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情結 根深蒂固 畢汝諧（ 紐約 作家）

   　繼珠海日人集體買春事件後，古城西安又爆發了七千學生參加的反日示威。後者卻比前者的場面更加火爆。這只能歸因為中國民眾的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結」。 　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將近六十年了。這是差不多三代人的時間。然而，由於這場戰爭持續之長久、戰況之慘烈、得勝之僥倖、勝利果實之不存（前蔣總統後毛主席皆拱手放棄戰爭索賠權利）、戰後日本迅速崛起、日本朝野屢屢出言不遜等等多種原因，中國民眾逐漸形成「反日情結」，每有風吹草動，便以往往是情緒化的方式加以發泄。甚至連風吹草動的因由也不必有，「九一八」、「七七」等黑色紀念日便是因由，一夫高呼，民众景从。
    　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結」與新中國的建立幾乎是同步形成，絕非偶然。它是新中國與戰後日本綜合國力對比的反映，也是中國民眾對日本既鄙視又恐懼的複雜心態所造成的精神沉澱。
    说到鄙视，自有许多理由：日本仅是列岛、人口少、资源差，其文化师从中国等等(即便是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陷，这些理由还在 ”速胜論 ”者口中高唱)，一言以蔽之曰：“小日本。”然而，1956年日本商品展覽會及1963年日本工業展覽會在北京舉行，令中國民眾直觀地見識了日本人敗而不餒的民族性格，其賴以生聚教訓的民族凝聚力，一旦由和平體制轉入戰爭軌道，斷非中華民族之福！中国政府及民众对此常存惕励之心，不敢梢懈。有时候，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1970年秋，崇尚軍國主義且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在自衛隊面前大放厥詞後剖腹自盡；這一孤立事件被處於文革孤立狀態的中國政府錯斷為「日本軍國主義業已復活的信號」，遂開動宣傳機器，對之口誅筆伐，並以三部日本影片「日本海大海戰」、「啊，海軍」、「山本五十六」為反面教材，填鴨式地教化大陸民眾。彼時蘇聯於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並於黑龍江珍寶島和新疆鐵列克提發生流血衝突，其給予中國民眾的心理衝擊卻不及一個日本作家之死！ 原因无它：“日本武士道”已然深植于中国民众的种族记忆，而苏联红军不在其中。
    新中国的强大却又无法对日本佔居优势的杌陧态势，为形成、巩固、发展这种族记忆提供了丰沃土壤。抗战前，学者杜重远在“闲话皇帝”中语涉日本天皇，引致日本的强烈抗议；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发生于新中国的。 戰後，連正式軍隊都沒有的日本。始終是令中國朝野不安的一個根源，日本國內的每一點異動，都會引來中國的嚴重關注。很顯然，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結」因當權者的默許而一枝獨秀。改革開放後鑒於原有的共黨意識形態魅力不再，中國當權者有意識地以民族主義取而代之。而日本比別國更適於充當有矢之的。特別是六四事件後，當局大大壓縮了民眾的群體活動的空間，迫使民眾被壓抑的熱情另尋發泄管道，日本實為當仁不讓的首選。甚而至於某些醜惡、下作的行為（君不見當眾向女演員澆糞乎？），也因為裹在反日的光輝旗幟下得到寬宥，「反日情結」令中國人蒙受羞恥而不自知。
    按照瑞士精神病学家容格的说法，“种族记忆”一但形成，则几代之内难以泯灭。那么，中国民众时时爆发的反日行动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足惊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