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真假红二代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作者:biruxie  于 2021-8-30 18:5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热点杂谈





按:毕汝谐这一辈子的经历,比天方夜谭还离奇呢。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饭局,

毕汝谐 身边是一位从香港来纽约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师,

他无意间看到 毕汝谐 的掌纹,发出一声惊呼:复杂的人生!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真假红二代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习近平上台以后,红二代(文革前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成为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

共产党内部等级森严,有如天主教教阶制度——

我们从小就知道,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人;他们家家都有专用小汽车,

为了买一块橡皮,就可以坐着小汽车去王府井,而我们却根本不能。

稍长,我们习惯把他们父母的名字放在前面来称呼他们,比如谢富治的儿子、廖承志的女儿、

陈少敏的养子等等;如果一个家里有哥儿几个,则说是周希汉家的老大、周希汉家的老二等等。

总之,在背后我们从不直呼其名。 

多亏早年在大街上拍婆子的奇特经历,使我练就火眼金睛,掌握鉴颜辨貌的真功夫;

那年头,好家伙,你在王府井西单溜达一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各大部门的首长的孩子多如过江之鲫;

这个说他爸是司令,那个说他爸是部长;多么可笑呀——从来没见谁说自己是北京市委的,大街上的男男女女都嫌弃这个庙太小,

吹起来不过瘾!所以,根本都没有人打着北京市委名头在街面上鬼混。

那时在王府井西单,一百个所谓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九十九个是牛皮大王;只要认真察言观色,旁敲侧击,

不必翻看其父母的人事档案,便很容易识破对方的假面具。 

举个例子:1966年8月18号,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红极一时;

一时间,北京老百姓都传说彭小蒙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辉的女儿;

可是北京干部子弟圈都知道,彭小蒙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司局级干部,并非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而且跟军队不沾边。

后来,我们到大街上拍婆子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当成一个试纸(听说糖尿病有尿糖试纸),凡是说彭小蒙是彭绍辉女儿的,

肯定不是干部子弟,必定是冒牌货,一试一个准儿!

趋炎附势,人之常情(想当年,毕汝谐曾经赤裸裸地说:军队将级、地方副部级以下的概不考虑;

有个刘姓中将的女儿挖苦道:毕汝谐,你到底是找老婆还是找老丈人啊);

假如诸君有心结交红二代,不妨存个心眼儿,鉴别一下真假红二代,免得空欢喜一场。

我有个老朋友W,就是假红二代,这个故事值得一提。

我年轻时混迹北京四城,一共只见过两个男子长得比我帅:一个是与我同为干部子弟圈四大美男子之一的臧津津,

另一个就是W,实事求是,不服气不行。 W的五官精美,搭配得宜,堪称鬼斧神工;更绝的是,

他的脸上有一种通吃男女的妩媚,而这种妩媚是非常少见的。多年以后,我在韩剧男明星裴俊勇的脸上,

又看到这种通吃男女的妩媚。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般美男子都可以从其父母那里寻到根由,而W的父母哥哥弟弟的相貌都非常普通,

只有W是一枝独秀;我好奇他是不是抱养的,不是,他就是亲生的!

但是,W也仅仅是长相这一点超过我,其他什么才华、家庭、社会关系等等都不及我;这就好比男子十项全能项目,

W仅仅是百米赛跑胜出,而其他跳高跳远标枪铁饼等等都不如我,以致于引不起我的嫉妒。

更何况,他是13级以下的干部子弟,理所当然地被排拒在北京干部子弟圈之外,不足畏也。

文革期间,军队上校以上的子女,填写出身是革命干部,而中校的子女只能填写是革命军人。

W的人生见识、社会触角,完全符合他所出生的那个阶层。

W诉苦说他有个女朋友,都已经谈婚论嫁了,却被一个部长的儿子横刀夺爱;他愤愤不平地说:那个部长的儿子,

长得像个猪!猪!

我说:你别管人家长得像猪像猴儿,人家是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就是比你强。咱们这是等级社会。 

我告诉W这样一件事:1968年最乱的时候,刘伯承有个儿子在沙滩附近被一群地痞持刀抢了,

他的随从跑进中宣部大院搬救兵;我们几个一听对方有刀,不敢去;那个随从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孬种!

刘帅的儿子被抢了,你们不敢上,你们还算是干部子弟吗?!我们几个一声不吭,却不得不默认他的混账逻辑:

刘帅的儿子天生高贵,有权命令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替他卖命,我们不敢去,自然就是孬种了。咱们这是等级社会呀。

W还是唠唠叨叨那个女朋友。

我冷笑道:得了,得了;别再提这个女朋友——就是个公共汽车,跟不少人混过,打过胎!你再提她,就是自己丢自己的脸了。

W很尴尬,以后再也不提这个女朋友了。 

改革开放以后,W跑到广州去找机会,邂逅了一个年长的美籍华人女士,他们结婚了。于是他加入了北京候补出国人员社交圈;

当时在这个圈子里,人们疯传他娶了大富婆,因而引起了某些歹徒的觊觎。有一次我去他家,W给我看一个有火药味的残破纸片,

说几个坏蛋拿着土制炸药闯进他家,威胁要与他同归于尽,结果搜罗了一些值钱的东西溜了。 

我就对他说你还是赶快出国吧,出去以后也帮我想想办法呀;W拍着胸脯,打了包票,他说他一到美国就是资本家,

带我出国只是小菜一碟;病急乱投医,我着意拉拢他,作为自己的海外关系。

那时候办护照不容易,我花了很大的人力财力帮助他(以下删去若干字;因为我曾经承诺不说出帮助他的具体细节);

可惜他去了美国以后,不痛不痒地来了几封信,并没有替我想出什么办法,我很失望。 

1985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出国了,来到纽约后,周围不少人跟我说,有个北京来的高干子弟W是国家副主席的公子,

如何如何了不起;我一言不发,窃笑不已。

我和W久别重逢的那一天,他竟然昂然端坐在汽车里,一动不动,冷漠傲慢,俨然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副主席公子!

我呢,用北京人话来说,就是气不打一处来——我为你出国帮了那么多的忙,你却跟我端臭架子,摆国家副主席公子的谱,

这像话吗?! 

彼此对上目光之后,我发现我面对的不复是W,而是一个进入特定角色的演员了;很明显,

W在纽约华人圈里以某某某(国家副主席)公子的显赫身份顺风顺水,吃香喝辣,久而久之,W已经完全进入角色了;

用戏剧界的术语来说,他已经完全入戏了。所谓演员入戏,是在一种近乎主观无意识的情况下,以人物形象完成了场上动作,

而演员对自己的表演则像是失忆了。有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女演员陈晓旭, 演完林黛玉,就走不出来了, 从内心觉得自己真的就是林黛玉了。

.而且,这个国家副主席公子,是W模仿电影电视剧里的高贵形象;文革期间,我跟这位某某某(国家副主席)的某一位公子打过交道;

当时该公子像个丧家犬,吃了上顿没下顿。 

W是真正入戏了。

当时,W有一个冯姓女朋友;还有一位郝姓台湾男子以为W是大陆国家副主席的公子,心甘情愿地把他供养在家里;

一个单元就两间卧室,W独住一间,而台湾夫妇挤在另外一室。这位郝男想必是以吕不韦为师,奇货可居;我心里暗暗好笑。

后来,冯女、郝男分别紧张地问我:W到底是不是某某某(国家副主席)的儿子呀?

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根本不屑回答这个愚不可及的问题,而是平平淡淡地反问冯女、郝男——

你姓冯,你是不是冯玉祥的女儿啊?

你姓郝,你是不是郝柏村的儿子啊? 

就此缄口,再无一字。

冯女、郝男大失所望,弃他而去了。

于是,W见识了毕汝谐绵里藏针的手段,走出了角色迷津;彼此间莫名的天堑般的尊卑之别不复存在,

回归为当年在北京一起鬼混的哥们了。

谈及未来,W说满5年后想去台湾看看(当年台湾有个规定:大陆人离开大陆5年后方准许入境);我说这是个很好的主意。

谁知W接着说他有吃软饭的打算;我历来轻视靠脸吃饭的男人女人,尤其不耻胡四式的吃软饭的男人;从此便渐渐疏远他了。 

几年过去了。大约是1991年春天,我突然接到W的电话,说他有意要成立一个北京联谊会,团结北京老乡;然后道明本意::

如果人家问我是不是某某某(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我该怎么说呢?如果我说是,人家就会说是太子党,

如果我说不是,人家会看不起我。 

暗暗好笑:美男子啊,你非要靠某某某(国家副主席)才能拔份儿吗;而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却是:

在美国,大家都很忙,没时间管人家的闲事。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跟我没关系。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我不知道。 

我的回答使他很满意;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委婉地指出:你说你是某某某(国家副主席)的儿子,有好几个难点;第一,中央首长的孩子在中国使领馆内部是备案的;

突然冒出一个漏网之鱼,他们就会向国内进行查对。第二,某某某不止一个夫人,你是哪一位生的?

弄不好还要改变自己的年龄,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三,你还得恶补中共党史知识,知道他哪一年在哪儿当什么官儿、

哪年在哪儿挨过什么整;一问三不知可不行。

他心悦诚服地说:我明白了。

我又说:纸包不住火;此前我在中文报馆有个同事,姓徐,自称是台湾大特务徐恩增的儿子,假模假式地以国民党高干子弟自居;

有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在某某酒楼举行,方知道他父亲是这家酒楼的点心师傅;我哭笑不得,真替他感到不值,何苦来哉呢。

后来,W就打擦边球,说是某某某(国家副主席)的亲戚;亲戚嘛,可远可近,可亲可疏,亲戚!

于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这个北京联谊会成立的消息,他一下子声名大噪。

W邀请我加入北京联谊会,我断然谢绝了,说:过去在北京,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要通过组织,我恨死组织了!

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参加任何组织了!将来你有什么联谊活动,我想去就去,想不去就不去,自由自在吧。 

而且,他是会长我是会员,原本平起平坐的哥们变成上下级,别扭死了。

我积极地参加各种联谊活动,认识了很多北京老乡。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凡是干部子弟都不相信W是某某某(国家副主席)家的人,而老百姓的子弟则坚信他是皇亲国戚;

于是,纽约的W就像当年北京的彭小蒙一样,成为一张试纸(听说糖尿病有尿糖试纸)了。

1996年,我的40万字长篇小说我俩——北京顽主在纽约(笔名李舫舫)出版了;有个李姓记者是北京联谊会的理事,

他对这部小说赞不绝口,提议以北京联谊会的名义推荐这部书,结果被W一票否决了。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只是淡淡一笑。

最后一次见到W是在大街上,只见他行色匆匆,腋下夹着一叠文件一样的东西;他看见我就说,马上要在喜来登饭店会议厅,

召开关于中共16大的座谈会,欢迎我参加。

我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说:你说的这些都是政治啊。我一听政治就害怕,不跟着瞎掺和了。 

我望着他有些佝偻的身影, 暗想: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新一茬的美男子闪亮登场了,你我都成为老帮菜了。

后来听说W作为爱国侨领回北京发展去了,混得风生水起。有个早年一起鬼混的发小对我说:W现在的架子可大了,不理人。 

我笑道:架子大不是问题;某某某(国家副主席)死了好多年了,他现在肯定不是靠某某某(国家副主席)端架子吧。

发小说:不是不是,人家现在变成陈香梅特使了。 

我笑着说:很好,很好。只要是靠自己混起来就好,不要吃软饭,不要靠子虚乌有的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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