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美国联邦法律中的认罪交易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目前，大约八成刑事案件都是以认罪换取减刑、而非通过陪审团审判决定是否有罪的；换言之，如果数量如此巨大的刑事案件经由陪审团审判，早已不堪负荷的法院将大大增加重负，结案之日将遥遥无期。

认罪(plead guilty)不仅仅体现了商业社会讨价还价的习惯做法，还折射出民主政治中彼此妥协的运作特征。

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对检方和嫌犯两利的选择。

有些时候，检方担心证据不足、难以使陪审团信服，也会主动与嫌犯达成认罪协议。

纽约市的罗伯斯法官说：在司法制度里，认罪换取减刑的重要性，就像吃饭、睡觉、呼吸对于人体一样重要。 

认罪与否的讨价还价，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从恶性刑事案件到交通违章、环保清洁等民事案件都有此一说。

刑事案件的认罪仪式必须在法庭内举行；通常，法官会向嫌犯阐明：他有不认罪的权利；如果举行审判(trial) ,他将与政府（或原告）处于平等地位，由陪审团决定其是否有罪；而一旦认罪，就意味着放弃了接受审判的权利：同时，认罪后的可能刑期，也在此时宣告。

如果嫌犯的答复（包括对于罪行的扼要叙述）令法官满意，后者便当场宣布接受前者的认罪。

一般来说，检察官、办案警员等均会在场观看认罪仪式。

认罪，既有法律问题，也涉及道德标准问题；而一旦二者相违，检辩双方都会毫不犹豫的取前者而弃后者。 

检察官作为政府律师，在庭外交易中掌握主动权；他们以此博取最大限度的好处，这种意料之中的好处，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候并不体面，有时候甚至是不堪闻问的。

首先，被告认罪意味着检方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在罪与非罪的尺度上，被告承认识自己是罪人；否则，检方将面对冗长的审判、陪审团、法官、上诉程序等等，全都充满不确定的变量，很难预测。

对几乎所有的检察官来说，起诉得到认定就是成功，而起诉不被认定则是失败。他们看重起诉认定比率，就像篮球明星看中罚球命中率一样。这不仅关乎他们的口碑，还影响其晋级加薪；因为上司往往以此判断检察官的水平和能力。 

在那些引起世人瞩目、媒体广泛报道的重大案件中，检察官更是输不起；假如一个已被公众认定有罪的家伙，竟然从检察官手中滑脱了，那么该检察官的前途便毁于一旦，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接手重大案件。

庭外交易有时还用来诱使被告与检方合作，以便反对检方想起诉的另外的人选；特别是那些被告众多的案件，检察官惯用的办法是拉拢其中一两名被告，使之成为检方证人，即分别处理。

所谓分别处理，是检方承诺不审判某几个检方证人、或者至少不在同一时刻审判这几个检方证人的分离程序；任何将为检方效劳的污点证人，必须从一众被告中分离出去，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禁止政府使用任何一个被告作为证人，在针对他自己的审判中作证。

检察官对于三心二意的污点证人从来是不客气的；任何被分离出来、而后却拒绝出庭作证的污点证人，除了原有的罪名之外，还会被扣上藐视法庭的帽子。

检察官一般都是工作负担沉重、经常加班加点的大忙人；他们拿年薪而不是按工作小时收费，因此，以认罪协议结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减轻工作量，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在某些被检察官高高举起、却无法继之以重罪的案件中，认罪协议也是检方保全面子的台阶。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案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联邦检方先是以涉嫌间谍罪起诉李文和，而后司法部及主流社会舆论大力推波助澜；然而，直至李文和羁押数月，联邦检方仍然无法在证据方面落实上述罪名，只得与李文和达成庭外协议，由李文和承认不当下载文件等轻罪，撤销其间谍罪等等指控，即时出狱。

对于联邦检方来说，以间谍罪指控李文和的胜算不大，而社会公众又因媒体煽动而极力想把李文和送上祭坛；如此，联邦检方骑虎难下，左右为难；与李文和达成庭外协议，就成为当局摆脱尴尬处境的上上之选。

在多数情况下，被告也乐于接受庭外协议，即使他们律师声称有能力打赢官司，被告还是甘愿违心地承认某一项较轻的罪名；这是因为，案件一旦交给受到媒体煽动的陪审团审判，结果就难说了；哪怕是最无辜的被告，也有可能被判有罪；而审判定罪的刑期，比认罪的刑期长得多。即以李文和案为例，万一他被陪审团定罪，则有可能处以终身监禁，而认罪就可以当庭释放。 

另外，金钱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李文和决定把官司打到底，那么，诉讼费和律师费将高达几十万美元；属于中产阶级的李文和，超出了要求免费辩护的低收入标准，却又负担不起一审和上诉费用，而华人社区为他募来的捐款是杯水车薪；迫于经济压力，李文和也只得俯首认罪了。

健康问题也在考虑之内；李文和在押时，已经年过60，受到最严格的狱规管制；他的保释申请遭到拒绝后，便只能待在狱中等候审判，他的身体未必熬得下去；而认罪即可出狱，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

对于涉及不名誉案件的被告，认罪还使得犯罪细节不致于透露于世，该人可以多多少少保全颜面。 

总之，控辩双方的庭外交易，对双方都有利；双方既能得到明确可靠的保证，又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

当联邦检方急于达成庭外协议时，不惜利用被告的骨肉之情迫使对方就范；习用的办法是：利用暗中为被告录下的录音带上有其亲属的声音（这是在所难免的），威胁被告要将其亲属也作为起诉对象；上至高龄父母、下至成年儿女，都可能在株连之列；一般而言，很少有被告能够顶得住这样的压力。

联邦检察官娴熟地使用这种貌似合法的手段，将自身的权力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美国，检察官和法官一样，对职务范围内的行为享有绝对的特免；由于决定是否起诉以及是否进行追溯，都是准司法行为，亦受到与司法行为同样的保护。按照普通法的规则，检察官的绝对可免与法官的绝对特免同时产生。美国最高法院一再地、不遗余力地维护检察官的绝对特免——即使检察官出于恶意进行追溯、起诉，也不追究检察官个人的责任。例如在1976年的一个案件中，被告检察官故意利用证人的伪证指控原告犯有谋杀罪；原告刑满出狱后，追诉该检察官的赔偿责任，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作出如下裁决：限制检察官的绝对特免，将对公众利益产生恶劣影响，可能会妨碍检察官强有力地、毫不犹豫地执行追诉职务；而检察官这样的追诉职务，对于刑事司法的正常运作是非常必要的。在1980年的李诉威廉斯案中，检察官为了使被告入罪，故意向法庭提供一件沾染血污的上衣，而此前FBI的检验报告已证明衣服上的污迹并非血迹；然而，在被告事后追诉该检察官的赔偿责任时，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理由是：检察官执行职务的行为，不问其意图如何，享有绝对特免。

由此观之，先不说检察官的恶意的主观意图殊难证明，且即便证明这了一点也无济于事。为了维护美国司法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样一种司法不公彰明较著。

对此，美国法院系统中也有反对意见；1975年，新泽西最高法院在卡申诉斯潘案中裁决：承认检察官只享受有限制的特免，公众利益已经得到充分的保护。1975年，夏威夷最高法院在欧索诉檀香山市政府案中裁决：检察官是行政部门的官员，不能享有绝对的司法特免。遗憾的是，上述判例皆为州法院的判例，因此不可能对全美产生影响。

辩控双方的庭外协议，造成的另一个事实上的不公平是：那些罪恶累累、有着漫长犯罪历史的被告，有资本向联邦当局出卖情报及同党，从而获得轻判；而那些涉罪不深的被告却只能徒呼奈何。结果，在美国联邦法院里，大恶魔判短刑、小喽啰判长刑的反常现象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