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中文翻译（三）

第三章为了有坚实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结构改革

1978年以来，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经济的后发优势，经历了快速的结构改变，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商和出口者，并在很多产业快速的向技术前沿推进。市场机制和贸易开放的引入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并启动了生产力增长。

但那些支撑中国快发展的力量逐渐消退。结构改变的生产力效益预期将减弱。随着中国接近技术前沿，从技术采纳，适应，及流传而来的合计要素生产力将几乎注定消退。同时，政府对经济关键部门的继续控制，虽然在以前是一个优势，在未来很可能成为生产力提升，创新和创造力的限制。而政府，大银行和国有企业的紧密联系已经产生了既有利益从而阻止改革并有助于国家持续性的对经济的临时干预。同时，在很多领域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完成。一种混合了市场和非市场的措施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塑造了激励机制，但对于如何区分政府，国企和私营部门的角色仍不清晰。而这是必需的，因此中国解决这些问题，加快结构改革，并发展坚实基础的市场体系从而国家专注于提供关键的公共货物和服务-而有活力的私营部门扮演驱动发展这更重要的角色。这个需克服的挑战比它可能表现的还要大，因为许多其他的约束在增长，包括敌意的全球经济和萎缩老化的劳动力。

私有部门的发展和国企改革

从此以往，一个摇摆的共同的部门会成为维持相对快速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从2003年以来，受益于国企重组和私有部分的扩张。许多的中小企业私有化了。配合这一发展，新政策的方向是国企所有权的多元化。事实上，许多大型国企已经‘商业化’并且一些最大的（包括央企）现在不仅出现在股票交易所而且也改进了管理结构，管理的职业化和盈利能力。但尽管国企盈利能力改进，它仍然远远低于非国企（包括纯私企）。

主要问题

相对于私有部门，国企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原材料和中间投入来生产相对小份额的总产出和附加价值。国企利润的大部分来源于一些盈利靠限制竞争和能够使用跟廉价的资金，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国企。以此同时，一些国企的金融表现很差，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负责提供公共服务或被规范的价格所限。事实上，超过四分之一的国企亏损。在盈利差以外，国企总的来说，比私企更缺少活力。一个最近的研究显示在1978和2007年之间总要素生产力增长（一中效率改进的度量）在国有部分是私有部分的三分之一，私有部分被证明为增长和创新的更有力的引擎。

与其他国家相比更明显的是，国企在中国与政府的联系更紧密，感谢它们的特殊地位。国企的管理部门和政府官员通常互相支持-管理部门经常接到政府官员非正式的引导，然后反过来，国企更容易享受银行融资和其他重要投入的优先权，商业机会的特权，和反对竞争的保护（李和其他人2008）。这阻碍了新私有经济的进入并减少了竞争和创新。一些国有企业跨界经营（许多投资实业和有背景的银行系统），因为它们可以保留所得并进行有限的外部控制或监管的投资。一个需要注意的新问题是最近快速扩张的一些次级政府所有的国企；它们的增多将可能进一步挤走私有经济的活力，抑制竞争，并与建立坚实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努力相冲突。

国企改革和重组的成本并非不重要。在许多小的国企倒闭的1990年代后期的改革，造成了超过2万亿的成本-超过当时GDP的20%-一个对于这样的改革可能有多困难多耗钱的度量。改革重组国企的潜在花费可能会明显攀升因为不透明的会计行为和缺少透明度意味着有些国企积累了大量的未知债务揭露并随着时间减少。

最终，中国当局实行了一系列复杂的各级政府的不同部门具有不同责任的工业政策。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政策有助于克服协调失败并有效的促进了初级工业，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得不到希望的结果。一些政府部门热衷于采用工业政策并视其为计划的替代；结果是它们总是较喜欢国企的大规模投资取代通过激励，市场力量和私有部门的主观能动性来达到同样的结果。不同部门工业政策的主观能动性有时会彼此冲突并相互影响，使得整体政策框架复杂难明以及结果模棱两可并难以预测。

许多研究暗示了通过给予私营部门在关键部门与国企竞争更重要的角色而能得到的潜在回报的明显增长。最大的益处可能得于在竞争被截短的所谓‘战略’部门。在2006年，中国订出了7个国家将绝对控制的战略部门-辩护，发电和电力输送，石油石化，电信，煤矿，国内航空飞机制造和水路运输。在这些部门，一大堆国有公司互相竞争，但他们受到了限制新加入者的保护。中国当局也特指了‘基础’或说‘支柱’产业-机械，汽车，电子和信息技术，建筑，钢铁，基本金属和化学制品-这这些领域国家预计保持‘一定程度强大的影响’（欧文和郑2007）。尽管这些产业正式的进入屏障仍低，非正式的进入壁垒传递了清晰的政策信息-私人公司的竞争不受欢迎。这些障碍，与不友好的规则对待企图一起阻碍了私有部分的发展增长，抑制创新和发明，并减缓了生产力增长。

主要的改革建议

企业部门的改革必须起始于认识到多种多样的广泛的政府所有，覆盖大部分部门并蔓延到从完全拥有到控制意愿再到监督股东。因此挑战是两方面的：公共资源如何能被最优使用；以及中国如何实现从其现有国有公司的投资组合的管理方式到最适应其长期发展目标的管理方式的最佳转变？

对于第一个挑战的回应是直接的。公共资源应仅被用于或主要用于提供公共货物和服务，公共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导致了无偿的正外部因素。这些货物和服务从防卫辩护的一头延伸到基建，社会保护，和基础研发的另一端，而且其范围会随着条件的改变而进化。最近强调的为低收入人群的公租房建设是政府资源如何利用以解决社会需求压力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公共货物与服务的范围可以非常广泛，甚至包括可靠的能源供应和可大范围铺设的通信邮政设施。在特定领域能分析到的公共资源依赖于提供的公共货物或服务的本质属性。在被认为是具有较高国家优先权的，像国防，政府资源应提供全部或占支配份额的资金。但大多数领域，更小一些的占比通常已经足够达成政府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私有公司有足够的能力投送公共货物和服务，尽管政府可提供主体或部分的资金。公共货物和服务（以及公共融资）的私有投递引入的附加的竞争维度并有助于降低生产和分配的成本。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应则没有那么直接。首先，政府可以尽快对其在国企中的固有产权债券化（对上市的国企，产权价值已知）。这可以为国企通过分离所有权和经营管理并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的改革铺路，例如指派高级管理层，会计公开与内部实践和外部监管一致。其次，政府可以考虑成立一个或多个国有资产经营公（SAMCs）以股东的形式代表政府并专业化管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些资产在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不同的SAMC可以根据相应部门专业化。这样，它们可以代表政府，逐渐的随着时间多元化投资组成。国企的股息红利需要付给SAMC，而作为回报，将把其转为预算。最后，国有资产的一部分随着收益的流动可以转移至社保以用于帮助满足未来的养老金责任。

建议中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操作细节可以稍后再议，重要的是主要的原则需要尽早建立。比如关键的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约束其自身为政策的制定和监管，把资产的经营留给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有清晰的指示，进行独立专业的经营，并服从于公开宣布的表现参照点（根据企业投资组成的性质）。此外，它们需要遵守操作和结果，价值创造，盈利能力以及分红等透明的国际标准。

更多 的竞争-国内和国际-将是中国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关键。为增加国内市场的竞争，需要进一步改革以支持私有公司，比如降低准入准出壁垒，打破国企在关键产业（石油，化工，电力输送，和电信）的垄断和寡头，促进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增长和提高它们的融资能力，刺激区域性地方性专门化，和鼓励国企公共竞争自发改革。

中国自己过去的经验，与其他国家的经验一道，显示了国内竞争的增强能导致生产力的明显提升。随着这些改革，国有企业可以随着时间逐渐的退出竞争性市场。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比如，所有制多元化和市场改革刺激了大多数制造业次级部门的进入和竞争。甚至在一些战略性或支柱性的产业，比如电信，解散和企业化义务性的公司创造了新的竞争力。简化私有公司进入这些领域并从国有银行给予它们足够的融资会进一步提升效率和竞争。

用一只眼睛进一步重新定义政府角色，政策应鼓励公共服务的私有提供，以及公共采购应进一步向私有公司竞争开放。在天然垄断存在的地方（比如，铁路服务），垄断公司应服从于独立和严格的监管以确保缺乏竞争不会导致垄断价格和滥用市场权力从而损害下游产业。

此外，竞争和创新将通过进一步与全球经济融合而强化国际竞争的措施受到鼓励，而减少紧随其后-边界贸易壁垒。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启动了经济-效率的广泛提升并促进了技术获得和采用。近期，曾经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激励政策的取消通过拉齐内外公司竞争平台刺激了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