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俄亥俄之恋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按：毕汝谐这一辈子的经历，比天方夜谭还离奇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饭局，

毕汝谐 身边是一位从香港来纽约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师，

他无意间看到 毕汝谐 的掌纹，发出一声惊呼：复杂的人生！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俄亥俄之恋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1986年4月，我陪同家母赴她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后，时间上有一个空挡；

俄亥俄州立大学希望家母能够为他们办个学术报告，条件优渥。家母欣然同意。

于是，我们就去了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据说，俄亥俄州立大学是全美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

拥有将近4万名学生的；可想而知，中国大陆学生也相当多，

该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还有个专门的招待所，家母和我即在此下榻；

我因而认识了很多朝气蓬勃的大陆留学生，虽然彼此政见不同，却没有人在意这个。

该校还有一个可以与哈佛燕京图书馆、哥大东亚图书馆相媲美的大型中文图书馆；

有些在哈佛哥大看不到的稀缺书籍，这里也有。由于大陆留学生众多，和中国领事馆的联系也很密切。

领事馆三天两头送来国内的电影和录影带，给大家过瘾。

这天，学生会放电影日出；我去晚了，一推门带进一道强光，引得好几个人回头看我；

我一眼就和其中一个端端正正的女生对上了眼神，根据我的情场经验，我知道这就是一见钟情了。

我相信我和这个女生肯定会发生故事；那时候，我正与一个远在北京的奇女子热恋；她是有夫之妇，

系海军总医院的医生，我们的爱情一波三折、前途渺茫，令我非常痛苦；同时，我正当盛年，

生理要求也很迫切。于是，我坐在这个女生侧后方，压低声音与之交谈；日出是我的恩师曹禺先生的代表作，

我自便幼烂熟于心，很多著名的大段台词都能背下来。可是，我假装对日出一无所知，

假装好奇地向她请教电影里的人物关系；她很耐心地给我讲解。

那时候的女留学生都是百里挑一的人尖子，岂能不知我是在装蒜？但是，她并不戳破这层窗户纸，

而是积极地配合我装蒜。

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生活本质上是一台戏。每个人都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演员。 

为了不影响他人，她建议我和她坐到最后面，我当然求之不得。她也是从北京来的，

是清华的公派留学生。电影结束后，我们又并肩在校园里散步，是所谓压马路；

像我一样，她也是大龄单身青年，我俩正如干柴烈火，相见恨晚。

她告诉我，她住在一家殡仪馆附近，所以那个地方很好找、很好打听；

我说我和母亲住在学生会的招待所，人多眼杂。我们相约第二天上午我去她家。

她住在一个民宅二楼，小房间整洁、利落。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成为情人。

她跟我讲起在国内的几次不成功的恋爱，我也向她倾诉我的一肚子苦水；

她带着明显的倾向性呵护我，尖锐地抨击那个素未谋面的奇女子。

到了午餐时间，她说要去一家名叫四海的中国食品店采购，问我喜欢吃什么，

要给我做；我说我什么都不在意，咱们凑合一下就行了。她深情地说今天你第一次来，不能凑合。

她这样看重我，使我很感动；我怀着毕汝谐特有的一往情深搂着她说：亲爱的，

我和妈妈在这儿待不了几天就要走；可是，无论我走多远，我都会想到：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我有一个家、我有一个亲人！埃及有句谚语：喝过尼罗河水的人，无论走多远都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非常珍惜有限的欢聚时光，裸身缠抱在一起，恨不能合为一体。言谈话语之中，

她无经验地表现出大龄未婚女子求偶的急迫性，殷切地叮咛：你走了以后，千万不要忘了我，

要经常给我打电话呀，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如果你怕花钱的话，就给我打对方付费的电话吧。

我说：没关系，打电话花不了几个钱；我想你就一定给你打电话。

我俩恩恩爱爱。

临别时，她好奇地说我想看看你的作品；我说：好啊，我看见图书馆杂志阅览室里，

刚刚发行的中国之春杂志上有我的小说人生的否定式。你去看看吧。

当天晚上，我依然沉醉于鱼水相得的美好感觉中，就忍不住又给她打了个电话。谁知，

她忽然变得非常冷淡，与早上判若二人。我感觉到事情不妙，彷佛有什么巨大的本质性的变故，

成为我们继续交往的障碍。我试图以恰如其分的借口约她出来，当面谈一谈；她坚决拒绝了，

理由是就要考试了，作业还没有完成呢。凭经验，我知道这个女生算是没戏了。

我曾经历过很多次这样来得容易去得快的艳遇，早已见怪不怪了。

我与她就此进入冷战阶段，谁也不理谁。

家母和我离开哥伦布市的前一天，我给她打了一个告别电话，在不失尊严的前提下，

尽可能热情地说：我和妈妈就要走了。我知道你不想理我了，我不会勉强你的。

请你看在我们一度相亲相爱的份儿上，Frankly  speaking，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呀？

她不冷不热地说：我没有想到，你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你为什么要反对政府呢？

我说：老老实实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想说我想说的话，我不想掩饰我的真实观点。

我的发小吴尔鹿博士，读了我的小说集你好，自由（台湾版）， 惊讶地说：毕汝谐，

你和共产党有这么深的仇恨呀？我笑道： 共产党对我恩重如山；但是，我爱恩公，我更爱真理。

1957年，一批作家提出一个口号：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当然啦，

这些人后来都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我非常赞成这个口号。作家艺术家不应接受任何党派的领导。

赵丹临死前说：党管文艺管得太死，文艺没希望。 我反对共产党，

就是因为共产党严厉禁止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而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

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就像空气阳光水一样不可或缺。

她耐心听完我的这番话，叹了口气说：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就是要找个人规规矩矩地过日子。我不想跟政治搭边儿，咱们俩不合适。 

我真挚地说：我不怪你；我是喝过尼罗河的水，但是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打扰你了。我祝愿你幸福。

她回答说：我也祝福你。

我与她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我果然再也没有回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说不定，她早就把我忘了，她有一种理工科女生必不可少的理性和决断，

视我为一道Yes or no question；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没有中间状态，绝不拖泥带水。

我却喜欢她（不是爱）;而毕汝谐的喜欢（不是爱）适用于每一个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