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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插图版[澳]-内维尔·马 （第一章 对撞的方针）

作者：自娱  于 2012-1-27 15:2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历史|通用分类:政经军事

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 尼赫鲁一九五O年于人民院
　　凡用语言、文字、符号、标志或其他方式，对印度的领土完整提出异议，足以或可能危害印度的利益，治安或安全者，将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或判刑并罚金。
—— 印度刑法修正法案(一九六一年)第二节
　　奇怪的是英国官员们所画的边界线，居然被英属印度帝国的非英籍继承国尊奉为宝贵的国家产业。英国当初画出这些边界，并没有在英王的印度臣民中引起风波。假如那时印度有人注意到杜兰和麦克马洪所干的事情，他们必定会认为这是英帝国主义者用印度纳税人的钱，又一次玩弄强权政治的缺德把戏，而把它一笔勾消。现在，继承国把这些英国制造的边界线奉若神明，当作民族遗产中的传家宝，这是历史上没有预料到的、不幸的发展。
—— 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
　　每一个新生的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
—— 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
一、方针已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午夜，当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应运而生的时刻，印度的边界也经历了看不见的，但却是深刻的变化。在印度独立前，边界是英国所关切的事情：英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是根据英国的利害得失来看待印度次大陆的利益的。他们只关心来自俄国或中国的威胁对英国投资产生的影响，或在伦敦议会里引起的反应。印度的民族利益并不是英国要考虑的因素，英国人只是有时想起，不能让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同边界那边的俄国人或中国人发生接触，以免产生动荡不定的局面。“英国要统治印度就必须有威望。为此目的，就必须设法不使印度臣民在视野中看到任何强国的出现，即使这个国家远远比不上英帝国强大。”当印度人终于发觉英国为巩固印度边界所作的努力只不过是确定印度从属于英国的一种手段时，他们就对英国政府的边界政策表示遗憾。 [ 注：一九二一年国大党决议称，英国政府的政策“传统的指导思想，更多地是保持印度的从属地位，而不是保护印度的边境地区。……印度作为自治的国家对它的邻国用不着害怕……”因此敦促那些“对印度人民并无恶意的国家……不要同英帝国签订任何条约”。 ]
　　随着印度的独立，一切都变了。印度的边界不再是英国同其他帝国进行大争夺的筹码，而成为保护新国家的外壁。那些只关心战略利益而不关心领土的人们，已经不能够任意制定或变更边界了。从此以后，边界成为祖国的神圣领土的围墙，政客们如果任意改动边界，只会自招风险。
　　印度新政府对北部边境的政策，同过去英国政府的政策丝毫没有不同。印度在一九四九年利用了锡金一个地方起义反抗大君的机会把军队开了进去，使锡金成为它的保护国，而且使锡金对它的依附程度超过了过去锡金在形式上对英国的依附关系。同年，印度与不丹签订条约，把英国指导不丹对外关系的权利接收过来。新德里在尼泊尔的势力依然凌驾一切。一九五O年，印度政府协助尼泊尔国王结束了拉纳(Rana)家族一个世纪之久的统治后，印度的势力更加强了。印度新政府就这样接管了并巩固了寇松称之为“保护国链条”的喜马拉雅山区各小国。
　　印度一独立就继承了英国对西藏的政策。最后一任英国驻拉萨代表理查逊居然保留原职代表印度，这就象征着——无疑也加强了——这种连续性。英国驻拉萨代表机构于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变成印度代表机构。理查逊后来写道：“这次转变几乎觉察不出来。……原有人员全部保留下来，唯一明显的变化就是换了国旗。”
　　当时，西藏政府正设法为它从一九一一年起享有的事实上的独立取得合法地位和国际承认，快要完蛋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也无法打消西藏这种念头。一九四九年年中，西藏人把国民党政府人员从拉萨赶走，借口是怕那些人可能是、或已变成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方面怀疑理查逊和印度在这出戏里插了一手。西藏当局因拉萨贴金的木龙嘴里滴水等不祥之兆感到惊慌，可能也对北京出现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府的前景感到惶恐，因而开始建立军队。西藏请求印度提供武器弹药，印度表示同意，并派遣一名高级陆军军官赴藏，办理军事援助事宜。
　　从印度的观点看，它继续推行英国怂恿西藏脱离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这不仅是由于印度战略的和地缘政治的思想受英国长期的先例所制约，而且印度新政府制订政策的工作也往往仍旧依靠独立前的班底来进行。旧印度文官体系的高级印度籍官员仍然在原部门留用并受到提升，以接替原来的英国上司；因此理查逊从拉萨发回的报告和建议必定很受重视。他所写的《西藏及其历史》(Tibet and its History)一书，清楚地表明他如何为西藏的独立事业而效劳。不管从哪方面考虑，继续把中国的势力从西藏排斥出去，显然符合印度的利益；因此印度新政府的政策，同旧政府一样，也是以排斥中国在西藏的势力和加强印度在西藏的势力为目标的。中国也自然把印度的这种政策看作是敌对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前，他们就已抨击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怀有“吞并西藏的帝国主义野心”。
　　印度政府不久认识到，它所继承的遗产中，也包括了北部边境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领土问题。一九四五年以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在一系列照会中不断指责英国侵入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中国向印度最早提出的一次交涉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当时他们向刚刚设立的印度驻华使馆提出上述指责。但印度方面予以驳回，声称东北地区的部落地带是印度的领土。驻新德里的中国国民党大使在撤馆时采取的最后的行动是提醒印度政府注意：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认为西姆拉条约无效。
　　西藏方面希望乘英国将政权交给印度的机会，收复过去一世纪左右被英国夺走的一切领土。一九四七年十月，他们正式要求印度归还从拉达克到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的一大片西藏领土。 [ 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发现锡金道吉岭(Dorji-ling)的山村风景优美，认定可以把它当作个躲避印度平原酷暑的胜地。当时还有个政治考虑：英国认为，“在锡金腐败统治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有一个治理良好的归属英国的孤岛”，将促进英国在喜马拉雅山这一边的地区的利益。一八三五年锡金大君无可奈何地同意把这块地区割让给英国，后称大吉岭。 ] 印度在答复中却要求西藏保证同意维持它从前同英国政府所保持的那种关系。
　　印度力图继续推行英国对喜马拉雅山及其以北地区的政策，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却难以成功。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占压倒优势的是英国统治者。英国不仅在当地拥有巨大的权势，它还能在必要时纠集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影响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事实上也曾多次使用上述力量对付中国。一九四七年英国撤出印度次大陆，从而使喜马拉雅山两面的力量对比颠倒过来。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这就确定了上述变化。从此以后，优势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北面，而不是它的南面。中国重新在西藏行使权力，就显示出并证实了这个变化。
　　尽早在西藏重新行使中央的权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多次重申的意图(已往国民党人也想这样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就宣布即将进军西藏。印度的反应十分强烈。新德里以外交照会警告北京政府说，以印度为首的一些国家正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福摩萨 [ 译者注：即我国的台湾省，下同。 ] 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势必损害这种努力。可是，这份照会递交给北京后还没几天，北京就宣布中国军队已奉命进入西藏；紧跟着新德里就提出一项措词激烈的抗议，对西藏遭到“入侵”以及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它和西藏的关系问题表示遗憾。中国的答复也同样尖锐：“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并保卫中国边疆。”中国说它愿意继续同西藏进行和平谈判，并责备印度不应扣留前往北京的西藏代表团——但警告说决不能容忍任何外国的干预。关于印度所说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将有损中国的世界威望问题，中国的答复是：如果某些不友好的政府利用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一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进行阻挠，那只是再一次显示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敌对态度而已。中国认为这两个问题完全不相干。
　　到这时为止，印度政府的态度看来是：一方面承认过去西藏和中国在法律上的关系比较密切，另一方面又希望北京满足于在西藏享有类似印度在不丹享有的地位，即容许西藏人管理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而中国只要求西藏不得同中国以外的任何其他政府发生关系。印度在其照会中，使用“宗主权”这个名词形容中国在西藏的地位，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印度的态度。 [ 注：一九五O年印度的几个照会中提及中国对西藏的意图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新德里发表的印度照会文本里是使用“宗主权”的字眼，而由中国政府发表的文本里却出现“主权”的字眼。这是印度政府由于它对西藏的政策已经遭到攻击，为了给国内看而在发表时修改了用字呢？还是象后来印度国内很多人所怀疑的那样，是印度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在北京递交照会之前把“宗主权”改成“主权”？还是中国在发表印度照会时自行改换了字眼？如果是最后这种情况，印度就理应竭力反对，可是印度却没有提出反对。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 ]
　　在北京看来，印度希望西藏享有半独立地位，这是阴谋的第一步。印度的阴谋是企图把西藏从中国拉出去，并把它纳入印度的影响之下。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质问道：印度政府“对不丹已经主张了自己底宗主权，那末，在宣布了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之后，还不会肯定宣布自己底宗主权对于西藏吗？” [ 扫校者注：原文两处应为“的”的地方都作“底”，扫校时未做修改。后面章节中这个时期的中国方面资料引文有相同现象，扫校时都保留原样，不再一一注明。 ] ，这个推论并非牵强附会，也不是不公允的。喜马拉雅山区的中印边境地带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国竞争的场所，双方都用尽软硬兼施的手腕，以求达到扩大或确立他们自己势力的目的，并在可能时排挤掉对方的势力。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双方很容易把对方的行动看作是奸险或恶意的。因此，当印度对中国军队进入西藏采取外交行动时，中国就感到愤慨和怀疑；当中国重新回到了西藏的时候，印度也感到愤怒和恐惧；而当中国后来和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时，印度更感到十分狼狈，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竞争者进入了从前本是印度的外交禁区。
　　面对着一九五O年中国恢复了在西藏的权力的既成事实，印度政府的反应是实用主义的。印度原想在西藏扶植某种程度的独立，以保持西藏的某种缓冲作用，现在这个打算落空了。在实际上，印度不可能有所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后勤困难太大，并需承担对华作战的风险，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考虑。 [ 注：印度政府在一九五O年是不是想对西藏进行武装干涉呢？负责印度东部防务的最后一任英国司令官，陆军中将弗朗西斯·图克(Francis Tuker)爵士曾经在一九四七年献计说，“与其听任中国占领西藏，不如印度自己准备去占领这个高原。”另据一个作者的叙述，杜鲁门总统曾表示愿提供运输机帮助印度保卫西藏；“当时估计印度只消派一旅部队进入西藏，中国就会躲开。据传杜鲁门曾同意这个看法，并表示愿意提供所需要的空中运输。”(见夏赫(A.B.Shah)所著《印度的国防与外交政策》(India's Defence and Foreign Policies)一九六六年孟买Manaktala出版，第87页)在朝鲜战争期间，使中国卷入一场对印度作战的第二战场，也许适合华盛顿的利益。但如果美国提出了这项建议，新德里必定是看出了这场步荣赫鹏后尘的远征，风险很大，又不会有什么成果，因此没有接受。 ] 印度只能在以下两者间作出抉择，要末支持毫无希望实现的西藏独立事业，要末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对中国友好，过去一直是尼赫鲁的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这个选择不难作出。印度没有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出的呼吁。中国在西藏的权力确立了，印度关于中国是否有权留在西藏的矛盾心情消失了，作为中印之间邦交恶化的起因之一的西藏问题也随之消失。中国没有把印度抗议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一事，作为一个问题公开加以宣扬。他们公布了外交上的来往照会后，就让它悄悄过去了。
　　四十年前满清再度在西藏确立权力，曾经震动了英国人；同样地，一九五O年中国权力达到印度的北部边境，也震动了印度的政界舆论。印度右翼势力最为惊慌，他们最害怕的是中国政权的共产党性质，他们攻击尼赫鲁和印度政府默许中国军队开进西藏。这就意味着，最尖锐地批评尼赫鲁对华政策的人，正是在内外政策的各方面都反对他的那批人。这种情况似乎最初使尼赫鲁能够更加强硬地顶住这批人，而到后来却使他更加不愿意得罪他们。
　　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政策，在议会里遭到猛烈攻击。尼赫鲁的头号政敌，副总理瓦拉卜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Patel)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批评。帕特尔在信中含蓄地提到，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是被中国人蒙蔽了。他指责中国背信弃义，心怀叵测，是潜在的敌人。他还警告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使印、藏之间的一切边界和商务协议化为乌有，而这些协议是我们近半个世纪以来行事的依据”。帕特尔含蓄地指责尼赫鲁因循自满、举棋不定。他建议彻底重新估价印度的对华政策，包括重新部署印度部队以守卫可能引起争执的地区。 [ 注：这封信于一九六八年第一次公开发表在一家孟买周刊上。该信作为附录刊载于达尔维(Dalvi)所著的《喜马拉雅的失策》(Himalayan Blunder，孟买Thacker&Co.一九六九年出版)和库尔迪昔·内雅所著的《两线之间》(孟买Allied Publishers一九六九年出版)两书中。 ] 尼赫鲁对这封信的答复没有公布，但是从他后来采取的行动中可以推断出答复的要点：他继续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继续鼓吹中国进联合国的主张；但同时也已下令把印度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整个东北边境特区(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简称NEFA)，这就是那块位于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部落地带现在的名称。
　　一九四九年底的东北边境特区的情况，和英国人离开时的局面差不多。印度方面在靠近麦克马洪线东端的瓦弄设立了一个哨所，但印度在其他各段的阵地距离该线还很远。印度侵入达旺地区，到了德让宗就停下来。西藏对达旺的行政管辖仍旧未受干预。然而，不到一年的功夫，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增设了二十个哨所。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名印度官员带着一支警卫队和几百名脚夫进入达旺。过去的英国政府最后曾赞成修改麦克马洪线(一九四四年高德向西藏人提出的方案就是证明)，现在印度政府显然已决心反对修改这条线，并打算把他们的边境线从色拉山口推进到麦克马洪当年画的那条线上来。拉萨的西藏当局提出了抗议，而印度的政治官员不加掩饰地回答说，印度正在接管达旺。西藏人再次提出抗议，指责印度政府“把原来不属于它的地方攫为已有”；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并且绝对不能同意”，并要求新德里立即将印军撤出达旺。印度对西藏的多次抗议置之不理，继续留在达旺，并象一九四四年英国在德让宗所干的那样，赶走了在达旺的西藏行政当局。这样一来，曾经使英国参谋总部十分担忧的那个西藏/中国领土的“危险楔形地带”终于完全消除，而麦克马洪线也就大体上从地图上移到地面上，成为印度事实上的东北边界。
　　印度政府把他们要接管达旺的意图通知拉萨的西藏政府而不通知北京，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新德里这时同意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但印度把达旺当作局部问题对待而留待北京提出抗议的作法，是有其外交含义的。现有记录表明，中国政府对于印度的这个行动没有提出意见。这种令人迷惑不解的沉默，只能解释为中国默许印度扩展到麦克马洪线。
　　印度进入达旺，只遇到西藏人口头上的抵抗，但是部落居民对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其他地点的扩张行动，却索取了血的代价。五十年代初期，一支强悍的阿萨姆步枪队的巡逻队溯苏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而上，有一个部落曾给他们以热烈欢迎，设宴招待并安排住宿——然后把他们几乎一个不留地杀掉。这次一共死了七十三名步枪队的士兵和文职人员。印度政府派出了一支讨伐的远征队，但根据尼赫鲁的命令，他们只是进行了一次炫耀武力的示威，而没有象英国人肯定会干的那样烧房屋、抓俘虏。
　　印度政府继续执行英国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政策，不仅出乎自然，而且它也认为是顺理成章的。
　　过去决定英国对东北边境态度的那些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考虑，现在对新的印度政府也同样适用。从战略上看，把边界线定在靠近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边缘，使中国人深入到那里，这是过去的英国参谋总部和今天的印度参谋局所同样不能容忍的。麦克马洪沿着顶峰画出的边界线，比沿着山麓画的边界线，要有利得多。东北边境地带的居民在人种和文化上，的确是对西藏要比对印度更为接近；但在印度看来，正因为如此就更有必要把这一地带置于印度的行政管辖之下。在上述这些实际考虑的背后，还涉及领土至上原则的政治考虑。正如贡纳尔·米达尔所说的，“每个新生的政权的最初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就是紧紧保住遗留给它的那份领土。凡是殖民国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新兴的国家就一定要统治。”
　　对于印度政府来说，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早就拒绝了麦克马洪线，印度应该怎么办？对此，英国的先例又提供了部分的答案：印度只要把麦克马洪线当作边界线看待就行了，反正印度对这些部落地区的管辖，已是既成事实；中国如要对此提出抗议，随它去就是了。更有甚者，印度当时还决定：如果中国一旦提出这个问题，印度将拒绝谈判。对印度人说来，既然印度的政策是使麦克马洪线成为事实上的边界线，那末，上述决定似乎是这种政策的必然结果。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拒绝把麦克马洪线提交谈判的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孕育着严重后果的重要步骤，它的确使得中印边界问题无法解决。
　　从坚持某条具体边界的走向，进而拒绝举行边界谈判，这事实上是从外交交涉发展到一意孤行。在谈判的过程中，不管其中的一方采取怎样不妥协的立场，总还容许双方找出某些保全面子的方式，甚至还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让步，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妥协。但采取寸步不让的立场和拒绝谈判的态度，就等于要一方默认他方单方面强加的决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这样的态度一旦应用在边境问题上，就会导致对有争议的领土进行武力争夺。
　　印度采取上述的对待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最早是在一九五O年十一月，以议会质询的方式透露的。当时有人要求尼赫鲁总理(他当时还兼外交部长)申明，在印度和西藏之间是否有一条已经划定的边界线，尼赫鲁回答说：
　　从拉达克区域到尼泊尔边界，又从不丹到伊洛瓦底/萨尔温江(Irrawaddy/Salween)在阿萨姆邦的分界处，西藏都和印度接壤。从不丹向东的边境已经清楚地由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条约所确定的麦克马洪线划定。从拉达克到尼泊尔的边境是主要由长期的习惯所确定的。
　　一名议员问道，这条边界线是否已为西藏所承认。尼赫鲁回答说，“我认为这条边界上有几段已经被承认，这要看尊敬的议员讲的是哪一段。”接着有人问道，据说有一份中国的新地图标明边界线是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尼赫鲁说，“不对，先生。就我们所知，并没有什么新的中国地图。但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所有地图都把现在属于印度的东北边境的一部分领土，标成不属于印度。”议员们进一步追问关于中国地图的问题，尼赫鲁就以下述的声明结束了议会的讨论：“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
　　印度在地面上以及官方声明中，都把麦克马洪线定为边界线，而又不直接通知中国。一九五二年印度政府内部曾有人对这种作法提出责难。
　　在此以前，印度已经失去了使麦克马洪线的地位合法化的一个机会。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向印度驻北京大使提出应尽早处理有关稳定西藏边境的问题，并建议由印度、中国和尼泊尔三国之间举行会谈解决这个问题。根据印度方面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周恩来还曾说到：“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或纠纷。”——这就进一步证实中国曾决定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的东北边界线。
　　印度政府答复说，它欢迎周恩来所建议的谈判。但是，中国和印度双方都没有把这项建议贯彻下去。尼赫鲁后来解释说，“我们认为既然我们的边界是清楚的，那就谈不上由我们方面来提出这个问题”。结果，两国政府不是讨论边界问题，而是讨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印度继承了英帝国在西藏的一些权益，如何使之适应于当代的情况的问题。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国正式提议解决由于印度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权益和资产而引起的某些“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并列举了诸如商务往来、贸易以及印侨待遇等问题作为讨论项目。印度早就通知中国，表示准备就印度在西藏的现存权益问题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这时也就同意了中国的建议。双方都没有再提及边境问题。
　　就在这个关头，印度政府中有一名高级官员对政府不提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决定表示了异议。巴志帕伊(G.S.Bajpai)爵士是英国赖以统治印度的文官系统中最显要的官员之一，他担任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外交部秘书长。 [ 注：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是印度外交部的最高级文官，其次是外事秘书(Foreign Secretary)，再其次是联邦事务秘书(Commonwealth Secretary)。 ] 一九五二年时巴志帕伊已辞去秘书长的职务，担任孟买邦长。当时他以邦长的身分写信给印度外交部，敦促印度政府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的问题。他警告说，对于中国说来，麦克马洪线可能是“英国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疮疤之一，中国可能想在修改边界的基础上医治或者消除这个疮疤，而这种修改可能既不会使我们高兴，又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尼赫鲁和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讨论了这个建议，并由潘尼迦答复巴志帕伊。潘尼迦告诉他说，尼赫鲁总理认为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不符合印度的利益。潘尼迦解释说，尼赫鲁的看法是既然印度已经毫不含糊地公开申明麦克马洪线是边界线，那就应该让中国来提出问题。假如由印度提出，“就会迫使[中国人]在以下两种态度中作出选择：或者是接受我们和西藏过去签订的条约；或者是拒绝这个条约，同时建议谈判。鉴于历届中国政府明确拒绝承认印藏条约对它们有约束力，因此，很难设想中国会采取第一种态度，而第二种态度则将对我们不利”。
　　潘尼迦接着说，如果“中国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拒绝谈这个问题，并且可以采取尼赫鲁总理[在他的公开声明中]所采取的立场，即麦克马洪线南边的领土是我们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巴志帕伊并没有被说服。他指出：中国曾经要求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人既然“从来没有同意把麦克马洪线作为西藏和我国之间的边境线，他们多半不会认为这条边境线已经确定。当然，他们不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争辩说，印度应该干脆利用这个机会通知中国，印度认为麦克马洪线是边界线，并打算把它当作边界线来对待。中国或者同意，或者对印度的声明置之不理(听任人家把它的沉默解释为默认)，或者不同意。无论如何，印度将从而摸清中国的立场。但当时决定早已作出，巴志帕伊最后提出的意见就成了一场已经结束了的争论的注脚。
　　在一九五四年谈判缔结关于西藏通商和交通的新协定时，印度代表团没有提到边界问题，而且是有意地避开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印度人连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为了履行西姆拉条约而签订的贸易协定也没有提及，而是把这次谈判仅仅当作是一九O八年中国同英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继续。
　　这表明当中国重新在西藏行使权力的时候，印度对西藏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变。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曾向印度指出，一九O八年协议三十年有效期已满，应当重新谈判。印度政府当时答复说，它只承认一九一四年印藏协定有效。正是这个答复促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再度申明：中国认为西姆拉条约以及由该条约所产生的一切都是无效的。
　　中国似乎认为，印度放弃一九一四年先例，表明印度的立场有所松动，并默认西姆拉条约以及有关的协定在法律上无效。当时中国无疑地知道印度打算把麦克马洪线定为印度的东北边界线。前面讲过，中国也早已表示他们默认这条线；而印度在一九五四年谈判中所采取的立场，也可说是暗示了印度准备在适当时候通过外交程序来使这条事实上的东北边界线得到批准。
　　因此，一九五四年的谈判所涉及的问题仅限于印度驻拉萨的代表机构，驻江孜、亚东和噶大克等地的商务代理处和一般贸易问题，邮政和电报设施，印度在西藏继承英国的权力而保持的武装卫队以及香客入境等事宜。但是，当讨论到边境中段 [ 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会谈中，为了明白起见，把中印边界划分为三段：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印度河地区的碟穆绰克(Demchok)为西段；从碟穆绰克到尼泊尔边界，包括印度这边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和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在内，为中段；从不丹到缅甸这一段，即麦克马洪线，为东段。本书将沿用这些名称。 ] 某些山口的使用问题时，也就间接地涉及到边界问题。中国的草案写道，“[中国]同意开放下列山口……供商人和香客出入之用”。草案的措词反映了中国的主张，即西藏[因此也就是中国]的管辖范围是延伸到这个地段的主要山口以外的地区。印度人正如当年的英国人一样，主张边界线是沿着分水岭的，因此主要山口本身就是边界线的地形特征。他们拒绝了中国人的提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问题挑开，宁愿接受一项回避了具体的山口归属问题的措词：“商人……经由下列山口来往……”双方代表团至少是心照不宣地同意了不将边界问题纳入这次的谈判议程。
　　后来，当边界争端发生后，印度就说，他们这一次之所以没有提出边界问题，是“因为，就印度政府来说，边界是人所共知的，是无可争论的，不可能存在有关边界的问题”。他们还说：“印度代表团自始至终认为，两国间所有争论的问题都在被考虑之列，并且一旦达成解决，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但是从巴志帕伊同潘尼迦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事实上印度政府完全了解中国并不认为麦克马洪线是正式确定的边界线。而且，中国的草案为印度所拒绝，表明双方对于中段边界线的走向的看法存在分歧。后来印度争辩说中印关于西藏贸易的谈判结束了边界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老实的。这说明印度在一九五四年时有意要套住中国，从而使印度后来能够争辩说，因为中国没有提出边界问题，就等于是默认边界已定。
　　事实上印度当时正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结束边界问题，这可以从一九五四年七月，在西藏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尼赫鲁口授的一份备忘录中得到证实。但是在研究这份备忘录以前，还必须提到一九五四年关于西藏通商协定的内容实质。 [ 注：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签订。该协定全文及有关照会载于白皮书第1号第98-107页。 ]
　　这个协定毫不含糊地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协定提到西藏时都称“中国西藏地方”——从英国开始，就把西藏当作独立国来同拉萨打交道，印度独立后还试图继续这样做，这一协定正式结束了这种企图。接着该项协定在序言部分宣布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称之为“潘查希拉”：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曾把第一项和第四项列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当时使用的也是同样的字句。有人说，使用“潘查希拉”这个字眼应当归功于尼赫鲁；尼赫鲁说过，他曾在印度尼西亚听到过这个“绝妙好词”，并且声称潘查希拉渊源于印度的道德传统。“潘查希拉”被恰当地说成是这样的“一句流行语，它能使人联想到某些古老的概念，但它同过去的联系又只是限于在一切宗教遗产中都可以找到的那种精神”，但潘查希拉变成了一个体现了当时印度外交政策的道义愿望的口号，特别是标志并象征着印度和中国之间友情洋溢时期的开始。当时在印度继续有人反对和批评尼赫鲁的对华政策，但这还只是一股暗流。亚洲的两个伟大的新兴的共和国，朝着未来的革新携手前进的这种设想，对印度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潘查希拉”被认为不仅是印度对华关系的指针，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指路明灯。
　　尼赫鲁在其备忘录中把关于西藏的协定同边界问题联在一起。这份给内阁各部的备忘录，把上述协定说成是“我们与中国和西藏关系的新起点”。他接着写道：“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北部]边界是牢固的，明确的，不容同任何人讨论的。应沿边界全线建立一系列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
　　这个关键性政策指示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印度应当扩展到它认为是自己边界的地方，然后拒绝同中国谈判。中国既然已经在关于五项原则的序言中同意要尊重印度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那就只好接受既成事实。
　　对于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来说，这只不过是把他们从前应用于麦克马洪线的政策扩大到整个北部边界：即印度把它自己认为是它的边界的走向明确起来，并且当作已定界来对待，听任中国提抗议，而印度则“拒绝重提这个问题”。自从尼赫鲁公开宣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东北边界线以来的四年中，北京方面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中国默许印度于一九五一年接管达旺，表明北京当时并不想就麦克马洪线挑起争端。在印度人看来，把这项政策扩大到边界的其他各段，乃是合乎逻辑的必然步骤。然而，尼赫鲁武断地决定北部边界的其他地段都是“明确划定”、“不容讨论”的边界线，他这个步骤就把边界问题转化为争执，而争执最后又转化为边境战争。
　　印度不把麦克马洪线提交谈判的决定，排除了印度同中国就这条边界走向取得正式协议的可能性。但麦克马洪线毕竟是一条清楚地(虽不是精确的)画在地图上的已知线，这是印中双方都知道的。现在尼赫鲁把同一原则扩大到中印边境的西段，而这一段的情况却根本不同。在西段，从来没有过象麦克马洪线那样清楚的拟议线，由于对西段地区从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勘测，也就不可能画出这样的一条线。再者，多年来英国自己所赞成的边界的走向多次更动——数一下，就有十一次更动，但基本上反映了边界的三种走向。尼赫鲁的指示意味着印度将从这三种走向中单方面选定一种，加以贯彻，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然后把它当作“不容[同中国]讨论”的题目。假如印度选定的边界走向正是中国所能接受的，那倒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当然，如果真的“不容讨论”，也无法正式划界)，在这种遥远而又荒凉的地区，有一条双方接受的事实上的边界，也就可以过得去了。然而，当时明摆着的危险是：印度打算在西段选定的一种走向会是中国所不能同意的。
　　在谈到印度为西段边界选定的究竟是哪一种走向之前，还要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中国没有把边界问题提出来谈判？周恩来后来解释说这是由于“时机尚未成熟”，这句话可以作恶意的解释。也许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深刻地体会到，边界谈判最好是留到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时再来进行。 [ 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尼赫鲁在联邦院解释五十年代初期印度为什么要对边境问题保持缄默，他是这样讲的：“我们感到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立场，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而肯定下来。也许等到对我们的立场提出挑战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处于更为强大得多的地位去应付这一挑战。” ] 但是鉴于一九五一年周恩来自己曾提议早日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所以他后来的话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看到当时有关的邻国对谈判不感兴趣，而且边界问题也并不是急待处理，因而也就没有理由提出举行边界谈判。印度的地图和中国的地图对边界的画法的确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中国的看法正如后来它所声明的那样，认为：因为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两国对于边界持有不同的意见是自然的”，中国已经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所以料想这方面不至于发生紧迫的问题。在潘查希拉协议签订一年以后，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讲话，阐明了中国对自己同邻邦之间边界问题的态度：
　　 [中国]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
　　对照万隆会议上中国的态度和巴志帕伊与潘尼迦的通信以及尼赫鲁的备忘录中所表现出来的印度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双方立场截然不同：中国愿意同邻国谈判确定边界；印度却认定边界问题不容讨论；中国承认他们的边界有一部分是定界，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现状；印度则硬说边界已定，并决定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显然，形成一触即发的局面的因素已经存在，只要双方在领土主张上发生冲突，就足以引起爆炸。
　　为了执行尼赫鲁一九五四年的指示，印度就需要精确地确定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并将它的想法在自己的地图上标明。但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印度官方的测量机构(印度测量局)对其北部边界线的画法仍然是以一九三六年以来英国人的画法为准。麦克马洪线被画成是印度东北部的边界线，但它是用虚线标出的，表明这条线还没有标定。 [ 注：就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出。英国的一些地图把麦克马洪线标成划定界，就是说是由有关各方正式同意过的。见历史引言注。 ] 从尼泊尔向西到阿富汗这一段，地图上根本就没有画出边界线，而是涂上了一片淡色，旁边注明“未定界”，但这体现了过去约翰逊-阿尔达对喀喇昆仑山以外地区的登峰造极的领土要求——这就是说，把阿克赛钦和它旁边的很多地方都暂且画在印度境内。一九五四年印度官方地图对北部边界的画法有了显著的改变。东段的变动最少，只用实线注明麦克马洪线为国际边界，但未提该线尚未标定。 [ 注：然而，对于不丹和锡金的边界的画法变化很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出版的地图，这两个国家被画在印度境外，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地图上这两国都被画在印度境内。这种变化并不反映印度和这两国的条约关系。不丹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锡金的独立地位则比较地有名无实。但是印度宪法并没有把锡金作为印度的一部分。一九六七年印度外交部长查格拉(M.C.Chagla)人民院讲话中也证实锡金不是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印度不顾锡金和不丹的多次抗议，在印度地图上继续把这两个国家标画在印度境内。 ] 在西面，从尼泊尔到阿富汗之间的一段，则以实线的国际边界代替了那块未定界的淡色——但在实质上同过去的主张不同。新地图把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一段的边界线往后拉了一些，使之大体上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从而放弃了约翰逊-阿尔达那一派关于在这一地段向前推进的主张。但是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新地图上的边界线又向北拐，大致上又回到约翰逊-阿尔达线，把直抵昆仑山的一片地带圈了进来——把阿克赛钦包括在印度境内。
　　英国统治时期对阿克赛钦提出的领土要求，是一个战略上的方案，目的是为了预防俄国人的挺进，使他们离开西藏和印度越远越好。德里和伦敦在过去不同时期里，时而赞成这个主张，时而抛弃这个主张，但是从来没有作为正式的边界建议而提出来过，也从来没有在地面上把行政管辖扩展到那里——英国当时不愿也无力这样做。虽然英国有些地图曾经长期沿用上述画法，但前面讲过，这种画法并不总是反映英国的边界政策。当时英国人在地图上可以自由地绘出暂定的边界线，因为这些画法可以随时修改而不会引起尴尬的问题。然而，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官方地图上对阿克赛钦提出断然的要求，其后果就大不一样。印度政府声称这块领土属于印度，就使得本国政界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印度在宪法上也要对之采取同样态度。 [ 注：见本章第二节 ] 印度再要撤回这个领土要求，就非常困难，也许甚至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一九五四年印度政府在地图标出明确的边界时提出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呢？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之所以在喀喇昆仑山口以西的一段，放弃了将边界线划在喀喇昆仑山以外的主张， [ 注：到了一九五四年，印度对整个克什米尔的领土要求变得强硬起来，因此，印度冒称有一条中印边界存在于喀喇昆仑山口和阿富汗之间，而这一片领土在事实上是属于巴基斯坦的。 ] 是因为在一九二七年英国也曾这样做，当时英国承认它们的要求不符合行政管辖的实际，但英国未在地图上标明它的决定。那末印度为什么又要在阿克赛钦地段把边界线划在喀喇昆仑山以外呢？这是个关键问题，而且是个无法明确答复的问题，因为印度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一九二七年英国所作的决定(这段时期的英印政府档案现仍未公开)，在英国档案中也找不到线索。然而，可以推想出一个可能的答案。如上所述，英国对这个地段的边界政策当时是在前进派和温和派两种主张之间摇摆不定。很可能，到了一九二七年，英国认识到：既然中国已在喀喇昆仑山口长期立足，因此提出一条喀喇昆仑山口以北的边界线的主张将是无效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决定应继续在地图上保持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当时新疆已经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威胁再度出现，如果说英国在阿克赛钦没有行使有效管辖，那么，也可以争辩说，中国对之也同样未行使有效管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保持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呢？一旦情况极度恶化，就可以用这一着遏制俄国的扩张；或者，同中国就这个地段的边界举行谈判的时机到来时，也可以用这一着来针对中国的最高要求进行讨价还价，以便取得妥协，划定一条类似一八九九年向中国提出过的那样的边界线。
　　如果一九二七年英国的决定大体如此，那末，其它的推论就可随之作出。当一九五四年印度政府着手查对英国的旧档案以便弄清西段的边界位置时，他们可能发现了一份对阿克赛钦提出要求的建议。这个方案在英国人手里本来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要求，作为将来同莫斯科或北京打交道时的外交筹码。可是，由于一九五四年印度所持的态度，这个方案就变成了一项公开的断然主张。尼赫鲁断言：“应该认为北部边界是牢固的、明确的、不容同任何人讨论的。”
　　按照上述解释，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产生于历史的偶然事件。一九二七年重新考虑同中国接壤的西北部边界问题的那些英国人，如果当时曾建议沿用一八九九年英国向中国提出的建议线作为阿克赛钦地段边界， [ 注：见历史引言注 ] 那末，在印度地图上就会把五十年代中国修筑的新藏公路所穿过的地区划在印度的境外。那样，这场争执中的难于处理的症结也就不会存在了。
　　一九五四年印度修改了地图，在地图上把阿克赛钦画成印度的一部分，但是在地面上并没有反映出这种改变。印度在拉达克的最前方的哨所是在楚舒勒(Chushul)，该地距阿克赛钦还很远。一九五二年印度曾派出一支巡逻队到拉那克山口。一九五四年又派出了同样的巡逻队，并在该山口插上了印度国旗。但是，印度的巡逻队从来也没有抵达阿克赛钦。为了贯彻执行尼赫鲁在备忘录里的指示，印度外交部、内政部和国防部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会议，以确定有争议的西段和中段的边境地区的位置。这次会议并建议今后由国防部负责守卫这些边境地区(边境巡逻通常由内政部负责)，但是陆军提出异议——估计是因为陆军本身的任务已很繁重。当时还是决定：只要有可能，就应把边境哨所推进到有争议的地方，因此，在中段和东段，印度的哨所都向前推进了。
　　印度在中段向前推进，立即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于七月抗议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认为印方的这一行动“不符合中印两国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刚刚写成条文载入“潘查希拉”协定中的。印度政府答复说，该项领土属于印度，并反过来要中国尊重五项原则，将其人员撤出。在中印边境的中段，印度的北方邦和喜马偕尔邦同西藏接壤，对于这段边界的划法长期以来就有争议。西藏人不仅控制了各处山口，而且控制了各山口以外的许多牧场；而印度人现在所进入的正是这些地带，其目的在于把山口本身作为边界线的地形特征。中印双方一到冬天就都撤了回去，所以这就变成双方每年一度都抢先赶到高原牧场的竞赛。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印双方就中段边界问题不断交换外交信件，并于一九五八年在新德里就此问题进行过会谈，但无结果。它只是一桩边界大争端的前奏和小型彩排，因此没有必要作过细的追述。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印度政府指责中国侵略，是因为中国小股部队越出了山口，而事实上中印双方边防部队发生接触乃是由于印度军队向前挺进的结果——几年后尼赫鲁本人在议会里确认了这一点。印度政府在外交辩论中坚持说，中国在一九五四年关于西藏的通商协定中曾承认边界经过上述各山口，但如上所述，中国却曾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这些山口全部是在中国领土以内。最后，印度还有一项颠倒事实的指责，说在“潘查希拉”协定的墨渍未干之前就开始“试探前进”的是中国方面，这是印度指控中国不守信义的罪名之一——几乎全世界都信以为真。印度指控的另一罪名是说，中国明知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却偷偷摸摸背信弃义地修筑了一条通过阿克赛钦的公路，而这就触及了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
　　任何人到了阿克赛钦，都会感到那是个荒无人烟、艰险难行的地带。但是喀喇昆仑山在中国一方的面貌，同山这边印度一方的面貌大不相同。首先，阿克赛钦对中国比对印度容易通行得多，有一条古时的商路，从和田溯喀拉喀什河而上，到达阿克赛钦，又穿越高原通往西藏。因此，阿克赛钦是一条天然通道上的必经之路，尽管这段路程是艰险的。从印度那边前往阿克赛钦，要穿越喀喇昆仑山或者拉达克山脉，就困难得多；更重要的是从那里往别处去，什么地方都走不通。英国在十九世纪企图开辟沿羌臣摩河谷而上，穿过阿克赛钦到达喀拉喀什河的商路，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样的商路，比穿越一万八千英尺的喀喇昆仑山口的传统道路更加难走。
　　所以，当中国在新疆重新行使中央权力并于一九五O年进入西藏的时候，自然要通过阿克赛钦这条路进入西藏西部，——这的确是唯一切实可行的走法，因为西藏的北面是辽阔的新疆戈壁滩。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七日《政治家报》报道说，印度政府得知中国军队从新疆开进西藏西部，就是印度驻西藏西部噶大克的商务代理处提供的情报。
　　中国在五十年代前半期利用阿克赛钦这条路供应西藏西部，并且宣称在此期间中国对整个阿克赛钦地区进行了巡逻和勘测——中国人后来说，“这个勘探队的足迹遍及阿克赛钦和林济塘洼地”。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国开始修筑一条可以通行汽车的公路，深入到叶城附近的山中，并穿过阿克赛钦，抵达噶大克。这项工程费时十九个月，中国后来说它是由中国边防部队，“连同三千多名民工，在极端困难的自然条件下，盘绕高山，架设桥梁，修筑涵洞”而建成的公路，全长约七百五十英里，其中大约有一百一十二英里的地段通过了印度以后提出要求的领土。
　　中国政府在勘测和修筑这条公路的时候，是否知道印度的领土要求呢？当然，中国的地图标明阿克赛钦是中国领土，其边界线走向是沿着阿克赛钦西面的喀喇昆仑山脊。自从一八九O年李源鈵进行踏勘以来，中国就认为阿克赛钦是属于中国的；也许甚至在此以前就已如此，不过是较为模糊。如果在五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官员考查过西段边界问题的话，那他们就会发觉印度的地图标明了一个囊括阿克赛钦的未定界。但是这些印度地图——这上面的边界线只是用模糊不清的淡色标明，注有“未定界”字样——把自一八九二年中国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界碑时起就明显地是由中国控制的那片领土，也都包括到印度境内，因此中国人可能认为这些地图不足为凭，认为它们只是表示了帝国主义时代不现实的领土要求，而印度只不过是在同中国划界以前在地图上把这个要求继续保留下来而已——中国人在自己的地图上也是这么办的。印度政府虽然多次对内明确表示，它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东段的边界线，自一九五一年以后也已在地面上加以贯彻；但是，印度还没有明确提出过西段的任何边界线。一九五八年以前，印度人在西段所到之处，离开中国人认为应当是边界的地区也还远得很。
　　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印度地图对西段边界作了修改，如果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馆是尽职的话，必定会提醒北京，有可能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发生争执。但印度自己又不打算提出边界问题，那就只有留待中国方面提出。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在新德里和尼赫鲁会谈时，曾提到边界问题；但他只提到麦克马洪线。直到一九五八年，印度才对阿克赛钦提出正式的要求。在此以前，如果中国方面查阅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以了解过去英国对阿克赛钦边界线的设想是什么，那么，他们就只能找到一八九九年的马继业-窦讷乐方案，而根据该方案提出的边界走向，整条阿克赛钦公路都是在中国领土之内。 [ 注：有人争辩说，一八九九年那条线在阿克赛钦的东南角会把中国公路截掉大约十英里之多；但是如果把一八九九年那条线的位置移到一张现代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整个公路的位置是在中国这一边。 ]
　　五十年代中国在阿克赛钦的活动之所以没有惊动印度政府，真正的理由是印度对此毫无所知。 [ 注：有人认为印度政府是知道中国修筑了公路的，但是有“一些比尼赫鲁更加强烈地、更加不顾一切地主张争取中国好感的高级人士”，没有把这项情报告知尼赫鲁。这些人之所以做出这种推测，看来是由于他们没有在地图上查找一下印度所说的巡逻队走过的路线；如果他们查了的话，就会看到，正如印度方面后来承认的那样，“根本没有派遣印度侦察人员去过中国人修筑了一条新公路的阿克赛钦的那个地区”。(见赫德森(G.F.Hudson)在圣安东尼学报(St.Anthony's Papers)第十四期的文章，伦敦Chatto&Windus一九六三年出版。) ] 从列城向东北方向派出的几支巡逻队都没有穿越阿克赛钦——有两支巡逻队可能曾抵达阿克赛钦最西部的边缘，但没有到达接近这条公路的地方。由于中国报刊兴高采烈地报道了这条重要公路业已竣工的消息，印度政府这才第一次听说有这条公路。印度驻北京大使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向新德里报告了这些情况。印度大使提到的是刊登在中国杂志上的一个小比例的简图，印度政府只从这张图上也弄不清究竟这条公路经过些什么地方。直接向中国查询，又同印度的立场不相称，因此就决定派出两支巡逻队调查公路的位置。 [ 注：为什么没有采用空中侦察的手段，这很难说；也许是因为空中侦察容易招致中国的抗议，而地面巡逻则可能不会被察觉？ ] 由于酷寒，巡逻队又不能在冬季派出。所以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这两支巡逻队方从印度的基地列城出发。到十月，一支巡逻队从公路南段打回报告，说这条公路确实穿过了印度所主张的领土；奉令前往公路北段的另一支巡逻队却失踪了。
　　到了一九五八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在中印边境两端的无人地带就是这样被占领了，中印双方各自抢先占领了各自认为在战略上和实际考虑上对自己十分重要的地区。在东段，印度完成了英国人的未竟事业，贯彻了麦克马洪线，不仅确立了对部落地区的行政管辖，而且把西藏的(潜在地是中国的)行政当局撵出达旺，把这个地区更名为东北边境特区，并在一九五O年宪法中将它列为印度领土，由新成立的印度边境局的官员管辖。印度还开始修筑通向部落地区的公路，主要的一条是通向达旺的公路。
　　与此同时，在西段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而印度人却蒙在鼓里。中国先是利用、后则翻修了那条穿越阿克赛钦的商路，并把它变成一条为中国行政管辖所必需的公路，他们称这条公路是新疆和西藏之间主要交通动脉。
　　中印双方把各自的行政管辖扩展到这些新地区的时候，都知道对方在地图上对这些地区提出过自己的要求。人们都了解印度政府是知道的，也可假定中国政府也是知道的，但是双方各由于自己的原因，都宁愿不把问题提出来。回顾起来，也可以说中印两国政府在五十年代开端建交之初，没有把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列为首项议程，是一个失策。正如缅甸的吴努所说，“即使邻国间关系再好，双方也应当知道什么地方是一国领土的终点和另一国领土的开端。只有这样才能忠实地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印边界问题本来是满可以解决的，当时中印两国国家关系很好，两国也各自占据了它们认为对自己是重要的无人地带；因此，只需要签订一项协议，用外交形式把看来双方都满意的边界现状固定下来就行了。如果双方真的都满意，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了；但如果双方——或者一方——坚持其地图上对某些领土的要求，而这些领土又已为对方所占据，那么，边界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一九五O年萨达尔·帕特尔死后，尼赫鲁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人物，此后十年他驰骋于印度政坛，大权独揽。他是总理，在不同时期兼任国防部长，有时担任国大党主席，他还兼任计划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直到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外交部长。在印度独立运动的漫长岁月里，尼赫鲁坚持要他的国大党同僚考虑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自由印度所应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鲁自己几乎是唯一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人。不用说，一九四七年自然应该由他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就是后来尼赫鲁所包揽的印度内政问题的重担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担的时候，也无人对他兼任外交部长提出异议。他的政府同僚们满足于把外交政策留给尼赫鲁去决定。内政各部要比外事部门的权势大，所以这班人，由于个人利益和野心的驱使，都从事于对内政部门职务的争夺。
　　内阁制度在印度从来是行不通的，它只是徒有其名。在五十年代，尼赫鲁甚至不屑于把内阁装点为印度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人们有时会表示不满尼赫鲁总理的“傲慢的、不顾宪法的”作风，一九五六年一位财政部长因此而辞职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是一般说来，他的同僚大都安之若素，而且也跟着这么干。一名高级文官说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部长们满不在乎地有意自行其是，没有事先取得内阁的同意就公开宣布政策决定。”尼赫鲁独断专行的作风，在他处理外交政策时比处理内政问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内阁中有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但是对这个机构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多次制订、宣布、甚至执行事关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而该委员会和内阁却毫无所知。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就是这样，不但内阁和内阁所属的外交和国防两个委员会不知道，直到发生武装冲突使这个问题再也隐瞒不住时，议会也不知道。
　　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鲁个人制订的；而这个政策的执行也仅由尼赫鲁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几名高级官员负责。最初几年尼赫鲁领导外交部部务，也是事必躬亲，好象他管的只有一个外交部，甚至连一些简单的电报，也时常要亲自起草，不同官员们商量。有一个看问题比较尖锐的观察家，批评尼赫鲁在世时的印度外交人员，他写道：“他们工作效率不高——对于印度这样重要的大国来说，很不相称。他们训练不够，业务能力不行，整体观念不强，过分热中于讨好上级。尼赫鲁过于忙碌，过于偏执，以致没有去了解必要的细节和下级官员的情况，他只熟悉一小撮最高级官员和少数几个偏爱的部下。这样就助长了阿谀奉承，走私人路线，以及肤浅和主观的作风。”
　　尼赫鲁个人的对华态度，在刚开始时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这种态度渊源于他长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鲁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的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度过十二天，回去后他确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兴起，它扎根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然而摆脱了多年来的懵憧软弱状态，变得强壮而团结”。一九五四年他再度来到中国，在回印度以后，对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纪律，印象很深，他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了不起的力量”。这次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毛泽东。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象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中印双方对于谁应当更加尊重谁这种以老大自居的矛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
　　虽则尼赫鲁在印度内政方面是反共的，但他总是力图把它同对待共产党国家的态度区别开来。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是亚洲政治复兴的表现，而不把它看作为共产主义的胜利。他相信到头来中国文明将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共产党的结构消化吸收，然后也许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制度不同，因而在广阔的政治领域中必然会在亚洲和世界上成为竞争对手。可是他认为中印竞争不一定会搞坏两国关系。尼赫鲁对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主张，使他在国内以至在国际上挨了不少责骂。从一九五O年起，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抨击他的对华政策是姑息政策，并且争论说，既然认为中国是入侵西藏，就不应该加以默许。他们警告尼赫鲁说，中国出现在北部边境，不可避免地会把印度暴露于中国扩张主义的威胁面前——后来，他们自然相信这些预言都已得到证实。但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使权力所引起的惊惶和愤恨业已平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在印度又风行一时。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到印度回访尼赫鲁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呼。
　　周恩来乘此机会提出了麦克马洪线 [ 注：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是尼赫鲁先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这种看法对于印度对中印边境争端发展的理解是要害所在。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尼赫鲁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是周恩来主动提出来的。 ] 的问题。当两年前两人在中国会谈时，尼赫鲁曾顺便提到中国地图标出了“一条错误的边界线”。按照尼赫鲁本人的说法，中国当时告诉他这些中国地图是老地图的再版，还没有来得及加以修改。 [ 注：“印度总理却没有想到，中国有同样的理由就他的一些地图的问题向他提出责问，这些地图也是把从前的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土要求照原样画上，而没有同有关邻国事先商量。”(见狄克·威尔逊(Dick Wilson)所著《亚洲觉醒了》(Asia Awakes)第83页，伦敦Weidenfeld and Nicholson一九七O年出版。 ] 后来，尼赫鲁说，他“凭着印度对中国友好关系”，曾就当时似乎已陷入僵局的中缅边界谈判问题写信给周恩来。尼赫鲁提醒周恩来说，缅甸对它的两大邻国都有所疑虑。他提议中国采取步骤以消除缅甸的不安，并建议可以邀请吴努到北京来讨论边界问题——后来中国也这样办了。一九五六年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会晤是在尼赫鲁上述信件发出后几个月内举行的。在谈到中缅边界谈判时，周恩来提出了麦克马洪线的问题。根据尼赫鲁的说法，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告诉他说，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国同缅甸的边界线，尽管“这条线是英帝国主义者确定的，是不公正的……然而由于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而且由于中国同有关国家——即印度和缅甸——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中国政府认为它应该承认这条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采取了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来对待麦克马洪线。中国对过去由其帝国主义邻邦所划的界线一旦变成有效控制线时，都采取同一方针。诸如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中俄边界，有效控制线几乎建立了有一个世纪之久。印度仅仅是在五年前才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可是中国人的态度还是一样：接受“既成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这的确是中国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现实的方针。如果拒绝承认“既成事实”，并提出收复失地的要求，那将会同所有邻国都发生难以解决的毒害国家关系的争端。
　　从周恩来对尼赫鲁所作的保证，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推论，但看来周恩来没有把这点讲清楚。中国虽然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但中国不愿简单确认麦克马洪线。北京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前后一贯的。只要存在着边界条约，中国都是遵守这个条约的。但如需要进一步举行谈判以便划定走向和解决争端时，中国就会坚持必须缔结新约。新条约一般会肯定旧的边界走向；但是在中国看来，新条约既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之间协商的结果，那就消除了旧的“不平等条约”的污点。中国对中苏边界条约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中国认为麦克马洪线并没有条约依据；因此，划定边界只能是以现状为基础。从实际的和政治的考虑出发，即使批准一条象麦克马洪线这样大家都知道的——虽然不是明确划定了的——边界，也需要经过谈判协商。周恩来可能认为这是不言自明之理。因为他当时是联系到中缅谈判的问题讲了上面那番话，而且他接着还讲到，他相信印度将和中国一样，都不会认可旧时的帝国主义的条约。此外，前不久他还向尼赫鲁保证过，中国不会利用谈判来试图变更边界。
　　但下面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为什么周恩来这时候没有提出中印边界西段的问题呢？当时尼赫鲁似乎还没有察觉：印度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地图上对阿克赛钦这块地方所提出的要求，正是中国认为属于自己并作为自己的领土而加以使用的地区。但是中国政府必定了解不久以前印度地图上曾明确地对阿克赛钦提出了要求。中国当时正在毗邻的中段地区处理边界争端，因此可以假定有人会向周恩来汇报西段地区也有可能发生争执。如上所述，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认为，如果让中国方面根据它自己的地图对被印度占领的领土(麦克马洪线南面的地区)提出要求，对印度最为有利；也许中国对于印度对阿克赛钦(中国认为是中国领土)在地图上提出的领土要求，也采取了同样的对策。
　　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和尼赫鲁讨论东段边界时没有提出西段边界问题，不管这样作的理由是什么，这件事带来了深远影响和不良后果。当时周恩来肯定认为中国方面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是作出了让步，而尼赫鲁大概也同意这种看法。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周恩来当时进而指出印度地图在西段标出的边界线是错误的，很可能这场中印边界争执就可以避免了。当时印中兄弟友谊正处于极盛时代，尼赫鲁肯定会把对印度地图作微小的修改(使其符合地面的现实情况)，看作是为了继续中印友好而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的确，他也许会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使他能够作出一些姿态，来与周恩来对麦克马洪线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相媲美。不过这个机会一下子错过了。两年后局势完全改观。彬彬有礼地指出你方的地图与实际情况不符是一回事；发现了你的邻国(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已经修筑了一条公路通过你的地图标明是你国的领土，这又是另一回事。客观现实也许是同样的，但是感觉却不一样，而在这件事情上感觉就是一切。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交给北京一份备忘录，就印度发现中国修筑阿克赛钦公路作出反应。这份备忘录声称：这条公路所通过的领土“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还说，“中国政府没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备忘录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收到关于那个失踪的巡逻队的消息。中国在复照中进行了不礼貌的反指责。复照说，印度的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因而已被扣留。“本中印友好的精神”，这批印度武装人员已被递解出境， [ 注：就是说，把他们放在高达一万八千英尺的喀喇昆仑山口外边。印度军队当时在附近并无哨所，但这一小队印军总算幸运，终于被发现并脱险。 ] 但是北京形容他们的入侵是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不相符合的，并要求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这一次外交交涉，围绕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印度政府复照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这是印度唯一的一次承认了存在着争执，而在几个星期之后，印度就推翻了这一立场。
　　印度政府一方面等待巡逻队的报告，以便弄清阿克赛钦公路的位置，另一方面正式地提出了中国地图的问题，在给北京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在一份最新出版的中国杂志中有一张简图，把印度认为是印度领土的几块地方标成中国领土。在东段，中国地图继续不理睬麦克马洪线，而沿着山麓标出中印边界走向。尼赫鲁在一九五O年曾经暗示了这一点，当时他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所有地图都把现在属于印度的东北边境的一部分领土，标成不属于印度”。在西段，中国的地图把边界线标为从喀喇昆仑山口向东南方走，直到羌臣摩河谷。如上所述，这种标法和十九世纪英国当局对边界的观点正相吻合，只是后来英国对于俄国势力向印度的挺进感到震惊，才开始对他们的边界想法作出相应的修改。 [ 注：见历史引言 ] 上述标法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入中国境内。
　　印度的备忘录追溯道，一九五四年尼赫鲁曾经向周恩来提出过地图的问题，并说周恩来的答复是这样的：现行出版的中国地图是以老地图为根据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改正这些地图。印度建议说，现在正是作出改正的时候了。中国的答复又一次使印度感到仓惶失措。复文证实了周恩来在一九五四年曾说过，现在发行的中国地图是以解放前出版的老地图为根据画的，但又说周恩来曾解释过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边界还没有进行勘察，也还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到适当时候，通过这些协商将产生对中国边界的新画法，与此同时，中国将不会自行修改边界。这份备忘录在中国指责印度巡逻队的同一天递交给印方。它透露了中印双方不仅在领土主张上有冲突，在对待整个边界问题的态度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至少从一九五O年开始，印度的政策一直是说北部边境不容谈判。这项政策在最初主要是指麦克马洪线，但在一九五四年，却扩大到中印边境全线。现在很明显，北京对这个问题的方针是完全相反的，中国期望先讨论边界走向，然后再加以确认。
　　客观上看，中国的态度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是新德里却认为中国的态度含有令人震惊的意图，说明中国要在它所选定的时刻提出领土要求。“巴依、巴依”的气氛已烟消云散，说到底它不过是印度的和亚洲的民族主义的漂亮词藻和表情而已。也许印度对中国的感情在骨子里总是带有几分不信任。当中国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变得更加清楚的时候，这种不信任就发展成为公然的猜疑，随即又变成愤懑的敌意。
　　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开始了两国总理间的信件来往。这种信件来往成为贯串这场整个外交争论的一根连结线。尼赫鲁来信语调友好，一开始先赞扬中国的进步，然后转入边界问题。尼赫鲁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他同周恩来讨论麦克马洪线的情况，他说当时周恩来曾经告诉他中国将承认麦克马洪线，印度的“印象是在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因此，中国政府最近的声明，提到有必要进行勘测和谈判的说法，使他迷惑不解。尼赫鲁接着声明了印度的立场，从此以后他就坚持这一立场，寸步不让：“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周恩来的复信也同样是热诚的。他感谢尼赫鲁来信中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赞誉，他也向尼赫鲁致敬，并且感谢印度政府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所作的努力。”在谈到边界问题时，周恩来声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对此立场，中国此后也不肯退让。他写道：“首先，我想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所以，印度和中国出版的地图就有了出入，而且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争端。中国地图对边界的画法是几十年来(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中国地图的一贯画法，虽则“我们并不认为这种画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没有进行实地勘察，也没有同有关邻国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适当的。为了使已经发生过的此类细小的边界事件得以避免，周恩来建议“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
　　中国的立场是：中印边界从未划定过，中印双方存在争端，只有通过共同协商和联合勘察，才能解决争端。周恩来说“边界问题的存在，绝对不应该影响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经过适当的准备之后，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一定可以通过友好商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决。
　　谈到具体的争执问题时，周恩来对阿克赛钦的态度斩钉截铁。正如同尼赫鲁对整个边界所采取的态度一样。周恩来说，位于新疆南部的这片地区“长期属于中国管辖”。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新藏公路也通过这个地区。周恩来对于东段边界却不那么肯定，他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如你所知，“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曾经告诉过你，它从未为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当时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虽然在有关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对这条片面划定的界线实际上是不满的，他们的这种不满，我也正式地告诉过你。当然，也不能不看到另外一些令人鼓舞的重大变化：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这都是我几次向你说过了的。但是我们相信，基于中印友好关系，对这段边界总可以找到友好解决的办法。
　　这一段话在以后关于边界问题的外交文件来往中又多次重复过，它是很关键的。印度方面把这一段话理解为中国拐弯抹角地拒绝了麦克马洪线。后来，中国把阿克赛钦的那片有争议的地区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那片地区相提并论，印度认为这就证实了他们的上述理解。但是，这一段话想表达的意思果真如此吗？
　　尼赫鲁提醒周恩来，说他在一九五六年曾经讲过，他将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中国同印度之间的边界，周恩来的答复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发的。他也许有意用“这都是我几次向你说过了的”这句话，示意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他把产生麦克马洪线的协定的合法性(他否定了这个协定有任何合法性)和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对这条线本身，他说，考虑到中国同印度存在着同缅甸一样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有必要……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从上下文来看，下面的假定是站得住脚的：周恩来是在暗示，中国和印度一旦坐下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会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作为那一段的边界线。把产生这条线的协定的合法性同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的作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改变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的立场，承认英藏协定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西藏当时是个主权国家，从而也等于是承认一九五O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是侵略行动，而不是重新树立一度丧失的中央政府的权力。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以后，自己也从反面说出这个论点：他曾对新德里的听众说，“如果你否认西藏享有主权国家地位，你就否认了西姆拉条约的有效，因而也就否认了麦克马洪线的有效”。
　　如果说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所画的线作为边界线，为什么周恩来又没有明明白白地这样说出来呢？中国政府当时期望同印度就边界的全线举行谈判，无疑是打算把中国暗示接受麦克马洪线作为“有取有予”的交易中“予”的一项。鉴于印度对重要的新藏公路所通过的地区提出了断然的要求，因此边界争论显然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在这种情况下，在谈判开始前——事实上，在对方还根本没有同意谈判的时候——绝不可能指望任何政府正式表示接受麦克马洪线，从而放弃一个主要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周恩来在两年前已对此问题在口头上作出了十分明确的保证，这次再度以书面形式向尼赫鲁作出保证，他所能做的也不能超过这个地步了。
　　周恩来肯定中国政府愿意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东段边界线，这种理解可以从北京后来处理整个中印边界争端的作法中得到证实。那末，为什么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却不作这样的理解呢？首先，也许是因为印度过去对中国的那种潜在的不信任，这时已变为猜疑。印度怀疑中国为了领土扩张或者仅仅是为了造成对印度的压倒优势，要攫取或要求那些被印度认为是属于它的领土。更加现实的是，中缅谈判这时恰好陷于某种僵局，而缅甸似乎告诉过印度，说中国人不讲理、不妥协。如果这是一个因素，那么，当两年之后，中国同缅甸签订了边界协定，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并在进行了一些较小的修改后，也接受了缅甸所主张的其他地方的走向， [ 注：见第二章注 ] 这时候上述这种因素就应该消除了；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印度还是难以从周恩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看出有什么保证的含意。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中国当时要求印度政府改变它一贯遵循的边界政策的中心前提(即麦克马洪线不容重新谈判)。为什么印度政府把重新谈判看作是等于放弃麦克马洪线，这一点还是弄不清楚。双方开始谈判并不妨碍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这是一切谈判的必要条件。印度满可以在谈判中坚持他们在东北边界线问题上的立场，就象他们就克什米尔问题同巴基斯坦举行谈判时所做的一样。也许，中国坚持谈判边界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在印度看来，就使它不可能重新考虑它的基本立场。
　　印度的立场有它自己的逻辑：
　　 (1)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割让。
　　 (2)因此，对麦克马洪线问题不容谈判。
　　 (3)因此，对边界的任何地段也不容谈判(因为中国不会同意只就边界的一部分进行谈判，而印度如果同意就边界的一段进行谈判，就会削弱它拒绝谈判麦克马洪线的立场)。
　　 (4)因此印度在西段和中段的领土要求必须以断然方式提出，就象它坚持麦克马洪线那样。
　　根据这一系列的推理就使它采取以下的立场：
　　 (5)为了拒绝同邻国谈判边界，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理由，就是硬说边界线早已存在。就麦克马洪线而论，这种论点可以用一九一四年的协定和事实上的情况作为依据——因为该线自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已成为印度有效的东北边界。但是为了对西段边界也提出同样的主张，就需要进行一番推敲。
　　 (6)即使这样进行论辩，但任何政府如坚持拒绝谈判总会令人产生恶感，对印度来说尤其是这样。因为尼赫鲁一贯鼓吹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因此就要设法使它那种斩钉截铁地从根本上拒绝谈判的态度变得暖昧一些。
　　这不是说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就是按照这么几条来考虑他们的行动方针的。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从麦克马洪线不容重新谈判这个最初决定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尼赫鲁给周恩来的复信阐述和引伸了他在第一封信里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即边界是已明白地和牢固地定下来了的，不应再有什么问题。他争辩说，在三个地段，印度所要求的边界都是以地理和传统为根据，而且在大多数地段是由“当时的印度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专门的国际协定加以确认的”。他举出了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同西藏之间签订的一项条约作为国际协定的例子， [ 注：见历史引言 ] 并坚持说麦克马洪线是正常地合法地产生于西姆拉条约的。他认为这些因素应该使周恩来相信：印度的地图关于边界的画法“不仅是根据天然的和地理的特点，而且也符合传统，并且一大部分是为国际协定所肯定了的”。他指出：独立的印度“决不会在它已确定的疆界以外进行任何侵略。”
　　关于周恩来所提出的在签订边界协议前双方应该维持现状的建议，尼赫鲁说：“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这是印度第一次运用辩论术，后来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印度时常运用这种辩论术——本意是拒绝，却又说得好象是同意。维持边界现状的问题，以后在整个争端中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在这里这个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被混淆了。周恩来提议双方共同维持现状，尼赫鲁答复说，“我同意”，但是他接着又提议恢复原来的状况而不是保持目前的状况(“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如果有任何土地系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这样一来，尼赫鲁就没有同意周恩来关于维持现状的建议，而是在实际上提议恢复印度所认为的原状。他在这里预示着印度将要求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后来变得更加强硬，竟把它作为举行边界谈判的绝对的先决条件。
　　在中印边界争端公开化并引起印度政界骚动之前一年，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最初几封信中，已经采取了他以后一贯坚持的立场：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这就是说，对印度的边界走向不容有任何疑问。印度政府说边界线在哪里，就在那里，因此，是不容谈判的。其次，必须恢复原状(印度一直把它称为“现状”)，换句话说，凡是印度声称属它所有的领土上的中国人必须撤出。
　　这是一个对撞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由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的，而不是后来在激动起来的舆论的压力下制定的。后来的政治压力，使得尼赫鲁极难改弦易辙，但是，这个方针的形成是既不能归咎于也不能归功于上述的政治压力。尼赫鲁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中印两国总理的信件来往，中断了六个月之久，当周恩来在一九五九年九月答复尼赫鲁的第二封信时，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西藏东北部开始发生康巴族(Khampa)叛乱，到一九五九年初扩大到西藏中部和南部，而且变成了规模更大的暴乱。成千的西藏难民越过边界进入印度境内。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萨爆发了战斗，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同叛乱分子串通起来，宣布了西藏独立。北京通知印度，说西藏地方政府发动了武装叛乱，并保证对西藏的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取道前往印度，他沿着古时的商路越过麦克马洪线到了达旺，在那里受到印度政府的庇护。这些事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它对中印关系马上起了直接的破坏作用。印度国内对中国潜在的猜疑再度出现。一九五O年当中国军队开进西藏时就已产生的种种疑虑不安，现在表现得更加强烈了。当初，人们就曾大肆批评印度政府的政策，认为它默许中国军队开进西藏；这时，反对印度政府政策的呼声又甚嚣尘上。印度各城市举行了声援西藏叛乱集团的反华示威游行。四月间在孟买达到高潮。印度的社会党在该市组织了一群人，将毛泽东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向肖像上乱掷鸡蛋和西红柿。中国对之提出了愤怒的抗议说，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莫大侮辱”。
　　尼赫鲁当时进退两难。几年来对于西藏传来的抵抗中国人的消息，印度政府总是尽量冲淡，如可能就不予发表，现在人们就可以指责他故意装聋作哑。印度政界普遍同情西藏人，特别是同情达赖喇嘛。尼赫鲁对此也有同感。但是，既然尼赫鲁至少是从一九五O年中国在西藏重新行使权力以来就已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他也得承认：不管他和他的同胞们对西藏人怎样同情，西藏所发生的一切乃是中国的事情——这肯定同印度官方毫不相干。所以，他对中国采取照章办事的姿态，并试图以此来平衡对达赖喇嘛的殷勤款待；他又斥责那些上街示威游行和发表愤怒演说的印度人把他希望维持的印中友好关系搞紧张了，以此来平衡他对西藏人所表达的同情。毫不奇怪，他这种做法讨好不了任何人。他拒绝随声附和地谴责中国，印度国内批评者就责备他对中国姑息；而中国却攻击他干预了中国的内政，甚至指责他策动了西藏的叛乱。
　　北京多年来一直指责印度利用噶伦堡(Kalimpong，它是穿过春丕谷(Chumbi Valley)通向印度的一条商路的终点)作为基地来煽动西藏的叛乱。这个指责是很有道理的。早在一九五三年尼赫鲁曾经承认噶伦堡是“一个特务窝子”。他说，那儿什么国家的特务都有，“而且有时候我都怀疑噶伦堡的大部分居民是不是由外国特务所组成的”。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和尼赫鲁会谈时对此提出不满。他说美国特务和其他特务利用噶伦堡从事破坏中国在西藏的影响的活动。一九五八年初，北京再度提出不满。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政府随后又发出照会，详尽地叙述了噶伦堡的西藏逃亡分子、美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加紧活动”。中国说，这些分子正准备在西藏举行武装叛乱，企图使西藏脱离中国。印度政府答复说，中国必定是依据不正确的情报，没有证据说明外国利用噶伦堡进行活动。然而，到了八月初，“在印度的所有著名西藏官员，包括达赖喇嘛的哥哥和噶厦的成员，以及作为叛乱分子代表的游击队头目，一道在噶伦堡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份向印度和联合国的呼吁书”。北京又提出抗议。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国宣称：最近在拉萨爆发的叛乱，是由噶伦堡的“指挥中心”策动的。
　　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支援和指挥显然是通过噶伦堡来的，而印度政府却装作没看见。有证据说明印度所起的作用比这更积极一些。当时有个叫乔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的英国人住在噶伦堡，和西藏人有密切接触，他后来写道：一九五四年有名印度官员找他，要他把一名叛乱头子带到噶伦堡，“为西藏的独立进行工作”。
　　西藏叛乱爆发，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当时印度政府通知北京说，达赖喇嘛要求政治避难，印度已经同意。但新德里也保证不容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政治活动。周恩来后来也认为对达赖喇嘛提供政治避难是“通常的国际惯例”，并说中国对此并不反对。然而，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就开始发表许多声明，提出他自己对西藏事件的说法，并攻击了中国。这些声明最初通过印度政府的宣传机构发表，后来又由印度驻外使馆散发——对此中国表示了强烈反对。 [ 注：有一个名叫乔基姆·阿尔瓦(Joachim Alva)的印度议员想到，如果当时被囚禁的克什米尔领袖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逃到中国，并且受到达赖在印度的那种接待，那末，印度的反应也一定会是同样激动的。这个印度议员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人民院发言时作了这个比喻。 ] (中国怀疑印度事实上是替达赖喇嘛写了他抵达印度后的第一个声明，而且从声明内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可以证实中国的这种怀疑。) [ 注：例如，这个声明仔细说明了达赖喇嘛穿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的地点。他说这个地点是在兼则马尼(Khinzemane)。(这件事情的意义，见本书第五章)西藏人对这条线的态度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说达赖喇嘛在刚从拉萨逃出后发表的第一项声明中竟煞费苦心地具体说明麦克马洪线的确切走向——而且要照印度方面的画法来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 当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开会，代表们发言愤怒地提到了“印度反动分子”，指控他们对叛乱的封建势力提供援助和进行鼓励，“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对西藏怀有扩张野心”。双方都恢复了旧时的猜疑。
　　中国政府也象尼赫鲁一样感到左右为难：一面感到愤慨，一面又承认同一个庞大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中国大使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所作的一篇精彩的书面谈话中看出。为了答复并驳回印度指责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攻击印度一事，中国大使在书面谈话中认为中印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令人遗憾的不正常现象”来源于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叫嚣所反映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行动，来源于印度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在重申了中国感到愤慨的理由并声明中国政府希望“一时笼罩着中印关系的阴云将会迅速消散”之后，中国大使就讲到了他的书面谈话的核心。这就是提醒印度，中国的敌人是在东方，“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他接着说，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
　　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
　　中国大使最后向尼赫鲁问候。
　　在中印两国关于边界争端的全部来往文件中，这篇书面谈话的措词是独一无二的，既是迫切陈辞，又是直截了当，甚至毫无官样文章。这篇谈话确实是非外交的，这就是说，它抛弃了通常惯用的那些外交辞令，结尾也许可以理解为带有一种威胁的暗示。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摊开在桌上，力图解除印度政府的顾虑。 [ 注：一名研究中国政策的学者哈罗德·欣顿(Harold C.Hinton)，对这段中国声明的含义并不感到有任何疑问。他写道：“尽管这一段英文很奇特，但大意是清楚的。……[中国政府]明显感到担心的是它可能面临着来自西藏边境和台湾海峡两个方面几乎是协调一致的压力，于是它呼吁印度退出或者不要参加进去。”(见《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六六年出版，第288页。) ] 如果说中国的意图就是这样，那么，它所作的姿态失败了。一个星期以后，中国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来听取一项愤怒的答复。印方斥责他使用了“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印度外事秘书向他指出，印度对一切国家都以朋友相待，“这是和印度过去的文化、背景和圣雄甘地的教导相符合的”。
　　一九五九年夏季，中印两国的外交交涉反映了并加剧了由于西藏叛乱而引起的两国邦交的恶化，同时，双方沿着中印边界调兵遣将，使得两国走向迎面对撞的局面。在东段，康巴族叛乱分子在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进行集结，使得中国也在这个地区派驻重兵，把军队开到边界上，防止叛乱分子越境进入印度寻求庇护，并切断西藏难民的外流。在边界的另一面，印度军队把他们的前沿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在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
　　当然，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当局互换照会是否就算得上在法律上划定界线，印度和中国对此有争执；但是，双方都一致认为：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就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界)。麦克马洪线大部分走向是沿着一条明白无误的，不易攀登的顶峰线，但其余部分却是按照模糊不清的地形特征来画的。在这种地方要确定边界线的位置，唯一的办法是把麦克马洪的原图上的经纬度在地面上标出来。按照这套工作程序，时常会造成一条不方便的或荒谬的边界线。而且由于麦克马洪的原图的比例是一英寸等于八英里，那末画在原图上的那条粗线就相当于四分之一英里那末宽，因而这条线移到地面上来也不能产生一条精确的界线。但中印双方既未联合标界，就没有别的办法能把麦克马洪线在地面上确定下来。
　　麦克马洪画的线在几个地点偏离了他原图所标出的最高山脊，其中有一处是靠近一个名叫马及墩(Migyitun)的村庄，它位于西藏人所重视的一条香客朝圣的道路上。为了把马及墩留在西藏境内，这条线拐了一个约二十英里的弯，这一段没有沿着什么地形特征，然后又同主要的山脊会合。 [ 注：麦克马洪当初画他的线的原始地图复印在印度政府的《一九六O年印度北部边境地图集》(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India)、《中印边界问题》(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增订版，北京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多萝西·伍德曼的《喜马拉雅边疆》各书中。马及墩角是在东经93°15’到93°30’之间。 ] 当一九五九年印度在这个地带踏勘时，他们发现根据当地地形，把边界线划在紧靠马及墩的南侧，要比地图上所画的距该地以南约两英里的那条线，更为切实可行，于是印度就在该处建立了哨所。印度没有讲清楚它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边界线进行调整，但看来印度可能是认为贴着马及墩南面的由西流向东的察里河(Tsari River)可以作为边界的特征。印度把边界推进到察里河边，就把距离马及墩不远的山谷对面的一个叫朗久的小村庄划入印度境内，从而为印度的边境哨所提供了一个更加实用的位置。
　　这种推理是无可非议的。当把地图线标定到地面时，总是需要对边界线做某些细微的调整。但是标定边界必须由双方联合进行，而印度在这一场合却是单方面行动，事先没有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甚至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中国，就在印度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的地点设置了哨所。后来印度对此也不讳言。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对人民院 [ 注：人民院是印度议会的下议院，上议院是联邦院。 ] 说：虽然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区，在苏班西里河地区， [ 注：马及墩是与东北边境特区苏班西里分区毗邻的。 ] 或者在那一带地方，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尼赫鲁在同年九月致周恩来的信中拒绝了中国的指责——中国指出印度已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但是与此同时，尼赫鲁也承认，印度在马及墩地区所标的“中印边界同条约附图稍有不同”。他辩解说，印度的修改“只不过是根据确实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他还争辩说，这样做是符合既定的国际惯例的。如果印度同中国商量过，这样做本来会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虽然印度政府拒绝把整个麦克马洪线提交谈判，但它这时却建议讨论这条线在某些具体地点(包括朗久在内)的确切走向。尼赫鲁甚至宣称他愿意把这类问题提交仲裁；但是印度这些建议都是在它坚持下述立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即中国不仅应该首先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也应该承认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后来，中国也同意对有争执的一些特定地点进行临时性会谈，但中国要求把这种会谈作为就边界问题进行全面谈判的第一步。就边界走向的细小问题举行临时性会谈的道路，也这样被两头堵塞了。
　　印度在马及墩调整麦克马洪线以合乎他们的需要的同时，在其他地点也同样越出地图上标明的界线：一处是位于马及墩以东的塔马顿(Tamaden)；特别是在该线最西端的兼则马尼，该地三年后成为中印边境战争的导火线。但当前爆发的是朗久问题。北京抗议印度的这些向前推进的行动，接着指责印度武装部队于八月二十五日侵入马及墩南侧地带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了还击。次日，印度提出抗议，声称是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开火射击，迫使印度部队撤出朗久。印方照会指责中国“蓄意侵略”，企图使用武力来实现其领土要求；并警告说，印度边境哨所已奉命“在必要时对侵越者使用武力”。实际上这种威胁只不过是虚声恫吓——印度部队不久之后就接到命令，在未遭到对方射击前不得开火——但是看起来象是要同中国在朗久问题上摊牌。北京指出：由于中印两国政府对于边界线的确切位置存在分歧，印度就可能把驻扎在中国认为是本国领土上的中国人员视为越境者，并随意开枪射击。
　　在这种情形下，印度威胁说要使用武力，这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充分理由。正如一位国际法权威所说，虽然各国都有守卫边境不受侵犯和维护本国领土完整的固有权利，但是，“如果对某国所要维护的那块土地的主权有争议时——在边界争端中情况肯定是这样的——自卫权就失去它所依据的基础了。”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才算边界争端，怎样就不算边界争端？虚构或伪造的边界领土要求往往是侵略的借口；印度以为他们在麦克马洪线所面临的、以及后来在西段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但否认真正的边界争端的存在，同样可以成为不肯让步的借口，而中国这时就开始感到他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关于朗久事件，中国的说法同印度的说法完全相反。中国否认曾对印度军队所进行的无端挑衅发动反攻，坚持说中国边防部队只不过对印军进行了还击，印度军队是自行从朗久撤走的。究竟谁的说法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现在无法判断，很可能中印两国政府有一方误信其边防部队的报告。对于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置的哨所，中国军队并没有发动进攻，这个事实使印度关于中国蓄意进攻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责失去依据(而且印度军队在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撤出了塔马顿哨所，承认该哨所是在中国领土以内)。最稳当的解释是：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冲突。当双方对峙的武装部队逼近一条尚未标定的边界时，可以预料到会发生这一类的冲突。
　　然而，印度国内却毫不怀疑朗久事件起因于中国的侵略。《印度时报》揣测中国“边界攻势”的动机是旨在“降低印度边境居民的士气，并挑衅性地炫耀它显然占优势的军事实力，以便在锡金、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等国更为广泛地造成印度确实无法保护它们的印象”。印度人民社会党的决议谴责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它对友谊、容忍、共处等崇高概念采取了满不在乎的蔑视态度”。该党的决议最后说：“印度人民面临着新的危险和新的挑战——但是一个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危险和迎接这种挑战，才能发扬它的尚武精神和民族个性”。一位报纸专栏作家还认为中国军队是在试探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御能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在麦克马洪线上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射击(印方说印军死一人伤一人)，与此同时，西段的局势也是一触即发。那年夏季，印度政府决定在列城东北的三个地点设置哨所，这些哨所距离中国地图标出的边界线还很远。虽然如此，印度后勤供应当时还达不到这些地方。同时，印度政府决定派遣巡逻队循羌臣摩河谷而上，前往拉那克山口，并在这个山口建立一个哨所。印度认为这个山口是边界的标志。这支由约七十名特种边境警察 [ 注：一种类似阿萨姆步枪队的准军事部队。 ] 组成的巡逻队，在建立了其他哨所以后，沿着羌臣摩河谷而上，到达空喀山口时，遇上了中国军队——中国认为空喀山口是边界的标志，他们已先行到达了这个山口，并在那里建立了哨所。十月二十日，印度的一个三人侦察组为中国军队扣留；第二天，经过激烈交火，印军有九名被打死，七名被俘。中国方面也有伤亡，但大概只有一人死亡。双方对空喀山口事件的说法，又是相反的。印度人报告说，他们遭到据守在山顶的中国军队的伏击；中国方面说，印度军队遇到了一支中国巡逻小队，企图把他们抓走，接着就开枪，但被打退。被俘的印度士兵和巡逻队长所作的声明，证实了中国的说法。但是印度被俘官兵被释放以后，又翻了案，说这些声明是长时间的讯问逼出来的。这次又同朗久事件一样，没有确切证据足以说明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真相。
　　但印度国内自然没有人表示怀疑。在印度认为中国对朗久发动了无端的蓄意进攻之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印度报纸称之为“对印度警察部队野蛮屠杀”的事件，这就使印度政界对中国的态度由猜疑转化为公开的敌对。
　　印度的边境政策，是由尼赫鲁同外交部的官员们讨论形成的；是通过在西段的高山荒原和麦克马洪线南面的丛林里调动巡逻队和武装部队来执行的；是在同北京交涉中争论过的；又是在印度议会里阐述、辩论和肯定过的。这出在边境演出而以印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告终的武戏，和在外交上演出而以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互相仇视而收场的文戏，统统在印度议会，特别是在人民院里，通过舌战反映出来。在一九五九年秋季朗久和空喀山口冲突事件发生以后的三年中，印度议会在同中国争端的问题上化费了不下几百个小时。在印度议会中演出了另一场更加微妙的戏剧。在这场戏中，尼赫鲁压倒一切的威望逐渐下降，最后随着印度陆军的惨败而彻底崩溃。与此同时，立法机构也开始控制了行政机构。
　　一九五九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大选之间，在人民院的五百议席中，国大党拥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席位。在巨大的拱顶议会大厦里，下议院的会场呈半圆形，光滑的柱廊是英帝国建筑艺术的杰作。议员座位排成扇形，好象半块圆蛋糕切成一片片那样。国大党占去了绝大部分，只剩下最后两片留给了反对党。用术语来讲，印度议会中并没有反对党(根据人民院的章程，至少要有五十名议席才取得政党的地位)，只有一些党派的小组。当时，其中最大的是印度共产党，有三十一席；其次是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有十九席，它是从国大党分裂出来的主要派系，几年以前一些社会主义者脱离了国大党，后来又四分五裂。其他的政党都不足十席。尽管有几个拼凑起来的小组织，那是为了便于争取发言的时间和其他议会权利。新近成立的自由党(Swatantra Party)，被认为代表不信教的民主派右翼，可能取代国大党的地位。人民同盟(Jan Sangh)反映印度教的正统和反动势力的意见；社会党(Socialist Party)是从左翼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共和党人(Republicans)代表“不可接触的人”。以上这些党派和一些更小的党派，加上许多独立人士(Independents)，填满了反对党的其余议席。反对党的议员人数虽少，但他们同人多势众的国大党唇枪舌战，相当倔强。人民院里最好的辩论家大多数出在反对党方面。其中有阿恰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他是前任国大党主席，现在是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他往往从前排座位上站起来抨击政府，特别是把目标集中在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身上；他的顽强态度和他的灰色长发使人想起“古舟子” [ 译者注：“古舟子”(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国诗人柯立兹(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诗篇中的主人翁，这里用来描述这个议员象古舟子一样白发苍苍和讲话娓娓动听。 ] 的模样。阿索卡·梅达(Asoka Mehta)当时也在人民社会党里，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兰加(Ranga)教授是南方的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人，是自由党的重要代表；还有米努·马萨尼(Minoo Masani)，从前是个社会党人后来转变为右翼分子，表现了变节者所通常具有的那种狂热；希伦·穆克吉(Hiren Mukerjee)教授是个议会里共产党人的典型，讲话文雅、准确有力，他警觉地捍卫共产党的民权自由和议会权利。在独立人士中，法兰克·安东尼(Frank Anthony)是有英国血统的印度人团体的领袖和指定议员，也很杰出。他的发言恳切有力，有时象毛玻璃那样既锐利又闪光。他总是穿着一身整洁无瑕的西服，又能言善辩，因而显得突出。这个时期，印度议会办公和辩论绝大部分是用英语进行的，偶而也用印地语，那只是由于某个议员英语不行，或者更罕见地是由于他把讲印地语看成一个原则问题。
　　人民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党派的头头们差不多都曾一度是国大党党员。他们和议会会场对面的政敌本来就是战友。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大家都能摆脱政争，至少当时彼此在政见上的分野不是那么清楚。往日情同手足的联想有时使议会内的交锋增添了几分怨恨，但也烘托出彼此相互熟识、不忘旧谊的心情。
　　在议会的执政党这一边，尼赫鲁凌驾一切。他当时年已七十，但看不出来。他步履轻快，上楼梯一步跨两级，只是在疲倦时，才显出有些年迈驼背。尽管尼赫鲁总是自作决定，或回避决定，他对议会的首要意义却铭记在心，一丝不苟。质询时间他很少缺席，主要辩论他通常参加，而讨论外交事务时他总是在场。但尼赫鲁缺乏辩才，他发言冗长，讲起话来很象是独白，而不象是说给别人听的。他从事议会活动是为了克尽职守，而不是出于个性爱好。尼赫鲁倚仗他在议会中享有的支配地位，讲起俏皮话往往带有蔑视对手的味道——他常爱用“幼稚”、“孩子气”等字眼斥责反对派议员。尼赫鲁的权威是议员们公认的；事实上驾驭议会的，与其说是议长，不如说是尼赫鲁。当议会陷入喧哗混乱而不听议长号令时(就是在那些日子也常出现这种情况)，尼赫鲁的尖刻声调一下子就压住了喧嚣，恢复了秩序。
　　但是尼赫鲁并不是绝对地支配一切的。这是由于他在基本上迁就议会的意愿，特别是由于他要顺从国大党内部没有露头的但是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一定限制。甚至前排议员里也有这种反对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当中包括当时的内政部长潘特(Pant)，他的昏愦的外表掩盖着他的严酷的内心；财政部长德赛(Morarji Desai)，他自命为甘地的信徒；粮食部长萨·卡·帕蒂尔(S.K.Patil)，他是孟买的国大党头子，他当粮食部长的功绩是获得了据说是取之不竭的美国剩余粮食的供应。魁梧的贾克吉凡·拉姆(Jagjivan Ram)是国大党内信奉印地教下层的“不可接触者”阶层的头子，他利用铁道部长的职权促进他本阶层的利益。尼赫鲁的这类同僚们对他的做法时常深感不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同尼赫鲁狠斗过，只是满足于阻挠他，正如尼赫鲁往往也只满足于告诫他们一样。国大党的大批后排议员也是广泛地反对尼赫鲁的许多政策，虽然这种反对通常是隐而不露的。但是边境问题给了这类国大党员以机会和勇气来直接攻击尼赫鲁，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是为印度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讲话，他们就可以在议会中得到普遍的支持。
　　一九五七年以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梅农的席位紧靠尼赫鲁总理背后。对那些不愿直接攻击尼赫鲁的人来说，他充当了靶子。梅农比印度政府中其他任何人都更接近尼赫鲁，同时由于梅农对大多数同僚采取了毫不掩饰的轻视态度，这就更加引起人们对他的忌妒。国大党内支持梅农的人很有限，他在地方上没有基础(他出身于喀拉拉邦，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多半是在伦敦度过的)，国大党左翼把梅农当作他们的首领，但是他们的势力很单薄。梅农的权势的真正根源是他同尼赫鲁的友谊；只要总理给他撑腰，他就能对付国大党内的许多政敌。但是梅农长期以来就在议会内遭到围攻。当中国在阿克赛钦修成公路和朗久事件的消息透露出来的时候，正好又发生了陆军参谋长克·斯·蒂迈雅(K.S.Thimaya)将军辞职未遂的事件，因此群情大哗，纷纷要求梅农辞职。 [ 注：这个事件经过详见下章。 ]
　　尼·乔杜里(Nirad Chaudhuri)是个对印度社会颇有见解但不饶人的分析家，他看出尼赫鲁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顶不住比他更坚决的同僚……所以每当他觉得公众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这种感觉往往是错误的——他就屈从于……公众的情绪。更有甚者，他这种由于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让步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对那些他过去谴责过的做法，竟会反过来进行无保留的甚至是热烈的鼓吹。例如，他过去对于印度教徒的反华叫嚣时常表示不耐烦，甚至严加斥责；但当他终于屈从于对方意见之后，他的慷慨激昂的程度并不亚于批评他的人。
　　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议会夏季开会期间，印度反华叫嚣的声势越来越大，随着印度国内抨击政府对华政策浪潮的不断高涨，抨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对印度政府的强烈攻击，来自非共产党的左翼，也来自右翼；攻击的问题包括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也包括了“空论家”的经济政策；遭到痛斥的包括了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政策以及政府处理国内问题的政策。中印边界争端和政府对华政策，好象是一块镜片，把反对派形形色色的批评都透射出来：各种各样的政策、态度和人物都受到责难。也许贡纳尔·米达尔说得很对：“归根结蒂，[批评者们的]真正目标是[尼赫鲁所]支持的社会和经济的革命；这批人过去就已不遗余力地阻挠和阉割这场革命。”中印边界争端给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一个把柄，他们利用了这个把柄来攻击尼赫鲁，这就必定使尼赫鲁对中国人满怀怨恨。在他看来，这场争端的责任要由中国单独承担。
　　一九五九年八月，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已经十分强烈——可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米达尔在评论印度国内反华情绪时，提出了这样的重要论点：
　　必须牢记，舆论和态度上变化不定的潮流，主要是发生于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的集团里，虽然在印度和在整个南亚都把这些人叫做“中产阶级”，把他们的意见叫做“公众舆论”。广大群众，除了被煽动起来充当乌合之众，参加暴乱和游行示威，或者受到那些与国家大事无关的呼吁的诱骗，而充当投票人以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
　　在印度围绕边界问题形成的“公众舆论”并没有深厚的基础。这种舆论主要反映在议会以及首都和某些主要邦的首府的报刊上(特别是英文报刊上)。随着印度同中国的争吵不断加剧，印度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也不断增长，但只是在边界战斗打响后，它才变成了中产阶级(按照米达尔的说法)以外的人们所关心的事。 [ 注：本书凡提到“印度的反应”或“印度的舆论”时，应当看作是对人数不多的政界的简便提法。 ]
　　到了八月，印度政界人士对北部边境的忧虑和激动情绪日益增长。报刊登了很多关于中国部队就在紧靠麦克马洪线北面进行集结的报道。在短促的夏季开会期间，议会里曾有人对于印度商人在西藏所受待遇问题提出质询；到了八月中旬，又有人就所传中国在谈论“解放”锡金、不丹、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问题提出质询。这使尼赫鲁表示印度有责任援助不丹——尼赫鲁的这一声明立刻遭到不丹首相的反驳，他指出不丹不是印度的保护国，而且印度-不丹条约里也丝毫没有提到防务问题。八月二十四日人民院提出了紧急动议要求讨论“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敌视态度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尼赫鲁对中印关系的态度，到此时为止，仍然是积极的和有分寸的。对印度国内不满中国在西藏采取行动的呼声，对某些担忧中国对印度不怀好意的看法，他都表示同情。但是他在五月间对人民院说：
　　不论是从长远的角度或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中国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倒不是说两国应当走同一条道路，但是谁也不应该挡住对方的路；两国不应当彼此敌对，那样做对印度和中国都没有好处。……中印两国虽然制度不同，但不要相互仇视，这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几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底，他没有把有关中印边境争端的任何情况告诉议会；他从没有提起经过阿克赛钦的公路问题，也没有提起北京对解决整个边界争端问题持有同印度相反的态度。——这一回他很好地保守了机密。这还不仅是一个保密的问题。当议员们嗅到边界争端的气味时，尼赫鲁毫不犹豫地转移了议会的视听。八月间一名阿萨姆的反对派议员质问说，中国是否最近曾通知印度，说它认为“麦克马洪线由于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已经不能视为国际边界，而且由于它只是英国人所制造的，因此应当对这条线进行某种方式的重划”。这项提问可以说是一月间周恩来的第一封信内容的公正的概括；但尼赫鲁却回答说：“没有，先生。我们现在或在此以前都没有接到这类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再也瞒不过去了。
　　八月二十八日晨各报都刊登了三天前发生的朗久事件。中国修筑通过阿克赛钦公路的事，也走漏了风声。于是印度议员群集议会，要求提供关于这两桩事件的情况。尼赫鲁冷静地证实说有这么一条公路“穿过了我国东北拉达克领土的一角”，并且告诉了议会印度政府是怎样获悉这件事的。尼赫鲁指出，在西段“从来没有标过界，但是当时的政府经过大致的勘测定下了一直为我们所接受和承认的那个边界”。虽则他对西段边界的争端一般的是加以缩小，但他的结论是“在一、两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中国侵略的事例”。在谈到麦克马洪线时，他叙述了朗久事件的经过，讲到中国政府听信了中国边防部队的说法，而他自然宁愿接受印度边防部队的说法。接着他就概括了他对整个边境问题的态度。他说，一些细小的边界冲突和分歧应当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是长期悬案，不过是“这里或那里一英里左右的牧场”的问题，而尽管“我们认为我们是对的，还是让我们坐到会议桌旁来加以解决”。但是，“中国地图把大片印度领土抹上[属于中国的]颜色”的做法，“牵涉面就很广了”，就是“显然完全不能接受的了”，而且也是不容“讨论的问题”。
　　几天以后，尼赫鲁在人民院里对他的态度又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他说，中国一直说在朗久进行侵略的是印度：
　　现在，这个村庄或者那个村庄或者这一小片领土究竟是在他们一边呢还是在我们一边呢，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一般说来，只要这些纠纷是比较小的纠纷，我的确认为，如果两个大国——或者两个小国——立即冲上去掐住对方的脖子来决定这块两英里的领土究竟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特别是如果这块领土是高山上的无人居住的两英里的领土，那是相当荒唐可笑的。但是，当事情牵涉到国家的威信和尊严的时候，那就不是两英里的领土了，这里牵涉到的是国家的尊严和自尊心。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但是，我不希望——只要我能做到——把这个问题弄到任何一国都别无他法——因为这里牵涉到他们的民族尊严——而只有诉诸武力的地步。
　　中国政府继续出版一种地图，把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半、阿萨姆的三分之一和不丹的三分之一画得好象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非常不相宜的，非常不适当的。这的确是一种冒犯……但是在(中国)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之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解释，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部分的解释，——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部分的解释，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那边或这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我准备着接受任何和解的、调解的办法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准备在他们或者我们——不管是哪一方——提出异议的时候，由双方所同意的权力机构就这些次要的修正进行仲裁。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这样说是由于我并不采取那种狭隘的态度，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别人说的都是错的。但是必须接受总的麦克马洪线，就我们而论，它是存在的，我们接受它。
　　尼赫鲁接着又谈到西段的问题，他说，“关于拉达克，情形有所不同”。他解释说麦克马洪线并没有延伸到那里(许多印度议员当时对边境地理也是稀里糊涂的)，而且这段边界是一八四二年古拉布·辛格和西藏人之间签订的条约已经规定了的——尼赫鲁还错误地讲到中国皇帝也是签约的一方。 [ 注：关于一八四二年条约，见历史引言。不仅中国没有参加缔结该条约，而且据在签约几年以后为印度总督调查该案的英国官员说，西藏政府也没有参加缔结该条约。 ] 他说，“没有人曾对这一点提出异议，现在也没有人对它提出异议”。
　　但是拉达克同西藏之间的实际边界并没有仔细地划定过。这条边界是由到过那里的英国军官在某种程度上划定的，但是我颇为怀疑他们是否进行过仔细的勘测。他们把线标了出来。这条线一直标明在我们的地图上。他们这样做了。由于那里并没有人居住，这没有多大关系。当时没有人注意它。
　　这个时期尼赫鲁在议会里关于西段问题的发言，不但含糊其词，而且是探讨性的：
　　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是我们一向认为拉达克地区是个不同的地区，并且就边境来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个比较含糊的地区，因为确切边界线根本是不清楚的，不象麦克马洪线那样……这块地方，阿克赛钦地区，在我们的地图上无疑是[属于印度的]，但是我把它同其他地区完全区别开来。究竟拉达克地区的哪一部分属于我们，哪一部分属于别人，这是一件可以争论的事。这件事决不是一清二楚的。我必须坦白告诉议会。它是不清楚的。我不能对一桩不但是在今天，而且是一百年以来都存在争议的事情随意采取行动。对于这块领土的所有权一直存在争议。……它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议……我不能说这块领土的哪一部分可能不属于我们，哪些部分可能属于我们。问题是，在那个地区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划界工作，它是个有争议的地区。
　　尼赫鲁虽然指出关于中国公路所通过的那片领土的所有权确实存在疑问，从而挡住了议会内部要求把阿克赛钦的中国公路“炸掉”的主张。但是，尼赫鲁写给北京的信件却没有表现出这种不怀成见的态度。在信件中，他坚持说阿克赛钦历来是印度领土，说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以及麦克马洪线，“历来是(印度的)历史疆界”。
　　尼赫鲁关于西段边界的探讨性提法，即使在他对国内的讲话中，也没有持续多久。自从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斯·戈帕尔博士从伦敦回到印度以后，尼赫鲁就改变了提法。戈帕尔并不是一个高级官员，但是受到尼赫鲁的尊重(他是当时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博士的儿子)。他被派往伦敦查阅英国外交部和前印度事务部档案中关于印度北部边境的材料。他行前没有得到什么训令，只不过尼赫鲁曾明白告诉他，他的任务是置当前的一切政治考虑于不顾，去作一番关于历史证据的客观评价，然后回来汇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戈帕尔报告尼赫鲁说，印度对阿克赛钦地区的要求显然比中国的主张更为有力。他向尼赫鲁总理详细介绍了引导他作出上述结论的历史证据，尼赫鲁同意了他的意见。前面讲过，长期以来印度政府的政策就是麦克马洪线不容重新谈判，到了一九五四年尼赫鲁又把这条原则扩大到北部疆界的其余部分，并说这些地段的边界也是“不容同任何人进行讨论的”。现在戈帕尔的报告肯定了尼赫鲁的上述方针，并显然消除了在此以前他对印度在西段边界主张的可靠程度所持的保留态度。
　　似乎当时尼赫鲁的一些内阁同僚和顾问，对尼赫鲁从戈帕尔报告中得出的印度对华政策的结论，感到有些不安。当时，尼赫鲁正在让内阁的外交事务委员会 [ 注：由尼赫鲁、潘特(内政部长)、德赛(财政部长)、梅农、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工商部长)、A·K·森(A.K.Sen)(司法部长)等人组成。 ] 详尽地了解印度如何处理同中国的争端问题，戈帕尔把他调查的结果向该委员会作了口头报告。梅农后来对戈帕尔表示异议，他说对待边界协议的问题不能根据这种历史上的态度行事，真正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决定。内阁的其他部长也明显地感到：业余历史学家尼赫鲁和职业历史学家戈帕尔这两个人正在把印度政府带上了错误的道路，他们也向戈帕尔表示了他们的疑虑。但是，向戈帕尔提意见，那是找错了人，他无权决定政策。而且内阁中谁也不准备站出来同尼赫鲁针锋相对。
　　如果尼赫鲁当初认为同中国协商解决乃是印度的利益所在，并对戈帕尔作出相应指示，戈帕尔也就会为西段边界线的妥协方案找出历史根据——其实，一八九九年马继业-窦讷乐线就是一条现成的妥协界线。但是，这个时候，尼赫鲁对中国的公开评论有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清楚地表明：由于他认为北京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了傲慢专横的态度，因此对中国满怀怨恨和猜忌。
　　尼赫鲁认为，各国政府之间如要维持良好关系，根本的一条是要互相尊重。九月初他在议会中讲到，“如果你是软弱的，如果你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国家，就不会有自然的友谊。在弱者和强者之间，在企图欺侮别人的国家和甘愿受欺侮的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只有在人们多少是平等的，在人们互相尊敬的时候，他们才是朋友。国家也是如此”。在尼赫鲁看来，边境事件和两国外交交涉都说明了中国非但没有履行他的那种关于友谊的规定，反而利用边界问题建立压倒印度的优势，甚至是支配地位。他在谈到朗久事件时，顺便表示过这个看法，说中国也许有意那么做，“让我们懂得自己是老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几天以后，他又加重了这个指责。他问道：“今天中国正在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我并不愿意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在他们的言词中，在他们对待我们的行为中，在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中，都表现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态度。”中国想要欺侮印度：
　　象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大国，为了占有几座山峰——不管这些山峰是多么美丽，——或者为了占有几乎是荒无人烟的某些地区，因而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那将是极其愚蠢的。但各位议员都知道，并不是这样。当这种冲突发生的时候，就扰乱了我们内心的信念，伤害了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尊心等等。……所以，这不是一、二英里或者十英里甚至一百英里的问题。这是比一百英里或一千英里更加宝贵的东西，它是一种把人们的感情引导到更高水平的东西。今天在印度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情况。……这并不是为了一块领土，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受到了中国政府相当随便的对待，而且中国还企图欺侮——如果我可以用这个字眼的话——他们。
　　尼赫鲁的这番话似乎是在说别人，但是很明白，他也是在说自己。他悄悄放弃了他早先的态度——过去他认为边界问题并不是危及民族自尊的重大问题——而现在的说法则似乎是问题已全面地、理所当然地涉及民族尊严。这就促使他采取夸张手法。如果出自别的政客之口，他无疑会斥责这类话是蛊惑人心。他说，中国要别人把喜马拉雅山当作一件礼品奉送给它，而他又把喜马拉雅山形容为“印度的王冠”，是印度的“文化和骨肉”的一部分。从这类讲法出发，很自然就得出结论说：这一领土要求使“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都接受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后果如何”。他指责中国是根据一种“自恃有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态度”行事的，承认他自己对“中国人的心理”茫然不解，并暗示中国也许是得了妄想狂的病症。尽管尼赫鲁是以他那种惯常的语调讲这番话，听起来象是漫谈、沉思、又很冷静，而且不时告诫他的同胞要记住甘地，切忌发怒，但是这并不能减少他这番话的煽动性。
　　尼赫鲁的讲话是带着明显地受到伤害和感到愤慨的强烈心情。他感到中国对印度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尊重——他说，他们忘记了，“印度并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国家，即使它讲话的语气可能比较温和”。尼赫鲁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其因素之一无疑是他个人方面的，而且这也许是一个强烈的因素。印度的全部外交政策都是尼赫鲁的政治个性的延续，但是印度外交政策中没有哪一部分比对华友好更加显著地同尼赫鲁个人联系在一起。他曾经因为对华友好而长期受到国内批评者的攻击。现在这些批评者兴高采烈地说，他们过去早已告诫过他的。尼赫鲁除了蒙受这番使他的政治地位削弱的耻辱之外，还感到中国人特别是周恩来辜负了他。
　　尼赫鲁受到伤害的感觉究竟有多么强烈，可以从它的后果加以估量。那就是把直到那时为止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即同中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倒转了过来；这项政策不但一向是尼赫鲁最得意的政策，而且从印度利益各个方面考虑，它也是一项健全的、必不可少的政策。现在，印度竟因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感到忿怒和怨恨而予以放弃，这就说明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且是同尼赫鲁个人的自尊心或者他个人的威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尼赫鲁对华态度的转变是突如其来的，这同两件事有联系：第一是朗久冲突(尼赫鲁不顾这场冲突是印度的已承认的单方面修改麦克马洪线而造成的结果)；第二是接到周恩来的一封长信。
　　这封信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发出，是对尼赫鲁六个月前的一封信的回答。这封信证实了印度对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疑虑和愤慨。周恩来以显然不如他前一封信那样亲切的语调，重申了中国的基本观点：即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他批驳了尼赫鲁提出的关于西段的一八四二年条约和关于东段的西姆拉会议就等于划定了边界线这种论据；他指出中国并没有参与一八四二年条约——而且这项条约根本没有具体规定边界的位置——麦克马洪线甚至也不是西姆拉会议本身的产物，而且这条线从来没有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 [ 注：周恩来写道：“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过，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如前所述，这是关于麦克马洪线起源的一个精确的概括。 ] 他争辩说，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直到山脚下的所有领土都是属于中国的，这片领土有五万六千平方英里之大。他问道：“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且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至于西段边界，中国地图标明拉达克是中国领土，他认为这就是边界的习惯线。
　　周恩来再一次声明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应该通过友好协商，考虑到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在此以前，双方应该遵守边界现状，对于具体的零星地点的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的协议。
　　他说，中国曾经期望，因为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本来应当对中印边界问题抱有一致的看法，“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但是，与此相反，“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力图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周恩来最后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他说印度如果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
　　新德里认为这封信几乎是毫不掩饰地对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提出了要求——根据尼赫鲁的说法，“要印度或几乎任何一个印度人接受这项要求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其后果如何”。如果说印度方面对这封信理解错了——有证据说明它是理解错了——中国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周恩来以前保证过，一旦举行谈判时，中国会接受麦克马洪线；但在这封信里，上述保证几乎看不到了，它缩小为解决边界问题时应当以“当前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的提法。他还大大夸张了西藏/中国过去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部落地带的范围。事实上，西藏/中国过去除在达旺地区以外，对该地区的某些较大的山谷仅进入几英里之远，但周恩来现在说中国的行政管辖达到了整个部落地带。这种说法，同印度主张麦克马洪线只不过是使以前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边界线”合法化的说法一样，也是带有倾向性的。可以看出，双方此刻都坚持把事实上是一片无人地带说成是一直处于它自己的管辖之下。
　　在新德里看来，周恩来的信件，如尼赫鲁不久后所讲的，是等于“[中国人]对一个想同他们友好的国家确实不讲信用”。但是如果对这封信加以分析，联系到写这封信前后中国发表的多次声明，联系到写这封信时北京方面对中印关系的状况的看法，说明周恩来的本意也许是表示中国对边界问题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化。写这封信的时候，由于西藏叛乱以及印度同情叛乱分子的叫嚣已经使中印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北京怀疑印度已经从同情进而秘密援助西藏叛乱分子，容许他们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庇护所窜回西藏进行袭击，并且让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特务在噶伦堡自由活动，偷运破坏分子、武器弹药进入西藏。当时在印度爆发了强烈的反华情绪，甚至有人号召进行战争。尼赫鲁虽然在此以前大体上维持他的友好的、平静的语调，但也公开同情西藏叛乱分子。当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刚刚在一个山区避暑胜地住下时，尼赫鲁马上就去拜访他，大肆宣传，以表示对他的同情。这就很清楚，印度将不再遵守它不让达赖喇嘛从事政治活动的保证。达赖喇嘛在六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关于边界问题，尼赫鲁不但排除了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可能性，而且对一块切断了新疆和西藏间唯一的陆路交通线的领土提出了断然要求。更有甚者，在麦克马洪线和西段，印度军队都在向前推进：在兼则马尼、朗久和塔马顿三地，越过了地图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在西段的班公湖附近，另一支印度巡逻部队于七月间为中国所捕获(那时空喀山口事件尚未发生)。把上述的一切都加在一起，从北京的观点来看，似乎已足够说明周恩来为什么要使用冷淡和指责的语调。他说印度力图“把它关于边界问题的单方面要求强加于中国”。这种推断并没有错，虽然尼赫鲁一定会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荒唐的，然而实际上印度正是这样干的，而且它还要继续干下去。
　　但是周恩来也重申了中国的基本立场，说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背景，能够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他拒绝接受麦克马洪线，但实质上说话留有余地：他问道，中国怎么能够同意“被强迫”接受这样一条非法的边界线呢？——仔细体会，它包含这样一种意思：如果不加以强迫的话，中国就可能接受这条线，不管它非法与否。在以前的会谈中，周恩来自然亲口向尼赫鲁保证过，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线将会被接受的。但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却没有心思研究周恩来信件中字里行间的含意，而只是从中找到证据，说明印度不能不应付如尼赫鲁所说的“一个强大而又是侵略的国家”。
　　尼赫鲁照此写了回信。他表示“非常惊异和伤心”。他长篇大论地辩解说，印度所要求的边界线“一直是历史形成的边界”，边界的每一段都已由“历史、地理、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他接着说，“诚然，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划定”——这显然是证实他几天以前在议会里承认西段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的说法，但是，接着他又说：“事实上中印边境许多地方的地形使得这样在地面上用实物标界成为不可能。”这就是示意他所说的“划界”就意味着“标界”。这样一来，尼赫鲁实际上勾消了他所承认的西段边界的未确定性，并恢复了他以前的立场——即边界线的全线都已确定；印度说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在国内，尼赫鲁就说人家过去对他的话“断章取义”，从而收回他承认过的话，并宣称“不论是东段或者是西段，印度的边界都不是未确定的。”)
　　印度给北京的一连串的外交照会中以及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信件中，都提出了印度的论点。这些论点应用于东段和西段这两个主要的争议地段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就麦克马洪线而论，印度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这个论点：产生这条线的是英国和西藏之间的换文，“按照公认的国际惯例，英藏换文必须被认为对中国和西藏都具有拘束力”。印度为了维护这个论点，就干脆把中国并没有参加英藏之间的秘密换文这个中心问题一笔勾销，并且无视中国在一九一四年及此后一直明确拒绝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的和所有诸如此类的协议的事实。不但中国人，而且印度外交部的官员和历史学家们，无疑还有尼赫鲁本人，都同样清楚，印度的说法歪曲了西姆拉会议的实际情况。但是印度政府早已认定，同中国举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会危及印度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印度预料到不管中国事先作出什么样的暗示，在这样一种边界谈判中，中国将提出大幅度的恢复失地的要求；还由于印度认为同中国达成任何边界妥协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将标志着印度不得不从原有立场后退，那样一来，将把印度降到亚洲的二等国地位。但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唯一合理的根据就是提出边界线事实上已经划定的论点，于是印度就据此进行争辩。当然，印度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说服中国，而是为了争取国际支持，而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注视着中印之间争论的发展。
　　印度论据的第二道防线是声称麦克马洪线从来不是一条新的边界线，它只不过是“这个地区的自然的、传统的、种族的、和行政的界线的正式体现”。按照印度的说法，这条早已存在的边界的确十分古老；他们声称这条线“和它现在的位置大致一样，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印度人为了给他们的主张找根据，就引证《奥义书》(Upanishads)、《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罗摩衍》(Ramayana) [ 译者注：《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论丛之一，吠陀圣典的一部。《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 ] 和印度文学的典籍。印度对中国说，多少世纪以来，“喜马拉雅山的天险就是印度精神的奋斗所向”。这一套论调在印度人听起来倒是津津有味，尼赫鲁也经常提到喜马拉雅山在印度思想中的地位，并把它看作边界争端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套对中国人却不起作用。他们说，“神话故事不能引用来作为印度对于边界要求的根据。” [ 注：印度从印度经典著作里寻找根据，连篇累牍地摘引原文，使得研究者们望而生畏，除非他们自己对于这些东西也具有渊博的知识。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的菲尔德(A.R.Field)教授在仔细研究了印度这方面的论据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政府坚持主张“为多年传统和习惯所肯定的古老的证据，可以作为边界的基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印度的这种论据似乎同寇松说的下述情况相似，就是“一种所谓天然的疆界……亦即各个国家由于野心、利害得失，或者时常是情感上的理由，而提出应当是属于它的天然的疆界”。寇松的结论是：为了实现这类疆界所作的尝试，“曾经是造成多次战争的原因，而且是造成历史上几次最悲剧性的兴亡的原因”。 ]
　　印度为了证明中印边界已经是“确定下来了，没有必要进一步或正式划定”而搜集的大量论点，是以顽固的讼师的手法提出的。印度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说服中国，就象律师在法院为一个案件辩护，也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一样，因为对方对案情的了解大约同律师一样清楚。到了一九五九年九月，印度政府给北京的照会刚刚递交后就立即公布，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公开外交，使外交照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宣传手段。正如尼赫鲁后来所说的那样：“我的目的是，或者把对方争取过来，或者削弱对方，使它在本国舆论、世界舆论和我本人的看法里站不住脚”。他说，这是“通常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这不能归咎于印度，而只能归咎于了解情况的世界公众；他们好比法庭的陪审员，这些人把印度的论辩看作是一心追求真理的学者的探讨，而没有看出它是律师办案的手段。
　　关于西段，印度的论点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东段，印度的立场就是说麦克马洪线是事实上的边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任何方面考虑也必须是这样，于是为此目的就拼凑起各种论点。但在阿克赛钦地区，印度深信他们的领土要求比中国的主张具有更加有力的历史根据。这种信念，基本上是建立在戈帕尔博士的报告的基础上的。他一直是负责和提出印度方面的历史论据的人。
　　印度在反驳中国关于“传统习惯线”的提法时的论据最为有力。从细节上看，中国为他们在地图上所画的线提出的论据软弱无力；印度却能列举很多证据，指出中国的主张向西面伸得太远。中国反驳说，由于边界从未划定，任何“传统习惯线”自然只能是含糊的，只有在进行了印度认为不需要的划界和标界手续以后，才能求得精确。印度声称，他们所主张的边界，就是一条已经完全确定的国际边界。如果说中国所提出的传统习惯线的论据不是很有力，那末，印度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所可能提出的论据也是薄弱的。印度虽然可以引证说，在不同时期昆仑山脉就是这一地区中国领土的南部界限，但是，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印度的或是英国的行政管辖曾经达到昆仑山。阿克赛钦实际上是一片无人地带，从来没有谁划过一条穿过它或绕过它的边界线。这样的一条边界线，要留待中国和独立的印度来划定。
　　在争论中，印度对待一八九九年马继业-窦讷乐线的态度是很奇怪的。前面讲过，这条线是英国向中国提议过的唯一边界线；根据这条线，中国在五十年代修筑公路所通过的地段，是在中国一面。但是印度坚持对一八九九年线的含义作反面的解释。 [ 注：关于印度方面关于一八九九年方案的错误说法，可参阅：《官员报告》，第55页；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照会(白皮书II，第25页)；一九六O年二月十二日照会(白皮书II，第87页)；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照会(白皮书II，第22页)；还有尼赫鲁的这封信(白皮书II，第36页)。 ] 例如，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声称，一八九九年线“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而事实真相恰恰相反。看来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查抄档案里的英国照会原文时的笔误所造成的。 [ 注：一八九九年方案所主张的边界线，是“沿着拉宗山脉而行，直到它同从昆仑山向南延伸的一条支脉相汇合”。(见历史引言注)可是按照印度的说法，这个方案却变成主张“沿昆仑山脉”画一条线了。 ] 这可能只不过是个细小的失误，但后果却很深远。
　　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复信中，在详细反驳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即中印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并且拒绝通过谈判来完成这项任务之后，转而谈到中国提出的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建议。他说，“我们也同意”，但接着又把问题搞混：“同时双方都应该尊重传统边界，任何一方都不得试图以任何方式改变现状。此外，如果任何一方已经越过传统边界侵入另一方的领土时，应当立刻退回到边界的自己一侧”。这样，(当尼赫鲁的信件根据上下文应该使用“但是”字样时，他却用了“此外”)尼赫鲁再一次提出了印度关于恢复原状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要求中国单方面撤退。他声明说，“不存在……撤退任何印度人员的问题”。尼赫鲁接着还明确提出印度方面的一个新条件：“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这边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当时梅农在联合国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坚持要求“在举行任何谈判以前，中国军队必须从现在被中国所控制的地方撤退”。这个主张又变成印度立场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除非中国改变态度并屈从于印度的要求，尼赫鲁的这种作法就给达成协议的可能增添了新的障碍。但在当时，尼赫鲁事实上还是遵循着一条比印度外交文件的语调所表达的态度要慎重得多的方针。印度警告北京，说印度边境部队已奉命使用武力击退“越境者”，乃是虚声恫吓。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三日，尼赫鲁口述了以下的指示：
　　甲、除非冲突确实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避免实际冲突。就是说，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不只是大规模的，甚至是小规模的。我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开枪，除非确实遭到射击。
　　乙、万一任何中国武装部队进入我方，应当叫他们回去。只有在他们开枪时，我方才可还击。
　　丙、[此段对楚舒勒地区作了详细指示]。
　　丁、在阿克赛钦地区应当大体维持现状，因为我方在那里未设哨所，而且实际上很难到达这个地区。任何涉及该区的问题，只有在时机成熟时联系整个边境的更大问题方可予以考虑。目前我们只好暂且容忍中国对拉达克的东北地区的占领和他们通过这个地区修筑的公路。
　　戊、对我方边境人员总的指示是要他们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但是必须坚守边界线的我方一边，不容许被对方轻易赶走。
　　己、我认为中国部队不至对这一段边境采取侵略的方针——即企图进一步深入我国领土。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必须加以制止，并应立即将情况上报请示。 [ 注：这份纪录是印度政府的一份文件，迄今尚未公布过。正如本书下文所引用的许多材料一样，作者不便说明其来源。本书凡引用文件而不注明出处时，都属于这种情况。 ]
　　当这个口述的指示被记录下来的时候，奉命前往拉那克山口建立哨所的一支人数众多的印度巡逻队早已出发。前面讲过，它于十月二十一日同中国军队在空喀山口发生冲突，遭到伤亡。新德里在十一月四日的抗议照会中，把中国军队在边境的行动比作是“印中两国过去进行斗争所反对的老牌帝国主义列强的活动”，并警告说，印度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抵抗侵略。这份照会第一次对印度声称是已存在于西段的边界线作了详细而完整的描述。在八、九两个月，尼赫鲁多次在议会中声明在西段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边界，而现在照会中却又精确地描述了一条把整个阿克赛钦划归印度的边界，并告诉中国说：“对过去的历史也有些知识的人，都知道印度这条传统的和历史的边界是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
　　在朗久事件以后，印度政府宣布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务由印度陆军负责；这时对于西段的边境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 注：对印度边境的巡逻任务通常是由内政部负责。东北边境特区的边境是由阿萨姆步枪队驻防，通过阿萨姆的省督向中央政府负责。 ]
　　在朗久事件以后只有两个月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它被印度认为是中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进攻——给印度政界的舆论很大震动。当时议会已经休会，尼赫鲁以公开演讲的形式(公开演讲常常占去尼赫鲁许多时间)，发表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最初评论。在讲话中，他企图平息(至少抑制)印军在空喀山口阵亡的消息所激起的愤怒。在冲突发生以后不几天，他在距离新德里不远的密拉特(Meerut)发表演说，企图从中印悠久友谊的远景来看待这一事件，并告诫人们不要采取意气用事的行动。他说，“不论采取什么步骤，我们都要深思熟虑，不能为一时激愤所左右，要有远见，才不致在亚洲和世界上都产生不良后果。”他提到中国人时表现的是伤心，而不是愤怒；他是在斥责而不是辱骂；他甚至还再一次承认对于发生冲突的那个地方的所有权问题，可能有两种看法。
　　这篇演讲给他自己招来了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批评，其猛烈程度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一家报纸使用了这样一些形容词来评论他的讲话：“文不对题”，“伪善”，“昏愦糊涂”，“不老实”。该报指责尼赫鲁表现了他“过于谨慎地照顾中国人的感情，而对于印度人民的愤怒和惊惶的反应相对说来则是无动于衷”。另一家报纸评论说，麻烦的是“尼赫鲁先生一般地把印度国民当作许多长大了的儿童来对待。他认为印度人民象烦躁不安的少年一样，可以用甜言蜜语哄他们安静下来。他错了”。一个批评者就空喀山口事件责备尼赫鲁的“领导软弱姑息”，使印度的领土越丢越多。人民同盟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立即行动起来“赶走”中国人。还有的要求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并重新武装。尼赫鲁驳斥这一类言论是“全然错误的和无用的”，是一些“头脑发热的胆小鬼”的人说的话，并且反复保证说，印度是一个军事上足够强大的国家。他在人民院讲过：“我可以告诉议会，我们的国防力量比我们独立以来，当然也包括独立以前的任何时候的状况都更好，士气更高昂，支援他们的工业生产也更强大。我不是替他们吹牛，或是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国防力量相比，但是我确信我们的国防力量保卫我国的安全是非常胜任的。”报界中一些受人尊重的评论家更有分寸地发表了同样的论调。一名能够反映高级官员想法的《印度时报》专栏作家写道，尼赫鲁总理“对于我国防御力量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中国军队竟然愚蠢地进行挑战，他们就会维护我国北部边境的领土完整。这种信心决不是吓人的空话，而是基于对中印边界沿线的军事和后勤情况所作的仔细认真的估计”。这类看法同事实相差多么远，从后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尼赫鲁在新德里又召开了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解释说，他在米拉特演讲的对象是农村的听众，因此他使用了比较简单的语言和概念；而现在他就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了。他说，“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祖国。我并不害怕人家来进攻我们，踩到我们身上。……我们强大得足以对付任何挑战。”
　　空喀山口事件对尼赫鲁的思想和印度舆论发生了激烈的影响，这可以从尼赫鲁发给印度各主要驻外使节的一份备忘录中看出。这份备忘录后来泄漏给《纽约时报》，该报于十一月十二日公布了它的要点：
　　根据这份秘密备忘录，尼赫鲁先生认为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据传，尼赫鲁先生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交出过任何领土或放弃过任何领土要求。他现在深信，中国在目前的争端中只是想从印度那里攫取领土，而对于以传统边界为依据的解决，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通过合理协商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并不大。他已注意到中国的领土要求有增无已，并含蓄地威胁印度：除非印度在拉达克地区作出领土让步，中国将在东北边境挑起纠纷。
　　十一月议会复会时，尼赫鲁开始谈到战争，但也还是表示不赞成，甚至深恶痛绝，同时还提到他对印度和平传统的感想。不过他当时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能斥责他的那些最好战的批评者们所发出的冒险的战争叫嚣；然而，他如果走得太远，排除为边境而战的一切可能性，那就会使自己受到新的批评，人家会说他束缚了本国的手脚，俯首贴耳地听任中国对印度进行他所说的侵略。他屡次暗示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不断保证说，印度国防力量已经作好一切准备；这就不可避免地助长这样一种印象：为边境而同中国进行一场战争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战争爆发，印度可以获胜。
　　尼赫鲁甚至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前就一直处于招架地位。人们不但责备他为了要维持“印中兄弟友谊”就对边境上的威胁熟视无睹，而且还责备他不让议会和公众知道中印争端的最初情况。他对议会解释说，“我们那时候以为如果不作过多的公开宣传，我们同中国政府打交道也许会更容易些。”但是他承认这种想法是个错误。九月七日，尼赫鲁向议会公布了从一九五四年起中印双方来往文件的第一册白皮书，其中包括他同周恩来最初的几封来往信件。尼赫鲁许诺说，“如果说过去我拖延了向议会公布这些(关于边界争端)文件的时间是做错了的话，那么，我今后不会重犯这个错误”，“……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使全国特别是议会充分了解事态的发展。”
　　此后，同中国的一切外交文件来往都马上在议会公布；议会不开会时就在报纸上发表，到一定时候又编成新的白皮书印发。这样，尼赫鲁就把行政当局处理印度对外关系的权力和责任实际上移交给立法机关，以此证明政府有义务充分信任议会。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尼赫鲁对边界问题的方针要求把印度在同中国外交通信中提出的论点加以宣扬。 [ 注：为什么尼赫鲁要公布白皮书呢？瓦尔特·克罗克(Walter Crocker)在他所写的这位已故的总理的传记中写道，“白皮书必然会煽起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许会最后使他失去任何进行谈判的余地。由于感情用事吗？由于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吗？还是由于打算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制止印度国内对他的边境政策的批评？也许他的动机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是最重大的因素也许是由于……一九五九年在议会内部屡遭揭露以后，最安全的办法是把有关情况和盘托出。” ] 但是这样做也就把统治权力搞乱了套。正如李普曼(W.Lippmann)所说的，“行政当局由于代表制议会和群众舆论的压力变得软弱无力，时常陷于瘫痪的边缘”。
　　李普曼接着说，这就会“迫使民主国家犯下灾难性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但是把这个论断应用到印度政府处理它同中国的争端以前，必须牢记，尼赫鲁及其顾问们早在他们还没有受到重大的公众压力前就已制定了对撞的方针。再者，虽然尼赫鲁在立法机构监督政策的问题上几乎作了全面的退让，但这种监督也只是起了推动他沿着他早已自行选定的方向继续前进的作用。公众和议会的压力并没有要他作任何他自己不愿作的事，也没有阻止他作任何他真正愿作的事。到一九五九年底，印度政界舆论已很激昂，显然任何同中国妥协的企图都会被斥责为姑息，胆小，甚至更坏些。就这样，好象是一部车子的操纵装置都已按照尼赫鲁所决定的方位定死了，而尼赫鲁此后也一直没有想改变这个既定的方位。
二、躲躲闪闪
　　一九五九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他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接受了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原则(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应从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他断言中国“从来没有使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紧张化的意愿”。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 译者注：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鲁信件中，一直提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或“会晤”，尼赫鲁则一直玩弄字义，在“会晤”、“会谈”及“谈判”的概念上打转转，借以拒绝同周总理会谈，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会谈”。 ] 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建议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的临时措施，看起来是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所主张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主张并无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认为印度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其实，甚至在中国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之前，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裂缝已经无法弥合，印度只不过用一套仔细琢磨过的外交词令掩盖一番罢了。
　　周恩来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双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经管辖的边境地区内，不去干扰对方占据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将继续遵守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在西段，稳定现状就可以使双方在大部分地区远远隔开，阿克赛钦则留在中国占领之下。中国人使用“现状”这个词，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状况”，亦即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议时的“边界现状”。印度使用这个词，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因此，中国建议维持现状，是说谁在哪里，谁还在那里。印度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实际上却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这种玩弄字眼的把戏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当印度的巡逻队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时，印度就可以说成是“维持现状”。而且这也使争端解决前达成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对边界形势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在西边，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无可争议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在遭到责难以后，又厚颜无耻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区提出了臆想的领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防部 [ 译者注：这个声明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作者误为中国国防部声明。 ] 在其声明中把这两个地区相提并论。声明说，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巡逻，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进行巡逻。印度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中国将放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领土的要求。在印度看来，中国人是说：“如果你们不再追究我们偷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偷了”；话里还含有一种威胁，就是说如果印度坚持要夺回失去的西边的领土，那么，中国就要吞并东北边境特区。
　　如果是发生了下面的情况，那么，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还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发现中国军队在一次突然的偷袭中侵入没有设防的边境山口，涌进旁遮普邦，占领了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开始横贯旁遮普邦筑路行车。假定中国军队还在公路干线上设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赶回去；在一次伏击中，又打死了好几名巡逻警察。新德里指责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国却和气地回答说，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过去一直是在中国控制之下的，并且表示愿意，甚至热切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整个边界问题，但首先双方要约定遵守现状。新德里当然会立即拒绝进行谈判的意见，甚至会斥责那种认为可以拿现状作基础作出即便是临时安排的建议；如果中国人不自动撤走，印度就决心使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那种虚构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样的反应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实际上，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所作出的反应却恰恰如上所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中国在阿克赛钦攫取的领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样，在道义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鉴于尼赫鲁在议会里承认过，西段的边界还没有划定，阿克赛钦地区比麦克马洪线更加含糊不清，从而可以推断，尼赫鲁自己最初并没有采取上述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对印度公众激忿情绪的共鸣，他对自己认为是中国的背信弃义、以势压人的态度感到愤慨，也许还有戈帕尔报告的影响，促使他转到这种观点上来了。由于印度的论点(即印度主张的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是精心制造出来的，所以尼赫鲁象印度或国际上的许多人一样，就相信了这种观点，从而也必然认为中国留在阿克赛钦是一种明显的侵略行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绝默认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的任何安排。
　　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他甚至进一步提出：讨论边界线的确切走向(不同于一般边界谈判)也必须以中国单方面撤退为条件。尽管印度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周恩来仍建议举行高级会谈，这表明中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立场是何等顽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于一个公开拒绝谈判的地位。
　　印度会拒绝周恩来的两个建议，这本来早已成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绝接受沿着全部边界实行非军事化的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一项反建议。尼赫鲁在复信中，首先把东段、中段同西段区别开来；他说只要双方在东、中两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逻队(他说印度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关于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张，说印度已经通过定期派遣巡逻队对阿克赛钦实行管辖。他排除维持现状的协议，他说，“关于现状的事实本身就存在着争论。”接着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议：
　　因此，我建议在拉达克地区，我们两国应就下述事项达成协议，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印度政府应将其所有的人员撤退到据我们了解是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西。同样，中国政府应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会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东。由于这两条线相隔很远，两方面的部队之间就不会有发生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这个地区几乎是完全无人居住的。因此，无须在这一由东面和西面两条线为界的地区内保持行政人员。
　　原来设想的这一套不过是一场外交把戏，并不是指望能为对方接受的建议。中国提出双方共同撤出军事力量的建议，使印度在外交上处于守势。现在尼赫鲁巧妙地进行回击，灵活地使用了双方共同撤退等一类词藻，提出了其实就是印度过去提出过的要中国全部、并且实际上是单方面撤出西段争议地区的要求。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从新疆到西藏的陆路交通线就不复存在，只不过印度还准备让中国的民用车辆使用阿克赛钦公路而已(对于原来建议的这项修改是尼赫鲁在一次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来的)。
　　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的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实际的”，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而政界人士却并不那么赞成。在议会休息室里，议员们责备政府放弃原则，纵容侵略。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说，“政府为了急于谈判解决，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领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愿意从那些从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来。”他的话反映了议会两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阿索卡·梅达指责政府由于急于谈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个人民同盟的议员说，把印度的一角划出去作为无人地带，这等于是“鼓励侵略”。于是政府发言人和官员便通过报纸宣传和直接的办法，设法减少人们的疑虑，强调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块地方，而且如果总理的建议能为对方接受，那么，就可以实现把中国人从阿克赛钦地区赶出去的主要目的。他们还指出，即使中国答应完全照办，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的主张是可以谈判的。中国实施尼赫鲁建议而撤退后可能进行的谈判，只涉及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而不会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另一方面，尼赫鲁拒绝周恩来所提出的两国总理立即举行会谈的建议，在印度几乎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在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以前，决不应当同北京进行讨论。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这种论点：“我们应该讲明白，只要中国的挑衅存在一天，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决不会姑息有扩张野心的邻邦。他们决不会赞助任何侵蚀印度国家领土的妥协。……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印度愿意谈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只有当中国撤出侵略地区，从而表示对和平友好谈判的绝对尊重时，才能进行谈判。[新德里必须]寸步不让，应该首先坚持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作为进行谈判的条件”。反对党议员，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说，“只有在中国首先接受我们的边界线并立即撤出他们强行占领的领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谈判。”国大党议员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国大党头目阿图利亚·高希(Atulya Ghosh)，从道义观点提出：“在中国继续其侵略活动的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考虑印中两国总理进行会晤的建议。”
　　尼赫鲁并不感谢人们对他拒绝同周恩来会晤所作的赞扬；的确，在他对国内的讲话中，他坚持不懈地表示不但准备而且渴望同中国人会晤，并且决心继续争取谈判！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说，“就我个人来说，就我国政府来说，我们愿意谈判、谈判、再谈判，一直谈判到底。我坚决反对那种在任何阶段都停止谈判的主张。我认为这不仅是根本错误的主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甘地主义的主张。……只要这个政府存在一天，谈判就将一直继续下去。”他总是同反对党辩论说，不谈判，就只有选择战争；虽然他决不排除有可能为边界而战，他仍然坚持有必要进行会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尼赫鲁总是拒绝那种认为他不应同周恩来会晤的主张。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准备同这个广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会晤。”“没有什么人是我不愿意会晤的……[但是]不能因为谈到会晤就匆忙去会晤，这样去会晤就可能因时机不合或判断错误，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个人坚决主张谈判的态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因此，他的立场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种程度的迷惑不解。当时，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件上似乎已经完全拒绝高级会谈，但是就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新闻记者就印度总理关于他愿意谈判的那一番话追问他：“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尼赫鲁回答说，“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发现自己讲了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于是他就解释道：“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宜，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
　　尼赫鲁对“谈判”这个词的解释有两种不同含义；看到这点，那末，尼赫鲁多次讲话中谈到“谈判”时出现的明显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当他好象是说：“我们准备举行边界谈判，但是我们决不谈判边界”时，他的意思是说：“对我国的边界，我们决不妥协，但我们准备考虑对我们的边界作微小的调整，并就此事同对方会谈。”后来他把这个实质性的区别明朗化了：
　　谈判(negotiations)和会谈(talks)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
　　 “谈判”一词按词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会谈”，而尼赫鲁的意思则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讨论”。这个区别从此就成为印度国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 [ 注：例如：印度政府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对巴基斯坦战争之后，还时常表示愿意就克什米尔问题同巴基斯坦会谈，但与此同时，又向本国舆论保证说，克什米尔问题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容谈判”。 ] 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之交，新德里人士还没有理解它的奥妙所在。人们当时的突出印象还是认为尼赫鲁将拒绝同周恩来会晤，除非中国撤退到印度主张的边界线以外，或“撤除侵略”，以此表示接受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国际上，当尼赫鲁保证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要进行谈判时，人家对他的含糊其词的讲话的含义就不能领会，这就说明为什么几乎全世界都相信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
　　周恩来催促印方考虑他的建议而遭到轻率的拒绝之后，印度国内就更加相信尼赫鲁不会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十二月间周恩来又给尼赫鲁一封信，重申他的关于两国武装部队各自从边境全线后撤的建议，并且指出这种措施丝毫不会约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张。他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政府命令各自的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以避免冲突的建议表示欢迎，并且说事实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中国已经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但是，他要求印度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澄清它的意图，即尼赫鲁的建议是否适用于全部中印边境？(这一点在尼赫鲁的信上是含糊其词的；但是信的上下文——事实真相也是这样——表明，他的停止派出巡逻队的建议只适用于麦克马洪线。当时以及后来，印度政府对边界争端的主张的核心是它们可以自由进入西段争议地区巡逻。)
　　周恩来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的后面的建议，作出了详尽的驳斥。第一，把西段边境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境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境其他地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一样，都是很清楚的；第二，尼赫鲁的建议同“两国早已同意的”暂时维持边界实际存在的状况的原则正相违背(如前所述，印度实际上并不同意，而且也无意这样做)；第三，虽则“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说来，这个建议似乎是‘平等’的”，其实那是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要撤出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地区长期属于中国管辖，并且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结新疆和西藏西部广大地区的交通命脉。”周恩来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尼赫鲁的建议，它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境？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撤退(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从东北边境特区这块大片土地上撤出，撤到中国地图标明的边界后面。
　　周恩来这封信的口气同上一封一样，不再是威胁性的，而是劝说性的和友好的。尼赫鲁曾经解释过他为什么拒绝会晤。他说，不事先达成协议，“我们就会迷失在一大堆材料当中”。周恩来回答说，高级会谈是很重要的，可以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的危险”。接着，他建议他和尼赫鲁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发信后九天)会谈。他说：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会谈的场所，“因为在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这是影射印度很多城市有反华示威游行)；或者，如果在中国会谈对尼赫鲁不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周恩来提出关于会谈时间和地点的建议，也许是希望使两国总理来往信件所陷入的对于是非曲直的争辩从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过去那样不断地交换连篇累牍的外交照会和备忘录。通知举行高级会谈，只有九天时间是不够的，但周恩来请尼赫鲁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个日期的话，这样，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实可行作为拒绝会谈的理由。尼赫鲁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对于他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议”未被接受，深表遗憾。他再次提到，由于对事实存在着这种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他接着说，不管怎样，在以后几天内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印度拒绝了中国提出先行举行高级会谈的这步棋，从而使外交斗争陷入僵局。当时中印边界也是平静的。中国继续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东段的实际的边界线，而且尽管中国方面向兼则马尼哨所指挥官提出了一连串的“最后的严重警告”要印方撤出，这个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压力还只是口头上的。印度曾企图在越过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以外保持的另一个哨所朗久，已在中国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鲁曾建议要把朗久变为非军事地区，于是不久中国就从那里撤走。双方在邻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区都停止了巡逻。空喀山口事件后，西段一直也是平静的。中国在那里暂时停止了巡逻；印度由于在那里面临着严冬和极大的后勤困难，也停止了巡逻。
　　边境上的平静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国得以安然无事地占有印度主张的西段领土。这种状况在印度人看来，就等于默认中国的侵略；等于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条件接受边境问题事实上的解决。人们认为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也许还要扩大他们对阿克赛钦的占领，以便为其下一个步骤作好准备；印度政府深信这样的一个步骤必将是损害印度的长期扩张的计划。从印度政府一开始把中国进入印度所要求的领土说成是“侵略”的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对此要采取某种行动的责任。当人们催促尼赫鲁答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他总是给人这样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样做的时候，政府就准备采取行动。十月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我们正在从政治上处理这些[被中国人占领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对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难说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处理这个问题了。但是两国高级会谈还没有实现，因此也不能说一切外交途径都已试过。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开始重新考虑周恩来敦促早日同尼赫鲁会晤的问题。
　　还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虑问题。当时冷战的寒气已退，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产生了“戴维营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由于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而受挫，但是这种挫折仅仅是暂时的。对于这种普遍的解冻，新德里和尼赫鲁本人都认为自己有些功劳。多年以来，尼赫鲁统治下的印度曾坚持不懈地鼓吹以讲理的、文明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争端，鼓吹用谈判桌子作为国际风暴的避雷针。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解局面就被用来证明世界大国终于接受了印度所开的处方，并且已经开始把它付诸实施。当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会举出大国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实来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提醒批评他的人说，印度到处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国际上对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享有的崇高声誉，显然是我们对国际问题采取无私态度的结果，也是我们采取渊源于我国文化遗产的容忍和和平共处这种独特观点的结果。这一切是我国领导人对待国际问题一贯采取的立场的特点所在。”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不论是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地方，我们在世界上到处都受到尊敬”，并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在最近几年里，在世界性的会议上，印度的声音受到如此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许对此感到自负——我承认我们有可以自负的地方——但是，事实是这样：在当代世界中一个国家按它的物质力量是不能同大国或同许多武装起来的国家相比的……。它是贫穷的，而且，正在为摆脱贫困而艰苦奋斗……而在最近几年中它在世界上却受到了如此的重视。
　　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一则是由于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则是由于世界人士仍然怀念甘地的光辉形象，但是更多是由于
　　我们一直怀着笃信、热忱和真诚来谈论和平，谈论我们希望和平和……容忍，而当我们谈论和平共处和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挂在口头的现成话——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深刻的感情和出于对今日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
　　这种自我欣赏毫无疑问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历来属于亚洲、特别是印度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度是属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民族主义一样)的那种独特智慧和道义地位。但是这种自我欣赏是有事实作依据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务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从加沙、刚果到朝鲜，被邀去当裁判，当和事佬，或者当仲裁者，人们对它洗耳恭听，求得谅解。作为国际关系动力的不结盟概念的主要定调人，作为不结盟国家公认的发言人，以尼赫鲁为化身的印度，曾经为缓和冷战的冲突多方奔走。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后来赫鲁晓夫接连访问新德里。从印度为华盛顿及莫斯科双方所接受这一点来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证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过去对“不道德的中立主义”的指责随着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诚挚的同情，有时简直接近于求爱者那样的热情——艾森豪威尔对印度议会说，印度这个国家“怀着伟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国家讲话，而人家则怀着极大的崇敬倾听印度。印度的胜利把过去十年来世界的失败都抵销了，这种胜利……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能把世界上所有失败都抵销掉”。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在物质上表现为经济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里，美国已经给印度约值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在后来的四年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到约四十亿美元。美国对印度态度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国不和。在中印不和公开化之前，美国就已从印方获悉了有关情况。一九五九年五月，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访问印度回国后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和他的亲密的顾问们曾表示了对中国的忧虑。他说：“从美国的观点看，印度政府对赤色中国在边境的活动”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超过印度等情况，“感到有些惊慌，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对于中苏裂痕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担心由于苏联支持它的共产党大伙伴，因而印度同中国日益激化的争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远，结果将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此外，也将损及物质上的利益。虽然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然而随着比莱钢铁厂(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们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苏联对印度经济的援助。可是，到头来印度的这些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从一开始，莫斯科对中印争端就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让中印之间的敌对影响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关系。朗久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俄国人对之似乎采取了审慎的中立态度，他们只不过遗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这次事件“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俄国人对中印争端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政府所能够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预料之外。尼赫鲁提醒人们注意俄国人的声明。他在人民院讲到：“发表这一声明本身就表明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冷静的和无所偏袒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正如北京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对中印两国不加区别，而对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遗憾，凡是能够从字里行间看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莫斯科这种做法“实际上指责中国的立场”。
　　俄国所给予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支持，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接受印度对中印争端的说法，并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谴责中国。但是，印度不那么容易取得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种说中国是全盘错误的论点。因此，俄国一如既往地认为印度是有诚意的，就成为新德里手中很强的一张牌，印度政府制订它的行动计划时，必须把俄国的反应考虑在内。
　　邀请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已经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兑现(一九五六年他同布尔加宁的印度之行已开始了印俄积极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是，俄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道路； [ 注：虽然以后轮到俄国人处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他们也是同印度一样地拒绝进行全面谈判。(见第三章)同样，印度也曾劝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并无意这样做。 ] 而印度却两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见的通向谈判解决的道路；这就无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劝告相协调。
　　这就是必须要对尼赫鲁拒绝会晤周恩来的决定作出重新估计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国的长照会，这份照会似乎是中国外交部为预期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而准备的一份提要。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对印度所谓边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张的界线划定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有分寸的驳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这场英国遗留下来的纠纷能够“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从这份照会中一点也看不出中国的主张已经改变，但是照会的语调却始终一贯地令人宽慰，它不象中国过去的照会那样粗暴地拒绝印度关于“侵略”的指责，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印度的指责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北京为照会写得太长而致歉意，并且解释说，它的本意“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不是“用攻击答复攻击”，而是设想“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照会最后表示中国“热烈愿望：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新德里研究这份照会时，感到中国提出的停止争论的主张是真诚的，这就加强了同周恩来会谈可能会有好处的那种看法。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总理的会晤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印度无意改变它的主张，同时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国将同意印度的主张。虽然如此，人们开始感觉到，如果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将对印度有利。会谈将使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看到，印度还是言行一致地主张一切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尼赫鲁本人在对待印度自身的问题上也毫不犹疑地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印度不再继续坚持中国后撤作为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这个政策上的转变显然将加剧印度国内对政府的持续不断的批评。自八月以后，尼赫鲁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他采取比较慎重的语调反对批评者中的主战论；他申斥那些要求给中国下最后通牒，并采取迅速军事行动“赶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将致力于“谈判”的态度；这些使得人们强烈地怀疑他是想同中国妥协。从坚持中国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撤出的立场后退，将不可避免地加深这种怀疑，并招致人们对姑息行为的谴责。由于面临着必须在围攻下改变方针的局面，印度政府开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烟幕。
　　这个烟幕就是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两者之间所定下的意义上的区别。按照尼赫鲁自己所下的定义，既然预定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并不是谈判，那末，即使他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递交，尼赫鲁认为他还可以继续说，现在仍然没有同中国谈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递交的。 [ 注：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决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请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拟的，但为了让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高·帕塔萨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该信，因而耽搁了一些时日。 ] 赫鲁晓夫在前一天就到达了新德里。尼赫鲁在同赫鲁晓夫会谈了一个上午以后，直接前往议会。他在议会讲话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国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在目前时刻，我看不出中印双方立场有任何共同的基础和沟通的桥梁。就是说，在双方现有立场的基础上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余地，因此目前也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当时人们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将进行劝说，促成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因而尼赫鲁在这个时刻重申印中之间没有谈判的基础，似乎使人们听起来觉得更无回旋的余地。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尼赫鲁事实上已经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 [ 注：我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反映了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且提到目前高级会谈似乎就要举行，但承认尼赫鲁的声明是个矛盾：“总理发表断然声明似乎使那些确信他同周恩来先生将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会晤的人们出丑，同时，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鲁晓夫充当斡旋者的人们的希望幻灭”。 ] 在议会内外，尼赫鲁的声明证实了人们认为他无意同周恩来会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递交了邀请信，将其关键性的做法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放出的掩护烟幕就最浓厚，最难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后就宣布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难怪这在印度引起了愤怒和震惊。尼赫鲁的邀请信写得诚挚，甚至热情，同六个星期以前发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甚至恢复使用“亲爱的总理”这样的称呼以代替“亲爱的总理先生”这种比较冷淡的称呼，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后，头一次恢复这样的称呼。他写道：“使我深为痛心的是，过去这样友好的、我们曾作了这么多努力去加强的印中关系，竟已迅速恶化，并且引起了恶意和愤恨。”他又一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前提，他说：“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谈判。”他重复说不可能谈判(他的信当然是要发表的)，但是他接着说：“我仍然认为我们进行会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他不可能离开印度，他要求周恩来到新德里来；为了预防中国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众的情绪而提出异议，尼赫鲁保证说，“你来这里，将是我们的上宾。”在递交这封简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时，印度递交了一份冗长的照会，驳斥中国从前的论点并重申了印度立场。
　　二月十六日印度议员们从报纸上获悉邀请中国总理的消息，于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就怒气冲冲地跑到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几天以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米努·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讲话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的支持。人们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国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报界对所谓“尼赫鲁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让”也提出批评。尼赫鲁当然早就作好了辩护的准备。他坚持说他邀请周恩来访印并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变，再一次强调会晤不是谈判，并且指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一直准备同对方进行会谈。尼赫鲁的批评者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扯开了。马萨尼指出，“很清楚，这次会晤就是谈判，决不会是什么别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说，总理正在“提出一个不十分诚实的区别，因为[他自己]同周恩来之间的会晤，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能是一次最为重要的谈判”。在后来几个星期里，对于尼赫鲁是否已经一反过去的做法，以及对于“会谈”和“谈判”之间是否有实质性差别等这类争论，占去议会大量的时间。反对党的首领们带头批评总理，但是这一次，当尼赫鲁争辩说同周恩来会谈不但没有坏处也许还有好处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大党和很多反对党后排议员的支持。前国大党议员和总督、后来改任自由党首领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这一派发言说，邀请周恩来来印度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意志坚定，同对方会晤的任何尝试都是好的。”三月一日，当尼赫鲁在人民院站起来证实说，周恩来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时，国大党议员发出了欢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双方在进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将于四月十九日访印，并停留七天——其实如果只停留两天，印度政府也许会更为高兴一些。访问日期商定后，那些怀疑尼赫鲁有意利用这次会晤同中国妥协的政界人士，开始集中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各反对党派宣布将在周恩来访问的同一时间组织“不投降周”，计划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而且还议论如何给中国代表团制造一种“使人呆不下去的”气氛。尼赫鲁和他的同僚总算说服了反对党首领们在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期间不搞游行示威；双方取得了彼此满意的妥协，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来访的前一天为止。作为交换，印度政府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非共产党反对党领导人在一封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件中，自称代表了公众的情绪，再次申述他们的观点说，在“中国人撤除侵略”之前，不应该进行会谈，并且敦促“不得削弱边界，不得做任何被认为放弃印度领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来到达前两天对这一点叫得更凶。他们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队伍挥动着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桔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打倒中国帝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字句。人群拥到大门口，被大批警察挡住，只让他们的一个头目到里面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尼赫鲁亲自作出保证：“不放弃我们对于印度任何部分领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们占有的，还是目前在中国非法占领下的”；并且还要保证，“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的地区的权利的事”。根据官方的叙述，在尼赫鲁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对话中，印度总理只是告诉对方说，除了他在议会里讲过的话以外，没有别的可讲。但是，人民同盟的头目同印度总理交谈后回来时，叫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说，尼赫鲁已经答应“印度决不会让给中国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舆论这个时候找到了另一条拒绝同北京谈判的国际理由。反对同中国解决问题的人们认为印度是非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和堡垒，指出同中国妥协会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恶劣的影响，正如人民同盟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会“挫伤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的国家的士气”。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国手下遭到丢脸的失败，所以人们希望日益逼近的会谈以失败告终，认为这才是印度的胜利。在周恩来到达前夕，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述道：如果会谈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 [ 注：美国也出现了相同的论调。《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说：“印度方面的坚决抵抗是对其所有邻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对于尼赫鲁在本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印度在亚洲的未来地位都是重要的。” ] 如果会谈破裂，“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论都催促政府不要谋求解决，例外的是极少数。印度共产党鼓吹和平解决；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国民先驱报》(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对党的同僚们无权自封代表印度说话。几家穆斯林小型期刊，为了反击他们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这班人采取了最极端的好战方针——的教派敌人的战争叫嚣，建议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但是它们的言论是与众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视。
　　在周恩来到达前一个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使印度政府对北部边界的态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鲁同巴基斯坦就一项虽小但却棘手的边界争端取得妥协，即同意由双方分割一小块介乎西孟加拉邦和东巴基斯坦之间叫做贝鲁巴里地区(Berubari Union)的有争议的领土。这里牵涉到要把几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给巴基斯坦，而法院对政府是否有权这样出让领土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支持了这项异议。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决说，印度政府试图“在特定的基础上就(贝鲁巴里地区)边界争端取得友好解决”，牵涉到割让领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解决付诸实施之前，尼赫鲁同巴基斯坦总理达成的协议必须通过修改印度宪法才能予以批准。 [ 注：印度的宪法中没有赋予政府以割让或获取领土权力的条款。由于宪法中已规定了印度联邦的领土界限，因此，要对印度领土作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修正案。 ] 印度政府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决书对处理同中国边境争端问题有何影响，就去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说，按照上述判决，如果政府要割让领土，或甚至更改任何边界主张，都需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如果尼赫鲁同周恩来就西段的边界达成协议，就必须使这个协议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和当时全国十四个邦的过半数邦立法议会的通过，方能生效。
　　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困难的。然而，尼赫鲁在国大党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还是巩固的。国大党不仅以压倒多数控制印度议会，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议会。那一年贝鲁巴里修正案获得通过。 [ 注：然而，在写此书之时(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执行一九五八年协议中关于贝鲁巴里地区问题的条款。 ] 在这个阶段，如果尼赫鲁全力支持同中国取得妥协和解决，他是可以使之在宪法上通过的。但事实上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妥协，因而贝鲁巴里案的判决也只是被用来加强这一决心罢了。
　　宪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压力，把尼赫鲁紧紧拴在他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上。他对印度的全部边界要求进而采取了不留余地的态度，抛弃了当初谈论西段时使用的那种不肯定、甚至是带有探讨性的口气。他谈到印度的荣誉和尊严，谴责中国的傲慢和侵略，这样他就亲自帮着在边界问题上去煽动他在几个月前还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种激动情绪。由于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诡辩的玩弄词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对他对待争端的真实态度产生了疑虑，并使他的批评者对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回旋余地：除非中国无条件默认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换句话说，除非中国屈从于印度的要求——他就无法转圜。如果周恩来不准备把他的新德里访问变为卡诺萨(Canossa) [ 译者注：卡诺萨是意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纪时，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该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忏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后卡诺萨就成为世俗力量屈从于罗马天主教会神权的比喻。 ] 之行，那末在中国代表团踏上新德里飞机场之前，他们的使命就已注定要失败了。这就是尼赫鲁向公众保证他同周恩来的会晤不是谈判所造成的结果。
　　在高级会谈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样冗长的篇幅答辩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国主张所作的全面声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场。新德里再次争辩说，中印边界线长期以来就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这条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因此，“不能够在所谓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但是，印度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论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国发出另一份照会，结束了这一个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来。中国照会解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照会重申边界从未划定，因此应该举行“全面谈判”。接着，北京提出一项新的重要建议：“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换句话说，如果印度不准备通过谈判就边界问题取得全面协议，边界也可以暂不划定，双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实际控制线，把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鉴于尼赫鲁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不肯通过谈判取得协议，北京似乎在这里指明了一条出路：目前暂且让它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等到在这个问题上的火气和紧张状态缓和下来，两国之间通常的友好关系恢复了，他们就会冷静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对来访的政治家们的活动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格，他们访问的礼宾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们所熟知的。冬天是他们来访的最好季节。这时候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在这个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当地人士对记忆犹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难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总是披上迎接来访者的盛装，在贵宾们的官方车队通过的马路上竖起了旗杆，坑坑洼洼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马路的边缘和人行道上重新铺上了发亮的橙黄色的砂砾——等到夏天的热风一来这些砂砾就逐渐散掉，终于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贵宾的身分重要，市政当局也就跟着忙碌起来。卡车运载着人群到沿途各处去挥手欢迎，邻近的村民在金钱和实物的引诱下，手持发给他们的纸制国旗，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到机场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个繁忙的官方访问季节。虽然周恩来到达的时候已是冬末，太阳已有夏天的气息，风沙飞扬，可是，首都看起来仍然披着新装，对于中国总理应给予的礼宾仪式都遵守了。从机场起沿途交叉地悬挂着中印两国的国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一些举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将近傍晚的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再加上仅余的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会全部出动迎接中国客人。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人用尖细的声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此外，就是外交官们为表示礼貌而鼓了几下掌。然后致欢迎辞和答辞。尼赫鲁的欢迎辞是用印地文写成，是事先准备好的，这对尼赫鲁是极不寻常的， [ 注：尼赫鲁在这种场合总是讲英语的，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 ] 是为了着重说明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他回顾了在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联系受到很大的压力，并且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感到震惊。两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周恩来在答辞中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并且提到了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他最后说：“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前来的。”然后，他同尼赫鲁坐在一部汽车上，汽车飞快地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沿途空空荡荡，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时间车辆拥挤而堵在那里，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在安排官员拜访的名单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初步日程并没有安排他们个别会见克里希纳·梅农。印度政界舆论仍然怀疑尼赫鲁有同周恩来进行交易之意，虽然尼赫鲁表白他完全不想这样做。但由于他反复重申和平解决的诺言，表示他从道义上就厌恶战争，并且声称他随时准备去谈判，这就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几乎预测到尼赫鲁有一天在他同周恩来会见后走了出来，手里摇晃着一纸文书，向大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人们经常把这种情况同慕尼黑相比拟，任何妥协肯定会被指斥为荒唐透顶的姑息。假如说人们怀疑尼赫鲁是在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解决，那末，可以说梅农早已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审讯”和“定罪”了。事实上，梅农在公开谈话中一般地讲是同尼赫鲁一样强烈地，甚至比尼赫鲁更强烈地谴责中国；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对印度的主要军事威胁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同尼赫鲁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被认为是对尼赫鲁起了坏影响，推动着尼赫鲁去同中国和解的。为了使他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不会影响尼赫鲁，印度内阁和外交部都竭力设法不让他参加会谈，而尼赫鲁看来也是默许他们这样做的。
　　但是，梅农本人并不甘心。由于周恩来在机场同他说了一句话，同时由于他指望同周恩来进一步谈话，他就在会谈的第一天直截了当地前往总统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了他，并同周恩来进行了私下谈话。当时舆论为之哗然。秘书长纳·拉·皮莱(N.R.Pillai)就梅农事先未经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鲁提出抗议，第二天报纸对梅农的“无法解释的不可饶恕的闯入舞台中心的行为”，发表了愤怒的评论。这种大惊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会让步的地方，国防部长也难以作出让步。但是，这件事不仅表示人们对梅农深恶痛绝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国会利用印度暴露出来的弱点而以智谋取胜的心理。
　　这种害怕是毫无根据的；印度政府采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所希望的强硬态度。尼赫鲁和他的官员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容进行全面边界谈判的立场。他们坚持边界已经划定，边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说的那样，坚持中国军队首先必须撤退，然后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进行商谈，而他们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这类微小的修正。他们拒绝了中国的解决方案，他们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建议，即冻结边界现状直到双方能较为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时为止。他们已把文章做绝。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对尼赫鲁的那种僵硬态度，对他那种完全不肯了解对方观点的态度感到大为吃惊。
　　中国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清楚的(虽然从那时起有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中国的一般主张已经在外交文件中反复阐述了，而且周恩来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国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制造出来的；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虽然它是复杂的，有其困难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在全面解决时，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要一并加以考虑。
　　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建议，在会谈开始后几天内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然这些建议原来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很好的首都)。中国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这就是意味着，中国在东段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则接受当时实际存在的地位——在西段双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远。这就不会涉及撤出什么具体地方的问题，但印度将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中国则要通过谈判划定一条沿着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然后，边界委员会就可按照在新德里会谈中、或以后更为详尽的谈判中取得协议的边界线，在现场竖立标柱、石标或其他界标。这样由印中双方官员和勘查人员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就能解决对于诸如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归属问题的微小争端。这是划界和标界的正常程序。中国和它的其他邻邦以后都照此办理，而且中国和缅甸也已经一致同意这样办理。
　　北京对上述主张从未背离也从未更改。自从尼赫鲁和周恩来第一次讨论边界问题时起，中国的主张中就已包含了这个建议。周恩来当时说，鉴于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有着友好关系，所以，虽然麦克马洪线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国政府还将予以接受。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致尼赫鲁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隐约地重申了这个立场。当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会中第一次书面提出阿克赛钦的要求以后，中国一贯把印度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同中国自己到达阿克赛钦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是以反问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评论空喀山口事件时指出，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西面中国占有的领土上进行巡逻，那么中国也可以要求在东面有对等的权利；有的时候这个提法是在北京建议按照“目前实际情况”解决争端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外交文件提到有关问题时也有同样的含义；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边界问题作全面阐述的照会，将印度地图在西段的画法描述为“深入中国领土”，而对东段则只是说，“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内”——两处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这是个关键。
　　在高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国在西段的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个结论为亲身与会者所证实。会谈后，周恩来在新德里对新闻记者说：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
　　周恩来刚刚离开印度，尼赫鲁就在飞机场临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指出说，周恩来说过就东段来说，“只有某些个别地区需要讨论”，这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尼赫鲁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他们把东段同西段联在一起”。一小时以后，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他们“试图把东段同西段相提并论，这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权利留在东段，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德拉尔(Pandit Sunder Lal，他是该会创始人，也是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极少数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谈话的时候，据说曾经扼要说明他称之为“有予有取”的主张如下：“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则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
　　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除高级会谈中讲过的或报道过的话以及会谈前后的外交信件来往中讲过的内容外，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是直接从仰光来的。他们在那里同缅甸政府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在该协定中，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 [ 注：中缅边界协议详见第二章注 ] 在这样做了以后，中国同印度划定边界时如果再要拒绝接受这条线，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也许认为，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诚心诚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东段边界线，因此，印度政府也许就会放弃他们那种露骨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来新德里确实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们同缅甸一样地达成协议——紧接着再同尼泊尔达成协议。然而，他们发现，对印度来说，麦克马洪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印度看来，解决边界争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从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国建议以承认麦克马洪的划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这被印度看作是，中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去“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只要你宽恕我最后的一次偷窃行为，我就从此不再偷窃。”印度舆论一旦理解了中国的态度，就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解决办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时报》写道：“现状是中国侵略的产物，要以现状作为最后解决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样，尼赫鲁对公众的态度是非常——也可能是过分——重视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举行了一次会议，有尼赫鲁、潘特、皮莱(秘书长)和另一人参加，会上讨论了中国的“物物交换”的建议，据说尼赫鲁在结束讨论时这样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周恩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尝试，已事先注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印度官员当时解释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损害国家领土的完整”。
　　中国发现印度顽固地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的基础，于是他们试图贯彻会谈前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双方应同意维持现状。要实现这样的协议只要双方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就行，这显然是更为局限的做法，而对尼赫鲁来说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会谈的后半段，中国人就设法争取印度同意这一点，可是他们又失败了。印度的拒绝有些含糊其词。自从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以后，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压力，要它把中国人赶出阿克赛钦，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军队开进那个地区，以贯彻印度的要求。议会一直警惕不让尼赫鲁作出任何足以杜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让步——因此，在会谈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印度应该在这方面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印度方面在会谈中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候，印度对边境巡逻的立场不很明朗。中国已经在边境各段停止巡逻。印度只是在东段停止了巡逻。印度对西段巡逻的立场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据有案可查的记载，中国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逻，但要求印方对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确认。事实上，印度在西段并没有停止巡逻；他们没有派出任何巡逻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后勤上给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丧失向其西部领土(即中国占有的那块有争议的领土)派出巡逻队的权利；除非中国军队自动撤出，否则印度到适当时候就要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向周恩来说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威胁，必然要招来对方的反驳，这就是在北京的声明里早就讲过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保留采取同样行动以体现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明白告诉议会的那样——印度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含糊地拒绝接受停止边界巡逻的建议。他说：“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中国建议：“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由于印度的反对，在公报中就改成为：“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磨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是意味着，当他们的军队开进西段中国主张的领土时，他们将不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高级会谈失败了，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使会谈破裂。因此会谈还是进行了整整五天，但是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方面准备就这样算了；但是中国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触继续下去。因此，双方才同意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核对历史材料，并且准备一份报告，开列双方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印度的坚持下，双方官员的工作限期四个月。对下一步的安排没有达成协议；公报只是说，两国官员的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在访问期间，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对反对党所作的诺言，不为客人举办公众集会活动，而且还尽力不让中国代表团与私人和新闻界接触。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通常在这类访问结束的时候是要同记者见面的)。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当天傍晚中国代表团自行宣布：周恩来将在晚上十时三十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们对印度的和来访的政治家们向来敢于尖锐提问，这是他们颇引为自豪的。印度记者甚至对尼赫鲁(他在那些日子里每月举行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也是毫无拘束，混得很熟的样子。他们不但随时质问他，还时时同他大声辩论，对他进行规劝训导。 [ 注：除偶而发火以外，尼赫鲁总是忍受这种态度的，因此造成了一个使他的继任者会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举行正式记者招待会，受到的对待十分无礼，以致他从那以后再也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举行记者招待会。 ] 因此，在边界争端中，几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印度记者们，都指望着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以便暴露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从他进入大厅(总统府里的一个圆柱厅，墙上挂着最后一任总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画像 [ 注：这两张油画最有力地象征着两国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自豪、爱国的印度人能够让这种使人回想起过去所受奴役的东西点缀他们总统府的重要厅堂。 ] )的那个时候起，周恩来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
　　中国人一开始先散发周恩来的声明。这个声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在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印友谊不应该、也不可能因边界问题而受到损害。声明的要点归纳为六点，周恩来称之为双方间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周恩来说，对以上六点，双方仍然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继续协商能够缩短并消除这个距离。然后，他宣布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报道。
　　记者招待会开了两个半小时， [ 注：招待会是在我提请周恩来考虑报馆截稿时间而制止发问后才结束的。翻译人员翻译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钟的招待会才回答了二十五个问题。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女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她问周恩来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如果这个邀请并不牵涉到美国承认红色中国问题”。她并且说，看来周恩来气色极好，很不象是六十二岁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别的饮食或是经常运动？周恩来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们关于双方在会谈中所采取的立场方面已知的情况外，它并未提供很多新的情况。一名记者问道，哪一个地段占去总理的时间最多，周恩来说是西段，对那一段“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国历届政府一样，绝对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它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画出来的”。他接着说，虽然如此，中国把那条线当作边界线，在谈判时没有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然后，他扼要说明了中国对西段的立场，并且说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但他说：“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记者问印方在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会谈中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说如果印度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极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鲁一等到中国人登上飞机前往加德满都，飞机在东方的天空还没有消失，就在机场上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来在“目前的现实”的基础上互让的建议时说，“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他证实，就东段而言，中国人曾准备接受印度的主张，但说中国人“把它同西段联在一起”。
　　当天早晨各报刊载说，据周恩来讲，印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这就证实了印度人士怀疑尼赫鲁对中国人还不够直截了当是有根据的。新闻记者在机场就这一点向他进行诘难，议员们在议会里也提出相同的指责。尼赫鲁当时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因为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他解释说，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这个词”，但说会谈就是为着谈中国侵略的问题；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后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听到以前的东道主讲了这番话是不高兴的。他说，“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是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
　　尼赫鲁从机场一出来就直奔人民院，报告会谈的经过。他引述了周恩来所讲的六个要点，说印度政府并没有同意这些要点，然后对这些要点进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边界存在着争议……
　　尼赫鲁：“当然存在着争议。”
　　 (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印度的立场是说整个边界线的走向不存在争议，而中国为了掩盖其领土要求，制造了虚构的争端。)
　　二、……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尼赫鲁：“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
　　 (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建议，他所根据的论点是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他早些时候告诉周恩来说：“当有关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遵守现状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三、在确定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等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尼赫鲁：“以分水岭来划界可以到处适用的，这是确定了的原则。我们自然同意分水岭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区、河谷等地区，分水岭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这条原则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说成是一条根据分水岭来画线的边界，并且坚持说，作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就是东段的恰当的边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岭的原则应用到西段，就会形成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山脉的边界线，因为该山脉是中亚细亚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四、……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鲁：“我认为这一条回答了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这一切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如果中国人对喀喇昆仑山也有强烈的感情，欢迎他们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
　　 (对西段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边界究竟应该沿着喀喇昆仑山脊，还是如印度所坚持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仑山脊。针对尼赫鲁反复提出印度同喜马拉雅山有着神秘的亲密感情来为麦克马洪线辩护，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中国人和喀喇昆仑山也有同样的联系。其含意是：作为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交换条件，印度应该放弃它在西段越过喀喇昆仑山划定边界的要求。)
　　五、……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
　　尼赫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对领土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他们就不能讨论任何问题；也许是这个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对于阿克赛钦有领土要求，并且坚持在中国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从那块领土上撤出去之前，对于边界的实际走向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尼赫鲁在这里颠倒了中国的观点，反而说中国坚持在印度接受中国的要求之前，不可能进行谈判！
　　在印度看来，假如实质性的谈判当时已经开始，而中国仍然占领着阿克赛钦，情况就可能会是那样。)
　　六、……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尼赫鲁：“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中国为了消除边界的危险局势所作的尝试，以便能够将问题安然地留待日后去解决，而印度却加以拒绝。尼赫鲁当时还不准备公开宣布印度政府打算进入阿克赛钦地区巡逻——他是在公开场合讲话，好象听众里面就有中国人一样。因此，他就不能使议会里批评他的人放心。当有人就这个问题追问他时，他就感到狼狈：
　　问：既然我们的总理已经说过我们同意避免冲突，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人员不能到我们的领土上去巡逻？
　　尼赫鲁：……公报是说，双方应尽力设法使得边境地区的磨擦和冲突得以避免。这是我们双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们觉得把这件事说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也有点不必要。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坐在那里，不向右边走，也不向左边走。我认为告诉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显然会将他们引向冲突的步骤，这总还是对的。
　　问：……如果因为我们的巡逻人员过去一到我们领土上去巡逻，就被中国人扣留，因而不让我们的人在我们的领土上巡逻，情况将会是怎么样呢？
　　尼赫鲁：我们的人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已经承允，在进行实际调查期间不采取任何步骤把中国人从印度的土地上赶出去呢？
　　尼赫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进行战争，要末你就得进行会谈或叫做采取某种步骤；没有什么介乎两者之间的办法。我们不能一面为边界问题宣战，一面又谈论如何商谈或派出官方代表团。两者不能并存。)
　　议会里和报刊上对会谈及其结果的评论一般地是否定的，这些评论集中地提出两项相互关联的指责。第一，由于同意双方官员进行磋商，尼赫鲁就给了中国以巩固其地位的时间；在进行毫无结果的商谈的同时，中国却“占据着我们神圣祖国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头目兰加在人民院讲道：“他们用肮脏的手指玷污我们祖国的土地。”第二，政府没有发表有意迫使中国“撤除其侵略”的声明。即便有些人赞成印度政府对高级会谈所采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国大党议员所说的一样，是由于他们认为尼赫鲁的态度“坚如磐石”。一家报纸还提出，“亚洲舆论是不会忘记印度没有被中国吓倒这个事实的。”
　　这个显然为中国所十分重视的高级会谈失败了。尼赫鲁说，这是由于会谈在“双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实关键是由于印度坚持其拒绝放弃、修改或者暂缓提出它对阿克赛钦领土的要求。周恩来这次南亚之行，有两处成功，一处失败。他在缅甸和尼泊尔成功地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协定，这两个小邻国并未感到它们的强大邻国欺凌它们或对它们施加压力。在缅甸的问题上，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基础；而对尼泊尔，中国则同意凡是有争议的地区，应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地图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 投笔从戎注：即珠穆朗玛峰 ] 划入中国境内，引起了山峰归属问题的争论，但是中国接受了尼泊尔的(和普遍的)观点，即以顶峰作为边界的标志。中国和尼泊尔同意在双方边界两侧四十公里内不派驻武装人员。
　　就中印争端而言，虽然周恩来坚持说会谈并没有失败，说它“进一步增进了了解”，但是高级会谈只是为边境局势的恶化扫清了道路。两国官员的磋商，正如尼赫鲁所预料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报告。中印争端只依靠尼赫鲁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协。而印度已经拒绝了就停止西段巡逻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目的是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向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领土推进，对这种推进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虽未明说，但早已做了许诺。
　　高级会谈失败以后，中国的立场强硬了。再也听不到会谈以前中国所说也许印度真正误解了中国意图的提法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听完美国和印度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后，插话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此后，中国对边界争端的评论也都反映了陈毅所表现的这种满腔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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