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 为什么生命的火焰总是在黑暗中闪光？

                                    随想： 为什么生命的火焰总是在黑暗中闪光？

最近读了Fast Company上新发表的一篇文章，<<Why Creativity Thrives In The Dark>>, 直译过来就是，为什么创造性在黑暗中繁盛。平心说来这是一个长期使人困惑不解之谜。

文章讲的是想象的翅膀总是喜欢在幽暗的环境中飛翔。 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当黑暗来临，脑子的某些部分就变的象通了电一样光明。美国女作家Toni Morrison 曾说过在黎明的时刻，万籁无声，一杯暖人的咖啡在手，见证大地由黑暗渡向光明，一刹那情感，想象，和思绪，象开了闸一样汹涌而来。她特别强调灵感不是由光明而生，它远在光明来到之前，就在那儿了。那似乎是说创造力滋生于黑暗，黑暗是孕育 Beautiful Mind 的土壤！难道说当夜色覆盖大地，掩藏在这黑丝绒般帐幕之下，屏心静气，能感到涌动在无际天河的浩瀚澎湃？侧耳细听，能听到来自深不见底的远古迴声？相关的文章声称，“the unconscious, the source of inspiration”，那就是，无意识 - 灵感的源泉。而早上人的思想最接近无意识状态。

这个发现包含着深深的哲学意义。本文的出发点并不是要探讨这个科学实验的结论本身对或错，而是它触发我内心思索良久的一个类似的命题， 一个相对普适而又空泛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时空中的黑暗代之以生活/社会/历史中的黑暗或者反动，文明的进步用个人/民族/国家的成功来表征， 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值得探讨的维度无限的世界。從形而上学的层面來引出這个问题，它就是：大成功常常不是在主观认为最有利的条件下产生，而是出自於完全不利於它的环境。那就是主观的愿望和客观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这似乎包含着不合常理的悖论。你所追求的往往不是你所要得到的，该来的常常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往往坏的事件成就着好的结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 此种情形，不胜枚举。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二，以爘读者。请允许我放开思想的缰绳，信马由缰，放开四蹄儿撒欢，在辽阔的原野上胡乱跑一气吧。

翻开厚重的历史，大家知道，欧洲大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禁锢般的残酷统治，使得文艺复兴的来势如浩荡的江河不可阻挡，压迫越久，越深，反抗越猛，越烈。长期的压抑使得愤怒和激情，像那火山下奔流的岩浆，白热化了。一旦它喷薄而出，高温高压下生成的是夺目璀璨的钻石，翡翠和玛瑙，流光溢彩的是生命燃烧的霞光，奔腾不息的是开天辟地的华章。评点一下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每一方面的巨变吧，不论是在艺术，文学，哲学，建筑学或是科学，政治，宗教各个领域，短短两三百年所带来的大幅度进步远远超过以前数千年的总和。历史地看，真还要拜中世纪的漫长黑暗所赐，尽管这艰难时世绝非是生活在其中的人所盼所要。正是这种难以忍耐的产前巨疼，催生了文艺复兴这个新生儿！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人类文明的审美方式，那就是，许多世代之后，法老的金字塔坟墓与孟姜女的长城成了无与伦比的宏大景观，地球上屈指可数的人类文明遗产！路易十四骄奢淫逸的卢浮宫，罗马皇帝血腥残暴的斗兽场，慈禧太后昏庸懑憨的紫禁城， 成了后世的人们凭吊过往的辉煌和欣赏艺术珍品的地方。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这就好像那河蚌如何接受了令其疼痛难忍的沙子，用毕生的精华去包容它，遮掩它，孕育了留给人类以美丽的珍珠。历史令人类忍受了痛苦，而留下了遗产。没有痛苦，就没有遗产。

另一个例子是犹太人的几千年无家无国。根据圣经，他们是神的选民。看看他们的遭遇吧。先是在埃及为奴四百年，然后从那儿出走，在旷野餐风露宿四十年，吃天上掉下的玛纳度日，靠游牧逐水草而生。如此的漂泊颠簸，为的是要去到神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方。每当我读圣经的这一段时，心里总在发问，迦南地实际上是一个地理上很贫瘠的地方啊。到处沟壑不平，干旱缺水，有些地方寸草不生，离想象的乐园似乎差得很远， 难道是他们走错了地方？或是神迁怒于他们的悖逆，放逐他们到另一个布满荆棘的地方？然后是在此立国，不断的纷争，战乱，分成南国北国，再就是被裹挟到遥远的巴比伦，国家都没了。罗马帝国统治，尼布甲尼撒奴役，周边外邦人入侵，屠戮，生命显得是那样的轻贱，像那野地的花，风中的芦苇，任由践踏，无人顾惜；维系一族传承的文化被肢解，被蹂躏；赖以依托的信仰被禁止，被扭曲。一个接一个的惩罚接踵而来， 最后国家被灭掉，整个民族被支离破碎，像空气中的一团尘埃，弥散在不可知的世界;又像天地间的一叶扁舟，驶向怒涛汹涌的大海。可以说，活在那些个时代的犹太人简直是一种熬煎，就像在硫磺火烧灼的炼狱中一般。这个民族流传下来的叙事歌谣听起来是那样忧伤，令人心碎。连他们的祷告听着就像一首首哭歌（可以听听在奥巴马第二任总统就职典礼上犹太祭司的祷告）。这个民族背负着太沉重，太悲伤的历史了。

从此，作为亡国奴和外来者的他们必须学会在陌生而又充满猜疑和敌视的环境中生活。他们必须时刻警醒，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他们不能须暇懈怠，不然就会像垃圾一样被无情离弃。他们必须付出数倍于他人的努力去学习，专精于各个不同的领域，迎接不可预知的挑战。他们必须学会怎样在一个不利于生存的境况下变压力为动力，挑战自身的意志和毅力（想想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吧。难道不是在经历一个同样至少相似的历程吗？）。几千年下来，他们颠沛流离，浪迹天涯，去适应地球的每一片土地，融合到世界的每一个社会，从事每一个层次的职业，进而顽强生存了下来。这种抛弃，打碎，揉搓，重塑，再冶炼，铸造，那真是千磨万击还坚劲，吹净黄沙始到金。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民族，以整个世界为舞台，打不垮，压不弯，杀不尽的奇特的族群。原来跟我们一样的一块块顽石，被点化成了精金。这个民族出产了太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且不说爱因斯坦开辟了人类认识的另一重天地，马克思这个有点精灵古怪的思想巨匠有何尝不是左右了上百年世界潮流的走向？如果我告诉你位高权重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连续三届主席格林斯潘，白南克，和叶林全部是犹太人，这不令人有点吃惊吗？即便与上述巨人有云泥之隔的旺达。沙宣（Vidal Sassoon ），一个来自于伦敦贫穷东区的“香波童”，从十四岁就开始给人洗头，从而成长为一个著名发型设计师，一个风靡世界的时尚大师，其一生不也是演绎了一出由卑微到伟大的传奇？这一切难道不是神最初拣选他们的本意？这整个世界不就是他们得神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方？ 我等与之还有可比性？神真是看顾他们。

凡此种种，使人提出一系列看起来很荒诞的问题。 为什么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大多来自最贫瘠的温床；最磅礴的大戏通常开始于无声的序幕；最绚丽的华章竟是由最简单的音符构成。最艳丽的鮮花总是開在最腐烂的地方，最尊贵的草药总是長在悬崖陡壁，人跡罕至之处；就像那无比光明的朝阳总是经历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后才喷薄而出。为什么大困局导致大结局，天下大乱导致天下大治。有生于无，无中生有。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极致的好离极致的差就隔一层薄薄的纸。顾城的一句著名的诗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似乎在讲同样的道理。漫漫长夜让生灵涂炭。压抑，绝望，愤怒，使人奋起，使人激发，催人破壁。一但人们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它因漆黑而深不可测，变得警醒而明擦秋毫。任何一丝来自远方破晓的微光都不能逃过这目光。困顿是奋起的前戏，幻灭是希望的催生婆。

最近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5 Beloved Scientists who were Actually Bullies>>。讲的是当年大发明家爱迪生怎么与刚到新大陆不久的移民特斯拉（Tesla,目前在加州很火的全电动汽车就是以他命名的)打赌， 如果特斯拉能够交流发电并证明它优于爱迪生极力推进的直流发电，那么他将提供奖金$50,000(相当于现在的$1,000,000)。半年后，当特斯拉带着他的成功发明来见爱迪生时，后者戏谑地调侃道，“如果你在这里呆得更长一些的话，你将会欣赏我们美国人讲话的幽默了”。特斯拉愤怒地离开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当乔治。西屋 （George Westinghouse,有名的西屋科学奖就是以其命名）购买了特斯拉的专利，交流电的商业应用迅速得到推广。这无疑是对爱迪生投资的低压直流发电一个沉重的打击。爱迪生变得疯狂了。他发起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舆论攻击。他要证明高压交流电对人体非常危险，并在公众场合用交流电去电死猫，狗，马，甚至大象。为此他得到一个“Animal Torturer” 的恶名。更有甚者，纽约州雇佣他公司的雇员制造了世界上第一部行刑电椅。当然，那一定是用交流电了。电椅的第一次使用时在1890年。第一次17秒长的电击没有电死犯人；然后又等待发电机重新发电并升高电压。在等待期间，犯人痛苦万分。第二次的电击终于以八分钟恐怖的经历结束了犯人的生命。西屋不无厌恶地说，“这总比用斧头来的好”。当然大家都知道最后谁胜谁负了。爱迪生的各种各样的刁难和阻拦不仅没有把交流电工业搞垮。相反交流电以便于高电压远距离输送，使用方便和价廉物美而得到广泛的应用。其安全性通过变压器变到低压再进入家庭而得到了保障。

文章也讲到另一个影响IT时代的大事件。好些人知道肖克莱是一个物理学家。由于参与发明半导体成为Nobel奖获得者。也正是他把半导体硅带到了硅谷。历史似乎应该浓墨重彩给他大书一笔。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啦？无容置疑，肖克莱是一个天资聪颖, 跨越学术和管理两界的干才，但是他也以偏激，狭隘，嫉妒，和不见容于人而臭名昭彰。他最初工作于贝尔实验室并领导一个半导体研发小组。他们认为这种材料能够取代庞大低效的电子真空元件。当他的两个同事巴丁和布拉登在1947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晶体管，他愤怒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不在实验室的专利申请书上。妥协的结果是作为小组的头，他的名字被攜刻在半导体物理的里程碑上。尽管布拉登不无讽刺地嘲笑一张三人一起，肖克莱居中的历史性照片，“这标志着肖克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插手晶体管”，随后好些年，他仍然得到发明者的credit。1956 年，他在Palo Alto 成立了一家半导体公司。同年获得Nobel奖。他的公司雇佣了一组很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很快他变得不可理喻：动辄炒他人鱿鱼；罚博士到低端生产线上蹲坑。他的公司变得摇摇欲坠；不能容忍他的歇斯底里，其研发组的所有八个成员（”traitorous eight”）一起辞职，并创立了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先是仙童公司(Fairchild)继而英特尔（Intel) 公司。这些初创的公司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成百上千倍地把集成度提升（Moore’s Law）。想像如果肖克莱不是如此的不可理喻和刁钻古怪，我们今天还会有这样富有创造性的公司吗？

由此可见，能仅仅把苦难看成是苦难，屈辱就是屈辱？灭顶之灾就是灭顶之灾吗？难道它不是契机？不是动力？不是灰烬中的凤凰？不是鸭怒藏布江的大拐弯吗？

再考虑一个例子. 这次我们将城市地理学考虑进来， 也很有意思。有人发现西雅图纬度高，冬天阴湿寒冷，一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昼短夜长，人们常住在那儿，与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相比，芯寒香冷的漫漫长夜很无奈也很无趣。波士顿也有相似的地理环境。曾有人专门写文章对比旧金山与波士顿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很不相同。后者漫长寒冷的冬季，港湾狭窄并且风大浪急，似乎与Silicon Valley 四季如春，阳光灿烂的得天独厚大相径庭。可这两地方恰恰都是科技人文商业发达之处。从微软，亚马逊，到Costco, 星巴克，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发祥地，波士顿高科技走廊，哈佛,麻省，应有尽有。人们猜测，住在那儿的人们冬天不方便到处乱跑，近距離可利用的资源不多。百无聊赖之下，那就是做学问，搞发明，抠概念，写代码的好时光了。你說這是不是坏事变好事？這可不是我发现的，已经有人早就观察並总結出來啦。

你再翻翻书本看看， 在夏威夷，在佛罗里达，多好的海水，多好的沙滩，明媚的阳光，如画的美景，如此的大好河山，可曾听闻有几多著名的公司企业生于斯，长于斯, 这儿的大专院校，可曾在科学技术方面独領风骚？以前我也想过为什么资本家，教育家， 社会贤达不去佛罗里达开办高科技公司和Ivy Leagues。在那里你理应能招到最好的工程師为你工作，留得住最优秀的科学家做出杰出的研究。大伙儿上班观海，下班航海，午休時间还晒晒太阳，趟趟海水，傍晚看紅霞满天，夜來听潮漲潮落。一杯Margarita不离手，间或脖子上挂个大花环，过无忧无虑的人生，然后写一些经久耐用的程序，不像CGI为ObamaCare写的那样的垃圾网站，动不动就crash。让老板花不完钱，让雇员钱不够花，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稍微來点灵感，直接就在遮阳伞下把伟大的发现写在餐巾紙上了，就像当年爱因斯坦做的一样。不定每年十月初炸药獎颁佈人半夜就給你打电话來了。但事实是佛州直到現在仍然是退休老人們的天堂，而不是年轻人的战场，甚至沒見多少哪怕是高科技IT码工日日住扎在那兒冲浪。

再继续往小处看。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身边周围的例子加以证明。从个人的经历出发，这世上的事也似乎总是朝着人们指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人吧，你说吃饱了饭，应该是更精神，更有能量去做更多的工作。但不知你有沒有这样的体会， 午饭一吃饱，磕睡就来了。身体软绵绵的，再也不想做事。當你去大中华超市，急火火地到裡面的餐館先把肚子填飽，吃得脑满肠肥，滿嘴都是油。 我敢保证，那天你会看不起很多东西，這也不用买，那也不需要了。你会节約很多开銷。

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吧，刚来美国那时，一身有使不完的劲，一天十几小时连轴转，教室，实验室，寝室三点一线，偶尔还去餐馆打打工。那时不知道未来，就只有把握住当前。 那个累呀，也只有用洋插队比喻才有点儿贴切。夜深人静之时，唯有那思想深处一闪一闪的对未来的憧憬，才能使得人一消疲劳，安然入睡。那时的人就像那整天拉磨磨面的驴，两眼时不时瞪着吊在前面的胡萝卜，虽然吃不着，看一眼也就够了，这日子一天天也就过来了。还精气神一样不拉下。说的好听一点，那不过就是有追求罢了。及至学位拿了，绿卡办了，工作有了，房子买了，孩子生了，唐而皇之过上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了，那追求也就基本上到位了，那“后来”似乎就没有后来了。到头来这血压高了，头发稀了，身子胖了，脸肿胀了，你不认识你的发小，你的发小也把你当着路人了。这日子反倒不像过得如此这般地有味道了。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贱，有点欠抽。

你說這孩子吧。想當年爹媽作為第一代移民，来到美利坚，併手睇足，缩食节衣，夙夜不息地劳作，为的就是要给第二代打下不再受苦，不再像父母那样艰辛的基础。到如今，这房子有了，车有了，钢琴也买了，小提琴也有了，iphone,ipad,xbox，任天堂 3DS 一应俱全。从精神到物质，一天维生素A-Z全谱补充，就像那温室养的大棚蔬菜，氮磷钾一齐上了。养尊处优，一个个小白胖子出来了，前进的动力却没有了。一切都习以为常，按部就班罢了。绝路寻求生存的能力被父母生生地剥夺了。你可能会说别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家有女初长成，小萝莉蜂腰削背，芭蕾舞尖尖角，一水儿的亮丽，小正太玉树临风，狼腰猿背，哪像你说的如此不堪。但我仍要说，他们是精神上的小白胖子。大家都心知肚明，除了父母心动，孩子行动之外，有多少是我们所想要得到的呢？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历史只不过是在各种层面不停地重复罢了。58年大跃进最初办大食堂，封了每家每户的炉灶，说是要免除工余的家务负担，一心一意上好班.让共产主义小试牛刀，按需分配。大家尽管吃，不够再添。众人皆鼓腹而歌。酒足饭饱后理应有更多的时间在田里做锦绣文章，种铁杆庄稼。可结果怎么样呢？据说，那一年很多地方庄稼长势特别地好，可人们不再想下地，任凭成熟的粮食烂在地里，也不愿意蠕动一下因饱食终日而心满意足带来的慵懒肢体。仓廪不实导致来年的大饥荒，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其凄惨程度，在经历过这一浩劫的人们心灵里烙下很深的恐惧。

犹太人似乎懂得其中的道理。每个安息日从日出到日落禁食。让你保持饥饿的感觉。让人能清心寡欲，随思绪飘然物外，静静地想想问题。还有时不时自愿的fasting(禁食祷告），意在使人不至困盹。其实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点饥饿感，有点危机感，有点挫折感，跌上一跤，碰一碰壁，为生存发发愁，就不再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记得八十年代一个经济管理学者讲的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日本渔船在远海捕捉一种尊贵的鱼。发愁的是这种鱼被放养在船舱的水里几天以后回到港口都死光了。其价值大打折扣。后来人们想了一个办法来让鱼儿存活：每个舱里放上几条凶猛的尖齿鱼。其结果是那些尊贵的鱼不再昏昏欲睡，而是不停地逃串，疲于奔命，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激素，使他们不再想死。 结果到了餐厅的厨房，还活蹦乱跳呢。这个故事还真有点发人深省那。

贝多芬是一个两耳失聪的人，这苦难对一个作曲家来说是何其无望，可他硬是谱出了传世的绝响。一位诗人曾写下这样感人肺腑的悼词: ＂一位音的最后大诗圣, 高贵的音的艺术之媒人、前辈大师不朽的光荣的继承人, 亨德尔、巴赫、海顿、莫扎特的伟大艺术的扩大者, 如今已结束了他那历尽沧桑的一生．我們泪下沾襟, 如断了琴弦, 伫立在那行將消失的他的歌声前面。” 米开朗琪罗一生清苦至极，充满了压抑和令人窒息的难耐，日复一日历经四年硬是勾画出了西斯廷教堂穹顶上的《创世纪》这样的不朽画作。文艺复兴的巨匠们， 举凡达芬奇，拉菲尔，或者是但丁，无一不是生活在中世纪黑暗的时代。在那长夜难明，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成就了他们的大事业。

人说愤怒出诗人，板荡识忠良，国难出英雄。屈原面临国破家亡，才有天问，才有九歌。其愤而投江，才使其忧国忧民之情以端午节纪念他而流传至今；杜甫接庐草堂，生于忧患，历经安史之乱，才有”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倶欢颜”的悲天怜人；岳飞所处的时代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奸臣当道，才有武穆怒发冲冠，仰天长啸，精忠报国，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气。小到我们这等凡夫俗子，升斗小民，不是那擎天搏玉柱，架海紫金梁，不能治国平天下，能养儿齐家就不错了。平日里窄缝里求生存，为五斗米也不得不折腰，为一点蝇头小利也能大打出手，争斗不已。可当民族存亡危急之时，不也一样既出汪精卫，也出《大宅门》里以死相拚的三爷，也能唱出《九。一八》，全国上下来救亡，不想当亡国奴吗？

以上所说，似乎显得有点像鼓励受虐倾向， 好像一个人你给他安逸他不要，却偏要去苦中寻找乐趣， 寻找出路；摆着阳关道不走，独木桥上似乎行得更精彩；人真的是非常奇怪的动物。据说每一次痛苦加身的时候，人如能盘涅，就是能再生的话，那么你的能力那就会大大的加添。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曾说过，每次他进入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求解一个无解的难题，或开创一个新的理论时，都似乎在经历无尽的苦难，翻越不能翻越的大山，忍受不能忍受的熬煎。此时只有一个信念在他的心里，那就是，当苦难历尽，后面隐藏着的就是大知识，就是大彻大悟，那当然就是大收获了。

在汉文学的成语里，我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失败是成功之母，有生于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种瓜得豆， 富不过三代，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真理和缪误只隔了一层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 都讲的是一个道理。这是一种哲学，一种理念，一种困苦时的宽怀和释然 也是一种警醒。 我们要牢记，牢记啊。

扯远了。总而言之，苦难是一个谁都不想要的东西。我们活在世上的一切活动，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减少，阻挡，或者推迟它的到来。然而，我们不能颠覆过去，也不能预知未来。甚至不能把握现在。事实是，不论人喜欢与否，苦难就像那无孔不入的空气，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不得不吸纳它，接收它。也像那月亮作为太阳的映像，苦难与人类历史，与我们的短短一生总是如影随形。甚至宗教里那至高无上的神，宇宙的主宰，不也一样降临苦难来磨练人的心志，让他们归向于祂吗? 要知道，人们不总是祈求一个慈爱的神来保佑他们远离灾难吗？为什么神要这样行祂的大能？ 难道这里面不包含远超出痛苦本身的意义吗？举一个例子 - 大家都知道，种牛痘是把少量牛痘病毒注射到人体，让人体高度警惕，获得锻炼，产生抗体，从而具有抵抗天花病毒的侵袭。这难道不是对经历苦难一个好的拴释吗？

问题是当苦难来了，应以何种态度，何种精神来对待它？这永远是一个不灭的话题。不论从宗教的安抚，或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都是值得大大的探索的。我们能够通过掩面而背对黑暗和苦难吗？或者说采取激烈的手段去反抗不可抗拒的命运？历史似乎展示了两方面的结果。聪明的人似乎总是顺势而为。态度和洞察力决定一切。智慧书《塔木德》告诉人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人说金钱是最重要的。可这书告诉我们，时间是最重要的：因为金钱固然重要但可以向人借，而时间过了将不复返。因此，投资时间比投资金钱来得更为重要。在哪个时候做哪样事情，审时度势，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几乎瘫痪了中国的整个教育科学体系。当这场浩劫结束之后，几乎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科研机构都经历过春风吹又生的时期。人们发现，从那灰烬中冒出的新苗几乎都是有远见卓识的人。正是他们，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方励之教授是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但他早期是工作在粒子物理领域。在他顶上，还有很多已成名的大家。充其量，在那个领域可以称为一个新锐。文革中跟其他人一样，他被下放到农村做幸苦的体力劳动，经历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层熬煎。如果说不痛苦，那绝对是假话。然而真正奠定他在天体物理大家地位的是，他能花上经年的时间，没有教学，没有应景的科研，没有职称评定，没有分房排队，没有院士竞争，心无旁鹜，一门心思，不为考试，把朗道的理论物理教程和温伯格的《引力和宇宙论》真正地，不带功利地，研读了N遍。这使得他的水平和起点，他的见识脱颖而出，异于常人。另一个令人非常遵崇的教授，五十年代北大研究生毕业被送到大西北一所大学监督使用。如果是其他人，也可能就此沉沦下去，一生平淡无奇。然而据他的学生说，此公不独钢琴很好，乒乓球更是厉害。曾带领学校队和省队打成平手。此外还是省围棋冠军，是围棋业余五段。另外，当年足球排球水平也很高。他的本行是量子力学。几十年的浸淫，据说是国内的量子力学最好的三个人之一。不独自己的本行搞得精深博大，也能触类旁通，举凡几乎物理学的每一个分支，他都有涉猎。对物理上任何一门学科都很精通。一不高兴，认为教数学的老师水平不够，直接把人家的高等数学和数学物理方法接管了，自己边学边教。此人就是一天纵奇才。他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讲过他钻研学问的方法。他说在很久以前，自己对于量子力学也是不算好的，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人们批斗他，让他扶锄而站，面壁思过。他就想： “你们可以限制我的双手，但是不能限制我的头脑。” 他就是在人们的批斗声中，深入地思考了量子力学，从而达到对于量子力学的深入理解的。据说文革中，无课可教，就跑回上海。当时上海很乱，唯有上海图书馆空荡荡的，他就在这几年里，博览了上海图书馆关于物理方面的几乎所有书籍。他就是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的物理水平提高到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数学家张益唐，几十年如一日，在人生探底的困境中，仍能边卖subway，边做学问。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其人生的大起大落，令人叹为观止。

由此可见，成就他们的，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也不是荣耀，而是苦难！正所谓苦难生老练，老练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苦难使人谦恭，使人自觉卑微，变得不怕劳作，愿意牺牲自己，像那普罗米修斯一样，去偷来天火，给世界带来光明。这也再一次证明，人和人的能力和绩效，在日常的工作中其实没有很明显的差别。也不会由此而分出高下；真正的差距来自于工作之外的持之以恒，也就是你怎么使用了你的额外时间。那是你的心之所向，倾尽全力所要达成的目标。

一句话，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只要还没有被降临的困苦压倒，我们总是要点燃希望的灯火，让这希望在黑暗中永不熄灭，而且还要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