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中文翻译（一）

这里是世行和国研中心的报告，非经济专业，个别术语翻译不准确，见谅。

第二章 2030之新发展战略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成功的发展战略使中国在今天已成为中高收入社会。但未来20年里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将不同于过去所遇到的从而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将建立于中国的机会之上，面对挑战，掌控风险并且能够实现国家长期发展目标。那么这些发展目标是什么—然后中国需要哪一种战略来达成这些目标？本章从讨论中国自己的2030设想开始，辨识能够帮助它实现这个设想的战略的核心要素，并检视此战略需具有的特征。

2030 设想：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增长与发展委员会（2008）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发现了那些长时间持续快速增长发展的国家所具有的5个共同特征：它们通过保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在世界经济中发掘机会；它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它们享受高投资储蓄率；它们允许市场调配资源；最后它们由可靠负责的政府领导。中国属于这个优秀的群体并展示了所有这5项特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他在建立国家战略根本性转移的共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30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到了又一个发展的转折点，一个重要性并不比第一次差的二次战略转向。

中国的根本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一个现代的，和谐的和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在‘现代的，和谐的，有创造力的和高收入’这个短语中，每一个要素其对中国自身的特殊重要意义指导着这份报告的分析和建言。

现代社会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与西方世界享受同等生活质量。这个社会有现代价值，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拥有当代最高水平的产品及处理技术，并作为平等的一员与其它国家一道参与贡献于现代世界的所有议题。

作为一个和谐社会，中国关注于3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其自身政策需包括并恰恰着眼于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屏障并建立一个在国家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对于所有人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社会。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人民互相尊重，争议能够通过公认的规范，法律，规则和实践公正和平得解决-并且制度构建能够快速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及渴望。第二，中国定义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与自然保持平衡，据此其生态脚印-资源的利用及废物的产生-符合其自身（及全世界）土地，水域，以及大气资源在现有科技条件下的生物承受力。第三，中国希望看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作为平等的和有建设性的公认的伙伴，和平合作的共同的目标迈进，并建设性的参与全球的事务与规则。

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将自己未来的繁荣建立在开发每一个人之创造潜力的创新之上。它的成功将取决于其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不是更多的商品，使商品沿着价值链上移，并作为发达国家在同一商品领域参与全球竞争。创造力不仅体现在产品和处理技术上，同样也体现在文化与艺术追求中。如果成功，中国的经历有可能成为指引其他中等至高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灯塔。

作为一个高收入社会，中国渴望享受与发达经济体同等的人均收入；有巨大的中产阶级成为稳定的力量；优秀的管理和经济进步；消除今天所知的贫困；并通过增加公平机会并减少在经济与社会所有层面的不公来促进社会和谐。

如果中国达成了它到2030年成为高收入社会的目标，以市场价衡量它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实际上，如果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会在这个10年稍晚些时候大大超过美国）。中国在未来20年增长的部分将等于15个今天的韩国。即便如此，它的年均人收入仍将只是徘徊在1万6千美元左右，是今天的三倍多，接近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或韩国，并稍稍高出今天美国的三分之一。到2030年，另一个具有一定准确性的可预言的现实是中国的人口变化。简单的说，中国会未富先老。它的低生育率以及随之而来的低人口增长率将意味着在经济中年长人口所占比例增加。所谓的老龄人口依赖比率-定义为65岁及以上人口对15至64岁人口的比率-将在未来的20年内翻倍。到2030年，中国的老龄化比率会达到今天的挪威和荷兰的程度。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工作年龄段人口将从2015开始降低（译者：人口红利结束了）。按照每年平均1千3百万的增长速率，到2030年，城市化人口比例预计从今天的大约50%增长到接近三分之二。

与今天相比，中国的经济到2030年时将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市场驱动，更加的以知识为中心，并朝服务业转向。其贸易和金融与全球经济的集成会使它与其他经济体更加互相依赖，而与此同时，更易受到外部震荡的伤害。它将会有更深层次更稳定的金融市场，这将为资本开放及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奠定基础。政府的经济重点将转向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及向公共货物与服务融资的投资管理环境。中国将会作为发达经济体在共同的商品空间内参与国际竞争；届时中国会有三倍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环境将比今天干净的多。而且，由于大量的城市人口以及更高效的交通客运，和劳动力在城市农村之间的迁移，城乡差别将继续缩减。

新战略的论据

实现中国对2030的设想需要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其过去30年所执行的发展战略被指认为遇到了不同时代的挑战。不仅仅是挑战在变化，中国的能力也在改变。没有什么战略能持续永远。成功的战略必须是灵活的并根据情况的改变而进行调整。那些没能做出这些调整的国家跌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高层决策者意识到了这点并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优先考虑。

改变发展模式是急迫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体逼近技术前沿并耗尽从外部获得并使用技术的潜力，政府的角色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尽早的开始这个转变有助于从引进技术到开发新技术的平稳过渡。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从跟随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式而实现后发优势。这种方式使政府的角色相对直接 – 提供公路，铁路，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以促进私人投资，允许开放贸易和投资政策以鼓励科技追赶，并在市场及协调失效阻碍了有利于本国比较优势的国际工业竞争发展时实行工业化政策。东亚成功的经济体- 日本，韩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发展战略全部反映了这些特点。

但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达到了技术前沿，正确的发展战略不再那么直接了。直接的政府干预实际上会阻碍而非促进发展。相反，政策重点需要更多的转向私有部分的发展，确保市场成熟到可以有效调配资源并且企业足够强大并拥有创新能力去进行国际高技术竞争。私有部分的角色是关键的，因为科技前沿的创新从本质上是不同于科技追赶的。其过程从本质上说来成为了一个成功率高度难测的试错过程。创新是一件无法被政府计划的事情。实际上，越多企业参与到创新的试错过程，科技突破的可能性便越大，新发现被商品化的可能性也越大。随着企业扮演领导角色，政府应接受一个更加支持帮助性的角色。

政府可以承担的一个关键性的支持性角色是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中国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农业劳动力过剩的逐渐降低以及制造业实际工资的稳步上升，而这一趋势在近期似乎有所加快。没有劳动力生产率的伴随增长，实际工资增长会导致国际竞争力的稳步下滑。提高人力资源质量不仅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保持中国的竞争力，它还能让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沿价值链条上移。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需要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它需要公平就业机会的大幅提升并产生大量的个体户，促使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与城市，市镇省之间以及不同职业间的横向迁移，和社会，经济及政治架构中的纵向流动。

另一个政府可以担负的支持性角色是鼓励对发展过程的更大参与。扩张中的中产阶级对参政议政的要求愈加直言不讳。这种要求点出了对使人民能够贡献于国家发展的努力，具有创造性，和通过个人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更广阔的需求。政府应该积极回应这些需求并通过清晰的法则向个人，家庭，公司，团体，学术界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授予权利以鼓励广泛的参与。通过这样运作，政府可以逐步充分地向社会转移原有职能，允许非政府选手以新的有趣的方式建立网络，为创新创造空间。不仅如此，向社会放权，尤其是向贫困失利的人群，会有助于解放新思想并趋向于增强公平，确保广泛增长，以及在社会关怀与社会竞争间取得平衡。

最后，在政府减弱在市场中的资源配置，生产和分配的角色的同时，它应该定位自己的角色为为公共物资和服务提供融资，保护环境，提升机会公平和确保环境适于私有经济的发展。扮演这样一个非直接的支持性的角色是复杂的，但却通过更强的杠杆作用对私有经济和社会组织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减少提供直接‘有形’资产及服务的同时，政府将需要提供更多‘无形’的公共物资和服务，例如能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有助于形成特色，强化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系统，规则和政策。这需要设计和执行能够达成需要且可持续的结果的激励机制。

如养老金，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融资成为可以吸收以前基础建设和制造业资源的政府加大投入的关键领域。同等重要的是，政府应专注于公共物资及服务的提供是否有效率并满足质量要求，而减少对于是否由私有经济提供这些服务的担心。鼓励私有经济提供公共物资及服务并形成适当的公-私伙伴关系不仅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注入了新的技术和思想，而且也授权了私有经济并鼓励它们更多的参与到发展中来。另一个例子是环境，一个需要政府强制执行力的领域。绿色发展不仅仅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生活质量，它也对缓和全球的气候变化贡献了力量。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将在全球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在提供全球公共货物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把自己的兴趣集中在全球的关注点上并建立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以及设计全球规则而非仅仅去接受它们。总之，在中国着手其下一个经济增长阶段前，有必要调整其发展战略。核心在于，这个调整需要充分改变政府在与市场，私有经济以及社会的关系中的角色。政府需要撤出对生产，分配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参与，转而更多的关注于设计执行政策和能够让其他成分参与经济决策的管理框架以便于实现快速，广泛和可持续的增长。扮演这个角色，政府需要转变成精简，廉洁，透明和高效及法制化的现代政府。在重新定义角色的过程中，政府需加快国有部分的改革并把它与私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结合。同样需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如资本，土地何劳动力）的改革以加强市场经济基础并促进竞争和创新。与此同时，随着中产阶级在发展进程中的更大参与而成为促进和谐发展的主要力量，政府的社会角色需要进行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