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评传 第十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周恩来评传 第十章 毕汝谐（作家  纽约）

   2007年按:

1988年, 毕汝谐利用暑期完成了<<周恩来评传>>(笔名方里,台湾水牛出版社,精装本,列文史丛书第76 种),这是世上已知的第一部从双重人格角度剖析周恩来生平的著作,比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早了十几年!

   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网众参考. 全文较长，分多次推出.

  

 第十章、反右运动至文革之前.

   一九五七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严峻的一年.
   是年,毛泽东玩弄“引蛇出洞”之策,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民主人士、统战对象等打成右派分子,横加摧残.据不完全统计, “右派分子”及受到株连者,约有三百余万人.
   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虽然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顶撞,仍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手握至高无上的大权.
   然而,新修订的党章中,竟然破例增设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这显然是刘少奇、邓小平为毛泽东特设的一个政治陷阱.倘有一日,刘邓开动中央委员会的表决机器,将毛泽东封为名誉主席,则其将沦为一具政治僵尸.
   为了与刘邓斗法,毛泽东便自行发动大鸣大放运动,敬邀社会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矢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在这一时期,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两件大事.先是一九五六年六月, 波兰波兹南工人为了要求面包发动暴动;后有匈牙利人民爆发反苏反共起义,他们推出人道共产主义者纳吉为新政府总理,宣布退出苏俄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参加起义者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军人、警察、妇女、儿童以及共产党人.匈牙利人民起义历时十三天,苏俄两次出兵,强力干涉;最后派遣二十师红军和两千辆坦克,实行血腥屠杀,将起义镇压下去.
   中共坚决支持苏俄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周恩来曾秘密乘坐苏俄坦克进入鲜血染地的布达佩斯.
   毛泽东对此忧喜参半.所忧者是共产专制制度下人民的反抗,所喜者是苏俄作为共产世界的盟主地位受到了挑战.
   毛泽东按部就班地发动了鸣放运动.经过中共长达八年的统治,一时间无人敢于以身相试,毛泽东特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发表整风命令.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头目及无党派人士召开座谈会,要求大家尽量鸣放.会开十三次,与会者仍有顾忌,不敢畅所欲言;毛泽东便宴请章伯钧(农工民主党主席,民主同盟副主席,官居交通部长),请他带头大鸣大放.
   于是,章伯钧以及粮食部长章乃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兼民主同盟副主席) 、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等率先鸣放,要求政治民主化.
   刘少奇、彭真等中共要员并不赞成此举,深恐酿出成事端.但是毛泽东置之不理.
   反复的邀请,终于引发了对专制制度口诛笔伐的滚滚洪流.综括鸣放内容,约有如下几方面:
   一、政治方面: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毛泽东独裁,反对党政不分现象;要求各党派一律平等,要求有职有权,要求建立法制.
   二、经济方面:反对强调资本家的“两面性”,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反对“公私合营”,反对“定息就是剥削”,反对红色官僚资本.
   三、外交方面:反对一面倒政策,反对过分迁就苏俄,反对苏俄大国沙文主义.
   四、教育方面:主张取消学校中的中共党委会,反对一面倒的俄化教育,反对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学术自由,要求民主的领导作风,要求非宗派主义的人事制度.
   五、新闻方面:反对说教式的新闻,反对报喜不报忧的新闻处理原则,反对歧视新闻记者.
   六、文学艺术方面:反对阻碍文艺创作的清规戒律,反对粗暴干涉文艺创作自由.
   七、少数民族方面:反对有名无实的“自治区”,反对中共的领导.
   鸣放期间,毛泽东故意离开北京,避往青岛.所有鸣放内容,都由新华通讯社逐日广播,并经人民日报及其他各报纸刊载.当局则噤无一言.
   在高等院校,青年学生情绪激昂,而从言论的鸣放演变为行为的反抗.
   以北京大学学生谭天荣和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女)等为领袖的各大学学生,发出“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呼声;嗣即组织“百花社”、 “庶民社”、“自由论坛”等团体,进行民主宣传活动,在校内外演讲、出墙报、编刊物;自由派教授暗中鼓劲,普通市民纷纷表示同情,各地都酝酿着罢课示威,出现了若干小规模的匈牙利事件.
   面对汹涌而来的抗议怒潮,毛泽东改变初衷,决定采取严厉镇压手段.毕竟,此时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虽有龃龉,尚未至摊牌阶段.而民众的抗议怒潮,则有可能动摇中共政权之根本,
   毛泽东转而采取收缩方针.六月四日,当局调动大批军警将京津各校学生隔离,致使他们决定于次日举行的联合大游行流产.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显系捏造之所谓民主人士卢郁文接获恐吓信为由,开始所谓反右派斗争.而后各地中共党报纷纷响应,加入围剿.
   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于数月前所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原稿,经过大幅度的修改补充后,正式公布.该文暗示鸣放不得违反其中所规定的六项标准,特别是不得违反“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否则必予严惩.
   六月二十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一届四次会议召开.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之安排下,变成围攻右派的示威大会.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气势汹汹地将“章罗联盟”的政治帽子扣到率领先鸣放的章伯钧、罗隆基头上.还扬言不惜处决六分之一的“反革命分子”,以示威吓.
   周恩来做如此表态不足为怪.尽管在处理许多具体事务上,他与毛泽东有着粗细文野之别,但就本质而言,他们都是注定要戴着花岗岩脑袋晋见马克思的铁血共产党人.他们不会容忍民众享有自由民主.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自承“鸣放运动”与“反右斗争”是“阳谋”,是“诱敌显形聚而歼之”,此文酷似出自毛泽东的手笔.
   嗣后,各民主党派及团体纷纷开会,大整“右派分子”,著名者如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费孝通、钱伟长、龙云、陈铭枢等,都是各党派领袖人物、大学教授;列为重点清算对象,逼其自渎、自贱,丧失人格尊严.
   在学校里进行的反右斗争,由于学生反抗情绪激烈而尤为凶恶.中共党委以变相的公审大会方式,斗争右派学生,曾引起热闹的辩论与斗殴.学生领袖林希翎,在变相的公审大会上,进行八次辩论,被誉为巾帼英雄.她非常坚强、勇敢,面对恶势力毫无惧色,直至最后被秘密投入狱中,判刑十五年.
   凡被定为右派者,便成为连印度贱民都不如的下等人.因为印度贱民尚有家庭,而“右派”则是孤家寡人一个,妻子儿女都要与之脱离关系,划清政治界限.
   由于抗议怒潮已由都市扩展到了工厂矿山和农村,毛泽东于是将“反右斗争”与“整风运动”相结合,扩大进行,名之为“全民整风运动”.历时年余,始告沉寂.
   毛泽东虽然获得表面胜利,却埋下了许多祸因.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决裂,亦始于此时.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铁腕镇压的残暴做法,但是,在一些具体的人员处理上,却又表现出一丝温情.
   周恩来在天坛召开的一九五七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上,谈及学生领袖林希翎时,只说她是在整风运动中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并邀请她本人参加了此次大会,认为其具有毕业分配的资格.相形之下,中共其他巨头对林希翎的态度要恶劣得多,例如刘少奇对林希翎问题的批示是: “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
   对于若干被无端扣上“右派”帽子的知名人士,周恩来在不损及自身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给他们以些微帮助.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便是一例.
   在反右运动中,多才多艺、正处于艺术高峰期的张权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蒙受种种不白之冤和可怕后果;她被原单位除名,调往黑龙江的哈尔滨.祸不单行,她的丈夫---著名指挥莫桂新亦被划为右派分子,被送往中苏边境的兴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个半生养尊处优的乐队指挥因患恶性痢疾,象猪狗一样死在公路旁边.
   张权的全部罪行,只是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批评剧院行政领导没有按照艺术规律管理剧院,并就此提出了一些直率中肯的意见.于是,她被扣上了破坏党的领导的政治帽子,从此不能登台演出.
   周恩来于反右斗争热潮过后,替张权美言了几句.于是,张权被摘去了“右派分子”帽子,处境稍有好转.
   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指示给远在哈尔滨的张权安排一个“特邀代表”的名额,让其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是全国政协主席.
   那时,每逢周末总有舞会,高级干部在此寻欢作乐.在政协会议期间的舞会上,张权应众要求演唱了一支民歌.周恩来向她表示祝贺,并邀其共舞;同时,详细询问张权几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你离开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过不习惯就回来吧.”周恩来亲切地道;当他得知张权的丈夫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三个月就死去的悲惨消息时,突然停住了舞步.
   为了不再提起这件伤心事,周恩来转变话题,问起张权几个孩子的情况.
   不久,张权在北京举行音乐会.有一回,她唱完一支歌,欠身向观众致意时,周恩来从观众席站起来,手捧一杯香茶,走向舞台,递给了女歌唱家.
   这就是双重人格的周恩来----他没有兑现协助张权回京的承诺,因为那样做,将有损其中共领导人的原则立场;但是,他却以个人身份送上一杯香茶,意在医治一位女歌唱家的心灵创伤.可谓面面俱到.
   反右斗争结束后,毛泽东亲赴莫斯科,庆贺苏俄革命四十周年.毛泽东自任党政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为副团长.
   然而,这次出访苏并未如同预期的那样弄到大宗援款,毛泽东大失所望.归国后,他热昏地搞起了一场所谓大跃进,以期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
   大跃进计划发布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陷入大炼钢铁的狂潮.城乡到处都是土制的小高炉,男女老少一齐上阵.他们被编成队组,日夜不停地苦战.煤炭缺乏,就以木材或家具当燃料;原料矿石缺乏,所有民间铁器都被搜光.由于疲劳过度,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毛泽东无视社会现实,又决定大搞所谓“人民公社”.从此, “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便成为他亲手树立的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前后仅仅两个月,毛泽东便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组织做了一次空前的改变.
   “人民公社”制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先例,纯属毛泽东个人的破坏性狂想.如果勉强寻求人民公社之根源,则只有“巴黎公社”及苏俄集体农庄与之相似.但是, “巴黎公社”为纯政治组织, 苏俄集体农庄为纯经济性组织,而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则是包括“工农商学兵”的综合体.
   中共中央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是提前达到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是在马上得天下的,而今又要在马上治天下.他认为“人民公社”是过渡到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基本形式,而其目的则在于建立一种“政经合一”与“劳武合一”之高度极权组织;毛泽东企图在集中与统一的严密管理之下,通过对群众劳力、消费的强力控制,达到空前规模的生产动员与战争动员之要求.

   民众加入人民公社之后,不仅一切私有财产化无乌有,同时还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天伦之乐.所有劳动力完全由公社控制使用,劳动在生产队,吃饭在公共食堂.老者入敬老院,幼者入幼儿园.
   “人民公社”的所有收益,大半上缴国库,只余小部分用以分配给人民.将所有社员的口粮,全部留存公社,由公社按照劳动力强弱为标准的分配方法,发给社员粮证,凭此到公共食堂吃饭.
   质言之, “人民公社”是一种变相的军事共产制度.
   毛泽东好大喜功,基层干部则曲意奉迎,大吹牛皮.一时, “亩产万斤粮” 、 “粮食树”之类的人间奇迹,迭现于各地.毛泽东龙颜大悦,老百姓有苦难诉.
   由于“人民公社”的出现,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可以直接进行分配,因而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范围大大缩小.农村市场在农村经济生活中所负担的集散作用,也就因之日趋削弱.其次,农产品品种、数量大为减少,使得“自由市场”于无形中被消灭.
   农村自由市场消灭之后,城乡的经济交流作用即告中断,因而便形成商业市场物质供应的紧张现象.
   同时,由于农村市场与商业市场突遭巨变,各种税收都急剧减少,因而大大影响到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突然下令炮轰金门,第一日打出四万余发炮弹,至十月五日止,计四十四日,共发炮弹近四十五万发.与此同时,国共空军派出战机于台海上空交战.然而,这次炮轰金门的军事行动并未产生有利于中共的结果.毛泽东发起炮战争的动机至今还是一个谜.
   “人民公社”成立后,民众强烈反对,干部纷起责难.同时,经济财政方面又出现许多困难,进退失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决议对人民公社改采缓进政策,农村公社着重整顿,城市公社暂不进行.毛泽东表示今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一职.
   “大跃进”搞得天怒人怨,骂声载道.周恩来对此依然持明哲保身的圆滑态度.
   “大跃进”期间,周恩来曾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甚至打算亲自兼任北京郊区的一个县长,以取得实际经验.
   周恩来敏锐地发现基层单位刮起“共产风”、 “浮夸风”,危害极大;但是,他为了投毛泽东之好,违背良知地煽风点火.
   毛泽东曾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为繁荣假象所惑,龙心大悦.周恩来则干脆更进一步,宣布徐水县已提前进入“共产主义”.
   尽管如此, 周恩来的表现仍不能使狂热的毛泽东完全满意; 周恩来被指责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被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出检查.曾经替周恩来捉刀的一名中共秀才范若愚在其所撰“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一文中写道: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他还说,关于他这次犯反冒进的错误之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主席.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陪伴暴君,难,难,难!
   周恩来闭目塞听,无视民间疾苦,紧跟毛泽东,终于保住了宰相高位.
   作为一位共产官僚,他的做法无可厚非;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负于良心.
   与周恩来圆滑态度适成对照的,是中共资深军头彭德怀为民鼓呼之大无畏精神.
   彭德怀以“平江暴动”起家,是红军中一员骁将.他在遵义会议上有功于毛泽东,且在韩战中出任志愿军司令员,战功赫赫.目睹“人民公社”的种种倒行逆施,这位粗鲁不文的老军头题了一首诗: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叟;来年日子怎样过,我为人民鼓与呼.”他决心发难,抗议毛泽东的左倾空想社会主义路线.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在庐山举行八届八中预备会议.彭德怀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于七月十四日在会议上散发.公开信抨击“三面红旗”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 “超越客观实际可能” 、 “得不偿失”,是一种“浮夸风”!......全面否定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是从事党内斗争的能手,自然不会怯阵.
   这一次,彭德怀被推上了党内斗争的祭坛.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以无比激愤的态度,发表了长篇讲话.除对“三面红旗”文过饰非之外,就是反击彭德怀的挑战.彭氏被扣上里通外国、企图篡党夺权等等一大堆政治帽子.
   毛泽东发出如此哀鸣: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毛泽东的长子岸英死于韩战,次子岸青发疯,三子岸龙失踪)
   彭德怀失去了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要职,仅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
   彭德怀因言获罪,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共要员感到突然.然毛泽东以重上井冈山、偕同林彪打游击为要挟,利用多数人的盲从心理,将彭德怀罢免.
   从此,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改由林彪主持,国防部长亦由其兼任.林彪势力在军内迅速膨胀.
   周恩来重施故技,平安渡过庐山会议.当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之后,有人询问周恩来对此信的看法,周恩来淡淡地道: “这封信没有什么吧.”意思是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因为每次中央会议总是要印发许多传阅文件的.
   在毛泽东对彭德怀发动反击之前,周恩来三次找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周恩来特别谈到历来强调财政、物质、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但是,一九五八年全冲乱了,综合平衡没有做好,单是生铁即贴补十五亿.周恩来表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不能这样过日子.
   此时,周恩来集中精力调整当年计划,安排基建摊子.
   然而,周恩来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的.毛泽东一反击,周恩来亦随之见风转舵,他不仅自己挺身批彭,还运用个人威信,游说他人共同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因而深得毛泽东的欢心.
   若以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表态之日)作为分水岭,周恩来前后判若两人.不过,对于他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党内斗争专家而言,在关键时刻做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并非难事.尽管他的内心不无痛苦,但是党的或者是说是毛泽东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双重危机的夹击下,将实际行政工作交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而自己从狂热冒进的路线退下来,置身于第二线.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卸下国家主席一职,而由刘少奇继之.
   这次下台是毛泽东的一次重大失利.他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岂肯拱手将权柄让与他人?这就是给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中国大陆从此出现了两位主席,党政各行其轨;周恩来审时度势,左右逢源.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恭敬畏惧如故;另一方面,他对于新的顶头上司刘少奇也是亦步亦趋.周恩来的智慧,使他应付得面面俱到.
   一九五九年尾至一九六二年初, “大跃进”
   的后果显露无遗.经济崩溃,哀鸣遍野.当局对此做出的官方解释是:一、严重的自然灾害.二、苏俄逼债.尽管这理由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却蒙蔽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刘少奇会同邓小平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系列让步政策:诸如在城市里摘去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淡化政治气氛;在农村恢复自留地、自由市场及包产到户制度,以求政权免于崩溃.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正常原因,至今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八十年代初期中共当局宣布的数字是一千万人,而美国有关机构的估计数字是三千万人.无论哪一个数字都是惊人的,在中国大陆,人命贱如蚁.
    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过着简朴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粮食定量压得很低.所以,当他和邓颖超请朋友来家吃饭时,总是提醒他们自带粮票;位至总理,他也要对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标准精打细算.
    为了改善干部的生活,周恩来指示各部委都要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种粮食蔬菜、养猪养家禽等等.结果,各部委的机关干部,每年轮流到本单位农场去劳动,生产农副产品以补充匮乏的食物.
   身为一国总理,能与民众同甘共苦,这是周恩来的光荣;身为一国总理,却无能力使民众免于饥寒交迫,这是周恩来的耻辱.
   周恩来生活艰苦朴素,私生活也比较正派,在中共高层仅此一人.他从一九四九年搬进中南海,到一九七四年因病住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普普通通的办公室度过的.办公室里供奉一座毛泽东的半身塑像,此外没有任何装饰物;靠墙有许多书柜.他有一张宽大光洁的写字台,另有三张长方桌接成会议桌,还有一些供来宾使用的椅子.
   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花厅,过去是清朝最后一位摄政王载澧的官邸的一角.辛亥革命后,军阀袁世凯和段祺瑞都使用过这个地方.一九四九年中共立国后,这座院落已比较破旧,但周恩来认为稍加整修,还可以用来作国务院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不喜欢豪华的排场.一九五九年是中共立国十周年,他从拟议中的十大建筑计划中划去一项工程---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对手下的十二名副总理说,只要他当总理,就不允许建造这样的办公大楼.
   由于长期辅佐毛泽东,周恩来的作息时间也几与毛泽东相同.他上午睡觉,起床后整整一个下午,只在吃饭时休息一下,晚饭后又投入工作.一般而言,周恩来将公务处理完毕,已是清晨时分了.他从不抽烟,喜欢把清凉油擦在太阳穴上清醒头脑.
   在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渐有起色,民众稍稍喘了一口气.
   这时候,业已螯居数年的毛泽东见机而动,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硬口号,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执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务实路线相对抗.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利用小说<<刘志丹>>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定为“反党分子”.
   这一次,是习仲勋被送上了党内斗争的祭坛.
   习仲勋是陕北刘志丹高岗旧部,自一九五二年起到一九六二年,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主管国务院日常工作.然而,当习仲勋被毛泽东一脚踢出中共中央时,周恩来三缄其口.
   事后,周恩来又邀习仲勋谈话,陈毅副总理也在场.周恩来百般安慰习仲勋,最后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泪流满面,答说: “总理,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
   可是,周恩来唯恐习仲勋重蹈高岗的复辙.他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要她请几天假,留在家里陪着丈夫,留意他一举一动.
   这就是周恩来的人情味道.
   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为救眼前之急而采取的让步政策,实为毛泽东所不乐见.而广大农民则要求多分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而对所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表示厌恶.
   中共在八届二中全会后,对于这种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发动了一次反击.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运动”.
   中共要求公社生产队“多卖余粮”、“多留储备”,而广大农民却坚持“少卖余粮”,要求少扣公益金、公社提成,希望将农产品分光.

   中共主要领导人认为这便是农村中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并无本质分歧,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却在四清运动中尖锐化了.
   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后,使国民经济全面好转,渐渐地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了.一九六二年,刘少奇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成为中共党员人手一册的必读书.随后,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频频出国访问,大出风头.一九六四年,王光美更名换姓,潜入基层搞了一套“桃园经验”,向全党推广.这些活动均为毛泽东所痛恨.毛泽东虽至古稀之年,对于权力的欲望却依然如故.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坐待时机与刘少奇进行总决战.
   毛泽东与苏俄共产党一向不睦.至一九六一年,中共与苏共正式决裂.从此,国际共产主义彻底分裂,绝大多数共产党追随苏共, 寥若晨星的几个小党小派支持中共.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周恩来出面与苏共首脑赫鲁晓夫唇剑舌枪,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周恩来杯葛了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下台后,又亲赴莫斯科与新苏俄共酋勃列日涅夫会晤.毛泽东在幕后牵线,周恩来在台前奔走,从来不辞辛苦.
   作为外交家的周恩来,于一九立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出国访问了亚非欧十四个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他进行了这次七十二天的出访.
   当时,非洲尚有许多国家与台湾的国府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为了扩大新中国的影响,周恩来对援外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拍板的援建项目中最大者,是修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
   最初,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曾向几个西方国家招标,都遭到拒绝..因为这显然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工程.但是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打肿脸充胖子,同意提供巨额资金并参加修建所拟的干线.至于此时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啼饥号寒,则不必过问.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抛洒在东非大地上,筑成了这条一千八百六十公里长的铁路,耗时六年.然而,这条铁路并没有发挥其作
   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付之东流.
   周恩来给各国民众留下难忘印象的,是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周恩来善于亲近小人物,以显示自己与其他大人物迥然不同的风范.
   周恩来出访时,每到一处,一定要亲向汽车司机、厨师、服务员和保安人员等致以谢意,同他们告别.有一次在印度访问,他对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雇佣的贱民表示关怀,同他们逐个握手表示同情.印度贱民处在社会的最低层,从事打扫厕所和擦洗地板等被视为最卑贱的职业,除了自己种姓内的人,谁也看不起他们.然而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却乐于与他们交谈、握手.
   在刘少奇邓小平推行让步政策期间,周恩来性格中最富于人性的方面,曾有机会闪耀其光华.相对而言,他是中共党内最懂得知识分子,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而又最为知识分子所爱戴的高级领导人.
    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彻底打掉了知识分子做人尊严,整个知识界在大棒之下噤不敢言.周恩来对他们做了一些安抚工作.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说:”最近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
    ------一九五六年,他在毛泽东创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说过: “(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不愧为周恩来.明明是经过了血雨腥风的反右斗争,周恩来却轻描淡写地以“有所疏忽”四字带过.,堪称举世无双的文字游戏!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周恩来在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又一次发表了语气温和的讲话,使得那些饱受惊吓的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作为国务院总理和政协主席,周恩来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界著名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他曾帮助过许多知识分子,解决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周恩来介绍著名京剧表演大师程砚秋入党的事情,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程砚秋是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艺术造诣很深.新中国成立后,程氏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周恩来不止一次去程家促膝长谈,动员程砚秋入党;在程砚秋提出入党要求后,周恩来又亲自做其入党介绍人,在他的入党志愿书上填写了自己的意见和希望.
    有人认为身为国务院总理,国事那么繁忙,周恩来何必花时间介绍一位京剧演员入党呢?周恩来则说程砚秋是著名艺人,介绍他入党,等于给戏剧界指出了政治方向.
    在程砚秋逝世周年时,周恩来主持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纪念座谈会.他充满感情地说: “我已经许多年没有当入党介绍人了,这次和贺龙同志介绍程砚秋入党,三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程砚秋同志又红又专,希望戏曲界的同志们向他学习.”
    周恩来为中共的统战工作费尽心血.他不仅与末代皇帝、满清遗老、国府降将俘将等保持广泛的个人联系,还亲自策划诱劝前国府代总统李宗仁自美国返回中国大陆.
    一九六五年七月,李宗仁夫妇自海外飞返北京,成为轰动国际的大新闻.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
   翌日,周恩来乘直升飞机前往灾区视察.
   飞机着陆后,周恩来迎着雪后的寒风出现在机舱口.
   “周总理来了!”
   灾民们喊着,跑着,激动地迎上去.大地还在抖动,而周恩来总理竟然冒着余震的危险来到灾区,许多人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当晚十点钟,在中共隆尧县委办公室里,周恩来向当地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对抗震救灾的指示.其时发生了五级左右的余震,周恩来毫无惧色.
   三月十日,周恩来来到地震中心、伤亡惨重的白家寨大队.此时,余震不断,地上还在喷沙冒水,周恩来迈开大步,跨越一条条一尺多宽的地面裂缝,和灾民们见面.
   周恩来站在一个木箱子上,亲切地说: “同志们乡亲们!毛主席让我来看望你们,党中央很关心你们!......”
   几千名灾民振臂山呼.
   讲话以后,周恩来挨家挨户进行慰问.他逢人便问,煮米有没有锅?烧柴有没有灶?吃饭有没有碗?......令灾民们感动不已.
   周恩来每到一地就给灾民讲话,口干了,就拿起灾民们用的粗瓷大碗,吹开漂在水面上的灰尘,喝几口水.
   这一天,周恩来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连续工作了十六个小时.他跑了两个县,四个乡,嗓子都喊哑了.
   晚上,周恩来来到一个驻军的营房前.随员们恳求他到城里去用饭.周恩来说: “不必了,和战士们一起吃就行了嘛!”
   有的灾民激动地说: “俺们受了灾,把您老人家惊动来了.”
   周恩来爽朗地说: “为人民服务,应该.”
   如果把周恩来的上述表现,简单地视为政治家笼络民众的手段,那是一种浅薄的见解.事实上,周恩来性格中包含着始终如一的悲天悯人的成分,在日常生活里时有流露.
   当周恩来面对自然界的大地震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地震逼近了.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这场政治大地震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公平地说,这一提法并非错谬.每个亲临其事的人都将展露其灵魂,周恩来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