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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疯狂的单行道——读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作者：自娱于 2012-6-4 11:17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3评论

杨远宏

　　在全世界，极权主义早已成为过街老鼠。但是，少数几个极权主义国家，仍然像毒瘤一样，顽固地叮在人类的肌体，且颇有气焰嚣张的扩散蔓延之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对极权主义天真愚昧的幻想，犬儒主义的恐惧、侥幸、妥协，御用文人卖身投靠的纵容与助纣为虐，更是远未寿终正寝。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关于极权主义的谈论闪烁其词，欲言又止，才刚刚开始而几乎仅仅滑落在茶馆清谈的水平，却很快就成了人走茶凉的空旷和冷寂。当茶客们再次揭开这个话题时，已成飘在杯中，从未下沉的隔夜陈茶而毫无新意。这大约就是中国特色的讨论、思考——讨论不断，真正的思考却从未开始。
　　鉴于以上背景，重温汉娜•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思考和理论，就政治哲学在我们版图的完整建构，和对现实语境的考量而言，都是一个沉重而紧迫的话题。
　　
　　1、乌托邦：双刃剑上的血腥与光芒
　　
　　菲茨杰拉德在他的《奥马尔•卡亚姆》第99首四行诗中写道：“啊，爱神！你能否和我同命运女神一道运筹/去掌握这可悲事物的全部结构，/我们能不能把它粉碎——然后/将它改造得更接近于所求？”诗中，“所求”，即乌托邦；“将它改造得更接近于所求”，即乌托邦思想。请注意几个关键词：“运筹”、“粉碎”、“改造”，它们几乎道破了乌托邦从形而上天空想像，到形而下大地建构过程的全部悬念、隐忧、严酷和沉重。乌托邦（utopian），子虚乌有之邦的信靠和依托。中文对这个词的音译，真是音义得兼，双璧生辉，精准传神而妙不可言。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完美无瑕，令人神往痴迷的幸福、美满社会。
　　第一个发挥乌托邦想像的，并不是人们似是而非认定的，弃圣绝智，小国寡民境界的中国老子；也不是放逐诗人，主张哲学王主政“理想国”的古希腊柏拉图，照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乔•奥•赫茨勒在他的《乌托邦思想史》中看来，第一个发挥乌托邦想像的，是约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伯莱先知，提哥亚牧人和无花果树修护人阿莫斯。阿莫斯以当时流行，后又为《圣经•新约》所继承的先知们特有的语调、句式和修辞传统说过：“我会把以色列和别的国家一起筛一遍，就像在筛子里筛选苞米一样。但不会让不好的谷粒留下来。”请留意“筛选”，和不好的不留的“不留”。这就是说，人类的第一个乌托邦想象，就是强力的运用，优胜劣汰的劣者的被抛和驱除。阿莫斯对他的乌托邦想像，还作了诗意盎然的表达：“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如江涛滚滚。”气势倒是壮观，公平、正义也是人类翘首以盼的。但在阿氏的气势中，我更多地感到了一种以公平、正义的名义，而强力、先验合理合法放肆、肆虐的恐惧和隐忧。难道不是这样吗？阿莫斯的气势，滚滚奔流到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巨头罗伯斯庇尔那里，就滚滚成了断头台下切瓜式的人头滚滚，奔流成了道义高烧中的血流成河。必须警醒，在人类文明史上，乌托邦思想既能引美向善，解毒现实，于破碎、黑暗、罪恶中，给人类提供灯光、希望和梦想；也能衍生出魔鬼、深渊和灾难。乌托邦：一柄同时闪烁光芒和血腥的双刃剑。
　　应该单独提到马列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子虚乌有的向度，在人类乌托邦思想史和学术的层面上，这个邦与别的种种邦相比较，纯属老调重弹而毫无新意。而且，在其内在的理论逻辑上，也根本难以自洽，难以自圆其说，而可不费吹灰之力地不攻自破。对此，仅看马列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分配原则，即可一目了然。这个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姑不论人们会不会有朝一日，理想主义地各尽所能。其中，“按需”的“需”，即人的需求、欲望。这个分配原则要能兑现，就必须假定：要么人的需求、欲望是有限的，要么设想人的所需所欲，世界可以无限提供。可惜，事实是，人的需求和欲望是无限的，即所谓欲壑难平（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贪痴说，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而世界的有限，不可能为人的需、欲作无限的提供，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可是令人困惑吃惊的是，这个一开始就漏水的理论炊壶，居然能让20世纪大半个世界的人们感冒高烧，趋之若鹜；大半个地球在壶中被煮沸得乌烟瘴气，汹涌澎湃！它甚至在前苏俄、东欧、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区，催生了一批至今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的极权主义强权。这国际玩笑开得太大了。它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恶梦般的符咒和深深的伤痕；也给世界政治哲学留下了一道沉重如山，让人深长思之的锥心课题。
　　乌托邦本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平线，和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但纵观近现代史，大大小小的极权主义野心家们，无不吹着惊天动地的乌托邦法号，念着连他们自已也不相信、永在来世彼岸的未来经，驱使一批又一批着魔的信徒，走向永劫不复的炼狱和深渊，或者成为那法号、经书的活祭和牺牲。希特勒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在他的《党卫军与警察的组织与职责》中宣称，他们只对“几十年和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感兴趣，吹嘘他们所效忠和推进的，是一项“两千年中才有一次的伟大任务”。这当然就是众所周知、最血腥的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我不敢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乌托邦。但说它带有乌托邦梦幻和梦呓的体征，大约不会是误诊。在俄国，伯德耶也夫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指出，“革命是一种宗教，一种哲学，而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冲突。”不仅如此，那些野心家还给这些伟大、宗教式的乌托邦经幡，贴上了必然性的科学徽标。他们操持庸俗、专断的达尔文社会进化论，极主观唯心地宣称，他们发现了社会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客观规律，并要为如此铁律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历史唯物主义是这些徽标中最耀眼眩目，也最带欺骗性的一颗。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介绍圣•西门派的杂志《生产者》时说，昂方丹早就能“看到一个时代即将到来。‘使群众感动的艺术’，即将完美地发展，使画家、音乐家和诗人，能够拥有一种力量，取悦和感动群众，其自信程度不亚于数学家解决一道几何难题，或化学家解释任何一种物质。” 何等科学而又天花乱坠的科幻挂图和招贴！以至阿伦特不无感慨地得出结论：“现代宣传就在此时此刻产生。”至今，如此宣传衣钵，仍在极权主义国家持续传承并大行其道。就连它们那些神灵附体，叱咤风云的领袖，也是靠吹肥皂泡式的宣传吹出来的。
　　在1939年11月23日的演讲中，希特勒狂妄宣称： “作为最终因素，我必须完全谦虚地提出：我本人是不可取代的。……帝国的命运完全只靠我一人。”在战争的枪炮声中，希特勒的一次讲话看似舒缓，其实比枪炮更斩钉截铁。他说：“我只是一块磁铁，常常在德国移动，吸引这个民族中的钢铁。我常常指出，总有一天，德国一切有价值的人都会在我的阵营中。凡是不在我的阵营中的人，都没有价值。”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为其大敲边鼓：“一个当代人在今天能够体验的最大快乐”，是要么成为一个天才，要么为天才服务。而希特勒 “无与伦比地尊重”的唯一一个人，就是他尊称的“天才斯大林”。列宁在怒斥为无辜受迫害的知识分子说情的高尔基时，傲慢自诩：“正是我们负起了唤起人民行动，向世界说明生活的全部真理这一巨大任务。”
　　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领袖们“在一贯正确的预言形式中提出的这些概念，使形式比它们的内容变得更重要。”这些领袖们的“主要资格是永远无误。他绝不能承认错误。……一贯正确的假设之基础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确解释历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败和毁灭，都不能证明这些力量是错误的。因为从长远来看，它会证明自已是正确的。”那么“长远”在哪里？“既然这些行动是为往后几百年而设计的，那么，对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检验，就不受他同时代人的经验之约束了。”岂止几百年！在极权主义领袖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那里，这个时间预言或寓言，就像吊眼球的地平线一样，可以任何脚步都追不上地无限往后推。其实，“极权主义领袖和独裁者的显著特征就是头脑简单，目标单一，他们以此从现存意识形态中，选择最适合于另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的基础因素。” 这样一来，“运动的‘第一戒律’是‘领袖永远正确’”。政治成了一场道道地地的“欺骗游戏。”而政治游戏，“对于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骗）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军事原理的原则，对于战争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样。”
　　够清楚了。极权主义的起点，是先验地设定一个地平线上，或天国云端中伟大、诱人的乌托邦传奇目标；再先验地吹捧出一个先知、神灵般能够全知全能，科学地发现、掌控最终通达这一目标的铁律和道路，集尼采式超人强力意志的现代天才，和神奇万能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古英雄战神于一身的领袖人物；再在运动中，运动出运动的群众，在运动的群众中，运动出无休止的运动。至此，乌托邦剑锋所指，在一个唯一的向度，在一条唯一的单行道，极权主义就像一群赌徒或疯狗，一路血火地惯性狂奔起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前所未有的可怕图景。阿伦特总结道：“先前从未尝试过这种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抛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人的、军事的——以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极权主义一开始就纯属虚妄。极权主义一开始就疯了。
　　
　　2、无休止的运动狂
　　
　　极权主义始终需要一种高热亢奋状态。高热亢奋，既是极权主义那套权力设备狂转的润滑剂和加油枪；又让在极权主义跑道上狂奔的群众，始终处于有脑袋而无头脑的高热亢奋，成为一股极易操纵和驱使的盲目力量。而持续高热亢奋的不二法门，就是无休止的运动狂。这有点像洗桑拿。健身桑拿让人浴后清爽、放松、清醒；而极权主义的政治桑拿，是一场桑拿尚未结束，又一头栽进另一场桑拿。高热不断，亢奋不止。阿伦特敏锐地看到，极权主义“发动人自已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死为何物。”在如此运动中，被运动的群众的心理和体验，是“经常不断的紧张和对暴力的渴望”。由此，高度紧张、暴力、高热和亢奋的战争，也就顺理成章，魔幻般地被体验为“最有力的群众运动”。这里，法西斯或极权暴君的战争的动因、基础和指向，几乎全在其中。
　　在高热、亢奋、盲目、持续不断的运动中，极权主义的领袖与群众，最终形成了一种相互策动，相互依赖的心理妄想症。狂妄自负的希特勒在一次对冲锋队的演讲中，不无真诚地说：“你们之所以是你们，是因为我；我之所以是我，只是因为你们。”在这种相互策动，相互依赖，自恋他恋的心理妄想症恶性循环的相互推动下，一方面，群众被集约化为巴枯宁所说的“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纳恰耶夫所指称的“没有个人兴趣，……没有情感，……甚至没有自已的名字”的庸众，被高烧为动辄在街头、广场集体抽筋打摆子，唯马首是瞻，唯领袖之风宗教狂热般飞起的糠壳和群氓；另一方面，领袖在山呼海啸的造神运动中节节攀升，迅速成为凛不可犯，君临山河/万众的神灵。可以想见，在如此的蒙昧、盲动和疯狂中，包括恐怖、战争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一哄而起，一触即发。这就是极权主义即使不虎视眈眈，也随时都可能构成对人类和世界的潜在威胁的根本原因。
　　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21世纪才飞来的横祸。阿伦特早就指出，“恐怖主义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变成了一种哲学。表达失落、厌恶、盲目仇恨，这是一种政治表现，用炸弹来表现自我，兴奋地看着公众以行为来响应，绝对愿意付出生命代价，以成功地迫使正常的社会阶层，承认一个人的存在。这种精神和道德手法，就是戈培尔在纳粹德国最终战败之前很久，就明显兴奋地宣布过的：假如战败，也懂得如何关上门，几百年不会被遗忘。”简单说来，以道德、精神高标或圣战为呼招和旗帜，或者单边以无辜生命为代价，或者双边以罪恶肉体和无辜生命的瞬间同时毁灭为方式、轰动和恐吓，试图摧毁人类的良知、道义、进步和文明，最终达至全面的精神奴役，与野蛮、暴力和恐怖统治，这就是恐怖主义。其实，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如出一辙，或者，根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要看玩硬币的领袖们怎样翻。比起阿伦特来，可惜，人们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警惕和防范，到底还是晚了一些，也心存善良和侥幸了一些。
　　必须看到，极权主义群众运动祸心深藏的对自由的滥用，以及道义高标，道德高热膨胀的欺人假象。极权主义领袖为了个人野心和小集团特权利益，可以在某个特需时段，放纵群众肆无忌惮的自由的嚣张（其实，如此放纵在一开始就有绝对只可反他人，不可反极权和领袖的不自由。）放肆践踏法律。尽管领袖们个人，自始至终享有不可质疑的特权特利，威严、奸深城府掩体下的个人品质也大为可疑，但是他们都以标准无赖的骨架，厚颜无耻的高举，也要群众高举道义高标、道德高热膨胀的大旗，实则肆意羞辱、切割人类良知、伦理的底线。以上，我们在希特勒与他的 “德国疯狂”，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还可将就搭上雅各宾政权与罗伯斯庇尔那里，看得清清楚楚。这，正如阿伦特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滥用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废除自由” ；貌似非功利高调背后，是更大的功利和野心：“他们将偶然夺得政权的国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临时司令部”。
　　我们还必须看到后极权时代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通体贯注了一种朝秦暮楚、见异思迁的商业消费，和审时度势、适者生存的世俗享乐主义兴奋点。这些兴奋点也许对什么都兴奋，唯独对个人、国体的民主宪政权利和进步，麻木不仁而坚决不兴奋。趋时、从众、时尚、时髦、潮流，是如此群众运动的流行款式和动向，也是深植在运动份子意识、潜意识深处的发动机和动因。看似自发，其实都有一双或者商业，或者意识形态无形的巨手，在背后操纵、窃喜。这双巨手有点像电子网络，最终，将成功地把民众导向让人着迷的物化实体，堕入丢失自我，不可自拔的虚拟苍白的精神空间（请看看那些万头涌动、表情一致、喊声雷同、千篇一律、愚昧、低俗而又疯狂的追星、捧场、歌演、传销、庆典等等，通货膨胀般的场景吧！）。至此，在后极权时代，极权主义以它变形金刚全新的设计和玄机，将再次马到功成。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极权主义是在走钢丝，是将炸药安在别人城堡的同时，也摆放在自已家门口；那么，后极权主义就是在将塑料鲜花、掌声和啤酒泡沫，铺开一条宽广的“无人”坦途。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极权主义群众运动是有形、硬性、轰轰烈烈；那么，后极权群众运动就是无形、软性，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3、分子化，个人化的群众
　　
　　汉娜•阿伦特写道：“极权主义运动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 “极权主义运动较少地依靠无结构的群众组织，较多地依靠分子化（atomized）的、个人化(indiridualized)的群众。”她看到，是“斯大林为了将列宁的革命专政，改造成完全的极权主义统治，率先创造了那种虚假的分子化社会”。
　　分子化这个词的英语单词是atomized，意思是使之化为原子、分子，一个物理学用语。这个词翻译、挪用在汉语语境中，就挪出、翻出了一层新意，而更加意味深长，或许也更加切合阿伦特思考的内在精义。依我看，这个词在汉语中，既可读作阳平声的分子化，也可以读作去声的份子化。在洗脑去性、高热盲从的群众运动中，作为个性存在的生命个体，分子化使人异化、物化，转化为类似高度物理结构的原子、分子，这时的人只是一个结构，一架机器中的器具或工具；份子化使人非主体化、非人化，转化为随风飘转，随波逐流，浮沉人潮中无差别的一份子，这时的人虽然也是人，但只是丧魂落魄，在死亡中扑向死亡的行尸走肉。indiridualized的意思是使人转化为“个体化”的个人。个人原本就是个体，其间谈何转化？如何转化？其实，“个人”在向“个体化的个人”转化过程中，要害是，转脱了个人行为的手脚，化掉了个人心脏、大脑的血型和思想，最终转化为无边墓地同声同调，鬼哭狼嚎的一群幽灵中，无差别的一个野鬼孤魂。经过如此“个体化”的转化，这时的“个人”，实质上成了非人的、单面体的“个体”。
　　那么，如此令正常的世界和人们目瞪口呆、胆颤心惊的非人化、妖魔化，到底是如何得逞的？其实，其奸谋和伎俩都极简单、粗糙而粗暴，简直就是对人类正常心智的低级调戏和羞辱！阿伦特曾不无轻蔑、一语道破地将极权主义斥之为“平庸的思想”。在前面和此后的论述中，我们都会看到：欺骗宣传，群众运动，红色或白色恐怖，两杯致幻烈酒，加一副冰冷镣铐，一直是极权主义发动的一场又一场丑剧闹剧的通行假面和道具。
　　阿伦特写道：“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制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也是恐怖最肥沃的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为了达至人的绝对孤立，极权主义发明了通过无休止的群众运动，来让人陷入分子化、个体化的 “有组织的孤独”。早在1929年，希特勒就曾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地宣称，他的运动的“伟大事物”，是六万人“几乎变成一个单位，实际上这些人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也几乎一样。请看这些欢笑的眼睛，这些疯狂的热情，你就会发现……十万人在运动中变成了一种类型。”这有点像一场集体的性阉割。在这个群体中，任何一个被性切除的个体，除非被注入群体、运动性的“性激素”，就将永远处于奄奄一息的“性”无能状态。但是，他们对“性”亢奋却总是梦寐以求。一旦他们被注入群众、运动性的“性激素”而亢奋到来，他们就会翻身而起涌上街头，在旗帜、口号和拳头中，把他们被激起的“性冲动”发挥到极致。一场山呼海啸，席卷天地的祸水，也就由此开始。难怪阿伦特会忧心忡忡地说：“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
　　极权主义清楚“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也是最危险，最具灾难性的一种。它自身的依托是孤家寡人的孤独、孤立，也必须依靠在个人的人的一切方面，被削割得形销骨立、穷途末路的孤单个体所组成的群众来支撑。希特勒和斯大林独裁都清楚地表明：“分子化的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孤立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结构的顶层。”极权主义暴政深知，像所有其他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纳粹分子曾经成竹在胸地宣称，“在德国，只有睡着了的人，才仍然是一个有隐私的个人。”这让我想起反映前东德警察监听的电影《窃听风暴》。那窃听探密无孔不入，甚至不放过平民做爱的喘息声。极权主义同时以高压恐怖手段，阴毒地迫使人们相互心存疑虑和戒心，互相反对，人人自危，以此来摧毁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结的社会生活空间。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所有人的联系都被切断，只剩下被拽在极权统治手中玩偶的牵绳；世俗社会生活的空间荡然无存，只剩下不怀好意的国家夹缝，闪着居心叵测的凶光；人的心智，甚至连常识判断也被掏空，被虚无化，只剩下对极权统治闻风而动，唯命是从的愚忠。阿伦特写道，“极权统治必需这样的愚忠，这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这种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这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折腾，被阿伦特确定地称之为“制造活死人的过程”。而制造活死人的杀手锏，是彻底摧毁人身上的道德人格。正像阿伦特正确判断的那样，“当极权恐怖成功地切断了道德人格的个人退路，使良心的决定，绝对成为问题和暧昧可疑时，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胜利。”那么，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人被变为活死人的变化？阿伦特悲观地期待：“只有个人的差异化和独特性”。可惜，在反复颠狂、冲刷、漂白的分子化、个体化群众运动之后，阿伦特所期待的那种“个人的差异化和独特性”，早已销声匿迹，荡然无存。如果说极权主义还有一根游丝般的道德地平线，在那根地平线上，还真能升起一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它的信奉者满带血泪的所谓“无私”。但这恰恰是让极权主义大获全胜中最令人恐惧和不安的因素。在如此着魔般的“无私”推动下，不可思议的，异常可怕的人间惨景、绝境出现了：“一名纳粹分子或布尔什维克分子，不会因为对不属于运动的民众，或者敌视运动的民众犯了罪而动摇他的信念。然而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受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或集中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相反，文明世界都惊奇地发现，只要他在极权主义运动中的成员地位尚未被触动，他甚至会自愿地帮助迫害他自己，判处他自己的死刑。” “在苏联，一个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后，肯定会提出离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机会生还，她会愤怒地将他推出屋外。” 恐惧和苦难，最终将人变成了野兽，变成了“不会抱怨的动物” 。
　　写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了几口冷气。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极权暴政在人性中所注入的，人人皆在劫难逃的毒素，对人和一个民族灵魂的深度创伤、扭曲和毒害，它所煽动起来的人性“黑暗本能”的遍地野火，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性灾难，和潜留下来的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和恶果，如果人类要为之解毒和复苏，将要付出何等艰巨而沉重，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对此，我们在虽然制度已经转轨，极权主义却阴魂不散的俄罗斯等某些独联体国家那里，看得清清楚楚。就此而论，极权主义绝对是对人性的犯罪，对人类的犯罪。
　　
　　4、谎言、镣铐下的统治
　　
　　纵观历史，所有极权主义，无论它怎样改头换面，花样翻新，都是既靠欺骗和暴力来夺取政权，也靠谎言和镣铐来锁定、维持其统治。离开了这两手而面对民意、民主选举的票箱，极权主义就既无政权可得手，也无统治可垂涎，它就一天也不可能存在。这正是毛泽东杀气腾腾而又温文尔雅、赤裸裸表达的：革命就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在他对温文尔雅的包装不耐烦，不感兴趣，农民领袖的草莽暴戾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心血来潮时，这位在投奔井岗山时就梦想当山大王（据李锐回忆）的现代洪秀全，让笔杆子也一边喝茶去，干脆直截了当地狂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鼓吹暴力的话，可以不失其“诗眼”、更通俗市井地转译为砣子（拳头）大就是大哥。作为多少识几个字的知识分子，我没法不把它理解为黑社会的霸道和粗鄙。
　　阿伦特也直截了当地指出，极权主义“在一切政治活动中选择恐怖主义”，也就是它们“公开宣称的行动主义”。这位女性政治哲学家，以她清澈如水的政治眼光进而认定：“当极权独立于一切反对派之外时，恐怖变成了全面。当谁也阻挡不了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林彪曾凶相毕露地宣称：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样一来，极权主义“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了蔑视自己制订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 ，例如文化大革命，“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律”。法律为了运动，运动任意运动法律，法律在运动中运动，运动运动出法律。如此的法制天方夜谭，和现代聊斋志异的现代社会，在极权主义的霸道逻辑那里就顺理成章，见怪不怪。毛泽东就曾经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行动是恐怖，恐怖即行动，行动无时无处不在，也即恐怖无时无处不在。法律是社会存在的底线和最高、最后依据。无法无天，社会终将、必将沦为乱世而土崩瓦解。极权暴政不将人从灵长类变成卡夫卡《地洞》中的小动物或单细胞，不将活人变成“活死人”，不将阳世社会变成阴间地狱，那倒反而不正常，那才是咄咄怪事。在如此阴森恐怖的图景中，“在特务无所不在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警察，每一个个人都感到自己随时处于秘密监视之下。……最著名的人物的浮沉成为家常便饭……每一句话都变得模棱两可”。一切都将成为“使人湮没无闻的真正黑洞。人们很偶然地踉跄进来，身后甚至不留下像尸体或坟墓之类表明先前存在过的痕迹。”我原本以为“人间蒸发”这个词，形象传神而妙不可言，应该申请专利。现在看来，人间蒸发到底还要“蒸”而方可“发”，毕竟麻烦。看看人家极权主义的黑手，可以将你像水滴一样一抹即去，不留任何痕迹，何等的惬意轻松。应该申请专利的应是极权专制的“抹水秘传”。
　　历史的经验表明，越是反人民的极权专制，越是要欺世盗名地打出一切为人民的旗号，口口声声将人民挂在嘴上。经由长期一贯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的偷梁掉包，真假不分之后，他们在玩这一切把戏时，自欺欺人地还真的以为他们葫芦里卖的不是毒鼠强，而是强身健脑的脑白金。
　　众所周知，“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来代替宣传”。宣传也是极权主义欺蒙文明世界“最重要的对付非极权主义世界的工具”。希特勒就曾经在他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里，毫不掩饰、厚颜无耻地宣称，“要想成功，就必须撒弥天大谎。”林彪则说：不撒谎办不了大事。极权主义的恐怖高压和谎言宣传，其影响深远的恶果是：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度，最终沦为撒谎成性、不知廉耻、集体谎言的民族和国度。极权主义所玩弄的上述一切花招，其实往往捉襟见肘，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粗浅、鄙陋、弱智之极。但是，由于它的无耻无赖，其撒谎的方式、内容、程度和从容，都大大超过了正常世界里，正常人们的正常心智和理解的极限，因而在非极权的文明世界那里，要么是令人哭笑不得地、天真可爱地轻易吞钩上当，要么是如梦初醒后的大惊失色，甚至还要随之惊疑参半地连呼，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他们不知道，当然更难以理解，在极权主义世界，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极权者自身在权利争夺倾轧中，朝不保夕，人人自危，随时都可能栽入“同志”、“战友”铁血无情的不测风云。在谈及那“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了”的、极权主义的欺骗宣传，和观念、舆论的掌控，谈及如此宣传和掌控的超限的下流和无耻无赖时，睿智强劲如政治精英阿伦特，也只能万般无奈，感慨万端地说：“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光。”
　　本来，极权主义领袖或多或少总有点知识文化，其中有的，本身就是博闻强识的知识者、文化人。奇怪的是，他们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视知识分子为他们的天敌，敌视、迫害知识分子。前述高尔基为无辜受害知识分子说情，辩称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的优秀大脑时，列宁竟按捺不住敌意大为光火：什么大脑？！一堆粪便！问题其实很清楚，那些书呆子只是玩点“妙手写文章”的把戏而摇头晃脑，也就罢了，却偏偏要耍点“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的气节；驼鸟一样埋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碍不着谁，却偏偏要吃饱了撑着，昂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捶胸顿足。极权主义那一套诡计多端、翻云覆雨的鬼把戏，在有良知道义，真正优秀的知识分子睿智的眼中，无一不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知识分子天生就是极权专制的天敌。对此，阿伦特有过相当精彩而精辟的表述：“智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就像暴民和歹徒的自发力一样危险。……新的群众领袖，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厌恶。绝对的统治，绝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忠诚的最好保障。”
　　
　　多引阿伦特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相信读者不认为多余。她强调指出，“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即使“在极权主义政权垮台之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种具有强烈诱惑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冒充对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的姿态再次出现。”
　　阿伦特的书合上了最后一页。阿伦特给我们打开的门，永远不会关上。她展示的潘多拉魔瓶，也还在吞云吐雾。她那洪钟大吕般的声音，也还在全世界滚动。那么，我们到底听到了些什么？我们又该打开哪道门呢……？
　　
　　2007年8月22日—8月26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