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杜月笙的1931 　（6）

作者：　遥望天河　　２００５－０９－３０

　　 杜月笙安排自己的门生留在上海，支持戴笠的军统“锄奸”，为此他的手下也做出了不少牺牲。比如他的总管万墨林就被７６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在牢里被打得皮开肉绽，后来到医院里躺了将近半年，吃了不少苦头。但万墨林没有吐漏任何重要信息，也算是一条硬汉，为杜月笙挣足了脸面。而杜月笙另一位手下杨渔笙（曾是杜多年的帐房）在这一段时期表现软弱，不敢为抗日卖命，杜就看不起他，觉得他塌了自己场。有一次杨渔笙偷偷跑到香港，想求着杜月笙让他在香港“抗日”，杜月笙不答应，非得让他回上海，杨跪求，据说杜月笙踢了他，说以后不要再来见他！从这些事情来看，杜月笙抗战不是做花架子，而是真的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尽了自己的全力来做。

　　１９４２年３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吴开先承认，杜月笙为了营救他“个人耗费三百万元以上”……万墨林和吴开先两人最后都是日本军方同意释放的。日军之所以忽然主动放人，是因为他们这时候知道杜月笙可以和蒋介石单独联系，而日军正想和蒋介石讲和，所以以释放杜月笙手下来向杜示好。在这一段时期，蒋、杜关系非常密切。

　　 只有杜月笙在香港沦陷转到重庆后，蒋介石开始渐渐对杜有所不满。有几件事情杜月笙做得让蒋介石很恼火。其中一件是轰动重庆的“黄金案”。

　　 当时国民政府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为缓和通胀，搞了黄金储券，以六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券的，不论将来币值有何变动，到期可兑到黄金。但到了抗战胜利之前，国民政府实在无力支撑了，所以大约在1945年3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几个机要的部下商议，决定翌日起，黄金排价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但孔祥熙自己是最大的蛀虫，想趁机捞一把，他安排心腹提前囤积了大批黄金，因为和杜月笙关系好，照顾一下他，也将这个消息透漏给杜。也有人说是孔的心腹透露的消息，孔本人没有打算泄漏机密。于是杜月笙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前往抢购。连杜的司机、保镖，也购买了几十两。当黄金涨价的消息传出，有人知道杜月笙等人提前得到信息，于是舆论大哗，一片叫骂之声，蒋介石迫于压力下令彻查，结果把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扣押。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一直追随左右，在香港时，就被派在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这次，他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据说，是他泄了密。当时，市面流言，说法院公审时，将传杜到庭质询，但终久未成事实，因为杜月笙在后面使了手脚。这件事虽然摆平了，但蒋介石对杜月笙的好感也打消了大半。

　　 当蒋介石开始厌恶杜月笙的时候，杜月笙也开始对蒋介石怀着戒心了。有一天，孔祥熙邀杜月笙、范绍曾和杨虎三人去孔家吃饭，饭时孔祥熙告诉他们，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头子压一压。孔向蒋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不说话了。但他后来还是枪毙了一个四川袍哥首领程泽润。他是兵役署署长，原因是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他认为新兵还没上战场就被折磨（饥寒交迫，因为当时克扣军饷成风）至死，此事万难忍受。杜月笙听完孔祥熙这一席交心之谈，当时隐忍不发，到离开孔家后就显出他所受刺激之深了。路上他对范绍曾和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他估计到蒋不会杀到他的头上来，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已经感到寒心了。

抗战已经胜利在望的时候，１９４５年４月杜月笙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命其驰赴东南，预为布置，准备接收日伪控制的上海等地区。杜月笙于是赶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再作点贡献，以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离沪，他的人马分化极大，再不趁早收拢，胜利之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然而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急欲有所表现时，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这么快，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当然最意外的是蒋介石。现在的蒋介石早已不是当年混迹上海滩交易所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瘪三，而是堂堂国际四大强国的领袖之一，是全中国的民族英雄，是掌管中国命运的救星，他正踌躇满志，气朗神清，开始注意自己“国际领袖”的风仪和做派。国际领袖当然不应该和黑社会分子称兄道弟，所以他现在觉得杜月笙这帮人成了衣服上的补丁：当年穷困的时候亏了这几个补丁挡风遮寒，现在阔了，再穿这件补丁衣服就配不上自己的身份了。

　　 1945年8月28日，杜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他很久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

用，因为怕别人联系到蒋介石的流氓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钱大钧任市长，杜非常失望。后来成立上海市参议会，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个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但蒋却放出话来，希望让潘公展当选，杜气得只咬牙。其实，杜月笙这时候的确是想学好，想洗刷自己身上的污泥，愿意做个清清白白的人，他之所以打入工商、金融各界，之所以做各种善事，之所以一心抗日，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真正成为绅士，让自己光明正大走上前台。通过多年的努力，他做到了一般绅士都做不到的事情，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他现在缺的，就只一个政府给他的名分。

如果他当上上海市市长，他就得到这个名分，彻底成了“体制内”的人，就像当年蒋介石从一个青+帮最低级的瘪三上升为国+家最+高+领+袖一样，杜月笙也将从上海滩最脏的泥潭中爬出来，成为上海滩的最+高+领+袖。凭他的手腕和气派，他做起上海领袖来未必比那些官僚差，至少他不会借机贪财。但是蒋介石不敢给他这样的机会。蒋介石的传奇是属于他个人的，他不会让别人来复制他的成功。在政坛发展的计划搁浅之后，杜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宿愿”来为自己解嘲。

　　可是，国民党中有一批后起之秀却不答应他这么“轻松”退却。他们这批人和老蒋的流氓出身不同，都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甚至还喝过洋墨水，他们有着改造党和国家的热情，现在渐渐冒头，欲有所作为。这批人的首领就是蒋经国，他周围笼络了不少有才干、有热血的青年，欲荡除国民党根深蒂固的腐化，他们对杜月笙这种从黑社会爬出来的“闻人”向不拿正眼看，所以他们欲改造国家和党，首先就把杜月笙来开刀。

　　 很快，杜月笙就被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开了两刀：一是宣铁吾和杜月笙“斗法”，一是蒋经国上海“打虎”。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和陈兆龙、张秋人等过从甚密，曾一度加入过共＝产＝党。１９２４年，黄埔军校成立，宣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黄埔学生中有左倾的“青年军人革命同志会”和右倾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宣铁吾进黄埔后，思想即逐渐倾向于后者。当时，蒋介石和蒋经国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为表现忠诚，又升为侍卫长。在黄埔这段时期，宣铁吾和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似为莫逆之交，直到１９２５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

　　 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由马公愚讲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铁吾经常往访，作彻夜长谈。时宣铁吾已是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浙江屈指可数的红人。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对蒋介石忠诚，与蒋经国的观点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颇得蒋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

　　 接管上海前，蒋介石钦点由宣铁吾担任警察局长一职蒋介石所以这样信任宣铁吾，与蒋经国的推荐和促成分不开。宣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俞是奥国留学生，为中国甚少的警察法学博士）；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宣铁吾在重庆启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红帮。凡是青红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果然，杜月笙几次请宣铁吾吃饭，宣都不出席。杜月笙有苦说不出，只有等着挨人家耳光。

　　第一记耳光是宣铁吾将杜月笙的心腹万墨林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扣押起来。内战越打越烂，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上海的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当时广播电台有个说滑稽相声的发明出来的新词），万墨林为上海“米业公会理事长”，宣铁吾认为他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当然首当其冲地被宣收拾。其实谁都知道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扣押万墨林就是敲山震虎，给杜月笙难看。

　　 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虽心中恼火，但不动声色，暗中操纵着各种关系来解这个套。直接从宣铁吾那里着手是不可能了，杜月笙买通宣的手下，偷偷为万墨林办了保外就医，宣铁吾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个消息的，大为光火，但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墨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纯粹是杜月笙等人作假做出来的“病”。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继宣铁吾不买杜月笙的帐以后，有一位比宣铁吾来头更大的蒋经国也来到上海拿杜月笙开刀。蒋是来平抑物价的，既然杜月笙兼着这么多行业商会的会长，蒋经国当然以为是杜月笙在扰乱市场。尤其是当时通货膨胀厉害，外币被炒作得越来越高，而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蒋想只要抓住杜月笙杀鸡骇猴，上海滩上应该不会有人再捣乱。其实他不知道，这时候杜月笙远不是上海投机的主要力量。不过当时上海投机成风，杜维屏也不免跟风，计划将港币４５万元，私自套汇外流。这个消息给蒋经国知道了，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为了掩盖投机真相，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漏夜赶造帐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

　　杜维屏被扣，当时务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斜，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杜月笙这个面子丢得太大了，是他成名以来从未有过的“跌霸”。杜月笙听到儿子被扣的消息，差点气死了，一连好多天起不得床。有一次范绍曾去看他，他气愤到极点地对范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范绍曾从未见过杜月笙如此激动。杜月笙在床上喘气喘了好久，又叹了口气说：“现在租界没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抗战期间，原来的盟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签订条约，将外国租界归还中国，至于法国和日本租界，随着战争胜利，当然被国民政府接收。只有臭名昭著的英国还强占着香港不还。杜月笙不愧是一个战略家，他明白自己的势力是在租界，而且他之所以在租界能够建立起如此大的势力，是因为一方面租界的外国当局对租界的管理、控制不能“生根”、“落脚”，他们必须倚靠能够实际控制租界的力量来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国民政府的势力也无法进入租界，所以留下一个权力中空，而他杜月笙就是利用这个权力空隙成长起来的第三方势力。现在租界一撤销，国民政府可以直接掌管原租界的所有事务，已经没有必要再借重杜月笙了，蒋介石在租界连卫兵都不许带而要杜月笙护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蒋经国、宣铁吾收拾杜月笙，杜月笙现在只能逆来顺受。

　　 事实上,在这次投机风潮中，杜月笙并没有兴风作浪，他这时候还在一心帮蒋介石的忙。1948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得厉害，蒋介石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曾几次给杜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杜对此事非常重视，找了不少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一个平抑物价。减少游资的方案：国民政府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杜研究出这个方案后，很得意地向蒋汇报，孔祥熙也认为这个办法行得，南京政府又征求了不少专家意见，其中多数持和杜相同的看法，于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出售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不料，所有抛售的物资一经抛出，立马被买家吃进，抛多少吃多少，抛售的物资相对于市场吸纳能力简直是杯水车薪。原来这个政策刚一制定，南京政府内就有人透漏出消息，于是从南京赶过来一批批投机商人，全是携带现金从上海购进被抛售的物资，一车车运往内地，。他们的实力比起上海本地的投机商来只大不小，所以通过抛售物资平抑物价的办法失策，国民政府现在弄得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这是政策制订者始料不及的。蒋介石固然没有想到，杜月笙就更是惊异不已。蒋介石以为这是杜月笙和投机商串通了来给他下套，心中怒火万丈，难以止息。所以当蒋经国“打虎”打到杜月笙头上，蒋介石也不出来说句话。而杜月笙这方面，则是又委屈又恼火，也窝囊得很——本来是全心全意帮忙的，结果忙没有帮上，反倒惹上一身臊味，引火上身了。他对蒋介石翻脸无情的作风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了。

　　杜月笙身上始终有一种光棍汉的泼皮精神，有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狠劲，一旦将他逼到墙角，他会全力反击，不管对手多么强大，他绝不会坐以待毙。当蒋经国给了他响亮的一记耳光之后，他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借机使出了一记漂亮的反勾拳。一次，蒋经国又召集上海绅商各界头面人物来“训话”，警告他们配合国家政策，话没落音，杜月慢慢地站了起来，他说：“我儿子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严，我完全同意蒋副专员逮捕他，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副专员对违犯国法之人，应该一视同仁。请您派人去扬子公司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在上海滩是最多的。现在，已有人正在那守着，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去开开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然后头也不回地缓缓步出会场，将蒋经国晾在当场，一时下不来台。但他既然已经将“打虎”的鼓敲得震天介响，这个面子一定得撑下去，所以不得不接招去查这个扬子公司。扬子公司是好查的？如果这么容易，杜月笙就不会走这一招棋了。

　　 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表兄、孔祥熙的大公子、有名的纨绔子弟孔令侃办起来的“黑公司”。这个公司之所以黑，是因为孔令侃利用他家权势什么非法生意都做尽了，还在抗战时就将美国援助中国的珍稀外汇挪用到美国炒汇，让美国人对中国的腐败大跌眼镜，他战后不光是炒汇炒股，还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已经到了目无国法的地步了。蒋经国当然知道这位表兄不是好脚色，但这次杜月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激他，他只得猛起胆子，派人跟着杜月笙的人去查封，果然查到扬子公司囤积了巨量民生物资，品种无所不有！这时候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看风头似乎有大义灭亲的决心了。

　　 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他连夜赶回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美龄火冒三丈，因为扬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龄的利益在里面，这样扯出萝卜带出泥，空宋两家声誉全都完蛋，于是马上赶到上海，和蒋经国吵了起来。蒋经国梗着脖子，一定要继续查办，最后宋美龄狠狠说：“这件事你不许再动！我现在就找你父亲，等他回来再作处置。”然后急电蒋介石召他到上海，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必须面商。宋美龄走后，有人向蒋经国建议，应该当机立断、先斩后奏，蒋经国犹豫，结果蒋介石从国共内战前线惊惶失措地回来，还没有下飞机，宋美龄就摈弃所有人，登机向蒋介石讲明事情经过，当然是一面之词。于是等到蒋经国再觐见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说，他老爸就说：“令侃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再查了。”根本不容他分辩。蒋经国一肚子苦水，只能横眉怒目，忍恨吞声地回去收拾烂摊子。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于是一场“打虎风波”就这么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