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海外中文报纸

        我2006年出国之后，凭借着自己在国内曾涉及媒体和广告行业的背景，很快进入了一家中文报社，成为一名“记者”。5年时间先后在两家中文报社工作，见识了真正海外中文报纸的模样。

        巧合的是，我刚出国时就在机场认识了一位在美国某中文报社工作的大姐，据她所说，海外中文媒体的生存不易，多数是赔钱赚名声。

         2006年，来到欧洲一看，当地的中文报纸很象中国80年代农村大队的黑板报，版面设计与安排毫无章法。报社根本没有专业的新闻记者和专职美编，全是在国内平时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或热衷于网络写作的“年轻写手”，毫无新闻知识，更没有办报纸的经验。广告设计一塌糊涂，几乎全是文字广告。当时所谓的报纸新闻绝大多数是当地华人社团的活动。

       社长是中国某县的中学数学老师，当初只会用剪报拼贴复印的形式，出版一些初级复印的平面东东。后来也开始使用电脑排版，当时还是黑白印刷。

       起初，中文报纸的经费来源于当地华人社团和部分华人老板。但是长期经营无利润之后，社团与老板的积极性锐减，报社陷入困境。报社本身缺乏造血机能，再失去外部的支持，报社很快难以维系。怎么办？开拓广告市场！

        2007年，幸好当时华人经济刚刚兴起，一些华人企业需要广告宣传，中文报纸自然就成为他们的广告载体。由于广告经费的注入，中文报纸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可是就在此时，另一家中文报社成立了；第二张中文报纸诞生了；第三家中文报社又开张了；第四张中文报纸又出现时，同业的竞争也开始加剧了。本来一块蛋糕独家享用还可以，但是现在要分四份，结果是每个人都吃不饱，怎么办？恶性竞争开始了。

      谁给钱就替谁说话，不分对错和好坏，利用报纸这块阵地滥用媒体审判对一方进行攻击。对某人恶语相加。弄得大使馆都无可奈何，无法调和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

        2008年，本来当地爱好写作的人手就匮乏，现在四家报社都需要“写作”人才和编辑“高手”，人才流动是必然的。人才跳槽之后，反戈一击，唇枪舌战，口诛笔伐，观点之争上升到人身攻击；行业之争上演为低价拉拢广告客户的游戏。报社不是以把报纸质量办好多增加发行量为主导思想，而纷纷用降低广告费来拉拢终端客户为手段，拿到资金才是硬道理。最终两败俱伤，多家伤感，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怎么办？于是向国内求援开始了。

       众所周知，中宣部、国侨办、中国大使馆需要中文媒体这块阵地。于是海外媒体纷纷投奔中宣部的怀抱，延伸中宣部的海外喉舌。此时此刻，欧洲部分华文报纸早已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与媒体人的职业道德，成为中宣部的“小三”。

        2009年，为了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资源支持，华文媒体之间的争宠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自然只会对中国政府这类提供资源者的要求予取予求。每当重大事件，海外华人都要发声，然而是一个口径一种声音。

      这些华文媒体的负责人有不少是当年千方百计从大陆移民至海外者，为什么现在却表现出这种与他们移民初衷完全相反的态度？关键还是生存压力，有奶便是娘。此时此刻，海外中文报纸仍旧没有在报纸质量上下功夫，不去深度挖掘当地华人的新鲜故事和有趣新闻，反而不惜大版面转载国内五花八门的文章，不厌其烦地下载网络文章。报纸的可读性不高。

      有些报社总编素质不高，版面安排和标题设计都常常出现政治错误。更有甚者刊登藏独文章宣传达赖等。

        2010年，同时在海外华文媒体当中，认为“有大陆背景的华文媒体腰杆粗壮”已经成为共识，许多华文媒体将自己有大陆背景引以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并以此获得中国驻外领馆的信任与支持。一些华文媒体因为在背景上无法与后来的新办媒体竞争，对此颇有怨言。

       每两年一届的“华文传媒协会研讨会”完全是一个吃喝玩乐的聚会，尽管有国内新闻部门的专家到场讲课，但是更多的色彩是有国侨办、大使馆等政治背景的出现。研讨会对中文报纸质量的改进毫无影响。因为海外中文报纸从业人员素质低下，根本不了解新闻媒体究竟是个什么东东，究竟应该如何写一篇好新闻和好评论。而国内专家也根本不了解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和中文报社的具体情况等等，但是彼此需要，相互吹捧。

        2011年，多家中文报纸由于得到国内资金的支持而造成同行业竞争的不合理。此时，得到资金支持的报社更不愿高薪聘用“人才”，转载和照抄一样可以生存，写好与写坏对报纸的影响不大，何必再用气力？只要紧跟国内的步调就不必担心没有饭吃。听话的孩子有糖吃。实际上这是对其它华文媒体的不公平。获得国内支持的某些中文媒体可以打着某种旗号，以更低的成本和特殊的身份参加当地的市场竞争。国内这种实质支持的结果只会造成当地新闻传媒市场的更加混乱，造成其它一些热爱祖国华文媒体的更大困难。

       我看见的几家中文报纸都不重视与读者互动，文章几乎是本报记者采写，偶尔有读者投稿，报社却很少使用或不理不睬不给稿费，久而久之，读者对报纸便失去了兴趣。

       报社从业人员的水平、见识、思想及接触范围和兴趣爱好决定了报纸的质量好坏。社长的用人标准决定了报纸的走向。很多文章平平淡淡，没有激情，缺乏新意，但是可以容忍，却不求上进。

       每年国内各式各样的访问团来访，吃喝玩乐，大多数照片是在餐馆里拍照的，大多数文章是些歌功颂德吹牛拍马的“中国式新闻”。

         2013年，国内新闻媒体正在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苦苦奋斗之时，而海外的中文报纸在干什么呢？虽然他们已经比国内媒体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高兴和自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个自由表达一些人性之美、宣传一些普世价值，揭露一些丑恶现象。

       也许他们已经拿到国内的支持资金，也许他们更不愿意得罪国侨办和大使馆，他们已经习惯了“听话”，反而不习惯自由。

       言论自由，对于一个新闻媒体和记者是多么重要的权利，但是想要的人得不到，而拥有的人却不珍惜。绝大多数海外中文媒体已经成为中宣部的海外喉舌。早已失去辨别是非对错美丑的独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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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中文读者群错综复杂，很难定位。没有一帮高手把持编辑部是不可能把报纸办好的。但是这一帮高手不可能同时聚在一个编辑部里，而养活这帮高手的确也很难。人才和资金都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