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贺卡

从三张贺卡看一个人升迁后的变化。  

        闲时清理杂物，发现一包保存了十几年的亲朋好友的贺卡。我信手按人头分类整理，其中，甘为牛的三张贺卡勾起了我的几段记忆。

      第一张贺卡非常精致，从工整的字体和溢美的贺词，可以想象出寄卡人当时谦恭的神态。落款是：晚生甘为牛敬上，于1993年岁末。

      这是他寄给我的第一张贺卡。那年，我们研究会举办报刊主编培训班，我去他们报社邀请当时的总编辑傅庄为培训班授课，没成想他出差了。就在我走出报社大楼时，碰上了刚提升为新闻部副主任的甘为牛。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非拉我去新闻部坐坐。在此之前，我们只是在一两次会上见过，彼此并不熟悉。当他了解了我的来意之后，爽快地拍着胸脯说：“老师您的事就是我的事，等傅总编出差回来我转告他。凭着您和傅总编的关系，没问题，您放心吧。”他看了看培训班的授课课题安排，连声说好，赞道：“授课老师的层次相当高啊。”我说：“你是行家，提提意见。”他想了想说：“不妨再增加一课，专讲新闻采访的原则和技巧。”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他迟疑着，又说：“老师如不嫌弃，晚生自荐讲这一课。”我只好答应了。

      讲课那天，他很早就到了。他准备得很充分，课也讲得精彩。课后，我的助理将二百元讲课费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他谦恭地说：“哎呀，讲课费太高了，我怎么能和新闻界的专家前辈们一样待遇呢？我拿一百吧。”我把他举过来的一百块钱推了回去：“别客气了，应该一视同仁。”他感激地握着我的手：“谢谢了，谢谢了，特别要感谢老师您给了我这次能同新闻界专家前辈们平起平坐的难得机会。这是老师您对晚生的提携啊。”

      第二张贺卡既不精美也不雅致，很一般，贺卡内页没有贺词，甘为牛只在贺卡下方签了个名字，连日期都没写。我记得，在1997年末是我先给他寄的贺卡，约过了半个多月才收到他的这张。

      那年冬天，我们举办了一届文学报刊研讨会。我去报社请甘为牛讲课，他当时已经是报社的副总编辑了。一见面，他就先报水灾，说他现在如何如何的忙，肩上的担子如何如何的重，摇着头呲着牙说：“副总编辑这个角色不好当啊，如履薄冰！”然后，他一脸无奈地笑道，“不过嘛，你老兄的事我再忙也得答应啊，只是这讲座的时间现在可定不下来。这样吧，提前两天我们再联系。”

      讲座那天，他迟到了，与会的四十多人足足等了他半个小时。讲座结束后，工作人员双手递他一个红包：“甘总编，这是五百元讲课费。”他接过来打开看了一眼，便放进外衣口袋。

      第三张贺卡就更一般了，是邮局里卖的最便宜的那种。贺卡内页空空荡荡，不仅没有贺词，连签名也没有，只夹着一张他的名片。他已经是报社的总编辑了。

      贺卡上虽然没有日期，但我记得很清楚，这是2001年元旦寄给我的，因为头一年秋天我邀请他去昆明参加了一次研讨会。他是赞助企业点名邀请的几位名流之一。那次请他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先是我的助理去报社请他，传达室就把他拦住了。我给他打电话，他的助理几次都说甘总编正在开会，很忙。幸好我妹夫在报社财务部工作，我以找他的名义终于进了报社大门。一见面，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甘为牛便仰起一张似笑非笑的脸：“坐吧。秘书长亲自登门，有事？”我以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来意。他看了几眼会议有关材料和邀请信，冷冷问道：“你们这项活动报批了吗？”我立即从文件夹里拿出文化部批函递给他。他又问：“当地有什么人到会吗？”我说：“有。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赞助企业还邀请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去版纳、大理视察。”他不置可否，先是强调太忙，然后又说近来身体不好，太太对他出差不放心。我赶紧表示，可以请夫人一起去。他终于露出笑容：“不过，我只能参加一天的会，余下的活动让我太太代表了。”为了确保他不变卦，我提前把两千元的讲课费给了他。钱放在桌上，他扫都没扫一眼。当天下午，他的助理又打来电话叮嘱，甘总编的机票一定要定公务舱的。

       从昆明回来后，为了结账，我的助手去了几次报社向他索要往返机票。可最终只要回了他太太的，他说他的机票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我多了个心眼，让我妹夫查一查。果然不出所料，这位甘总编辑往返昆明的机票竟然在报社的财务部报销了。自然，几千元的票款他是不会给我了。

      这是他寄给我的最后一张贺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