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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正确的改革观,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正,错误的改革观,资产阶级自由化,改旗易帜的主张就是邪。这里有激烈的斗争,但又是一个事实上的“共生”甚至“共赢”的关系。没有正确的改革方向,社会稳定,国家独立主权都无法保证,则非公有制经济也不能有基本的发展条件,甚至没有基本的安全;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能充分激发其活力,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充分体现和增进,人民群众也很难信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反对和平演变,也失去了经济支持和群众基础。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正确处理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摒弃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采取超越包容的态度。要认识到:一些新的阶层,在经济上成长起来,自然会提出政治要求,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实际是争取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改旗易帜的道路发展下去。正视两种改革观的斗争,是新时期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决定性的斗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理解的体现。但这种理解,只是初步的。
在斗争中,如果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思维,考虑消灭这种思想意识的经济社会基础,事实上就是走了僵化保守的老路,就是停滞倒退;如果放弃斗争,就是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就要亡党亡国,解体分裂。两种错误,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死路绝路。正确的做法,只能是综合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教育、领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调整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坚持基本制度、基本路线,带动新兴阶层,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凝聚起来,各擅其长,共谋发展。最终,使其内部的先进分子,在实践中加深提高认识,真正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的内涵。简单说,就是杜绝二元对立思维,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超越包容,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坚持正确方向的思想认识,也会对社会主义的内涵,有更深入、更丰富的理解,不断地修正自己;而有剥削阶级意识的观点,也会在实践中,对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信服,最后完全融入正确的改革方向。
再进一步分析,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斗争过程。而事实是复杂的,有的时候,斗争是尖锐的、激烈的。如何更进一步全面理解这个斗争呢?这就需要我们正确理解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三)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小平在南巡中,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当前,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小平当年讲的是“当前”,也就是有具体的时空环境限制的。对邓小平理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样,正确的态度是,不要纠缠一些具体的论述,而要准确、完整地把握其精神实质。这才是真正地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就具体的论述,要结合其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取得与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的一致性理解,才能真正得到指导实践的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由邓小平亲自确立和论述的。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在不同情况下要有所侧重,但不能偏废任何一个。
具体到小平在南巡时,主要针对的是,在苏东波的背景下,一方面有人对改革开放有所动摇,主张改革开放暂停一下,甚至要重新审视一下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另一方面,也有人坚信,中国要么僵化崩溃,要么走上改旗易帜的道路。那个时期,中国最重要的,是克服走回头路的想法,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支持。因此,这个时候的“左”,是特指那种在思想上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有可能失去历史机遇,使经济在瓶颈长期停滞的危险。
这样,只要守住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就是底线,就要在具体的政策上大胆试大胆闯,凭着勇气和进取精神,调动起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开拓出改革发展的新局面。这是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要警惕的右,就是要把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邓小平特别指出,“动乱就是右”。其意涵在于,只要有些境内外势力,没有公开提出否定基本指导思想,改变基本制度的主张,且把这种主张作为纲领,发展到1980年代的政治风波的公开行动,则一些思想理论主张,应该在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下,以必要的思想理论斗争来加以批判和抵制。但党的工作中心,不能因一些杂音噪音而分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两手不是平均用力。客观上,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这一手才有真正硬起来的基础。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也闪耀着辩证法的智慧。
这里可以打一个比喻。如前所述,一些新阶层,提出自己的制度诉求和意识形态论述,企图改旗易帜,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必然的副作用。承认这一点,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只认识到这一点,却不是辩证法的认识。
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会影响一些人。这就好比在烧水。要想控制这个过程,一般的理解,就是釜底抽薪和扬汤止沸两个办法。就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斗争这个问题,釜底抽薪,就是控制、消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彻底解决”;而扬汤止沸,就是进行一些被动的应付。而辩证法提示我们,首先,那个下面的柴薪,非但不能减,还要不断加。这样,釜底抽薪不可取,扬汤止沸又无济于事,似乎真的要走上“渐进接轨”到西方的邪路了。但是,如果我们能把锅不断做大,把水越加越多,这个速度超过了柴薪的增速,就可以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掌握住真正的主动。
事实证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随着中国对外交流合作的不断拓展、深化、丰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向西方接轨的主张,在中国确实以越来越花哨的方式传播,其直接影响的党员、干部、群众也越来越多。但是,另一面是,尽管有着很多模糊的认识,但党员干部对党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越来越有自信,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国家、个人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坚信不疑。这是当前思想理论斗争的基本面。这足以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手抓中有所侧重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当然,也要认识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在现实面前,其宣传策略也做了调整,主要就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歪曲成“渐进理性发展”,实际是向西方接轨的结果。 同时,又突出强调一些局部的、枝节的发展不完善产生的问题,形成一个新的逻辑脉络:中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逐步地稳健地向西方接轨的成果,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接轨还不彻底导致的。如果彻底接轨,就会迎来一个理想的社会。
再有,就是片面强调“民族自信”,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历史的决定性意义,把今天中国的成功,解释成“弘扬传统文化,坚持民族立场,突出资本逻辑,实现现代化赶超”。
如果任由这两种思想意识成为大多数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思想主流,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有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危险。面对这种危险,我们应该加强理论自信,以正确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群众的立场,对历史经验做出正确的总结和宣传,澄清一些原则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要努力扭转思想理论斗争中的“西强我弱”的局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集中提炼为可推广可复制的基本思想方法和体制模式,首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宣传推广,同时力求使更多的普通的中国人,自觉成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干五”,在与本国和外国的朋友、合作伙伴的交流过程中,以各自的鲜活的经历和理解,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正确性、制度有效性和道路的包容性。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新的具有广泛适应性和有效性、号召力的普世价值。就此,彻底扭转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逆差”,占据思想理论斗争的制高点,为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深化的交流合作,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这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最好方式,也是唯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斗争、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方式。
可见,小平当年讲“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的“左”,指的是片面总结中国出现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的教训,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理解为“经济建设和反和平演变两个中心”,甚至以反和平演变为工作中心的主张,延误改革开放的倾向。如果这种主张成为党的基本路线,就会延误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使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党就将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最后反和平演变也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当然要以防止这种风险为主。而对右的方面,只要没有发展到动乱的行动,就要有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自信。当然,如果发展到动乱的阶段,如小平所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有效性,在更深的层次上,得到了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的信服,党对基本路线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简单说,锅越来越大了,水越来越多了,一些人想翻天,已经不可能了。当然,这是以党不出问题,不犯原则性错误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对小平当年的论述,也要有与时俱进的理解。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事业,还有各种风险和挑战,但是,当前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应对危机,而是如何适应新阶段,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尤其需要扭转意识形态斗争中“西强我弱”的局面。在新的阶段,左的障碍,在于一些具体的僵化的认识,实际是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结果;右的危险,则主要是歪曲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把改革开放引上邪路的企图。
明白了这个新的形势,我们就应该既破除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过时、片面的理解,也要帮助一些被蒙蔽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破除对西方的迷信,真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