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中文翻译（二）

新战略的主要特色

在详细阐述提议的发展战略之前，有必要强调其5个核心特色。

第一点是在保持收入增长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中国不仅仅是渴望在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同时成为高收入社会，它同时希望看到增长在能被数量所表达的同时也能用质量来衡量。增长的收入需要伴随着更加悠闲，更好的自然环境，更繁荣文化艺术活动以及更多的经济和社会保障。相应的，驱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表现的激励机制也就需要反映这种重点的变化。中国在接下来的十年需要发展出一套新标准来衡量进步和平衡增长和收入目标与更广泛的福利和可持续目标。

第二点是取得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并于市场力保持一致。在中国由一个广泛的共识-被反映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机会中-国家的投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可持续。被高储蓄，低廉贷款和出口导向政策所刺激，中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率很多年依靠于资本密集，工业引导和出口。与快速发展的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发展滞后（即使统计数据会夸大这种滞后）。在国家收入中工资和消费的份额稳步下降；资本和投资爬升。从1990年代开始，城乡差别开始拉大。中国有超过100万的百万富翁，而超过170万人的生活水平为每天2美元。

第三点是加强革新与创造。在接下来的十年需要优先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制造业成长将继续作为重要的驱动力。毕竟，即使近期实际工资快速增长，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尤其是中部欠发达省份，仍然在未来几年内保持优势。但比起仅仅关注于增长，政策需要鼓励制造业爬升产业链并快速前进到全球科技前沿（并在某些领域推动科技前沿的跃进）。那些像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和售后服务是有益的。达成这些需要进一步融合进全球经济并提高独特性，同时参与全球研发网络和市场分工。但认为创新只存在于制造业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成功的培育出开放的创新文化，那么服务业同样可以受惠，没有理由中国不可以成为高技术服务的重要出口者。大部分的服务业已经国际贸易话，而中国可以像制造业那样从服务业的经济合营和国际专门化中受益。例如，如果中国成功的成为绿色发展领域的领袖性创新者，那么其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和专业将被全世界搜索。类似的，如果中国的金融业增强到资本账户开放并且人民币成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那么中国可以成为金融服务的主要出口者。

第四点释放中国全部的人口潜力。机会公平不仅有助于释放中国的全部人口潜力，而且也能支持广泛的增长并促进收入分配。提高机会公平不能仅局限在公共服务领域，比如健康或教育，它也必须包含经济机会如就业，融资，和经营的许可。提高在企业和融资方面机会公平的一种方式是允许更多生产要素（生产力，土地，资本）市场及产品市场的竞争。当然，更多的竞争可以通过增加出口和降低进口壁垒从海外进来，但它也可以通过简化内部市场对公司的准入准出，给予中小企业更大的市场及更多的融资机会，通过过程透明开放公共采购以及通过融资与交付分离为公共服务的私人提供创造新机会来得到鼓励。比起仅仅帮助弄平大小企业的赛场，更明智有效的规则可以做的更多。它还可以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工人及环境；保障私有和知识产权；确保金融更加稳定；以及为共同管理指导企业提供坚实基础。

机会公平也意味着公共政策规划，执行和监管的更高的公共参与。随着经济总量和复杂性的增长，经济管理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并且政府经常会发现自己无法，实际上根本不该，有所有的答案。政府于是试图利用知识和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等社会资本，包括大学，社团和智库。高级经济的一个标志是公共政策的公共讨论。事实上，这种讨论在中国已经开始了，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共咨询和政策辩论确保在省份改革被引入之前所有的观点都被考虑。这些讨论不仅会缩短政府和它所服务的市民和团体之间的距离，还可以增强相关利益者对新政策得到主人翁感，使改革计划对市民和公司易于理解，从而提高成功的可能。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重视市场，法制，社会价值和道德的高标准。在政府从对市场和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型为出台政策和创造支持公平自由竞争的管理环境，它仍然必须保障法制。相似的情况，当中国的经济走入复杂，法律法规不仅仅衍化成反映现实的改变和优先权的浮现，它们更得公正有效的执行。如果执行标准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实体与实体之间，有时甚至个人与个人之间有所区别，那么它不仅阻碍创新并导致低效经济产出，也会强化不公正感。由此相反的争议出现了，是否在私人团体或私人实体和国家之间，持异议者不仅可以接触合法的资源，而且可以接触没有恐惧与倾向性的传递公正的透明高效的司法系统。

类似的，社会价值和道德的高标准十分重要。最近的中国通过一系列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事件弥漫着对道德败坏的担忧。随着中国成为高收入社会，其社会价值和道德标准需要重新审视和加强。从社会的角度，这不仅对提高生活质量有益，而且提供了更强的社区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从经济的角度看，可以降低转化成本并提高经济管理的质量。促进社会价值和道德的高标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它也是社会管理甚至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道德意识，而不是法律强制，才是一个高收入的和谐社会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