最后一面。弟弟告诉我，母亲临终前，曾偶尔短暂地恢复一些意识，自知在劫难逃，叮嘱我弟弟，说你二哥刚做完手术，又距离遥远，先不要告诉他。母亲自己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还在惦记我的身体。

    母亲对于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由于国家和家庭的变故，母亲虽然生了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只有我是她亲手喂养大的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大哥生于1941年，二哥生于1943年，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我父亲工作繁忙，经常彻夜开会，或者一去部队基层就是几个月。我母亲又要日夜在电台值班，根本没有任何可能自己带孩子，于是两个哥哥先后都寄养在陕北当地老乡家里了。妈妈告诉过我，在撤离延安前夕，她曾和同事贾伯伯夫妇一起去探望并和我大哥告别，见到我大哥瘦成一把骨头，4岁的孩子了，还站不直，走不稳，连妈妈也不会叫，每天就是在地上爬来爬去，从场院土喀喇堆里，扒拉出20几粒黑豆，老乡家会把黑豆磨成粉，这就是大哥一天的口粮。老乡们自己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临别前，妈妈禁不住泪如雨下，连贾伯伯夫妇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悄悄把我大哥给抱了回来了，跟我妈说，他们夫妻50 多岁了，也没孩子，由他们夫妻俩替我妈抚养大哥，其实，他们夫妻俩也要在电台昼夜值班。（直到全国解放以后，贾伯伯夫妻执意一定要把我大哥送还给我父母，他们自己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儿陪伴， 此是后话，以后我大哥也是几乎每年假期都要到济南去探望贾伯伯一家，贾伯伯是从1931年起就一直和我父亲在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一直活到99岁）1946年我出生以后，我妈妈下决心，两个大儿子都不得不送给别人了，这次说什么也要自己带，死也要死在一起，刚好赶上好时机，抗战已经胜利了，当时和国民党打一场胜仗，就可以缴获许多物资，特别是美国奶粉，就分配给待哺乳的孩子们，因此我妈常对我说，我大哥是吃陕北黑豆长大的，我二哥是吃山西黑麦长大的，只有我是吃美国奶粉长大的（冥冥之中，是否注定我是一定要到美国来“回报”的。）。虽然母亲从来没有说过，或是表现出对我的的偏爱，但是我心里很明白，她是最喜欢我的，尽管我在几个兄弟中小时侯挨打挨得最多。主要是因为其他几个兄弟基本都属于乖宝宝型的，从不惹麻烦，而唯独我是那种专爱调皮捣蛋，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    

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5岁那年，妈妈自从1936年离家，十五年后带着我第一次回老家，记得是在阜阳下火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乘坐一辆牛车，在山间小路上慢慢颠簸，我清楚地记得，我躺在牛车上，仰望星空，一遍一遍不停地问妈妈：“为什么月亮老是跟着我们一起走？为什么我们翻过山，月亮也翻过山，我们刚一过河，月亮也过了河？”妈妈看怎么也跟我说不清，就回答：“什么时候月亮不跟着我们这走了，我们就到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路，胡思乱想好一阵，听着支呀吱呀的牛车声，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文革十年间，在铁道部通信处门口，无论是刮风下雪，还是烈日当头，常年累月可以看到一个满头白发，弯腰弓背的老太太在扫大街，她就是我的母亲，她被造反派戴上反革命特嫌的帽子，逼迫她承认是国民党派到延安革命队伍中的内奸，是用电台通敌的特务分子。我妈妈坚持说在延安社会部的所有反谍报工作，都有领导安排和组织鉴定，是有据可查的。她也告诫我们：如果有一天造反派说我畏罪自杀了，不要相信，那我一定是被害死的。哪怕再饥寒交迫，严刑拷打，我也一定要活到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为自己，为家人，也为孩子们留下一个清白。1967年春节，我和弟弟妹妹去“牛棚”探望母亲，偷偷带去了5个煮好的饺子，最后还是被看守发现，被扔出窗外。

最是伤心辞别日。1964年，我考上了哈尔滨军工学院，17岁的我将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北京，离开家，离开父母，独自面对新的生活。由于之前拒接参加高考的风波，我和中学学校以及家里关系搞得很僵，这次离家我几乎没有通知任何人。我不想让任何人去车站送我，我也无法承受歧路共沾巾的场面，正好，学校通知，8月23日所有北京的哈军工新生，早8点在军工驻京联络处（即陈赓院长以前在北京的旧宅）集合，一起到北京站乘火车去哈尔滨。具体车次和开车时间我也没有告诉家人。由于上的是军队学校，属于现役军人，学校通知，只带上一身衣服和路上的少量零用钱，其他什么都不用带。23日一早，我就提上一个手提包，独自出门，在联络处，五系系主任戴其鄂和一系政委沙克将军主持迎新仪式，致辞后，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和生活用品。在火车站等车时，我正在浏览军工接待站的宣传布告。忽然，见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看，仔细一瞧原来是我妈妈。她终于还是一定要来车站亲自送我了。我想她也一定看见我了，只是装作没见到。我当时就泪如雨下，真想扑上去抱着妈妈大哭一场，只是周围的人都是欢欢喜喜地送子女上大学去，我也不好过分失态，因此也就没有做声。

    再一次，就是1981年，我父亲刚去世不久，我要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全家人到机场为我送行，母亲只是远远盯着我看。一切尽在不言中。当时，我大哥还在越南打仗，二哥在郑州老家，我大弟弟在南斯拉夫，二弟弟在西藏正和印度打仗，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整整花了两个星期，才翻山越岭从中印边界赶回来，差一点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小弟弟当时还在深圳。我又要远赴美国，六个儿子都远走他乡了。年介60的母亲该是一种什么心情。

最后一次是1991 年，当我要离开故乡和亲人，被连根拔起，远走大洋彼岸时，（单位要求要把档案拿走，住房交回，人事除名）是母亲的一句话坚定了我的信心，“窝在我身边干什么，天高任鸟飞，你能飞多远就飞多远，不要顾虑我。”我要先出去闯一番，扎下根，然后再把老婆孩子接过去。这回不孝之子，真是要远赴天边了。“再见吧， 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后来，母亲以七，八十岁高龄，两次到美国来，每次都是兴致勃勃，探望儿孙，美东美西游个遍，我也总算尽了一点儿做儿女的孝心。  

无论对于一个家庭，家族，还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其他任何“伟大”都是一时一事的，哪怕你是四个伟大，还是八个伟大，只有母亲的伟大才是世世代代永恒的。

只是对于我来说，没有了母亲的家，已经不成其为家，没有了母亲的春节，也再不成其为春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