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评传 第九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作者:biruxie  于 2021-4-2 15:1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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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评传 第九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07年按:

   1988年, 毕汝谐利用暑期完成了<<周恩来评传>>(笔名方里,台湾水牛出版社,精装本,列文史丛书第76 种),这是世上已知的第一部从双重人格角度剖析周恩来生平的著作,比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早了十几年!

   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网众参考. 全文较长,分多次推出.

   

   第九章、中共立国初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金碧辉煌的城楼.
   毛泽东照本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其时,干戈方休,他面对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中.从抗战初期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中共立国后,由于财政需要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不统一,新政权仍然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物价仍然大幅度上涨.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于一九五零年二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该会详细地讨论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三月三日,政务院据此作出了有关决定.几个月后,金融物价趋于稳定.
   为了巩固新政权,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前往苏俄朝圣,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内,则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前已交代,斯大林对中共党内具有国际背景之党魁较为欣赏,而对毛泽东一类的土共则取排斥态度.他对蒋介石颇有好感,而对中共在国共大内战中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甚至到了解放军强渡长江前夕,他还希望毛泽东就此止步,与国民政府隔江而治,不要再打下去,凭着一个独裁者对同类的排斥感,斯大林不希望共产党世界出现另一个巨头.
   毛泽东则对斯大林极谦恭而心实不服.他写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指挥大军南下.
   中共立国后,斯大林任命原驻国民政府的武官罗申少将为首任新中国大使,这无疑又是一个傲慢无礼的表示.
   为了表达对苏俄的忠诚,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苏俄,拜斯大林七十岁之寿.而后,又滞留苏达两个月之久.并召电周恩来赴苏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晋见斯大林,表白忠诚终于使斯大林相信了毛泽东俯首称臣的诚意,然而,这次会晤却也为毛泽东决心以全部家当大打韩战埋下了挈机.
   一九五零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同苏俄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共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 “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从此,新中国以结盟形式成为以苏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主要成员.
   笔者认为,此系毛泽东周恩来所犯下的图一时之苟安、而贻多年之大害的战略错误.
   一九五零年初,新中国派出由解放军原班人马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与美国军队一见高低.
   当时,关于新中国是否介入韩战问题中共高层意见分歧.鹰派主战,鸽派反战,争执不下.最后毛泽东拍板,委派彭德怀率军入韩.
   周恩来在此一重大问题上不表态,待毛泽东表态后,亦同声唱和.
   作为新中国的发言人,周恩来屡次发表声明、谈话,表达了新中国对韩战的强硬立场.
   韩战是一场残酷、惨烈的战争.战争的结局并未改变政治的版图,朝鲜半岛依然以三八度线一分为二,东西两大阵营亦依然以此对峙.然而,于新中国而言,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深远的:
   一、将近百万中华健儿非死即伤.
   二、承担了巨额军事外债.而苏俄索债分文必计.
   三、台湾问题永久化,美军协防台湾.
   四、中国大陆与美国的敌对关系持续了二十年之久.
   然而,毛泽东却有另一套看法.毛泽东是个永远不安于现状的大造反家,新中国成立之始,他已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摩拳擦掌地准备改变旧世界,建立新秩序.
   毛泽东的长子死于韩战之中.他似乎对此并不十分悲伤.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种封建思想在毛泽东脑中根深蒂固.
   与韩战争同时进行的,是国内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毛泽东延揽人心的行之有效的法宝.
   一九五零年六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
   所谓“土地改革”,就是中共在苏维埃时期所实行的“土地革命”,实际上是农村中激烈而恐怖的暴力斗争.
   毛泽东为农村土地改革制定了“依靠贫农、雇农、争取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的斗争策略.
   土地改革进行过程中,一般地主因畏于斗争都愿自动将田地交出,听由农民分配.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和平土改”,坚持以阶级斗争的狂风骤雨横扫农村,致使农村大量流血,死亡地主难计其数.
   相形之下,蒋介石退至台湾后,实行了和平土改的政策,效果良好.
   历史的评价是蒋法优,而毛法劣.
   中国大陆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三年结束;有近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平白分得七亿市亩的土地,他们对于新政权自然是竭诚拥护,成为新政权在农村的依靠力量.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布置土地改革运动,他说: “任何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地主阶级绝不是例外.地主阶级中现有一些人,正在制造反对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法的‘理论’,对于这种理论应当加以坚决的驳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斗争.”
   所谓“驳斥”,自然只是周恩来习以为常使用的外交辞令而已.
   接下来,是杀人立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签署了一项“严惩反革命条例”,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依据.全文共二十一条,其中定刑的十条条文,每条都规定可处死刑.公开反共者固在可杀之列,就连不满征粮、征税、征兵以及对新政权持有异议者,皆可处死,并且不准上诉.
   周恩来早年留欧,曾经亲睹法治国家的真实情况,目睹镇压反革命的宁错勿纵的血腥做法,心中想必有一本是非账目.然而,在他身上,党性已对人性占有压倒优势,他绝不会出面说一句公道话.
   其后是“三反五反运动”.打击对象是新中国国旗上的一颗小星---民族资产阶级.周恩来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在政协常委会上谈话,号召全社会动员起来,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腐朽黑暗的一面进行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使新政权获得旧人民币五十万亿元,约合美金二十亿元.但其扩大化的方式却造成了许多自杀、他杀事件,令工商业者言之寒心.
   同时又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这一运动是对明文载于“共同纲领”的“思想自由”的否定.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平津两地大学教授学者共一千余人齐集北平,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他们作五小时之久的“学习动员”报告.
   随后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各地亦纷纷效尤,展开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这实际上是对高中级知识分子的一次强迫性的洗脑运动.曾经受过法兰西自由思想熏陶的周恩来,自然懂得人生来便应享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然事关党的利益,则一切皆可置诸脑后.
   如同其他政治运动一样,思想改造运动也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方式.先选定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反面典型”,利用开大会,出专刊,对其进行激烈的思想围攻,迫其低头认错,全面否定自己.
   文人雅士发出如此哀鸣---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金岳霖: “我快六十了,我从前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做个新人.”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戴芳澜: “这样初步清算自己之后,感到异常痛苦,因为生命的一大半算白过了,过去的努力是白费了.”
   在此次运动中,当局还以“武训传事件”、 “批判胡适思想”等题目推波助澜.
   胡适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学者,青年毛泽东曾是他的崇拜者.但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专制制度的大敌,故遭壮年毛泽东的忌恨.特发起对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
   在这次运动中,许多著名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傅鹰、李长之、陈垣、马大猷、茅以升等都遭受痛苦的折磨,丧失了人性的尊严.
   中共立国初期大开杀戒,一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但更甚于历朝者,是强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思想方法的一致.当高中级知识分子恍然发现他们在新中国所享有的自由甚至不及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时,已经晚矣!
   前述诸种政治运动历时四年,大张旗鼓.但是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同时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 “宗教革新运动”、 “推行新婚姻法运动”等几项措施.这也是以破坏原有社会制度、巩固新政权统治为目的,只不过相对而言比较温和罢了.
   其中颇遭非议的是对宗教信仰的打击和迫害.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非共组织的存在,故发动“宗教革新运动”.以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例,它们传入中国时间虽短,却在国际间有雄厚势力.毛泽东大打韩战之际,利用一位红色神甫王良佐等,提出宗教应该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政策.
   周恩来随后批发了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方针的决定”,从此,中国大陆的此类机关尽被没收,中外籍神职人士均遭程度不等的迫害.至于后来为此做出平反决定,则是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中共立国初期,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辅佐下,稳定了最初的局面;对内制止了经济频于崩溃的混乱情势,给绝大多数人民带来了基本的温饱.对外则在韩战中与强大的美国军队打成平手,使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然而,人民最基本的人权却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剥夺,一个红色帝国的雏形已见.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苏俄大独裁者斯大林病逝.毛泽东表面上如丧考妣,内心却暗自欣幸.几十年来,苏俄以太上皇自居,指挥留俄派压得毛泽东几乎喘不过气来,斯大林之死给他以清算宿账的机会.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像几乎所有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那样亲赴莫斯科,陪着斯大林的棺材走路,而是安居紫禁城,静观斯大林消失后的苏俄高层的权力斗争.
   毛泽东不去莫斯科,这一苦差自然非周恩来莫属.周恩来不辱君命,泪洒克里姆林宫,给苏俄巨头留下完美印象.
   在中国历史上,新朝初立,总有一些老功臣因不好安排而受诛.毛朝亦不例外.一九五三年,韩战争停火,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上马,毛泽东审时度势,对其共同打江山的党内战友举起屠刀.
   这一次,是高岗、饶漱石等被推上了中共党内斗争的祭坛.
   高岗原籍陕北,绰号高大麻子.他原是刘志丹的得力助手,和毛泽东一样,高岗也受过师范教育.

   毛泽东率领残部来到陕北,鸠占鹊巢,割据一方.为了笼络陕北红军的力量,便对高岗不断提拔,委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会的副议长,而中共立国后,则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高岗在东北以“东北王”自居,行政上令出多门,且直接与苏俄联络,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而这是毛泽东断难容忍的.
   于是,毛泽东决定削藩.他先是采用明升暗降之计,将高岗调至京城,委以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职.然而,这毕竟是个专司经济的位置,较之往昔独霸一方的威风,不可同日而语.因而高岗不免有些怨言.
   饶漱石原为毛泽东得力干将之一,官至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在陈毅之上.但是他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右倾,随被免职,调北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上等于贬官,内心忧愤.
   高岗、饶漱石二人在京相遇,因心境相同而互表同情.高岗轻视刘少奇等来自国统区的中共大员,经常出口不逊.这些情况被密报到毛泽东处,他决心借刘少奇之手除去高岗.
   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毛泽东避而不出席,却提出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并指定由刘少奇主持会议.这便是毛泽东习用的借刀杀人之计.
   高岗、饶漱石二人被指为“反党联盟”,若干似是而非的事情,则被罗织成政治罪名,发至地师级以上中共干部批判.
   高岗曾被毛泽东捧为“一贯正确的领导者”;曾几何时,过河拆桥的毛泽东又传出圣旨: “东郊民巷八号(高岗住宅)是另一个司令部.”
   高岗不堪受辱,自杀身亡.
   在整肃高饶的过程中,周恩来为虎作伥,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刘少奇一边.他是绝顶聪明的人,清楚地知道高饶二人谈不上反党,更非联盟,这只是一次权力斗争而已.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共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谓过渡时期,是指中共立国至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这段时间,按照毛泽东想入非非的预断,大约需要十八年.
   这是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次冒进.
   ----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其政治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显然较毛泽东的“总路线”更为高明.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斗争对象已经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因为这两个阶级已不复存在,曾在数年前被毛泽东划归“人民”范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业已成其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都是私有财产的拥有者.
   按照唯物史观的说法,经济是决定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毛泽东既然决定将原有的经济机构进行巨大的改变,就不能不将建立在原有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与法律,也作一次巨大的改变,使其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因此,毛泽东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会.此会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举行,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副之;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这样,毛泽东将政协会议所具有的政治职能交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完成了一党专政所必行的政治魔术.
   天下已定.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该次大会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法律.
   这部宪法有几个特点:
   首先关于国家性质方面,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原在“共同纲领”里并列的四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已被一笔勾销.
   另外,代表元首地位的国家主席,既不属于历法系统,亦不属于行政系统,而是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不过,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却拥有军权.国家主席因而有可能成为中共主席之外的又一个权力中心.
   -----十几年之后,刘少奇这位国家主席被毛泽东指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原在各级政权中拥有一定比例的非共人士被逐渐清除出来,送入政协和人代会占据无权的交椅.在中国大陆,从幼儿园到火葬场皆有中共党员掌握实权,实现了不折不扣的“党天下”.
   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的政权,然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却是形形色色的.周恩来的出色表演深得人心.他为自己树立了清官形象,享有良相声誉.
   一九五四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北京图书馆前的公共汽车站,等着几个乘客.一辆公共汽车开来,大家上了车.
   周恩来便是这几个乘客中的一位.他在汽车上被乘客认出来了,一人说: “总理工作那么忙,还和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啊!”
   周恩来说: “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一路上,周恩来亲切地同乘客们交谈,问上下班要多少时间.
   原来,周恩来听说北京市交通拥挤,广大职工上下班很不方便,就特地乘坐公共汽车,亲自了解交通情况.
   事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各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问题.
   中国百姓是善良的.仅此一件小事,便可以盛传十载.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深负重望,屡建殊勋,但其名次却排在刘少奇之后,位居第三.刘少奇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已成定局.周恩来对此并无怨尤,而是兢兢业业地专司其职.
   鉴于苏俄于十月革命后的军事共产时期,对私有财产采用暴力没收手段,曾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与骚乱,逼使列宁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以为缓冲;毛泽东为免重蹈覆辙,便以公私合营的手段打破私有制度,而在农村,则以“生产合作”为名,将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回来.
   周恩来身为政府总理和政协主席,是毛泽东推行这两项措施的主要帮手.
   国共大内战的胜利以及韩战的体面结局,使得毛泽东头脑昏热.他要率领全体党徒和全国人民一日千里地奔向其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短短数年,他将中国大陆旧貌换新颜,犹未尽意.
   当中共社会上的一切反抗力量均被粉碎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了中共党内.
   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泽东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命邓小平为秘书长,总揽一切.殊不知,邓小平因之前未获元帅军衔而心有芥蒂,竟与刘少奇暗中勾结.
   “八大”开始,首先由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充满对毛泽东的阿谀之词.不料,邓小平节外生枝地提出党中央十一年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致使党内民主未得发扬.
   全场为之骚动.其时,苏俄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刚开过不久,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故对“党内民主”这一提法格外敏感.
   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亲刘少奇、邓小平者,与亲毛泽东者不相上下.因而,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也令毛泽东失望.毛泽东的重要智囊康生降为候补政治局委员.
   同时,中央书记处职权也有了变更,七届书记处地位与政治局相等,而实际权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个书记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而八大以后,书记处变为一个执行机构,书记也都是二级人物,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则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自行增设的秘书处也被取消了.
   周恩来在八大上一如既往,对各派别持骑墙态度,静观其斗.他在政治上并无野心,随波逐流,没有真正地与任何一派结盟.只是一味地盲从毛泽东,而各派亦深知其为人,对周恩来恭而敬之.
   中共八大以刘少奇、邓小平占上风而告结束.毛泽东自然不甘失败,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进行反扑.中共八大前后,大陆社会氛围曾稍呈缓和.这是与周恩来的务实努力分不开的.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谋人才缺乏的补救之道.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共有一千二百七十九人之多,其中包括党政军各部门的各级负责人以及所有文化部门、群众团体的负责人.
   在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一次冗长的报告.他指出:中国大陆共有高级知识分子十万人,新近从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人,一般知识分子三百八十四万人.总计不过四百余万人.据分析,真正拥护中共政权者为百分之四十,中立者亦占百分之四十,留恋旧社会者为百分之二十.
   周恩来表示,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应立即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给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任和支持,并于六年之内吸收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共,反对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周恩来的这些主张,由于切合实际需要,毛泽东曾一度表示赞同.于是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被请入中共党内,而在一般干部那里,却引出了“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等怨言.
   为了稳定人心,将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的影响降至最小,毛泽东于五月二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鼓励文艺和科学上的自由创作和自由研究,用以笼络全体知识分子.同时,对各民主党派开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支票,借以安抚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夕数惊的统战对象,,并利用他们一方面代为联系、教育、改造大陆知识分子,一方面造成正面的国际影响,期能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
    所有这些政治口号,都是毛泽东根据历代开国帝王的“让步政策”而提出来的,显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无关.毛泽东多次谈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对于这一套帝王统治术,毛泽东是深知其中三味的.
   中国大陆出现了暖春景象.敏感而轻信的知识分子为之欢欣鼓舞,谨慎而多疑的知识分子对此三缄其口.新中国成立七年了,知识分子与新政权之间已经存在某种隔阂,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不会以直观形式显现出来.
   现在,笔者愿将注意力自中国大陆内部事务移至外交事务领域,看一看周恩来作为外交家的出类拔萃的表现.
   中共立国初期,由于毛泽东变更国名,又采取对苏俄“一面倒”的僵硬姿态,对于遗留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使领馆,除共产国家外,均不承认其外交地位.而后的建交工作,都要通过谈判进行,需对方表明与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中共新政府才予承认.
   至此,国共两党为争取作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承认,展开了长期、复杂、尖锐的斗争.
   周恩来经常说外交工作是政治艺术,外交人员要做政治艺术家.在这方面,他本人为中共外交人员树立了一个楷模.在每一场外交斗争中,周恩来都把毛泽东的原则性的指示灵活地发挥出来,显出了杰出的外交才能.
   一九五四年四月至七月,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子支那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周恩来率领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
   这次日内瓦会议共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这是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与美国在韩战以后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坐在一起,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当时,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是杜勒斯国务卿.他出于反共立场,不准其代表团成员同新中国代表团有任何接触.平时两方人员迎面走过,也是冷眼相向,不打招呼.
   会议开始后不久,杜勒斯离开日内瓦回国了,由史密斯担任代理团长.有记者问史密斯,在会议期间他与周恩来有无个人接触. 史密斯开玩笑地回答: “我和周恩来先生共用同一条擦手的长毛巾,这是我们的唯一接触.

此时,苏俄大独裁者斯大林已死,毛泽东已产生背叛苏俄的离心倾向.周恩来秉其旨意向美方示好.
   有一次,周恩来在休息室里看见史密斯正在倒咖啡,便走了进去,向他伸出手, 史密斯当时左手夹着雪茄烟,一见周恩来过来,慌忙用右手端起咖啡杯,两手都占上,表示无法握手了.但他与周恩来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由于杜勒斯回国前严禁美国人与中国人握手,所以史密斯只得如此.
   周恩来软硬兼施.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一个方案.史密斯在会上表示,这个提案对解决问题有帮助,是可以考虑的.但会后美国代表团内发生了争执.有一位罗伯逊(此人在抗战时期曾担任过北平军调处的美方代表),反对史密斯的表态.第二次会上就由罗伯逊当了首席代表,他肆意攻击周恩来的提案.周恩来当即厉声责问罗伯逊: “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数?!上次你们的代表团长表示中国提案是有益的,今天你罗伯逊先生却又出来大唱反调,叫人们相信谁的话好呢?罗伯逊先生,我们过去同你是打过交道的,我们是老相识了!”罗伯逊无言以对.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运用随机应变的外交手腕,终于冲破了杜勒斯原先规定的同新中国代表团不接触的政策.
   会议结束前,美国通过英国代表团团长戈登要求同中国人就有关遣返两国人员问题进行讨论.对这一建议,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后表示同意.从而两国代表团正式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两国领事馆保持经常性接触.一年后,领事馆接触升级为大使级谈判.新中国和美国的大使级会议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九五五年四月,有二十九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参加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亚非地区的政治面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恩来亲率新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赴会.
   四月十一日,新中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从香港去印度尼西亚途中,被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炸毁,机上的新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共十一人死亡.有证据表明,此事与国府情治人员有关,其矛头是针对周恩来的.由于周恩来应约先去仰光同缅甸印度等国总理会晤,改变了旅行计划,方幸免于难.
   四月十七日,周恩来抵达万隆.他成为亚非会议内外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明星.
   “周恩来”这个名字,像春雷般地响遍了大地.在华裔居民众多的印度尼西亚,周恩来出现在那里,那里就有欢呼和掌声.
   四月十八日,亚非会议隆重开幕.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意见分歧.有人提出“共产主义威胁”、 “颠覆活动”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锋芒暗指新中国代表团,会议气氛一度相当紧张.
   四月十九日下午,轮到新中国代表团发言.当天上午,周恩来根据会议发展的情况,临时决定将原来的发言改用书面散发,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
   周恩来利用休息的短暂时间,在会场里亲自起草补充发言稿,写一页就送一页去译成外文.
   下午四时三刻,周恩来走上讲台,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无数架照相机一起闪烁,记者席上翻纸的声音沙沙作响.
   周恩来声音洪亮,气势夺人地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会场上非常安静,人们屏息倾听着他的发言.
   周恩来接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年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寻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最后,周恩来热忱地呼吁: “让我们亚非国家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在这里,周恩来巧妙地利用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用以掩盖同是穷国之间的纷争.他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许多代表跑过来同他握手祝贺.
   缅甸总理说: “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
   曾在会上发表攻击新中国言论的菲律宾代表也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万隆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和确定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为了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耐心游说各国代表.
   会议期间,周恩来日夜操劳,很少休息,每天只有两三个小时睡眠,开了七天的会议,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了,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
   最后,周恩来广泛吸收各国提案中的积极因素,与各国代表反复磋商,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
   周恩来广泛接触各国代表,竭力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其中,他曾与日本代表、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琦达之助会晤两次.当时,日本与新中国之间尚处于对立状态,但是高琦代表却想设法突破日中关系的僵局.
   周恩来与高琦代表的会见促进了廖承志---高琦达之助日中民间贸易备忘录的签订,对新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会议期间,周恩来曾以新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但毕竟给新中国带来了实惠的益处:美国政府同意放钱学森回到中国大陆.
   钱学森是火箭专家、美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教授,曾参与制造了美国第一枚导弹.他是文职人员,在研制导弹时得到了美军陆军上校军衔.
   美国政府由于不愿意于这位洲际导弹专家回到中国大陆,限制他的行动自由,达五年之久.后来,新中国通过大使级谈判,说服美国允许钱学森离开美国.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钱学森偕同在德国学习过音乐的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乘“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美国回国.
   ---钱学森是中国大陆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特例.由于他对制造中国大陆的原子弹有卓越贡献,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文革动乱期间,平安无恙(其时,许多留美学人家破人亡),且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多年以后,周恩来曾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无实质性成果,但是我们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的下一个重大外交活动是一九五六年底至一九五七年初访亚欧十一国.这一次出访,不仅扩大了新中国的外交视野,亦使各国民众有机会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在国际社会, “周恩来”已成为新中国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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