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年糕也犯规

以前在中国生活，过年之时吃到可口的食物，也受到可笑的限制，例如大年初一不能洗头发，不能用刀剪。在我们乡下，连小学生都懂得那些规矩不合理，家长却要逼人遵守。我小时候乖乖就范，到了十五六岁就不再受母亲管制。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对我的“不听话”有什么看法，但在我看来，她本人有时也“不听话”，偷偷违反当局的规定。

数十年前，当局就是家长，把平民当作小孩来管，这也限制，那也限制，似乎不懂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母亲不像我那样明目张胆违反不合理的规矩，她也许知道当局不仅无理，而且无情，因此要等夕阳落下了，大门闩上了，才躲在厨房里犯法。

案情是：蒸年糕。

年糕，我们中山的特别大，和芦兜大粽子、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海陆军大元帅等土特产一样，很有气派，可惜大年糕大粽子都不革命，所以落入四旧之中。当局破四旧，自然禁年糕。

其他地区禁不禁年糕，我不知道，因为土政策各有乡土色彩。即使其他地区有限制，估计要抓人也不容易，因为一般而言，蒸年糕并非大规模活动，年糕也不是庞大的制成品。

在我们乡下，情况就不一样，蒸年糕可说是妇女的年底大战，而战果又硕大，很难保守军事秘密。幸好，制订政策的土皇帝不会微服私行，而下面的干部又睁一眼闭一眼，所以，故乡年糕年禁年蒸，我也没听说有人因此被抓走。

兵力无损，妇女便如常作战。她们先用水泡软糯米，接着把米倒入石臼，舂一阵，筛一阵，得出细细的糯米粉，倒在铺了纸皮的大竹匾上，拿去晒干，然后收存待用。在那个过程中，她们的黑发会变得灰白，但洗一下就回复原色。

我从小见惯邻里大婶大嫂在我家里借用脚踏碓，所以了解她们舂米的劳累，至于蒸年糕的辛苦，就完全是从母亲的劳作中看到的。记得母亲在天黑后闩好大门，就拿出一个椭圆形的大铁盆，放在厨房的地上，接着把糯米粉、糖浆、食油和糖渍猪肉丁倒进盆里，慢慢揉成团，再加水搅拌成稠浆，然后倒入锅中一个铺了蕉叶的大蒸笼里，蒸它十多个钟头。那时候，我们乡下以稻草作燃料，所以要由几个人轮流烧火，坐在灶前不断往炉膛里添禾杆草，并定时往锅里添开水。

年糕受禁之时，我父亲已不在人间，母亲和三位姐姐就是年糕“征”战中的火头军主力，我只是偶尔烧烧火，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报告敌情。

在我执勤之时，晚饭后往往有人敲门。“谁？”我问。“我，”对方答。于是，我把门打开，让“我”进屋。那些“我”当然不是“敌”，而是来串门的邻里熟人。夜深了，客走了，我也下岗上床了，因为料定敌军已赴梦乡破四旧。第二天早上，我会在香甜的气味中睁开双眼，但不会看到年糕，因为那硕大的战果已被母亲坚壁起来。

母亲不懂政治，但也分得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只严防专门破四旧的革命干部发现我家的年糕藏在哪里，并不禁止我探查那传统美食，尽管我上小学以后就闹革命，破四旧，拒收红包。我热爱革命，也热爱甜食，即使年幼无知，也不会把年糕视为四旧，因此理解母亲为何冒险蒸年糕，只是不理解她为何仅在年底蒸年糕，而且墨守旧风俗，一直等到那一天，才肯把年糕切开给我吃。

那一天，就是年初二。等到年初二，我就看到大厅的八仙桌上多了一件大点心：年糕。那些米浆曾在大蒸笼里饱受酷热，结果变成一块高约四分之一米、直径约为半米的圆砧板。我高兴地看到，母亲不在那块砧板上斩瓜切菜，她直接向砧板开刀，从砧板上切出一块块碎砖。

我小时候听母亲说过，她十六七岁之前在香港住过，吃过像碎砖那么大的巧克力。那时候，我不但没吃过巧克力，就连见也没见过；可是，有像碎砖那么大的年糕拿在手上，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巧克力笨克力。

转眼已过数十年，巧克力早已成为故乡儿童常见的零食，而年糕恐怕不会对他们有多大吸引力了。可是，对我，中山年糕仍有吸引力。那种吸引力不仅在于巧克力同样有的甜味，也在于让我忆起中国独有之事的奇异滋味。

晓临

2009．1．27，年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