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杜月笙的1931　（３）

作者：遥望天河　　２００５－０９－３０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海上闻人”这一个称号，配得起人的不多。首先，这是专给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预备的“专号”。更重要的，上海滩风云人物各行各业代代层出，但真正敢戴着“海上闻人” 这顶帽子的人，几十年来的上海只有寥寥几个。“闻人”似乎和“名人”相通，但决不能划等号，更和现在常用的“知名人士”，意义完全不同。比如，如果称胡适之博士为名人或知名人士，他会颔然受之，但若称呼他为“闻人”，则他会勃然大怒。相反，若称呼杜月笙、王晓籁这一辈“名人”，不加“闻人”的称号，则会有失他们的“身份”。“大亨”和“闻人”之间区别也不能混淆。在旧上海，到处可见挺胸凸肚，翘着大拇指横行过市的人。他们挺胸凸肚倒不是为了表明自己无衣食之虞，而是，不如此不足以表明他们可以横行无忌，翘着大拇指，则是显摆他们大拇指上特大号的黄金戒指。在特定场合，他们也“说话算数”，可以摆平不少麻烦，为周围不少人畏惧。这些人可称之为“大亨”。他们虽然威风，但他们和“闻人”之间的差距，正如瘪三和“大亨”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样。“大亨”是干什么的都有。渔市上，有黄金荣的徒弟“大亨”黄振亚把持着；菜市上，有杜月笙的徒弟“大亨”徐海涛把持着，人力车市场上，有“大亨”顾竹轩把持着；码头上，既有红帮霸头，也有青帮的恶棍，仅沈关生、李茂龄、张宝春三大码头霸主，就各自豢养徒弟1000余人当工头，他们都在上海置办了大量房地产，成为“大亨”。至于赌场、舞场、酒店、妓院、烟馆、夜总会、大世界游乐场等“日进斗金”的十里洋场，每个经理、主任什么的，都可以抖一抖，成为坐镇一方的“大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连挖大粪的行当也有“大亨”，就是俗称的“粪霸”。

　　 但在旧上海的报刊上，以上“大亨”绝对不敢冠以“闻人”的称号。当时经常冠以“闻人”称号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个，其中象虞洽卿、王晓籁等是商界人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则出身流氓白相人，没有什么像样的职业，可他们能够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高官显爵，但全国各地的达官贵人、军阀显要，到了上海的地头上都得先来拜见他们，趋奉唯恐不及。而杜月笙尤其可以称得上是“闻人”中的“闻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十里洋场”，连蒋介石、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帐，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比杜月笙要早，财势比杜月笙要大，但一切还要看杜月笙的脸色行事——“杜先生”说了“不”的事情，这些人不敢说“是”。

　　那么，杜月笙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从高桥镇爬到十六铺，又从十六铺攀到黄公馆，甚至从黄公馆走到杜公馆，这些经历，虽然传奇，但也不过是重复了很多上海滩上别的“英雄”的传奇。只有在杜公馆，杜月笙“站”起来，而且是以一种非常优雅的姿态站着，这才是杜月笙自己的精彩“传奇”。在杜月笙以前，上海滩上的“白相人”，虽然也能够呼风唤雨，也能够纸醉金迷，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够象杜月笙那样跻身“上流社会”、“绅士阶层”。换言之，不管这些人多么“风光”，他们仍然是“流氓”。但杜公馆的杜月笙，再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流氓”了。你可以叫黄金荣“黄老板”，黄金荣会很得意，你可以称张啸林“张大帅”，张啸林会很神气，但你绝对不能称杜月笙“杜老板”或是“杜大帅”——“叫我杜先生！”这是杜月笙对别人的要求。

　　 杜月笙做到这一步，只能说是他的“天赋”使然。他的天赋显示在他强烈的权力欲，精巧的权力平衡术，和出乎本能的交结朋友的技巧方面。

　　 当年上海滩上对黄、张、杜三闻人的评价是，黄金荣好财，张啸林好打，而杜月笙会做人。黄金荣好财是上海滩上众所周知的事。比如，因为“老头子”收门生的时候门生一般都得“孝敬”老师一笔拜师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黄金荣看重这一笔收入，对有人来拜门生帖子，来者不拒，结果闹出不少“爬香头”的事来。所谓“爬香头”，也是帮会切口，是指门生拜过一人做老头子后，又越过自己的“老头子”和老头子的老头子攀师徒关系。这是帮会大忌。但黄金荣既是“天字辈”人物，对帮会规矩不放在眼里也不是第一次，他收的门徒里就有不少为了炫耀势力而“爬香头”的“叛祖”人物。张啸林好打，是这人及其手下动不动就“以武力解决”，横冲直撞，气势汹汹，霸气十足。虽然三大闻人里就张啸林文化水平高，但也只有他行头最粗鲁，三字经不离口。杜月笙“会做人”，但“会做人”这三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真不容易。

　　 “会做人”首先就要会“看人”。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就很能说明杜月笙识人之能。

　　 戴笠（1897--1946），原名春风，字雨农，江山保安乡人。六岁丧父。民国2年（1913）毕业于原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校。次年秋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两年后被学校开除，浪迹杭州、宁波、上海等地。民国6年，曾在浙军周凤歧部当兵。民国10年左右，在上海结识杜月笙。戴笠此时混迹上海滩，还只是一个赌场里潦倒不堪的小混混。有一次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看场子的人看不顺眼了，要收拾他一顿，结果戴笠指名道姓要见杜月笙。杜的手下报给杜，看杜怎么处理。杜听说有这样的事，忙要求将戴笠带到杜公馆，让他表演一下。杜月笙虽然赌瘾极重，但赌术却并不怎么样，一看之下，对戴笠这一手随心所欲的掷骰子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倾心结纳，如是当场订交，二人以兄弟相称。后来，广州的黄埔军校开办，在上海招生，杜月笙劝戴笠投考，还求黄金荣特意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当时已是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这封信分量很重。因为蒋介石当年去广州投靠孙中山，也是黄金荣资助的，蒋介石还拜了黄金荣做老师，黄金荣给蒋介石了断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笔四千元的债，还打发他一笔盘缠，这在爱钱如命的黄金荣，真是破格之举了，所以，蒋介石终生对黄金荣都很感激，现在黄金荣的一封介绍信，完全抵得上一封录取通知书。1926年戴赴广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同学中20余名共产党员，得蒋介石、胡宗南等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当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了北伐军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杜月笙和黄金荣，感谢当年的指点和提拔。1928年戴笠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31年底，蒋介石下野，戴笠失去了靠山，情报工作也干不成了，蒋介石给他们的情报小组发了一笔不小的遣散费，可是戴笠一文钱没收到，原来那领钱的人卷款潜逃了！所以戴笠又是一贫如洗，成了潦倒汉，有时连跑当铺的资本都没有。这时候，他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对他仍旧器重如故，热情反而更甚，戴笠开口借钱，他二话不说给五十大洋，对他说缺钱了再来找他，有用得着月生哥的地方，“闲话一句”。戴笠心中感激难以名状，只好含泪告别杜月笙。很快，这五十元花完，戴笠不得已忐忑不安又去杜月笙处打秋风。杜月笙依然很仗义，给他五十大洋。此后又不时接济戴笠，戴笠都记在心上。

　　 1932年1月蒋东山再起，重返南京，开始重用戴笠，由戴成立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戴笠任特务处长，从此戴笠一路高升：35年，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后该科合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戴任处长；37年，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5个支队，后改称“忠义救国军”，自任书记长、总指挥；38年，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42年，戴会见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洽谈情报工作，次年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与梅分任正、副主任。直到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葬身火海，戴笠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也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让人闻风变色的一个角色。杜月笙三十年代开始到1937年上海抗战开始近十年的“黄金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和戴笠早年建立的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说，只要戴笠还掌权，杜月笙就不可能倒，因为在一个实行特务统治的中国，戴笠的势力遍布全中国的各种行业，对一般的国人拥有生杀大权，即使孔祥熙、宋子文、陈诚这些蒋介石倚为干城的人物，对戴笠也得礼让三分。

　　 杜月笙和戴笠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金钱或权力利用的关系，而是一种从感情到利益的共生关系。据说军统机关如一时周转不灵，戴笠总是亲笔写个条子，嘱咐经管人去找“杜先生”。对此，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而且所有帐款往来绝对是“无息贷款”。不要小看“无息贷款”这一承诺，因为抗战期间，中国物价飞涨，货币飞速贬值，贷款利息都是百分之几十银行才能勉强保本，杜月笙“无息贷款”给戴笠的军统，等于倒贴百分之几十的本钱。抗战期间戴笠手下在上海活动，杜月笙对自己的门徒说，凡是军统的人来找，要钱给钱，要物输物，要人出人，就当是自己的事。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有不少就是杜月笙的门徒完成的，为此这些门徒生死置之度外，受了不少苦，比如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就为此先后两次坐牢，在牢里被打得几个月起不了床。

　　 当然，戴笠对杜月笙也绝对“够朋友”。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殊，到上海他决不能公开露面，所以他如果到上海，必定住在杜月笙为他安排的地方。他有什么发财的门路，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别人而是杜月笙。1943年前后，杜月笙与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个通济公司，由杜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大老板。通济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这是什么生意？原来，国统区的轻工业很不发达，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产量非常有限，已经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而沦陷区日本人掌握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他们缺钢少铁，更缺少一些有色金属，军火工业难以为继，而中国产有色金属的省份如江西、湖南缺基本上还掌握在国军手里，所以，出现了战争史上千古难闻的奇闻，中日两个交战国为了使战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竟然私底下做起了以货易货的生意：国统区以有色金属、桐油等战略物资交换日本人掌握的棉纱、棉布。这种秘密交易要是捅开来，不止国统区的人民会义愤填膺，连世界舆论也会群议汹汹的。当时不准出口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所以只要戴笠放行，就没有什么障碍。戴笠看到这是赚大钱的机会，马上想到由杜月笙出面来组织这种易货交易，杜月笙从中获利极丰。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授权戴笠处理汉奸问题。这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因为沦陷区日伪多年搜刮来的财物都得没收，大大小小的汉奸为了逃避惩罚都不惜钱财到处钻营打点，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手中的一点点权力都能换来大笔大笔的金钱，所以很快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一个个捞得盆满钵满。戴笠既然掌管汉奸处理问题，他手中赚钱机会就多不胜数了。但他绝对不自己出面，把这些机会让给杜月笙。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那些地位极高的大汉奸如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如何处置，这得蒋介石拍板，等而下之的“中等”汉奸，怎么处置戴笠说了算，但戴笠放出风声来要从严办理，绝对不苟私情，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托——但是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杜月笙。别人请托从轻处罚都没有用，但杜月笙到戴笠处说情，则戴笠无不从命。这已经成了上海滩上公开的秘密。所以那些大小汉奸闻风而动，挤破了杜家的门槛，花了无数的钱财，只为得杜月笙在戴笠面前说一句话。杜月笙当然很有分寸，哪些人可以放，哪些人放了民意无法交代，这些他都心里有本帐，所以也不让戴笠为难。而且，杜月笙也不会当面向戴笠通情，而是通过戴笠的心腹王新衡转达，而王新衡也是杜月笙的门生。所以这两兄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狠狠捞了一票。不过，那些汉奸的钱财也是民脂民膏，他们发的不义之财，挤出来也不冤枉他们。

　　 因为杜月笙和戴笠之间有如此砣不离秤、秤不离砣的关系，戴笠一死，杜月笙非常伤心，得到消息的时候，杜月笙正在玩牌，一时之间大惊失色，继而面如死灰，落泪不止。后来，他给戴笠的儿子送了几十万的奠仪，有一年，去戴笠的墓上奠扫，还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眼中含泪，悱恻伤神，这是杜月笙成名以后没有的事——谁当得起他的三鞠躬？谁又值得他流泪？

　　 杜月笙和范绍曾也是这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不过范绍增活到了解放后，回忆起杜月笙的时候，倒了不少关于杜月笙的黑幕，不知杜月笙地下有知，会是什么心情。

　　 论范的职务，他不过是杂牌军川军的一个师长，但他是长江上游一带赫赫有名的袍哥首领，所以其势力不是一般的师长可以比肩的，而且他很有钱，是四川数一数二的财主。杜月笙和范绍增拉上关系，是有一次杜的一个朋友要去四川开办“吗啡厂”（盈利比贩卖鸦片要高得多，但杜月笙自己不干，成全别人干），杜写了一封介绍信，希望范绍增保护一下，范绍增对杜月笙是“神往”已久，只是无缘识荆，现在当然巴不得为杜月笙做点事以示好。杜月笙很领情，凡是捧他的人，他加倍捧还。后来范绍增特意来上海游玩，杜月笙待之以上宾，吃喝玩乐样样奉陪，将范绍增款待得受宠若惊，从此对杜月笙服服帖帖，有求必应。杜月笙对范绍增的结纳，真的是不遗余力。三十年代范绍增参与“剿共”，在洪湖和后来的贺龙元帅作战，肩膀受重伤，关节都打碎了，杜月笙听到这消息，连夜派得力手下去将范绍增接到上海，请上海最有名的外科医生给范医治，保住了他一只手臂。范绍增在上海将养了大半年，杜月笙就当他是亲生兄弟，事无巨细地照顾，花的全是杜月笙的钱。这段时间，范绍增看上上海滩上一位姓黄的红舞女，追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银钱，结果那位舞女还是不肯轻易委身，范绍增在上海滩上不敢放肆，伤愈只好怏怏回到四川。不料，杜月笙知道这事以后，不知使了什么方法，竟迫得这位当红的舞女“负荆请罪”，由杜包了专机飞到四川让这位大老粗“一亲芳泽”，了结他的“相思之情”。

　　 抗战胜利后，从四川又活动到上海来的范绍曾来到了杜公馆。范绍曾来求杜月笙：“月笙兄，我听说，中央现在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你真的想发横财？”“你是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差不多要花光了。”“行，你请刘攻芳吃饭，我出面说人情。”刘攻芳是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第二天晚上，范绍曾设宴请刘攻芳吃饭，杜月笙做陪。酒足饭饱后，范绍增说：“刘局长，我这段时间手紧，能不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芳还没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话：“这些东西都抓在他手上，只要他答应，那还有什么话好说？”这个边鼓敲得咚咚响。刘攻芳不能不卖杜月笙的面子，笑了笑，说：“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当时，买这仓库不需付现款，只是由范绍曾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范绍曾等人的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清点过，间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那一次，范绍曾一个人就足足赚了黄金三千多两。杜月笙待他如此，范绍增岂不感激涕零？

　　 所以，不用杜月笙招呼，范绍增就自己想着法子来报答杜月笙，不要让杜看轻了自己这个朋友。当时四川是出鸦片的地方，范绍增弄几百担鸦片是小菜一碟，这些鸦片运到上海来，则价码立刻翻上好几番。有一次范绍增特意采购了一百担上好烟土，自己打通了沿路的关卡税局，送到上海来交给杜月笙，分文不收，当作礼物送给了杜月笙，这一笔礼，价值几十万元。抗战期间，杜月笙开始时呆在香港，香港沦陷后几乎是只身一人来到山城重庆，人生地不熟，开始时很不得意。这时候范绍增很慷慨地送了杜月笙一套依山的别墅，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这也可以说是杜月笙当年种下的人情开花结果了。

　　 杜月笙做人有一个特长，就是会“捧人”。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一样，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觉得此人值得一交，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将这人大大恭维一番，使得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这人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认为杜月笙对自己真不错。这种捧人的手法，无以名之，只好叫“旁敲侧击”法，比起那些当面谀词如潮的拍马之术来说，更为委婉，效果反而更好。

　　 当然，杜月笙捧人绝对不是“口惠而实不至”，他肯花自家钱来为别人办事，为别人邀名，此种手法可称之为“烘云托月”法。杜月笙和蒋介石的两大财神孔祥熙、宋子文关系极好。杜月笙捧孔祥熙就很有特色，也很有技巧。

　　 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来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一步，刚有苏北等几处来募捐过了，大乱之后上海财力也有限得很。这两位于是去找杜，希望杜出面募捐。杜月笙当场就拍胸脯保证：“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的饭，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没几天他就募了一笔巨款。本来他将钱交出就可以了，但他利用这个机会大大地给了孔祥熙一个面子。他向孔祥熙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的经过，说自己愿意代办，但要孔祥熙出面。孔祥熙不费一文不动一指就可以得到这“大善人”的名号，当然是乐颠乐颠。于是，孔祥熙照杜月笙的安排请四川代表何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席间孔祥熙照着杜月笙给的台词，冠冕堂皇说了一番同甘共苦，倾力相助的漂亮话，说完便指着杜月笙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月生马上去办，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便站起来很诚恳地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生一定遵命去办。”这件事当然孔祥熙很有面子。最重要的还不只是给孔祥熙面子，而是由孔祥熙出面，吴国桢才不会塌面子。如果杜月笙冒冒失失来发起募捐，吴国桢推掉的事杜月笙捡起来，等于说吴国桢不够意思，比起杜月笙还不如，那吴国桢的面子往哪里搁？

　　 因为杜月笙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孔也就对杜另眼相看。如1947年杜月笙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孔祥熙当证婚人，当着一千多各界名流的面，将杜月笙捧到了天上。而且，杜月笙求孔祥熙办事，只要给足了价钱，孔总是办得特别痛快。

　　过去，杜月笙在上海滩走红时，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大量的红利。到了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还继续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金，向他购买。当时，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顾嘉棠来负责。　　 当时，杜月笙是打着投资开发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许多地方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子便争着向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杜月笙承揽了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绍增找去，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了范绍增。“这个，你去送给孔祥熙。”范绍增找过一看，是一张五百万的支票。当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过后，把支票交给了孔。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当晚，范绍增驱车来到杜月笙的别墅。“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听，立刻抓起电话，说：“货物马上准备起运。”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找着，就从财政部拿回了护照。是夜，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的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两天后的一个夜晚，这批烟土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交了货。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这钱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来万元，其余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杜月笙对另外一位财神宋子文也花了不少心思。33年宋子文从上海去美国接洽棉麦借款，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在车站遭到枪击，和宋同行的秘书左右两肋中了四枪，当场殒命，宋子文倒只是虚惊一场。但这一场惊也惊得他成了惊弓之鸟，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先打电话叫杜月笙保护他的安全。杜月笙领了这个任务，不敢掉以轻心，率一帮亲信亲自到码头坐镇为宋当保镖，又为宋子文接风洗尘，宋非常满意。但有一种说法，原来车站暗杀宋子文就是杜月笙安排的。杜月笙为什么要下手暗杀“国舅”？吃了豹子胆了？倒也不是，据说杜月笙只是给宋子文一点颜色看看。就在此前，宋子文向杜月笙借了五百万银元（当时还没有实行币制改革），结果还过来的却是空头国债，杜月笙吃了大亏，宋子文还不受情，似乎看不起杜月笙出身，所以杜月笙就安排这次枪击事件吓一吓宋子文，和宋子文并行的秘书丧命而宋却毫发无伤就是这个缘故。经此一吓，宋子文果然对杜的态度又大为不同了，知道杜月笙的作用不可小视。

　　 此后，宋子文送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给杜月笙。宋子文（当时为财政部长）为开发财源，趁着“航空救国”说盛行的时候，推出一种“航空奖券”，他将这奖券交个给杜月笙包办发行。杜月笙自己不贪财，将这机会又送给自己的老搭档、亲家金廷荪，帮金廷荪包销航空奖券，让金发了横财。金廷荪知恩图报，耗资三十余万美元，1934年在杜美路建造了一幢花园豪宅，送给杜月笙。新公馆主楼装饰奢华，餐厅、客厅、宴会厅舒适典雅，陈设均为法式家具。大花园是中因庭院风格，恰好与爱穿长衫的“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杜月笙的身份相吻合。可惜，当杜月笙准备搬新公馆时，恰逢八•一三事变爆发，于是“杜公馆”主人杜月笙一天也没有在此住过。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将此别墅送给戴笠作为军统办公场所，戴笠为了表明自己不占敌产，也就住进来了。后来，杜月笙以六十万美元把房子卖给了美国新闻处。这别墅就是现在上海新乐路167号的东湖宾馆。

　　 杜月笙之所以在上海滩有这么大势力，单单结交国民党上层人物是难以撑起这么大场面的。杜月笙的关系遍布全国，在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前，杜月笙和各路军阀、政坛巨子的关系就不同一般。他想尽办法结交各路英豪，而且不管这些人正在风头上还是已经落魄，他都能倾心交结。

　　 还是他辛亥革命前，那时的杜月笙还只是一个赌场里“抱台脚”的小角色，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势，但他的“急公好义”、“讲义气”在江湖上已经出了名。有一次武汉新军中的几位遭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途经上海，要去武汉，连盘缠钱都没有，他们找到了杜月笙。因为革命党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落难到上海，实在没办法就去找杜月笙，不管认识不认识，他都会帮你。果然，杜月笙毫不推脱，就开始设法为这几位朝廷命犯筹资。他自己没钱，但想了个办法去讹诈赌场老板。他让这几位杀气腾腾的壮汉拿着几个空香烟筒闯到杜所在的赌场来“闹场”，赌场老板不知这几位英雄来历，忙叫杜月笙过来问出了什么事体，杜月笙一番“交涉”，回报这几位手里拿着炸弹，是革命党来“借盘缠”的，不给就炸场子。老板慌了手脚，立马从帐房支出八百元，让杜去了结此事，杜为了撇清此事和自己无关，还特意推让一番，让老板亲自去交钱，老板不敢，杜月笙就“勉为其难”拿着这一笔盘缠交给这几位革命党人，让他们扬长而去。象这样的事，杜月笙干过不止一次两次。这些人受了杜月笙的恩情，以后也谈不上什么回报，因为他们说不定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但杜月笙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声传得这样远，连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也来求自己解困。

　　 辛亥以后不久，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以上海为大本营反袁，杜月笙也出了一番力气。二次革命前，江浙一带盘踞一位称“徐老虎”的土匪出身被招安的军阀，叫徐宝山，此人本是洪帮一个山头的山主，作些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事，后来叛变杀了自己的兄弟，被清廷招安，清亡后又扩充自己势力，和袁世凯打得火热。陈其美为反袁购买的军火被徐宝山截收，所以觉得要倒袁先得去掉徐老虎。可徐老虎本人武功高强，而且深知自己树敌过多，防范极严，根本无法接近。据说是杜月笙出了个主义，叫人扮成古董商，带一个内装炸药的箱子，谎称内有名贵瓷器，送给徐宝山，徐宝山用钥匙一捅，箱子爆炸，将他炸得血肉横飞。杜月笙做这些革命党人才干的事，也不能说他是为权为利，因为他从中既捞不到名也赚不到利，有时反而把自己的钱财搭进去。他所作的，只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当然，也不能说杜月笙没有什么是非，恰恰相反，他是看清了是非的。他后来参与上海的淞沪抗战，出钱出物出人，抗日非常积极，拒绝日本人的拉拢，帮助军统暗杀上海的汉奸等等，这些都和他心中的是非深有关系。换言之，杜月笙不是什么人都帮，他帮那些他看得起的人，帮那些他认为是“英雄”的人。

　　 江湖上传闻，杜月笙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所以能够做杜月笙的朋友，那是极有面子的事。的确，如果杜月笙将你当朋友，你不必担心自己在上海滩有什么摆不平的事。

　　 1924年的齐卢之战，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关系密切的卢永祥战败，逃往租界，是杜月笙力排众议，收留了卢永祥和何丰林，将自己的房子借给这二位败军之将，还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后来他们见上海也不是久居之地，就转道日本遁往天津、青岛等地。杜月笙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是雪中送炭，这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

　　 1925年11月，皖系段祺瑞手下的第一员大将徐树铮来到上海。当时皖系和直系争地盘的齐卢之战尘埃落定，皖系在江浙和上海一带的势力已经瓦解。在皖系的卢永祥兵败之后，徐还集结皖系余部，自称江浙联军总司令，率部抵抗齐燮元军队，后来独力难支，被迫出国。他出国不久，由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爆发，直系垮台，段祺瑞咸鱼翻生，出任临时执政，立即委派徐为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让他游历各国，结交外国政要，游历完了回到上海。徐树铮虽然文韬武略皆备，有儒将之称，但为人刚愎自负，得罪了不少人，他这一趟到上海，有很多人是等着买他的人头的。所以他到上海之前就密遣代表要求“三大闻人”保护他的安全。虽然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不太乐意，杜月笙却满口答应。在杜月笙的劝说下，三闻人亲自上徐树铮的坐舱迎接徐树铮，并一路护送他到达英租界南洋路，自此派人轮班守护，一直到他平安离开上海。可惜，徐后来还是死于非命。他到达北平后，又离京返沪，在廊坊车站被冯玉祥派人捕杀。徐树铮和冯玉祥结仇，是因为徐树铮捕杀了同为北洋军阀的杀人魔王陆建章（曾任袁世凯的军法执行处处长），而冯玉祥是陆建章嫡亲的外甥。

　　 杜月笙对皖系军阀“情深义重”，那并不意味着皖系的对头来了他就横眉冷对。

　　 1923年6月，受直系军阀控制、向来和段祺瑞不和的总统黎元洪被皖系排挤，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来辗转来到上海。他派驻上海的代表早就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接洽安排就绪，因此黎抵达上海时，受到三大闻人的热情款待，杜月笙尤其十分仗义，将杜美路自己的一幢洋房粉刷一新，并备妥了全套家具，恭迎“故黎大总统”入住。这幢房子也有些来历，它是1921年造的，设计师是法国人，最初的主人则是犹太人，这个犹太家族有兄弟两人，而他们的太太也是姐妹，做的是贸易生意，非常富有。不知怎么的，这套房子就转到了杜月笙手里，但杜月笙这时候还没住过，这房子就是现在的东湖路７号。解放后，东湖路７号一度是“苏联驻华文化代办处”的驻地。以后归市政府，有许多高级领导人在此下榻过。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不少艰难谈判讨论便在这里进行。现在东湖路７号已开放，已成为名曰“大公馆”的高级会所餐厅。

　　 所以，黎元洪以在野之身的一个落魄总统，落难到上海还能住到这样高级的洋房，他对杜月笙等人的观感自然不同一般。尤其难得的是，此时的杜月笙率领小八股党一帮兄弟，亲自为黎元洪日夜护卫，充当保镖。黎在这公馆里，住得有点乐不思蜀，一住就是三个月。黎北返前，再三向杜致谢，临行前又破费，特地定制了十枚纯金的奖牌，分赠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之行，杜月笙照顾得如此尽心尽力，赚得的最好最珍贵的礼物，要算是黎元洪秘书长、著名的骈文大家饶汉祥赠送杜月笙的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饶汉祥文章出了名的典雅，1922年黎元洪复总统职时，他有过一个传颂一时的大手笔，就是写了一篇致全国各界的“渔电”。但他有时写文章不惜以辞害义，民国二年黎元洪被选副总统，答袁世凯的贺电有云：“元洪位备储贰”，大笔一挥将个副总统变成了袁世凯的“太子”，这就是饶汉祥的手笔。当时饶汉祥为鄂民政长，出示必自称曰“汉祥，法人也。”意思其实是说自己是“法家”，依法办事，章太炎为联语嘲笑曰：“副总统篡克定位，民政长是巴黎人”。饶汉祥这一次赠给杜月笙的一联，倒没有出如此“昏招”，而成了民国时期的经典“绝对”：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将杜月笙比为战国时名动天下的“四公子”之一，楚国的春申君，又将他家族比作汉中世族杜家。《辛氏三秦记》形容韦、杜两大族地位特高，权势显要，几可和帝王比肩：“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楚国春申君黄歇封地本来就在上海一带（故上海也称歇浦），据说上海“申城”的别名就是来自春申君。这一联用典文雅，将杜氏的豪爽好客、声势煊赫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又不露媚态，不愧是文章大师。相比之下，杜月笙的门客和老友，也是文章高手的章士钊拍起杜月笙的马屁来就太露骨了。抗战胜利不久，杜月笙六十岁生日，鉴于“时局堪忧”，杜月笙没有象杜祠开祠一般大办一场，但这个生日上曾做过民国司法总长的名律师章士钊给杜写了一篇寿序，让这个大寿宴会着实“精彩”了一回。且看他如何赞杜月笙：“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测，于是相持共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操之至贤，导之使然之二三君子者，其谁乎？吾重思之，其此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一出一处，隐隐然天下重焉。……战事初起，身处上海，而上海重；战争中期，身处香港，则香港重；战争末期，身处重庆，而重庆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以寻！”文章古奥，而善颂善祷，将杜月笙的抗战功绩居然提到“蒋委员长”的高度去了，这样的寿序居然还有孔祥熙等人的签名，一时传为笑谈。

　　 杜月笙也有自知之明，捧人不能捧得太过，“过犹不及”。他觉得还是饶汉祥的对联最切合自己的志趣和身份：慷慨好客，散尽千金，不官不民，一呼百诺的“一品老百姓”。所以杜得到饶汉祥这一副对联，如获至宝，将此联特请名家雕刻为黑地金字，悬在杜公馆客厅的两楹。门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