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六四镇压，中国也许早已实现了新闻自由 － 加新闻工作讲座在国内因六四被取消的 . ...

这件事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遗憾。88年我在多伦多参加一个中加管理培训项目的学习，期间被派往加拿大的国家电视台CBC学习制作电视节目。电视台专门为我们两个学员设计了培训教程，我的老师是位资深电视人，曾在美国PBS电视台工作过多年并获得过新闻界的奖项。有一次他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CBC电台的制片人。我们在饭桌上聊天甚欢，那时中国正在对外开放，她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问这问那。当时印象最深的英语单词是“process”一词，因为她总是要问这件事的process是什么，那件事的process是什么，后来才知process是西方人最喜欢的一个词，他们对一件事最重视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process。

这餐饭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也无话不谈，并不觉得有文化障碍，心想心灵可以沟通的人之间哪有文化差异呢。当时我的事业理想是做培训项目，担当东西文化的交流使者，致力推动改善社会的工作。我面对在加拿大接触到的（对我来说）新鲜的新闻理念，当然免不了想要跟国内的同胞分享我的收获。所以我就跟她策划起了去中国做新闻培训讲座的计划。她那边得到了CBC的支持。待我秋天“学成”回国后，就与当地省级电视台联系，商谈这个计划。电视台也很兴奋，因为在那时国外的新闻理念和实践的资讯国内很少，这样的面对面交流也从没有进行过。所以，电视台高兴地应允下来，并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定下了三天的讲座日程，当然为讲座做翻译的就是我，讲座结束后就安排她去国内名山黄山和兵马俑旅游，当然我也会跟随电视台陪同人员一起陪她游玩。当时她很高兴，已经拟定了去几个市级电视台的讲座内容，也很盼望着随后我们一路的旅游。日子很快拟定为1989年的6月初（记不清几号了）。

她在五月下旬来到北京，就被当时群情振奋的反贪污要自由的政治浪潮感染，但是她非常小心不去接触人以免别人遭到当局怀疑。但是为安全期间，她没有进行任何采访活动，只等着这次专门安排的新闻业务交流活动。可是，那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关头，因为大批学生都要搭火车来北京参加游行，所以，当局已经命令多趟火车停开，火车票奇缺难买。她每天在焦虑中发愁车票的事。我在此时从家乡去电北京，也很焦虑，因为一切事项都已安排好，她如果来不了怎么办。她终于在一个教授的帮助下订到了火车票。五月底逼近，许多传言说北京党内有激烈的权力斗争；但是媒体有军方表态说不会向学生开枪；学生已经很疲劳；市民向学生送水送食。朋友听从家人劝告致电加拿大大使馆，大使馆说一切正常，没有问题。她虽心神不定，但是还是准备来我家乡。

可是此时我这边却发生了变化。政治空气更加紧张，电视台认为此时搞这种新闻交流太危险，决定取消这次活动。任何外国新闻人员在中国都在被严密监视。中央电视台在给以了罕见的一天的新闻自由以后，接下来一切电视画面都被拉黑（实际是蓝色），只有类似严防动乱之类的空头口号整天对着你。我在先是焦急她不能如约前来，到如今又含泪劝她不要再来。（刚才跟她打电话核实当时的情况，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人家不愧为是搞新闻的，甚至记得我们两个舟子电话两头哭的事。）她说我在电话里说，如果她来了，我就会因为同外国记者接触的罪行而被捕，可见当时我的恐惧有多深）。

六月一日，CBC的朋友被迫黯然离开了中国，这场精心准备、热切期盼的中加新闻工作世纪交流就此流产。六月四日，d多少学生就在这场反官倒争自由的运动中倒在了血泊里。我非常遗憾此次活动的流产，本来这可以是一次中国新闻界学习国际水平的新闻实践的良好开端。自此，中国的新闻界再也没有机会同国际社会再次接轨。说再次接轨，是因为民国时期，中国的新闻业欣欣向荣，早就属于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