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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成立100周年了,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特别是建国后的63年里,独立执政,绝对权威,仍旧未能确立起自己的强大威信,反而越来越害怕别人的批评和指责。究其原因,就是自己还没有足够强大。一个强大的政党和个人是不怕别人批评的。因为任何批评与自己高大的形象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他们把这些批评看作是在提醒自己,修正自己,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起来。
而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于社会批评,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唱衰”国家的举动。只要有人对国家、政党提出指责或批评,便有人会给他扣上“唱衰”国家的帽子。动辄把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推给社会批评,这显然是压制和钳制言论的一贯作法。对此,政府和政党对异见人士的言论特别敏感,对他们的举动严加防范。甚至用“颠覆国家”的罪名置于他们死地。
即使执政党做错了什么事情也容不得别人说半个“不”字。回顾建国63年,执政党究竟做错了多少事情?年轻的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不懂历史,刚上任人民网总裁就大言不惭地说:人民日报61年来没有说过假话,真让人笑掉大牙。
官媒和党报可以说假话,党史可以一改再改,领袖可以美化拔高,新闻可以避实就虚,真相可以封锁掩盖,言论可以封杀钳制等等。但是决不允许老百姓有不同观点和意见,更不许知情人实话实说,爆料揭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自身不强大的表现之一。
这也正是一党执政的弊端所在。一个口径一种声音一副腔调。没有反对派没有在野党,执政党便一党独大,为所欲为。然而,你强大了吗?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不怕被别人批评。你害怕别人的批评,正说明你还不怎么强大。
美国之所以强大,除了民主制度保证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舆论的强大。反对舆论的强大,是减少政府罪恶的有力保证。知识分子用尖锐的揭露与抨击,甚至挖苦嘲笑等方式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正义和社会进步。批评或揭露并不等于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持否定态度,相反,他们用批评或揭丑从根本上颠覆现有的不平等的社会体系,凸显出对自由、责任等社会正义的诉求。
世界上没有持久完全正确的事情。某一阶段的正确很容易,长期持久的正确就不容易。因此没有反对,也就谈不上修正。没有修正,怎么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修正也就可能因此走向萎缩。针对特别强大的舆论,必须有一种反对声音存在。这是保证强大声音得以修正的前提条件。
要发展,就必须允许反对,甚至必须允许对抗。反对声音的好处就在于强大声音不足或错误时,反对的意义可以帮助主流舆论辨别好坏,改进自己。普世峰说:“批评是任何时候、任何事物都是不能缺少的。一个人,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一个政党听不进不同声音,就是故步自封。拒绝批评,就是拒绝改正的机会。拒绝改正,也就是顽固地坚持反动,自绝与人类。伟大、光荣、正确,只有自吹自擂者的胡说八道。一贯正确,也只能好大喜功者的自欺欺人,是开历史倒车。这种强大是一时的,短命的。”
也正是基于如此认识,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多授予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挖掘关乎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等新闻。在历届普利策奖中,“揭露性”新闻作品占有绝对优势。在1917~1990年的580个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新闻。
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一般人的“面刺寡人之过”,最高当权者非但不敢压制,而且常常表现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对于反对派组织的游行示威,总统不仅表现得很镇静,而且还不得不忍受刺耳的辱骂。美国林肯在自己智囊团中专门设有提反对意见的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当权者都设有自己知识分子智囊,专门给自己提批评意见。
批评和揭露也是重要的生产力。批评只能让一个国家更强大。民主国家是在批评中强大起来的。然而,没有民主的中国容不得半点批评。
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由于执政党自身不够强大,害怕别人提反对意见。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大多数右派分子遭受长达20多年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到猛烈冲击。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绝大多数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但是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能活到沉冤昭雪的只有十万多人。
当时,谁说反对的话谁就是右派分子。
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由于国家自身不够强大,害怕别人说实话。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各级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追求农业生产单产、总产“浮夸风”和不顾工业基础薄弱片面追求钢铁生产高产量的“大炼钢铁”。这些政府官吏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形。
当时,谁说了实话谁就要成为阶级敌人。
70年代中结束的10年文化大革命正是某些人害怕自己的帅位动摇,自身感觉不怎么强大了,害怕别人篡权夺位,才发动群众斗群众,当时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并且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结果把硕大个中国搞得体无完肤,伤筋动骨。
当时,谁说了真话谁就要遭殃。而说假话的人青云直上,整个世界黑白颠倒。
80年代初(1979年)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确不怎么强大,害怕落后就要挨打。文革导致中国经济落后20年。因此,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埋下了祸根。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高干子女掌控5大经济部门,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贪官养情妇,子女送国外,裸官自逍遥,存款到国外。劳动人民辛苦辛苦创造的财富全都进了官员的腰包。
当时,老百姓都不知道内情也没有人说改革开放不好,但是30年过后,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当他们知道贪官是怎样“炼成”、腐败是如何“产生”的之后,开始发声了。
89年学生运动,执政党依旧还不够强大,害怕别人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执政党绝对不能容忍学生对国家的某些做法提出质疑,对突如其来的学潮束手无策。6月4日,国家机器终于指挥自己的军队对准自己的同胞开枪射击,横尸遍地,血流成河。至今执政党仍不肯承认这次事件是一个错误,更不允许外人说一个“不”字。
当时,谁去天安门游行绝食,谁参与学潮活动都将遭到官方审查。
90年代末(1997年)香港回归。此时此刻,中国执政党还不够强大,害怕治理不了小小的香港,其实执政党不可能治理好一个经受150多年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尽管中国政府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但是口号归口号,行动归行动。15年之后,600多万香港同胞虽然回到祖国大家庭,但是他们并不满意。
当时,谁敢说反对的话?大小媒体一种声音,高度赞扬香港回归。但是到今天,“反梁”和“挺梁”的两派势力愈斗欲烈。1月1日,反对梁振英的示威者高举类似殖民地时期的旗帜,且欲在中联办门外升起该旗帜。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在慢慢的强大,但是执政党的威信和威望却在不断下降,与文革前相比也没有强大到哪里去。为什么人民富裕了反而还不买执政党的帐呢?因为执政党及其官员们的“腐败”程度更令人咋舌。他们无视宪法,无视法律、无视民生,无视民权等等。但是他们却重视维稳、重视权力、重视自己的既得利益等等。贪得无厌,无法无天。
以前,中国人只知道自己终日劳作、而且为了所谓经济发展付出环境污染与身体健康的高昂代价,却不知道积累的巨额财富究竟流进谁的口袋。仅中共八老后代中就有26人运营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或在其中担任高管。这些红色家族后裔受惠于他们控制的国有企业,在拥抱市场经济时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这红色家族里103人当中有43人运营自己的企业,或者成为私营企业高管。
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些事实,所以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要质问那些“问题官员”,让他们公布财产。
2013年1月1日,中共18大结束,新的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但是仍然不够强大,却害怕一个小小的报纸媒体。一个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修改任何报纸乃至任何人的文章。这种违反新闻制度,限制新闻自由的行为至今已成为一种习惯。据统计,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被改撤稿件共1,034篇。以“南周”每周一期的出刊速度(全年计52期),1,034篇意味着每期被改撤稿19.88篇,这个数字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是事实,那么主管宣传部门对言论的管制已经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一年之中,“南周”报刊面临的无故审查、毙版、毙稿、被改写。
事发之后,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环球时报》4日发表了题为《有必要冷静思考事件》的社评,欲平息此事。
建国63年,中宣部一直是这样控制着自己的喉舌,同时也粗暴的干预着别人的手脚。难道外交部还不知道?《环球时报》肯定是知道的,但是他却闭口不谈新闻审查之事。
几十年前,甚至几年前,一个新闻媒体发生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大家都默认了。但是,今天不同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敢于说“不”的勇气也大了。《宪法》给予人民的权利就必须捍卫。绝不能再容忍中宣部强奸民意。谁违宪谁将得到惩罚。
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不怕被别人批评。你害怕别人的批评,正说明你还不怎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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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媒体不是洪水猛兽,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或许有时候所说所言,对某些领导干部而言,会有些刺耳,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批评权,这个国家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媒体富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我们衷心的希望中国尽快的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