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杜月笙的1931----(1)

作者:五湖烟景  于 2012-3-9 14:07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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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遥望天河  2005-09-30  

    

       上海当然是一个传奇。但这传奇却有不同的写法。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上海,会想起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蝴蝶派缝纫机,这些精致得象征着某种身份和权力的小器具,在一个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代表着一种流逝的高雅和气派。揣想十年前的上海,在耳鼓里彭湃的是浦东这个陌生的荒滩,一个一夜崛起的销金之地,现在,夜空中显影的是五颜六色的聚光灯,光柱中矗立的金贸大厦和东方明珠塔,金壁辉煌,纸醉金迷。


   这是一个平面化的艳俗上海,耀眼辉煌的灯光,掩盖了无数旧上海的浪漫,匆匆奔忙的脚步,凌乱地踩散了那些泛黄的的记忆。上海在分裂,分裂成一个古典的上海和现代的上海,分裂成一个虚幻的上海和一个真实的上海。虚幻的上海沉浸在黄浦江波光粼粼的碎影流年里,波光倒影映出的是似幻似真的月份牌美人,人潮汹涌的“大世界”、万方杂处的“黄金大舞台”,结实阴凉的石库门房子,欧陆风情的古典建筑,和好莱坞同步上映的影片,多得数不清的大报小报和扎堆的墨客文人、遗少遗老,大街小巷飘荡着甜得发腻、从鼻子里哼出来的软语温言,一张张百金唱片,一桩桩绮色流言,伴奏着黄浦江上日夜不息的嘶鸣汽笛,挤在噪杂交易所里的交易员蒋志清(蒋介石)汗流满面,黑暗中高墙掩映的树影里,丝绸扣短打扮的“白相人”抽着强盗牌香烟,不时清脆响起的枪声,怎比得上百乐门舞厅里,狂醉的红牌舞女将晶莹的高脚酒杯打碎一地……而真实的上海,是一个初上T字台的生硬model,摆着挑逗的身姿吸引着台下的淘金客。上海,仿佛是一个几段截然不同的故事拼接起来的蒙太奇。


   常说的是“老北京”和“旧上海”。说起北京之“老”,是在恭维一位满面沧桑而仪态威严的老人所具有的博雅气度,而谈到上海的“旧”,仿佛在追想红颜老去的曼妙少女,旧时情人,一种时光难再、往事难追的伤感自然浸润上心头。北京是雄性的城市,而上海,她的精致,她的优雅和细腻,她雾中花水中月的淡雅,使她不得不从属于雌性。现在它叫上海,以前,它叫上海滩。上海滩是旧的,而上海是新的。


   你住进淮海路上的小公寓,天天经过宋庆龄纪念馆。你会去寻访沙逊洋行和先施百货的大楼,你会去看看哈同花园的风貌是否依旧。之后,两个月,有人告诉你,你住的这条路就是往昔大名鼎鼎的霞飞路。你的反应会有点茫然。另一天下午,你和朋友路过一间其貌不扬的旧公寓,没有丝毫预警的情况下,忽然,朋友指着那栋建筑物,随口说那是当年张爱玲居住的常德公寓。晚上,搭车回家,走到整装过度新颖的静安寺,对面一栋稍嫌俗气的粉红色大厦,楼下停了许多出租车,司机们站在车外,三五成群,抽烟聊天。夜很深,街很静,街道显得很空。啊,这曾是百乐门大舞厅,有人悄悄地在你耳边说。你会很诧异地抬头,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和《永远的尹雪艳》,那些刹那芳华的烟花,不堪再剪。你坐着的士在大街小巷穿行,司机会不经意地说起,这里是杜月笙当年卖水果的地方,这里是阮铃玉和胡蝶经常出没的地方,这里是日伪时期让人闻风丧胆的“七十六号”,这是杜月笙靠过的墙,这是他走过的青石路。是的,杜月笙,这时候你会想起这个有点熟悉,但又止不住陌生的名字。仿佛白露为霜的清朗月夜,你临着一汪古井,伸手打捞井底那一轮圆月,可触手却是一水荡漾的细碎金黄,打捞的不过是一捧氤氲的雾气,一掬朦胧的前尘影事,一段空荡荡似水流年。你缩手,它沉静依旧,依旧是一轮清亮圆润的黄金月。


   这就是杜月笙。你也许看得清楚,也许看不明白,但他的故事,对你来说永远都可望不可及。


   美国人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这样说:“你应当再来探望上海一次,但这也将是最后的一次。你来的时节或许就是1936年——上海末日的上一年。你或许是坐着一只英国轮船来的——只很大很华丽的轮船,有着一个很美的名称:亚洲皇后号。快到上海时,你能看到海水已经变了黄色。二十个国籍的船只都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吸力将它们一起吸引到这一条航路上来。”“上海滋长了,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了。它已是非常之伟大、非常之富裕、非常之动人,不过有些过于成熟的样子。”——这是1940年的文字。


   “1931年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的开端,也是史学家眼中的30年代(1927~1937)的巅峰,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当人们回味那段历史时,倾心的不仅仅是逝去的繁华:洋房高耸,商店林立,货物山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流光溢彩的都市风情,还有衣求华贵、食求精细,住求敞雅,行求快捷,乐求刺激尽兴的生活方式,当一个阶级消逝以后,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因为无法再现而值得留恋,因为与现实生活遥相呼应而更值得陶醉。不过,值得提醒的是,1931年还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的年份。”一位当代学者这样惦记着旧上海的1931年。


   1931年的辰光中,有一件事旧上海的人不愿意忘记。这一年杜月笙家的祠堂开祠。无论哪一本上海编年史,都不会,也不敢遗漏这一件旧上海的风光盛事,因为,它太招摇,太奢靡,太盛大,也太奇特了。以前的旧上海和以后的新上海,再也没有这样的盛事。


   所以,如果你要怀念黄金时代的旧上海,就怀念1931年的杜祠盛典,如果你要探询旧上海的秘密,就追问1931年的杜月笙吧。因为,他那里收藏着所有旧上海的传奇。

 

 

开祠
  
   祠堂是从1930年初就开始动工兴建了,地点在杜月笙浦东高桥的家乡。也不特别美轮美奂,只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列则雄踞着两个几达丈高的大石狮子,吞吐日月。


   “富贵不还乡,犹衣锦夜行”。二十七年前,15岁的杜月笙在告桥无法立足,出奔上海,他立下重誓,要功成名就,回高桥开祠堂,不然,永不回乡。杜月笙言出必践,现在就要回来实践他的诺言。50万银圆,50亩地,祠堂风风光光开在他当年挥泪而别的穷苦之地。


  要让天下人都看到,杜月笙言出必践。没有人敢不卖杜月笙的面子,就像唱一出戏,杜月笙准备登场了,跑龙套的就得先来翻筋斗。杜氏家祠落成典礼就是这样的舞台,为他牵马坠镫的人纷沓至来。大典筹备处的总务主任虞洽卿(上海滩大买办、大富翁,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剧务主任张啸林(上海滩三大闻人之一)、卫生主任王晓籁(继虞洽卿任上海商会会长),庞京周(上海名医生),招待主任袁履登(亦是海上闻人)、秘书处杨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袁世凯的智囊)。


   大典开始前一个月,就已经向全中国各地的门徒、同门兄弟,朋友和全国各界名流分发请柬,请柬一发惊动朝野。半个月前向,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辞和礼品川流不息专程送来,已经堆积如山。


   “孝思不匮”
   国民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贺。
   “好义家风”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贺。
   “世德扬芬”
   军政部长何应钦贺。
   “慎终追远”
   实业部长孔祥熙贺。
   “千国栋家”
   司法院长王宠惠贺。
   “光前裕后”
   警察总监吴铁成贺。
   “敦仁尚德”
   前大总统徐世昌贺。
   “俎豆千秋”
   前大总统曹锟贺。
   “望出晋昌”
   前临时执政段棋瑞贺。
   “武威世承”
   前北洋将军吴佩孚贺。
   “武库遗灵”
   国学大师章太炎贺。
   “源远流长””
   著名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贺。
   “慎终追远”
   班禅额尔德尼贺。
   “东方望族”
   法国驻沪领事甘格林贺。
   “明德之后”
   日本驻沪日军司令坂西利太郎贺。
   ……


   杜月笙背着双手,一一欣赏这些朱底金字闪烁生辉的匾额。他在想些什么?还在回想他在高桥那些不堪回首的流浪岁月?回想在高桥赌得连裤子都被人剥掉的羞耻感觉?回想那种搜肠刮肚的饥饿感觉?在想他连面目都记忆不清的父母双亲?还是,他已经伤感得连回忆都已经无力?是的,他应该伤感。为了今天,他付出了多少青春岁月?


  “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象煞鲤鱼跳了龙门,化鱼为龙,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的多了,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了五百年的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只泥鳅,先要修一千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五百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比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喽。”已经安卧在华各臬路杜公馆的杜月笙,对一个朋友说着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也许夜夜梦回,他都是夜半惊醒,不寒而栗,那些不堪回首的潦倒。


  国学大师、古文大家章太炎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祠堂记》送来了。那文章一开头便说:
   “杜之先生帝尧,夏时有列累,及周封于杜,为杜伯。其子湿叔……江南之杜自是始著也。高桥者,上海浦东之乡也。杜氏宅基地,盖不知几何世。其暑群日京兆。末孙朕自寒微起为任侠,以讨妖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杰皆宗之。始就高桥建祠堂把其父祖以上……”


   是吗?我的祖先是尧舜禹文武周公中的那个尧?杜月笙面上露出一丝微笑。


   章太炎的大手笔“祠堂记”一出,便又引出一大堆名流们的长篇巨制的祠堂记送来。内中有胡汉民、刘芦隐的《高桥杜氏祠堂记》,汪精卫的《高桥杜氏家祠记》,满清遗老郑考前的《杜氏家祠记》,虞和德的《杜氏宗祠记》,杨度的《杜氏家祠落成颂》,何成波、谷正伦、贺耀祖,杨杰、叶开台等人的《杜氏家祠记》,冯云初、王西坤的《杜氏家祠颂并序》。这些“记”“颂”,全都是金泥翠墨,妙笔增华。


   为了接待好嘉宾,杜月笙的手下们在祠堂四周加盖彩幔席棚百余间,摆设席面三百五十桌。按照计划,此次庆祝活动将准备三天,每天开七八百桌酒席。调厨子三十八人,专司筵席执事安排有经验的徒子徒孙五十人。在金利源码头自备两艘汽艇:“月宝”与“波涛”。此外,还从招商局和其他轮船公司调来多艘轮船,专门运送贺客来回于上海、高桥之间。高桥埠头至杜祠之间,还有十来里路,又备了奥斯汀客车十五辆,黄包车一百五十辆。浦东高桥一带沿途没有路灯,就临时安装木柱,高悬起汽油灯,专供夜间照明之用。在检查准备工作的时候,杜月笙特别关照郁咏馨:
   “你多预备些鸦片烟”。
   “要熬多少两?”
   “先熬五千两吧!”
   “那人手不够。”
   “从各赌场里抽调,你中意的人,就叫他来帮忙!”


   得了“口谕”,专门为杜月笙装鸦片的郁咏馨便从各个赌场里抽调了二十八个人,专门熬烟打泡。又抽凋了十个人专门伺候来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还派十四个人待候一般的贵宾们抽烟。至于杜手下的徒子徒孙中的“老枪”们,只发烟膏子,烟泡,让他们自己去烧,不专门派人伺候了。但是,五千两鸦片膏,第二天傍晚就抽光了,又赶熬了三千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为了吸引高桥一带的农民也来凑这个热闹,杜月笙吩咐帐房预备好大批毛巾、脸盆、撤药水、灯笼和纪念章等,派人到四乡张贴海报,宣布凡来送礼的,不论送多少,一律发给一个纪念章。凭这纪念章,在三天内可以随便吃酒席、看戏。送礼重一点的,每人加发一只脸盆、一条毛巾、两瓶扬药水和一个灯笼。这些纪念品上都印有“杜祠落成典礼”字样。
  
   “奉主入祠”的黄道吉日定在1931年6月9日,这是老城隍庙的星相霸头高铁嘴选定的。这一天,天刚亮,杜公馆附近的几条路上挤满了人,一眼望去,黑压压全是攒动的人头。七点敲过,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各种仪仗、彩旗、金牌齐集,路上到处挤得水泄不通。当外滩的海关大钟当当响了九下时,排在大门两旁的二十四响“高升”礼炮嗤嗤作响,升到半空,腾空砰砰爆炸。“奉主入祠”的大队人马出发了。


   仪仗队分为六个大队,第一大队的声威就足以震慑整个上海滩:充当开路先锋的是二十四名“红头阿三”(缠红头巾的印度巡捕),他们骑在高头大马上挺胸昂头,目不斜视,洋洋而过——这是英租界当局主动送给杜月笙做仪仗的。紧接着印度马队之后,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做先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用一百多辆当时还很少见的崭新自行车护卫,打头的是国旗,国旗后边,是像征着杜月笙岁数的四十四面杏黄旗(暗含杜月笙44岁之数),当中一杆大黄旗,上书一红色“杜”字,足有五尺见方。杜字旗由四个人扶旗杆,四个人拉旗角。在六月的骄阳下,“杜”字非凡耀眼。在旗帜后边,由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派出一百个全副武装的英、法、印、安南巡捕组成的骑队,作为护旗队。


   在护旗队以后,是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乐队踢踏整装开过来,一个连的士兵踏着乐曲节奏,呼啸跟进,他们抬着蒋介石赠送的那块“孝思不匮”的金字大匾。大匾之后,是何应钦、熊式晖等人所送匾额。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论,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以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在这之后,才是“神主”,祖宗牌位。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主轿亭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轿亭中绣锦低垂,彩帷密匝,香烟缘绕,细乐挣琼。这轿亭是南市一个流氓绅士叫毛子坚送的,特地向老城隍庙借来城隍老爷乘坐的金顶大轿装饰起来的。轿亭中借着栗木制成的“总神主”,由杜月笙带着几个儿子扶着轿杠,缓步轻摇走过。这帮扶轿杠的人中还有个特殊人物。有人建议,扶轿杠的人要用一个清朝有功名的地方官才行。凭杜月笙的势力,要找一个民国当过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要找一个前清官宦倒反而费事。后来总算请到了当过上海县知县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队伍,从华各臬路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大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十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人力车接送客人。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一百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杜祠附近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做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


   举行神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吴淞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民政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揖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


   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公共租界警务长毛鼎,日本总领事何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贵宾。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一万多人。
  
  “整个北京城有名的角儿都去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那些名震一方的角儿都去了!”著名丑角艾世菊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学戏,当然没那个辈分去,我师傅马富禄也去了。”这位终于成为名角的艾世菊,晚年定居上海,耄耋之年,患有轻度偏瘫,老人大部分时间都需要躺在床上,然而说起当年京剧界那次声势浩大的“群英会”,仍然激动地竖起大拇指。


   当时,上海滩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每逢盛大的日子,都要在家举办堂会,而堂会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演京剧。上海京剧院编剧刘梦德老先生出生在1930年代的北京,在他的记忆里,当年京剧空前繁荣,可谓达到了鼎盛时期,“30年代,上海虽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西洋的新玩意儿也已经不少,但京剧仍然是上海人最高雅的娱乐。有钱人办堂会,都会请人来唱京戏。”这是上海的黄金时代,也是京剧的黄金时代。


   京剧很早就有了京派和海派之分,海派当然是在京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京派拥有声名显赫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艳秋、荀慧生、尚小云;四大须生: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等。海派虽然也有周信芳、夏月润、白玉昆、赵君玉等名角儿,但却很受轻视。这种重京轻海的现象直到解放初期还依然存在,仅凭当时海派、京派的票价,就可见一斑。解放前梅兰芳每一次出场的单张票价高达5万元,相当于5块大洋,解放后降到2万元,马连良的票价是2万5;海派的周信芳算是上海最好的角儿了,却只有1万4。


   当时京剧界普遍认为只有北方演员才是最好的,海派演员也总要去北京演出几回,才被承认为正宗。1930年代的时候,周信芳、夏月润、赵君玉、白玉昆等,都曾北上赴京,然而先后都铩羽而归。海派的表演不同于京派,京派讲究的是唱功,听戏;海派则讲究做功、表演火爆,做工精细,主张观众看戏、看表演,然而这种特色起初很难为观众接受。对此,南北的名角,都来赶杜祠落成典礼的盛会。那些来看杜祠盛会的贺客,则是来赶南北名角荟萃一堂的盛会。这种盛会,只此一回,无论你多有钱也看不到,因为这些京剧界的台柱都不是为钱来到杜氏祠堂,他们完全是来“捧”杜月笙的“场”,分文不取。梅兰芳来了,从广东掐着点赶回来,程砚秋来了,从哈尔滨赶过来,尚小云从天津赶过来,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也来了,王又宸有病在身,刚好头一天赶到,荀慧生正好在上海大舞台演出,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大腕,则老早就赶到上海滩来,就等着这一天开场。


   有两个公认的京剧界名角缺席,那就是声望不在杨小楼和梅兰芳之下的北京余叔岩和上海盖叫天。这是杜月笙安排的这一趟京剧盛会的唯一缺陷。它不够完美,因为,杜月笙已请来了这么多名角,已经告诉了大家什么是完美——完美是什么境界?就是杜月笙也做不到的境界!


   从9日到11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轰动。一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出,不得不临时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只好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在开饭。


   6月10日中午,当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富贵春长》之时,却不料台下一阵大乱。这可算是这次轰动中外的堂会戏中的一幕闹剧。


   上海市作协研究员魏绍昌的《戏文锣鼓》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


   在这次堂会演出中,前排座位保留了部分贵宾席,供军政要人、豪绅巨贾、社会名流和外国领事,洋行大班专座。一天,有位身穿国民党军服、外貌并不出众的来宾,大模大样地也去坐在贵宾席上,被总招待张啸林看到,认为此人不配占此座位,便走过去叫他让开。张态度凶狠,开口伤人,使对方不能容忍,顿时抬起手来给张啸林一记响亮的耳光。平时谁也不敢碰这位张老板一根毫毛,如今在大庭广众之中吃了亏,岂肯罢休?于是一声呼啸,徒子徒孙纷纷动起手来。在纷乱中,杜月笙听说出了事,赶过来一看,大吃一惊,一面把面红耳赤、杀气腾腾的张啸林叫开,一面连身向对方赔礼道歉,请他安坐看戏,一场风波,始告平息。原来这位貌不惊人的来宾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表,当时正是中原大战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这场混战中,亏得张学良在东北易帜才大获全胜,因此在冯、阎败退后,将东北底盘划归张学良管辖,其实张的权威仅次于蒋介石,杜祠悬挂的匾额,第一块是蒋介石题赠的“孝思不匮”,第二块就是张学良题赠的“见义勇为”,以下才是段琪瑞、吴佩孚等人,张将军的代表当然有资格坐在贵宾席上看戏。张啸林有眼不识泰山,吃了一记耳光,活该倒霉。

 

  这次庆典活动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总共花了几百万的银元,有许多项目还是由朋友、门徒等人凑钱代办,这些费用还不计算在内。就其奢华来说,勉强可与之“媲美”的只有清朝末年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出丧,和外国地产商、上海首富哈同的大吊丧。但就其排场来说,无人能及。


   就在杜祠典礼之后不久,宋氏家族的“老祖宗”宋子文之母去世,虽然有贵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和大财神孔祥熙执佛,在中国的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出殡的时候也没有达到杜月笙祠堂开祠的排场,洋财神哈同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和势力组成如此声威煊赫的仪仗队。


   最令人瞩目的,是法租界居然如此“捧”杜月笙的“场”。因为法租界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租界,这一次居然让中国的陆、海军和公安部队全副武装开入,是空前绝后的一遭,而这不过是为了成全杜月笙的面子和排场。蒋介石尊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哪怕一个兵的军队给他守卫。


   这就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杜月笙。


   他是一个起于寒微的“大流氓”,史无前例的“大流氓”。但他是中国顶层“上流社会”中的流氓。


   他是一个“标准的绅士”,一个高矗社会顶层的绅士。但他是一个被人“当尿壶用着”的绅士。

十六铺 水果刀
  
   水果刀是用来削水果的刀。小巧,精致,锋利,秀气,雪光滟滟,寒光内敛。在修长灵动的手指摆弄下,可以飞快地削出一只白花花的“莱阳梨”。水果刀还有另外的用途,比如说,杀人。


   十六铺不是一个铺子,也不是十六个铺子。事实上,十六铺是一大堆铺子。这是一个地名,这块地上密密匝匝排满了各种各样的铺子和摊子。


   杜月笙就在十六铺的铺子中间窜来窜去,卖水果。所以,他绰号“水果月生”。因为他卖得最多的是莱阳梨,所以他也叫“莱阳梨”。


   这是杜月笙恶梦一样的少年时代。
  
   晚清的十六铺,为上海水陆货物集散地,江中樯桅如林,船灯似星,陆上车马相接,货殖山积。在小东门城外到东昌轮渡口,原有一条通黄浦江的支浜,支浜上有一石桥名“陆家石桥”,为华界与法租界的交接处。桥南华界的警察不能涉足桥北法租界,桥北的法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而支浜两侧的居民,其管理权既不属华界也不属法界,是真正的“两不搭界”,故近代上海有句歇后语为:陆家石桥——两不管”。


   拥挤杂处的十六铺又是游民结集之地,游民阶层是黑社会庞大的后备队。上海总是吸引四乡八野的各色人等一波一波蜂拥而来。上海是中西交通的产物,而中西接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战争,所以,也可以说上海是中外之间战争哺育的婴儿。每一次战争来临,上海总是膨胀得特别畅快。这是因为战时上海就是一个难得的“境外桃源”,它是桃花源,因为不管中国寥廓大地上战争打得多么惨烈,总不会有战火烧到上海的十里洋场来。它在“境外”,因为这里有着势力庞大的外国租界,是中国政府鞭长莫及的“国中之国”。战争导致移民,移民过多就产生游民。五方杂处、财富与人流聚集的十六铺就是游民集合的最佳街区之一。


   两不管的地方而聚集着众多游民,那么这里的治安自是不必奢望。十六铺的有名,除了这里是个大水路码头外,就是因为这里黑社会发达,许多威震上海滩的黑社会头子,都是在这里登上了黑船,走上了黑道。


   当然,有些人是一条道走到黑,有些人则走着走着,路上越走越光亮,不知不觉就走到上层去了,就像杜月笙一样。
  

  杜月笙是爬着来到十六铺的。


   杜月笙原名月生,出生于1888年的七月半,也就是鬼节。父辈杜文卿居住在上海浦东高桥镇,父亲在杨树浦开过一家小小米店,但那时节开米店的人,可不一定吃得上米,杜月笙从一出生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几年。杜月笙四岁丧母,刚出生的一个妹妹便因为无力抚养无人照看而送了人。杜月笙后来成为“海上闻人”,“上海滩上没有杜先生办不到的事”,可是他千方百计寻找这位胞妹,也没有寻到。因为就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一家遭遇了人间奇祸,斩断了杜月笙所有关于家的记忆。


   杜月笙父亲续弦张氏,对杜月笙很好,可到了杜月笙5岁,父亲染病不治身亡。张氏一人守寡带着杜月笙,连杜文卿的烧埋银也凑不起,只能将杜文卿的棺材放在田埂上,覆以稻草“遮挡”日晒雨淋。杜月笙生母故世的时候,也是依此办理的。所以,两口棺材在那田埂上放置了许多年,数年后,棺材之间居然长出了一棵黄杨树,枝繁叶茂,盖住了那两口棺材。张氏在杜文卿死后开始还继续独力支撑着那个破米店,一年后就再也难以为继,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靠洗衣供母子过活,她还尽全力送杜月笙上了三个月私塾,到第四个月无力供给学钱,杜月笙就只好辍学。终杜月笙一生,他只在杨树浦上个两个月私塾,在高桥读了三个月书,所以他后来总念叨自己只读了五个月书。到杜月笙虚岁八岁的时候,这个爱他如同己出的继母,失踪了!有人说是被人贩子绑架,有人说是被“蚁媒党”拐走了,还有人说张氏实在再也不能忍受这样毫无盼头的苦难生活,自己跑了。杜月笙就此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天地之大,竟无有他报慈之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到十岁的杜月笙已尝遍了一次次丧亲的悲苦滋味。


   杜月笙还有一位做木匠活的舅舅,几乎和杜家一样穷,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最后是他的亲生外婆收留了他。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无姐无妹没人管教的杜月笙,就此常常流浪街头,出没于茶馆酒肆,赌棚,捞到什么吃什么,捡到什么披什么。他结交了一帮野孩子,有的偷。有的抢,有的骗,有的赌,杜月笙样样不拉地学了个遍。开始赌上以后,杜月笙开始偷偷把自家老屋里的东西拿出去卖掉,坛坛罐罐、桌椅板凳,卖的钱大都送进了赌场。十二三岁,他已经是个典型的街头流氓了,对这个又穷又不上正路的外甥,他舅舅一见到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杜月笙试着提出来把祖屋的一半卖掉,他舅舅一听大怒,抓住他就一顿暴打,认为他已经无药可救。


   在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了,他外婆托人介绍他到离家不远的十六铺,去水果店做学徒。他十四岁,身上穿着粗布裤褂,背上一个小包袱里,是外婆千辛万苦借来的几十个铜板。


  水果店的工作是杜月笙平生第一个正经工作。


  杜月笙从浦东过来,先在他唐伯父杜阿庆所在的张恒大水果行,但杜月笙地头熟了以后就开始不守本分,常把店里的水果做人情,结交街上的瘪三,又时常去街上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帐,饭店上门讨帐,行里还得给他付帐。行门口马路上有女子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他还常扔个烂水果过去,调戏去了。堂侄的无赖行径,让杜阿庆脸面丢尽,不得不把这个祸害推出门,荐他到“宝大”水果行学生意,拜宝大老板为师。开始时他好像还能安心呆在店里,但不多久他故态萌发,又开始到街头浪荡。因为当学徒没有工钱,只有每个月两元剃头洗澡的零用钱,所以也没什么钱可以供他赌博压注。于是他不时小打小闹地挪用店里的钱,亏空越集越多,半年后,被“停”了生意。他倒也不在意。被炒了鱿鱼之后,十七岁的杜月笙回到高桥卖了几个月的油饼油条,结果把本钱都拿去输光了,只好打道回十六铺。现在十六铺成了他的大本营了。


    张恒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就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批给他,让他在十六铺码头上摆个滩头维持生活。杜月笙脑子很灵,他知道单是这样的水果不会卖出好价钱,他又和协兴街钱庄会馆一带的流氓白相人杭州阿发等结伙,时常在十六铺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拿了一些水果,搭配着烂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


    三年的卖水果生涯, 杜月笙得到了两个外号, 一个是“水果月笙”,一个是“莱阳梨”。


    “水果月笙”是因为他有一桩独特的本领——削水果。他往往站在别人背后,看人家搓麻将或推牌九,嘴里和别人谈笑的时候,飞快地动着手指,一眨眼功夫,均匀地削下一圈圈果皮,粗细深浅如一,一刀到尾不断不折。


    “莱阳梨”是因为他卖水果也很特别,一只烂梨子,经他巧手一削,烂疤一剜,用雪亮的小刀在梨屁股上一戳,直送到对方的鼻子底下,喊:“哎,甜脆喷香的莱阳梨,价钱便宜,尝一个!”不管对方要不要,他是把梨子硬塞到你的嘴里去,叫人不得不买。


    杜月笙虽然为自己有这两手绝活而自豪,可是并不打算靠这种小玩艺儿过日子。在五光十色的上海滩,靠做水果生意赚几个小钱度日,多寒酸!他大概深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句俗语,以为要发横财,唯有赌博。所以,他常常扔下水果刀,跑到江边的赌摊上掷骰子、押注,后来又进赌棚推牌九,上江边小船上搓麻将。赢了钱,就请那帮瘪三朋友大喝一顿;输了钱,再去偷,去抢,去卖水果。


    后来,杜月笙干脆扔掉水果篓水果刀,领着一帮小瘪三做起“抛顶宫”的勾当来。


    “顶宫”是流氓称帽子的黑话;“抛项宫”就是趁行人不备,抢走他头上的帽子。


    在这个行当上,杜月笙又练出了一手好功夫。他跟在一个人后边,到熙熙攘攘的地方上前一挤,对方头上的礼帽便不翼而飞,到了他的手里,接着转身一扬手,那顶帽子就像如今青年人玩的飞碟一般,掠过行人头顶,十分准确地落在十丈远的一个同伙手里。动作的干脆利落堪称一绝。几只“顶宫”到旧货摊上一转手,便有几块银圆进帐,小兄弟几个,可以吃喝几顿了。


   杜月笙有一种天生的性格和气质,那就是豪爽,讲义气。这是他在十六铺立足的最大本钱,也是他越来越混得开的不二法门。甚至可以说,他这种义气是杜月笙之所以成为杜月笙的最大秘诀。哥们讲义气,这是黑社会的基本信条,怎么到了杜月笙这里就与众不同,值得大书特书?这也不奇怪,同样的水果刀,在别人手里不过是水果刀,但到了杜月笙手里,却是花样层出不穷的绝技,让人看得目瞪口呆。讲义气不难,难得的是将这义气贯彻到底,而且纯出乎自然,不落痕迹。杜月笙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很快成为十六铺一带的白相人争相结纳的兄弟。


   他没有钱,但他决不吝啬自己的全部家当,愿意和所有的兄弟分享自己最后一个铜板。他没有固定的住处,有时就只能同叫化子一起睡鸽子笼、孵咸鱼桶,自小的流浪生涯使他为人非常四海,倘若有哥们没钱吃饭,只要他身边还有两角小洋,即会毫不犹豫地全数掏出来给他,爽快地说一声:“你拿去吃饭去,以后有钱了来救我!”他决不告诉人这是他唯一的两个银角子,因为这样别人也不好意思要。于是他往往这样挨一夜饿。


   杜月笙好赌,在十六铺白相人中赫赫有名。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但决不可一天不赌钱。如没有赌资,就拿了同伙仅有的衣服去下赌场,输光了赎不回来,他不会让哥们没衣服穿,他会让同伙穿着自己的衣服上街,自己蜷缩在被窝里睡大觉,直到朋友捞到钱来“救”他。杜过三十岁生日,他几个哥们兄弟每人凑了一块钱,准备晚上打牙祭,也为他这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人做个生日。不料到了下午,杜月笙就把这几块钱输了个精光。他光棍一条,生勿带来,死勿带去,对谁都不负什么责任,所谓“有命上梁山,无命摔下来”,就是这样的光棍泼皮心态。说的难听一点,是无赖,说得同情一点,何尝不是一种天地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悲怆。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之一,酒鬼刘伶就是这种潇洒豪放之徒,不过刘伶嗜的是酒罢了,而杜月笙嗜的是赌。象杜月笙如此嗜赌,他的朋友是不会来劝他的,所以他就沉迷于此道,不能自拔。


   杜月笙二十三岁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换了朝廷。杜月笙的生活好像也有了新的轨迹。大约在此前后,在十六铺做瘪三的杜月笙被小东门的“大阿姐”(一个小有名气的烟花间老鸨)相中,做了一段烟花间的杂役,日常时间替妓女拉皮条,给嫖客跑腿。靠山吃山,杜月笙在烟花巷里自然练就了吃喝嫖赌的诸般技艺。而且,在这一段时间,经大阿姐的介绍,他认识了一个臭味相投的哥们,这就是以后成为他死党的顾嘉棠。顾家世居上海赵家桥(今常德路一带),他本人原来是哈同花园的花匠,外号“花园阿根”。他擅长拳术,善打架也敢打架,与高鑫宝、叶婥山、芮庆荣并成为“四大金刚”。此人后来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置有很多房产业,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建有叫“佳庐”的花园洋房,在大西路(今延安中路,金陵西路)造起顾家花园,还拥有百多幢弄堂房子,因而他有个外号——“沪西半边天”。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和杜月笙结识的顾嘉棠,还是和杜月笙一般的街头混混。


   但顾的营生比起杜月笙的水果事业和烟花间侍者来说,刺激得多,也来钱得多,那就是贩烟和抢烟行当。这恐怕是旧上海独一无二的一个行当了。当时的上海,是旧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一方面英国等老牌“毒贩子帝国”利用控制的租界将印度产的鸦片输入中国,一方面,内地的各地土军阀千方百计强迫治下的人民种植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上海等地。上海滩上烟馆(叫“燕子窝”)、土行林立,贩卖鸦片的生意日益兴隆,抢烟的匪徒也就应运而生。一些“燕子窝”老板和烟土商为了避免烟土被抢,就出高价雇佣一批有实力的帮会人员做保镖,顾嘉棠即是入了保镖这一行。


   自从和顾嘉棠攀上伙,杜月笙又多了一条财路,那就是抢土(鸦片烟)。每当装有烟土的商轮靠岸时,杜月笙得到线报的话,杜月笙便率几个精干的兄弟一哄而上,拉住燕子窝里接货的伙计,威胁人家:“你们都是背了招牌的(即有店家的依靠),我们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识相点让让路!”如此那些小伙计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将烟土抢了去。


   杜月笙在白相人中间以善出点子著称,兄弟们罗掘财穷了,自然会想到找月生哥“讨生活”。杜月笙虽然自己还是依然潦倒,但对比自己还困顿的兄弟,总是格外照顾,为他们找财路。不过,他这时候远不能如他发达时手眼通天,出的主意也只能是鸡鸣狗盗了。比如那时节街头白相人弄钱的手法,不外乎“抛顶宫”、“拆梢”(借端敲诈,勒索钱财),诈骗老实旅客和过往农民,但杜月笙自从入了行,就有新点子。他有个拿手好戏就是乘夜里去新开张的店铺子摘牌子,第二天再去上门“做好人”,说是捡到了牌子,还给人家,人家当然得好好打发以消晦气。或者唆使几个兄弟在店家门口打闹,装出一副兄弟火并的样子来,手里还拎着屎尿袋子互相扔,当然不会扔到自家人身上,往往扔到店铺里或者店铺前,结果店家只好出钱消灾,让各位英雄另择校场再决雌雄。于是各位剑拔弩张的英雄再去择另一家店铺面前去“决斗”去了。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入了青帮,正式成了“在帮”的白相人了。
  
   如果要明了杜月笙的传奇生涯而不了解一下青帮、洪帮的来龙去脉,那真是雾里看花,看不真切。杜月笙一生最大的权势是建立在青帮帮众势力上,他一生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宏大“抱负”,也是因为他的帮会出身。可以说,没有青帮就不会有“海上闻人杜月笙”。而要说清楚青帮的故事,就先得从洪帮说起。


   甲申(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之变,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政权被颠复。延平郡王郑成功据守福建,抗清复明,接着渡海光复台湾,继续抗清;并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明远堂”,“汉馨香”、“挽澜水”,与大臣将帅结义为异姓兄弟,部卒也同时宣誓,这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郑成功在台湾开山立堂后,非常重视以沿海各省作为桥梁,达到进攻清廷恢复明朝的目的。他派盟弟蔡德英等五人及其军师陈近南偷偷潜入清军占领区,谨慎地发展灭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共分为两路,蔡德英在东南几省发展,称洪门;陈近南到西北组织洪门的时候,正逢顾炎武在陕西华阴县云台书院讲学,常以民族大义激励学生,同时受到洪门影响,率众结社反清复明。大家推顾炎武为首领,仿洪门组织称为“汉留”,取“汉族遗留”之意;亦称“袍哥”,取“岂日无衣与子同袍”之意。


  光绪初年,孙中山与郑士良在檀香山立“致公堂”算是洪门一支。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去到美国波士顿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黄三德、唐琼昌的迎接和协助,又得到司徒美堂作他的义务保护人员。有了洪门弟兄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孙中山便在纽约组织“安良总堂”,接着又先后成立了“安良支堂”或分堂。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陶成章在浙江策动九龙山洪门弟兄加入兴中会,又有加入“光复会”的。


   “汉留”鉴于“洪门”受清朝严密防范,便以创立礼门戒烟、戒酒、戒赌、戒嫖为掩护,这是清朝允许的。同时又在道教中发展反清扶明的秘密组织,创立“白门”,以后发展演变成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等组织,其政治目的都是反清复明。清代康、乾年间。北道上的响马镖客都是“洪门”、“汉留”的成员。河间府的窦尔敦,就是一个“汉留”支派首领。黄三泰、黄天霸父子指镖借银、李家店比武,使用丢头一字暗器打伤窦尔敦,后来当了清朝武职,专门与江湖绿林弟兄作对,成为支派的叛徒。这些故事都是京剧里面耳熟能详的剧目来源。碰巧,杜月笙是有名的京剧票友,在上海滩上就是一大“名票”,他最喜欢最拿手的就是“落马湖”,讲的就是黄天霸。


  清王朝倒台后,“袍哥”,“洪门”的政治目的已达,“汉留”转化为社会团体,在全国各地正式公开开山立堂,设立公口。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各省“洪门”、“汉留”除在沦陷区内秘密活动外,大部集中在川、黔、湘、陕、甘、青、宁等省公开活动,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人员都大量参加。当杜月笙抗战时期“转进”到四川和西北的时候,他的势力仍然可以延伸到内地,就得益于他的铁哥们四川袍哥大佬范绍曾的大力支持。


   青帮的成立,和洪帮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青帮原来全称“安清帮”,顾名思义,是和“反清复明”对着干的。但青帮后来的成员绝对不承认自己宗旨是“安清”,相反,他们对自己帮会来历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可是话说回来,这些关于洪帮、青帮起源的故事从来都是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论的,所以也只能姑妄听之。且说郑成功组成洪门以后,曾派翁宕,钱坚、潘清三人到北京坐控清朝消息。一说翁被清廷查获,叛降清廷。潘清坚持继续组织“安清帮”,以“安清”二字迷惑清廷。但也有说法讲这三人结拜兄弟,始终患难相共。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开办了南米北运的漕运,需要一大帮粮船水手,这三人在朝廷的准许之下召集水手,组织帮会,为清廷担负运河的运粮任务,这就是青帮的起源了。不管青帮起源原因多么众口不一,青帮帮众最初绝大多数是粮船水手,这是不争的事实。青帮改天地会的弟兄叙义为师徒相传,并定辈份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二十个字。据说是晚清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二人参加后,由他二人续添上“大通悟学”,凑成二十四个字辈。清亡后,又兴第二个二十四代。再后又兴第三个二十四代。“青帮”以替清廷在运河运粮为掩护,因此受到清廷笼络,在沿运河的江淮各集镇分立码头,并以六品官职为码头官,以码头官收徒,老年时择一得意门生传衣钵,召集徒子徒孙开大会,称为“关山门”,传师位于继承人。传师位之后,老师就不能再收徒弟了。太平天国时,“青帮”曾大量供给太平军有关清兵的情报。


   清末河工废弛,运河堵塞,政府无钱疏浚,只好发展海运,粮食由轮船直运天津,运河失去作用,“青帮”组织离开江淮流域,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活动。其中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城市,因为水陆交通方便,就成了“转业”青帮的新的立足点了。然而,“转业”谈何容易,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另一方面,原来在街上做“孤胆英雄”的地痞瘪三,也终于“找到组织”了,纷纷加入青帮。于是青帮渐渐转化成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和流氓的结合,使得青帮变了味,然而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青帮的势力大涨。


   民国初年以来,上海青帮中辈分最高的是“大”字辈的“老头子”(对帮中前辈的称呼),如此辈分的老头子加起来也就十几位,如张仁奎、高士奎,樊瑾成,袁克文,张树声,王德邻,刘登阶,曹幼珊、汪禹丞,步章武,徐朗西,陈其美等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青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很难说是“流氓头子”,象袁克文是袁世凯最喜爱的二子,是清末民初有名的“名士”,文采风流一时无两,张树声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著名将领。徐朗西和陈其美都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做了几十年的通海镇守使,官望很不错,为人也算正派。但自从大字辈以下,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上海滩上诸如烟、赌、娼、盗、绑、杀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通”字辈的青帮成员在掌管。当时叫得响名号的通字辈有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马祥生、金九龄、季云卿、张啸林等人。杜月笙是通字辈以下的“悟”字辈,按辈分得称上面这些人为爷叔的,可是,这些通字辈的狠硬角色,后来却全都是杜月笙帐下的左膀右臂,他们“辅佐”杜月笙,甘愿为杜月笙所用,根本顾不上什么辈分不辈分。这就是杜月笙过人之处。这是后话,先来看杜月笙入的是何人门下。


   说起来有点辱没了杜月笙的天赋,杜月笙的“老头子”却是个街头行骗的不大不小的混混,绰号“套签子福生”的陈世昌。什么叫套签子呢?当年上海十六铺小东门一带,到处是烟馆、赌档及各种哄骗敲诈老百姓的地摊,陈世昌就在那儿手拿三根一头各涂着红、黄、蓝的竹签,向行人显示,然后用手握住有颜色的一头,让顾客自先一种颜色来套,套中赔钱;又或套着下面红色的一根,便可得一只水果或一包香烟之类。这是青帮的一种赌软子骗钱把戏,而陈世昌原来拜师的那个歪嘴阿六便是干这种营生的。陈世昌自己混来混去并没混出多大名堂,却因有了这“了不得”的徒弟杜月笙而得以名满上海滩,后来杜月笙发达后,更把他养起来,“以报师恩”。杜月笙开馆了,有了自己的“杜公馆”,每年供给陈世昌用度,他再也不用出去套签子了,也免得丢杜月笙的“人”。而且每年过年杜月笙会请陈世昌到杜家聚赌,所得抽头全部归陈世昌,陈世昌也受之不却,洋洋得意。陈世昌有个很不成器的儿子,有一次和人家办钱庄亏得一塌糊涂,债主追得急迫,陈世昌只好请杜月笙解困,杜月笙二话不说,问要多少钱才能了断,陈说大洋二万五千。杜毫不在意地说:“准明天如数奉上”。结果不多会儿这两万五千大洋又败光了。陈世昌爱子心切,又包羞忍辱来求杜月笙,杜毫不犹豫又给了两万。然而,这陈世昌的儿子实在会败家,不到十天,这些钱又胡花海花个精光。从此以后,陈世昌再也没有脸面上杜家的门,活活给这个儿子气死了。


   从杜月笙对陈世昌一事来看,他待人有个常人难及之处,那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对不嫌弃自己出身低。凡是曾经对杜月笙有恩的,他后来都一一报答。他深明混江湖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抬人,人捧人,要想得到别人捧场,就先得捧别人的场。


   不几年杜月笙进了黄金荣家给黄金荣拎皮包做跟班,有次代黄金荣老婆桂生姐叉麻将赢了两千四百元大洋,桂生姐赏了他两千元。这是迄今杜月笙生平见到的最大一笔横财了,他如何处置这一笔意外之财?他揣着这两千大洋,找到原来在十六铺落魄时的一帮哥们,每人几十上百个白花花的银元送了出去,他还特意找到原来当差的水果店,将原来自己弄下的亏空金额两倍补上,请这些老哥们一起下馆子海吃了几顿。


   对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给自己生路的黄和祥,他后来的回报可以说惠及黄的子孙后代了。杜月笙开祠的时候,他的声望已经达到顶峰,正是最风光的时候,这时候黄和祥也来参加典礼,杜月笙见了,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黄和祥,一星期后到华格臬路他的公馆,有要事相商。黄和祥依约前去,杜就当场叫原来管帐的杨渔笙把钺匙全部交给黄和祥,要黄立即任他的总帐房,这个重要的心腹位置,黄一直做到中风而死。黄死后,这个总帐房的位子,又传给了黄和祥的儿子黄国栋,由黄国栋一直做到上海解放。


   杜月笙念旧,这是上海滩人人皆知的事。虽然他后来成了体面的“绅士”,但绝对不敢看不起象他当年一样在街头晃荡的白相人和瘪三。


   当初杜月笙在十六铺的时候,别人总叫他“莱阳梨”,他对自己这个叫得响的诨名很是得意,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向他要钱时,还是不免怀着快乐而戏谑的心态当面向他大叫这个人人皆知的外号。常常是这样:杜月笙和几个很有身份的朋友去四马路一带妓院吃花酒,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杜的车牌号77777,上海滩上最风光的一个号),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候钱给的少,这些人便扯开了嗓子大叫:“莱阳梨,多给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这样才能把这些瘪三打发走。看看陈涉如何待当年兄弟,两相对照,杜月笙之为人处世还是颇为可爱。


   杜月笙削水果这一绝艺以后还保留着。张绍曾和杜月笙交情极密,当只有张绍曾、杜月笙、顾嘉棠几个贴心朋友时,顾嘉棠便常常打趣杜月笙,随手拿起一只水果送到杜月笙面前,叫他削,杜月笙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没有丝毫不快的表示,似乎很是享受给人家削水果的感觉。他也取笑顾嘉棠,往往看到顾嘉棠进来,就笑着呵斥他,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了,因为顾嘉棠原来是个花匠,两人出身一般的低贱。这时候他们都已经家财万贯了,这种小打小闹的玩笑,多少带着点温馨的回忆,回忆当年一起度过的穷苦日子。


   在杜月笙成为海上闻人后,杜月笙和顾嘉棠表面上是主仆关系,但他们其实是介乎兄弟和朋友之间的生死之交,两人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在外人面前,顾总是装出对杜恭恭敬敬十分听话十分伏贴的样子,而两人私下里则无话不谈,情同鱼水。杜也绝对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对顾说一句重话。据说,蒋介石对杜月笙,有时候也如同杜月笙待顾嘉棠。在正式场合和有外人在场,蒋介石绝对不苟言笑,对杜月笙这些出身底层的帮会人物不假辞色,但私下里三两个人的时候,对杜月笙则“月生哥”叫得亲热。而杜月笙呢,表面上对蒋介石奉若神明,必恭必敬,但背了蒋介石则对蒋也不那么恭谨了。
   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过的都是双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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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

2 回复 五湖烟景 2012-3-9 14:10
自己沙个发。这篇文章是我看过的关于杜月笙的生平最详尽的一篇。杜的一生,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真是很难言说。
2 回复 BL_518 2012-3-11 07:46
那俺就坐BD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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