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不当特务当作家 毕汝谐（作家 纽约）

毕汝谐不当特务当作家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司马璐老师驾鹤西归了。我不禁想起三十几年前与之相关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当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我放弃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及数以百计的情人(年纪大了,越发认识到这是极其宝贵的人生财富!),作为访问学者远托异国.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桥机场.我注视着行李箱(内有一大批触犯禁忌、在国内不可能发表的手稿)顺利通过检查,不禁冷冷一笑:几十年来,当局在文艺界错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却放跑了一个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于新大陆之后，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寻找婆家。于是，我给美国、台湾、香港的右派报纸杂志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杂志。这是段克文将军和司马璐先生合办的同人刊物，两位前辈一是主编、一是社长，精兵简政。

 早在北京时，我就通过内部渠道久闻这两位前辈的大名。

1975年，当局释放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其中10名战犯申请离开大陆，其中包括段克文将军。他到了香港，即与中央情报局接头，飞赴美国。而后出版名为战犯自述的长篇回忆录。

另一位司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稳坐业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时读过他编著的多卷本中共党史资料汇编；他收集的中共党史的原始资料之丰富、翔实、全面，令我惊讶不置。文革期间，司马璐曾经在香港编辑出版一本刘主席语录；此事惹恼了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这是阶级敌人的低级、可悲的做法。

  两位前辈收到我的稿件，对我慰勉有加；于是，我在探索杂志发表一系列小说、剧本、政论、时评等等，打一枪换一个笔名。我通常采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为笔名，这些名字大多带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味。  正可谓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我来到纽约闯世界，自然要拜望两位前辈，亲聆教诲。司马璐老师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陆的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儿子当年是我的头号铁哥们；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两边传话——司马璐认为廖盖隆治中共党史功底很深，而我把这话传到北京后，廖盖隆则回话说他认为司马璐的学术态度严谨。

亲共反共，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却对对方有所认同；足见做学问必须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将军请我吃饭，酒过三巡，他说台北那边催问他，能不能找到一些优秀的大陆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级的大陆官方访美人员，搞机密文件。

我很惊讶，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我委婉地说我随便惯了，一向无组织、无纪律；敏感脆弱，任性妄为，无法胜任这一重任。段将军很失望。

 此后，我的几个稿件被段将军毫不客气地 退回来了，我当然明白这是段将军给我颜色看；但是，毕汝谐根本不吃这一套，犟脾气上来，我干脆与探索杂志一刀两断了。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一不给国民党当特务、 二不给共产党当特务、 三不给玉皇大帝当特务！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1983年盛夏，有人要把我介绍给凌云的女儿；当时，国家安全部刚刚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成为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介绍人暗示，如果我答应这门婚事，可以把我送到类似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地方培训，然后出国工作。

 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连做梦也想出国呀；但是，我出国是想当自由作家而非当特务。

 从公安部大院凌云家出来，我淡淡地对介绍人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惜我实在找不着感觉。  

人贵有自知之明，百无一用是书生；笔杆子只能写写文章，当特务不会有好下场，必定砸锅。

 我的一个朋友D，原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写报告文学。他当了台湾特务（也不知道是不是顶了我的坑儿），被送至新加坡完成特工培训，然后派到大陆执行任务被捕，结果在大陆蹲了差不多10年大狱才放回美国，何苦来哉？ 

D 是典型的文人性格：被捕后哭天抢地，哀求饶命，沦为大陆国安的笑柄（心理素质如此低劣！）；回美后则自吹自擂，俨然以李玉和自居。

  三百六十行，间谍也是一行。只是，我干不来这种保密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而且，除了作家，我对世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没兴趣。

我有几个铁哥们分别给美国、台湾、北京当间谍，我因而获得极其宝贵的创作素材。 2006年，我的60万字的以中美间谍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与蛇问世。

司马璐 老师享年103岁，委实算是高寿了。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喜丧。那么，我就在这里说个陈年趣事吧。

那时候，我和云南作家赵继康大姐（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是探索杂志的两大台柱，我们俩包办了全部版面的半壁江山。  

有一回，赵继康大姐给我介绍对象；从女方家出来，她说：我给你介绍对象，你怎么答谢我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no  ideas；我手里拎着一袋2磅装的核桃仁，赵大姐一把掠过去说：好吧，就用这个谢我吧；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我把赵继康 做媒抢夺核桃仁的趣事讲给司马璐老先生听，他哈哈大笑。

现在，我把这事给天堂里的司马璐老先生复述一遍，以期他哈哈大笑着一路走好！  

毕汝谐不当特务当作家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司马璐老师驾鹤西归了。我不禁想起三十几年前与之相关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当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我放弃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及数以百计的情人(年纪大了,越发认识到这是极其宝贵的人生财富!),作为访问学者远托异国.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桥机场.我注视着行李箱(内有一大批触犯禁忌、在国内不可能发表的手稿)顺利通过检查,不禁冷冷一笑:几十年来,当局在文艺界错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却放跑了一个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于新大陆之后，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寻找婆家。于是，我给美国、台湾、香港的右派报纸杂志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杂志。这是段克文将军和司马璐先生合办的同人刊物，两位前辈一是主编、一是社长，精兵简政。

 早在北京时，我就通过内部渠道久闻这两位前辈的大名。

1975年，当局释放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其中10名战犯申请离开大陆，其中包括段克文将军。他到了香港，即与中央情报局接头，飞赴美国。而后出版名为战犯自述的长篇回忆录。

另一位司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稳坐业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时读过他编著的多卷本中共党史资料汇编；他收集的中共党史的原始资料之丰富、翔实、全面，令我惊讶不置。文革期间，司马璐曾经在香港编辑出版一本刘主席语录；此事惹恼了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这是阶级敌人的低级、可悲的做法。

  两位前辈收到我的稿件，对我慰勉有加；于是，我在探索杂志发表一系列小说、剧本、政论、时评等等，打一枪换一个笔名。我通常采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为笔名，这些名字大多带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味。  正可谓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我来到纽约闯世界，自然要拜望两位前辈，亲聆教诲。司马璐老师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陆的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儿子当年是我的头号铁哥们；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两边传话——司马璐认为廖盖隆治中共党史功底很深，而我把这话传到北京后，廖盖隆则回话说他认为司马璐的学术态度严谨。

亲共反共，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却对对方有所认同；足见做学问必须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将军请我吃饭，酒过三巡，他说台北那边催问他，能不能找到一些优秀的大陆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级的大陆官方访美人员，搞机密文件。

我很惊讶，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我委婉地说我随便惯了，一向无组织、无纪律；敏感脆弱，任性妄为，无法胜任这一重任。段将军很失望。

 此后，我的几个稿件被段将军毫不客气地 退回来了，我当然明白这是段将军给我颜色看；但是，毕汝谐根本不吃这一套，犟脾气上来，我干脆与探索杂志一刀两断了。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一不给国民党当特务、 二不给共产党当特务、 三不给玉皇大帝当特务！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1983年盛夏，有人要把我介绍给凌云的女儿；当时，国家安全部刚刚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成为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介绍人暗示，如果我答应这门婚事，可以把我送到类似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地方培训，然后出国工作。

 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连做梦也想出国呀；但是，我出国是想当自由作家而非当特务。

 从公安部大院凌云家出来，我淡淡地对介绍人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惜我实在找不着感觉。  

人贵有自知之明，百无一用是书生；笔杆子只能写写文章，当特务不会有好下场，必定砸锅。

 我的一个朋友D，原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写报告文学。他当了台湾特务（也不知道是不是顶了我的坑儿），被送至新加坡完成特工培训，然后派到大陆执行任务被捕，结果在大陆蹲了差不多10年大狱才放回美国，何苦来哉？ 

D 是典型的文人性格：被捕后哭天抢地，哀求饶命，沦为大陆国安的笑柄（心理素质如此低劣！）；回美后则自吹自擂，俨然以李玉和自居。

  三百六十行，间谍也是一行。只是，我干不来这种保密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而且，除了作家，我对世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没兴趣。

我有几个铁哥们分别给美国、台湾、北京当间谍，我因而获得极其宝贵的创作素材。 2006年，我的60万字的以中美间谍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与蛇问世。

司马璐 老师享年103岁，委实算是高寿了。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喜丧。那么，我就在这里说个陈年趣事吧。

那时候，我和云南作家赵继康大姐（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是探索杂志的两大台柱，我们俩包办了全部版面的半壁江山。  

有一回，赵继康大姐给我介绍对象；从女方家出来，她说：我给你介绍对象，你怎么答谢我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no  ideas；我手里拎着一袋2磅装的核桃仁，赵大姐一把掠过去说：好吧，就用这个谢我吧；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我把赵继康 做媒抢夺核桃仁的趣事讲给司马璐老先生听，他哈哈大笑。

现在，我把这事给天堂里的司马璐老先生复述一遍，以期他哈哈大笑着一路走好！  

司马璐老师驾鹤西归了。我不禁想起三十几年前与之相关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当年,为了追求创作自由,我放弃了相对优渥的生活条件及数以百计的情人(年纪大了,越发认识到这是极其宝贵的人生财富!),作为访问学者远托异国.    

1985年2月16日,上海虹桥机场.我注视着行李箱(内有一大批触犯禁忌、在国内不可能发表的手稿)顺利通过检查,不禁冷冷一笑:几十年来,当局在文艺界错抓了多少右派作家!今天,却放跑了一个真正的右派作家!

落地于新大陆之后，当务之急是为这些待嫁的掌上明珠寻找婆家。于是，我给美国、台湾、香港的右派报纸杂志投稿；其中也包括探索杂志。这是段克文将军和司马璐先生合办的同人刊物，两位前辈一是主编、一是社长，精兵简政。

 早在北京时，我就通过内部渠道久闻这两位前辈的大名。

1975年，当局释放最后一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其中10名战犯申请离开大陆，其中包括段克文将军。他到了香港，即与中央情报局接头，飞赴美国。而后出版名为战犯自述的长篇回忆录。

另一位司马璐先生更是赫赫有名；他是站在反共立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稳坐业界第一把交椅。我在北京时读过他编著的多卷本中共党史资料汇编；他收集的中共党史的原始资料之丰富、翔实、全面，令我惊讶不置。文革期间，司马璐曾经在香港编辑出版一本刘主席语录；此事惹恼了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这是阶级敌人的低级、可悲的做法。

  两位前辈收到我的稿件，对我慰勉有加；于是，我在探索杂志发表一系列小说、剧本、政论、时评等等，打一枪换一个笔名。我通常采用昔日情人的名字作为笔名，这些名字大多带有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意味。  正可谓打着红旗反红旗。

 后来，我来到纽约闯世界，自然要拜望两位前辈，亲聆教诲。司马璐老师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巧得很，大陆的中共党史权威廖盖隆（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儿子当年是我的头号铁哥们；因为这一层关系，我两边传话——司马璐认为廖盖隆治中共党史功底很深，而我把这话传到北京后，廖盖隆则回话说他认为司马璐的学术态度严谨。

亲共反共，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却对对方有所认同；足见做学问必须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有一天，段将军请我吃饭，酒过三巡，他说台北那边催问他，能不能找到一些优秀的大陆青年，策反那些重量级的大陆官方访美人员，搞机密文件。

我很惊讶，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我委婉地说我随便惯了，一向无组织、无纪律；敏感脆弱，任性妄为，无法胜任这一重任。段将军很失望。

 此后，我的几个稿件被段将军毫不客气地 退回来了，我当然明白这是段将军给我颜色看；但是，毕汝谐根本不吃这一套，犟脾气上来，我干脆与探索杂志一刀两断了。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一不给国民党当特务、 二不给共产党当特务、 三不给玉皇大帝当特务！傲骨嶙峋，我行我素！

 1983年盛夏，有人要把我介绍给凌云的女儿；当时，国家安全部刚刚成立，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成为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介绍人暗示，如果我答应这门婚事，可以把我送到类似国际关系学院这样的地方培训，然后出国工作。

 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连做梦也想出国呀；但是，我出国是想当自由作家而非当特务。

 从公安部大院凌云家出来，我淡淡地对介绍人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惜我实在找不着感觉。  

人贵有自知之明，百无一用是书生；笔杆子只能写写文章，当特务不会有好下场，必定砸锅。

 我的一个朋友D，原是中国青年报记者，还写报告文学。他当了台湾特务（也不知道是不是顶了我的坑儿），被送至新加坡完成特工培训，然后派到大陆执行任务被捕，结果在大陆蹲了差不多10年大狱才放回美国，何苦来哉？ 

D 是典型的文人性格：被捕后哭天抢地，哀求饶命，沦为大陆国安的笑柄（心理素质如此低劣！）；回美后则自吹自擂，俨然以李玉和自居。

  三百六十行，间谍也是一行。只是，我干不来这种保密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而且，除了作家，我对世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没兴趣。

我有几个铁哥们分别给美国、台湾、北京当间谍，我因而获得极其宝贵的创作素材。 2006年，我的60万字的以中美间谍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与蛇问世。

司马璐 老师享年103岁，委实算是高寿了。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喜丧。那么，我就在这里说个陈年趣事吧。

那时候，我和云南作家赵继康大姐（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是探索杂志的两大台柱，我们俩包办了全部版面的半壁江山。  

有一回，赵继康大姐给我介绍对象；从女方家出来，她说：我给你介绍对象，你怎么答谢我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呀，no  ideas；我手里拎着一袋2磅装的核桃仁，赵大姐一把掠过去说：好吧，就用这个谢我吧；然后扬长而去。

后来，我把赵继康 做媒抢夺核桃仁的趣事讲给司马璐老先生听，他哈哈大笑。

现在，我把这事给天堂里的司马璐老先生复述一遍，以期他哈哈大笑着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