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监狱探秘》(5)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三十、“串谋”之网 联邦监狱里的囚犯,绝大多数——甚至可能是百分之百!——是被 联邦当局以“串谋罪”起诉的。譬如“串谋贩毒罪”、“串谋银行 诈欺罪”等等。其英文是“Conspiracy”,意指“阴谋”,但是美国华文 媒体普遍译为“串谋”,故从之。 “串谋罪”是美国司法制度的特产。据我们所知,同属英美法系的 许多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均无此罪,长期为英国 管辖的香港司法制度亦无此一说。 所谓“串谋罪”,是指被告人意图(大脑中的思维活动!)进行 某项犯罪活动。而意图是无法录音也无法照相的,它只能通过若干表象 来加以判断。这就给联邦当局定人以罪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联邦当局 最喜欢提出“串谋罪”的指控。 通过对一系列具体案例的剖析,我们惊讶地发现,在美国司法制度下, 比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联邦法院里将要发生什么!换言之,比 一个被告有罪或无罪更重要的,是联邦法院陪审团将视该人有罪或者无罪! 正因如此,美国联邦当局在有效地打击犯罪活动的同时,也必然地制造了 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冤假错案! 试举一例:联邦当局在午餐时间围抄某贩毒集团的巢穴,将该集团成员连同 一名前来送外卖午餐的小伙计一网打尽。按理说,这名餐馆伙计应予释放, 然而,他却面临着可怕的选择:或者违心地承认有罪以求轻判,或者在联邦 法院举行审判,由陪审团决定其命运。而与此同时,贩毒集团成员们早已纷纷 认罪并转为检方污点证人,餐馆伙计怎经得起这许多惯犯乱咬胡攀?认罪即 成为他唯一的出路。这个苦人儿哪里见过什么世面,完全如木偶般听任检方 及公设律师的摆布,入狱两年。检方明知其无罪,却无意还其清白。 按照美国联邦法律,串谋罪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所意图从事某项犯罪活动。 然而,在若干案件中,被告只有一人,联邦当局依然以串谋罪进行起诉。 纽约市最近有这样一个案件:联邦当局以串谋伪造移民证件罪逮捕了 湖南人D先生及D太太。后因D太太委实没有参加犯罪活动的证据,被释放并 撤销起诉,被告仅剩D先生一人。按照法律,构成串谋罪的基本要件已不复存在, 然而,联邦当局原封不动地照旧起诉D先生。法律界人士莫不摇头,但却无人敢于 挺身而出,指出这一点。连D先生以高厚酬金请来的辩护律师也装聋作哑,不敢 要求联邦法院销案(按照美国法律,案件一旦撤销,执法当局不得以同一罪名 再行起诉被告人)。 串谋罪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联邦当局手中。譬如:毒品交易中普遍使用暗号 和隐语,特工们暗中录下的录影带及录音带里,听起来都是合法的生意。大凡 毒枭无不交游广阔,且受到特工们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严密监视,其正常社交 活动尽入特工们的精密仪器。而且,毒品交易大都具有合法生意的掩护,为了 维持假象,则不能不雇用一些工作人员……一旦东窗事发,这些蒙在鼓里的 工作人员必遭城门失火之殃。 再举一例:加拿大人F,是个乐天知命的好好先生。他在地处美加边境的 一家超级市场里当会计,收入少,无前途,但他甘于平庸。一日,超市老板 向他商借一万美元,说是要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他同意了。双方在律师楼 办了借款手续。过了不久,老板被联邦当局逮捕了,还把F先生也网了进去。 原来,老板借钱是为了交付购买毒品的定金,F先生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 就此变成了毒资!特工们还拿出了大量的录音带和录影带,那上面都是F先生 与老板关于超市进货出货的谈话,经特工们无限上纲地阐释、发挥,全都成了 毒品买卖的密语……F先生百口莫辩,精神崩溃了。发昏当不得死。联邦监狱里 增添了一名无罪的罪人。他终日咕噜着一个单词:“Conspiracy……Conspiracy……” 设问:F先生的人权何在? 答:美国确实很重视人权及个人权利,然一旦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矛盾, 人权及个人权利只是一张厕纸。 三十一、线人成灾 哈佛大学著名法学教授德肖威茨在其代表作《最好的辩护》(此书已被 中国不少法律院校列为参考书,并有不止一个版本的中文译本)中深刻地 指出:“美国是一个依靠告密者维持其统治的国家。”这真是一针见血。 线人,即混迹于社会各阶层、各角落,以不同面目出现、而实际上服务于 联邦当局的人们。在英语里,称之为“Confidential Informant”,缩写 为“C/I”。或者简单地呼为“Informant”。 联邦当局侦破的绝大多数案件——甚至可能是百分之百!——都在不同 程度上使用线人。我们认为,这很显然是古希腊特洛依木马的思维方式的现代翻版。 线人基本上(不是全部)都是犯罪分子。他们往往是一个团伙中最先 落入法网者,联邦当局为了顺藤摸瓜,总是由不同特工充当红脸和白脸,软硬 兼施地迫之就范,转而成为联邦线人。然而,线人之间的待遇和遭遇天差地别, 大不相同。最高明者,要求由私人律师作为全权代表,与联邦 当局“make a deal(做个交易)”。顺带说一下,“make a deal” 是美国人最常使用的口头语之一。美国人认为人都是以自私为本位的, 只有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的利益交换才是真实的、可信的、有操做可能的。 线人律师就像做生意一样,与联邦当局进行掰斤掰两、寸步不让的谈判。 如果成交,线人和当局要签署一项书面协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可为与 不可为的事情,都要详细记载,泾渭分明。线人保证为当局进行某几项侦察活动, 而当局保证事后大幅度降低其刑期。如果是毒品、帮派等大案,线人还会被 当局纳入“联邦证人保护计划”,于破案后更变姓名、履历,甚至进行脸部 整容手术,然后持着新的证件,远走高飞。即使是在联邦监狱里,这些线人囚犯 也与普通囚犯不在同一区域。他们抵达和离去时,都是严加保密的。 线人在为当局工作之前,先要进行短期训练,主要是如何巧妙地将录音器材 藏于身上。破案之后,倘若被告不肯认罪,线人还要接受法庭审判的摹拟训练。 他要接受虚拟的辩方律师的交叉质询,并死记硬背检方教给他的标准答案。 至此,线人才算是完成了合约上所要求的任务。 线民里那些不高明者则比较倒霉。他们在线人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在与联邦当局进行交易时只凭口头承诺,并没有落实到法律文件上。 他们为当局效犬马之劳,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检方至多给法官写一封 请求从轻发落的信件(法律上名之为“5K信件”)至于他们能否轻判,回到 社会后有无危险等等,则不在当局考虑之内。 美国是实用主义哲学的发源地。当线人被榨干油水后,检方往往弃之如 秋扇,听任其自生自灭。 德肖威茨教授在《最好的辫护》中还说:“联邦检察官并非善男信女, 他们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从事交易,且表现得冷酷无情。” 福建青年陈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偷渡来美,与昔日的旧情人 同居。一日,双方因细故口角,进而动手互殴;女友吃亏后打911召来 警察,将陈某抓进局子关了一晚。陈某怀恨在心,跑到移民局告发 女友通过假结婚办绿卡的不法事实。接待他的特工笑眯眯地道:“你来当我的 线人吧。我不但帮你报复女友,还要替你办绿卡呢。” 于是陈某当了线人。特工派他深入险地,打探蛇头的最新动态,然而 却不兑现承诺;陈某的美妙幻想尽皆落空。陈某一忍再忍,最终挑选一个 最佳机会爆发了。99年夏季,在联邦法院举行的审判中,陈某在法庭上 反戈一击,向陪审团员们、新闻记者及旁听人士抖出自己充当线人的前后 经过,然后指着移民局的特工道:“这人是个骗子!我再也不想信他的鬼话 了!……”全场哗然。此后,各家新闻媒体争相报导这一难得见到的奇闻。 线人对于联邦当局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线人的反复无常、背信弃义 都是屡见不鲜的。王牌检察官小龙女长期使用线人邝某,邝某为物理学 高才生,竟设计内藏劲弓的邮包寄给小龙女,企图将之杀害……事败后, 邝某被判处二十四年徒刑。 当然,并非所有线人都是罪犯。前总统里根当演员时也是线人 (其代号为T-10),监视左派人士。当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十二、前苏联人 近在十几年前,世界上有一个足令美利坚合众国胆寒的超级 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其英文缩写为“U.S.S.R.”。 这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而今“苏联”已成为历史名词了。 美国联邦监狱里有一批前苏联人。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土话,用 面包、苹果发酵后制成葛瓦斯清凉饮料,深深怀念母国却又永不言 归……由于前苏联长期实行大俄罗斯主义,那些俄罗斯以外的族裔对 俄罗斯怀有极大的反感,他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乌克兰人!”、 “我们是立陶宛人!”、“俄罗斯滚蛋!” 金发青年伊戈尔是来自莫斯科的前苏联人。圆脑袋、粗胳膊壮腿。 看到他,我们马上想起多年前关于珍宝岛之战的纪录片里,那些相貌无特色、 身胚很结实的苏军士兵。当然,那一页不愉快的历史是没有必要在此言及的。 伊戈尔说:“我生在莫斯科,从小就是问题少年。逃学、吸烟、打群架。 经常出入警察局。好在我有个在市政府当官的父亲,一般性的小Case(案件), 都难不倒他。当年,苏联有一条独特的法律,专门惩治社会寄生虫。什么人 是社会寄生虫?没有明确的解释。当局说谁是谁就是,就可以把人打发到 哈萨克或者西伯利亚的劳改营,一去好几年。我父母一年到头提心吊胆, 生怕我惹出大麻烦,成为社会寄生虫。后来通过一个亲戚办成了移民美国, 这在莫斯科等于中了头等彩票,我父母乐得逢人报喜,恨不能全莫斯科人 都知道!出国那天,我坐在国际航班的经济舱里,想着的不是父母双亲, 不是为我打过两次胎的女朋友,那些都不重要,重要是我永远不可能变成 社会寄生虫了,永远不可能去哈萨克或者土库曼的劳改营了!我忍不住嘻嘻地 笑起来。当时我才十八岁。哦,真是天真幼稚!美国既然是世界第一强国, 自然有一整套统治人民的手段。美国的监狱系统严密、发达,正张开大门等着我呢。 我来到美国住在纽约市的市布鲁克林区的布莱顿海滩,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们笑答:“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布莱顿海滩 的回忆’……” 伊戈尔兴奋地叫起来:“说得对!布莱顿海滩是小俄罗斯区,人人说 俄语、吃俄餐、看俄国书报杂志,跟在莫斯科差不多!我很快就和俄罗斯裔 黑手党搭上了,一次持枪抢银行失手,我就到这里来了。” 我们道:“请你比较一下美苏两国的监狱。” 伊戈尔道:“美国联邦监狱物质条件好,没有坐牢的感觉。苏联监狱就像
是早班地铁列车,拥挤不堪、空气污浊。但是在苏联,我父亲可以托托人情, 把我弄出来。在美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苏联监狱优待外国人,美国监狱 歧视外国人。苏联监狱在管理上比较粗蛮,美国监狱比较文明……当然,现在没有 苏联了,俄罗斯监狱系统贿赂公行,黑白勾结,有背景的人进去后,没几天就出来了。“
我们问:“作为前苏联人,而且,你还是前苏联官员的子弟,你在美国 联邦监狱里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伊戈尔想了想,说:“祖国不强大,个人无尊严。想当年,苏联经济不及 美国,军事上却是并驾齐驱,有时还超出美国一筹。美国佬提起苏联,总有 三分怯意。那时候,任何一个苏联人投奔美国,不管他是马戏团员还是象棋 选手,都会受到国宾般的欢迎……为什么?因为苏联强大!美国佬重视实力, 尊重强者,轻视弱者。苏联变成了独联体,国力大不如前,美国佬也就不把 前苏联人放在眼里了。独联体比前苏联好的地方是有言论自由。从前,你说 当局坏话,马上进监狱,一关好几年;如今你在大街上骂总统,也没人管你。 可现在食品供应不佳,卢布贬值、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你总不能靠骂总统 过日子吧?” 我们问道:“依你之见,独联体的前途如何?” 伊戈尔骄傲地道:“打从拿破仑算起,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都曾是俄国人 的手下败将。美国未曾与俄国直接交战。现在美国佬看不起俄国,迟早要受到 报应。一旦俄国重新崛起,美国佬就要大惊失色了。请你们看看这个——” 他撩起左手袖管,露出粗犷的“CCCP”刺青字样。 然后,他用五音不全的嗓子高歌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三十三、聪明自误 湖南人D先生年逾不惑,虽然貌不惊人,却是才情不凡。在国内主攻 英美文学,功底深厚。他曾在几家公私机构供职,常有怀才不遇之叹。 终于,辞职了,寻个机会来到纽约。 纽约米珠薪桂,居大不易。D先生的英美文学专长无用武之地, 他又不肯放下身段去打粗工。人们告诉他:“在纽约,教授当堂倌不是 新闻,教授当教授才是新闻。”他更不免有些慌乱无主了。 然而,D先生毕竟是D先生,他很快便稳住了阵脚。找到了发财致富捷径。 他发现美国缺乏实用型的人才,故移民局对于核发H1签证(工作签证)颇为 宽松。于是,他租了个办公室,挂出“某某移民事务所”的招牌。择日燃放 几挂鞭炮,雇请舞狮队敲锣打鼓闹了一个时辰,然后开张大吉。 不出D先生所料,果然是生意滔滔。许多华人通过各种方式抵达美国, 当务之急是保持合法身份,下一步才是办绿卡。D先生对于他们犹如雪中 送炭的大救星。 工作签证是要有雇主的,这雇主还应具备相当的实力。D先生眉头一皱, 打开纽约市、新泽西州的公共电话簿,拣着名头大的公司、工厂挑出十来家, 然后在唐人街印刷厂印制这些厂家的公司信笺。D先生的英文呱呱叫,又擅长 摹仿老美的龙飞凤舞的签名。 于是,一份又一份雇主证明、薪资证明、报税 证明等等,便于某某移民事务所问世了。那些终日撅着屁股在餐馆、衣厂 打工的苦力们,经过D先生的案头工作,全数成为堂哉皇哉的大公司的高薪 主管了。他们顺利地拿到了H1签证。两年后,将有可能转为绿卡。 D先生的生意愈做愈大,胆子也愈来愈大。不单财能亨通,还交上了 桃花运——他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性客户对D先生钦佩得五体投地,双方经过 闪电般的恋爱过程,结为合法夫妻。他们的蜜月是在夏威夷渡过的。花好月圆, 良辰美景,D太太却打了个寒噤,说:“关了移民事务所,咱们好好过日子吧。” D先生哪里肯听?连连斥责D太太无事生非。 上得山多终遇虎。D先生的霉运在蜜月之后开始了。一日,移民局官员 发现某跨国电脑公司申报的几名高级技师的履历、学历太过雷同,遂打了 个电话去问询……这一问就问出了大毛病:对方公司矢口否认有这样几个 雇员。移民局派员调查,发现疑点全部出自于某某移民事务所。于是立案 侦查,广泛究索,同类案例共计二百宗!移民特工拿到铁证后,在一个清晨 将D先生夫妇逮捕了。 案发后半年,D先生接受我们采访时,眼里泛着泪光道:“……当INS (联邦移民局)的特工出示逮捕令时,我吓坏了,内心防御体系立刻崩溃了, 脑海里响起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声音……于是,我在移民局办公室 里问特工:如果我主动坦白,能不能从宽处理?’特工笑着说:‘当然可以。 你赶快坦白吧,说清楚就没事了。早说完早回家’。我一口气交代了做案经过, 以及特工完全不掌握的几个银行户口。竹筒倒豆子——干干净净。这些供述被 特工录了音,还整理出书面材料,由我过目后签名,我一一照做。万万没想到, 特工马上变脸了,会同联邦检察官提出一项新的动议:不准我交保,而且冻结 我的全部财产,一旦罪名成立即行没收……假文件罪原不应抄没财产的,怪只怪 我自己这张贱嘴巴!被捕时应该保持沉默,然后由律师出面与当局进行认罪 协议的讨价还价,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利益;现在我把什么都说出来了,赔了 夫人又折兵,我这个傻瓜蛋呀……”他用拳头凌厉地捶击脑袋。 我们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D先生苦笑道:“还能怎么办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呗。这一回人财 两空了。和我同样案情的被告,全都保释出去了,只我一人不准保释;他们的 财产都未受损失,只我一人倾家荡产!我花两万五千美元高价雇了个律师, 他耸耸肩膀说:‘我已经不能为你改变什么了。’我这个傻瓜蛋呀!……” 他用拳头更加凌厉地捶击脑袋。 三十四、非美之罪 在美国联邦移民局所辖的监狱和拘留所里,监禁着数目庞大的外国人。某些人 关押的时间相当之长,个别人甚至形同终身监禁。而且,他们之所以被监禁并非 因为其罪行(他们已服毕因罪行而被判处的徒刑),而是因为其身份—— 非美国公民。假如他们是美国公民,则应当立即释放。 美国法律标榜人人平等,因身份而遭到监禁,在法理上并无根据。美国宪法 修正案中保释的权利、除法庭外不得剥夺人身自由的规定,在联邦移民局的 监狱系统之中根本不存在。可以说,美国法律的虚伪性在此毕现无遗。 一九九六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上最严苛的移民法案,其中有专款规定: 将一切有犯罪行为的外籍人士递解出境。从保障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而言, 这种做法无可非议,但却造成许多家庭破裂的悲剧以及刑满外籍人士的人权的丧失。 不管你的罪行多么轻微,不管你的配偶子女都是美国公民,不管你居留 美国多少年,不管你是否拥有绿卡……一律在递解之列。 不溯既往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之一,然而联邦移民局却不管这一套。他们 将有犯罪记录的外籍人士的名单贮存于各大海关、飞机场的电脑中,一旦发现 该人即刻逮捕,然后投入监狱,进入递解程序。理由是该人曾在二、三十年前 犯下某种罪行。虽然该人早已洗心革面,成为新人,九六年移民法也不饶他。 有的绿卡人士因酒后超速驾车,被警察局拘留数日,随即被交给了联邦 移民局监禁,即使此人能够幸运地避免被递解的厄运,那也是被关押了好几个 月以后的事情了。 九六年移民法造成了许多前所未见的事端,古巴囚犯集体暴动即为一例。 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罗领导人民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美国的后院 出现了第一个至今也是唯一一个红色政权。从此,社会主义古巴被美国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美国针对古巴专门制订了许多法规,其中之一是:古巴公民 一旦登上美国领土,即可获得美国绿卡;美国以此鼓励古巴人背叛古巴当局。 然而,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这条法规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古巴, 也肇祸于美国自身。一九八○年,古巴罪犯掀起偷渡美国的高潮。数以千计 的刑满释放人士驾船奔向迈阿密(有一种民间传说是:古巴当局为报复美国, 故意放他们出来……)这批罪犯拿到美国绿卡后重操旧业,甚至杀人放火。 他们在美国服刑后,联邦当局因其具有暴力倾向不敢将他们放回社会,而古巴 当局亦坚决不肯接受这批职业罪犯……他们只得在移民局监狱中消磨岁月。 九六年移民法的出台使得他们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于是,他们在关押地—— 位于路易斯安娜州的联邦递解中心——举行暴动:劫持监狱长及多名看守,放火烧屋…… 由于联邦当局对此次暴动讳莫如深,我们无法知道结果如何。在囚犯中 流行着两个不同版本的传说,姑且写在下面,谨供读者参考。 A版本:美国政府从未向恐怖分子妥协,这一回却破了例。通过第三国 与古巴当局紧急磋商,将他们送回古巴。但是,这批人后来都被古巴当局 枪毙了。此后,美国不再向古巴送人,而是无限期地关押他们。 B版本:美国政府坚拒向暴动分子妥协,派兵进入监狱,称不投降即开枪 镇压。暴动分子只得投降。联邦当局招聘看守时就签过一纸合同:万一被劫 为人质,联邦当局会营救你,但不会为保全你的生命而向恐怖分子让步。 这是让看守们早早做好赴死的准备。 拒不接受递解者的国家还有:越南、老挝、柬埔寨、利比亚、苏丹、 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英属圭亚那等。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移民局监狱里 呆上三年五载是家常便饭。 三十五、同性恋者 我们几乎是第一眼便认定他是一位同性恋者。这倒并非因为他蓄着 披肩长发,这年头留长发的男士多了,特别是那些自视甚高、愤世惊俗 的艺术家。他之所以暴露身份是因为那一对频频送出秋波的眼睛—— 媚极了,温柔极了,与女性并无二致。 我们颇为冒昧地开门见山地发问:“您是否是同性恋者?” 他爽快地回答:“是”。 为了显示对这一问题并非外行,我们抢着说:“人类对同性恋的 认识在二十世纪有了突破性的长足进步。过去,宗教认为同性恋是恶, 圣经上说男与男共寝是可憎的事;法律以鸡奸为重罪,1533年英格兰 鸡奸法案规定可以处死刑,这一法律在美利坚——当时是英国殖民地—— 同样有效。医学界认为同性恋是病理性的,有人认为是先天性疾病, 有人认为是后天性疾病…… 这番话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他坦率地开谈:“我生在旧金山。 父亲是墨西哥裔,母亲是菲律宾人。我从小就发现自己的性倾向与众不同。 我热爱男孩子,厌恶女孩子;却喜穿女孩子的裙子、玩布娃娃……” 我们问:“您的家庭是否有同性恋倾向?” “没有。我有四个兄弟、六个姐妹,他们都是异性恋者。只我一人是 同性恋者。这里面的原因只有上帝知道……” 我们注意地打量着他:长相平凡,无所谓美丑。脸刮得干干净净, 喉核很小。皮肤比较细腻,胸部十分丰满。 他对我们的注视报以妩媚的一笑:“我在家里擦胭脂抹粉、涂口红, 穿长统丝袜……这里面没条件呀。” 我们好奇地问:“您穿不穿高跟鞋?” “不穿。高跟鞋固然美观,走路却不方便。” 我们试探地问:“有个敏感问题,您可以不答——您有多少……怎么 说呢?爱人?同志?性伴侣?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没想到,他痛痛快快地报出数字:“五个。外面四个,监狱里一个。”
这个数字之小,颇令我们意外。按照美国标准,以他的年龄 (三十几岁)来说,他算是个比较严谨的人。 果不其然,他用女人般的柔声细语道:“我结交爱人的标准很高, 不是为了肉欲,而是寻求爱情。为了爱情,我进了监狱——爱人把一公斤 可卡因放在我的公寓里,我听之任之。一个周末,我们举办Party,吵吵 闹闹,邻居不高兴了,报警了。结果警察意外地搜出了可卡因……” 我们插问:“您后悔吗?” 他款款地摇头:“有什么可后悔的呢?为了爱情。” 我们叹道:“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谈话投机,他习以为常地与我们勾肩搭背,且用指甲亲昵地 划弄我们的皮肤……我们紧张起来,连忙托辞进入厕所,擦洗一番, 然后继续进行采访活动。 我们问:“您的胸部酷似妇女的第二性特征,是否服药所致?” 他骄傲地道:“从未服药。天生如此。” 我们发现:在他口中,爱情(Love)和天生(Nature)这两个 字眼格外响亮。前者流露痴迷,后者透出自豪。 我们屏住呼吸探问:“肛交,一定很疼吧?” “第一次是很疼。以后撑开了就好了。我抹很多婴儿护肤油。我在 履历表上性别栏填的是‘男’,在恋爱中永远充当女性角色,也就 是0角色;我的爱人们都是主动者,也就是1角色……监狱是性压抑的 地方。入狱后,很多囚犯追求我。还想用金钱收买我。我坚定地 说:不!我要的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们不禁问道:“监狱里到处是人,您和爱人如何幽会?” “在我的房间里。看守知道我们是同性恋者,从不干涉我们 的私生活。在今天的美国, Homesexual(同性恋)是正大光明的事情。” “您不怕艾滋病吗?” “当然怕,所以,我选择爱人非常慎重,而且一定要用保险套。” “您想不想娶妻生子?” “当然想。(同性恋的)爱情虽美好,却不可能有孩子。 我想像父母那样,有一大堆孩子……”他尖细地咯咯一笑,我们却产生 了反胃的感觉。 三十六、武汉人言 来自武汉的Z先生是赴美留学生,后因持枪绑架罪被芝加哥联邦法院 判刑九年。他服满刑期后直入移民局的递解程序,等候返回祖国。 Z先生读过拙稿《莽林深处——美国联邦监狱采访札记》后,对我们 说:“稿子写得不错。但这只是初级警戒、中级警戒的联邦监狱的情况, 高级警戒的联邦监狱是很可怕的。你们不了解。我在高仓(这是 俗称)呆过三年多。” 我们笑道:“你谈谈有关情况好吗?” Z先生侃侃而言:“我的案件证据薄弱。只有一个污点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联邦检方还是羸了——这里面没有公平可言。由于是暴力案件的主角, 我先去了高仓,在威斯康辛,每天在监狱工厂里做电缆——坦克、 卫星上的用品。每小时工资几毛钱,这是多么厉害的剥削呀!高仓和中仓、 低仓不同,在那里看守打囚犯是常事。我也挨过打。那是从一个监区转到 另一个监区,我们收拾好东西,按规定要登记一张清单。因为人与东西 分开转送。由于我的姓名打头的字母是Z,所以排在最后。这时囚车来了, 看守让我上车,我不干,我说:‘我的东西还没登记呢,弄丢了怎么办?’ 看守说来不及了,我说来不及不是我的错,今天不走还有明天呢。话音未落, 四个押车看守扑了上来,按住我拳打脚踢,其中一人卡住我的手指,俯在我 耳边轻声说:‘走不走?不走就卡断你的手指。’我只得说走。一个主管 大概也觉得太过份了,走过来说:‘我是某某某。我保证你的东西一件 也不会少。’这就是在高仓里发生的打人暴行!我想上告没有门,只好忍了。 我也亲眼见到别的囚犯挨揍。有个白人小个子与看守口角,嘴巴不干不净, 看守便大打出手。囚犯骂人不对,看守打人更不对,可哪儿有囚犯说理的 机会?我对面的牢房住着个黑人,有天向看守讨药,看守说医生不在没有 药,黑人还是喊要药,看守恶狠狠地道:‘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许喊!’ 黑人还是喊,看守马上唤来六个头戴钢盔的防暴警员和一个扛着录相机的 摄影师,这七个人鱼贯进入黑人的牢房……只听得黑人发出一声惨厉的嚎叫, 然后便鸦雀无声。牢房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事先带上录相机?人人心知 肚明——高仓的看守都是老油子,他们深知如何殴打囚犯而又巧妙地避开 法律上的麻烦。从此,那个黑人像鱼一样一声不吭。高仓是名符其实的莽林 深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那里每个囚犯都有自行打造 的刀子,有时为一块炸鸡就闹出人命案。在那里,强迫的鸡奸行为经常发生。 某些弱者简直是生不如死。这是一种人吃人的监狱文化。相比之下, 中仓(中级警戒的联邦监狱)、低仓(低级警戒的联邦监狱)都是小儿科……” 我们问道:“你在三个等级的联邦监狱都呆过不短的时间。据你看, 联邦监狱系统的最大缺陷是什么?” 他略一思考,说:“监狱理应具有两种职能:惩罚和教育。而美国 联邦监狱系统缺乏第二种职能。狱方只关心你是否逃跑、是否自杀、是否 发疯……至于你是否改过自新,他们全无兴趣。所以,美国刑满释放分子 重新犯罪的比率高居不下。” 我们又问:“你个人在漫长的铁窗生涯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Z先生应声答道:“心灵的摧残。人生而是自由的,铁窗生涯本是一种 极不正常的、违背人性的生活形态。然而,在联邦监狱里蹲得太久了,我竟然 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形态,安之乐之。完全失去了对自由 生活的向往……这才是最可怕的。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这是所谓斯德哥尔 摩症候群。” 我们再问:“你回国后有什么计划?” Z先生茫然地说:“没计划。我想先去探望我弟弟,他正在国内的 监狱里服刑。很多年不联系了。很想他。” “你们兄弟俩不通信吗?应当写信交换信息,对比中美两国监狱之 异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可以开掘出很多东西。你有做 学问的底子,不应当错失机会……” Z先生哑然一笑:“与正常社会隔绝这么多年,我早就断念了。” 他说因为他是暴力犯,按照美国法律,将有两名美国武装警员陪送 他到北京海关,移交给中国警方。 谨祝Z先生回国后开创新的、有意义的生命历程。 三十七、一念之差 P先生是来自天津的工程师。大脑袋,中流个,墩墩实实,粗胳膊壮腿。 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他旅居德国多年,遍游欧州各地,经多识广。 两年前来到纽约,不意失足跌入深渊。 他说:“我的学历在美国不被承认,所以一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只好在中国餐馆里瞎混。累得很。我在中国、德国都是坐办公室的, 哪里受过这种罪?自不免要另打主意。我于是三天两头跑大西洋赌城。 我专一赌小轮盘。我的数学底子不错,脑筋也灵光,观察、研究数日, 摸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每次带一千美元,羸得五百块立即歇手,绝不多赌。 我基本上每战必捷,于是辞了餐馆工作,成为职业赌徒了。你们也知道, 在国外,生活单调、寂寞。赌小轮盘,每星期最多去两次,还不能总在 一家赌场,打一枪就得跑,游击战……大块时间没法打发,只好跟赌场 上的狐朋狗友泡在一起。这一泡,就出了问题。有个开电脑行的老板, 跟我是酒肉朋友。他与泰国偷渡集团搭上了线,筹划着伪造美国驻曼谷 大使馆的签证。他有几个关键的字母字体不对,就来找我帮忙……” 我们插问:“您难道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事?” P先生道:“当然知道。我为此思想斗争,整整一夜没睡觉。这就是 江湖上所谓的‘偏门’,一踏进去,即是与美国的司法机器为敌,很危险; 不过,我又心存侥幸,觉得稳扎稳打地干几个月,捞一把就洗手。我不 相信一进场就会失手,就应承了这位老板。第一批签证很快便研制成功了, 用快递寄往曼谷,谁知就出了事!美国联邦有专门派驻泰国海关的特工, 任务是侦察可疑邮件。我们还蒙在鼓里呢,联邦的法网已经撒开了。 我从参预到被捕仅仅一个多月。我没有拿到一分钱,因为电脑老板说 假签证卖出后再分钱,这个周期要几个月。当然,这一个多月里,跟着 他到处吃喝玩乐,逛夜总会。很快活。而且,泰国那边又预订许多假签证, 这个黑生意可真红火……当然,赌场那头我也没放弃,隔三差五去一回。这天 清早,我从赌城凯旋,蒙头大睡;中午时分,有人敲门:‘邮件!’我连忙开门, 一个邮差递过从泰国寄来的快件:‘是你的吗?’我点点头。邮差立刻变脸, 亮出钢质证件:‘你被捕了!’当他和他的同事给我佩上手铐时,我意识到: 我的人生道路被彻底改变了!我再也不是前三名好学生、先进工作者、模范 丈夫了!……我真是后悔呀。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当个职业赌徒呢?一念之差, 我毁了自己!我只想速死。进大都会拘留所时,进行身体检查,问我有无 自杀念头,我说有,于是进了防自杀的单间牢房,穿上纸制的衣服。过了 几天,我渐渐地镇静了:我有老婆孩子,我有一技之长,我要活下去,活着, 就有希望!我被转进普通牢房,比我倒霉的人多着呢……” 我们说:“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一个多米尼加来的交换学生,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同乡托他打 几个电话,哪知同乡是毒贩,他被牵连进去判刑五十七个月!还有一个中国 老头子,跟外甥聚餐,外甥说要搭他的便车去十七码头取东西。结果一去就被 抓了,也是贩毒案,判刑四年!这老头子天天在牢房里咒骂外甥……相比之下, 我毕竟有犯罪恶念,还做了假签证,只判了十四个月,不冤枉。我原想捞一把, 却弄得倾家荡产——我被联邦特工带走后,曾打电话给好朋友,请他照顾一下 我的家,他一听是这事,吓得不敢接电话了……我那间房是租的,房东见我出 事了,就撬锁进去,拿我的现钞、贵重东西抵了房租,把别的东西都当垃圾扔了。 唉,我现在是一文不名了。将来两手空空回到天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哦, 不是,一切都得从负数开始了——一个罪犯嘛。” 我们问:“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P先生用手在自己的胖脸上抹了一下,苦笑道:“面子没有了,原来的 研究院回不去了。只好另求生路。好在改革开放了,饿不死人。有了这样 一个惨痛的教训,我的后半辈子都要老老实实做人。” 我们又问:“您现在每天想什么?” P先生伤感地道:“想家。我那个家真好啊。既雅致又温馨。我老婆美而贤 ,把小家庭治得井井有条。现在正是三伏,在家的时候,我就从单位食堂买 十块钱饺子,让老婆弄几个凉菜,喝冰镇啤酒……”他发出一声接一声的长叹。 三十八、因小失大 他生得白面长身,满脸书卷气,还有几分忧郁气质。若说他是个诗人, 十个人里九个人相信。他年近不惑,但看上去至少年轻十岁。
他是福州人,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闲荡一阵,便和青梅竹马的女友 完婚。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留学日本是极时髦的出路,于是,这小 两口同赴东瀛,当日本语学校的就学生。 在日本,他们以打工赚钱为主,偶尔去所谓学校(校舍、师资皆 不堪提起)露一面。他们攒了一些钱。日本打工容易,办居留权难,不是 久留之地。于是,他们借口去南美某国,在纽约转机时溜出机场,留在美国。 夫妇俩肯吃苦,一头扎进唐餐馆,充当男女跑堂。他们租了一间地下 室,克勤克俭,积聚金钱。他们深知“工字不出头”的道理,决心有朝 一日跻身于老板行列。两年后,他们如愿了,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第八大道 ——俗称“第三个唐人街”——盘下一家蔬菜水果食品店,雇了三名伙计,开张大吉。 他沮丧地对我们道:“八大道附近穷人很多,生意并不好做。很多 黑人、波多黎各裔、拉丁裔贫民游手好闲,围着我们的店转来转去,偷东 摸西……我们新来乍到,也不敢得罪他们。” 我们表示同情:“是的,在纽约,蔬果食品店是韩裔的一统天下,很少 听说华人干这个。” 他点点头:“这一行很辛苦,赚钱也不多,比打工稍稍强一些。有一天, 一个醉猫上门,死缠活缠要把food stamp(粮食券)作低价卖给我们…… 你们知道food stamp吧?” 我们说:“当然知道。这是美国社会福利保险制度的一环。联邦当局 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穷人定期发放粮食券,穷人向商家购买食物,而商家 以此向当局兑换现金……” 他说:“正是。这醉猫急着买酒,身上却没钱,央告我用粮食券换点 现钞……我真该死呀,贪图蝇头小利,就跟他做了交易。从此一发不可收, 附近的穷光蛋都来跟我换钱。我则是来者不拒,按照85%的比率收购粮食券, 然后兑给农业部……” 我们问:“您是怎么出事的?” 他叹气道:“像我这样一家店,每月上交两、三千元粮食券是正常的, 我却上交七、八千元,引起了农业部官员的怀疑。他们派出特工诱我上钩。 那是九二年的一天,一个四十多岁的华裔上门推销粮食券,我们一拍即合。 后来我才知道,他身上藏着录音机,他的同事在门外偷摄我们交谈的照片, 全都是黑白照片……” 我们问:“特工来过几次?” “就这么一次。第二年,我们夫妇随大流拿到了六四绿卡,又添了孩子; 于是下决心洗手,不再收购粮食券了。可惜太晚了,九四年我被捕了, 证据就是九二年特工那件事。我被关在大都会拘留所,我们的店马上被联邦 当局作为黑店查封了。蔬菜水果都烂了,罐头等等都被房东拿走了。我们几年 的心血,一下子赔光了……” 我们说:“因小失大。” 他说:“谁说不是呢。我没钱清私人律师,只好接受公设律师。要求保释, 被拒绝了。我认了罪,宣判日期却一推再推。过了一年半,法官宣布将我当庭 释放,外加三年监管。也就是说,我从未去过正式监狱,是在拘留所里服满 刑期。出来后,我老老实实,夹着尾巴过日子。三年后,我们离开了纽约这个 伤心之地,跑到路易斯安娜州的纽奥尔良,还是打餐馆……” 我们又问:“边次你为何入狱?” 他怨而不怒,道:“我正在家睡觉呢,两个移民局特工——一白一黑, 都佩枪——来敲门,说:‘你九二年犯罪违反了移民法,你将被递解回中国!’ 我就这么又进来了。” 我们再问:“隔了这么多年,又跨着好多个州,当局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也许是电话单,也许是银行户口,那上面有我的名字。当局要是真的 要抓你,你躲在哪儿都得被抓住。我的孩子还太小,他不能没有爸爸 呀……”他的眼圈红了。 三十九、台湾毒枭 此公年逾五旬,圆颅大眼,相貌忠厚。留着短短的寸头,看上去很精神。 他来自台北。九年前,因毒品罪被加州联邦法院判刑十年。他辗转于多所联邦 监狱,早已成为监狱油子(老手)。他似乎蹩了一肚子的话,一见我们便 言词滔滔。 他说:“我是台湾本省人,祖籍福建泉州。家境富有,父亲早在日据 时代便是成功的商人,母亲娘家是大地主。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自然是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十几岁便和太保们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样样来。 二十岁就有了私家汽车,当时台湾人很少有私家汽车,我驾车招摇过市,
顾盼自豪,感觉良好。”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的学历如何?” 他哈哈一笑,道:“名义上,我读了十七年书,其实是经常旷课。 大专念的是私立复兴工业专科学校,学的是陶瓷。我哪里耐得下性子读书? 学校在宜兰县,我却在台北市鬼混。三十岁那年,母亲给了我几百万新台币, 我就开始做大理石、成衣等等生意。赚过钱,也赔过钱,小姐天天换,汽车 年年换,也算享过福了。最后败在一个赌字上面。我是逢赌必输,为什么? 十赌九诈!我输得一塌糊涂,把不动产都押了出去,精光!只得铤而走险, 跟道上的大哥勾手去贩毒……” 我们又问:“毒品有很多种类,您从事的是哪一种?” “安非他命。俗称‘穷人的海洛因’。很便宜——用保济丸的瓶子装一瓶, 才六百块新台币。大哥教我制做安非他命,配方很简单,现在我不方便说出来。 只有一味盐酸麻黄素,台湾不产,要从大陆走私过来……在老祖母时代, 盐酸麻黄素是用来治哮喘的。我在乡下租了个草寮,四周都是农田。乡下人 很单纯很简单,尽管草寮酸气冲天,他们也不怀疑什么。有时我发现一些陌生 面孔,知道警方的细胞开始侵入,马上转移阵地。所以,从来没有出过事。” 我们紧接着问:“您做好安非他命,销往哪里?” “在台湾销一些,开始六百块新台币一小瓶,后来涨到六千块了。大头是 卖到国外。我们卖到菲律宾卖得很多。大哥打通了要人的关系,我出机场走 公务通路,不经过海关。这生意做得很稳。我每个月要跑马尼拉四趟。只可惜盈利 不是很高:每趟卖二十四公斤,赚一百五、六十万新台币,几个人一分,没有多少 甜头。那些菲律宾人也是往美国转手。大哥说,干脆咱们直销美国吧。九二年 十二月,一箱货托运到了洛杉矶,我搭机到了美国,取走了货,回到酒店就被 海关探员逮捕了。原来,货早被海关盯上了,只等我上钩……我一句英语不会说, 二十六个字母背不出来,真是狼狈不堪。后来,见到了公设律师及法院译员, 他们说这案子要判我十年!我一听就懵了:安非他命在台湾只判三年呀! 有个私人律师找到我,说只要交给他两万美元,可以降到三年。我连忙叫台湾 的亲人汇款给他,不想这律师是骗子,一收到钱就变脸,说我案情非同一般, 刑期降不下来……结果我还是被判了十年!墙倒众人推,洛杉矶一个好朋友 拿了我家人三千美金,帮我打了几通越洋电话,订了半年‘世界日报’, 就说钱花光了!……” 我们问:“您怎样适应监狱生活?” 他苦笑道:“还好啦。我是光棍,没有家室之累。同居女人跑了。刚进来, 我的亲属、大哥都给我寄钱,我就打麻将赌钱,日子过得很快。翌年我从报上 看到大哥在台湾被抓了,判刑七年。台湾法律变了,从前用《药品管制法》 起诉安非他命,现在用《麻醉品管制法》起诉了,所以刑期比较长了。不过 大哥只坐了三分之一——两年多——就出来了。日子久了,没人给我寄钱了, 我就自力更生,在洗衣房干活,还戒了赌。身体好得多了。一位爱尔兰裔 狱友很喜欢我,说:你的同居女人跑了,别伤心,我女儿刚离婚,我介绍她 作你的女朋友吧。就这样,我又有了女朋友……”他取出一本照片簿,展示 他们在接见室里的合影,那是一个看上去很顺眼的白种女人。“她比我小 16岁,很善良,是个好人。” 我们笑道:“这真有些琼瑶小说的味道了。” “是的。有了她,我感到人世间还有真感情,英语也大有进步。出去后, 我要回台湾重新创业,当然是做正当生意,不搞偏门了。我还想去孤儿院领 个孩子,教育他好好做人……”他的双眼炯炯有神,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四十、行贿下场 L先生是纽约唐人街土生土长的坐地户。他四十几岁,长身白面,脸色略显 病态。他首先道出他兄长的名字,我们不禁肃然起敬了:那是一位名传遐迩的 殷商,拥有跨国跨领域的大公司以及一家粤语商业电台,与海峡两岸的政要皆有私谊。 L先生自幼便是公子哥儿,慈父早逝,老母在堂,大哥顶门立户,于商场上 打出一片江山,他是背靠大树好乘凉。L先生吃喝玩乐样样精通,花钱如同流水 一般,油瓶子倒了不扶。混到学校毕业,便接过大哥手里的一家生意红火的 唐餐馆,坐享其成。在母亲的操办下,他娶了一位门当户对的阔小姐,不但得到 大笔嫁妆,太太既美且贤,引得众人无不称羡。 然而,物极必反,他的厄运悄然而至。 L先生说:“有一个星期天,我破例来到餐馆。经理说卫生局的一个官员 刚走,说本店的卫生条件不合格。我听了后根本没往心里去。卫生不合格? 当然不合格!唐餐馆有两大特点:美味和肮脏。家家如此。只有美国餐馆的 厨房、厕所才符合卫生局的要求,窗明几净,员工衣服整洁。拿这个标准套
唐餐馆,十家有十家得封门!唐餐馆的大师傅,十个有九个入厕后不洗手,
炒菜时大汗淋漓,不用毛巾去揩,而是抹在胳膊上……侍者们也是大而化之, 客人太多忙不过来,一手同时提着三个茶杯,手指头半浸在茶杯里,客人看见 就换一杯,看不见就拉倒了。生意好,客源旺,哪有心思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情?所以,我根本没把卫生官员来访当成一回事。没想到,下午这官员 又来了,是个拉丁裔的中年男人,又白又肥。他一进门就打官腔,说这里 不合格那里太糟糕,简直一无是处……刚才说过了,这是个星期天呀,政府 官员是不办公的,他为何要来此检查卫生呢?莫非另有所图?这个念头在我 心头闪过,却像扎了根似的,再也除不掉了。而且,我左看右看,怎么看 怎么觉得他像个贪渎的官员,假日出行,无非是要捞一点外快。我从 心眼儿里看不起他…… 话题似乎扯远了。我们委婉地扳了回来:“您是怎样落入法网的呢?” L先生叹气道:“我上了他的当。他暗示我,如果送个红包,事情即可 摆平。我本着中国人花钱消灾的想法,让他次日来取一千元现金。他大喜, 我也很满意——这厮的胃口并不大嘛。小鬼一名,好打发。我招待他吃 了本店的拿手菜,两人还喝了啤酒。第二天下午,我把现金准备停当, 这家伙又来了,哪知道他身上藏着录音机呢。所有对话都录了下来。 几天后,我被捕了。保释金设得很高,是我大哥用自己的豪宅作为抵押, 使我暂时地重获自由……” 我们问道:“你打算怎么办呢?认罪还是打官司?” L先生的脸色变得阴沉,道:“都不是,我打算逃跑!我认识不少人, 偷越边境逃到加拿大,于我真是易如反掌!大哥真是好大哥,他不反对我 这样做,说‘你自己决定吧,大不了损失一幢房子,我赔得起……’ 我母亲反对我弃保逃跑,说‘有期限的惩罚好受,无期限的逃亡难忍……’ 我想了想,也是,如果联邦政府把豪宅没收了,我大嫂还不得哭死? 算了算了,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逃跑,我要打官司!这根本就是 Entrapment(警察圈套)!是他先暗示我送红包的,执法人员不可以引诱 他人犯罪!美国法律有专门的规定!我的律师也怂恿我打官司……” 我们紧跟着地问:“结果如何呢?” L先生沮丧地说:“输了。当然是一个输字。官员瞪着眼睛说瞎话, 而我又没有证据。行贿过程的录音带摆在那里,斧头也砍不掉。我 输了官司,判刑四年。送红包这种事情,很多华人都在做,我并不比 别人坏,只不过比别人更倒霉就是了……” 我们又依照惯例提问:“您入狱后有什么感受?” L先生沉重地道:“没什么啦。我反正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混日子呗。只是苦了我太太,她正当盛年,却要守活寡……我常想, 坐牢是吃亏了,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说不定是件好事呢……”颇有辩证味道。 四十一、尼国毒枭 皮兹玛先生是尼加拉瓜人,中年汉子,中流个头。他的五官尚称 端正,可惜有个大煞风景的蒜头鼻子。他喜欢别人简称自己为 “皮兹”。我们刚道明来意,他便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皮兹先生说:“我生在尼加拉瓜,十七岁那年,举家移民 美国。次年,尼加拉瓜爆发了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不过, 这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的所有亲人都在美国,那边一个亲友也 没有了。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迈阿密有许多中南美洲人, 西班牙语和英语一样流行。我考上了迈阿密理工学院,立志当一名 工程师。我住在学院里,室友是个哥伦比亚人,待我很好,两人如同 兄弟。他花钱如流水,身边美女如云。我羡慕得很,以为他有个好爸爸; 有一回酒后他向我交了底:他是个大毒枭!还怂恿我入伙。我那时在 情场上屡屡碰壁,漂亮女孩都看不起我,只因我没钱。这个社会是 No money no honey (没金钱就没爱人)。干吧,我需要挣大钱! 我跟着他贩毒,从哥伦比亚走私柯卡因,入价低,售价高,我的钱多得 花不完,漂亮女孩就象苍蝇一样围着我转,赶都赶不走……我挑中最好 的一个,和她结了婚。婚礼奢华得好象公主出嫁,人人称羡。我干脆退 了学,当工程师哪有干这个痛快?那个哥伦比亚人出身于贩毒世家, 贩毒渠道极多,我干得很顺利,几年下来净剩几百万现金,我就洗手了。 这一行毕竟极其危险,联邦要抓你,黑道要杀你,不是永久之计。我趁着 没出事情就退出这个圈子,终日与妻儿相伴,安享天伦之乐……” 我们不禁发问:“那么,您是怎么出事的呢?” 皮兹先生发出一声喟叹,道:“因为女人。我在夜总会里结识了一个 犹太美女,很快便陷入情网。我甚至想与妻子离婚,与她结婚。 但她却犹豫不决——有个富有、英俊的男朋友一直追求她,定居在 明尼苏达州。那人也是个大毒枭!我对她说,你嫁给他不如嫁给我, 守着这几百万美金过日子。这女子依然举棋不定,一方面与我打得火热, 另一方面又时常飞去明尼苏达与那男人短聚……我拿她毫无办法。一九 九四年复活节,她去那边出了事:那男人被联邦调查局逮住了,为了自救, 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帮助政府抓人。犹太女子在这危急关头彻底倒向了他, 竟然建议拿我向政府邀功!她返回迈阿密后,就象平常那样不动声色, 一心诱我上钩。她说男友急需纯度很高的柯卡因,要我帮他找货源;我 坚决不干,说我已然洗手了,但她死磨活磨,说大家交个朋友总是可以吧。 我说那就交朋友吧。她的所谓男朋友——其实是联邦特工,当时我并不 知道——飞过来了。特工不满三十岁,白种人,仪表堂堂。他是个极好 的演员,一言一行完全符合情敌兼毒枭这种复杂角色。我没有看出任何 破绽。只是,我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不想再冒险了。特工几次诱我 出山,都被我用风花雪月拦开了。还有几次,我接到陌生人不怀好意的 电话,我马上挂断了。特工终于收网了,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我逮捕了。我决心打官司,请了大牌律师,结果迈阿密联邦法官认定 证据有误——一盘录音带被特工做了手脚,已非原始状态了。法官决定 撤销本案。我羸了!然而,大牌律师悄悄对我说,联邦决不会善罢干休, 他们在这里输了,还会在明尼苏达州重新起诉。我半信半疑。两个月后, 我再度被捕,解往明尼苏达州。这一回,大牌律师建议我认罪,他说明州 风气保守,如果挑选陪审团员打官司,百分之百要输;我问有无希望打羸, 他冷笑道,这就象买彩票,理论上有可能羸,但实际上却不可能。打输了 要判二十年,认罪只判五年。相差十五年呢。” 我们问道:“联邦有无提议你为政府工作?” 皮兹先生苦笑道:“有。检察官说,只要我能把那个哥伦比亚人咬进来, 刑期就可以减半。我说我不敢干,我和我的四个孩子还想活下去。在检察官 办公室里,没有美国地图,却挂着一幅巨大的哥伦比亚地图。可见他们重视 哥伦比亚贩毒网已到了何种程度……我判了五年。” 我们问:“于是你就去服刑?” 他叹气道:“还有一番曲折——我这时以房产保释在外,要求四个星期 时间回迈阿密处理家务。法官同意了。我却逃回了尼加拉瓜。九○以后, 尼国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住了一年,想孩子想得厉害,就从墨西哥 偷渡回美,潜回迈阿密。我先投奔朋友,却被朋友出卖了,总共判刑七年。 幸好我是在迈阿密联邦监狱服刑,狱中有个小湖,可以划船,秘以日了不 难打发……”他竟笑了。 代结束语 我们的采访活动暂告结束,似有必要作一小结。 首先,美国司法制度的公平性是大可质疑的。美国法学院里的 本本、堂哉皇哉的法典,与实际运做的司法制度并不一致。当联邦 当局这具庞大无比、实力雄厚的国家机器作为原告起诉被告时,后者 的命运便已经成为定局。法庭里的繁复程序实际上只是一出过场戏。 美国司法制度标榜对抗性,原告与被告形成对抗,法官则是仲裁者。 然而,在联邦案件中,原告与被告的实力如此悬殊,加之联邦法官 中许多人都是联邦检察官出身,使得原告方面占据一面倒的优势。 被告在审判之前便输了官司。 我们曾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司法制度是极其严密的。但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奥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主犯麦克维原定 于今年五月十六日执行死刑。五月九日,人们却发现FBI隐瞒了多达 三千页文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将其于审判前交给辩方律师。联邦当局 的辩解是疏忽,既便是疏忽,也是骇人听闻的。请注意,本案是美国 九十年代天字第一件大案,又是联邦死刑案件,且主角又是白人,全案 始终受到新闻媒体的追踪,尚且出现如此之大的疏忽,那么,那些较小 的、以有色人种为主角的、不受新闻媒体注目的案件,自是可想而知了。 联邦当局惯以串谋罪起诉被告,实际上为以思想定罪广开方便之门, 而这与现代文明相悖,也不合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款对于言论自由的 保障。串谋罪的起诉,使得联邦当局能够将那些狡诈多智的案犯绳之于法, 亦不免造成某些冤案。中国有句俗话:“每个庙里都有冤死鬼。”真正 一点不假。 美国崇尚人权,但是,一旦涉及国家利益,被告的人权便首当其 冲地被牺牲了。疑点利益归于被告这一英美法系的基本准则,在联邦 审判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就连被告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也屡遭破坏。而且,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 另外,除毒品、杀人等案件外,美国司法制度重性质不重数量。 逃税一千美元与逃税十万美元、打劫银行一次与打劫银行十次在量刑 上没有区别。在同一次打劫银行的行动中,持枪抢劫者与在门外望风者 在量刑上也没有区别,一律是“串谋抢劫银行罪”!如此,重罪轻判与 轻罪重判都是家常便饭了。再加上联邦当局犹喜与被告从事秘密交易, 使得罪与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而这些千奇百怪的交易,无一不是在 法律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 实事实是地说,美国联邦监狱与世人印象中的监狱相去甚远,而与 学校、兵营等颇为相似。我们不妨认为,联邦监狱是整个联邦司法 系统中最为文明的一个环节。联邦当局有钱,联邦监狱因而拥有良好 的物质基础。我们也曾参观过纽约州系统的法院和监狱,那里墙壁斑驳、 桌椅破旧、管道漏水、钟表停摆……皆因无钱也。 过去,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法律常常受到政治的影响, 无法保持其独立性。其实,在美国,也有许多案件是采取政治解决 而非法律解决的办法。 手边即有一例:著名蛇后郑翠萍(绰号“大姐萍”)于二○○○ 年四月十七日于香港机场被捕。美国联邦当局立即要求引渡她来美受审。 美国联邦当局曾于九四年对她发出全球通缉令。但是,郑翠萍的香港 律师用美国法律中五年刑事责任追溯时限为由,指责美方的通缉令 业已失效,要求香港法官拒绝美方的引渡要求……官司打了一年多。 当法律出现漏洞时,政治即发挥作用。那些被引渡来美的外国 囚犯坚定地指出:“郑翠萍百分之百会被引渡来美国。因为这里 面有政治。法律不法律倒是次要的。” 果然,经过美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交涉,双方达成协议。 特区首长董建华已在引渡协议上签字,完成了引渡的最后法律程序。 此案有何桌下交易,局外人或许永远不得而知,但是美国联邦当局 又一次如愿以偿,却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法律女神,只不过是政治的婢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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