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杜月笙的1931----(2)

从黄公馆到杜公馆
　　
　　 黄公馆是黄金荣的公馆，在上海麦高包禄路钧培里（今龙门路），杜公馆在华格臬路２１６号。杜公馆的这栋豪宅，其地皮是黄金荣赠送的，地面上起了两座公馆，西边的一座送给了杜月笙，东西一座２１２号送给了张啸林。

　　 从黄公馆到杜公馆，坐汽车不到二十分钟。但杜月笙从黄公馆走到杜公馆，却足足走了十多年。从黄公馆到杜公馆的这条路，就是杜月笙演绎旧上海传奇的大舞台。

　　 1907年8月的一天，经过陈世昌的介绍，由陈世昌的同辈兄弟，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乙接引，杜月笙到了当时叱咤上海滩的黄金荣门下当跟班。黄金荣（1868—1951）是当时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而且其势力不但遍布全上海，还达到了江苏、浙江的许多地方，在当时是有名的“大亨”。黄金荣因为破了几桩轰动一时的大案，深为法租界当局看重，职务一升再升，他担任法租界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他六十岁大寿之后，才退下来做顾问。借着自己在租界的声势，他经营了戏院、浴室等各种财源流畅的生意。当时，法租界内的游艺尝戏院，如大世界、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几乎全是他开设的。

　　 杜月笙初进黄公馆，就如同林黛玉进了荣国府一般，每走一步都踏着小心。他最初只能混在佣人中间，干些杂务，住在与灶披间相联的小房间里，进出都得走后门。生活虽然安定些，用不着每天为找吃的发愁，但他也不可能每天睡懒觉了。他既然下了从黄公馆出头的决心，这些暂时的拘束倒也能忍受。他收敛起原来的种种浪荡习惯，处处谨慎，事事巴结，尤其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和个人嗜好，然后投其所好，交结各色人等，用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很快，他就赢得了黄公馆上上下下的好感，人间人夸，都说他“蛮灵格”（上海方言，即很灵活，很不错之意）。因此，黄金荣也间或叫上杜月笙跟他到聚宝茶楼去。

　　 东新桥附近的“聚宝”茶楼，是黄金荣开办的。黄金荣是个跨黑白两道的人物，正式身份是法租界的督察长，但实际上他还是上海滩上最大的黑社会头子之一。他自称是青帮“在帮”的老头子，但实际上他只是个“空子”（青帮行话，帮外人员），根本没有正式参加青帮组织，因为他没有“老头子”。当时上海滩的大字辈人物本就不多，黄金荣居然宣称自己是“天”字辈，意思是比大字辈还高一头，在上海滩借着青帮的行头和名号自成一派，将青帮的规矩根本不放在眼里，可见其熏天气焰。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青帮人物对这个冒充青帮大佬的人物奈何不得，不得不和他敷衍往来，因为他有法租界的法国人撑腰，实力雄厚，而且手下已经网罗了一大帮门徒，已经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二十年代中后期。黄金荣的势力开始衰落，青帮一些坚持“家规”的人就不断给黄金荣难堪，比如写恐吓信等等。最后，黄金荣眼看自己大树将倾，不得已送了两万大洋给当时寓居上海的大字辈老前辈张仁奎，拜张仁奎为老头子，算是解决了自己尴尬的身份问题。

　　 青帮和洪帮这些江湖帮派规矩很多，但这些规矩中除了师徒规矩是重头戏以外，解决门户冲突和兄弟纷争是一个不小的节目，后者就是所谓的“吃讲茶”。“吃讲茶”也叫“斩人头”，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吃讲茶”之风便已在上海黑道之中盛行，以后延续数十年，形式多样。一般形式是发生争执的双方事先约定在某楼备下香茗或丰盛宴席，请双方公认的、具有实力并颇享信誉的人物居中调停，但也有不请中间人的。如果双方一番唇枪舌剑后达成妥协，言归于好后，便当场请调停人将红、绿两种茶混在碗中，双方各持茶碗一饮而尽，然后碰杯喝酒，以示了结。“吃讲茶”的花费一般是对半开或由理亏的一方拿出。如谈判不成，则“吃讲茶”失败，调停者退出，双方以刀光剑影论是非，甚至有性子急的当场在茶楼便举刀操斧，翻桌碎碗，拼个你死我活。战败的让出地盘或财产，并赔偿茶楼损坏的物品；有的则约定时间、地点、人数决一雌雄。结局当然是江湖老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双方无论死伤多少，决不告官，如告官则会立即被整个黑社会视为不“吃硬”的败类。晚清时，尽管各茶馆均悬牌大书“奉宪严禁讲茶”，但如真有流氓帮会前来“吃讲茶”，则只能默认，甚至提供方便。久而久之，十六铺有不少茶肆就成为约定俗成的“吃讲茶”地点。黄金荣开办的“聚宝茶楼”，则恐怕是“奉宪专办讲茶”的地方，不过这“宪”是来自黄金荣这个“天字辈”的督察长罢了。黄金荣每天上午都要到聚宝茶楼“喝茶”，这时候一些混迹街头的“包打听”就会热乎乎凑上来，告诉他最近探得些什么消息，也有来求“黄老板”出面排忧解难的，这就得花银子了。当然，黄金荣来这里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收保护费。

　　 杜月笙口齿虽不大伶俐，但察言观色非常老道，加上身手敏捷，动作利落，给黄金荣提皮包久了，渐渐地深得黄金荣的赏识，开始接近黄金荣的权力圈子的核心了。

　　 杜月笙不仅得到黄金荣的看重，更得到黄公馆的半边天，黄金荣老婆桂生姐的青眼。老上海都知道，黄公馆虽然姓黄，但真正的主人是桂生姐。桂生姐叫林桂生，上海滩有名的“白相人嫂嫂”，她是黄金荣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压寨夫人”。有一回，黄金荣单枪匹马，跑到苏州府衙门一位捕快朋友家中办交涉。那位捕快是个温吞水，遇事畏首畏尾，极无出息。相形之下，桂生姐看中了黄金荣，因为林桂生本人虽长得矮小，却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是所谓“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臂上跑得起马”的人物，她相中黄金荣，就跟了黄金荣跑到上海，那时候黄金荣还在捕快的位子上往上爬哩。据说，黄金荣后来爬得这么快，这其中桂生姐出谋划策与力甚巨，所以黄金荣对桂生姐一般都是言听计从的。

　　 有一次，桂生姐得了一场大病，黄公馆内信迷信，老板娘病了，便要选派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守护，因为他们头上有三把火，阳气足，可以镇邪驱妖。守护病人是桩苦差事，日夜不能离身，没人愿干。杜月笙倒当仁不让，担起了这个担子，并竭尽全力把它干好。旁人陪伴老板娘，只是守在身边不离开。杜月笙却不然，他不但牢牢地守着，而且全神贯注，耳到、眼到、手到、脚到、心到。只要老板娘有什么需要，口一张他就跑去替她办好，为此真正做到了“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久而久之，桂生姐对杜月笙刮目相看，既看重他手脚伶俐，又感于他的一片忠心，决心好生拉他一把。病愈之后，她常在家人和朋友面前夸杜月笙是个有福气的人，说他额骨高，运气好。

　　 如果光是靠伺候人来收买人心，那么杜月笙终其一生恐怕也不过是个大管家式的人物，不会有什么自立山头的机会了。然而，杜月笙的手腕和魄力不久就显露出来了，让黄公馆的人对他的能力暗自佩服。

　　 黄金荣当时的收入，大笔的来源来自贩卖烟土和抢土，他手下养着一帮子这样的人。但黑吃黑吃得多了，就是大名鼎鼎如黄金荣，也有被人“黑”掉的时候。有一次，已是夜深更静之时，黄公馆里闯进一个气急败坏的人。他一进大厅，就大声嚷叫，说是已从一宗货色里弄到一只大麻袋，交给一个姓刘的雇人拖到黄公馆来。哪知道断后的人都到达了，那运货的却还不曾到。他估计是路上出了岔子，请桂生姐赶快派人去查。桂生姐一听脸色大变。因为黄金荣正好外出有事，而黄公馆的几个平时负责动刀枪的都随之而去，而涉及烟土的事情，向来是刀口舔血的事情，一般的小伙计没有这么硬的肩胛骨去承担。一时间，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计从何出。这时候杜月笙不声不响走出来对桂生姐说：“老板娘，我去跑一趟吧！”桂生姐颇为意外地瞪了他一眼，深深点了点头。于是杜月笙神情专注地问清了运送麻袋所走的路线，便向桂生姐借了一支手枪，裤腿边又插了一把匕首，头也不回，冲入夜色之中。

　　 弄堂口有熟人拉的黄包车，杜月笙跑过去跳上一部，地方也不说，开口便叫车夫快跑。黄包车在街上飞跑，杜月笙坐在车上动脑筋盘算：既然这人敢于黑吃黑，那么不是来头大得可以和黄老板叫板，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想着自己不起眼可以钻个空子，如果是后者，那这人决不会飞蛾扑火呆在法租界，因为这是黄金荣的地盘。但是，现在他也不敢在黄浦滩上满街乱跑，因为带一麻袋烟土，一来太扎眼，二来跑也跑不动，此人必定正在慌忙找藏身之处，不可能跑远。此外，上海县城一到夜晚便四门紧闭，偷烟土的人进不去，法租界他又不敢来，那么，这个贼肯走已经赶往英租界了。于是杜月笙便立即吩咐黄包车夫：“快点，往洋径浜跑！”洋径滨是法租界和英租界的接界处的一道小河沟，滨南是英国地界，洪北是法国地界。一路上杜月笙睁大眼睛，从暗黑中搜寻可疑的人影。猛地，他发现前边有一部黄包车，正缓缓向一条胡同拉去。他估计这车里拉的就是那个偷烟土的人。因为一麻袋烟土有一百多斤，再加上那个偷烟土的人，拉车的人力气再大也跑不快。他捏紧了枪，悄悄地叫拉车的加快速度，抢到他们前头去。他们的车刚刚超过那辆黄包车，杜月笙就一纵而下，将枪口指着那人，平静地说：“弟兄，你失了风！快下来吧！”那个偷烟土的人，吓得魂飞天外，想跑吧，面前是只沉甸甸的大麻袋。更何况，拉他的那个车夫已吓呆了，脚步虽已停止，车杠却仍牢牢抓在手里，于是那个人一团瘫软，急切间无法下跳，呆在车上竟傻了眼。杜月笙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他已经明白，此人手中无枪。否则，他会搂头放枪，不会傻瞪着眼了。于是，他把那人放到一边，去劝那个车夫：“朋友，没你的事，现在请你帮个忙，把车拉到黄公馆去，我赏你大洋。”那车夫一听是黄老板的人，加上有银洋赏赐，怎敢不听，于是，掉转车头就往黄公馆拉。那个偷烟土的人却慌了神，连忙哀求杜月笙，请他高抬贵手，把他放走，留他一条生路。“你是说你只要命，不要财？”杜月笙问道。“是的是的，务请你老高抬贵手，饶我一命，我家中还有七十岁的老母……”那人赶紧答道。“那就不用我帮忙了，横财虽然发不成了，性命还是保得住的。桂生姐当然会骂你一顿，骂过之后，你从此离开黄浦滩，她就不会为难你了。”那人无法，只得同杜月笙进了黄公馆。听到杜月笙将那位胆大包天的偷土贼人赃俱获地抓回的消息，桂生姐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来，去迎接这位大功臣。杜月笙却装出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什么也不说，只轻描淡写地报告说：“托你老的福，东西追回来了，人在客厅里，听候老板娘的发落。”

　　 经此一役，杜月笙在黄公馆的地位急遽飞腾，迅速窜升到黄金荣的心腹地位了，尤其是，桂生姐对这位文质彬彬而不居功自傲的年轻手下引为知己，倚重他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桂生姐连背着黄金荣在外面用私房钱放印子钱（高利贷）也由杜月笙经手。杜月笙越加谨慎，对桂生姐交代的事情，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打点，让桂生姐事事放心，处处畅意。

　　 杜月笙原来在水果行里被开销了差使，一是因为不务正业，二则也是常常动人家钱财。现在他有机会接触到私家钱了，却绝对不敢动半点花花心思了，此一时彼一时。

　　 黄公馆里当差的人，除了那些正经的佣人外，一帮子跟班门徒都没有工钱可拿，除了逢年过节或是老板喜事临门有红包打赏，没有别的正经进项，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钻进黄公馆，所为何来？原来，这些人到黄公馆来并不是指望着黄老板开工钱。“黄公馆”这三个字本身就有极高的含金量，是一块金字招牌，来黄公馆求黄金荣的人，少不得交纳一笔引见费，这笔钱是由黄公馆上下各等办事人员分享的，如果是拥有生杀大权的管家级别的人物，单是下面每月的例规孝敬银子，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有些人事情特别棘手重要紧迫，那还得额外付出一笔给说得上话的人，希图能在黄老板耳边吹吹风。

　　 杜月笙已经可以在黄金荣面前说得上话了。但他说话不多,而且决不为自己说话。他为别人说话，也决不受人家钱财。他后来发迹之后，对自己的心腹说，别人送钱求你办事，都是事有紧急，表面上笑眉顺眼，千恩万谢，又有几个看着你把钱收进去不在肚子里骂你祖宗八代的？相反，为人家解了燃眉之急，分文不取，人家一定从心眼里对你感恩戴德，这人心可是多少黄金白银都买不来的。只要有了人心，还怕没有钱？

　　 可是，日久才能见人心，杜月笙为了人心不愿收受人家的例规钱，他现在又不能再去卖水果，所以进来黄公馆的杜月笙表面上风光得很，其实照旧囊空如洗，日子过得比原来混迹十六铺好不了多少。一身青布裤褂每天穿每天洗，在黄府上下的林罗绸缎中特别扎眼。这些看在桂生姐的眼里，不免纳闷。

　　 终于桂生姐明白了杜月笙的苦衷，对他更加赏识了。于是和黄金荣商量，放杜月笙出去，将杜由跟班提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法租界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所谓负责赌场，并不是要杜月笙直接去经营——赌场的经营自有其人。杜月笙的称号是“抱台脚的”，也就是为赌场当保镖，保证赌场有一个“良好外部环境”。为此赌场经营者每月得给杜月笙一笔几十元的“长生俸禄”。 “俱乐部”赌场每场输赢万元以上，采取见十抽一法抽头，抽头的大部当然归入黄金荣的腰包，杜月笙是碰不到的。

　　 杜月笙在这个赌场里大显神通，充分展示了他的运作手腕和灵巧心思，将这个赌场办得十分红火，很快成为法租界最大的赌场了。其实，如果不是经营赌场的话，杜月笙这些运作手段真的可以说是出自企业家的天才。

　　 当时上海的租界颇有特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是藏污纳垢之所的，但这两个租界外国主子却要遮羞一下，公开反对烟赌毒等黑社会营生在租界落地生根，但实际上，对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妙的是，他们两家睁的眼闭的眼还不一样：法租界公开“禁烟”，英租界公开“禁赌”，所以两个租界的黑社会“经营范围”和“侧重点”就大有不同，法租界赌场生意兴隆，而英租界烟馆林立，法租界的帮会“抢土”，英租界的帮会“护土”。不过这是1920年以前的事了，这一年大英帝国的绅士们出于国际压力，终于不敢再老着面皮当毒贩子，英帝国加入了国际禁烟组织，英租界也开始禁烟了，于是法租界的帮会就向英租界的燕子馆敞开了怀抱，也开始护土了。

　　 现在先来看杜月笙做赌场时的精明手段。当时的赌场都被两个同样的问题困扰，就是“剥猪猡”和“抓大闸蟹”。所谓“剥猪猡”，是帮会切口，意指抢劫单身过路行客。当时赌场一般都是晚上花灯初上时开始渐入佳境，到月朗星稀的时节才收摊打烊，有的甚至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有些精力不济的赌客，赢得钱也不顾“月黑雁飞高”就急忙忙往回赶，结果在赌场附近就被一些专门伺候着的瘪三逮个正着，剥了“猪猡”。这样的事情，赌客最怕，赌场也怕，因为长此以往赌客不敢临门了。所谓“抓大闸蟹”，就是租界巡捕来抓赌。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然已经被俱乐部收买了，不会来“封门”，但隔段时间为了敷衍舆论（尤其是有人举报上门的时候）还得往俱乐部“串门”，收拾几个赌客，将他们用绳子连成一串游街，其状有如菜市场里卖大闸蟹，这样一来，一些好面子的赌客宁愿在黑馆子里晃荡，也不敢来俱乐部冒险。对这两个问题，多年来赌场都拿不出好点子对付，但杜月笙一上任就解决了。

　　 对于“剥猪猡”的，他凭借黄金荣及青帮势力，一一找到那些专干“剥猪猡”营生的头目，吃了几趟讲茶，商定由公兴俱乐部每月从盈利之中抽出一成，交给他们分润，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到公兴附近“剥猪猡”，至于到别的地方剥，由得他们，杜某人不挡人财路。

　　对于“抓大闸蟹”的，杜月笙也有办法，他和法租界巡捕房（还不就是黄金荣黄老板的手下？）谈妥了，巡捕房“只抓前和，不抓夜局”。赌场行话，日场称为“前和”，夜场谓之“夜局”。大赌客多数参加“夜局”，所以保证“夜局”的安全也就保住了主要客户。而且，巡捕白天“扫场”，威风八面，官样文章做的十足，何乐而不为？况且，杜月笙对巡捕房的工作十分“配合”，专门安排若干流氓瘪三兄弟在“前和”场内等着巡捕来抓，以免巡捕“误抓”了正经赌客，因此。日场的赌客也大可放十二个宽心来尽兴。对于那些被抓的弟兄，抓了当然不会“白抓”，他们在捕房里可以很舒心地呆几天，然后不声不响地放出来，向杜月笙那里领份子钱。

　　 如此一来，巡捕房，赌客和俱乐部，皆大欢喜，各取所需，赌场生意日渐兴隆，盈利直线上升。黄金荣笑得一张麻脸开了花。

　　“烟赌不分家”，就如同“烟酒不分家”一样，因为着两个行当利润都极为丰厚，抓了一行就止不住插手另一行。黄金荣本来是暗地里干着抢土勾当的，杜月笙崭露头角之后，帮着黄老板把这个抢土的生意做的风风火火，蒸蒸日上。 　　
　　 上海滩进口鸦片的生意掌握在外国的四大洋行如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新康洋行和台惟洋行手里，而批发和零售鸦片的大宗生意则掌管在广东的“潮州帮”手里。“潮州帮”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虽然保密严格，但毕竟纸包不住火，上海滩头那些地痞流氓，便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从老虎口中抢食。于是，在上海滩头就天天发生“黑吃黑”、“抢土”、“窝里反”的神秘恐怖案件，令上海人闻之色变。抢烟土，无须打家劫舍，而是去钻烟土巨商的空子，瞅空挖它几宗货物。鸦片烟由远洋轮从海外运来，为避开从吴淞口至英法租界码头一带的重重关卡，必须先将违禁的鸦片卸下。这些做烟土生意的精明非常，他们要等到每夜黄浦江涨潮的时候，才一声令下，将一只装满烟土的麻袋往水里手。这时，只见岸上船上，手电光一闪一闪的，互相传递约定的信号。这些装着烟土的麻袋都浮在水面上，体积大，目标显著，被涨潮的江水一只只推送到岸边。这时，等候在岸边或潜伏在舢板中的打捞高手，利用竹竿挠钩，一只只钩上岸去。一只麻袋钩到手，即等于有巨万银洋进了腰包。这种到黄浦江里钩烟土的“生意人”叫“水老虫”，水老虫的老大姓高。还有陆路上剪径，“霸王硬上弓”抢土的。上海滩江面宽阔，地区辽远，英法租界和华界，地面相错，互不相管，各有各的势力范围。那些烟土商明明知道被人劫走了烟土，但也不敢高呼求救，报官报警，只有打落牙齿往肚里咽。

　　 当年上海滩上最厉害的抢土人物，前后共有16个，他们各以8人为一组，拥有无数徒子徒孙。这16个人，因为出现在抢土队伍的时间有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和“小八股党”，大八股党的首领是英租界的沈杏山、季云卿、杨再田等人，这“小八股党”的总头领即是杜月笙，据说他先是参加大八股党，到后来，威镇上海滩的“大八股党”也成了杜月笙的臣属。大八股党入道很早，因此不几年就过上了“体面”生活，手面豪阔，挥金如土。也正因为大八股党已经成了“求田问舍”的田舍郎，对每天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打杀杀的生活不太上心了，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他们纷纷或明或暗，急先恐后地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水警营和缉私营，以及英租界的巡捕房。他们采取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中的办法，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钞，上下买通，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占据了高级职位，甚至还有的担任了这两个“肥”营的营长之职，彻底地控制了这两个缉私机构。当“大八股党”把水陆两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不但自己私贩鸦片，并且化暗为明，公然出面向烟土巨商大量收取所谓的保护费。而潮州烟土帮的阔佬们也无不欢天喜地，自愿奉献。因为从此以后，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了。“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不把法租界的黄老板放在眼里。首先是因为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地小，人少，力量有限；其次是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都开设在英租界，而法租界很少有烟土栈。他们认为即算有些法租界的朋友来抢几麻袋烟土，发一笔小财，和他们成千论百，大来大往比起来，无异是癣疥小疾，微不足道，只要通黄金荣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了。沈杏山在英租界也是跺跺脚颤三颤的人物，因此心想，黄金荣不会不买他的帐。可他小看了黄金荣的胃口。

　　 1918年左右，黄金荣开始让杜月笙代表他处理鸦片业务，第一年在香港，第二年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上的一个大鸦片行担任经理。随着杜月笙对鸦片走私涉入越来越深，他控制鸦片走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不肯再甘居大八股党后头拣零食了。在黄金荣的支持下，杜宣称他的手下有权控制法租界的鸦片贸易，并且煽动法租界的鸦片零售商对大八股党“造反”，因此杜月笙的小八股党和大八股党火并得很厉害。19年1月17日，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杜月笙看出，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后，英租界碍于国际观瞻，必将宣布禁烟，“潮州帮”烟土商所开设的大土行，既然在英租界无法存身，必然会改迁他处，上海滩只有法租界敢继续收容这些烟馆。因为法国人只要钱，对于烟土走私，历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潮州帮”的大土行统统搬入法租界，将会给法国人带来无尽的金银，此等好事，法国佬有何不为呢？黄金荣也心动，想把英租界的烟土生意完全揽到法租界来，就可以坐地分赃了。于是，黄金荣、杜月笙等法租界的势力和沈杏山等英租界的势力约好“吃讲茶”，解决地盘问题。在倚虹楼最好的雅座里，黄金荣请沈杏山赴宴。

　　 据说，这次讲茶喝出火来，双方差点当场火并。说是黄金荣出了电梯，劈面见了沈杏山，甩手就是一耳光，打得沈杏山眼冒金星，回过神来就要动手，被他的手下死命保住，他手下连声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说黄老板您请先回，我随后来登门拜访。这位手下果然第二天登门拜访，和黄达成协议，并且将一辆崭新的汽车连同司机一起送给黄金荣。

　　 沈杏山斗不过黄金荣，而且手下也不愿为他卖命，所以在1923年左右，将法租界的护土生意拱手让与黄金荣。为了怕黄金荣斩尽杀绝，有段时间还离开上海滩，不敢露面。不久，黄金荣，杜月笙和金廷荪等人合股成立了三鑫公司，这个公司对外宣称是开发房地产，实际上是包揽烟土贩卖生意的烟土垄断公司。公司的幕后老板当然是黄金荣，但黄因为公职在身，当然不便公开出面，所以实际拿主意的是杜月笙，经理是金廷荪。金廷荪是浙江宁波人，精明强干，极会理财。他进黄公馆的门要比杜月笙早，很受黄金荣的器重，他与杜月笙，都是黄金荣身边的心腹大将。杜月笙是武脚色，金廷荪则始终是个文角色。他心思机敏，算盘子打得既精且狠，是黄公馆唯一的理财家。后来，张啸林加盟三鑫公司，使得三鑫如虎添翼，很快垄断了整个租界的烟土贩卖。

　　 上海滩有所谓帮会势力的三巨头之说，就是说的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人。这三人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帮门徒死党，但三人又互相称兄道弟，表面上看好得穿一条裤子，所以上海滩的铁三角就是这三个人鼎起来的。

　　 张啸林是杭州人，在杭州名气相当响亮。他其实开始的时候还是个读书人，肚子里也有几点文墨，不像黄、杜出道的时候斗大字不识。年轻时入过浙江武备学堂，后来退学。他当过绸缎织造工，不过经常纠众滋事，寻衅打架，各机房的老板拿着他头痛，暗中串通，谁也不招他做工。张啸林断了生计，便带了几个小流氓，专门以诈赌骗钱、刨别人的腰包为生。辛亥革命以前，张啸林在茶馆里为争座位，跟旗人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命案。他怕官府捉拿，逃出杭州，躲在一个当巡官的朋友家里。辛亥革命后，他打旗人的案子不了了之，于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杭州，继续独霸一方。他早先到过上海，托人引路，与黄金荣见过一面，没与他交往。

　　 但二十年代初期，张啸林重返沪上，打算来大干一场。因为他看准了一着棋。当时浙江军阀卢永祥由淞沪镇守使上任浙江督军，卢系大将军何丰林继任淞沪镇守使，刘春圃任淤沪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调任缉私营统领，这些人都与张啸林有很深关系，而浙江省省长朝阳是他浙江武备学堂的铁党。这些人在台上，无异于是给他指明了一条路：赶紧到上海去插手鸦片走私，好好捞他一把。当然，他也懂得“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道理，而且他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他自忖自己绝对不能在上海滩另开码头，唯有争取黄老板、杜月笙的合作，于是就来拜码头了。黄金荣开始看他不上眼，而杜月笙则从他的言谈中看出他的背景深厚。于是，杜月笙劝黄金荣重用张啸林。他说：第一，张啸林会说普通话，对于官场交际应酬，有他自己摸出的一套，用不着搭架子。第二，张啸林是杭州人，而上海属于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北洋第三镇出身的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继任的淤沪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心腹大将，何丰林手下的军警要人，皆为浙江籍。如请张啸林去与之联络，必定合适。经杜月笙这番分析，黄金荣对张啸林不由得刮目相看了，因为他正要找一个能与浙籍军阀沟通的人物。三鑫公司成立之后，独占了法租界的烟土市场，接着又吉星高照，英租界宣布禁烟。这时候的黄金荣、杜月笙已牢牢地掌握了上海的烟土事业。但是，在他们面前，还有一重关口，有着无限隐忧。

　　 黄金荣、杜月笙的势力，到二十年代初已经可以左右法租界的各处市面，但在法租界以外的华界和英租界，他们办起事来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不能一手遮天。对贩卖烟土一行来说，环节众多，哪个关节都不能有任何差池，不然就“人赃俱获”被人家截断财路。自吴淞口到龙华而入租界，这一条长长的烟土人港必经之路，都是淞沪镇守使衙门的天下，水警营、缉私营、警察厅，乃至各级队伍，虎视眈眈，稍一逆拂他们，便要受制。这个关键若不打通，运输方面说不定还要走“水里抛、顺江流”的老路，要担风险不说，还会经常出现抢土事件，严重影响收入。杜月笙见到张啸林在华界是个通天人物，便有意倾心结纳，他说服了黄金荣后，立即找张啸林聚谈，并把张引为生平知己，从此两人成为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亲密搭档。张啸林既已入了杜、黄一伙，又领了杜月笙的大笔交际费，便去找卢永祥、何丰林，促成了军阀、帮会、租界三位一体的鸦片走私联盟。这一来，局面豁然开朗，三鑫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杜月笙更是踌躇满志，一帆风顺。

　　 其实三鑫公司并不直接去产地购买鸦片。它所作的“工作”，只是护送鸦片，保证鸦片运输的安全，因此它等于一个无所不能的“鸦片保险公司”，凡是运销上海租界和华界的鸦片，都得有三鑫公司在鸦片烟土上的盖戳才能入市，各鸦片烟馆售卖的鸦片，只能从三鑫公司进货，一百元的鸦片收取百分之三十的“保险费”。当然，鸦片如果被抢，三鑫公司也得照价赔偿。因此，鸦片馆货源有保障，经营也安全。不过，这些大土商除了有特殊的大买卖必须抽取一大笔钱孝敬之外，每逢一年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也要交上一笔钱。甚至三鑫公司还根据烟馆烟枪数来“抽税”，一根烟枪一晚多少钱，都得按时上交。仅此一项，三鑫公司的收入就很可观。

　　 三鑫公司自与军阀勾结，业务上自是一帆风顺，进展神速。可是到了1923年和1924年之交，突然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过去，运鸦片的轮船是从长江中崇明岛的南水道驶入吴淞口，再从高昌庙起岸，沿公路运到上海的。但是，自从三鑫公司独占了上海的市场，“潮州帮”退居附庸地位，业务每况愈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汇合了黄浦滩上另一股力量，全力另辟运土新途径，企图东山再起，进而与三鑫公司抗衡。他们几经周折，选定了长江北岸的启东、海门一带，作为拨运的驿站。这一来，大大影响到三鑫公司的业务。

　　不久，江苏军阀与浙江军阀打起仗来。浙江皖系军阀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与其部下淞沪镇守使何丰林被打败而下野，上海成了江苏军阀的领地，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了淞沪。杜月笙、张啸林苦心联络的上层关系。靠山都无用了，而有心去另攀高枝一时也来不及。眼看黑货的来源就会断绝，因为兵荒马乱之中，没有孙传芳的保护，原先堂而皇之的那条老路线，如今是决不敢再走了。这一下，把杜月笙急了个臭死。以前他有恃无恐，货到立即发售，从不考虑库存的问题，现在一经战乱，瘾君子们罗掘一空，上海大小上行，更进一步面临鸦片断挡的危险。贩卖鸦片的生意陷于停顿，除了黄金荣家底子厚，平常花费不多，金廷苏开销小，有点积蓄外，杜月笙、张啸林以及“小八股党”顾嘉棠等人，很快就捉襟见肘，囊中金尽，特别是杜月笙，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到这时，一分余钱也没有了。眼看又快到过年之时，大家日困愁城，束手无策。杜月笙更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直转，因为他过去过一个年，花费要一、二百万，如今这场面要如何去撑持？张啸林穷疯了，硬逼着他的太太把头上、手上所有的首饰都去当掉。然而杯水车薪，这几个钱顶什么用。“小八股党”穷急了，到处打听消息。这一天，他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国会议员陆冲鹏手里居然有货，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上门去“借土”。这陆冲鹏是前清秀才，因废除了科举，便进了苏州法律专门学校。他是海门世家，有良田千顷，家中佃户，多达数千户之众。他手里怎么会有杜月笙都弄不到的鸦片呢？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23年6月，直系军阀赶走了黎元洪。同年10年，曹锟以重贿当选为总统。次年10元，直奉军阀大战，直系大将冯玉祥乘机倒戈，回师北京，推翻曹锟，段棋瑞就任临时执政，任命各部总长，以李思洽为财政总长，并兼任盐务署督办。李思浩是段棋瑞的亲信，这次出任财政总长，面临一大难关，即军费庞大、财务极度困难。海军将士为索饷，竟将海军总司令部逼下了台。因此，段棋瑞和李思浩，千方百计想给海军筹付欠饷，终于获得了日本财阀三井的暗中协助。由日本人中泽松男出面，每个月向波斯采购鸦片500箱，由波斯运往上海销售，资金由三井公司垫付，所赚的钱，则交段棋瑞、李思浩拨付海军发欠饷。段棋瑞和李思浩喜出望外，但他们必须在上海找一个可靠而又有办法的自家人，亦即所谓的“安福系”人士作为这桩秘密买卖的总代理。他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这项任务交给陆冲鹏。因为，一、陆冲鹏是“安福系”支持当选的国会议员；二、1920年直皖开战，段棋瑞下到上海，与李思浩等要人均住在陆冲鹏家避难。段、李将这项美差给他，多少有报答之意；三、陆冲鹏和上海的一些烟土商很熟。杜月笙还调查到，陆冲鹏接奉这项密令之后，便和广茂和烟土行签订了合约，由陆冲鹏代表段棋瑞临时政府签字盖章。双方约定陆冲鹏负责运送烟土至广茂和烟土行，而广茂和烟土行则见货付款。第一批鸦片500箱运到外海，陆冲鹏早已接到密码电报，他立即通知广茂和烟土行，叫他们准备现款接货。他这一去，才晓得自己上了大当，广茂和的老板居然推说一时筹不出这么多现款，言下之意仿佛是打算放弃这笔大生意，也无可奈何。 陆冲鹏被这意外的变卦急得团团转，货物就要到了，买主却说不要货，因付款不出，叫他把这么多鸦片往哪儿藏。他左思右想都毫无办法，只好暂且把这500箱烟土放到他的田庄。他的田庄面积辽阔，以前就当过存放鸦片的秘密仓库，同时，他的佃户都受过军事训练，他又买了大批枪械放在田庄，万一有人来抢，他们还可以竭力抵抗。杜月笙把陆冲鹏的底牌，摸了个一清二楚，脸上的愁云顿时一扫而光。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北洋政府都在明目张胆地用军舰走私鸦片，那么，他的三鑫公司又为何不能做呢？他立即去拜访通商银行的老板，从他那儿借了2万块钱。他拿着这笔钱交给张啸林，叫他打点精神去办事，尽快地结交孙传芳手下的新贵。过去，杜月笙和张啸林就同孙传芳的驻沪代表有过交往。这次手中有2万块钱，他们托人居间介绍，几度酬醉往还，孙传芳左右的和位高级官员，便和杜月笙、张啸林称兄道弟起来。通过孙传芳的中介，陆冲鹏放心地将五百箱鸦片交给杜月笙。

　　 500箱烟土转手便卖光了，三鑫公司获利甚丰。不久，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李思浩到了上海，在陆冲鹏的引荐之下，杜月笙去见了他，双方举酒言欢，往来频繁。后来，陆冲鹏和李思浩同赴北京，回上海时，又带来了两张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的委任状，聘任杜月笙、张啸林为财政部参议。杜张二人敬谨收下。 杜月笙走私鸦片有“功”，因而获得了北洋军阀授予的高官显位。

　　 杜月笙贩卖鸦片，是上海滩众所周知的事，但杜月笙精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干什么事情都戴着手套，绝对不会弄脏自己的手。所以，三鑫公司的存在是铁板钉钉的事，但三鑫公司到底有几个巨头操纵，甚至三鑫公司实际从哪一年成立，都没有定论。大致说来，是在1925年年中。

 　　杜月笙在黄金荣手下已经成了数一数二的人物，因此，他不再甘于黄金荣的羽翼之下。他的自立门户，以华格臬路杜公馆成立为标志，这表明他可以和黄金荣分庭抗礼了。

　　 杜月笙和黄金荣的关系，颇为复杂，远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亲密无间。表面上，杜月笙对黄金荣极为尊重，有求必应，黄金荣对杜也是倚为腹心，但随着杜月笙自己的场面越来越大，黄金荣不免又妒又忌——既妒他之势力超过自己，又忌他不利于自己。而杜月笙对黄金荣也不那么恭谨了。上海滩上“三大亨”的排名，从开始的黄－张－杜，进而变为黄－杜－张，最后定于杜－黄－张，这中间的微妙之处实在不足为外人道。（黄、张比较）

　　 杜月笙在势力和声望上超过黄金荣，以黄金荣六十岁后（1923）退出法租界巡捕房督察为转折点。黄金荣退出这一职位，乃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就在这几年他接连“跌霸”（上海话，失面子），再也没有往昔的威风凛凛了。

　　 第一件让他跌霸的是为讨好露兰春得罪了军阀卢永祥之子。露兰春是当时上海滩的名伶，青春年少，姿色过人，而且她是黄金荣的养女，是黄金荣一手捧起来的。黄金荣为了捧露兰春，专门建了著名的“共舞台”，供露兰春登台。共舞台是上海第一个男女同台演戏的戏院，所以叫共舞台。黄金荣早就老牛吃嫩草将露兰春霸占了，视其为禁脔，上海滩上也没有人敢再动露兰春的心思。1922年的某一天，露兰春正登台唱戏，结果开场不久就唱错了戏词，老听戏的都听得出来，但没有人敢吭声，因为黄金荣正在台下“压阵”呢。不料偏有不信邪的，大声喝一声倒彩！这下好了，露兰春自打登台，还没有塌过这样大的场，又委屈又羞愧，当场掩面大哭，奔往台后不出来了。一时戏院大哗，不知如何收场。黄金荣一看，火冒三丈，板着一张麻脸（黄金荣小时出麻子没出好，落下一脸麻子）头一甩，几个如狼似虎的手下眼尖手快，寻着那个窝在椅子里喝倒彩的，甩手就是两记响脆耳光，其响亮和那倒彩声倒是交相辉映，不相上下。黄金荣几个箭步踏上来，正欲进一步“整顿”，待看清那吃了耳光的人，不禁一愣。这一愣之后，就有不同的说法了。

　　 一说，黄金荣认出那年轻人是卢永祥之子卢筱嘉，心知糟糕，但当时不动声色，假装不认识卢公子，吩咐左右：“放他走路。”卢筱嘉公子哥儿，横行上海滩也不是一天两天，吃了这顿羞辱，岂肯甘休？他恶狠狠地朝黄金荣抛出一句：“等着瞧！”，愤然离去。卢公子气急败坏回到龙华，就要动用护军使署的军队开进法租界，活抓黄金荣，挖掉他的两只眼睛，看他还敢不敢“有眼不识泰山”。何丰林不敢得罪上司的爱子，可也不敢真的就动用军队去为卢公子争风吃醋，左右为难。但风声已经放出去了，黄金荣得罪护军使衙门的事情已经传遍上海滩，眼看一场冲突势不可免。卢永祥得知此事，也很恼火，但他到底久经风浪，隐忍不发，因为他和黄金荣等人为贩卖鸦片的事早有勾结，也不肯为了这事断了财路，况且黄金荣1917年他在上海时聘任过的护军使衙门上校督察，怎么说也是“旧人”，不宜为了一个儿子得罪同辈。卢永祥老谋深算，演出了一场“辕门斩子”的好戏。他赶到上海龙华护军使衙门，对卢筱嘉挨打的事一字不提，却籍口卢筱嘉擅自调兵，违反军令，论罪当枪毙，命人将小卢绑在辕门外，等着执行死刑。这一下大出海上舆论的意外，原来担心黄金荣安危的说客，反过来急急忙忙劝老卢息怒。卢永祥不允，仍要军法从事。黄金荣一看这架势，知道老卢给自己台阶下，哪敢不识抬举，连忙备了厚礼，亲赴卢府负荆请罪，要求赦免卢大公子。卢永祥也就见好就手，承了黄金荣的人情。这一招一箭双雕，既洗刷了老卢教子不严的名声，又赚回了黄金荣的认罪，也没有太损黄金荣的面子，而且以后两家关系反而更亲了。

　　 还有种说法，说是卢筱嘉派了一帮便衣军士，在法租界活抓了黄金荣，将他囚禁在护军使衙门，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有赖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筹措巨款，打点各路关节，得到卢永祥一句“不为己甚”的话，才放了出来。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还有待考证，但从后来黄、卢的关系来看，应该是第一种说法更可信，也更有意思。因为，黄自“卢筱嘉事件” 以后不久，就一不做二不休和林桂生离婚，同二十五岁的露兰春结婚，而且何丰林的母亲认露兰春做了干女儿，黄金荣则认何母为寄母，这样，黄金荣与何丰林倒结成了义兄弟。但露兰春大好年华，每天面对黄金荣一张橘子皮老脸，心里如何舒坦，因此入了黄门不多久，就红杏出墙，和颜料大王薛宝润的儿子薛恒勾搭上了，黄金荣老来脸面丧尽，不得已又和露兰春离婚。

　　 第二件让黄金荣“跌霸”的事，对黄金荣声望的损害比第一件还大，事情的原委还是为得争女人。吕美玉是上海京剧名旦吕美樵的长女，黄金荣在共舞台把她捧红，花了不少心血，正想着趁机下手将她收于金丝笼中，魏廷荣却先下手为强，将吕美玉娶进家门。黄金荣怀恨在心，时刻想着收拾魏廷荣。不过魏家势力不小，在“三大闻人”联手以前，他在法租界是最有势力的华人，因为一则他有个好岳家（他元配为大买办朱的长女），一则他手里有一支法租界当局都得倚重的商团武壮，可以充当私家军。魏廷荣知道自己得罪黄金荣，不过当他还在日头上的时候，觉得自己踩这些“瘪三”几脚，他们也不能把他怎样，所以盛气凌人，不肯折节和黄金荣讲斤头，更有甚者，他认为自己出身正经商人家庭，是有身份的人，现在黄金荣等流氓出身的人居然要和他并驾齐驱，他心中又鄙夷又来气，所以要将他们压住抬不起头。他的办法，就是联合一帮有势力的法租界头面人物，向法国国内当局申诉，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黑社会势力相勾结，腐败透顶，民愤极大，于是法国政府勒令清查，法租界当局为了撇清自己，将黄金荣等人申饬一顿，总算保住他一点老脸，让他自动退休。

　　 黄金荣两次跌霸，杜月笙都极力挽救黄的名声，比如黄金荣要和露兰春结婚，林桂生开始不答应，是杜月笙出面说服林桂生，达成了分家协议，后来露兰春和薛恒私奔，又是杜月笙等人寻到露兰春，恐吓薛恒，要回被露兰春带走以要挟黄金荣的秘密公文包。更闹笑话的是，黄金荣和他大儿媳李志清长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黄公馆的财政大权后来几乎全掌在李志清手里，而李志清对杜月笙大权独揽很不满，所以黄金荣这一糟老头子老而好色，为朋友惹出如此多麻烦，也让杜月笙等人非常不耐烦了。据说，在三鑫公司一次内部会议上，杜月笙提出，黄金荣做“扒灰佬”，破坏帮会规矩，不能奉这样的人做老大，黄金荣吓得连忙把叫回来摆平这件事。

　　 到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杜月笙和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党国要人”攀上了关系，黄金荣虽还是列名“海上三闻人”，但声势比起杜月笙来说，已经一落千丈了，所以，和杜月笙暗斗得更加厉害。杜月笙的门徒王兆槐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门徒陆京士操纵上海工会，他在军警、特务、工会中的势力无所不在，就难免排斥黄金荣的地盘了。比如黄金荣的得意门生，曾当过英美烟厂工会主席的陈陪德想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之职，竟被陆京士指控有共党嫌疑，被警备司令部扣押，使黄金荣十分难堪，气得他咬牙切齿地说：“哼！没有我的提拔，他哪能窜得上？今朝倒好，吃饭忘记种田人。他忘记我，我就没有他！”果然，后来黄金荣就暗中给杜月笙下绊子，使得杜月笙大大跌了个跟头。

　　 那已经是1948年了，抗战胜利，接着而来的是国共内战，国民党节节败退，各地物价飞涨，蒋介石派俞鸿钧和蒋经国为上海区经济督导专员和副专员，专事打击投机倒把、扰乱经济的不法行为。杜月笙听到蒋经国到上海，马上下请帖请蒋经国，蒋经国不理，后来还是黄金荣狡猾，让自己的儿媳李志清出面请蒋经国，蒋经国不好拒绝一女流之辈，勉强答应来黄公馆做客。席间蒋问起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李志清的儿子黄起予就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她本人就参与投机风潮，对交易所的黑幕一清二楚，但她借此机会帮助黄金荣打击杜月笙，就回答道：“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指杜月笙）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黄金），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金条。”如果蒋经国有过上海滩生活的经历，那肯定看得出李志清这番话多有捏造。可他手里握着尚方宝剑，正欲找几个祭旗的下手，如是很快将杜维屏逮捕关押，此事震动上海，终于引出了上海滩上蒋经国“打虎放虎”的一场闹剧。在杜月笙，还以为这是蒋经国找上门来的晦气，不知道这是黄金荣媳妇送给他的晦气。

　　 后来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避往上海，黄金荣以老迈为由，不肯离开上海。但他最后还是从杜月笙那里捞到一笔钱。原来，黄金荣一直秘密和杨虎、程子卿等人合伙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乔辨士私下做军火买卖，军火卖给了军火商人刘裕章，刘没付款，原本以为刘赖不掉这一笔款，没想到变天来得这样快，刘裕章跑了。黄金荣一生爱钱如命，现在风雨飘摇的时节还惦记这一笔十万元的债，要求香港的杜月笙替他讨回来。为此还派管家程锡文亲自跑了趟香港。杜给了他一个软钉子，要管家去找大少奶奶（李志清）想办法。李志清在上海解放前将黄金荣的家私席卷一空，逃往香港。黄金荣不依不饶，派程锡文二次赴港，还接连打了几次加急电报给杜。杜抹不开脸面，最后还是叫其门徒万墨林凑起了五万元汇给黄金荣。可以说，终杜月笙一生，他负黄金荣的少，而黄金荣负他则多。

　　 黄金荣对杜月笙最“照顾”的地方，除了将杜月笙带出来，就是送了杜月笙华格臬路的一块地皮，让他盖起了旧中国闻名遐尔的杜公馆。

　　 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和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的鸦片提运，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任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日大，逐渐取得了与黄金荣平起平坐的实力。1927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充当打手，取得了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1929年杜月笙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这是当时华人在法租界的最高职位。黄浦江水依旧滔滔向北奔流不休，而在杜月笙身上却再也找不到那个水果小贩的影子了，一代“大亨”终将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