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级浪 (电子版) 毕汝谐(作家 纽约)

作者:biruxie  于 2018-2-23 00:0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前尘往事

按:1970年深秋,我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完成*文革地下文學著名小說“九級浪”*
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
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文章罗列许多中外先贤的光辉业绩,令我这个少年人如遭雷击!


当晚,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神圣的誓言:年近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让青春放出光辉”中有句话“年轻人应当早日成器”;后来,这句话在“九级浪”中衍化为“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1970年深秋,我年至弱冠,正值九一三之前文革最黑暗的阶段;青春虚掷,一事无成;抚今忆昔,我不禁像登临浔阳楼的宋江那样,流下两行英雄泪!
宋江提反诗,毕汝谐写“九级浪”——异曲同工!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
 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諧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
 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
 定了十七

 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
 要特征,
 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諧的判断完
 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
 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
 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
 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亦不知也。






法国作家萨冈19岁写“你好,哀愁”,一生混乱、疯狂;终年69岁。
毕汝谐20岁写“九级浪”(和萨冈一样,我也喜欢写短句子);而今67岁,依然以“让青春放出光辉”为座右铭,犹思奋蹄狂奔,不辞天涯万里行!











*“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史料*







九级浪

毕汝谐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她的生身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声色俱厉地对司马丽的母亲下命令:

    “你听明白!我只要儿子,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就生个男孩来!”

    司马丽的母亲五十左右,是个温厚、顺从的厨娘,她一向听任这位政界名人的随意摆布。在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京,傅作义部伪军败局已定,插翅也无法飞逃。城内百万劳动人民,焦切地兴奋地盼望着解放。但是,
这座森严豪华的公馆里,沉闷的气氛和冷酷的秩序仍然如故。厨娘虽然怀着明显的身孕,还是努力地弯身鞠躬,瓮声瓮气地呻吟着:“哎哟。老爷。是,是。”

    司马老爷年近花甲,却还像青年男子那样活力勃勃。他眯细眼睛,看着厨娘吃力的样子,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男孩,你们母子一道留下,
是女的,你们全都滚开。”他认为无需多费唇舌了。

司马丽是女孩。刚刚分娩完毕的厨娘,紧搂着投胎不遇的婴儿,昏厥过去。

北京和平解放了。世道变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司马丽母子到底没有被驱逐,就在这庞大的家族里,过着物质优裕的生活。



* * *



这段故事,是我最近从农村回家,听一位姓苟的老太太说的。她讲得很简单,不过按我的想象,一定是这么回事。

苟老太太和司马丽的母亲,都是从年青时候起就在司马公馆里作佣人。几十年的仆役生活,使她形成了整套的和正常人格格不入的奴才哲学。如今,她在我的邻居家里
当保姆,每天晚饭后都过来,向我以耻为荣地大谈其在公馆里的见闻。夸奖司马老爷身强体健,精力过人。她口没遮拦地提到很多肮脏的情节,热心地介绍着生理卫生方面的
常识。

“一天,司马老爷半夜摸进我的下房,握着一串首饰,是准备送给我的……”,这天晚上,苟老太太在聊天时很有点得意地说。

我慌忙打断她:“您停一停!讲别的好不好?”

于是,苟老太太讲了上面的事。她出去了。

司马丽现和我在一处插队,她最近写来的一封信就在我手边。我拆开来,看到那熟悉的蝇头小字。她先介绍了队里目前秋收的情况,然后写道:“勇人最近护秋
很忙,嘱咐我向你问好。他的姐姐勇珍,最近参加巡回医疗队,在咱们村给老乡的孩子看病,我和她住在一条炕上
,交流着思想上的收获。她说自从下乡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劳动给生命注入了新的热情。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我也变了。大家说我变得和从前判
然两样,再没有那些无病呻吟和无聊的苦闷了。我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中去。’思想改造是会有反复的,但这个方向决不能改变……”

我赞成她的话。

这封信快结束时,她说:“我是在午休时间给你写信的,房东家养着好几条狗,有雄的也有雌的。现在它们都躺在房檐下休息,吐着扁薄的
很臭的舌头。咱们从前简直和猪狗一样……”

这样的评价合适吗?我不以为然地摇头。

回忆往事,许多情形又历历重现。



我的母校是一所很古怪的中学。它的前身是小学校,后来经过改编成了初级中学。那些小学的老师们,原封不动地给中学生讲课。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许多糟朽的旧
知识分子,前清时教过私塾的老东西,张勋手下的文职人员,都在这里滥竽充数。一个中年体育教员自称是
解放初期全国马拉松长跑第三名,这是否真实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走路都吃力的跛子。

学生的情况也很糟。考不取其它学校的坏学生,辍学几年后功课跟不上的病人,东山再起的社会青年,打算回头的浪子,许多都塞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一般都很土气,没什么求学的欲望。在一个班的同学中,年龄相差往往很大。附近的居民把这里出入的学生看作流氓,不敢在街上晒晾衣物,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

后来,教育局下来了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担任校长。他很有些魄力,接手后先令几位吃闲饭的老资格的教员退职,又大刀阔斧地开除掉十多名害群之马,不管他们的家长怎样
苦苦哀求。歪风邪气受到初步打击后,他亲自定下作息制度,让男女学生分班上课,减少接触。然后收进大批学习不错的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新校长崇拜凯洛夫的教育学,对于凯洛夫“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身体力行。他喜欢训人,很会运用京津地区的俏皮话,威
风凛凛地骂得大家抬不起头。在新校长的努力下,学校确确实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潜存着深刻的然而不易发现的危机。这是运动以前的情形。

几年前的夏天,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阶段。校长的威风自然完全扫地。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大家都不算是学生了,按照各人的自身逻辑发
展着,变化着。只有我和勇人还在学校宿舍里住。

勇人是烈士子弟,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一直在学校住宿。勇人的功课很好,原先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有一次他看长篇评书《武松》入了迷,当班主任从
他身边走过时,他仿照武松的办法伸出一条腿,把老师绊倒。从此班主任暗恨着他,耐心地等着整他的机会。勇人很精明,马上急不择路地转到我们学校
来。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勇人一表人才。他的身段相当结实,永远给人以坚韧向前的感觉。五官的组合虽然有些犷野但毫不粗俗。他的行动沉着,敏捷。有时脱口说出一些经过深思的断语。
我看到勇人,不知怎的,总要联想到小乔初嫁时的周瑜,都有那种儒将风度。在课堂上,他经常提一些尖锐的
问题,将老师难倒。勇人读过的书不算太多,可是有一定的理解程度。看过马卡连柯的全集后,他针对新校长写了篇作文,题目用的是马
卡连柯的话:“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语文老师没批改,把它交给了校长。据说校长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运动以后,勇人仍住在学校。我为陪他,也搬进这间比较狭小的宿舍,架设了双层床。这间屋子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下面是一条相当宽阔但是不行汽车的通街。

勇人走上邪路了。他很忙,常常出去干打砸抢,也往宿舍带回一些果实。他有一群搭档。每次出去,勇人出力最大,而取的东西最少,那
批人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带回几件皮衣服,简单地对我说:“你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咱们到委托商店去……”见我犹豫,他挥了下手:“算了!
我另去找……”过了几天,他买了些小摆设,把房间布置起来。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从不解释它们的来路,也不叮嘱我要封住嘴。

有时候,勇人一连几天不出去。我们对坐着看书,谁也不扰谁。看到某些精辟的地方,他读出声来:“苏沃洛夫元帅讲过这样的军事名(以下手稿缺9、10两页)
言:‘大胆和谨慎是骑着一匹马走的’。大胆和谨慎,真好!真好。”

勇人有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锁和门锁,研究不用钥匙的开锁方法。他常常津津有味地玩弄一把锁,几个小时不放手。并且给
我讲解:“这是撞锁,安装在门上很牢靠。不过拿写字用的化学板,从门缝里挤进去,也能打开。注意,需用软的弯度大的化学板!”他目光炯炯,让我觉得,普天下所有的
深门重锁都挡不住勇人的去路。

我不参与勇人干的事,我们分道扬镳。

每天我按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时间。我起得很早,先在没人的操场上跑几个来回,再吊在摇摇欲坠的单杠上,运动一阵。早饭后即开始
读书。先自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用大量的时间看文学作品。也看营养学的书,按上面的表格计算自己卡路里的盈亏。如果出现入不敷
出的现象,第二天一定要补足。读书久了,就凭窗远眺,休息眼睛。

街的那一边是一大片居民区。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居民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这么几个:金锁,铁锁,或是桂英,桂兰……除了少数熟人,谁也不知道他们。

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在院子里和街上乘凉。一家人(偶尔杂有几个外人)漫谈着油盐酱醋的琐事,斤斤计较着每一分钱的收入与开支。家
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有时为了芝麻大的事情彼此翻脸。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了贪凉,就可以赤裸上身站在院里。从前新校长到来之
前,这里的居民对我校的校风感到畏惧,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天资愚蠢的儿女送到这里上学。父亲或祖父,只喜欢用拳头教育孩子,而母亲
或祖母则护犊子。教给他们世代相传的占小便宜(手稿缺第10页至此)的伎俩。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人中间大有市场。他们精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用北京土话进行目光短浅的评论。这种方言,也许其中的个别语汇还算生动,表现力也强,但是
整句整段却着实使人厌恶。……这些就是活动在社会上的小市民。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

在读书之余,我也练习写小说。因为生活面不宽,我只能从童年的往事、亲人们的关怀中,挖掘写作的题材。我写的短篇小说的故事都较简单,也没有鲜明直立
的性格,意思不大。古人云:好文掷地作金石声。我自问写不出好文章,写完后往往把它们随地一丢,也不指望听到什么音响,但是,我坚持天天练笔。

写作给人的乐趣是无穷的。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叠纸,便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自己。让手中的笔自由地跨越时间和空间,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辽阔的可以随意行走的世界里。

我给自己制定了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据说,康德从小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的邻人都以他的行动核对钟表。所以康德到晚年还有精力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他的寿命很长。

然而,每当我放下书和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缺少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有些空虚……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注意到:有个脸色苍白、身材单薄的女同学,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她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着不同凡俗。她总是独
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每次我都目送她远去。如果连续几天没见到她,心里就暗暗感到惋惜。

我明白了。在感情上,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黄金一样的冀求。因为,今年十七岁了。

勇人有时也讲一点这方面的事。他说社会上新近出现一股不正的风气:男女同学在大街上便可以平白相识。不需要正当的机会和介绍人,仅仅由于男女间天然的好感,邂逅
相遇的人就可以胡乱地结成好友。他们自报着假的姓名,信口开河。开始,只有一些干部子弟这么做,后来这办法像疫病一样扩散开来,人们群起效尤,弄得一塌糊涂。勇
人称这是“说谎的情侣”,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勇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和他们见面”,他说了几个人名,“到他们家里是等不到的,必须到西单去找。他们天天在商场里逛,风雨无阻……”

我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只能勤奋地更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按部就班地提高自己浅陋的学识。我想,爱情之花,只可能为成熟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开放。

日子一天天流去。我在这溪水般的平静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七月的一天早上。勇人唤着我:“陆子”,这是我的名字。“今天咱们到我姐姐家去,冯明从哈尔滨回来了。”

冯明是他的姐夫。他和勇珍原来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来不知怎的,勇珍在儿童医院工作,他却分配到了东北。因此,每年的探亲假,
对于他们像节日一样。我和他们挺熟的。

我翻身下床,“真的?”

勇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我和老伍约好早上见面,咱们一起去。”老伍是一个青年扒手,他的名字十分响亮:伍行浩。有一次勇人在
商店里买东西,忽然觉得身后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勇人当机立断地扭住这只偷东西的手,回头看准手的主人。他不动声色地掐他
,拧他,那人不敢叫喊。这样坚持了十分钟,勇人才松开来。弄清了这个人的姓名住址,没有把他送往专政机关,而是私下了结。从此,勇人(以下手稿缺15至24共10
页)经常向这扒手要钱。

我推辞道:“我去没用,我不懂呀!”

“没干过自然不懂。你跟着我,这很容易。”勇人坚持说。

他们约在沙滩电车站。伍行浩很瘦,看的出,因为整天提心吊胆,吃再好的营养品也没法吸收。他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衫,肩部塌着,显得很不合身。手臂上有了涂着碘酒的
肿包。他主动迎上来,亲热地招呼我们。

勇人走近他,低声吩咐着什么,有些隐语我听不懂。

老伍拍着扁平的胸膛:“没说的!哥们蹬车请客!”嘴上虽然爽快,却迟迟不肯上电车。他还有道理:现在太早,电车上全是上班的工人
,他们身上没钱,只有月票和内部食堂的饭票。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勇人不耐烦了。这时,一辆从动物园开来的3路无轨电车进站,他踢着老伍的脚后跟,命令他从中门上去。

“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老伍不满地说了句歇后语。

这辆车上的乘客很多。上车后我突突的心跳着,好像要干坏事的不是老伍,而是我。我忘了监视老伍,只顾自己往角落里躲。

勇人很老练,他像和老伍不认识似的,隔着几个乘客,严密盯视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脸上精神如常。而伍行浩整整衣衫,摆出一幅老手
的样子,两只贼亮的眼睛开始查看环境。

我觉得无聊,真后悔不该做这种诡行。上下车的人们挤着我,好几次踩了别人的脚。那些挨踩的人大喊大叫,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也许,
也许老伍正是利用这种机会下手吧,管他呢,我低下头去,默默温习昨天读过的书。

电车在灯市口停得较久。上来了七、八个女中学生。这批人穿得花花绿绿,神态都很轻佻,这附近有一个全市最不成体统的女校,许多学
生简直是秽根,专门在社会上传播淫乱的毒素,这几位肯定是刚从那里出来的。

她们在车上闹得很凶,互相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用力踩地板。我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个被勇人的英武的仪表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做
出茶花女赴晚宴的姿式,往这边飞过些多情的顾盼。勇人没看见,或是装作没看见,一心一意地盯住老伍。另有个麻脸女学生,好奇地望着伍行浩那身漂亮的衣服。

我不想看见这些俗不可耐的女学生,就使劲往前挤。老伍却蹭了过来,径直向她们靠拢,很快,他和那个麻脸女学生搭讪上了。

“3路电车的总站是北京站。”伍行浩主动地代替售票员回答问题,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勇人也挤进去,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我仍然往前挤,木然地呆住了。那个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的脸色苍白的女同学,正坐在迎面的单人座位上,她仿佛是在无人之境,头微微
垂着,衣着还是那么朴素。整个形象凛然而又清高。外界的嘈杂的声浪,对她不起作用。

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没法控制自己,完全忘了为什么乘这辆电车。我生气地推开一个遮拦光线的老人,隔着大约五尺的距离,痴迷地看
着她,脑子里甚至掠过一个想法:毛遂自荐地上前说话……不行,不敢。

她的目光专注而朦胧。如果扬起来看看我,该有多好。我借着对面一副反光的墨镜照了照脸孔,认为自己并不难看。在她手里捏着一支炭
铅笔,我自惭形秽。我居然和伍行浩这样的垃圾打交道,等着来历肮脏的金钱玷污自己的心灵。我不禁面红耳赤了,有好几次,简直想喊
出来,当众揭发老伍,告诉乘客,他们中间混有一个名字叫伍行浩的坏人……

我正在想入非非,勇人在后面通知我下车,我只好怀着深情向她投了最后一瞥。

这一站是东单。我们三人站在开阔的十字路口上。

“你们忙什么?”老伍不太高兴,“我还没办好……”

勇人骂了他几句,拎着他穿过闹闹嚷嚷的菜市场,我们进入一条僻静的胡同。老伍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浅色的女式钱包,里面除了
一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单以外,什么也没有。病人的姓名是司马丽,年龄栏里填着十七岁。司马是中国古朴的姓,而马丽是最
常见的欧名,它们联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钱呢?叶子呢?”勇人气愤地用明语和暗语同时问。

老伍一脸苦相:“靠窗户有个拿铅笔的姐们,像木头人,我辛辛苦苦地抠出来,哪知是空包……”

我气坏了。

勇人不信任地盯住他,突然挥右拳很有力量地在他腮上一击。老伍像稻草人似地应声倒下。他双腿并住,双手捂在头侧,胸口朝下,这样
一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护住了。有经验的扒手在挨打时,都是这种姿式。

我真恨他,可是望着他那形销骨立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

勇人把老伍架起来,按在电线杆上,再用一条腿贴住他的肚子,一字一板地说:“晚上七点,咱们在东单还见,如果你递不出来……”他
做了一个摆拳动作,把后面的话省略了。

伍行浩滚了。我和勇人另外乘车到冯明家去,他给我讲,大扒手都是又滑又油,他们有很高明的藏钱方法,你根本搜不出来。只有狠狠打
,才能打出钱来。老伍是没有后台的扒手,打他无妨。

我不太专心地听着。街上有许多无轨电车,一辆、两辆,我觉得每辆都坐着司马丽。



冯明家是个三间房子的小小独院。勇珍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稍有些胖,待人非常和气,即使不穿白衣服也像儿科大夫,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勇珍引我们进屋。最宽敞明亮的那间,业已布置成了绘画的创作室,型号不同的油画笔,杂错地放在调色板上,桌子上还远近不同地放着
几个供素描用的模型、石像、和一个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东墙上挂着几帧风格迥异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夏娃与蛇》、《杜
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在对面墙上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熏人的油脂香味儿,我连着打几个喷嚏,冯明从里面走出来,笑着解释说:“我刚刚回来,就教一个小姑娘学画,辞不掉的,我们是世交。”
冯明是浙江人,眉目清秀,他身材适中,经过多年体操训练的肢体很是匀称。十分文气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低得等于没有的眼镜,目光
非常深沉,和这样的人即使只见一面,印象也不会淡薄。如果交往得久了,你会发现他极为精明、干练。这样的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别人的生活。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勇珍拿出厚厚的一叠,冯明说的那个人的画稿。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绝大部分是铅笔的静物素描:各种蔬菜和食品,停着不动的汽车,放在岸上的船只,另外还有许多表情呆板的美男
子:从希腊神话的阿波罗到苏联电影的海军少尉巴宁,应有尽有。看得出,这个人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所有笔触都挺熟练。但是这些画都不太传神,而这是致命的缺点。

勇人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啧啧称赞着。

勇珍批评弟弟:“她比你用功得多。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

“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勇珍把画稿下边的蝇头大小的署名,指给我们看,刚才竟然没有发现。

我和勇人面面相觑。我强作镇静,随手翻看一本小说,什么也没看明白。

勇珍讲着她们医院里的一件新闻,说有一个女孩患白血病住院,她的哥哥是个刑满释放分子,在病房里陪住,不少流里流气的人常来探看。病房里丢过几次东西……

我们都心不在焉地听着。只有冯明问长问短。

天色暗下来,勇珍出去收衣服。不一会儿,院里传来对话的声音:

“……我在北京站下车以后,钱包找不着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糟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勇珍着急地问。

“给我妈妈买去广州的火车票钱,我的病单,零零碎碎的……”

我望着窗外的司马丽。她相当高,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脸色有病似的,比较苍白。眼睛里流注着朦胧的神采,似乎总在隐隐的闪着泪光。她很美——阴郁类型的美丽。

我扫了勇人一眼。他满脸怒气,今晚,伍行浩一定会像鼓一样被捶打一顿。

夏晚的暮气充满了这间画室。司马丽走了进来,向冯明点点头,伸手到门边去开灯。

灯还没有打开,我却觉得屋子里已经亮了一些。(原稿缺第15————24页至此)







晚饭后,勇珍陪司马丽去看病,勇人也匆匆地走了,伍行浩在等他。剩下我和冯明收拾碗筷,吃饭时冯明喝了许多葡萄酒和啤酒,现在多少有一点醉意。他像是无心地说:

“你今天有些反常哩。”

我有点心跳,想掩饰:“没什么啊。”

冯明眼神锋利地看着我,更直接地说:“你别瞒我,陆子。你的眼睛比平时明亮得多。”他把洗好的碗筷放进食厨,“你一定很激动。你
别瞒我。”沉默了一会儿,用回首往事的口气说:“当年我也是这样。你跟我来。”

我随他进了内室。里边布置得挺典雅,一望而知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夫妇的双人床,一张写字枱,两把椅子。旁边有张婴儿的小床,他们不足岁的男孩小亮亮,衔
着指头睡着,臂膀上有一块暗青色的胎记露在外边。

“他睡得真香。无忧无虑。”冯明亲切地说,轻轻地把毛巾被给他盖上。然后注视着墙上他们的结婚合影,不说话。相片上的冯明不戴眼镜,相当精神。而勇珍显得有点相形
见拙。

冯明失神地看了一会儿。“有这样一支歌”,他用宏亮的中音唱起来,也不怕惊动小亮亮:“有个春天的早晨天刚刚发亮,一位民警中尉巡逻在街上……”

虽然由于饮了酒,他唱的音色不及从前那么优美,但是咬字还很清楚。这位年青的民警中尉,遇到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姑娘。从此,中
尉常常在出事地点徘徊。然而时过境迁,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

“许多深奥的道理你还不懂。”冯明唱完这支叙事歌曲以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你还小,也许会嘲笑这个民警中尉自作多情。不是
啊。美好的事物无论多么有限,也是珍贵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里的主人公,他一生的价值就在那五天五夜……”

“咦。”我奇怪他提到那个只尚空想的小人物。

“你是不会懂的。我给你讲一讲,我和勇人姐姐的故事。”冯明有些低沉地说,“熟悉我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陆子,你是比较聪明的。”他征询我的意思。

“不太相称。”我照实说。

冯明闭了一下深沉的眼睛。“勇珍当然是很好的同志。然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是事实。我们在大学里恋爱的经过,就像小说里写得似的,有很强的戏剧性。

“我从小在杭州上学。我父亲是搞艺术的,年青时和司马丽的父亲在巴黎一道留学。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可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我刚进大学时,以为人生的道路
也像西湖的白堤和苏堤那样笔直。我把学艺术的那种创造性的热情,用在枯燥的医学讲义上,所以我学得比其他同学好。——真的,我总有一种奇想:如果把阿巴公、葛
朗台对金钱狂烈的热情,转用在别的事情上,也许能产生无数奇迹呢。”他不愿使我分心,又返了回来:“那时候,系里几个教授都对我很好,怂恿我在课余写些随笔,
投到医科杂志上去。我没听。我觉得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哦,我还没说到正题。学院里有很多很好的女同学,在感情上我也完全自由。入学后我一直顺利。谁知,我自己
弄出了问题。有一年的三八节,我给勇珍写了一封简短的贺信。当时的想法很单纯:班上只有她一人是革命烈士子女,我希望她能在节日里感到集体的温暖。这挺像少先队员
的想法,是不是?

“咳。谁想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勇珍的妈妈那时候还活着,跑到学校来告了我一状。她说自己的独生女儿必须成为专家,旁人不应来干扰。云云。于是我在班里受到了批评。
几位威信很高的同学都提醒我要注意一些。我委屈地从办公室里出来,发现勇珍一直在外面等我。

“‘你别生气。’她歉然地道,‘我妈妈真不像话。不过,她是病人。’

“是的。她妈妈的身体非常不好,而且有一种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的特点是:常常认为有人害他,有突如其来的冲动。有时候,动作离奇使人无法理解……”

我并不想学医。连声催促他往下讲。

“我压制着不满的情绪,说:‘我没有生气。’就讲起了最近的一次小考试。勇珍学得很用功,可是理解能力不活,因此成绩虽然优秀,可是独立工作能力差。
对医生来说,不在于读书而在救治病人。我很佩服她的刻苦精神,能够整夜开车牺牲假日去啃课本。以后,我们时常往来,在校园里正大光明地一起温书。
天长日久,真的产生了感情。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和你今天一样,又羞怯,又激动。呃,和你今天完全一样。”

我慌乱地避开他闪灼的目光。

冯明友善地笑笑。“不用说,勇珍的妈妈勃然大怒。有一天我送勇珍回家,到楼下准备返回去,勇珍不肯。我勉强上去了。老岳母看到我,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
便吩咐勇人把走廊和屋子里的所有灯都打开,好像这样才能看清我的一举一动,不致被偷走东西。

“‘我早想到了,你一定会纠缠不清。’她的开场白很不客气。勇珍走过去搂住母亲,劝阻着。我轻轻搓着手,眼睛发直地看着她,不知该怎样应付眼前的局面。

“老岳母恨恨地说了许多话。不厌其详地质问我的年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最后,口气高傲地说:‘冯同学!以后不准再到我家里来!再来,我要报‘00’匪警……’

“我不是任人辱骂的牲畜。年青人的火气一下被激起来:‘我并不想登你家的门。我是送同学来的,也可以让同学和我一道走!’看到勇珍,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增长。
‘勇珍,咱们走!’

“勇珍热泪涟涟地和我往外走。老岳母面如土色,跪下去,用膝盖向前移动:‘珍珍!你不要跟他去,你要上当的……’她老泪纵横。勇人吓得大哭。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她们母子俩的哭声。这是一个悲剧。精神分裂症的悲剧。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这件事闹大了。勇珍的妈妈到院党委那里去吵,找丈夫生前的战友帮忙。我没有心思读书了,一天被领导同志召去几趟。

“然而勇珍非常坚定。我们在这种大风大浪里培植爱情。我们一块儿读鲁迅先生的《伤逝》,记住其中的话:‘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勇珍甚至准备
改变专业,转学到师大去。那样即使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关系也不怕。在当时,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做些分析,就会发现彼此间并不太合适。如果退
而保持一般同学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但是,我们沉溺在感情用事的热恋中。这样拖了几年。毕业前夕,勇珍的妈妈使出了杀手锏,她写信警告我和勇珍分手,否则
分配问题会受到影响。信是从安定医院的病房发出的,她病得很危险。老实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至死不愿意为我们祝福。也许是因为精神分裂症吧。
可怜的老岳母。

“我们写毕业论文最紧张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气绝了。”冯明站起身,从外屋取来玻璃杯和酒,喝了一杯。

“我很快遭了报应。虽然和勇珍结了婚,还是被分配到哈市。不公平呵。更可怕的是,老岳母去世后,我们的感情开始走下坡路。它本来也是同老岳母抗衡才产生的。
我们一年只有二十天在一起,却还要争执过去的事情。在个人生活上,我,我不幸福。”他双手按着细长的酒瓶,下了喝干它的决心。可能,他觉得自己说得
多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讲故事,但是中心线路改变了:“我虽然是小亮亮的父亲,平时想看看他都不可能。两地生活……”他蹒跚地走近小床,俯下身去,看不够似的。
“他在笑呢。他才十个月,正站在人生的起点上,正应该笑呢。”

他的话里有一种深重的哀愁。我说:“从前我怎么没看出你的痛苦……”

“因为十七岁的人到底不太懂事啊。到二十岁,你就会老练得多。许多年后,你会变得很有经验,阅历很丰富。然而绚丽的青春过去了……”

他没精打采地道:“咱们来看看一幅画,《九级浪》。”

冯明揭开桌上一块闪闪发亮的缎子。下面是一幅精心嵌在框子里的油画。——海面上波涛汹涌。吞噬生命的恶浪,一个紧接着一个奔腾而来,沸腾的海面把浪推向空中。暮霭
中,被摔碎的浪花,幻成多种色彩。画面中部,在一个巨浪的底端,几名还没丧命的溺水者,死死抱住沉船的桅杆,水上漂着绳梯,下端已经没进了可怕的渊薮一样的海
底……一个人手举小旗,发出祈求生命的呼喊。

我联想到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幸的人。

“为什么,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我深为同情地问。

“父母年纪太大啊。从医学角度说,两代人差距这么大不好。”冯明好像有些后悔言语失禁,他摆摆手:“你到外屋那个床,去睡吧。”他把剩下的残酒,分作
几次倒进肚里...他醉了。

我好像也醉了。一整天的丰富印象兴奋着我,无法静心。

桌上放着一盒火柴。我拿到手里,关上灯。在黑暗中擦着一根。我好像看见司马丽还坐在饭桌边,坐在电车的单人位置上。

安徒生写过尽人皆知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那个可怜的女孩擦着火柴,看到了温暖的壁炉,会走的烤鹅,死去的祖母。千真万确,对于
长于幻想的人来说,一根火柴的光亮,就能给他展现出完美的理想境界。

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

“你抽烟么?打火机在我这儿。”冯明醉意沉浓地说。

我不答话。走出屋子。固守书斋的生活被打破了,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全新的天地。







我和司马丽渐渐熟了,她不是容易接近的人。上学时,一直独来独往,在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也不理睬同学,只有一两个不太知心的女
朋友。同班同学都把她看成陌生人,每次期末评比,谁也说不出她的优点和缺点。班里组织的文体活动,也从不把她计算在内。

司马丽就这样孤单地生活。读书,绘画和治病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她手不停挥地练习素描,如果晚上不用热毛巾烫手腕,夜里就会痛得睡不着觉。读书,治病,学画,
学画……

我问她最尊崇的画家是谁,司马丽简单地答是伦勃朗。主要是敬佩他用在艺术上的罕见的苦功。我有些迎合地称赞伦勃朗确实是有数的大
画家,他生长在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他的作品体现了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我说了很多。

局面一下打开了。司马丽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你也看过不少书啊。”她的目光是这个意思。

她讲起伦勃朗的生平。这位大画家长年住在贫民区,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的女仆为他负担了家庭的所有事情;而伦勃朗一心创作……

如果我聪明一些,就能听出这个故事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而我当时傻头傻脑的,只是发现艺术是打开她心灵的钥匙。

从此,我们经常在一起检阅彼此的书本知识。我们推测几十年后,到了2001年,历史潮流将把世界冲击成什么样子,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将产生怎样的变革。
我们无休止地谈着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司马丽认为贝多芬虽死犹生。九部交响曲等于九个辉煌的世界,将百世流芳……也有好几次,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不是正确,据
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司马丽很有几分学究气,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不好说清楚的分歧。而且,她对现代时事和我们中国,
懂得太少了。

“我不想懂。”她坦率地承认,“我去看电影总得买三张票,我不愿意两旁有人。”

我很奇怪。

司马丽每天坚持作静物写生,临摹前辈大师的作品。可是技术总在一般水平,没有明显的突进。她为此很苦恼,搁笔休息了几天。这段时间,
我们天天在一起。那间小小的宿舍,有了第一位客人。司马丽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说:“我看病常常从这里经过。”她不知,在楼上有我这样一个守望者,牵记着心肠。

她看了我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些手稿十分潦草,比起她一笔不苟的画稿差得太远。司马丽看完后半天不语,最后说:“这能算是艺术吗
?”想了想,“你的文笔不是太笨。有几个小地方相当生动,像自行车撞上篮球架那一节,有声有色。但这不是艺术。我喜欢看才气横溢
的文章,你写的这些,”她斟酌着,“水平不高。”

她问:“你为什么不写诗呢?掌握不住韵脚?”

我不太愉快。“不是。韵脚问题不大。况且我开始可以用‘光,强,香,洋’来押韵。主要是我没有激情,没有写诗的沸腾的感情。”

“还是灵感不够啊。”她批评说。“灵感,应当是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能像普通的星星,总是不明不暗地眨眼睛……”她明示我,写作不
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成功。“巴尔扎克成名前,写了成千上万张稿纸,被出版商看成废品。拿给家里人看,也被骂得一无是处。但是他坚
持写下去……‘灵感是不喜欢拜访懒惰者的客人’(柴科夫斯基)。”

我强调要分秒必争:“‘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我们都知道对方话的出处,不禁相视微笑。

“你呢?”我问。

“我画不好。”她有点沮丧地说,“我喜欢列宾,更喜欢列维丹,喜欢列维丹的风景画,他笔下空旷、辽阔的大自然。世界真大啊,你怎么走也不会碰壁。不过,
我不喜欢苏里柯夫。他在《禁卫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里,为了制造气氛,把眼睛画得那么大……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可是不能算美丽的人的眼睛。”

然而,我喜欢苏里柯夫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对列维丹表现的不可冥知的意境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

这一天,我和司马丽离开这间陋室,走出校门。我们都喜欢团中央外面那个甬道一样的街头公园。它的北端有个油饰一新的交通警亭,两
旁是低矮的疏疏落落的松墙,与世隔绝似的。天气开始凉了。我们白天各自读书,绘画,晚上就在这里见面。这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
部分,一天也不间断。古往今来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我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抽象,从不涉及切身的实际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餐光饮露的仙人。

“你知道《九级浪》吗?”有一天司马丽说。她遥望着晴朗的星空,问我,也像是问那弯弯的上弦月。

“在冯明家里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司马丽仿佛对自己说话一样,“《九级浪》是俄国伟大的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我每次看到它,就想到‘学海无边苦作舟’这句话。
刻苦,刻苦,我还不够刻苦……”

我敬重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便说:“我也喜欢。有个英国电影《冰海沉船》”,我约略地讲了故事梗概,“……后来船完全沉了,全体
船员和男人都葬身鱼腹,而老弱和妇女乘着唯一的舢板脱离了险境……”

司马丽悲观地问:“后来呢?”

“电影的最后是:教堂的丧钟齐鸣,难属们身着丧服一排排地跪倒,追悼海里的亡魂……”

初秋的夜晚,给这个故事平添了一种阴冷的意味。

“海……”她若有所思地说。

从前在北戴河和青岛,我只在涨潮时候去看海。横无际涯的海面上,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浪涛,势不可当地扑来。我虽然退避在安全地带,却也梦想着成为弄潮的
好手。在我看来海象征着崇高,也就是美。而司马丽,她只喜欢看退潮时的海景:风息浪静,海潮无力爬上平缓的沙滩。她说海象征着安宁,也就是美。

我暗想:假如我们一道观海,那海景将是多么壮观。海洋会为我们揭示出静和动的奥秘,它们互相寄寓,又互相衬托。这就是海洋,也是我们的友谊……

海……

我在感情上的空白部分已经消失,被看不到的海溢满了。

司马丽患的是阵发性心脏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心跳,气喘。这时,她无论做着什么都得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额上,另一只手扶着胸口,闭上眼睛。每当疲劳的时候,她也
是这样。

我真心同情她。在谈话时也注意到尽量顺从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争辩。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冯明家里吵了起来,各不相让。

关于艺术——

“艺术应当能唤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谁也不懂的东西算成艺术,是唯心主义。”我说。

“艺术就是艺术。它与我们无关地存在着。因为人们不懂就否认它,是唯心主义。”她说。

冯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马丽。但我觉得,他似乎同时看着我们(他的探亲假早过了,却呆在北京不走)。这时,他清了清喉咙
,折衷地讲了些隔靴搔痒的话,我们都不高兴。

走出冯明家,我们破例在白天来到这个小公园。她问了一句:“你知道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吗?”

我不知道。司马丽似有揶揄地说:“难怪了,你专读古典作品不好。从荷马史诗到现在两千年了,小说的技法有多大的改变呢?绘画也是这样。固步自封。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动这种艺术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义从哲学上肯定了这种革新。我现在很困惑:老这么做技术练习,将来能有成绩吗?”

“你,太不实际了。”我委婉地说。

她低声说:“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国。我不想过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笔下的家一样充满着勾心斗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况我一定短寿。先天性的悲剧
。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所以,阿谀奉承不能使我发笑,流言蜚语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来就不会哭也
不会笑。贝多芬的第五部——《命运交响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希望!我觉得真正懂得贝多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

我接道:“罗曼·罗兰。”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
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
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这天晚上我回去的特别迟。推开宿舍门,勇人正在灯下练习拳击动作。他把灯泡想象成一个发光的拳头,正绕着它一次次地闪躲。

我忽然发现这些日子简直把他忘了。只觉得他好像出去得更早,回来的更迟了。

我往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发呆,勇人停止练习,他的第一句话就有火药味:

“你到哪儿去了?”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他并不看我。

我疏忽了。以前应该处处防范他才对。“几个小时。”

勇人的头撞了电灯一下。“你别干坏事……”

“我很正派……”我断断续续但十分坦然地说:“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勇人抑郁地斜睨着我。“我们是在姐姐家一块认识司马丽的。我们都应该对她好。道德……”

这些都像一场弓张弩拔的大战的序幕。在我心里,初恋(仅仅是单恋也未可知)的强烈感受压过了多年的友谊。我第一次怀着戒心回想勇
人的一举一动,他接近的人,平常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得好好去读《资治通鉴》,着手为彻底决裂作些准备……

这一夜我作了许多梦。而司马丽和勇人,在不同的梦里担任主角。

过了几天,司马丽很兴奋地来到我们宿舍,口若悬河地讲她昨夜看到一颗流星,于是追随着天上的闪光去思索。她后悔自己埋头点、线、
形的练习,没有用存在主义指导绘画,没有用画笔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自我精神。真是糊涂。她估计自己的绘画将出现转折点,这不能不归功于流星……

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铅笔,让我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我画肖像。

我无法理解司马丽多变的情绪。况且她的话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为了不使她扫兴,我一动不动地给她当模特儿。她就像大画家似的,先从各个方向
打量我,然后在纸上做着勾描。

我用凝聚的目光注视着她。我也在给她画肖像,是绘在我心里。

司马丽画着,同时谈论着:“你的形象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善良。人们都愿意对善良人讲心里话。这于你写小说十分有利。最善于鉴别
男性美的是画家。其次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男人,”她不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指同性恋者。“第三是女性。我希望每天给你作一幅肖像,几十年不间断。”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司马丽异样地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朦胧的了。

她戒备地抬起手,很聪明地暗示我:“拉斐尔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在雅典学院门口辩论的情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支持柏拉图……”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我也是……”

司马丽用更强的充满热浪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

晚上,我失眠了。爱情应该是圣洁的。我为难地犹豫着:要不要把伍行浩的那件丑事告诉她……

终于,在那个深秋的月夜,那个结束我们友谊的月夜里,我不再谈那些海市蜃楼,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她:那天她遗失钱包的时候,我也在同一辆电车上……

“是吗?”司马丽没听完就咯咯地笑起来,“我早就这样想过!”

这笑声使我心惊胆战。

“我早就想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在我身旁,你应该在!”她热情洋溢地说。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鼓足勇气,讲出了真相。但是只字没提到勇人,只说是我一个人不好。那个伍行浩是混蛋……

司马丽仰在椅背上。很奇怪,她的笑容并没有马上消失,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每次劳累和每次病痛发作时那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声音细若游丝。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渗出,沿着光洁的面颊滑落下来。

她又在这句话里添上一个字。

“原来你是这样的坏人啊。”她的嗓音变了,几乎同男人一般粗嘎。

月光下,晶莹的眼泪流到她那还漾着笑意的唇角上,不动了,停住不动了。







正像花蕾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一样,我们的感情还远没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就突然夭折了。

原来,某些秘密人们应该永远埋在肚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一丝一毫。我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但是迟了。

我和司马丽连续十多个晚上没有见面。我反复考虑后,在一个初冬的阴沉沉的下午,到儿童医院去找勇珍。希望她能帮助我们重归于好,
也许我们的友谊就像青草那样还会再生。

病房的值班室里,勇珍正在翻看患者的病历,手里握着粗粗的红蓝铅笔。

“勇姐姐。”我还沿用小时候的称呼。

她挺高兴,照例说了句:“比上次见你又高了一点儿。”然后让我坐椅子,自己站着说话。

我想着怎样把事情讲出来。最难办的是伍行浩那一节,这种坏人坏事说不出口。

“我弟弟说你在写小说。我听了甚至非常感动。”她先开口。“像你们这样大的中学生,还有很多幻想和好奇心,我很羡慕。”

勇珍的两手草草地翻着病历,漫不经心地看看有什么新的记录。“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写呢?”

我搁笔好长时间了。自从司马丽说这不是艺术以后。我决定苦读一阵,水平提高后再写。

我想了一下:“文学创作好像是下意识的精神劳动。我拿起笔,每一次都觉得是在做文字游戏。让一个个字把空白格子填满,凑够一定行
数,就是一篇文章。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弄不清楚。”

勇珍勉强地点点头。“现代中国小说好的不多。高尔基有句名言你当然知道:‘文学是人学’。人物性格是最重要的。《欧阳海之歌》比较好,尽管这部
书的文学水平不高,但是它塑造了欧阳海的光辉形象,我们看了很受教育。《边疆晓歌》正相反。它的文字相当华丽,可
是没有人物,没有意境,读者看了虽然满意,却不是好作品。”

“我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我遗憾地说。

“你真傻。写小说的人没几个读过大学文科。大学生反而写不出小说。因为小说家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大学课堂上根
本学不到这些。你想,中文系教授能写小说吗?高尔基只读了几年书,他把社会当作自己的大学,用独特的作家的眼睛,观察人欲横流的
世界,终于在二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你年纪小,不要急于成名,那是虚荣心在作怪。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不少作家都是吃尽了
千辛万苦,到中年以后才一鸣惊人的。”

是的。现在我年青,二十年以后也不算老。有二十年卧薪尝胆的苦功,铁杵是能磨成铁笔的。

勇珍微笑着:“你不要太自信。搞了几十年没有成就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像冯明的父亲,名为浙江美院的教授,在巴黎镀过金。作品呢?却
没有像样的。冯明拿了几幅给我看,简直不像出自成年人的手笔。冯教授自吹自擂,说这是表现主义艺术,画出了画家自己的主观世界。莫名其妙。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很
稚拙。不对头啊……”她轻松地批评自己的公公。“我这些都是外行话。陆子,你倒是挺用功的……”

我感激地说:“你的话对我有帮助……”

勇珍讲到自己。“写小说应当有热情。从前我是有热情的。从医学院出来,我在妇产医院实习了一年。好几次林巧稚院长查病房,后面跟着一大群只会溜须拍马的人。
可是我上前拦住她,提出对医院工作的意见。比如医生对工农患者冷淡,有些庸医技术太差。弄得这位国内
外知名的权威很不愉快。那时候的热情,真是不可思议。我钻研业务,也读小说来陶冶性情。并且试着把文学知识运用在医学上……”

我兴趣盎然地听她讲。

“小孩打针。每个孩子都哭。我就想了,对那些懂一点事的四、五岁的病孩,打针之前,先讲一则童话,然后给他看注射器,说这就是童话里的仙针,能给人健康和快
乐。我经常信口编些故事,开头都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只是后面各有不同。才能不是世袭的。
儿童的求知欲,需要懂教育的大人耐心地诱发。一回,我给一个小男孩念歌谣:‘乒乓球,圆又圆,中国选手容国团。’谁知他应声道:‘乒乓球,方又方,中国教练傅其芳
。’真笑死人了。根据医护分工的原则,这些不是我份内的事。可是我愿意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笑脸。

“人是会被环境改变的。久而久之,我的热情冷却了。早就听人讲,医生的职业病是冷漠,果然如此。幼儿死亡本来是最不幸的事情,在
医生看来,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总要有万分之几的儿童被不治之症夺去性命。比如这个病人,”她举起一份标着“32.1”字样的病历。也就是32
号病房第一床上的病人。“这个女孩患着白血病,马上就要不行了。她的哥哥却梦想妹妹还能出院……”

勇珍靠近窗户,沉思地看着医院里淡黄色和灰色的建筑物。“每天我从家里到病房,从病房到食堂,再到病房,然后回家。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似的。热情呢,没有了,
到那边,到太平间里去了……”

她突然转身说:“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

我想不出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她有些凄凉地道:“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不便说话,黯然地看着她。

“今年我有进步。往年今日,白天是在半睡眠状态,什么事也做不成。晚上眼泪总要洒湿枕畔。我想妈妈,每年的今天想得特别厉害。当
初,有个人不喜欢我妈妈,我妈妈也不喜欢他。现在想来……”她说不下去了,“陆子,你还小呢!……我每天都接触好多为儿女焦急的母亲,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妈妈。母爱
是人类最强烈最绚丽的感情。有个不足月的婴儿死去后,他的母亲当场疯了。医学上叫做‘精神分裂症’。它的发病原因不外乎突然的刺激和持续的刺激两种。

“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但她也患这种病。对我来说,她是妈妈,也是精神病人……”

人是最复杂的。

勇珍把病历马马虎虎地放回原处,忧愁地叹着气:“我去病房看看,你也来吧。”

在没开灯的昏暗的走廊里,她轻轻地哼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到后来,多余的字音全都漏失了,只剩下低切的深情爱母的呼唤:“妈妈——妈妈。”

32号病房和我们宿舍差不多大。唯一的病床上躺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尖颏的脸上色同银纸。单看这气色,就知道她生命的火快要熄了。

旁边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我倒吸一口冷气。他是非常著名的的地头蛇——“老畜牲”。这是绰号,至于他在户口簿上注册的正式名字,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勇阿姨,我的病还能好吗?”小女孩气息微弱地问。

“大夫,求求您。”老畜牲嘶声说。他不够二十五岁,五大三粗。头上扣着制服帽,脸很宽阔,有十来个带刺的脂肪疙瘩。嘴像兔子似的裂成三瓣。两只常干坏事的粗糙的
大手,压放在膝盖上。“求您多给瞧瞧,小妹可怜。”他说得很慢,可能怕不慎带出脏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死了就不得了啦!……”他苦求着,也不管这些话给病
孩什么影响。

勇珍没睬他,认真地问询了“32.1”的自身感觉。然后才看了看老畜牲。他那双较小的眼睛里,充满着哀伤。

“还好。”勇珍不动声色,“再服用一些药。”

银脸女孩仰着头,很天真地问:“阿姨,我快死了吧?”不等答话,她用嫩弱的童音,评论死亡:“人家说,死了像睡着了,这倒不错。阿姨,我比昨天疼多了,全身疼。
能睡着也好。我不哭,我哥哥打群架断了胳膊都不哭,我再疼也不哭……”

老畜牲气急败坏地制止她。

“32.1”不满地嘟着小嘴:“你他妈管得着吗!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阿姨,我会死吗?”

勇珍抚摸着她的脸蛋,“你这么小,怎么会死呢?你很快就会出院的……”

小女孩不信:“我怎么不会死呢?比我小……”

勇珍不再说什么。我们一道离开。

老畜牲也跟出来,哭丧着脸,嘴里絮絮不清:“大夫,您看她……”

勇珍客气而有分寸地说:“‘32.1’的病我们治了很久了,家属过于着急也无益处。照顾病人的时候……”她又讲了许多医学专用的拉丁语。

老畜牲听着这些圆滑无用的话,似懂不懂地点头。还想再说什么,勇珍已经走远了。我和他打了个照面,他眼皮垂着,脸部肌肉伤心地抽
搐着,还在说:“我等会儿出去给她买点水果,嗯嗯……”

回到值班室,勇珍胸有成竹地说:“‘32.1’不行了。她最多还有一天一夜。她哥哥哭疯了也没用。”

于是,我们又回到先前的话题: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表现,治疗方法。

正说着,门开了一下,司马丽披着一条淡灰色的围巾站在门口。她看到我像看到怪物似的,转身就走,门砰地被带上。

我喊她一声,又觉得这样不妥,便抽身追出来,跟在她后面,走出医院。

她在前面快步走着,背后拖下来淡灰色的围巾。决裂那天晚上的情景,刺痛着我的心。我停停走走。前面,司马丽正在横穿一条马路,她是从我心里走出来的
,我感到这样空虚……

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跟踪女人。没经验,一点也不注意群众的观感。不少行人对我怒目而视……我径直向着那淡灰色的围巾,向着那依稀可见的背影走去,慢慢地走去。

最后,我们到了城外一处空旷无人的废墟上,我喊她的名字,司马丽这三个字在流动的冷风中颤抖。

她转过身,神情非常惊恐地看着我后面。我也往后看,只见几十米外,老畜牲率领一伙地痞,向我们走来。有几个手握明晃晃的匕首,助威地间或发出一、两声呐喊。

我猛地想起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好像没顶的大浪从四面八方涌来,前面是浪,后面也是浪!我们在下沉……

他们说说笑笑地围过来了。

这伙人大约有十一、二名,个个长得鸠形鹄面。他们不愿意在冷风里站太久,不耐烦地喊起来。

有个眼睛像鱼一样凸鼓的瘦子,心花怒放地说:“跟这主儿换换衣服!”

“手套也是好手套。”旁人应着。

其余都是针对司马丽的议论。每一句都像垃圾那样肮脏,像他们本身那样下流。

冷风中,司马丽在发抖。

“嗬,她还有条软围脖儿。俺爹一清早去扫街老是呛风,戴它一准合适。”这是某一位孝子的声音。

这种时刻必须临危不乱。我尽量自然地说:“我见过世面。如果你们手里拮据,明天把钱送到你们家里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用
这些斯文话来缓和这批流氓,根本不对口径。

老畜牲一直沉默地看着司马丽。在他的小眼睛里,燃烧的欲火代替了焦愁。

“你们认识?”他略感意外。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说话。他又露出了深深的忧虑。“我总觉得勇大夫在瞒我。你说呢?我妹妹的病能他妈治好吗?”

“能好能好。保证能好。”我打包票。

他从我的话里得到一点安慰。“是嘛。我估摸着也能好。我们一块儿家去。”他充满幻想。事后我总觉得,正是这种幻想使他生了恻隐之心。

我利用这个空隙:“今天的事……”

老畜牲面孔很和善。“我不伤你。你回去,问勇大夫好。这个姐们留在这儿……”

我不愿意。他瞪起眼,“怎么不行?”说着从鱼眼睛那里接过一把本来是钳工用的刮刀,三面都有很深的血槽。他倒提着它,在空中挥出一道道
银色的弧线。“你一个人滚。如果敢乱嚼舌头……”刮刀的尖刃对准我的前胸,他灵活地一舞,我的第三颗扣子落下来,而旁边没有破损。“滚!”

我不敢不服从。那个鱼眼睛探出半个身子,邀请我撞一膀子。我自卑地绕过去,不敢往司马丽那边看。挪着,挪着……

忽然,我听见司马丽发出了一声惨厉的叫喊,回头看去:她半躺半跪在地上,淡灰色的围巾像绳索似的套着她的脖子。老畜牲抓住一头,
拖着她往黑暗处去。鱼眼睛那些人拍掌大笑……

司马丽完了!丽丽……

冷风吹来,我顺从风向倒在地上!







过了很久。天黑了,远处的人影早都消失了。我勉强撑立起来。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却又像失去了一切。我不敢想象……

到了一个三岔口上。腿软得迈不动了,看见路旁有片黑压压的树影,我摸进去,随便靠在一棵树上。这里面这么安静,风吹不进来……

我摘下帽子,用手套擦脸上的冷汗。老畜牲的三角刮刀,揭示了我性格上的缺陷:软弱和自私。唉。

“小弟弟。”后面传来很亲切的一声。

原来树影里还蹲着一个人。他在叫我。我很紧张,装没听见。

“你是等女朋友吧。”被冷风吹哑的嗓子。

“是哇。”我怕被他暗算,不能不说假话。

“我也在等一个从前的女朋友。”这人向我这边移了一下,但是整个脸还隐在暗影里,我只觉得那边好像有双转个不停的眼睛。

大约因为目的相同,他竟然和我推心置腹地攀谈起来。据他说,他是当年航空学院最著名的风流人物。在高中时就因为干了一件不好的事(从他暧昧的口吻来
看,无疑是生活作风上的错误),险些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后来校方念他年幼,没有严肃地处理。然而,他把老作风带进了大学,于是干得越发得手。

开始他讲得比较拘谨,屡次用“风流不下流”这句话当遮羞布。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变得直言不讳了。

我很用心地听着,把刚才的厄遇,置于脑后。不知怎的,我挺同情他。问他冷不冷,并且把自己的手套递过去。他很满意。

“你往前伸,唔。”他接住,“今天好冷。”戴上手套,他的故事更生动了。“最后我倒了大霉。系里有个华侨出身的女同学,不少男同
学追她。我以为她家里非常有钱,也参加了角逐。”他向我披露着卑贱的心理活动:“我完全是为了钱。我集中精力对她展开攻势,我们发生了关系。
这个过程我一个月就完成了。谁知,有些华侨没什么钱。我上当了,这个女人生活水平比我还低。我上当了。本来,我可以圆满地和她分手。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我操之过急了。”他不清不楚地交代了结局,“结果,我落了个不妙的下场。”

我觉得冷了。静静地等着下文。

他坦白地说,好几年来,他一直积极地准备报复这个女同学。最近,他得知这位华侨要结婚了,于是带着当年的信件,打听出那对未婚夫
妇,每夜必定经过此地。他在这里埋伏着。今天是第一夜……

世界上竟有这样高深莫测的事情。

“北京市,每人平均生活费是多少?”他向我发问,想知道这次突然袭击,能得到多大的经济上的好处。

我不知道。我的社会常识这样贫乏,真不该去写小说。

他折了根树枝,借着树影里透出的微光,在地面上划着。

“两项相加等于……一年十二个月……乘以十二。”他进行着四则运算。

等他的核算告终,我问:“这么高强的手段,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说的比较详细。最初,他观察那些情场得意的男人,不是具备潇洒出尘的才子风度,就是依靠挥金如土的富贵气派。这两种人最容易使不识英雄的女子动心
。但是他全靠自己的手段。他是学理工的,没时间也没必要浏览全部文学作品。而是有选择地精读了几部最著名的爱情小说,终于揣摩出一整套攫取
人心的法术。他讲得玄乎其玄,我觉得可以归纳为:各个击破,得一是一。

“有些女同学非常纯洁……”我说。

“纯洁没用。越是纯洁的人,抵抗力越弱。接触一点坏人坏事以后,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了。”

我不响。这些话居然与辩证法暗暗合拍。

“你们太土。”他抨击当今的男女中学生,“你们把大街也当成交际场所,真不像话。我的一个堂妹是军区的,家住在西山,天天不辞辛苦地乘机关的车子进城。
穿上将校呢或者民用料子,在西单商场那一带鬼混。她不懂文学和音乐,除了陪男朋友压马路,什么也不懂。分明是二流子……
要知道,当年我们谈恋爱,经常用外语对话。我们都是头脑发达、精力过剩的优秀生。你们这些中学生啊。三十年代有个
电影《马路天使》,依我看,在马路上选择男朋友的女生,全都是马路天使……”

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新鲜,生动。

他大发牢骚:“人类进步应当这样:住房越来越大,食物越来越好,情欲得到充分满足。”他认为人类像个大数轴,而他本人是很大的正数,需要许多负数的总和来平衡他。

这些话毫无道理。旧中国的苦难,三座大山的压迫,大家记忆犹新。所以,他的抱怨没有煽动力。

我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的谬论。

他干哑地笑笑:“嘿嘿。咱们萍水相逢,不必吵嘴。你还小呢。在社会上闯闯可以明白许多事,遇到许多有趣的人。你给我的印象很好……”

这时候,远处街心走来一对男女。他迅速地跃起,拨开树桠观看着,喜悦地说了句:“来了!”然后拍拍我的头,小跑着过去。

我始终没看清这个人的脸。路灯照出了他的后影,在男人里算矮小的个子,有些驼背,肩上有一层白霜似的头皮屑——明明是猥琐的蛆虫般的小人。

这条蛆虫摸出几张纸。他们三人相遇后,他把纸拿给男的看,还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话。然后,然后他用戴手套的巴掌,打了女的一记耳光。那个女的受了侮辱,双手捂着脸
。男的像筛糠似地浑身哆嗦,没有抗议……他们一同折回去,在寒风中,那条蛆虫昂首走在前面……

夜深风紧。我被镇住了。这个小人多残忍哪!哦,他弄走了我的手套,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值得藏入记忆的话语。

半夜了。我还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胡逛着。人在困难时格外需要朋友,今天晚上勇人在哪儿?

在一条寒酸的死胡同里,我看见有个门上钉着“公用电话”的铁牌,没想就进去了。

屋里挺干净。中间生着煤球炉子,很暖和。电话机安放在长桌上,美观的毛笔字写明每次通话的费用:四分。桌上另一头放着个便碟,里边盛着豆腐干,油爆
豆。旁边还有一杯兑过蒸馏水的白酒。这家的老头子还没睡,我进来之前,他正在独自喝酒。

老头说他儿子病了,要我打电话时小声一点儿。在角落的大床上,里边按北方农村的章法,堆着夏天的衣物。外边睡着一个小伙子。我觉
得眼熟,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伍行浩!

深更半夜,我意外地闯进老伍家里。

伍行浩用几件旧上衣裹着头,脸向着墙,喉咙哽动着一阵阵的微响。枕边有几个圆圆的金属薄片,我拿起来掂掂。勇人说过,能干的扒手爱把硬币放在铁道上,让疾驰
而过的火车把它们压成薄片。扒手们就用这薄片,在汽车上划开别人的口袋。我当时不信。现在相信了……

“他怎么了?”我惊讶地放低声音问。

伍行浩的爸爸难受地说:“他挨打了。头上流了不少血,让坏孩子打的。我得等到夜里喂他中药,这个鸡蛋也是给他留的……”火炉上煮着个相当大的鸡蛋,壳
上有一圈凝固的蛋白。

“他真倒霉。”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打电话,先和“04”查询台纠缠了一阵,又费了几番周折才找到勇珍。

“没看到我弟弟。他神出鬼没。”勇珍在那边,在儿童医院说。“‘32.1’差不多了。她哥哥傍晚出去了半天,刚刚回来。现在又哭
又笑,给每个大夫护士鞠躬,还按流氓的礼节作揖。我们开始输氧,做最后的抢救。喂,你和司马丽是不是吵架了?……”

放下听筒,我怔着不动。

那个老头一直闷闷地自斟自饮,这时无端地和我搭上话头: “你今年有二十岁?”

“不够。”

“好!”他这声喝彩吓我一跳。“真好。当年我在巴黎留学时,比你大,二十多岁。”

我惊异地注视着他:老头不止六十岁,脸有些发福,气色却是灰黄难看。喝着酒,做着龌龊的搔痒动作。如果在街上和这种人相遇,我绝不会看他一眼。

“你去过巴黎?”好在老伍睡得很死,我问道。

“去过。”伍老头嘴对着酒杯,却舍不得喝,虚晃一下,放下了。“几十年了。我家祖辈都是做生意的,好几代人都和洋人有瓜葛。我的父亲自费送我去法国留学,以便更好
的和西洋人打交道。二十年代末期,我从上海乘意华航线上的轮船,到了欧洲。”

他嘬酒。我坐在桌旁,搭起了舒舒服服的二郎腿。

这老头有些古怪,有酒助兴,他什么都肯告诉我。“在意大利我逗留了几天。逛了两个城市:威尔弟的故乡热那亚和民谣常常唱到的索莲托。是哪
一天呢?我进入巴黎这个花花世界。在国内,我也算是贵人子弟。在巴黎,我那一身马褂显得寒酸极了。巴黎流行的新式服装真有魔力啊……”

他讲的那时早就过时了。国外的时装总是像闪电一样朝出夕改。在香港、卡萨布兰卡这些不必纳税的港口,奇装异服的变换尤其快。

我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提问道:“您在年轻时候有哪些活动?”

我满心以为他能讲出什么名堂,谁知竟是:“年轻时候爱踢足球。我在球场上乱来,设法把别人摔倒;踢完足球就旷课,逃学,去和法国马丹调调情。这些马丹们多半是在
世界大战中丧偶的。我天天和马丹在各条大街上溜达。小时候记住的事到老都忘不了。现在把我放在巴黎的任何一个区,我也不会迷路。夜里我到跳舞厅去借宿。根本不读书
。当时的中国又大又弱,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认为黄种人是劣者。干脆趁年纪轻轻,及时行乐。卢梭在晚年写过一部《忏悔录》……”

“我精心拜读过。”我插道。卢梭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思想家。即使他在少年时代的放荡行为,也包含着深刻的精神上的探索。但是卢
梭的想法长期得不到世俗的谅解,巨大的舆论压力弄得他几致神经失常。到了晚年,他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忏悔录》。

伍老头嘉许地点一点头。“我对卢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整整一生都在自然要求和禁欲主义之间痛苦地徘徊。他相信个人的力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最纯洁的人。”

伍老头的脸有些红了。也许是酒液染成的。

“我年轻时走错了路。我本来想报考索本大学,啊,居里夫人曾在那里求学。我租了一间房子,同一个公寓里,还有两位比我年长的中国同学,一个姓冯,另一个复
姓司马……”他说出了冯明和司马丽两人父亲的名字。

我大惊。

他并不看我,只顾说着:“冯君专攻美术。司马这人有些司马氏传统的机智,可是没有用武之地。我吃喝嫖赌以后也很无聊。我们三人一
起在塞纳河边散步,每天必谈的热门话题就是我们的前途。当时,日本人一次次欺负中国,蒋政权腐败透顶。你在历史课本上学过,一九
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的人到处都是。每天都有人跳塞纳河自杀,报上整版这种新闻。我们很苦闷,又没有
找寻革命的勇气,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法共的人道报都不敢看。我们只敢酗酒,赌钱,乱搞男女关系……”他老脸无羞地说了许多
事。“你也许听过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名字,三十年代过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徐志摩有几句诗道出了我们的苦闷:

‘我不知道风

         是向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里

         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父亲得知我不务正业,一连几个电报打到巴黎,有一封只五个字:万恶淫为首。唉,我如果听老人家的话,改邪归正就好了……”

伍老头伸手捞了几颗不好消化的油豆,送入嘴里,有些炫耀地说:“那年,邹韬奋先生以记者身份也在巴黎,和我们三人同桌吃过饭。我
和邹先生离得很近。”他费力地嚼着豆子。

“几十年一下过去了。冯君拾了一些洋艺术家的牙慧,自鸣得意。回国后他在杭州教书。”

“另一位呢?姓司马的……”我轻轻地问。

伍老头很不服气:“他交了鸿运。抗战初期他取道苏联回国。不知怎样一来,巴结上了沈钧儒、陈叔通这些社会上的巨人,攀龙附凤,他现在全国政协。”他还说,
如今他和两位故人完全断了联系。地位悬殊,再好的朋友也不是朋友了。

伍老头咂着这杯舍不得饮完的白酒,又开始自述他的现状:在法国,他荒废学业,中文忘了。回来后,收拾起中文,法语又忘了。两头落
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得在北京图书馆的资料部跑跑龙套。他爱人在街道上工作(他指一指电话机)。他到了风烛残年,懊悔之余把
心愿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取名叫伍行浩,切望伍家从这一代能走上浩大的坦途。

伍老头这才把酒喝光,发现自己面前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叹了口气。“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价值。想为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服务,没有本事!只希望ⅩⅩ(老伍的奶
名)吸取我的教训,多多看些书,学些有用的本领。”他用我无法形容的钟爱的眼神,看着那熟睡不醒的亲骨肉,自言自语:“每个月总要有几回,他鼻青脸肿地回家。
莫不是他在外面干着不可告人的事?”

我不愿使他伤心,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头儿——老留学生听了挺愉快,胖脸上呈现出望子成龙的幻想。他下了决心,打算教育儿子:“我等会儿喂他中药,给他吃这个大鸡蛋
。明天我就劝他读书。他不读,我就给他看看我这满头白发,劝他读。”他充满幻想,“ⅩⅩ会听话的,不和外人来往,呆在家里学知识。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
与帝王家。’有学问就能有荣华富贵。嗨,要站着做人,而且一辈子站着,不容易啊。”

这位人生战场上年老的的败将,激动了。

我言不由衷地说:“您的儿子看样子比较老实。”

老留学生松弛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把美好幻想寄托于未来的微笑。

墙上的老式自鸣钟响了一下。午夜一点。到伍行浩吃药的时候了。

我连忙告辞。

伍老头给我展示出人生的另一种结局,失败的结局。世界是广阔的,但是路没走好,也还是要处处碰壁。几十年的长期较量后,少数佼佼
者夺取优胜,飞黄腾达,赢得幸福,赢得爱情,在各方面如愿以偿;而其余的泥猪疥狗,只能沉没在烟波浩渺的人的海洋里;像伍老头这样的弱者甚至不配作
父母。这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

我不知不觉地走到冯明家。推开院子的门,屋里透出暗弱的光线。我觉得有些蹊跷,轻手轻脚地溜进院里,差一点喊叫起来,冯明和司马丽,正在里面!

冯明用一种舞蹈演员的优雅的步伐,在室内进进退退,并且重弹“我不幸福”的老调。他没戴平光镜,我初次发现他有一双城府很深的奸雄的眼睛。

司马丽坐在床边看小亮亮。她的脸色惨白得有些吓人。

我像猫似地隐在窗下,聚精会神地辨听着,偷看着。

“……陆子。他是坏人,坏极了的人。”司马丽有点□吃地骂我。接着,她余悸犹存地诉说着我们遇到的不幸。谢天谢地。老畜牲并未得逞,司马丽被一群过路的老工人拼死
救了下来。她本人平安无恙,只丢失了那条浅灰色的围巾。

我在窗外大大松了一口气。

冯明不太感兴趣地听着,他顺势攻击我:“陆子,无能之辈啊。他只会说空话,划火柴。完全是:白痴。”

这个词里包含着刻骨的敌意。它沉重地捶击着我的灵魂。我垂下头,再也看不到,听不见了。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的后来,我吃力地抬头再看,隔着薄薄的窗帘,他们像在雾里。

冯明缓慢地逼近司马丽。她受惊地往后退着,不慎碰在婴儿床上。小亮亮大哭起来。冯明厌恶地捏起一个橡皮奶头,堵住婴儿的嘴。

“我爱你!”已经作了父亲的冯明,双手揉在一起发誓。他诱惑地讲着:女作家乔治•桑与诗人缪塞共度蜜月以后,又和肖邦同居了七年
。冯明断言浪漫不拘的作风可以激发灵感。

司马丽看来疲倦极了,不能自持地倚在床栏上。但是这一回她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沉思地凝视着冯明。

室内漆黑。我眼前顿时也是一片漆黑。

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


(以下绿色字体,微缩胶片第53帧缺页,依据原稿补全)














这天夜里,勇人也出事了。他和同伴们在海淀区路劫行人,不幸与体育学院强大的巡逻队遭遇。他们全被解往体院。勇人被单独关在一个密闭的装实心球的仓库里。

优秀的人在特定场合下,往往可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半夜,勇人空手在墙壁上打出一个大洞,又撬了一辆自行车,骑进城里。

大约上午九点,他回到宿舍,把我从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中摇醒。

“陆子!我遇到了一件大事……”他坐在床上,说出的话不如往常那样简洁。“……有个很壮的运动员,我得恨他十年!把我往仓库里一
推,又踢了个扫堂腿,我摔在实心球上,两眼发花,一点劲儿也没有。他们在外边上了锁。那里面黑极了,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
门在哪边我都忘了。你不知道,昨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挨打以后,真想妈妈呀。妈妈。到夜里风吹树动,好像是妈妈在叫我回家。于是,
我不顾死活,就近在墙上捣出一个窟窿,一气抽下来十多块整砖……我逃跑了。”

昨夜我在外边冻得太久,有点感冒。我披上衣服,懒懒地不想下床。

勇人紧张地又说:“陆子,我遇到一件大事!”

“你不是讲完了嘛。”

他期期艾艾地说:“不是这件。这件算什么。你别生气,我告诉你。司马丽刚才对我说,她要和我好……”

我翻身跳起来,“不可能。绝不可能!”

“真的。”勇人又是背对着我。“我进城以后先到姐姐家里,没人。桌上有一张冯明留下的字条,说他有特急的事情,必须马上返回哈尔
滨。小亮亮枕头下有一些钱,是他路费以外的剩余。我看看表,如果他乘凌晨的火车,这时已经过了天津了。这个人真古怪。临走还把屋里收拾得十分整齐。

“我随便煮了点面,正吃着,司马丽来了。她披头散发,眼睛被风吹得又红又肿。几天没见,不知怎么,我觉得她比以前大了好多,像大人。

“我给她让座,给她看冯明的字条。她没坐,把便条看了好多遍。又看看姐姐和姐夫的结婚合影,看看只知道睡觉的小亮亮。她显得十分沮丧,像遗失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

“过了半天她问:‘冯明是谁?’我对她说冯明是我姐夫。司马丽的神经很不正常,一定出什么事了。

“这时候小亮亮忽然大哭。我当然没办法。司马丽仿佛被惊醒了似的到小床边,拿起一个橡皮奶嘴,哄他。小亮亮不哭了。她还不走,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孩,
隔一会儿叹一口气。然后把随身带着的钱都拿出来,放在小孩的枕头边上。我连连说这没有必要。司马丽苦笑着朝我走过来……”

“啊?!”

“她突然扑到我身上……”

“哦。”勇人的话再现了司马丽的精神状态。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勇人脸红了。他看着我:“陆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想瞒你。这事奇怪。从前,我看你每天晚上去找她,心里特别嫉妒,是嫉妒。我们都不是小孩了……
苦想了几个晚上,我下了狠心,把友谊放在第一位。希望你终身幸福……”

我感动地望着他。这里的每一句话肯定都是真实的。

“我用一件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什么事,你明白的。其余时间看书。看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后,我更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哈姆雷特的叔父杀兄夺嫂,卑鄙已极。
咱们不是像亲兄弟一样吗?”

“一样,一样。”

“所以,陆子,你也能想到,司马丽扑来时,我的心情该有多么复杂。我挺害怕,小心翼翼地用臂肘推开她说:‘不能这样。这样对不起陆子。’她沙
着嗓子喊:‘是陆子对不起我!’于是,她全告诉我了……”

我喘着气。

“陆子,你怎么能自己走掉,把她剩给那些流氓呢?万幸没出大事,只丢了一条围巾……”

我不作声。这么多意外的事情接踵发生后,我好像无权力争了。

“我明白了。原来她被流氓吓坏了,神经受了刺激。便打了一盆比较凉的温水,让她洗脸。我妈妈活着时,每逢她精神分裂症发作,我都这样。等司马丽情绪
稳定一点,我就好言安慰她,劝她不要总想那些可恶的人和可怕的事。我答应给她报仇,把围巾弄回来……”

我冷冷地道:“你弄不回来,昨天是老畜牲……”我还说,如果勇珍的估计正确,老畜牲的妹妹刚死,他肯定还在儿童医院。

勇人脚步拖沓地走了几步,脸上有几分惊恐。他长时间地犹豫着。最后道:“我找他去……”

我十分糊涂地说:“我去买一条围巾。你何苦……”

勇人非常坚决:“那不行。我去。”他拿起一本还没看完的小说,把内容提要草读了一遍,惋惜地丢开了。又从床褥拿出一柄菜刀,用旧报纸包住。然后,他开始整理东西。

这一去就像刺秦王的荆轲,不可能回来了。我惨然地看着他。

我送他出校门。勇人摇摇晃晃地骑上那辆体院的破车。当他出去十多米时,我突然感到不堪忍受的愧疚,便急跑着跳上后架,两手围着他的腰。勇人没回头,骑得更快了。

勇人把车存在医院门口。将存车牌扔进马路旁的泄水池里,这辆车永远没人去取了。

在一层,我们碰到刚刚下班的勇珍。她关心地问我:“昨天到我家去住了吗?小亮亮好不好?”

勇人皱皱眉,不理姐姐,三步两步地往楼上跑。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快步跟着他上楼。

后面,勇珍还在说:“我到传达室等你们,冯明在家……”

她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呐。

按照病房的惯例,午饭前总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是安静的。我们进入病房区时,四下静悄悄的。

32号病房的门大敞者。里面的病床成了停放尸身的灵床。最后抢救用过的氧气瓶,还没有搬走。不到一天里,“32.1”从一个能说
出某些肤浅的看法的小女孩,变成了僵挺的死尸。司马丽的淡灰色的围巾,盖着她的脸。

老畜牲绝望地站在床边。他脱去了帽子,我看到他那可怕的头颅:顶上三分之二的面积完全秃了,肉色嫩红,好像从未生长过头发。脑后
有一条不知怎样造成的刺眼的大疤,上面还挂着几截羊肠线的断头。大约当初医生知道他不是好人,有意缝得马马虎虎。

老畜牲悼念地垂下这颗头。嘴里嘟嘟囔囔的,并且轮换着用两个大拳头擦眼睛。

我恐惧地往里看。不怕死人,而是害怕活人。

勇人在走廊里无声地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停在我面前,呼吸短促而急剧:“陆子,你快走吧。以后好好着。对了,如果缺钱用……”他告
诉我几个取钱的地址,也提到伍行浩:“他家住在破胡同里,门外有个传呼电话的牌子。伍行浩的爸爸是个岁数挺大的老不死,不欢迎别人去找,你得装成打公用电话的,
混进他家里……”

勇人亮出菜刀,在楼道的暖器上磕了几下,觉得很合手。然后匆匆往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糖,扔掉锡纸。他把持刀的右手背在身后。

我不走,呆若木鸡地站着。








勇人扬起左手,拇指与中指一擦,朝老畜牲打了个响亮的榧子。

“什么事?”他昏昏沉沉地问。

勇人迈进一步。由于嘴里有糖,他的口齿不够清楚:“你认识他吗?”左手指着我。

老畜牲的样子远不如昨天凶悍。他好像很困,用眼角扫扫我,无所谓地“唔”了一声。

“把围巾还给我。”勇人不容商量地说,口气强硬。“它是我的女朋友的,也就是我的。你!赔礼道歉!”他说着进屋,我也跟进去,勇人把门踢上。

“赔礼道歉?”老畜牲疲惫不堪,“你到外边打听打听,畜牲五九年开玩,六一年进‘庙里厢’(指犯罪少年管教所)。不懂给姐们赔不是……”

他俩的话都使我心中作疼。

“我是玩主。”老畜牲声音不高地宣称。

勇人说着骂人的黑话:“畜牲,咱们最好都慈气点儿,你别一掐只缩出个头儿!”

老畜牲跺跺脚,生气地咧开三瓣的兔唇:“今天我妹妹……算了,今儿个饶你一回。君子不和牛置气。”这位玩主把自己比作君子,“你们走黑道时留点儿神
,别让我碰着,如果碰着……”他轻蔑地说,仿佛我们只不过是他擒在手里的两只耗子。

勇人没回嘴。我盼着他借这个机会下台。这时,只听见外面北风呼呼地刮着。老畜牲弯身俯在灵床上,笨手笨脚地给妹妹扯扯脸上的围巾,好像怕死者着凉似的。

不料,勇人抓住了这个战机,他左腿跨出半步,在空中轮圆右臂,用从上向下的拳击动作,向着老畜牲剁去……

也许刚才不友好的对话,使老畜牲一直暗存戒心,几乎在勇人跨步的同一秒钟里,他警觉回头,本能地举手防护……

手背和刀锋撞在一起……老畜牲厚实的手掌上,现出一条煞白的细长口子,紧接着,血喷了出来。

我向后退着,仰靠在门上。

勇人占了突然袭击的优势后,像猛虎一样往前扑去。他的第二刀不是砍出去的,而是狠狠地往敌人脸上插去,捅去,左拳也猛击过去!

老畜牲招架着……

我像局外的看客,退向一边。

最后勇人飞腿踢向老畜牲的下体,又把没砍出什么成绩的菜刀垂直劈下,老畜牲注意着底下,稍一分神,刀中面部!

老畜牲立刻成了血人,硕重的身体一歪,摔在地上。

但是他的一条腿也踹在了勇人身上,使他向后踉跄着……

殷红的血。血从老畜牲脸上汩汩地淌下来,在地板上铺开了左一摊右一摊……两人身上都溅满了血,又粘又稠的鲜血……

勇人像醉酒似地蹲下去,在对手的脸上摸了两把,嘀咕着:“不是致命伤……还好……”然后把嘴里的糖啐在老畜牲的头上,巧克力糖还没怎么化开呢。

勇人的手松开,滴血的菜刀掉地。他语无伦次地说:“奇怪……老畜牲……我怎么打得过,你上手了吗?……陆——子!

“不对了……我一个人,怎能?……司马丽一定上手了,是她砍的……”勇人像梦呓似的说着,晃着到了灵床旁,用血淋淋的手从“32.1”头上抓起淡灰色的围巾。

他说出了一些比较通顺的话:“你快跑吧,把围巾还给司马丽……”

我不敢看死人的脸,也不敢看他。我接过围巾,只觉得一股凉气袭来。

我劝他像昨夜那样逃走。

勇人惨切地摇头拒绝,催我快走。“还给司马丽……”他的眼睛里充满着稀有的高贵的脉脉温情。

我托着围巾下楼。不多时,后面传来人群的喧哗,刺耳的叫喊……

这一切真像发生在梦里。

从古远的洪荒时代起,人类就一直在自相残杀着。少数人打架到规模可观的战争,没有一天停止。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我们却还像原始人那样,动怒时
抓起刀械,在仇人的肉体上,插进钢铁……

传达室外面站着换了便装的勇珍。经过一夜的紧张工作,她的样子又温和又疲倦。看到我,笑容满面地问:“我弟弟呢?看死人不肯下来了?冯明在家一定等得着急了……”

她还不知道楼上发生的事情呐。









勇人被送进分局举办的学习班。冯明消失了,干了坏事以后消失了。司马丽呢……

我完全傻了。我们的宿舍因为缺少勇人显得宽大了许多。我停止读书和写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神不守舍。

我们到底只有十七岁。

后来有一天,我和老畜牲手下的流氓狭路相逢了。那是傍晚,我骑车经过北新桥,迎面有几个衣冠不正的人在马路上溜达。我觉得以前见
过这批人,接着我发现他们为首的是那个“鱼眼睛”。我心里一惊,打算拐上便道,来不及了。

于是,我曲起右臂遮脸,同时加大速度,硬从两个面目可憎的流氓之间撞过去,拼命往前骑。这批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带爹带娘地破口
大骂,而且有人认出了我,好像是鱼眼睛在后面大声呼叫:“这回不能让他再跑掉!”

我在马路中央疾驰,同时提防着两旁跳出拦截的人。司马丽说的对,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善良。前面的群众看到流氓行凶,都主动散开给我让路。
我回头看看,只见许多砖头沿抛物线在空中飞着。

我急转弯,到了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没登记便闯进去。记起来,一个小学同学张三的表姐住在这里。她是政法学院的大学生。

我上楼后用力打门。正是这位表姐开的,她很惊奇:“是陆子!有什么事吗?”

“刚才有坏人劫我!”我粗喘着,喊声在楼道里造成回声。

她嘘住我:“我家里有重病人……”话音未落,里面果然传来嘶哑而虚弱的问话:“谁敲门?客人吗?”

张三的表姐引我进去,一面答复病人:“没有谁。是风打窗子……”

我坐定后,她给我张罗吃的。灯光下,我好像看到了多年以前的勇珍,也是这样爽朗,这样意气风发。每次我和勇人放学踢完足球,她都拿出糖和苹果,平均地分给我们。

果腹以后,我们随便聊天。她给我讲解什么是法律学上的“无罪推定”,介绍高等院校的运动,也谈到社会上流传的新闻。她问我目前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我答不出。

她道:“你猜我家的病人是谁?就是我那个表弟,张三。”

我愣了。张三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想到他就会联想到六一儿童节。他从小喜欢唱歌,嗓子像笛音一样清脆。刚才的破喉咙会是张三?

“你不见他的好。张三有点疯了,精神分裂症……”

我变色道:“啊?一个月前还好好的!”

她很心疼地说:“最近疯的。舅舅和舅妈急得不行,他们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儿子。可是我知道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我追问着张三的命运。

“十天前,我到舅舅家。因为有急事,我去得很早,没想到扑了空。阿姨说舅舅和舅妈经常在机关里过夜。我要去张三的屋子,又被阿姨慌慌张张地拦住。
我很奇怪,推开门吓了一跳:张三还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他也不知怎的拼了个双人床,被褥狼藉地巻着。旁边有个很秀气的姑娘,和你差不多大,披襟散怀,正
在用铅笔给张三画肖像……”

我暗忖:原来懂美术的女同学挺多呢。

她停停又说:“这是怎么回事,傻子都明白,何况我是学政法的。张三的脸一下变得血红,拿被子蒙着头不敢看我。那个女孩子却还镇静地作画,不过笔法也乱了。这样僵
持了几分钟,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们还是小孩,可是这样无论如何是很不道德的。我打算狠狠训他们一顿,又觉得这样效果一定不好。便摔门出去,听听里面的动静:张三哀
声叹气,那个女孩却咯咯地笑起来……”

她反感地摇头。我也表示强烈的不满。这时,我发觉桌上立着一张四吋的相片,上面有个比冯明还英俊的小伙子,远景是四季皑皑的雪山。我装没看见。

她往下讲:“真没想到,第二天张三就疯了。那女孩非常突然地甩了他,还把张三骂得一钱不值。张三回家后不吃饭也不理人,独思苦想,傻笑……
疯了。我去看时,病情相当重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嗓子算是毁了。张三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表姐!我很难受,尽量和颜悦色地和
他说话。张三还有一定记忆,他把事情讲得颠三倒四的,很神秘。但我还是听懂了。张三老觉得有人要暗害他,疑神疑鬼。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他,他不觉悟。
到最后,他扯着我的衣角,非要我去找那个女孩,劝她回心转意。我看着他那张孩气十足的脸,伤心得很。十年以前,张三也是这么揪着我的衣服,向我要小儿酥,要鸳鸯冰
棍。我怕他的病情恶化,迁就地按他说的地址去找。真胡闹。有个人(她不自觉地瞟了那张照片一眼)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爱情应当是两颗心相
击闪出的火花,而不应是一颗心硬叩另一颗心,勉强敲出的声音。’我记着他的话,永远难忘……”

那人的话真富有诗意,可惜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和司马丽击出了这样的火花,它熄灭得多么快呵。

“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有名的统战对象,家里的庭院挺大。我从院里穿过时,有个戴着法兰西便帽的老头子正打太极拳。他看看我,那目光里透着不善。

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

她说:“我和她谈到很晚很晚。我不想为张三说项,而是想知道这些堕落的中学生所想往、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个女孩的思想相当复杂。
她对张三得病感到歉意,还说对张三‘厌倦’了,要弃旧图新。这个女孩多奇怪呀!我们机关里也有一些很轻浮的小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天出去,谁也不知道上哪儿
去了。很晚才回来,有的干脆夜里也不回来。男孩们天天在背后议论她们,还模仿中世纪爱冲动的骑士,动不动就举行决斗。他们把这叫什么,一个奇怪的专用名词……”

“单挑。”我提示说。

“对。这些小孩傻乎乎的,头脑简单。张三那个女朋友不是这种情况,她说她的身心都受过严重的损害,什么损害,却又不讲。她说自己就像坐
在滑梯上,只能走下坡路,并且承认只想拿张三开开心。我对她说,你和张三还小,都应该走正路,干好事,永远进步。在恋爱中
应当严格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堕落是没有前途的,迟早要被社会所淘汰。淘汰的方法有几种,像张三那样发疯甚至自杀;再就是你们自己
去犯罪,毁灭自己。法律审判是严峻无情的。……这女孩看过不少书,说话时喜欢偷换概念。她不承认这是堕落,胡说这是体验生活,艺术的尝试……我质问她,这种
尝试代表了那个阶级的伦理观?会不会使人堕落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些行为多么肮脏啊!陆子,任何诡辩术
都会被阶级分析的照妖镜揭穿。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人,千方百计地拉拢青少年下水……”她审察地看着我,忽然说:“
你胸前少了一颗扣子,第三颗。你以前没发现吗?”

“……”我无话可说。

她从抽屉里取出一颗纽扣,又穿针引线,给我缝上。

“张三,现在好吗?”我担心地问。

“他会好的。”她乐观地说。“舅妈把他送到我家,换了环境,不接触过去的人和事,马上就好了一些。所以你今天和他见面不合适。舅
舅说过些天送他回农村老家,干干农活出出汗,什么精神病都能好。这些人呐,就像十九世纪文学里的‘多余的人’,对社会毫无贡献。整天无所事事又不太
守法,吃饭太容易,往往会平白生出许多病……”

我称赞张三优美的歌喉。然后,我和她轻声地一起唱歌——《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变低,而她改用悦耳的高声,我们重复: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然后,她直瞪瞪地望着那张相片,上面那英俊的小伙子也在看她。我们各自想着心事,谁也不说话。

“那个女孩子还是有些才气的。”过了许久她又说,“她和张三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几十张不坏的肖像素描。她把张三的每个姿式
都画了下来,立,坐,躺,卧,好像张三是著名的体操运动员。听说,这个女孩最喜欢阿依瓦佐夫斯基的名作《九级浪》……”

我手里捏着冷汗,“说了这么半天,她叫什么名字?”

“司马丽。你听说过吗?司马丽!”

我觉得地板晃了一下。接着,整个楼房也晃了一下。震动两次。便问:“刚才是地震吧?”

“什么地震?”她诧异的看着我。

我一言不发。

深夜,我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她在台灯下看自己的业务书。那翻动书页的声音,窸窸窣窣。

世上有很多心肠极好的妇女。她们能够透视出你善良的本质,而对你接连不断的失足,抱着真切的同情。仅仅出于这种同情心,她们就愿意
为你承担各种突然的祸事。近年来,由于时常铤而走险,我亲身感验到女性这种护卫别人的天禀。

我通宵不宁。总觉得墙那边的张三,正在痛苦中呻吟。

一个新问题在我心中崛起:如果举行道德审判,陆子有罪还是无罪?可以肯定,陆子是无罪的,谁也不会比他更好。

天将拂晓,她眼睛浮肿着送我出去。我们握了手,她担忧地怀疑地看着我下楼。

大门敞着,冷风灌进屋里。没有关好的玻璃窗砰砰直响,是风打窗子。



从此,我彻底变了样子。

我常常想起足智多谋的“手套”(就是航空学院的那个风流人物),
不能不佩服他对两性问题的明智的见解。他的话成为我研究司马丽走
向堕落的解剖刀。但是,当我无情地剖析司马丽的同时,也等于在剖析我自己。

以前我的生活太刻板无味了。其实,我比别人更应当及时行乐。

我先到勇人说的那些人家去取钱,全部落空。
他在学习班里已经交代了这些地址。但是,我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探出了一些安全的弄
钱办法。熟能生巧——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还在学校住。每天坚持四小时固定不变的学习时间,
以更大的热情去读书去写作。我从“手套”失败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如果没有人生的全局胜利作为基础,
情场上的胜利再辉煌也是靠不住的。

其余的时间,我用来阅人历世。细致入微地观察每一个人的面貌,
服装,心灵,思想。努力使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分析万事万物。
单从书本上学习社会科学,是坐井观天。

整个社会就是我的高中,大学,文学研究所。所有的人都是我传道,
授业,解惑的老师。

而且,经过自修,我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专家了。

司马丽有时还从楼下经过。在这时,无论天气多么寒冷,
我都打开窗子,我们心照不宣地远远地对视着。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她还会上来的。

冬天和早春这样过去了。四月的暖和的上午。我起床后有些头疼。便对着一面小镜子,自己做着按摩。总不见效。这时候司马丽到了。
前,她走路时步履轻盈,像是从地面滑过似的,没有一点声音。而现在,楼道里响彻的却是沉重而拖沓的脚步声。

她来的恰是时候。我喜出望外。

司马丽入时的穿着洒脱合身的春装。她的体态丰满多了,
前胸隆起了,腰围变宽了,走路时微微含胸,腿上也像坠着沙袋……正如“手套”说的那样,我懂了许多事,这些
现象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有在冬天,臃肿的棉衣可以掩饰这种标志着某种道德观念的体型。

她的脸庞比从前稍胖,显得有点不正常的容光焕发。几丝没梳入鬓角的黑发垂在额前,随风飘拂着。

我们寒暄着,讲着无关紧要的话,也谈到几个月来的生活。有一点我们相同:她没有停止绘画,我也没有停止写作。读书……

我有些生硬地表白:“我无比老实无比好。”

“不可能吧。”她谅解地说,“你是文人嘛。
文人一般都具备双重人格。”

“你变了……”

司马丽还像过去那样喜爱引经据典。“赫拉克利特说过:
万物都在变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

这些话使人厌听。我揭短道:“变化有好有坏。那个嗓子特别好听的张三,他糟极了。”

司马丽脸上泛起一阵绯红。嗫嚅着:“你知道,啊。这无所谓……达•芬奇认为音乐和绘画是嫡亲姐妹。我对张三的希望挺大呢。可惜他是草包。”她作了些解释,删节了对
自己不利的重大情节。“他的表姐你认识吗?你见见她才好呢。她是学政法的,有一双惯于审视别人的眼睛。我把她当成法官。我们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我对她说司马丽
永远是纯洁的。”

我逼问:“你真是纯洁的吗?”

她强词夺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纯洁的事物,何况是人。严格的说,
谁都不纯洁。陆子,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我放肆而得意地说:“当然骄傲。一个人想学坏并不难,但他永远变不成陆子。陆子是中学生里违反常规的特殊现象,他是被各种先天和
后天的复杂因素决定的。有很多人比陆子强,也有很多人比陆子差。但是谁也不可能和陆子一样。”

这些全是废话。过了一会儿,我们怀着敬意谈起勇人,都钦佩他的勇敢。

“陆子,我有好多话想讲给你听。”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铅笔,随便找了张白纸,她说是给勇人画像。

我沉稳地说:“我很想听。不过请说真实的,别把想象和虚构也掺加进去。”我深知水性杨花的女人都爱说谎。

“我不会那么无聊。”司马丽低着头,郁郁地说:“咱们认识有一年没有?没有。现在是春天,花正开放,要等它们落了,才正好一年。光阴荏苒。

爱情。

“我认识你和另外一个人(从她的眼波来看,这是冯明),
你很善良,可是太实际了。你的小说里老是那几个平平常常的爬行动物,而我
却喜欢能飞的。那个人,他理应比你更实际,可是,他富于想象,是非常聪明的人,真啊!我没见过比他更聪明更博学的人了!可是,他有妇有子。……有人看了《红楼梦》
,提出了‘钗黛合一’的痴想,我也幻想过他能和你化合成一个绝好的完人。”这时,司马丽已经画出了勇人的脸部轮廓,挺像的,她的画技又提高了。“我和勇人基本
没说过话。但也隐约能够感到,他的心是向着我的。我对他不太注意。啊,我再说那个人。有一次我们在北海划船,他把双桨并放在船沿
,站在上面跳舞给我看。那真是惊心动魄的舞蹈,好几次船倒向一边,倾进水来。记得《九级浪》吧,他时刻都有成为溺水者的危险。他给我讲他过去的生活,他不
幸福。陆子,你永远猜不出他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人深谙音乐。
他能够用诗一样的语言把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表达出来。他为我淋漓尽致地分析《第三交响曲》也就是《英雄交响曲》,分析英雄的生死,英雄的理想。
还别有用心地讲解:乐曲中的正主题和副主题怎样经过交锋达到和谐的统一。

“贝多芬的精神力量是惊人的。他年青时抱吻过一具素不相识的少女的尸体,这种热情庸夫俗子永远无法理解。大作家和大艺术家的神经类型往往
与众不同。贝多芬耳聋以后和一个匈牙利的伯爵小姐热恋了很久,他的精神状态因此出现一个特别均衡的时期。这是他智慧最成
熟的英雄时代。……那个人用这些故事暗示我。我虽然同情他,但从未对他让步。”

司马丽轻轻喘着,依照从前的习惯,她按着胸口。“生活里有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呵,你竟然和鼠窃狗偷的事情有瓜葛。那天晚上我伤心
地哭了,眼泪流进了嘴里,原来它和海水一样,也是咸的。海……”

“后来咱们遇上了那个大流氓。一群老工人救了我,真谢谢他们呀!
我受了那么大的刺激,觉得自己的精神紊乱了,疯了。我到了那个人
家里。我需要温暖,他慷慨地付给了我。然而他向我提出了更甚的要求,我,我也没拒绝他。感情,本来我们就难以克制,何况这感情还是被艺术魅力煽动起来的,
更何况是在那种精神恍惚的时候。”司马丽目光发滞,“夜里刮风,很冷。他压得我透不上气来。这时候,天上闪现出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
流星。不知怎的,我总疑心有人在窗外偷偷窥视着我们。太心虚了。我痛苦而又幸福地想: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极致?

“空中那一闪而过的炽白的光带,给室内带来了一瞬时的光明。与此同时,我迈过了最重要的生理上的界限。我误认为这是很神圣的灵肉的结合……”

我心里又苦又涩。

“可是,凭借这一瞬的光亮,我看见他的表情竟是那么冷漠,
就像医生给病人动最简单的手术一样。他换用了几种姿式,不管我是不是承受得了。于是,幸福的感觉没有了,
我痛苦又痛苦地想: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极致?

“他压着我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就变脸了,疑神疑鬼,对我发脾气,
骂人,说我要毁灭他和他的家庭。他甚至用很粗鲁的话侮辱我的妈妈
。我只说了句‘那你为什么还要爱我’就噎住了,万分痛苦地离开了他……

“我像夜游病人似的在街上乱走。我如果见到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毫不迟疑地扑过去。在这种神智失衡的状态下我遇到勇人。其实在他之前,我看见了驾驶
清早第一辆电车的男司机,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他们真不算是男人……”

司马丽举起业已完成的勇人的画像。“他是正人君子。那么周到细心地服侍我,为我去冒险……他是好人。陆子,你也是好人。”

我不言语。

“我爱你,”她熟练地说。接下去:

“我爱你,但我更爱我的自由。”

这是梅里美小说里的原话。作者用不朽的笔触,
塑造了嘉尔曼这样一个酷爱自由而且永远自由的文学形象。但是司马丽画虎类犬,她需要的是杯水主义的自由。
对女人来说,用情不专是可耻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也爱你。‘听着,
这样的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今天不发生,明天也要发生,明年也要发生’。”这些话来自《苦难的历程》,那个
颓废派诗人贝索洛夫就是这样欺骗达莎的。我起着唱片的作用。

“陆子,我回想起咱们在那个小公园的每一个晚上,真有如隔世,
如果你以此写小说,应该写得含蓄,写得多情。我如果作画,就在画布上涂
满单纯的一抹长天的颜色——蔚蓝色——蔚蓝色。”

我们接吻,双方都觉得索然无味。我有些失望,
不禁想起第一次与女朋友亲吻的扣人心弦的情景。那是在景山半腰的树丛里,我慌里慌张,但心里乐不可支。而她,总是闪躲
,结果甩起来的辫子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骨也蹭疼了她的眼睛。后来她哭了,用温热的泪水依次打湿了我的前襟、肩部和领口。忽然,我发现附近有一条通往山下的绿草
茵茵的小路,远处站着几个目瞪口呆的爬山的人。看到他们,我们反倒镇定了,索性手搀着手走下山。那些目击者肃然地望着我们,没有半点讥讽的意味。
……接着是第二次、第一百次,我终于磨成了喜欢逢场作戏的油条。这是因为,再亲密的女友,彼此也仅仅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出现绝对的统一。

最爱我们的是母亲——妈妈。

司马丽侧身倚着我,右边的太阳穴紧紧贴着我的下颌,
她的血脉在缓慢地搏动着。

冷场。谁都不再说话。那些公式化的甜言蜜语,对于失去了纯洁和幼稚的我们毫无用处。

我把她推开一点儿,翘起右手的小指,撩开她胸前的扣子。我心里激起一线莫名的情愫。

司马丽把内衣向上推去,给我让出了放手的地方。我没有及时地把握时机,因为不愿意把握,我很想知道,我们之间除了生理上的互相利用以外,还存留着什么。

我注视着她半天也不交睫的眼睛。她的目光暗淡。这种似曾相识的眼神,我在老畜牲的妹妹那里见过。老畜牲的妹妹不是坏人。司马丽,
也许她的品质并不坏,仅仅由于空虚到了顶点,才一次次背叛自己的。也许她患有精神分裂症。谁知道呢。……这双眼睛里,没有任何的向往,也没有亢奋的欲求。
什么都没有。用她的话来说,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但不是美丽的人的眼睛……病理死亡和精神崩溃有相似的地方……

“你怎么老是发呆?”她在我耳边怪嗔地说。

我忽然发现自己太爱沉思了。再热烈的欢情,也时常被它突然中断。
这样的力不胜任的沉思,对于身心健康,肯定是有妨碍的。

我的十指谨慎地在她的前胸擦过。司马丽的胸衣上,独出心裁地纫着丝光闪闪的流苏。我扯下它,看到胸衣上有一两个不显眼的烟洞。这是她还是别人烫的?很难说了……

她的鬓角深处有几茎白发。我把它们拨出来单独集成一束,缠在她的发辫上,像是系结上一条白头绳。

未老先衰似乎是早熟的必然结果。我捻着白发,为我们仿佛已经过去了的青春伤悼。

司马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她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度贴在我身上。她的皮肤很滑腻,有些地方的香脂没抹均匀,那颗有毛病的心脏仍然缓慢地跳动着,并不因为我的揉搓
而加快……

我怀中也像是一具女尸。

我感到愤懑。本来我是可以追上流星的,而现在得到的仅仅是陨石。
其实我的实力未必不如冯明,是错过了机会。我感到愤懑。

于是,我挽起袖子,准备全力以赴地冲撞她、虐待她,把她毁灭——也可能是同归于尽……

我的双手有些战栗。和这样薄命的女孩搂抱,即使在三伏暑天,你也会觉得周身发冷。

领略人生。年幼的时候,我是那样渴望洞晓红尘。现在,我什么都懂了,也不过如此。失望。失望。心灰意冷,冷得未免太早了……

晚上,我把司马丽的最新作品送到勇珍家,听到了这样的话:明天勇人就要回来了。







第二天的下午,我和勇珍去接勇人。在分局的传达室里,
一位年纪轻轻的公安人员接待了我们。他操着东北口音告诉我们,勇人这几个月学习和交代的时间是好的。
他的问题虽然严重,但是有了认识,可以得到从宽的处理。希望“勇人同学”能够继续进步……

勇人提着行李出来了。他的脸白净了些,行动不如从前迅疾。我们默然地往回走,替换着拿那几件不重的东西。这时,分局的扩音喇叭播
送着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一个唱段,随着雄壮的钢琴声,十七岁的李铁梅唱出:

“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

    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

    我跟你前进决不彷徨,

    红灯高举闪闪亮,

    照我爹爹打豺狼,

    祖祖孙孙打下去,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我们互相看看:勇人满脸羞赧,勇珍低着头,
好像在地面上寻找失物。我也感到无地自容。

共产党,对我们来说有特殊亲切的含意。在党的爱抚下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怀着血亲之情热爱党。但是我们背离了党指引的道路,陷进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泥潭,而且很深……

在路上,我和勇人背着他姐姐悄悄说话。勇人直截了当地问:“司马丽现在在哪儿?”

他一直在想她呢。我没答复这个问题,而是提议晚上在新侨饭店给他接风,请司马丽也来。最近我父母相继解放了,钱的来路合法,请放心……勇人点着头。

我给司马丽打电话,勇人在隔音间外边等着。不料她听完我的邀请,声音喑哑地说:“陆子,我去不了。昨天夜里我发烧了,……你们那间屋里有冷气对流,而且,你做的也
太过分了。医生让我绝对卧床休息一周,今天去不成了,谢谢你的好意。……你怎么样?到新侨多补充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不要吃凉菜,别自残身体……

我挂断电话。想了想,然后扮出笑脸,对勇人说司马丽保证准时到。

晚上我和勇人去新侨。这里西餐部的地方并不大,
供应着不是俄式也不是英美式的西餐。顾客很多,有精神世界的人和没有精神世界的人混坐在一起,在饭桌旁不容易区别
他们。我们意外地发现伍行浩一个人正在喝酒。

老伍还很瘦,穿得仍然很体面。
他面前摆着一瓶打开塞子的好酒和几个同样的冷盘,这排场比起他父亲的大多了。他还在偷窃,否则不可
能保持这样高的生活水平。伍行浩笨拙地使用刀叉,突出的颧骨上沾着一点色拉油,这使他更像生活中的丑角。

他客气地站起来敬烟,我们谁也没接。勇人憎恶地从上到下看着他,然后走到一边去了。我却兴致勃勃地和他聊天,有意把话题往伍老头身上牵。

老伍边吃边谈:“陆子,我家老头子不是个东西。他从小胡嫖乱色,不干好事。大家都瞧不起他。他认识一些名人,那些名人却不认识他
。”他将奶酪当作菜肴放入嘴里,嚼出很大的响声。“去年冬天有天夜里,老头子碰到一个来打电话的小白脸。他俩聊得挺红火。第二天一早,老头子发了威,说那个小白脸
多有礼貌,见多识广,比我强百倍。让我向他学。哼哼,那个小白脸儿真是混账东西……”

我沉住气,他骂的是我。

“我呢,老虎拉车——不听那一套。我也大骂:‘养不教,父母过’
。嘿嘿,我家有本三字经,我记着这么两句。”他很骄傲地卖弄着,
以读书人自居。“我起小就爱看课外书。以后,老头管我,我就骂他:你也配说我,做梦娶媳妇——净想美事。你这穷光蛋!我娘也常骂
他,说急了还打他几下。想当年他也玩过不少洋女人,到头来挨老婆的揍。哈,这老杂种……”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听着这席话。

“你听说过‘九级浪’吗?”忽然,伍行浩眉飞色舞地问。

“听说过;《九级浪》
是伟大的俄国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司马丽从前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记得。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画儿。”老伍很知内情似地说:“这是一个‘圈子’的外号。她被好多男的砸得跟漏勺一样。听说不向男的要钱,还倒贴一些画。真
是狗肉包子——独一份。叫司马丽……”

我心里乱糟糟的。

“‘九级浪’是特浪的姐们,你知道她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职员出身的老伍优越感很强。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盯着老伍那不堪一击的瘦脸,忍不住想打他几拳。

那边,勇人找到了座位,向我频频作着手势。我过去后,他吩咐服务员摆上三份餐具。他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话,并且不时地看看门口,等待那个绝对不会出现的司马丽。

“通过这次学习我得到很大的收获。”他用中等速度说话。“过去我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不少坏事。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是犯罪。
我们从前怎么没认识到这是犯罪呢?我们是瞎子,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不到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整天接触社会渣滓,这样下去危险极了!”他的语气加重了。

我同声附和。

“这都是我们自己不好。”勇人悔过地说:“我们受封、资、
修思想的影响太深了。如果不长期到工农中去,就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
子。咱们一定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进行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我端详着勇人。他满头黑发里也间有鲜明的白色。

谁知,讲完这一段后,他先对我说:“陆子,你有白头发了……”

“你也有。”我苦笑着说。

它们是在起居不定的畸形生活中变白的。
这些白头发似乎在嘲笑毫无出息的我们:对不起恩深似海的爸爸和妈妈,也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人世的变化总是大的。理想不过是理想。或许我们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要把在握的某些既得利益也输个干净,成为毁家败业的罪人。这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不幸。

“你的眉毛有些散。你好像很累……”勇人关切地说。

我完全疲了。我在想:假如人生只是这饮食男女的千次万次的重复,
它的价值何在呢?到了桑榆晚年,我们当真不会后悔吗?自我陶醉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很痛苦。如果不是在公共场所,我会落泪的。我可以无动于衷地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但是受不了哪怕最轻微的良心的谴责。良心谴责
使我变得烦躁健忘,使我有时一觉醒来,在贴身被褥的边角上,发现一行行悔恨的牙印……

我越来越怀念旧日,越来越易于伤感。也就是说,我不幸福。

别人呢?那些年龄和我相近的中学生……

旧中学生,六六年时他们分散在从初一到高三的各个年级上,
孕育着各不相同的梦想。几十年以后,谁能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挺立,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显示头角?

勇人认为谁也不能。他分析说:“中学生的水平太低。志大才疏的多,真有才干的少。踏踏实实的学风不受大家欢迎。许多人自命不凡,
实际上并没什么本领。另有一部分人是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分子,他们早晚要倒大霉。”

我认为个人的能力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不是一个整体。不用多久,他们将暴露出各自的阶级属性,把今后百年内不会熄灭的阶级
斗争继续下去。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人们必将被历史车轮压碎。一个人哪怕有天大的才能,如果选错了所服务的阶级,就只能给自己的
命运安排悲剧。前例俱在,令人毛骨悚然。

我喃喃道:“我一定要做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

如是,我衷心地复述了几次。

我无限痛苦地问勇人:“像我们这样十几岁的人,
世界观究竟有没有最后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如果是资产阶级的该多么可怕,可怕极了!”

勇人皱着眉想了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他也被我的情绪感染了,心惊肉跳:“是可怕啊。……我们还这么年轻,就替没落的资产阶级殉葬,太可怕了……”

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

勇人对许多问题有了较深的认识。当我试探地提起司马丽时,
他这样说的:“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她的保证和诺言说不定会变的。在
学习班里,有个挺风流的干部子弟问我:‘勇人,听说你有爱人了?’我否认。这个人很聪明,他马上换了一种问法:‘勇人,听说你有
对象了?’我没表态。他悠长的吁道:‘嗳……以后的麻烦事还多呢!’”

我心里很畏怯。昨天我亲手给勇人戴了绿头巾,现在后悔了。勇人能原谅我吗?

生活和文学不一样。小说里,只需一句话就可以把矛盾全盘概括(所谓“爱情的多边形”);而我们这里,事情却这样纷乱如麻……

勇人很注意地看着我。“陆子,你是第一个和司马丽好,我是第二个……”

冯明是第一个。我们都在步他的后尘。——但是我不敢说。

“你还写小说吧?”勇人鼓励地问。

“写。除了写小说,还写读书笔记,日记。给女人写信。另外,
我写了连篇大套的检讨书,分别交给学校保卫组,交给家属委员会,交给
警察叔叔……我苦苦切磋写作技巧。”

勇人笑了。

邻桌有几个中年人大声地争辩着:按照正规的西餐吃法,
遇到鸡能不能上手?接着他们扯开了,又谈到西欧北美,国外的情形……

在国外,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猖獗一时——假共产主义,实证主义,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它们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了阴暗的逆流,
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袭着中国青年,我们必须警惕。

“《九级浪》……”我想起这幅海景名画。
我的迄今为止的坎坷遭遇似乎都被画在其中了。

勇人紧接着说:“你改邪归正吧。《九级浪》这幅画正好描绘出咱们这几个落水者。你改邪归正吧。”他责问:“陆子,你干了不少缺德
的事吧?好多人都骂你是人面兽心的流氓。”

“随他们骂去。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拈花惹草是唯一的嗜好。
我是大正数。多多益善。”我兴高采烈地说,有些忘形了。

他不安地盯视着我:“你好像有些精神分裂症哩。”

我微微一笑。这时,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手稿至此为止)
在心里明朗了:认真地写一部小说,回答那些虚伪的道学君子。我想这将是一
个中篇,但是它不会比长篇小说小。由于写的是日常生活,保证细节的真实轻而易举。关键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整个故事作
富有哲理的叙述。这很棘手,然而我一定要写,要含着微笑,和目前的生活方式告别。也许这一部还很幼稚,但是第十部、第一百部时会
深刻得多。题目不必商榷——《九级浪》。

我越想越具体。放在桌子上的右手,也不安分地动来动去。
我甚至想在这雪白的台布上写下来未来小说的第一行字。

但是,勇人马上把我从云端拉了下来,落在坚硬的土壤上。“司马丽怎么没来呢? 时间早过了,你到邮局打个电话问问,好不好?你认识东单邮局吗?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一直玩世不恭地鬼混着,除了托请别人介绍以外,还直接在大街上认识“马路天使”。我喜欢在用功后和那些花瓶
式的女同学轻薄一番,借以调节大脑神经,消除读书和写作的疲劳。把她们约在东单邮局相当合适,那里四面交通发达,而且附近有好几
家电影院,可以随时找到一个黑暗的谈话场所,躲开熟人的视线。我研究了这些人的心理特征,把她们的年龄、智力和做人态度对照起来
,终于从一般现象中,发现了规律性的东西,这也是一项社会调查。

改邪归正,唉,改邪归正。

我不知所措地走出新侨,看见伍行浩正站在马路沿上擦汗,
心里陡然有了办法。

我跑过去,亲热地搂着他细长的脖项,骗他说我非常想他,现在有要紧事要和他单独商量。我指着一个没人影的暗处,让他到那边去等我……

老伍受宠若惊,十分顺从地去了。我冷笑一声,拾起一块棱角尖利的砖头,准备等会儿把它拍在老伍的脑袋上。那个碌碌无为的伍老头,
又会奇怪儿子为什么在外面挨打,又得挨到半夜给他喂中药,煮鸡蛋……

我蹒跚地往前走。在我的内心深处,一个巨大的浪涛呼啸着卷起,这当然是——九级浪!它仿佛要冲刷掉我总在沉思的那些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还没完全成熟呢,我在这风暴般的动荡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是为了我的英雄时代。

我持砖在街上走。到了东单开阔的十字路口,我茫然地站住,
不知道前面哪一条是我应当循进的道路。



* * *











“啊啊……哈哈……啊…… 哈啊…… ”

原来苟老太太非但没有走,还引来一帮我没见过的人,
堵在我家门口,尽情地嗤笑着。

我生气地站起来,准备把他们统统喝走,但是仔细想了想,又忍耐地坐下。

忍耐是希望的依属。

于是,我放下司马丽的来信,嬉皮笑脸地喊道:

“请客人到俺们屋里喝水吧!苟奶奶。”



——完



1970年深秋    整整20岁    录此为念



根据赵一凡七十年代翻拍的手抄本微缩胶片录入



以“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残稿书影为基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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