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悲剧 彭柏山的悲剧人生

在“那个年代”，凡是“有问题”者，其家人也必然是“另类”。

彭柏山的妻子朱微明，江南女子，镇江师范的学生，学生期间思想左倾，1939年到皖南参加新四军，任《前锋报》总编辑，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在上海译制片厂工作，翻译了几十部苏联电影。论资历，也是“老革命”，但丈夫成“胡风分子”后，她立即就成“彭柏山的臭老婆”了。

更残酷的是，一夜之间，她就必须承认、并且是公开承认自己相亲相爱数十年的丈夫是坏人，还必须检举、揭发他！领导对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曾经宣誓“把一切献给党”的共产党员，必须在自己坚信不疑的党与丈夫间做出艰难的选择。痛苦纠结，难以排解，只能终日以泪洗面。

每日回家，她还必须向一个住在自己家中的警察汇报自己的行动——彭柏山被捕后，市公安局就派了一个警察住在她家，监督她的行动，一年多后，住在她家的警察才撤离。1956年底，彭柏山被释放回家。对彭的被开除党藉、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等，“组织”还必须要朱微明表态，这是必要的考验。她咬牙说道：“我没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市委领导夸奖说：“看来你的头脑比彭柏山还清楚。”

宣传部同时还交给她一个任务，定期向部里汇报丈夫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正如彭小莲所说，这个任务让接受者扮演那样“恶劣”的角色，确实“残酷”。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朱微明在一次向“组织”汇报之后，向组织提出与彭柏山离婚，然而组织却不同意她离婚。不过，朱仍对许多人说，自己要离婚。虽然并未离，但对彭柏山无疑是重重一击。多年后，彭小莲曾问过母亲为何要与父亲离婚，母亲回答说，如果不离婚，“那每一次，我都得向宣传部汇报你父亲的一举一动？”女儿仍不理解：“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这是在演戏！因为宣传部要你定期汇报？”母亲回答说：“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女儿还要追问：“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母亲的回答是：“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直到彭柏山被发配到青海，离别前的最后时刻，她才告诉丈夫宣传部要自己定期汇报。或许，离别时刻，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防备、猜疑、恐惧，人与人、甚至亲人之间的关系全都扭曲。“一次一次的谎言、假装都不行。最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谎言。妈妈最善良的行为，把自己和父亲都害了。”（《他们的岁月》，第169－174页）

在1957年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整风”、“鸣放”运动中，当年不同意将彭柏山定为“胡风分子”、因此被批“右倾”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王一平，居然来到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彭家。他谈话非常谨慎，但明确暗示彭柏山夫妇“要钓鱼了，不要说话。”显然，他深知内情，担心彭氏夫妇对自己的遭遇不满，会抱冤屈，提意见。在“整风”动员会上，彭柏山一言不发。朱微明的单位知其经历，党支部书记一直动员她给党提意见，她却顾左右而言他。因此，“反右”结束，彭氏夫妇躲过“右派”之难。不过，朱微明的弟弟却没有那样幸运。他当时27岁，是部队军官。早有消息的朱微明在信中一再提醒自己弟弟，不要提彭柏山的事，甚至明确告诉他说，哪一次运动不秋后算账呢？但他毕竟年轻，自以为14岁参军，在“大鸣大放”背景下还是忍不住提意见，说彭柏山是被冤枉的，党不能用别人的时候就管人家叫“干部”，不用时就管人家叫“反革命”。结果是，正要从中尉提拔成上尉的他被打成右派，由军事法庭判刑，被开除党籍，押送福建一座煤矿劳改。

多年后，彭小莲想更多地了解舅舅苦难经历的细节，但他却说：“是我自己不好，没有听姐姐的话。我什么都不想再说了。忘记吧，都忘记吧。我这一辈子也快过去了，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想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想让自己再痛苦一次了。不要说这些事了。”（第178页）的确，对受害人来说，回忆痛苦就是再一次经历痛苦，是一种残酷。所以，彭小莲不愿回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详情，她舅舅不愿回忆被打成右派后的痛苦日子。然而，对苦难记忆的这种令人同情、更可以理解的回避，却造成了人类苦难记忆的残缺。

“文革”开始，他们的命运更加残酷。“胡风分子的臭老婆”，就注定了朱微明是最早就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在批斗会上，她的头被打得肿胀起来，眼镜被打碎，眼皮红肿，眼底大面积出血，右手腕骨骨折。家人把她送到淮海医院，医院坚决不收，谁敢收治这样的“反革命”、“牛鬼蛇神”。所以，彭小莲至今对敢于诊治她母亲的邻居邝大夫（在1969年被批斗，不堪凌辱，不到50岁就自杀身亡）、译制片厂厂医查大夫这两位女医生感激万分。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或许很难理解，当时，大权在握的红卫兵、革命群众明确规定，医院是不得救治被批斗的“黑帮”、“牛鬼蛇神”的。

1968年3月，朱微明被关进“牛棚”，一个人被关在单位潮湿阴冷的防空洞，受尽折磨。几乎同时，她的大儿子、大学生彭小岑被打成“反动学生”，也被学校“专政组”关起来，一年后被送往甘肃天水劳动。此时，彭家子女四散，四个女孩，老大“文革”前大学毕业，在南京铁厂工作，其他则分到沪郊、云南、江西三处“插队”。

1970年夏，已经到江西农村“插队”的彭小莲回沪，被通知到译制厂“专政组”办公室。专政人员教训了她半天，最后要她表态，说出对母亲的看法。17岁的彭小莲木然回答说：“彻底和她从思想上划清界限。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是反革命，坏分子。”专政组人员说：“这个态度就对了。”突然，办公室门打开了，她母亲站在那里。母女都没想到彼此相见，母亲泪如雨下。更没想到的是，专政人员对她们说朱微明可以回家了。“母亲愣了好一会儿，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竟然放她回家了。只听见她在那里呜呜地哭出了声音，还说了些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之类的话。她有罪，她一定会好好地接受改造什么的。”（第239-240页）

在那个年代，决定一个青年命运的是“出身”。从小，彭家兄妹就要面临深重的“出身”问题，影响到入团、上学。所有“出身不好”者的噩梦，就是当时小学生填表时都要填写的“家庭出身”。彭小莲承认：“只要一看见‘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就会浑身发冷，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走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噩梦之中。等我不得不把这一格小空栏填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把自己彻底地撕裂开，是我把自己这个形象扔进了众人的目光之下，所有的眼睛都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任意践踏、唾弃。在那里，我甚至没有一块碎布片可以遮拦自己。”（第5页）

这确实是千千万万“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在那个时代的长期感受。因此，当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而长期受歧视的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在1967年元月初，公开自己的《出身论》，从理论上对实质是“血统论”的“出身论”进行分析批判，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观点出发论证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因此家庭出身对于决定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重要时，才会引起那样强烈的社会反响。为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最终，遇罗克付出了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彭小莲则说：“‘反革命’家里的孩子早觉悟”。“在那个年头，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家里说的，出去不能说；真实的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想想，绝对不能说出来；带文字的东西，最好不要保留，特别是书信，看了要烧；搞任何政治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落在我们头上，开口的时候，一定要拥护；不管什么组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心里想的，一定不能落在纸上；报纸上说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说报纸上所说的一切。就这样，我们生存下来了。”（第5页）

三

1979年开始“解冻”，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开始平反。彭家也积极努力，争取为彭柏山平反。在这种时刻，能否平反、平反是早是晚、平反到何种程度，“关系”都至为重要。前一年恢复高考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彭小莲，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在北京“找关系”的主要任务。

经过种种努力通过种种关系，彭柏山冤案终于得到平反。1980年6月末，在上海由市委书记主持了彭的平反追悼会。此时，远在四川一个偏僻山村的胡风虽然放出“保外就医”，但仍未平反。听说老友平反、开追悼会，于是给朱微明写了封短信，说走了很远的路才发出这封信，希望能到上海参加追悼会。但是，非常想让胡风参加追悼会的朱微明，却被这薄薄一张信纸吓坏了，立即上交“组织”，由组织决定。因为，“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组织”认为“胡风事件”虽然改正了，但胡风本人的问题中央仍未表态，所以不同意胡风参加追悼会。朱微明后来坦率承认：“说真的，我已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年年岁岁我怕搞‘运动’，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属’的辫子随时控制在领导的手上。”不仅不许胡风参加追悼会，连他请上海的朋友代送的花圈，都不许放在灵堂

不过，朱微明心中仍惦记着胡风。1981初她到北京探望胡风，看到精神已有些异常的胡风医疗条件极不理想，回上海后几经努力，由市委领导批准接胡风到上海治疗，住进最好的医院、由最好的大夫诊治。胡风的夫人梅志陪同来沪，就住在朱微明家。这时，日本研究胡风的专家近藤龙哉经人介绍，非常兴奋地来到上海找到朱微明，想见一见自己研究多年的胡风。但是，朱却将其拒之门外，只是给他写了纸条一张，要他先去见“组织”，要经她所属的文化局批准后才能与胡风见面。文化局没有批准近藤的要求。几天后，朱将近藤之事告诉梅志，不想梅志执意要到锦江饭店见近藤，朱则认为此举不妥，可能带来麻烦，坚决不同意，二人大吵一架。当梅志赶到锦江饭店时，近藤刚刚离沪回国。后人或许会认为朱不近人情，其实在当时这是最“正常”的思想。她“最怕的是这个日本人把事情搅黄了，怕她千辛万苦帮助胡风联系到上海的治病，因为‘勾结’了外国人，被赶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个日本人‘陷害’的。”“外事活动不经过我们的‘组织’，是会罪加一等的。”这种恐惧，是现在的年轻一代所难以理解、想象的（第283、285页）。

确实，在“组织”看来，彭柏山仍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他的平反追悼会上，并未批准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党旗。三年后，彭才完全“平反”，标志是“组织”同意在他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1983年10月31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主持了彭柏山的骨灰盒加盖党旗仪式。逝者遗体、骨灰盒能否覆盖党旗，“组织”非常慎重，其家人也非常重视，这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也是一种新的“殡葬文化”。

“人生禁得几拳头”，这是聂绀弩先生1979年底，辗转听说老友彭柏山遭遇后写的《挽柏山》中的诗句。确实，命运只消几记重拳，就将彭柏山狠狠击倒。但他的一生，正如海明威所言：“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是不能被打垮。”（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