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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右派公知视薄为“绊脚石”
右派公知们的言论让人相信,BO熙来挡了他们的道。BO熙来的所作所为,迎合了民意,改善了民生,赢得了民心,显示了现行体制及体制内官员完全有消解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行体制的生命力和予以维持巩固的正当性。而右派公知们既反现政策,又反现体制,深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为“普世价值”的推广求得充足的理由和合身的政治体制,就必须无限放大现行体制的各种弊病,证明现行体制的不可持续性和非改不可性。BO熙来影响了右派公知们的理想抱负,自然会成为被摸黑被诋毁的靶子。
问题是,右派公知们一再攻击BO熙来有“文革”倾向,殊不知自己用的却正是文革式“动机分析法”,扣帽子,打棍子,以个案否定全盘,以派性替代理性。可能BO熙来及重庆的所作所为没有左派人士吹捧的那么好,但也不至于像公知们摸黑的那么差。换言之,BO熙来及重庆在当下中国做的可能不是最好,但比二者做的差做的黑的高官及地方很多很多,公知们钉住薄及其重庆死缠烂打,看准的是其未得到高层认可支持的“死穴”,并非薄及其治下之渝真有多烂多差。况且,BO熙来没有让文革重来的能量,当下人民群众也不乏阻止文革重来的能力,公知们对薄及重庆的集体表现,不能不说有“专挑软柿子捏”、“过分了”之遗憾。
二、红色左派视薄为“开路虎”
多年来,小平同志一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让红色左派们有火气,没脾气。在社会矛盾集中凸显、改革开放迟滞不前、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的当下,BO熙来的红二代家庭背景,BO熙来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性格特质,BO熙来推崇红色传统的价值取向,BO熙来“唱红打黑”、“缩差共富”的个性之举,让左派们看到了市场,看到了希望。
左派们本来想借倚BO熙来开辟话语权,开辟市场,开辟未来,但过度的紧贴、吹捧、造势,无疑加剧了右派公知们的集体焦虑和京城的政治警觉。BO熙来及重庆之所以被质疑,被打压,不能不说左派们起了适得其反的“帮倒忙”作用。左派们的自私之心和过度之举,可谓害人害己。
三、政场高官视薄为“显微镜”
中国有特殊国情,也有特殊官场,更有特殊潜规则。在中国式官场上,大有市场的往往是奸才、奴才和蠢才,倒大霉的往往是人才、干才、专才。奸才多以设局设绊立势,奴才多以溜须拍马讨好,蠢才多以无所威胁全身。人才常因个性招祸,干才常因干多出错,专才常因稀缺固步。
正因为在我们的官场上,能干的不如不出差错的,事业搞得好的不如人际关系处得好的,所以BO熙来干的越多,被找错的机率就大,被加罪的因由就多;BO熙来干得越好,不在于证明BO熙来本人能干,而在于映照了其他人无能和不够能干,BO熙来“打黑”没问题,问题是间接反映了他任有“纵黑”和“打黑”不力之嫌,重庆大建公租房没问题,问题是让其他省市相形见绌,重庆把房价管控得百姓称好没问题,问题是全国的百姓对全国的房价怨声载道,这让高层作何想?有些高官只喊不做,BO熙来说到做到,这给别人的压力该是多么大?
所以说,BO熙来怎么有本事不是问题,BO熙来怎么干也不是问题,问题是老百姓从BO熙来身上看到了高官与高官之间的差距,看到了京城与重庆的差距,由此生发了对一些高官显贵的不满,让一些高官显贵感到了“技不如人”的耻辱和“妒忌恨”。由此观之,BO熙来的去职,与其说是神马路线之争,不如说是地道的尊严之争、卡位之争、“良币劣币”之争。薄如上位,就意味着别人无位。仅此而已,无他。
四、普通干部视薄为“风向标”
从陈希同到陈良宇,前两次大会前,他们都成了祭品,但从他们的“劣迹”看,好像都罪有应得。这次BO熙来去职,结局如何,谣言纷传,民议不止。这次倒薄究竟是“开会”需要,还是其咎由自取,会不会由此形成今后每逢“开会”就整倒一个同志的恶例惯例?老百姓需要一个真相,右派左派需要一个答案,普通干部需要一个明朗的价值判断,国内外都拭目以待。
尤为重要的是,在当下公开竞争性选拔领导干部尚未全面推开的制度环境下,一些干部竞争上位往往不是靠德才、靠实绩,而是“拼老子”、“拼路子”、“拼票子”。BO熙来以敢想敢干、先干实干扬名立名,不仅不应该臆测其动机而非议指摘,而且应当予以鼓励肯定。也就是说,薄式施政思路、施政风格和施政实绩,一旦在政治上得到认可和回报,势必会让更多能干、肯干、实干的体制内官员看到希望和奔头,势必会弱化一些官员在晋升途中对官场潜规则的依赖和崇拜,势必会产生清洁党风政风官风的公利价值,促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正向改革和良性发展,进而造就更多更好的张熙来、李熙来。
从此意义看,倘若BO熙来自身没有犯严重错误,他的进退去留,在普通干部眼里,就极具风向标意义,不仅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对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走向的判断,也关系到广大干部对权力观、政绩观、人生观的校位和再造。
如此说来,无论左右,无论干群,无论上下,每个人关注BO熙来,实质上就是关心各自的未来。BO熙来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倘若扯上关系,其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