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S与一个中国家庭的悲剧

当晚11点半，又有一名医生来问了一遍之前医生问过的问题，给了同样的诊断（肺血栓），并表示要给梁母注射，以避免血栓，降低风险。这时，梁先生和父亲必须离开医院, 不得守夜。担心母亲再次疼痛发作没有翻译，梁先生为母亲留下了一些双语卡片，上面标注了与护士交流时可能用到的单词。

第二天早上6点50分左右，梁先生接到医院电话说其母胸痛加剧。他和父亲立即动身，7点40左右赶到医院。主治医生说，吃点止痛片，CT要等到9点上班后。过了9点梁先生又找医生，医生说，常规检查的病人已经约满了，他能为梁母安排的最早的CT检查也要到11点半。等待过程中，梁母痛苦地向儿子诉说自己难受。护士给了她一些止痛片。

“病因不明，但没人再来管。反正CT已经安排到11点半以后。好像只要病人还活着，她就可以等；只要她还能呼吸，有意识，止痛片就是最好的药”，梁先生事后回忆。

下午1点半，医生告知家属，CT结果显示，梁母的状况不是肺血栓，是主动脉破裂（artery dissection），需要立刻转到圣乔治医院（St. George’s Hospital）。

出发前，梁母的血压已经高至166/94。在救护车上的恐怖场景，是梁先生最悲恸的回忆：母亲因疼痛焦躁不安，竭力挣扎哀叫，不停地向儿子诉说自己有多么难受，医生只是给了她一个氧气面罩，没有采取任何其他降压手段。梁先生别无他法，只能不停安慰母亲。母亲在车上开始呕吐，他只能端着碗，看着她“把胃里的所有东西，包括她的生命都吐了出来”。

这个画面，之后一遍一遍地出现在梁先生脑海，巨大的无助和绝望感挥之不去。“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当时可怕的情景，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醒来。”

“后来才知道，那个状态，意味着我妈妈的主动脉在剥裂，体内大量出血，已经宣判了她的死刑”，梁先生说。

到了圣乔治医院，梁母被拉进重症监护室准备手术，但常规手段已经无法找到血压和心跳。梁先生记得母亲最后对他说的话是：“让我坐起来，我要坐起来，我好难受。”

在圣乔治医院, 医生告诉梁先生，“如果来早一点，就完全是另一个故事”。 现在一切都已经太迟. 梁母全身多个脏器受损，手术已无济于事。医生所能做的，就是用药缓解病人的疼痛，让她能平静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