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杜月笙的1931 （５）

　　　杜月笙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止是在政治圈子，事实上，他的全盛时期其势力深入到经济、金融，工商、工会，新闻、报界，已经是一个名至实归的上海“土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先说他打入经济、金融界的手段。

　　 1928年，杜月笙开始筹备成立中汇银行，并自任董事长。这是他由以往的鸦片走私和经营烟馆、赌台等黑社会事业，转向“上流社会”的起点。为什么他想起要办银行呢？据说这也是他的一位朋友兼谋士钱新之的主意。因为杜月笙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信奉“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这一套很传统的江湖风仪，始终不甘于做一个“黑社会老大”。他觉得自己挣了最多的钱，玩了最多的女人，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这些都没有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那个他从小可望不可及的风雅上流社会。而要跻身上流社会，老是贩卖鸦片可不行。所以，象所有有远见、有野心的黑社会领袖一样，他要“漂白”自己的出身。

　　 如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张謇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蒋介石建政后，他曾出任过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长，因留学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联系，被蒋介石任命为驻法公使，但没有到任。当时，钱新之正担任中国最有势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是上海金融界数一数二的巨头。杜月笙既然是法租界的闻人，对这样的场面人物当然倾心结纳，所以钱新之居然肯以官商两界红人的身份为杜月笙所用，帮他出谋划策。很快，中汇银行于1929年正式开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是大英银行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杜月笙收服徐懋棠的故事，也是杜月笙一贯为人和手腕的出色“案例”。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二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杜月笙向来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十也可从中得利邀名。就说徐懋棠这一桩家产纠纷，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连威逼带利诱，以五十万元打发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诏”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作主，杜是董事长。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柯格林。这位领事先生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当时开张的时候，银行业的同行都来捧场，送的“堆花”就颇为可观，中汇不存在银根紧张的问题。于是，杜月笙的银行一开张，在银行界的声誉鹊起，凭借这一炮，杜月笙在银行业站住了脚。

　　 不久，他又控制了金融界的台柱之一，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当时，通商银行的大权掌握在上海工商金融界的一位大佬傅筱庵（宗耀）手中，但他眼光不够长远，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达到长江下游的时候，此君还在到处为孙传芳大帅筹措军费，还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所以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杀气腾腾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将他通缉，逼得他逃往青岛不敢露面。那时节杜月笙还没有想到要向银行业伸手，所以经傅筱庵一帮亲故的疏通，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出面向国民政府说情，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傅筱庵回到上海后，于1932年6月改组董事会，顺理成章将杜月笙、张啸林等增添为董事。1934年，通商银行花了210万元的巨款，在上海江西路福州路口建造17层的营业大厦，以装饰门面。但到了第二年，由于亏损太大，经杜月笙之手将这座大厦以150万元的低价卖给了宋子文组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这件事上，杜月笙帮助宋子文占了便宜，宋子文则帮助杜月笙继续掌握鸦片市场的控制权。

　　 然而，杜月笙虽然开始只是列名为通商银行的董事，很快地他就成了通商银行的“太上皇”了，这原因，就如同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一般，有人拥戴，他自己也乐意。1935年5月，通商银行出现了挤兑危机。杜月笙以常务董事的身份出面维持，设法借到些现金，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杜月笙便让人在运钱时以帆布盖着车，真的钞票显露一些，底下一捆捆包扎的并不是钞票。卡车开到通商银行门前，在挤兑者众目睽睽下，门徒们将一捆捆钞票搬进去，随即又于夜间从后门悄悄将这些钱运走，如此反复，使得挤兑者的心理状态发生变化。同时，杜月笙又令门徒拿着自己的钞票，在通商银行装成存款的样子。他还招集烟、赌、娼各界老板开会，要他们不要轧闹猛。这些老板们看在杜月笙的面子上，纷纷到通商银行存款。如此一来，挤兑风潮变成了排队存款，危机终于得以化解。6月7日，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改推杜月笙为董事长，使他取得了通商银行的大权。这等于宋江上了梁山收拾了王伦一般，后来者居上。不过，熟知内情的人说，本来这次挤兑风潮就是杜月笙一手安排的：他先让人在银行存下大笔款项，然后突然提款，让银行措手不及，同时警告别的同业，不要给通商银行拆借。这样一来，这银行的现金自然断档。

　　傅筱庵对自己大权旁落一事耿耿于怀，可抗不过杜月笙的“人气逼人”，于是只得忍气吞声。后来，他终于有了一个机会翻身，那就是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避往香港的时候。因为傅筱庵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战一起，他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肯随国民政府内迁，日本人也正在物色可以当汉奸的有身份有实力的头面人物出来“维持秩序”，所以，淞沪战役硝烟还在弥漫，傅筱庵和日本人已经眉来眼去了。日本占领上海，将租界以外的市区改为“大道市”，意出《礼记•大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似乎还真想把个上海滩建成“王道乐土”，但当时的上海人暗中称呼这个“大道市”为“大盗市”，倒也名实相符。傅筱庵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治下一直憋着一口气，现在就自然落水当汉奸，俨然成了这个“大盗市”的首任市长，上任伊始，气焰不可一世。据说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通商银行的楼道里见到了杜月笙的一位手下杨渔笙，阴狠狠地招呼他让他夹紧尾巴，说被日本人抓住就活不了，这就是傅筱庵要和杜月笙等人算帐的先声了。杜月笙当然听到了这些不利的消息。现在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势力一贯都是在租界里的，而现在日本占领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当局对日本也已经畏之如虎，不敢去撩拨日本人的虎须。当时白人出了租界，经过日本占领区的时候，日本军人迫使他们鞠躬，稍有不从就打耳光，这在往日，这些白种洋人早已经暴跳如雷地动枪动炮了，可如今欧洲一场大战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打得奄奄一息，对日本这个新进帝国只好低眉顺眼，洋人受了欺负也只能忍了，何况中国人？所以杜月笙现在怕了傅筱庵这个落水汉奸也不是没有来由，因为现在轮到傅筱庵“坐庄”了。

　　 不过，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杜月笙自己已经离开上海滩，他的大批门生却还是扎根在上海，傅筱庵要动杜月笙的基业，远不是那么容易。杜月笙离开上海的时候，吩咐他的亲信万墨林、应采丞留守上海，万掌管内务，应照应外场，杜家的“天下”依然根基稳固。杜月笙特别关照万墨林，对戴笠军统一系的抗日活动要全力支持。而军统在上海沦陷初期的主要抗日活动就是暗杀落水或即将落水的大汉奸，军统负责锄奸的特别行动组组长陈默，既是戴笠的心腹，又是杜月笙的门生。因为杜月笙还在上海埋下了这一招伏棋，傅筱庵就还是斗不过杜月笙，傅筱庵当上“大盗市”市长不多久，就身首异处了。原来，杜月笙的门徒和军统特务打动了傅筱庵的一位山东大厨，这位厨子对傅筱庵做汉奸很不以为然，加上军统答应保证他的安全，给他奖金，他就在夜里用菜刀剁瓜切菜般砍掉了傅筱庵的脑袋。很短的时间里，陈默的行动组暗杀的大汉奸有前北洋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等名人，一时之间那些想做汉奸的人整天提心吊胆。

　　 杜月笙在香港沦陷后转进到重庆，开始时手头很是紧张，上海滩上挥金如土的做派作不出来了，所以就想着在重庆重起炉灶，再办银行。他在抗战一起就算计好了，让通商银行于1938年4月与四明、中汇两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将通商银行各地分支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元运抵香港，寄存于美国大通银行。同时杜月笙关照门徒将上海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美国花旗银行。1941年7月，又从上海抽出150万元资金转移到重庆，这正是珍珠港事变美日开战之前不久。1943年6月，杜将重庆分行改为总行，并先后在兰州、西安、洛阳、宝鸡、成都、衡阳、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利用投资或贷款，渗入和控制各地的工矿企业。

　　 看看这些调度，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的先见之明。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上海的一般舆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事变会和以前的9。18、华北事变、1。28淞沪事变一样，最终以和谈告终，不会演变成中日全面开战，所以上海还是可以安然无恙。独杜月笙一人未雨绸缪，在报上发表言论认为抗战很快将波及上海，上海各界应该预作准备、奋起而支持北京抗战的29路军。他一方面组织抗战后援会支持军队抗战，一反面为自己的基业打算，开始转移资产，以上他对通商银行的处置，就是这种常人不及的先见之明。当然，有人说杜月笙之所以“料事如神”，只是因为有孔祥熙这位内线给他通风报信，当蒋介石下定决心开辟淞沪战场全面抗战的时候，孔祥熙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杜月笙。

　　 旧上海形容杜月笙发迹是靠“三阳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这三人做他的谋臣策士，替他占地盘，“闯天下”。1931年，由杨管北开路，帮杜月笙打进清末状元，清末至民国期间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张謇和他三哥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杜月笙从此成了水运行业的龙头之一，很快控制了长江的航运产业。张氏兄弟以在南通兴办的大生纱厂起家，在清末民初横踞江苏一带，上到总理总统，下到督军巡按、以及府县衙门，都得买他们的帐。当杜月笙崛起上海滩的时候，张謇故去，张氏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破产，张家的势力也土崩瓦解，只剩下张謇的一个独子张孝若苦苦支撑着几个企业，其中盈利还算可以的就是大达轮船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的苏北航线。杨管北趁大达公司遇到困难时，设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的股票。1933年新董事会开会酝酿董事长人选时，杜月笙指使清帮头目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及徒众赶出码头。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武装警察弹压，大达码头被封锁起来，轮船无法装卸货物，营业几乎瘫痪。在这种僵局之中，双方反复谈判，尤其是与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调解，杜月笙如愿以偿担任董事长，执掌了大达公司管理权。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杨管北任董事。

　　 杜月笙一旦踏上了航运业的码头，他就要在这个码头发号施令，不肯屈居人后。当时航运业中的老大是虞洽卿，他的公司叫三北公司，此外还有他同乡开办的平安、达兴、等公司势力也颇雄厚。他们看到杜月笙插足航运业，心下当然不太乐意。三北公司、达兴公司联名申请航行苏北线，但上海航政局长在杜月笙要求下拒绝发给他们通航苏北许可证。虞洽卿等据理力争，在航运界调停下终于分到上海至海门、启东航线。可是他们有摆不平的关系，杜月笙却能摆平，那就是江上做着“阮氏兄弟”一般生意的土匪。杜月笙却是此道中人，他请出苏北清帮的头面人物“高老太爷”高士奎传话，让这些洗劫轮船的兄弟“看菜吃饭”，只要是大达公司的船就一律秋毫不犯，而对其他公司则尽管放手做去。这样一来，上了杜月笙大达公司的轮船，就等于上了一道生命兼财产保险，那还不是顾客蜂拥云集？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有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输了几十万元，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杜月笙出一百零九万元低价把它买下来。这时正值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解除通缉后从大连回来，杜月笙想让傅掏这笔钱。傅筱庵为报答杜月笙，同意以极低的利率放贷。

　　 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茂新面粉厂，从一厂到十厂，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之后又创设“福新”面粉一厂至十厂，可见实力雄厚。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利用掌握的黑社会势力，勾结当局权贵，得以“出奇取胜”。

　　 杜月笙首先以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王禹卿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被称为“面粉二王”。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上海面粉业公会、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这两派。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杜月笙的得力助手杨管北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开设面粉厂，与三省面粉业公会有密切渊源。1931年国民政府实行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同业公会活动。随后，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甚好。结果，杜月笙的呈文被一级级顺利通过，各厂商对杜月笙感激不尽。此后，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荣宗敬等便受到猛烈抨击，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杜月笙当上了许多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董事、理事，但他并不满足。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是个很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按纱布交易所章程规定，只有该所经纪人才可入场交易。杜月笙不是经纪人，他就派徒众趁该所交易闹猛之际，混在场中叫买叫卖，使秩序混乱不堪。交易所以暂停交易来对付这批流氓，杜月笙便指派徒弟陆杏生率领徒众守在该所附近，停业时走开，再开业时又回来，闹得该所无法营业。而公共租界捕房早与杜月笙串通一气，对交易所打去的电话回答说：“捕房只管屋外纠纷，你们场内纠纷，我们管不着。”一些理事终于认识到斗不过杜月笙，只得请他帮忙。杜月笙乘汽车来到该所，对那批流氓装模作样地呵斥几声，顿时交易所秩序井然。当年下半年理事会改选，杜月笙被选为理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张啸林当选为监事。杜、张的名分股，都由纱布交易所的大股东吴瑞元送上。嗣后，纱布交易所又经历了一次风潮，杜月笙最终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理事长的宝座。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大生觊觎之心。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杜月笙经过再三盘算，决定将王晓籁作为他的替身，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较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杜月笙对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当时王晓籁任鱼市场总经理。杜月笙在渔民和鱼行经纪人中煽动起反对王晓籁的风潮。王晓籁在社会下层没有依靠，被迫向虞洽卿请求辞职。当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继任人时，王曾气愤地说：“杜月笙！”杜月笙看到“打”已取胜，又转向“拉”，他答应王晓籁留任。王晓籁喜出望外，以后便逐步靠拢杜月笙了。杜月笙在鱼市场有了股份，被推为董事长。之后，杜月笙又着手拉拢市商会关键人物之一的骆清华。眼见旧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边，虞洽卿也去意渐生。在杜月笙的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加言听计从。

　　杜月笙是旧上海有名的工会“领袖”，这一点说出来让人吃惊。不过这里的“领袖”二字当加上引号，因为他是一个表面上处在超然地位的劳资纠纷的热心调解人，自己绝对不去当什么工会领导人的。但当时上海几个大工会的领袖都是杜月笙的门人，所以称杜为工人领袖也不为过。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的地盘。邮务工会的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年轻有为，非常精干，是上海的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杜月笙从别人口中听到陆京士，非常欣赏，派人去找陆京士，说是杜先生想结识他，请他得空来一趟杜公馆。陆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权势熏天的杜月笙青睐，惊喜过望，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登门拜访，杜月笙对他大大夸奖了一番，更让他感激涕零。于是，陆京士顺势提出拜杜月笙为老师，杜月笙连声满口答应曰好，这样，陆京士笼络了自己一帮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人合计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通好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五十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的一帮最大势力。其中，有几个秘密公产党员，如出身邮务工会，1932年当到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的的朱学范，就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如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出身工运后来到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得给他面子，因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朱学范等人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朱学范等人手下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当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好面子，自以为在上海滩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觉得自己说出去的话各方面都应该接受，听他的话，不然就是塌他的场。所以，朱学范等人组织罢工的时候，事情弄僵了请杜月笙解困，工人一边一般都是扯顺风帆，先做一些让步，给杜月笙面子，这样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资方给他面子，做出一定让步。比如有些工厂倒闭的时候，工人要求三个月的遣散费，资本家不肯，一般他跟工人说，某某老板工厂关门了，生意都做不成，经济困难，现在的确拿不出钱，但是工人要求三个月的遣散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吧，老板拿不出钱来，他出两个月的遣散费好了，我出一个月，你们也不要难为人家了。有时候他干脆越俎代庖代表资方答允工人要求。他的口头禅是，某老板不拿出钱来，我出钱，我说话算数。一般情况下，他说得起这句话，因为一般的资本家都不敢不承他的情。但有一次，他调解法商电车公司的劳资纠纷，工人依了他的条件，可法商电车公司后台是法租界当局，不买杜月笙的帐，杜月笙就只好自己掏腰包安抚工人了。但这样的情况很少。

　　 杜月笙在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的势力也是盘根错节，树大根深。杜月笙一度是上海两大报馆《申报》和《新闻报》的董事丈，还是《商报》、《中央日报》等十一家报馆的董事长或董事、常务董事，所以杜实际上控制了上海的新闻舆论界。《新闻报》的编辑唐世昌，是他在新闻界收的第一个徒弟，以后上海滩上不少著名报人也或明或暗投入他门下。这些人依附杜月笙后，不但职业有保障，而且每月有津贴，据说津贴数额还不少，按当时币值，将所得津贴存入银行，一年可买一辆轿车。然而，吃新闻饭的人也等于吃杜月笙家的饭，所以不给杜月笙面子的话，也就饭碗不保。当时的上海，虽然报馆林立、文人丛集，表面上看来新闻界百花齐放，光怪陆离，然而，大小报纸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绝对不能说“杜先生”不乐意听的话，于是许多重要新闻，甚至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只要杜月笙“闲话一句”，往往会忽然不见。靠此力量，杜月笙帮助了不少达官贵人抽调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当然谁收他之益，也就得受他所制了，他通过这个途经又结识了一大帮上层人物。总之，在上海的舆论界中，没有杜先生抹不平的事情。

　　 杜月笙作为上海清帮首领，是跻身金融、工商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清帮其他上层分子在这方面也不逊色，如金廷荪开设治茂冷气公司，同时又是黄金大戏院和逍遥池浴室的老板；马祥生是雪园老正兴和聚商楼等菜馆和金门大戏院的老板；高鑫宝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谢葆生开设了卡德浴室，同时又是仙乐斯舞厅和大舞台的老板；芮庆荣在虹口开设旅馆、舞厅兼备的月宫饭店，又是新光大戏院的经理。在上海清帮广泛向工商界跨进的同时，一些工商界人士为求庇护，主动向清帮首领送上“干股”，有的还加上一张门生帖子和丰厚贽礼，充当门徒。杜月笙的“恒社”是他的清帮弟子的核心组织，以1934年《恒社社员录》中324名成员的职业为例，在金融、工商界者有144人，约占44％；其余则分别在军、政、警、文化等各界。
　　

“蒋介石的夜壶”
　　
　　 蒋介石用不用夜壶，这倒无从知晓。这里说的蒋介石的“夜壶”，是出自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他说蒋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壶一样，言下之意，蒋用他的时候急急忙忙捧住，不用的时候往旁边一丢，还捏住鼻子嫌臭，从不会摆到光亮的地方。此论真的是妙不可言，由此可见杜月笙深思熟虑，决不是一般的帮会流氓可比。他有眼光，对政经大势看得非常明了，所以他能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四两拨千斤，非常娴熟地将不同的力量化为己用。比如，他为戴笠的军统“鞠躬尽瘁”，万事都愿帮忙，简直好得不分彼此，正因为两家“不分彼此”，所以戴笠的强大势力都可以变为杜月笙的能量。又如杜月笙和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领袖的关系，杜月笙为这些人甘作马前卒，为他们保驾护航，做各种上不得台面的黑暗勾当，但通过为他们“鞠躬尽瘁”，杜月笙却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因为能够接近这些人，这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杜月笙当上蒋介石的“夜壶”，是从1927年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的。蒋介石的北伐军一进入江浙地带，就开始派杨虎、陈群等人联络黄金荣等帮会势力，以对付上海工人武装。1这帮人充当了镇压工人纠察队的打手，因此他们被讥为“虎狼成群”。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这件事，据说是发生在杜公馆，后来汪寿华是被杜月笙手下的四大金刚活埋在枫林桥附近。在暗害汪寿华之后，杜月笙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了工人纠察队。手法也很巧妙：一帮青帮分子（他们中也有工人）假装和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则以第三方身份介入，要求双方都放下武器，于是工人武壮被解除，但青帮分子的武器很快物归原主。这时候，军方声称在工人纠察队中有北洋军阀的乱兵，因为发现他们有些人有北洋军队的肩章和军服。这是事实，但这是工人纠察队在上海起义期间缴获的战利品。于是军方以镇压北洋军阀残部的名义镇压了工人武壮。这个计谋，据说也是杜月笙设计的，可见他的确诡计百出。后来杜月笙对自己暗害共产党工人领袖一事讳莫如深，据说有两位记者试图报道这件事，结果两人连人带稿被灭掉了。上海解放前，杜月笙害怕共产党翻老帐，所以当黄金荣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他转往香港。为了“统战”，共产党在上海的统战战线负责人潘汉年托人带信给杜月笙，说共产党既往不咎，杜月笙还拿不定主意，在香港呆着就病死了。

　　 事变之中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建立的功劳不小，所以他们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和赏识。蒋介石一到上海，就召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到北伐军总司令部面谈，对他们温勉有加。蒋介石送了黄金荣一块纯金怀表，黄金荣宝贝得不行，平时舍不得戴，非得在节假日或有喜事的时候才亮出来。这时候，黄金荣看到自己以前的门生这么威风，得意非凡，但蒋介石现在已非吴下阿蒙，黄金荣很识趣地托虞洽卿将蒋介石昔日落魄时的门生贴退还给蒋介石，不敢再以老头子名义和蒋介石论班辈了。蒋介石收回这门生贴子之后，还是称黄金荣为老师，在他1948被共产党打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上海，正碰上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亲自上门拜寿，还单腿跪地给黄金荣磕头，黄金荣感激得老泪纵横。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任命黄金荣、杜月笙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这虽是虚衔，但杜月笙觉得非常有面子。当聘书和少将军服送到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很郑重地摆上香案，行三鞠躬礼。然后，他还特意穿上军服在屋里走来走去，满面生辉，顾盼生姿，还照了张半身像，将相片装框上架地挂在墙上。

　　 一直到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都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同路人，铁哥们。蒋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里，杜盛情招待过他，据说还给过蒋介石钱。不过，杜自己对送钱给蒋的事，不敢谈起，别人来问，他也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怕蒋介石不高兴。蒋介石交代下来让他办的事，他会全力以赴地办成，而且对蒋有求于他，他感觉受宠若惊。当然，蒋介石对他也不错，他有事求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也轻易不敢回绝。杜月笙是个非常有分寸的人，一般的事情，他不去麻烦蒋介石，只有各种办法用尽都摆不平，而且那些通天人物都无法可想的时候，杜月笙会亲自出马去求蒋介石。

　　 一件这样的事是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这个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他叫顾嘉棠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 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国民党内部为此也大开骂战。杜知道追查下去，顺藤摸瓜会摸到他这里来，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请求不要再追查下去，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就此虎头蛇尾地收场。

　　 抗战军兴，杜月笙坚决站在蒋介石政府一面，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用行动向蒋介石交心交底。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八一三抗战时杜月笙个人出资１万多元买了１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而且，他送这汽车不留名，张发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汽车是杜月笙一人赠送的，直到杜月笙抗战后期来到重庆，经人介绍见到张发奎，旁人说张将军你现在正用着的汽车就是这位杜先生自己出钱送的，张发奎非常惊讶，也非常感激。这也是杜月笙为人的一贯风格：帮人忙、送人钱财，不肯自己直接出面，而是让别人旁敲侧击地透漏出去，这效果比起雪中送炭来又更高一层。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八一三抗战后期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２０万只。８月１９日他在报纸上发布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杜月笙主持的筹募会就筹集得救国捐１５０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杜月笙还主动将杜美路的私宅借给财政部“劝募委员会”作办公地点，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经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７５００万元，几占全部发行量的１／６。

　　 当前线军情紧急时，杜月笙还亲自组织自己的门生参加战斗，他的部队称为别动队。１１月１０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有一位支队长战死得非常英勇，当他双腿被炸断以后，还匍匐在地上投掷手榴弹，最后手榴弹没了，还抱着日军一齐滚入苏州河。然而，这支别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甚至成了汪精卫的伪军。

　　 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要将这时候停泊在长江内的日军军舰封锁在内陆，然后遣空军全部炸沉，给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因为这时候日军还没有作出全面、持久作战的准备，他们以为这次战争还是“事变”，所以根本想不到蒋介石会主动出击扩大战争。而事实上蒋介石已经决定全面抗战了。这个计划的关键是用沉船封锁江阴要塞，密令下达之后，又是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偷偷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大半长江航道。然而这一秘密计划被一个汉奸黄秋岳（他本是一位著名诗人）出卖给了日军，使得日军趁着江面还没有完全堵塞的时候，连夜逃出长江，此一计划功败垂成。后来黄秋月被砍头示众，连带有十七位汉奸被枪毙。

　　 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当上海即将沦陷的时候，杜月笙考虑到自己从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到1937年全面抗战，自己都是站在上海社会各界抗战领袖的地位，日军恐怕不会放过他，所以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６日晚，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这一行动，是对蒋介石抗战政策的坚决支持，尤其是当虞洽卿、傅筱庵、黄金荣、张啸林这些上海头面人物都不肯离开上海这个安乐窝的时候，更显得杜月笙的支持可贵。

　　 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他为蒋介石立的一大功是将汪精卫手下两位大将高宗武和陶希盛拉过来“反水”，而且让他们偷出了汪精卫和日本谈判的绝密文本，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出来，让汪、日秘密交易曝光，显出了汪精卫的卖国嘴脸。杜月笙做这事非常机密。先是，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他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港后杜与高、陶代表黄群接触面谈后再次飞抵重庆向蒋汇报，请示机宜，１９４０年１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离沪赴港。不久陶希圣滞留在上海的３个孩子亦经杜月笙、万墨林的筹划抵达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