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部艾滋病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虽是老片子,但每看一次都潸然泪下

作者:Jiyimobuqu  于 2012-2-23 11:0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记忆的家园|通用分类:热点杂谈|已有15评论

关键词:

    马深义一家住在中国著名的艾滋病村-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他的家庭就是艾滋病的受害者。他们一家五口人,有四人感染了艾滋病,只有9岁的大女儿是健康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背景音乐、没有字正腔圆的叙述、没有宏大的场面,整部影片就是在纪录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影片的镜头从春末夏初开始,历经盛夏、深秋、严冬,一直到春节,近距离地拍摄了马深义一家面对艾滋病和死亡的人生经历。

  夏至:马深义的妻子雷妹面对已经发病来日无多的现实,已经完全崩溃。在镜头面前,她时而歇斯底里地哭喊,时而神色飞扬地回忆自己当年结婚时的红火风光。马深义无奈地诉说自己对家庭和孩子的绝望。
  大暑:小儿子马占槽因为艾滋病的关系一直在腹泻,已经消瘦了很多。口腔已经溃烂的雷妹已经遇见到自己过不了今年就要死亡,平静地面对镜头安排自己的后事。
  立秋:因为弟弟的死亡和妈妈的去世,雷妹的病突然加重,这时的雷妹已经不能起床。每天躺在一个板车上,被马深义推进推出。秋日的下午,已经失去神志的雷妹躺在板车上,苍蝇在她的口里进进出出,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
  中秋:今年的玉米是个丰收年,小院子里的玉米堆成了孩子们的娱乐场,垂死的雷妹被拖到诊所打吊针,孩子们暂时忘记了家庭的灾难,欢乐的笑声飘荡在玉米堆上。中秋节的夜晚,劳碌了一天的马深义照顾自己的几个孩子。
  霜降:在这个清冷的秋夜,草本植物的大限的节气中,雷妹去世了。面对妻子痛苦的死亡过程,马深义恐惧到了极点,他忍不住对着镜头诉说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立冬:雷妹死后的马家,因为家中少了一个痛苦挣扎的标本,重新归于平静。马深义对金钱的看法也因为雷妹的死亡开始有了变化。在上“五七”坟的时候,已经懂事了的马宁宁的哭声萦绕在初冬的田野上。
  冬至:在雷妹百日坟的前后,下了一场大雪。这时的马占槽已经会走路了。

  春节:马深义给自己的孩子买了过年的新衣,一家人暂时忘了艾滋病带来的痛苦,开始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hoq3L7qfl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fqyUlqM0O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weCCz8-BV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BDE0m8y2c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BK1drAwbYY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Qt8IjQfxu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MZzcL_LT-8

(后记:从2006年起,《南方周末》每年年末都要给马深义打个电话,了解一年来的情况,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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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 无为村姑 2012-2-23 11:31
听说过~
9 回复 yulinw 2012-2-23 13:31
   太多了~·
9 回复 浅色 2012-2-23 14:10
怎么得上的?
2 回复 Jiyimobuqu 2012-2-23 23:25
父母卖血得上的,母婴传播传给了孩子。
3 回复 潇湘妃 2012-2-24 00:00
同情。。。
2 回复 arkone 2012-2-24 00:49
可怕的绝症与贫困。每个还健康的人都应珍惜健康吧。
3 回复 Jiyimobuqu 2012-2-24 05:44
《英雄父亲马深义》2004年
马深义把雷妹躺的板车推出屋子。夕阳打在马深义棱角分明的脸上,他看起来非常坚毅。
  “其实对于死,我内心是充满恐惧的。我真的不想死,为了孩子。我坚持活着,要比死更对他们有用。”
  文楼村的这个青年汉子,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宁愿给他一个英雄父亲的称号,也不愿意将他视为一个艾滋病人。
  从2001年夏天到2004年冬天,记者一直在关注着马深义一家的变化,死神临众,让马深义承受着生命中不可言喻之重。
  命运残酷地呈现在马家平常每一天的生态中,但无论生死,马都坚强地面对,让人们看到生命绝唱之时的尊严和光辉。
  我们记录,这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英雄。
  马深义的现在时
  文楼村应该比历史上什么时候都热闹。一拨接一拨的记者或者领导相继光顾。12月1日近了。
  2004年11月17日,阳光斜斜地照着,马深义静静地靠墙蹲着,院内很静,狗在院子里叫——这个家里又多了一条生命——他又收养了一只哈巴狗。狗成了孩子的朋友。
  “狗通人性,看到它跑、听到它叫,还知道自己是在活着。”
  马深义需要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死,我内心是充满恐惧的。但我真的不想死,为了孩子。我坚持活着,要比死更对他们有用。”
  文楼村的这个青年汉子,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宁愿给他一个英雄父亲的称号,也不愿意将他视为一个艾滋病人——即使恐惧,难过,他也坦然面对。
  马深义独自照顾着三个孩子,妻子雷妹去世已经三年。孩子们渐次长大。
  从2000年发现艾滋病起到现在,马深义默默地拉着这个普通家庭的生命之舟,前行——他的妻子已经下船,然后是他和他的儿女——直到生命之舟停顿,留下健康的大女儿,活着。
  5年前,马深义夫妇得到了第三个孩子马占槽。他很开心——儿子是他传宗接代的种子。
  死刑命令很快从死神那里下达:夫妻两个都是HIV病毒携带者,二女儿、小儿子也是!
  2001年妻子死后,像任何一个男人一样,他也曾想过再找一个女人。但没有人会跟他,即使那些失去了丈夫又携带HIV病毒的妇女,也不愿意。孩子多,并且有艾滋病。
  马深义现在想得很简单:在有生之年,要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既然死亡的时间自己决定不了,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自己的责任做到最好。
  政府是否能够尽责帮助他将要留下的遗孤马妞,他有些怀疑。但他别无选择——父母也都是艾滋病患者,大哥大嫂也是,亲属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收养者。
  “只要有一口气,我还是愿意把孩子放在跟前。”马深义说。
  他很少责骂孩子。“孩子就这样了,让他们高兴些吧。”
  每天坚持服药的二女儿马荣,身体好转起来,学习成绩也很好。“当初连去上学的路都走不动,都是我背着上学,不让去还哭闹。现在吃完饭还学会主动把碗摞起来了。”马的眼睛中有喜悦的光。
  儿子想睡觉,哼唧了几声,开始扒马深义的衣裳。他很快躺在父亲的腿上睡着了。马深义起身,想把孩子放在屋内的床上,孩子却又醒了,又闹起来。 “闹什么,自己睡去!” 马深义有些烦。
  孩子立马想哭。马深义的话又软下来:“不哭,乖,自己玩。”
  马荣放学回来了,是奔跑着回来的。
  小女孩掏出作业本,趴在一个小凳子上写起来。通篇写的都是汉语拼音“q”,认真工整。
  马深义静静地看着她。
  马占槽似乎找到了玩伴,过去和姐姐纠缠。马荣不理他,自顾写作业。一会,马占槽嚷着饿了,开始向马深义叫。父亲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挑了一张递给马荣:“去买拉条吧。”两个孩子乐颠颠地去了。
  中途遇到的一头大肥猪把两个孩子又吓了回来:“爸爸,有猪!”马深义站起身,想了想,说:“拿块砖头,把它赶走不就行了?”两个孩子无奈,只好又跑走了。不一会,嘴巴里各自含着食物,嬉笑着跑回来了。
  马深义看着他们笑:“每天都要这样乱花钱。”
  今年8月份,广东一个公安局的局长给他们家寄来了一盒月饼,铁盒装的,很精致,他觉得应该写封信表示一下感谢。但拿起笔来,又不知道写什么。
  现在农业税很少,但仅有的三亩多地,也还是让马深义艰难。小麦收割全靠机器,秋庄稼也尽量捡省事的种。身体垮了,不能下地干重活,一干就出汗、感冒。
  马深义想过养猪,院子很大,空着也是空着,开辟出两个猪圈,养十头猪,生活或许有些改观。但他没有钱,也没有开辟猪圈的力气。
  免费发放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马深义说他吃不惯,一吃胃就不舒服,吃了10多天就停止了。
  他静静地坐着,天,慢慢黑下去了。
  叫卖馒头的声音传来,马深义站起来,喊住马荣:“去买几个馒头去。”
  2004年8月19日,马深义说,他得到了政府的一笔资助,正准备盖偏房。砖头堆在破败的院墙边。
  “雷妹快死的时候,已经不像人了,她的嘴角苍蝇爬来爬去,她毫无知觉。”马深义此刻惟一能留恋的,是不停地回忆过去的时光。
  雷妹之死
  2001年,夏天来了。
  村子东边临着田野的一栋屋子里,低矮的平房,凌乱,暗淡。门口胡乱拉的几条绳上,挂几件破旧的衣裳。寂静中,整个院子和整个屋子透露出一种不安。
  “娘哎,我的娘啊!”雷妹躺在床上,凄凉地叫喊着。她躺在墙角一顶蚊帐下的箩筐里。
  雷妹在呼喊中爆出令人心悸的大笑。马深义在一旁蹲着:“雷妹!雷妹!”
  雷妹踉跄地走到桌子前,点上一根白蜡,又燃上一把香,对着墙弯腰求拜:“我的山神啊,你饶了我吧!”
  4岁的马荣围着妈妈看:“你的香掉了。”
  马荣自出生起就携带HIV病毒,妈妈爸爸一起传给她的。那时候父母也不知道。
  马荣像个小动物一样,在屋子里走来跑去。
  马深义握着雷妹的胳膊。“只想吃饺子。”雷妹说,依然闭着眼睛自语。“我心里不得劲,我心里难过,我心里难过!”马深义瘦削而黝黑的脸对着雷妹,一声长长的叹息。
  马深义蹲在地上给几个月大的儿子马占槽换尿湿的裤子。马占槽目光黑亮。他还不会叫爸爸。
  “昨天南边诊所的医生跟我说,小孩已经没啥希望了。”
  “我感觉呀,我死了才最好,我是最有资格自杀的。要按我的想法,我这一生就算完了,在农村,要那么多地、钱,干啥?”
  马深义背后母鸡叫蛋的声音嘹亮地响着。
  “我心里整天感觉特别难受。”马深义使劲摩擦着下巴上的胡根。死亡的折磨和苦难汇聚到一起,也仅仅是“难受”两字。
  马深义把药放进小勺里,用手指搅拌几下,轻吹几下热气,喊着“甜甜甜”,哄马占槽喝下去。马荣开始和爸爸撒娇,哭丧着脸对马深义说:“肚子疼。”
  马深义边给马占槽穿袜子边回答马荣:“肚子疼给你捣个氟哌酸。”
  HIV早就在两个孩子身上作怪了。孩子吃什么拉什么。
  雷妹抱着儿子一动不动;马深义把儿子尿湿的裤子使劲甩甩;马荣在一旁摆弄着把破了的折叠扇当玩具。
  雷妹精神好了一些。提起年轻时光。“我当年可红火了。”雷妹有发自内心的自豪。
  “我当年的照片都没有了。我也可不一般了,穿的、吃的、戴的。那时候刚兴手表,我就戴上了。”
  马深义给妻子一身衣裳、800元的彩礼,用个小汽车把雷妹接到了这个家。
  雷妹说,“我这辈子也没想法,只想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就行,我的想法就这。现在我的想法是啥呢?让我死了,孩子好好的。让他们成个人立个家,现在想法就这。”
  一说到现在,雷妹开始自言自语,突然间瞪大眼睛,张开双手,作了一个张牙舞爪的动作,嘴里恨恨地喊出一个字:抓!
  坐在一边的马深义,把头斜靠在墙角,悲切无声,看着这一切。
  2004年8月19日这天,马荣头上扎着两个漂亮的粉红蝴蝶结,小姑娘比几年前美丽了许多。马占槽到处跑着。马深义说着孩子,说着雷妹。走到里间,下意识地说:“你看,雷妹去世的时候就睡在这里。”
  这一天村子里锣鼓喧天。由大部分艾滋病人组成的腰鼓队,迎接着来自省里和香港的官员和客人。马深义没有出去看热闹。被1000多万人民币整修得令人无法相认的文楼村最后又归于平静。
  2001年的大暑在一片知了的喧嚣中到来。
  雷妹嘴角溃疡,老了很多,整个人非常委顿。她希望能照个照片,放大,放在那里准备着,死了以后放在桌子上,留个纪念。
  “要不小孩子长大以后望他妈,连个照片都没有。”
  马占槽在门口的廊上欢快地爬着,他不知道在道路上,他的生命突然就会被拉走。雷妹的亲兄弟因为艾滋病刚刚死去。
  雷妹拿起一杯水喝,马占槽伸出小手也要喝,雷妹给儿子喂水,“喊我妈妈,喊妈再喝。”马占槽静静地看着母亲,没有开口。
  马占槽坐在地上不知不觉地拉起稀屎来。马深义拿来一个煤球,在他拉稀的地方踩碎,接着给马占槽擦屁股。
  2004年的秋天短暂地在中原地区停留,随即便进入了冬天的序日。
  收获之后的玉米地里,露出新的坟冢。记者看到,马深义家的一间新房已经盖好了。
  2001年秋天,雷妹病情恶化。已经从箩筐里转移到板车里,为了到村西头的卫生所打针图个方便。
  雷妹已经完全变了个样子。马深义把雷妹躺的板车推出屋子,放在院子里。秋日傍晚的阳光打在马深义棱角分明的脸上,他看起来非常坚毅。
  马妞抱着弟弟在旁边看着妈妈。
  马占槽第一次学会了吃大蒜。
  马占槽渐渐地学会直立着走几步。
  马深义收获的玉米可以卖几百元钱。他和邻居说起,一脸的满足。
  这一年的马妞还不知道妈妈得的什么病。第二年春节才知道,妈妈是“爱死病”,全家都是。
  秋天,马占槽学会的第一句话是“爸爸”,他会喊爸爸时,雷妹已经不认得儿子了。
  中秋夜,孩子们还是给家里带来欢笑。马荣拍着手唱起了自己的儿歌:“圆乎乎的月亮,飞跑呀,有一个飞机去天安门……”
  餐桌上,一个菜和几碗汤汤水水的饭,雷妹也在餐桌旁强守着参加团圆饭。支撑不住了,马深义把雷妹扶到箩筐里坐着。
  霜降的时候,马深义家门口,第一次听得到死亡的脚步声。
  雷妹死了。她烧香的牌位旁添上了她自己的牌位。
  “雷妹,就这样你走了。咱这几个小孩咋弄呢?连我都不管了?唉,咱这小孩咋弄呢?你走了,穿衣做褂谁做呢?”就像雷妹还活着,马深义和她轻声商量。
  马深义抱着儿子问:“妈妈呢,妈妈呢?”马占槽玩着手里的纸片。雷妹始终没有听到儿子叫“妈妈”的幼稚声音。
  早晨,一家四口戴着白孝坐在门口,马深义抱着儿子,望向远远的天空。
  妈妈死了以后,马荣还像往常一样总问爸爸“还去不去西头”看妈妈。那是妈妈治疗的地方。
  河南农村有个风俗,人死35天要上坟祭奠。马深义给两个女儿戴上孝布,提上纸钱和馒头来到坟前,马妞在坟前哭喊起了妈妈。马深义边烧着纸钱边说:“把你的钱收好,装好,别让别人拿走。给你烧钱花,活着的时候你喜好花钱。”
  马妞的哭声在泛青的田野里飘扬。她,还要为亲人,哭三次。
  2001年冬天,马深义检查了一次蛋白,查了一次血常规,蛋白还有四千多,他觉得有了更多活着的信心。马深义知道自己生命的长度,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马深义在大雪中,又独自去了一趟雷妹的坟前。他蹲在雷妹坟前,久久不起。
  活着就是我的人生意义
  孩子们一天天地在马深义身边快乐地笑着成长。
  马荣懂事了,在学校成绩一直很好;马占槽也越来越可爱。马妞的成绩也很好。
  2004年11月21日晚,邻居去他家玩,他借电话打来说,他感到莫名其妙的紧张和悲伤。
  他说,如果孩子什么都不懂死了我也好受。他们一直在长大,啥都懂了。我很难过。
  他重复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让自己多活一天,多看几眼孩子,能够尽最大的能力交代好后事。“我不知道我们一家谁先死,他们的一切我必须来安排——哪怕我先死哩。”
  “我不干对不起党和政府的事。”马在电话里干脆地说。
  “我总感觉,你得了身上这个病,还是要往大局上看。不要以为你得了这个病(做坏事),(政府)没有办法。你做了事,照样有办法治你!”
  2004年,马深义,一个拥有短暂生命的汉子为了家庭做的一切,为了保持几个小生命生存的细微而普通的故事,感动了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他被视为是一个英雄。
  前不久,吴仪副总理去了马深义所在的文楼村,成千上万中国的马深义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生命的尊严。马深义看到了身边发生的一切变化。
  但艾滋病这个卑鄙的贼,偷走了让有些人看起来不高尚、甚至卑贱的一家家农民的生命。
  雷妹在等待一家人,到天堂和她见面,天堂里的家。
  在那里,也许仍然赤贫,但他们,不再有艾滋病。
3 回复 Jiyimobuqu 2012-2-24 05:44
马深义 英雄父亲的2005

这个一家五口有四个患艾滋病、妻子已去世的汉子,他的遭遇,他的坚持,已成为河南文楼村的一个象征
  电话刚一接通,马深义就有些迫不及待地问:喂,你啥时候再过来一趟?
  前几天,记者专程去文楼村里找他,他不在家。邻居说,马深义进城了,现在买了个机动三轮,像是做起生意了。
  “进城办事,没做啥生意。”马深义说,问他办啥事,他说“私事私事”,就再不说了。
   2005年,对于马深义(河南文楼村人,在卖血过程中感染了艾滋病。一家五口,只有一个孩子没染上,妻子已因艾滋病去世。本刊2004年《中国抗艾英雄》专刊,曾大篇幅介绍他的故事)来说,生活没有太多变化。
  现在,患艾滋病的两个孩子都在按时吃着药,这是政府免费发放的。他们的身体,并没有因为病情有太多的显著变化。小儿子马占槽还是喜欢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蹲在地上哭嚷着要钱,三毛五毛的,然后欢天喜地地跑到代销店里买零食。
  二女儿马荣上一年级了,学费是免除了,但是平时买个资料,买个寒、暑假作业本,还是要马深义掏钱。“这孩子学习还不错,得了两次奖状了。都在墙上贴着哩!”说这话的时候,马深义语气里显露出一丝欣慰。
  让人稍微感觉到变化的是,家里今年新添了一个机动三轮车,二手的,花了马深义1000多块钱。他说,地里的活多,农忙时还得借人家的物件,没有个机动三轮车不行。
  今年秋忙的时候,雨水连连,他家种的苞谷(玉米),很多都在地里发霉了。政府每月给每个孩子补贴50块钱,除了这些,这个家庭,并没有多少经济来源。
  这个破烂的院落,几乎每隔几天都有人光顾,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每个记者的问题,他都照实情回答。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平静地生活着,秋收了,他下地劳动;想进城了,开着他的机动三轮车就去了;亲戚朋友有翻新房子的,他也去帮上几天忙。
  记者问了很多问题之后,还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他说没有,不需要。后来,他偷偷地告诉说:其实他很想要,因为家里没钱。
  但犹豫半天,他还是没有开口,“人家跟咱又不熟,也就是客气一下,开口就跟人家要东西,我感觉很不好意思。” 说完,他嘿嘿地笑了。
  地里的活都忙完了,村里有的人出去打工了,他没有去,呆在家里,“其实我平时闲着的时候也很想做生意,但没有本钱,家里还有这么一个摊子。根本离不开身!”
  他从来不打麻将,没有那个钱,两个有病的孩子已经够他操心的了。
  马深义依然喜欢蹲在门口的围墙脚。秋天时,他去集市买了两个小猪娃,这个冬天,那些发霉的玉米将成为它们的主食。
  他说,出不了门,家里总要有个活钱吧。他计划着,等猪长成了,卖了,自己再置买点农具,等着明年开春,小麦长起来,地里的活就多了。
3 回复 Jiyimobuqu 2012-2-24 05:45
马深义:英雄父亲的2006

  锅里的水开了,白色的蒸气腾上来,水把锅盖冲起来了,马深义一把抓起锅盖,把案板上擀好的面条急急忙忙刨到锅里,刚用筷子搅散,锅里的油又吱吱叫了,辣椒白菜倒进去,锅里还“嗤啦——”响着,大闺女马妞已经放学推着自行车进门了。
  马的妻子雷妹去世5年了,不知道啥时候,马妞就长大了,14岁了,知道打扮了,红棉袄,银白丝巾,衬着红扑扑的一张小脸,头发也黑亮亮的,就是眼睛安安静静的,不像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眼睛看什么都是亮的,透着好奇和高兴。
  马深义翻着锅里的白菜,还没有喊叫,马妞已经拿着筷子站在锅边,轻轻地搅着面条。锅里的面条翻着滚着,雾气罩着她,个子长得真快,快赶上她爸爸了。
  “妞,你看,油冒烟了,烫了,才能倒菜,温油炒菜不好吃,快点倒菜,不用怕。”马深义往菜里加着盐巴、十三香粉末。
  白菜熟了,再倒进滚了的面条锅里,马深义舀一点尝了尝咸淡,又倒了点香油在里面:“倒上点,面条喝着香。你看着面还中不?你和面少掺点水,面和硬一点,擀出来的面条就没有那么软了。”
  “嗯。”马妞看着,点点头,把洗干净的碗拿出来,在一边站着等着舀面。
  “赶紧晒我的花,今天出太阳了。”10岁的马茹在大门外面就喊着,6岁的马占槽跟在她屁股后面,一进院子就颠颠地跑去把马茹的那盆花抱出来,放在屋檐下面。
  花还是姐姐马妞一个半月前从别的地方挖来的万寿菊,最平常的小黄花,绿叶子,矮矮的,蔫蔫的,在冬日暖黄色的阳光里,成了这个破败的满是泥泞的小院子里最亮眼的物件。
  猪在圈里不停地叫,马深义这才想起来,猪都饿一天了。“妞,你先给小茹、占槽装饭,我和猪食。”马深义把和猪食的塑料盆拿出来,一只手上糊着玉米面,一只手拿着凉水瓢,朝厨房喊着。他盘算着,猪喂肥了,过年还能让三个孩子解解馋,好好吃几顿肉,包饺子,吃包子,炖骨头……
  小茹一会把塑料袋给花盆戴上,一会又取下来,跑进跑出,鼻涕还挂在上嘴唇上,忙得顾不上擦。占槽跟在马深义后面不停说:“我要吃饼干!我要吃饼干!饼干!”
  几把和完猪食,马深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很旧的一毛钱,不晓得揣了多长时间,钱磨得毛毛的,占槽拿上跳着走了。
  “小茹,你赶紧喝面条,凉了不好吃了。”看见小茹进厨房去拿碗,马深义这才端起碗,呼噜呼噜把面条刨进嘴里。
  马妞把妹妹的花搬到太阳光亮亮的地方,看了一会,“爸,我上下午学了。”
  占槽掂着几块饼干跑进来,“爸,我要喝茶!”
  马深义叹口气,又站起来赶紧倒开水,占槽每天吃村卫生院里发的抗病毒药,可还老拉肚子,老也长不胖。
  等再端起饭碗来,面条都凉了,马深义不管那么多,又接着喝了两碗汤面条,不管咋说,他都得吃饱,三个孩子还都指望着他。
  “马妞,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吃完饭,马深义也不出门,他爬上厨房的屋顶,这里可以看见文楼村的很多屋顶,可以晒晒太阳,可以望望远处,“我出门干啥呢?跟人家说啥呀?家里这个样子,大家也都有病,都等着那一天……”
  隔着两排屋子,住了村里另一家人,男的已经发病死了,女的虽然感染上了,身体还行,什么活都能干,家里的男孩也十六七了,在外面打工。
  “那一家……就是我新找的。”马深义指了指那一家的屋檐,望了半天,“我们有时候在一块,我们的小孩也都知道,就是各人的孩子还是各人疼,我还是觉得,孩子跟着谁都没有跟着我好。”
  “她身体比我身体好,也比我宽裕,反正是各管各的孩子,各管各的家,我指望不上她。”
  马深义还望着,那家的院门一直关着。
  家,还是那个破败的样子,堂屋里用黄纸壳做的雷妹的灵位还在那里,最显眼的,是摆在堂屋桌子上的两铁罐奶粉,那还是帮助艾滋孤儿的智行基金的主席杜聪拿来的。最阔气的,是家里的厨房,贴着
瓷砖,那是拍纪录片的记者陈为军和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给了他一点钱盖的。
  三个孩子和马深义脚上穿的,还是孩子的奶奶做的木头底的棉鞋。可是马深义也照顾不上住在同一个村的老两口,两个老人也都因为输血得了
艾滋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心里不能想这些,一想就不得劲……”马深义声音小小的。
  出去打工,谁要呢?身体也没劲,三个孩子谁管呢?大闺女眼看着就大了,打工,太可惜了,两个小的还每天都要吃药,喝奶粉,病了谁管呢?给谁,都不放心……
  “马妞,要是哪天,爸也和你妈妈一样走了,你能把这个家挑起来吗?”
  “不能,我不行……”
  马妞还太小了,每次炒菜都害怕烫油,案板砌得高,擀面够不上,马深义搬了四块砖头,垫在地上,马妞才能使上劲。晚上她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上晚自习,马深义把两个小的哄睡着了,一个人在黑黑的堂屋里坐着,听见自行车声音,赶紧站起来到门外头看看,不是,又坐下。
  他不知道马妞来月经没有,也不敢问,孩子大了,他只好在吃饭的时候说,马妞,你少吃点辣椒。马妞就问:“为啥呀?”
  “你是女孩子。”
  “为啥女孩子要少吃辣椒?”
  “吃多了不好,肚子疼。”
  “为啥肚子疼?”“……”
  “我真想啊,想她的妈妈雷妹还活着,把孩子照顾着,我出去干活,要是她活着,该多好!”马深义叹一口气,搓着一双大手,两只手全生了冻疮,手背红红肿肿的,一会儿还要给孩子们洗衣服。
  最长还能活十五年?
  记者陈为军拍摄的纪录片,曾记载了农民马深义一家从2001年夏至2002年春节的生活。马深义一家五口,除了大女儿马妞,其他四口人都是艾滋病人,三个孩子中,有两个一出生就带有HIV病毒。
  纪录片开始时,三个孩子的母亲雷妹已经病入膏肓,片子以她一声“娘啊!”的惨叫开始。雷妹几乎不识字,但听得懂广播。广播里号召“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时,她自然就跟着“奔小康”去了。随着几十元人民币落入口袋,艾滋病首先降临在跟着丈夫卖血的雷妹身上。
  纪录片里,雷妹瘦骨嶙峋地躺在一个比她的身体稍长一点的扁箩筐里,呻吟挣扎着,大声喊着:“娘哎,娘……”疼痛过去后,她支撑着身子从那个扁箩筐里爬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一个长条桌前,战战兢兢地点上一炷香,恳求神明不要再惩罚她,放她一条活路。雷妹的面前,其实并没有神像,只有一面墙皮剥落的破墙和一个又旧又脏的水瓶。
  马深义和雷妹的家,除了那个充作神位的长条桌、一个矮脚桌、几个小板凳、一个洗脸盆、两张床,就再没什么了。雷妹——这个濒临死亡的人连床都没有。挣扎得动时,她睡在那个扁箩筐里,挣扎不动时,就被停放在一辆平板车上,苍蝇爬到她的嘴边,她也没有感觉了……
  雷妹去世后,陈为军很悲哀:“可以肯定,发病的先是马茹,接下来是马占槽,然后就是马深义。艾滋病各种并发症,会一直折磨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
  “你说,是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最长能活十五年?要是能撑到那时,马妞是不是也上大学了?我把马妞供上大学多好,一辈子就变了……”
  马深义看着院子里的泥巴,絮絮叨叨地说着,眼神已经飘得很远了。
  除了地里的麦子,每月有个香港人给他寄500块钱,一家基金会不定期让他去武汉取点钱,马深义花得很省,除了吃药看病和给孩子买奶粉,能省点钱他就攒着,“能给孩子留点钱多好,万一我走了……”
  村里其他人问他,城里面吃什么饭啊,空调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很多人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于是马深义每次去外地,就把患病的两个小的带上,“让她们多看看,多看看……”
  下午很快放学了,马妞在院子里洗头,小茹和占槽也围上去,“姐,我也要洗。”“姐,我也要香。”
  马妞把头发擦干,帮小茹把外面的大棉衣脱了,用手试试水,把手往小茹的头上撩着,热气往上冒着,占槽跑着绕来绕去,木头棉鞋在泥地上发出闷闷的“呱呱”声。
  又撕掉一张日历,这一天,是2006年12月11日,马深义把撕下来的一页日历捏在手里,坐在门框上。一到下午,太阳跑得真快,一会儿就没有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小茹已经把她的小花放到屋子里暖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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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深义:英雄父亲的2007

2007年9月,马深义的小儿子马占潮上学了。2001年他母亲雷妹死的时候,这个生下来就有艾滋病的小男孩还在蹒跚学步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河南上蔡
  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马深义在睡觉。那是2007年12月20日下午四点。三个孩子都上学去了,大冬天的,没什么事,而且最近心里也不大舒服——二妞马茹病了,而且是一病10多天,天天吊水吃药,都不见怎么好转,所以就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想心事。
  马深义是河南上蔡文楼村的农民,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卖血染上艾滋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妻子雷妹生下两个得病的孩子:二女儿马茹和三儿子马占潮。
  2001年,妻子因艾滋病过世,留下马深义,一个人拉扯着没有艾滋病的大女儿马妞和得病的马茹、马占潮生活。
  马深义大家庭里,他的父亲、母亲,哥哥、嫂子都是因卖血染上艾滋病,马深义最担心的是“自己死了,孩子没人托付”。
  从2004年起,本刊每年都派出记者访问马深义一家,记录这个豫东平原上农家小院的酸甜苦辣。
  现在,冬去春来,又一年过去了,马深义和他的三个孩子在2007年过得好吗?
  病魔依旧肆虐
  2007年8月,马深义的父亲马毛去世了。
  “春节后就开始发病,拉肚子,拉了7个月。”马深义说,“拉得厉害的时候,来不及上厕所,就直接拉在了裤子里。”
  在马深义的记忆中,父亲马毛的肝脏不好,还有其他一些老病,所以政府免费发放的针对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吃不下去,只能靠以前的身体撑着。到了今年,终于撑不下去了。
  马深义认为,要不是得上艾滋病,65岁的父亲是应该可以再活10年的。“你看,现在农村80多岁的老头活着的多得很呢。”
  父亲死后,母亲没有和马深义一起过日子,还是“自己照顾自己”,马深义还要给三个孩子做吃做喝,忙得整天抽不开身。
  曾经有一段时间,马深义用购买的三轮摩托拉过一段客,后来因为中午、晚上都要给孩子做饭,太忙,不干了。
  最近,二妞马茹又病了,让他心情很烦。
  刚开始的时候,马茹是咳嗽,马深义没放在心上,领着女儿到村卫生所吃药打针,他想问题不大,毕竟,马茹吃抗病毒药物已经三年多了,平时发病次数不多。
  可事情并不像马深义想象的那么简单。
  几天后,马茹还是咳嗽。马深义将女儿带到了上蔡县人民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女儿染上了肺炎,再检查心脏,发现女儿原来心脏也不好,“先天性的”。
  记者去的那天晚上,马深义正给女儿吊水,是从村卫生所扎上针后,拿到家吊的。天冷,没有给药水加温的设备,马深义只得将用过的葡萄糖瓶子灌上开水,把针管子缠在上面——这样,注入女儿体内的药水就不那么凉了。
  屋角边,放着一个纸箱子,马深义掀开盖子,全是用过的吊针瓶子,马茹“每天要吊四瓶水”。
  即便这样,马深义对女儿的病也不敢乐观,“还要再吊一段时间吧”。可孩子还是小,只有10岁,吊的时间一长,她就有些急。
  “爸爸,我急,想出去……”在药水滴到第四瓶的时候,马茹就不想继续吊了,苦着脸向马深义小声央求。
  “快了、快了,吊完就让你出去玩。”马深义安慰着女儿。
  由于有艾滋病,马茹和马占潮都不胖,看起来都比同龄孩子稍微瘦小一些。而且马茹还挑食,害得马深义不得不变着法来哄孩子吃饭。
  21日中午,马茹不想吃馍和稀饭了,让马深义给蒸米饭,还嚷嚷着要吃蘑菇,马深义只得去村超市里买了蘑菇来炒。蘑菇水多,一斤多炒了一大盘,三个孩子一分,锅内剩的就不多了。
  马占潮上学了
  2007年9月,马深义的小儿子马占潮上学了。2001年他母亲雷妹死的时候,这个生下来就有艾滋病的小男孩还在蹒跚学步。
  现在,厨房的门上、门口的柱子上,都已留下了小男孩稚嫩的笔迹,写的都是他自己的名字,他似乎在努力证明自己的存在。
  2007年12月21日上午,马占潮兴冲冲地背着书包放学回来,看到二姐马茹正在吃零食,于是也向马深义叫喊起来:“爸,我也要……”
  马深义于是每人给了5粒,马茹没舍得一下子吃完,可马占潮这个有些调皮的小男孩很快吃完后,随即又向马深义伸出了手。
  无奈,马深义只好到藏糖的地方给两个孩子又各拿了三颗:“就这三个,饭后上学路上吃,现在吃完就再不给了!”
  接过糖,马占潮立即跑到了院子里,偷偷剥开一个糖塞到嘴里。趁着他正开心,记者问:“马占潮,你上午学的什么啊?”
  “数学。”马占潮头也不抬。
  “那我考考你,9加5等于几?”
  半晌,他嘴里迸出一个数:“11!”
  “不对,问你姐姐等于几。”
  马占潮向马茹奔跑过去,“姐姐,9加5等于几……”
  马茹不理他。这让小男孩有些失落,不搭理记者了。
  马深义说,马茹和马占潮姐弟俩常斗嘴,比如放学后,看到对方不写作业,两人就开始相互监督,然而,结果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看电视的继续看电视,出去玩的继续出去玩。
  “都有病,我也不怎么管他们。”马深义说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孩子们活一天,就开开心心地过一天,学习这件事他看得不重。
  可已经被纳入教育体系的俩孩子不这么考虑,当记者问起马占潮考试考多少分时,这个小男孩害羞了,他语文和数学都只考了40多分。
  和马占潮相比,马茹的成绩好一些,语文50多分,数学90多分,是“班级内的前十名”。马深义曾让马茹停课去吊水,这个要强的孩子死活不同意,是怕耽误功课,一定要等下午放学后才去。吊完水,天已经黑透了。
  于是,在马深义堂屋的墙上,一连贴着好几张马茹的三好学生奖状。
  马茹和马占潮两个孩子都有艾滋病,在文楼村小学上学后,人们担心他们的同学是否会歧视他们,因为,他们各自所在的班级,只有他们是艾滋病儿童。
  “他们有的和我玩,有的不和我玩。”马茹说。
  马深义说,是班主任不允许其他同学歧视俩孩子,所以目前的氛围都还好,但也有一次,班里同学看不起马茹,他找到学校,让班主任狠狠训了那几个学生一顿。
  艾滋病名人
  因为众多媒体的报道,以及武汉电视台编导陈为军拍摄的《好死 不 如赖 活着》(该纪录片获得美国2004年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马深义已经名声在外,成了当地很多人知道的小名人。
  出名了,办事也就方便了许多,有时候还能享受一些特殊照顾。比如,给其他艾滋病家庭儿童每人每月补贴65元,成年的艾滋病人每月补助30元,然而给马深义一家则每月多补贴了200元。
  还有捐款,在丹麦由律师无国界组织创建的“马深义基金会”已经开始为文楼村的艾滋病孤儿筹集善款。通过媒体的介绍,香港的一个老板每月定期资助马深义500元。
  记者去的时候,马深义正为两个月没有收到这个香港老板的捐助而焦虑:“那个老板打了几次电话了,都说是钱打不进我卡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要不我重新办张卡?”
  因为出名,地方上的政府领导也大都认识了马深义,比如以前的常务副县长、县委书记,马深义每次见他们“都不会让空手回来”,而县政府的门,马深义“可以随便进”。
  2006年春节过后,河南省副省长王菊梅亲自到了马深义家里。王来之前,当地政府忙给马深义购置了几件家具。
  当王菊梅问到马深义有无困难的时候,他反映了自己的大女儿因鼻息肉需要动手术,经过领导过问,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不然,自己去县医院动手术,要花好几百元呢。”马深义说,出名后,他和孩子看病基本上全免费了。
  有一次,马深义凭借和原乡长熟识的关系,替同村的另一位村民讨回了娶媳妇的彩礼钱,这让村民十分感激。
  当然,出名后的马深义有时候也感到不愉快,比如今年温家宝总理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再次到上蔡文楼看望患病的村民,可他被当地政府派人看在了屋内,后来让出去也还是有两个人跟着,“怕起哄”。
  还有一次,他为艾滋病人的救济面粉被一些干部私分的事到县里上访。结果,到了县信访局,被里面的工作人员顶了回来:又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管这么多干吗?吃饱了出门转转,该干嘛干嘛去!
  这让马深义很郁闷,从那以后,如果不是他自己的事他很少再抛头露面了。
  “毕竟,我在这个地方生活还要靠当地政府啊。”马深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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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深义 英雄父亲的2008

2008年12月13日,村里有人结婚,远远地就能听到唱戏的声音。这是大喜的日子,马深义带着三个孩子都去了,还喝了点酒,脸红红的。听马深义说,前来为新人庆祝的很多人都得了病,小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但日子特殊,谁也不会说什么。
爱看书的大妮今年初中毕业,没有考高中,她想去驻马店电脑中专学校读书,因为这样能快点毕业出来工作。据说中专毕业生的工资不低,每月能有1千多。但学费很贵,每年要4、5千。
马深义觉得,拼命去借钱也得让她上学。在三个儿女中,老大是唯一身体健康的,老小经常拉肚子,老二则经常感冒,他们两个都在吃药,身子很瘦,但都在长个子。“我希望她读书,这样至少有一个人能走出去,将来能自己生活。”马深义这样安排。
老二也爱读书,墙上贴了不少三好学生奖状,都是学校发给她的。老小则调皮一些,不停伸手跟马深义要零花钱,好去买零食吃。马深义不忍心拒绝,总是尽量满足她的要求。
今年11月,马深义的父亲去世了。他是当年第一批卖血的人。死之前连续多天低烧不退、拉肚子、什么都吃不进去,到了最后就是昏迷,走时什么都没有说。
父亲的黑白照片放在堂屋,马深义指着照片说,“父亲算是活得时间比较长的了,从得病到死有十八年。”他掐着手指算,觉得自己至少还有十年可以活。
看上去,他的脸色比之前好,人也长胖了一些。他要吃很多药,每顿饭尽量多吃,稍微不舒服就去村里的卫生所打针,希望自己身体能好些。今年的病情检测,他发现自己的病毒携带量减少了,很高兴,“我感觉自己还有点力气。”
他对记者说,“在这十年里,说不定谁有能力就发明了治疗艾滋病的药,我和两个女儿都可以过下去,”说这话时,他很认真。
3 回复 Jiyimobuqu 2012-2-24 05:45
馬深義 英雄父親的2009

2009年12月22日,冬至。豫東南的上蔡縣文樓,以愛滋病聞名于世的村莊。

早上5點多鐘,天剛蒙蒙亮,馬深義醒了,沒什麼農活要幹,家里也沒什麼事,就那麼半睡半醒地迷糊著,不再想那些悲傷的往事了,“徒增思想負擔”;也不想以後怎麼辦了,“那樣腦細胞死的多”,只要有吃有喝,“還想什麼呢?”

大女兒馬妞去年初中畢業就不上學了,主要是“學習成績不好,自己不願意上了”。“是不是考慮家庭經濟困難的因素?”

“說不清,可能吧!”

不上學了,呆在家中也不是辦法。

秋天的時候,馬妞跟著馬深義的妹妹到廣州打工,進了一家工廠,幹了一個多月,“工資1200元都領到手了”。後來,馬深義的妹妹看到侄女愛上網,還是用手機上網,管不住,沒辦法,給馬深義打電話:你女兒我管不了,讓她回去吧。

就這麼著,馬妞從廣州回家了,把馬深義“氣得不行”。有什麼辦法呢,女兒大了,“打不得、罵不得”,這讓馬深義很感慨,“我們小時候啊,老人說打就打了,哪里還考慮那麼多,現在啊……”

中午吃完飯,馬妞騎著今年剛買的電動車到縣城的大姨家去了,大姨病了,她要代表父親這邊去看看。

電動車是今年春天買的,馬深義花了2000多元,有些心疼,前一年秋季收下來的玉米全賣掉了,買了這輛車,“進城方便些”。

遺憾的是,60多歲的老母親不能享受這個方便了。因為,騎電動車帶著母親上城,身體就不太好的母親很容易感冒,一病好多天不好──母親也因賣血患有愛滋病。

母親要強,沒有和馬深義一家4口住在一起,獨自住。她知道有病的兒子帶著3個孩子過得不容易。

大哥的身體也不行了,消化道老是出血,肝脾腫大,飯不能多吃,一吃就脹,這讓馬深義很擔憂。

好消息也有,去檢查,發現自己體內的愛滋病病毒減少了。馬深義說,這大半年來,他自己也吃胖了些,感覺更有了力氣。“前幾天在刨樹根,過年時候用,等過兩天准備再刨點,備用。”

10多天前,村里宣布了一個消息,讓馬深義有些狐疑──不讓村民再新建住房了,說是要統一到什麼地方去蓋,搞新農村,但錢哪里出,馬深義不清楚。但是,有一條他聽清了──宣布消息後再蓋的房屋,拆了是不賠錢的!

馬深義不打算蓋房,除了大女兒馬妞,兩個孩子都有病,活到什麼時候還不知道,蓋什麼房啊?!

妻子雷妹死8年多了,馬深義也不打算結婚,不是沒合適的,是擔心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這個道理他知道。

二女兒馬茹已經十二三歲,在農村基本算是懂事了,學習成績還不錯,小兒子馬占槽依然調皮,和健康的孩子相比,已經看不出什麼明顯的區別。唯一不同的是,平時倆孩子感冒多些,不過,這些馬深義已經習慣了。他所要做的,是每天監督兩個孩子吃抗病毒藥物,注意天氣的變化,讓孩子加減衣服。所以,平時他不大出門。

也有人提議,可以讓大女兒來照顧兩個弟妹吧,他始終有些不放心──讓去西邊村口运?脗
8 回复 Jiyimobuqu 2012-2-24 05:46
马深义 英雄父亲的2010

快过年了,天寒地冻,庄稼不用怎么侍弄,马深义就去刨树根,准备春节时晒晒当柴烧。大冬天,他干得满头大汗。“抗病毒药物一直在吃,身体还不错,(今年)连感冒都没有。”马深义说,他一个人种了5亩多地。
对记者“今年有什么新变化不?”的问题,马深义想了好半天:“好像没什么(变化),就买了个豆浆机,花了399元,算不算?”
12月15日,国内很多地方下了雪。马深义所在的上蔡文楼村天阴着,冷风嗖嗖的,他起得很早,多少年了——要给两个上学的孩子准备早饭。提起做饭,这个年届40的汉子连连抱怨:“想死的心都有了,提起来就烦……”
也难怪,从妻子雷妹死后,快10年了,他一个人拉扯着3个孩子,当爹又当妈,生活的风霜早已爬满额头。大女儿马妞虽然不上学了,但毕竟还是个孩子。今年秋天离家时,她连个招呼都没和他打,这让他颇感伤心。
本来,大女儿马妞在离家不远的鞋厂上班,每月一千多元,在马深义看来,“已不算少了”。可女儿爱玩,8点钟下班,有时候到11点她才回家。这让作为父亲的马深义感觉很糟糕:“一个女孩子,哪能这么晚回家?!”
当面责怪了几次,也苦口婆心地劝——“我知道她妈死得早,她心里有阴影”。可一切都没大的改观。终于,在一次激烈争吵后,马深义抽了女儿几个嘴巴——“心里蛮不是滋味的,我脾气不大好……”
很快,家里不见了女儿的踪影,后来得知是去了郑州。结果,工作没找到,加上消费贵,每天吃住要几十元,大女儿给他打来电话要钱。这让马深义有些疑虑,“要求打钱的那个卡号怎么不是她名字呢?”
出于谨慎,马深义没有给大女儿寄钱。再过一阵,得到消息,说是到了上海打工,这让他的疑虑更深了:“说没钱,怎么去的上海呢?”
怀疑归怀疑,女儿毕竟是女儿。离家三四个月,马深义给孩子打过两次电话:一次说在上班,噪音大,没讲几句就挂了;第二次,女儿告诉他,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今年春节她不回去了。
“孩子大了不由爷啊!”这句老话,马深义重复了好几遍,有些意兴萧索。好在另外两个孩子让他欣慰——“马茹(二女儿)在上六年级,明年上初中,马占槽(三儿子)在三年级,他们俩学习成绩都还可以。”
“马茹眼中有活(方言,懂事、会来事之意),已经学会了做简单饭菜。我不在家,她也能带着马占槽吃吃了,就是现在天冷,不让他们做,怕手冻坏了……”马深义说,“抗病毒的药物,这俩孩子一直在吃。马茹吃胖了,马占槽还是经常拉肚子,喝个豆浆都拉,所以很瘦。”
3 回复 Jiyimobuqu 2012-2-24 05:46
马深义 失妻10年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曹林华 发自河南上蔡
日期:2011-12-24

  马深义抬起头,漫不经心地吹了一口烟,右手抖了抖烟灰,说,10年来,他一直在快乐地等死。
  马深义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一名艾滋病患者。10年前,他的妻子雷妹因艾滋病去世。
  从此,3个孩子便与马深义相依为命。其中二女儿马茹和小儿子马占朝也是艾滋病患者。
  10年过去了,19岁的大女儿马可(化名)在当地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而马茹和马占朝也在学校里读到了初一和小学四年级,成绩都还不错。
  “雷妹在下面可以安心了。”马深义用脚踩着扔在地上的烟头,淡淡地说。

  添了台冰箱
  12月8日,阳光有些懒散地洒向马深义家的堂屋。屋里,除了摆在进门靠左手的一台电冰箱和一辆摩托车,无其他贵重物品。
  冰箱旁边的木桌上,零零散散堆放着一些西药。马深义说,都是感冒药、“老二和老小经常感冒,家里要经常备着。”
  马深义说,摩托车是邻居家的,因为他们一家都出去打工了,就临时让他帮助看看。他偶尔也骑着摩托车上县里走走,他说,这东西老不骑就容易坏。
  冰箱是今年7月添置的。马深义说,那时候天气特别热,剩菜在屋里放一晚上,第二天就坏了。“怪可惜的,倒掉又觉得浪费,吃了又坏肚子。”
  在孩子们的建议下,马深义跑到上蔡县买回了一台冰箱。这也是10年来,他们家添置的惟一电器。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马深义觉得,他和老二、老小还没有习惯吃冰箱冻过的东西。
  家里有冰箱之后,马茹和马占朝特别兴奋,有事没事就把水装在矿泉瓶里放进冰箱,放学回来后再喝。每次喝过之后,他俩都要闹上几天肚子。不仅仅是孩子,马深义喝过冻水之后也是如此。
  马深义说,不仅是喝冻水,就是西瓜、香蕉之类的水果,只要在冰箱冻过,他和孩子吃过之后肚子都不舒服。
  后来,冰箱除了用来放剩菜剩饭之外,基就没别的用处了。“饭菜拿出来热热,吃了后还好,没什么问题。”马深义说。

  大女儿的婚恋烦恼
  雷妹去逝时只有9岁的马可,如今已开始谈婚论嫁。
  然而,马可的婚姻问题也成了马深义最大的一块心病。“想替她找个好人家啊,不能因为我和她弟弟妹妹把她拖累了。”马深义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马可在广州打工,一个月前与老家邻县的一个男孩自由恋爱,但男方父母因为马可家里的情况,最终未同意让男孩与马可继续交往。
  对此,马深义常常自责。“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让男方家里知道我和她弟弟妹妹的情况,但这瞒也瞒不住。”马深义叹了口气。
  马深义说,马可刚与男孩恋爱时,就打电话跟他说。并没有反对,他对马可说,只要你们合得来就行。末了,他告诉马可,最好通知男孩的父母过来家里看看。
  为此,马可和男孩商量,辞掉工厂的工作,于本月初回到各自的家里。
  6日,男孩带着父母来到了马可家。马深义便把家里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对方。“他们脸色很快就变了,坐着也觉得不怎么自在。”马深义摇了摇头说。
  尽管如此,男孩和父母还是留下来,在马深义家里吃了午饭,下午他们就回家了。“吃饭时,大家什么都没说。”
  男孩父母最终拒绝了这段少男少女间的感情——吃晚饭前,马深义接到了男孩的电话:“我们一家商量过后,认为你们家的负担太重,不同意继续交往。”
  马深义相当来气:“他说了一句不中就算了,便啪地挂了电话。说什么负担重,其实就是对我们家恐惧。”
  挂完电话之后,马深义觉得有些对不起女儿。不过,当他和马可说过此事后,马可倒是安慰起了父亲,“不中就算了,那边交通不方便,都是泥巴路,走个路啥的脚上全是泥巴,我们家门口都是水泥路。”
  村里邻居找到马深义,想帮马可说门亲事。但见过面之后,马可嫌男方个子太矮。“这种事,我也不能勉强孩子,一辈子的事啊,由她自己选择。”
  不过,马深义还是希望马可尽快找个人家。“毕竟还是要成家的,哎,三里五里的不要紧,只要我百年之后,有个人照顾她就行。”

  学会感恩
  马深义说,这些年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学会了感恩。“如果没有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家早就不在了。”
  雷妹去世后,马深义只要在外面遇到残疾或乞讨的人,他都会给个一两块的。“要把帮助传递给别人。”马深义望着家里的院子说。马深义说以前他从来不会这样做,一般都是绕道而行。
  如今,马深义在家种了五亩多地。风调雨顺,收成好时,一年可收四五千斤小麦。农闲时节,马深义也到一些工地上做泥水活。“我不会砌墙,只能做做小工,一天赚个五六十的。”
  马深义说,趁自己还活着,多给孩子们攒点粮食。两个患病孩子的未来,是马深义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如果是死在我前面还好,如果是我先死了,那两个孩子怎么办?”马深义一脸的木然。
  但是,当马深义见到满墙的23张奖状,他会暂时忘却这些苦痛。“这是两个孩子上学后,得来的全部奖状。”马深义指着墙,回过头对本刊记者说。
  雷妹过世时,马茹和马占朝分别为5岁和2岁。
  马深义说,雷妹去世这10年,他最大的困难就是照顾孩子。“老大还不需要管太多,老二老小要管。”
  他甚至怀疑老小顶多只能活到4岁。“当时大家都说,那么小的孩子得了这种病,最多只能活4年。”
  如今,一晃10年过去了,在每天服用抗艾药物的情况下,马茹和马占朝除了会经常感冒之外,没有出现别的症状,学习成绩都还不错,“都考八九十分的。”马深义露出牙,笑着说。
  两个孩子各有特长:马茹的歌唱得特别好,去年底,还获得了学校的歌咏比赛三等奖,而马占朝的特长则在绘画,“画什么像什么,老师说画得特别好。”
  马深义说,如果把孩子画的画烧给雷妹看看,她也可安心了。雷妹逝世时,任凭马深义怎么用手抚摸,雷妹的眼睛终究都没能合上。“可能还是担心孩子吧,走了都放不下。”
3 回复 无为村姑 2012-2-25 12:04
好悲惨~很坚强的汉子。政府的帮助太少了。而且还是因为他出了名而做的一些台面工作。唉,居然有政府号召卖血的事,然后出了事又不承担多大的责任,像养畜生一样施舍几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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