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基础的若干思辨

中国的文化，从古远繁衍到现在，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春秋。其间由于文化本身的推动，中国社会历史也曾有过一度的辉煌，继而衰败，再而复兴。可以说，社会的变迁无疑决定于文化发展的先进程度。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变迁过程，与文化基础及发展模式也是紧密相关的。为了解这一点，我们亦不妨先从文化基础上作一些浅微的分析。

　　可以说，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数学文化的发展是密切相联的。数学思维更是决定着人类思想文明在演进中所能达到的不同层次。那么，中国的古代数学文明又是怎样的呢？在与世界数学发展相比，又当如何？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冷静的分析。

　　就我个人以为，中国在一个漫长的古代史当中，其数学文明几乎等于空白。这是中国的科技文化迟迟得不到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亦不妨将中国的数学发展与西方作一番朴实的比较对照。

　　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其文化构成几乎只局限于人文政治文化，尽管在《礼记》中已经记载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时即要接受礼、乐、射、驭、书、数这所谓“六艺”的训练。然而，其一，这些学习人群仅仅局限于贵族子弟；其二，这里的“数”还只等同于简单的“算术”，与“数学”这一复杂的大课题只怕相差甚远。而早在此两百年前，柏拉图就已经在雅典建立学派开办学园。也早在春秋时期各路思想家百家争鸣之前，古希腊已经诞生了伊奥尼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学派等众多的思想学派，尤其推动了数学事业的重大发展。西方的哲学发源基础就与东方不同。中国古哲学多半是政治意念的附体，而西方的哲学却从一开始就与天文、数学紧密相联。希腊哲学鼻祖泰勒斯就同时在这三门学科上造诣颇深，而由他开始的命题证明，引导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从感性直接跃升到理性之上。可惜的是，直至秦汉时期方才诞生并且一直作为中国古代数学结晶之一的《九章算术》，就在理论阐述上体现出严重的匮乏。

　　缺少理性的严密推演，就必然使得中国的数学发展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就像在直角三角形的研究方面，中国人只知道在偶尔的机合中得出“勾三股四弦五”的肤浅认识，却不能由此导出一般性结论。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能不断深入推进始而正式提出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这就是东西方理性思维的重大区别的表现形式。所以，尽管中国人很早就已经发明了八卦，但始终不能从中领悟中二进制的思想内容；在刘徽之时已经创造性地发明了割圆术，却也最终没有发展成极限与微积分；祖冲之很成功了精确了圆周率，但终究还是没能研究出π值的相关重要性质；贾宪三角与增乘开方法的过早使用，也没有让中国数学在高次方程解法上取得更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笨重的筹算方式拖累了千百年的中国数学，直到清朝李善兰之时才开始与西方学者合作翻译了《代数学》，将一些数学符号带入中国。而印度人最早发明的阿拉伯数字，到达中国的时间也远远晚于西方。在没有数字与符号的时期，数学发展是不可能有巨大进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国的古代数学史，也只能让今人回想起来，感觉无穷的遗憾。

　　在问题的表象上作过多的停留，而缺乏更深刻的理性感知与探索，表现在古中国数学发展上，却可以说已经是中国人思维意识的一大障碍。我们由此来继续联想一下我们的文字文化与餐具文化，从这两个最简单的事物方面，亦可以见得一二。

　　与西方拉丁文的符号文字不同，中国的文字归其根本应当是象形文字。那么，这其中有怎样的区别呢？毫无疑问，象形文字过多地趋向于表象演变，而符号文字却要深刻得多。必须承认，通过符号来传达事物信息，是一种更高级的表达艺术。因为符号比象形要抽象而且复杂得多。虽然中国文字也由此进而衍生了诸如书法等艺术项目，但它毕竟难以给古中国带来更高的文明。至于餐具文化，说白了也就是我们时常提起并愿意卖弄的所谓“筷子文明”。当然，中国的筷子与西方的刀叉比起来，显然是以更简单的事物来完成了同样复杂的工作，这似乎是它的优处。然而，我们同时也应当明白，使用筷子作为就餐工具，虽然简单，却同时也就显得过于原始。至少，即使是一些灵长类动物，也懂得用树杈去挑食洞穴里的白蚁。而筷子的原理与表现形式与之并无二致。正是这些传统习惯思维的少有突破，再加上封建制度的过多制约，才使得中国的古文明一直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少有深进。即使是时常炫耀的文明史，也不过是凭借大量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来实现的暂时性繁荣。与此不同的是，当西方世界迎来文艺复兴运动，完全冲出传统宗教神学的思想权威束缚之后，终于在十六、十七世纪得到了数学的空前进步，并从此开始了一日千里的发展历程。而此时的中国，正是处在明清社会的封建末世，在世界上的地位影响恰恰愈见衰落。

　　说到这里，只怕已经有很多国人要拍案而起，指责我的言语已经严重伤害了众多“爱国”的感情。而这又正是理性淡薄的一大现实表现。我不否认，由于个人的认知尚且浅薄，在相关问题的思索中似乎尚不成熟。但我同时以为，爱国并不只是对自身一切的盲目肯定，而同样需要质疑与批评的合理态度。对历史的一些思辨批判也更不算是“数典忘祖”的行为。一个社会需要进步，就必须在传承优势的前提之下，对自身的传统劣势作清醒认识并尽快作出调整与改造。而通过前文的相关论述分析，至少我们可以相信，中国历史之所以有那么一段盛极而衰的曲折过程，也有着其本身的某种演变必然性。我们往往只是在惋惜某一件或者几件历史事件的得失，却忽视了问题本身的文化背景。所幸的是，经过了一段历史风雨的洗礼，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教训，逐步造就建立了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通过理性深刻的辨析认知，从基础的意识形态上以求得到更为科学合理的充实改进，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营造起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后取得更多更高的建设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