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撰的世界历史 - 诸玄识

第一部分 华夏派生西方 - 新文明与假历史 （诸玄识）

“经史子集”之外无历史。

在其与中国相遇之前，即在中国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西传、从而使欧洲发生划时代的变革之前，西方没有文字、文明和历史。

 “东学西渐”——主要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使基督教的书写工具，从“神秘语言” 变为实用的语言文字（分裂为西欧各国言语：与各地方言结合而形成各国文字）。与此同时，在“东学西渐”带来“文明印象”及其技术的条件下，基督教的书写工具也变为“伪造工具”——尽量集大成于内外信息，而编织成西方自己的“文明的神话”。稍后，它被俗世欧洲（号称“人文、理性”）变本加厉、发扬光大——在用指南针与火药来开拓“世界历史”之后，便再用纸与印刷术来谱写“千禧篇章”。

是四大发明，不仅激活了犹太—基督教的拉丁文与希腊文（后者在1830年代以前，与希腊本身没有关系）；而且使“字母世界”开始有了“有文字的文明”！于是，欧洲在历史文化方面，开始脱胎换骨，别开生面；以致“远溯博索，光前裕后”。

这就是说，近代以前西方的全部的“文化、历史”都是子虚乌有。即：所谓的“古典文明”、希腊源头、科学传统、哲学流派和“与之相关”的几大文明古国和“地中海文明”，以及基督教经典与成就（中世纪欧洲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世纪前后——东学西渐的大环境下——被伪造出来的。

向西传播的中国科技与文化（阿拉伯、蒙古为中介）、东方文明的引力与示范、以及东方所形成的全球贸易与“全球天下”（哥伦布凭借中国发明“发现新大陆”），再加上西方因其“海洋地缘”而得天时地利；凡此，正在酝酿一个新文明，而作为其前提条件的“思想准备”，就是利用“东学西渐”来塑造“西方谱系”。

西方的“真实文明”和它的“虚拟前身”，都是源于华夏！

第二部分 外国学者揭秘西方伪造历史

现代标准的西方及世界的编年史体系是在16—17世纪被伪造成型的，教士是始作俑者。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阿纳托利·福缅科院士的研究，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欧美国家被用于教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被伪造的。真实的西方历史最早开始于1250年左右（此前毫无文字记载）。耶稣基督产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于1086年，而第一次十字军则是对他的遇难的直接反应。荷马史诗是中世纪的匿名诗人。

古希腊的城邦和殖民地的素材分别是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十字军东征。

让·哈尔端揭露，几乎全部的古代著作都是在13世纪以后伪造出来的。 哈尔端还说，几乎全部的古代艺术作品、石刻和钱币都是伪造的。

所谓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作家，生活在14—16世纪。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最近杜撰出来的，希罗多德参考了11—16世纪发生的一些事件，他本人生活在16世纪。

柏拉图的《共和国》的真正作者，是中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 或 Pletho，约1355年—1452年）。被说成是是公元前5世纪的柏拉图（Plato）和公元第三世纪的普罗提诺（Plotinus），都是15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Pleton）。

“古代的希腊文著作”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希罗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的“古希腊”的著作，都是11—15世纪的，在16—17世纪被编撰。

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恺撒战记》 都是后来伪造的。

罗伯特·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瑞士语言学家）的研究结论是：“我们的罗马人和希腊人都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根据巴利道夫的阐述，荷马、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和别的“古典作家”，所有他们都处于同一个世纪；他们的家,并非是古希腊或罗马，而是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丝绸之路的终端，中国与阿拉伯文明向西叠加波及的欧洲门户）。全部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欧洲同仁和门生，拼凑和撰写出来的。“人文主义给予我们一个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奇妙世界，这是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个发明。”巴利道夫说。

威廉·卡梅尔（Wilhelm kammeier）手稿《全面伪造的历史》写道：德国历史和全部的世界历史都是在极大程度上的杜撰，其文字和文献资料都是伪造的。 圣奥古斯丁著作是在假的基督教典籍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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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大英博物馆购买了红陶石棺（terracotta sarcophagus），这个古代伊特鲁里亚文物很快闻名。经杰出的博物馆专家鉴定，它是公元前6世纪的作品。然而十年后，一个名叫恩里科·彭内利的罗浮宫的修复工，通知考古学家，该文物是他和他的弟弟皮耶罗·彭内利制作的，然后，将它埋在土里，再“成功地”发现这件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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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一批带有斑点和神秘文字的雕像在耶路撒冷重见天日。所有这些被称为古代摩押人的“文物”，被普鲁士政府以20000塔勒拍卖，旨在资助东方学研究。然而法国人克莱蒙-加诺（clermont ganneau, 1846 —1923年，考古学家）宣称它们全是假货。一个政治丑闻爆发，因为柏林博物馆收藏了1700件“摩押文化”的古董；结果发现制造出成千上万的这类文物的公司（工厂），就坐落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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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纽约大都市博物馆购入三个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译者按：位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纯属伪造），被认为是（该文明）唯一的二千三百年以前的艺术品。专家们欢欣鼓舞，只有文物保管员帕森斯对此发现深表怀疑。三十年后，帕森斯遇到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菲奥拉万蒂的意大利人；后者承认，在半个世纪前，他和其弟里卡尔迪·菲奥拉万蒂拥有一个批量生产此类文物的陶瓷工厂。但纽约大都市博物馆拒绝相信帕森斯所写的调查报告。一名专家带着馆藏武士所缺的一个手指的模型，找到菲奥拉万蒂；发现他保存了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的一个手指，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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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卢浮宫以200,000法郎收购了赛塔芬尼斯金皇冠（Saitaphernes' Golden Tiara，希腊—西徐亚人的文物），五十年后发现是假的。

第三部分  透视伪造的源头

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历史。当日耳曼部落族群——现代西方人的祖先——从中亚漠北的大草原，进入欧洲的时候，那里原本就是黯淡无光的文化荒漠：从来没有文字、文化和文明。

近代以前，虽然犹太—基督教拥有原始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被“四大发明”改造之前，两者不能被通俗使用；绝大多数的教士和贵族都是文盲；而且希腊文与地理上的“希腊”毫无关系）；但是，它们与其说是“语言文字”，不如说是“神秘符号”：在密室伪造“神圣”，对族群散布“咒语”。

基督教的千年丝毫没有改变欧洲和日耳曼人的原始状况。然而，中国的技术与文化透过阿拉伯—蒙古—十字军传入欧洲，在点燃了几点文艺复兴的火花的同时，却全面地造成宗教失控，以致人神火拼，趋于毁灭。幸亏，东方的舶来品的其中几项（指南针、造船术、航海图等），加上实际上是中国开拓的“地理大发现” ；凡此，使西方因祸得福，否极泰来！——劫掠和霸占美洲让欧洲的内部变得宽松、和解、有序、富有：“负能量”疏解于外、嫁祸于人，“正能量”带来佳境、创造奇迹（暴力的再生产）。

从那以后，欧洲的宗教语言得力于纸与印刷术等，而能够升级和普及，逐渐与各个日耳曼部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相辅相成，两全其美；于是，基督教就把其内部的神话传奇与外部的文化信息，编织成了一个神圣性的文化根脉。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理性”和“西方中心”，与之征服世界相得益彰，就构建成了以“西方始终应该主宰全人类”的世界历史。这就像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第四部分 外国学者批评西方历史学

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发掘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是向壁虚构；

欧美历史学所产生的西方史与世界史，都是基于伪造的历史资料；

基督教是伪造历史的始作俑者，从而形成了西方史学的主脉；

耶稣基督并非产生于公元元年，他的生与死都发生在中世纪。

（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学者）根据著名的日期和事件来编撰历史，那就像是月亮着落一样，纯属伪造。迄今为止，已有四十万到两百万个如此日期/事件，都是从奇闻异事和宗教神秘中被炮制出来了。然后，让你（读者或学子）开始领悟一部新时代的编年史的意义；但它却是遵循这样一个荒谬的“经验统计理论”（empirico-statistical theory），即：大部分的历史学是服务于“强权即公理”的虚构之集合。“历史总是被胜利者所写的”（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Dan Brown）。

我们大家都是通过博物馆、书本和遗址来和往昔建立联系。这些就事论事的“历史”。它们没有经过批判性的反思的过滤，就先入为主地植根于我们的心灵，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存在。

这样的历史是真的吗？阿纳托利·福缅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希望唤醒你们！他的见解可被棋王加里·卡斯帕罗夫和伊萨卡·牛顿所佐证。

福缅科院士首倡“彻底改变人类历史学”——更换古代世界的编年史。他和他的合作者格列布·诺索夫斯基试图用统计学和天文学的科学资料，来重新验证（鉴于西方没有真实的文物、文献的史料）。福缅科院士认为：西元11世纪以前的西方，不存在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可靠的文字记录。大部分的早年文化都是基于这样的“文献”或复制文献，它们即使是真的，也只是作者对他们的同时代所发生的的事的记录。从这一点来说，那时的编年史家——主要是少数教会文士——凭借假设和共谋来确定历史事件及其日期。他们干脆把其周遭的琐事——无意义的或有害的事——用来充实早年“历史素材”，从而创造了诸多的中古事件提前“重演”的怪像。

在基督教的编撰中，《新约》中的事件，一如《旧约》，大部分的故事都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事炮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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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德的原型是犹太—基督教中的黛博拉（Deborah）。【译者按：被说成是法国民族英雄的“圣女贞德”是虚构的；近年还伪造了贞德的遗骨。法国朝野于2012年6月6日，根据假的贞德的生日，进行了六百周年纪念活动。France Celebrates Joan of Arc's (Fake) Birth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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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被钉十字架发生在1086的君士坦丁堡。……福缅科院士断言，耶稣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同一个人，耶稣是中世纪的人！【译者按：贝拉·卢卡奇博士指出：“耶稣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是1086年，第一次十字军就是对该事件的直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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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希腊和罗马都是被文艺复兴的作家和艺术家塑造出来的。所谓的受亚里士多德教育的亚历山大大帝，后者只是15世纪的莫斯科的一个沙皇。【译者按：15世纪俄罗斯还是一个很原始、非文字的部落社会】。

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的10年，从20岁开始，他造就了庞大的帝国，绵延从埃及到印度；从来没有在战斗中败下阵来，他利用创新的攻城利器；并成立了20个城市，都冠其英名，包括在埃及亚历山大。这是真的吗？ in 10 short years from the age of 20 he forged a vast empire stretching from Egypt to India. Never defeated in battle, he made use of innovative siege engines every bit as as effective as the fabled Trojan Horse, and founded 20 cities that bore his name, including Alexandria in Egypt.  

（现代流行的）中世纪早期的英国历史，采用了杜撰的后罗马的阿瑟王传奇及其人名和时间，实际上是复制了一些的拜占庭的历史，后者却也是基于中古后期的事件而伪造出来的。

福缅科院士说，就是现代的编年史的“科学方法”也是基于老的、被杜撰的时间线的。现代的西方历史学是变本加厉的堕落。一句话，我们是在实践“让·鲍德里亚模式”，而没有第一手资料。【译者按：让·鲍德里亚是法国哲学家。其思想归纳为“现实的消失”。他在其所著《象征交易和死亡》书中提出三个概念：A.“仿冒拟像”：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B.“生产拟像”：工业革命以来，所有的物体彼此全是复制拟像；C.“模制拟像：设置程序再现原始起源。】

我们（西方文化）是在中世纪模本中编织起来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说∶“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俄罗斯社会批评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xander Zinoviev, 1922 —2006年）更明确地指出：“17世纪以前的全部（西方）历史都是被伪造的，精致的伪造具有了普遍性。

奥威尔的那句控制过去的老话，虽然能够打动《1984》的年轻读者，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早已是麻木不仁了。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迪特里希·黑格维施（Dietrich Hermann Hegewisch, 1746—1812年）在1854年写道：“提供有序的（历史）原则，来促进（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安排。”

人类的时间线的隐晦，是个“历史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以致社会自身不能正常运行。（中世纪）基督教分裂，从而让神父来为《圣经》中的事件设置时间，其意义是深远的。

法国学者让·哈尔端，书商的儿子，成为耶稣会教师和图书管理员；他越来越对其所收集和翻译的古典文献感兴趣，最后得出结论：除了西塞罗和维吉尔等极少数人的古代作品之外，所有的希腊和罗马的“古文献”（包括众多的希腊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学），都是13世纪的教士杜撰出来的（根据东方的新知识拼凑出来的）。哈尔端同时怀疑由希腊文翻译而来的《圣经》是假的。揭露这个丑闻激怒了他的耶稣会上司，后者迫使他于1708年放弃如此研究；直到哈尔端死后才发表其扩充的著述，它宣称是中世纪的本笃会修士编织了古典的希腊和罗马，他们还铸造了古代钱币。【译者按：福缅科院士称：真正的罗马帝国仅是中世纪的罗马教皇所设计和追求的“统一蓝图”（以“泛蒙古帝国”为素材和灵感），也就是所谓“第三罗马帝国”。即：“李维所确定的‘古罗马’是公元1053年之后，罗马在意大利建立的正确时间应该是14世纪。”】

早期神父圣保罗和福音书（“福音四书”，即《新约》的头四卷）都是本笃会僧侣于16世纪炮制的。“基督与使徒”大批量地虚构历史事件，15世纪结束以前的英国历史亦然。

今天所教的中世纪史几乎全是伪造的。“一个想象的历史阶段被创造出来，它叫做‘中世纪’。”整个700—1400年的“中世纪历史”全都记载着从未发生过这些事（而那段时间的欧洲，真正发生的事，因为没有文明的内容和工具，所以根本无法记录在案）。

深入研究表明，在西方，公元8世纪以前的文字资料全不可信，而关于8—10世纪的信息极为稀少；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古代”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1—16世纪，它们在1400—1600年间在“复古”的想象中被编撰成书。

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在11世纪以前的文物或文字证据是可信的。古典历史（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竟然全是基于这样的“副本”，即：所有的原件都已“遗失”了！

古罗马和希腊的历史，古埃及和波斯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据教会神话中的线索，被发明作为西方历史或是作为它的铺垫材料。

 （圣经）《旧约》是隐晦地反映中世纪的事件，它是被写于《新约》之后。殊不知，十字军与十字架（耶稣受难）是同时代的，旨在惩罚弥赛亚的迫害者；那就是，耶稣产生于公元1053年，而被钉十字架在1086年。

通用的古典世界的历史是谎言的聚合，其中的大多数的人物事件都是公元16世纪之前的一段时间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世界历史都是在公元16—18世纪被杜撰出来的，奠定这个基础的是，意大利穿白袍黑袍的教士和14—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

在东方及阿拉伯人的文化影响的大环境下，意大利的彼特拉克、但丁、布拉乔利尼、马基维里、乔托、贝尔尼尼、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人所创造的，不仅有不朽的杰作，它们得到了罗马教皇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酬报；而且还有大量“古代的”手稿、壁画和塑像，它们供应英法德俄等国的暴发户。

N. A.莫罗佐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Morozov, 1854—1946年）提醒我们：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安西拉 (de Arcilla)证明，整个古典时代的历史都是起源于中世纪。这雷同于耶稣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哈尔端（1646—1724年）的观点，他认为：古典文献是在16世纪前一段时间的修道院中被杜撰出来的。

古代和中世纪的编年史是后来杜撰的，其中的大部分成型于16—17世纪，开始于约瑟夫·尤斯图斯·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 1540—1609年）的著述。

罗伯特•巴利道夫在其所著《历史与批评》（History and its Criticisms, 1902—1903年）一书中，证明：不仅古代史（希腊—罗马、犹太—基督教），而且中世纪前期的历史，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伪造出来的，后世只是在语言学上“丰富多彩、顺理成章”而已。

德国学者黑里贝特·伊利格（Heribert Illig）的论文《查理曼是真实存在吗？》（ Was There Really a Charlemagne?），写道：许多关于查理曼大帝的文献，都是后来虚构出来的。

《大时代骗局——欧洲历史假的！》一文揭露：

不少媒体已经注意到，在德语国家有大量经文、官方文件和手抄本被发现是造假；尤其是关于12世纪的欧洲的，这些伪文献被广泛使用作为政治法统和文化宣传的依据。

关于中世纪的发明的造假正在电视节目中热烈讨论。这意味着欧洲中世纪“黑暗”到如此程度，以致关于它的种种描述是实际上不存在的。特别是在（公元）611—914年之间，毫无证据显示在此阶段发生过任何事。

今之研究机构，从其体魄、智能、财力、武功和精神，把查理曼大帝塑造成一个梦幻般的超人。（现代书中关于查理曼帝国的）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与当时欧洲的极端落后和贫穷之实情乃格格不入，那时贸易低下，沟通困难，货币罕用；在如此凄凉的景象里，很难看见任何城市从罗马废墟上兴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查理曼帝国是虚构的。详细的考古分析足以动摇关于8—9世纪的欧洲建筑的真实存在。

不用说，关于时间偏差测定的历史研究正在挑战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经典说教。马丁·贝纳尔在其所著的有争议的《黑色雅典——古代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中揭露：在过去几个世纪中。欧洲学者深度歪曲和广泛编造古代历史，其中也触击到所谓的中世纪的文化背景。该书系统地剖析学者们在古典研究上的可耻行径。基于种族主义与文化利益，他们在编造希腊历史（在1785—1985年之间），以服务于欧洲中心论和白人思想霸权。

第五部分 历史是什么？

近代以前的西方历史——无论是中古，还是上古，无论是欧洲史，还是泛世界的印欧史，包括几大文明古国，都是根据非文字的中世纪的“事件”与“传奇”而编织出来的：事件即使是确实存在，也是被挪用或夸大了。正如托马斯·麦考利所说“在历史中，每一个特定的事件可能是真的，但整体则是假的。”（A history in which every particular incident may be true may on the whole be false.-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传奇在相当程度上，西方历史是基于对传奇的解读，而传奇则是基于对谎言的解读。正如H·L·孟肯所说：“传奇，是获得了时代尊严的谎言。”（Legend: A lie that has attained the dignity of age.-H.L. Mencken）。

西方的文字的历史文献最早追溯到公元8世纪。在8—10世纪，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今天所知的（古代）历史事件，绝大多数是在公元1000—1500年所发生的事的“变异”。

没有一份公元11世纪以前的文件是可信的。绝大多数的“文物”都是被伪造的，即使其中尚未查出的，也存在着与“盖棺定论”不同的解释。

17世纪早期，让·哈尔端认为，绝大多数的通常认为的古代历史文献实际上是很迟的。在1685年出版老普林尼《自然史》时，声称：绝大多数的希腊和罗马文本是本笃会修士伪造的。   

所有的通常认为是在公元11世纪以前的（西方或西方学者认定的）文字或字符，都是被伪造的。即使不是近现代伪造的，也是对中世纪所发生的事的错觉，而被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历史文献”。在印刷术被普遍使用之前，西方的历史和文献全是杜撰的。

被吾人所知的西方历史学家所撰写的“世界历史”，全都是基于15—18世纪的手稿；它们描绘了几千年前的事件，它们的“原件”（原始材料）却“不幸丢失”。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所提供的资金，在塑造“伟大的希腊和罗马”这件事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圣经）《旧约》要晚于《新约》。《旧约》是对公元14—16世纪欧洲和拜占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宗教诠释；它包含着“预测未来”的内容，是与《新约》相关的。《新约》是对公元1152—1185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宗教诠释。

（新约）《启示录》，像我们所知道的，它包含星座运势，日期是1486年9月25—10月10日。《启示录》的编撰者是.犹太神秘哲学者约翰内斯·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年—1522年）。

西方的宗教史的组成部分是：前基督教时期（the pre-Christian period）：在公元11世纪（耶稣诞生）之前；基督教的酝酿期（Bacchic Christianity）：公元11—12世纪，耶稣生前死后；基督教时期（Christianity）：12—16世纪。随后突变为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新教。

传统上讲，克劳迪亚斯·托勒密著《天文学大成》（The Almagest of Claudius Ptolemy）发表于公元150年，被认为是古典历史的基石。但实际上，它是被编纂于公元16—17世纪，所用的是公元9—16世纪的天文学资料。

显示出（艺术家）对人体解剖的完美掌握的古罗马和希腊的雕像，全都是被伪造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这时，艺术家才首次掌握人体解剖的知识。

希腊地区直到公元15—16世纪才出现城市，比意大利的罗马还要迟。雅典卫城是奥斯曼帝国的建筑。希腊（Graeco-Hellenic）这个名称首次出现是在16—17世纪，而被用于“古代”是在17—18世纪。

历史学家根据《圣经》来寻找和塑造上古文明，诸如埃及、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如果发现任何“古迹”，都说是印证了《圣经》的内容，都在夸大的、甚至伪造的“文物”的基础上，被用于塑造起与西方相关的“文明古国”。而这实质上是《圣经》与“科学考古”的互证共谋。

一般说来，“古代赫梯”是在1880年被发现的;那就是，牛津大学教授亚奇伯德·亨利·萨伊斯（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5—1933）宣称，他基于对《圣经》的分析研究，发现了“古代赫梯”。萨伊斯因而荣获“赫梯的发现者”的头衔。实际上，萨伊斯所发现的赫梯是中世纪的哥特人。

进而言之，“欧洲中心论”为了彻底囊括世界文明（特别是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从而使它自己在其中充当“振古如兹、众星捧月”的核心地位；于是，就把西方—希腊的“根脉”植扎到了“肥沃的新月带”——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实际上，那儿的生态环境——地球生物圈中的相对贫瘠的部分——根本不能承载文明（但西方学者证明，“文明已把环境破坏了”）。

只因为中世纪伪造的《圣经》中有些内容，以该地区为故事场景；所以，西方便导演了文化上与考古上的“十字军”。如下列文字所表述的：

西方文明现在是10,000—12,000年岁。它开始它的雏形于石器时代的末期，即新石器阶段；发展农业和家畜，成为人类生产方式的主要模式，从而奠基文明。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根是美索不达米亚；虽然该地区现在与西方冲突，但没有人愚蠢地怀疑，这儿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因此，如果这是一个可靠的事实，即肥沃的新月带是第一个文明的家，它诞生于新石器革命的苏醒期，从而告别采集—狩猎社会；那么，词语“想象”（imagination）就会令人豁然开朗，那就是，大地的这个部分诞生了一个超级先知，摩西，他给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神、书（《圣经》）和宗教（基督教）。

所以，对“近东文明”（包括两河文明）的考古探索是很成问题的。例如纽约大学教授D. T.波茨指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学术方面开始注意到古代近东文物的伪造问题，但很快不了了之。最早讨论涉及希伯来和基督教文献。现在，相对很少的考古学出版物提及造假的事，通常是忽略；因为一些学者为了维护自身和同行，故意压制讨论。伪造的近东古董成千上万地被创造出来。

缺少原始资料乃至伪造证据的前提下，欧美学者不仅夸大、夸张其历史，旨在巩固西方中心论；而且提高、提前“近东文明”和“中东文明”，而抑低“远东文明”。——他们以此来抹杀世界历史的真正的、几乎是唯一的“伟大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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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欧洲杜撰的亚当和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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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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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耶稣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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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耶稣诞生（米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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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的标准设计的“古典文明”

现代学者是被许多持久的谎言所愚弄，其中之一的摇摇欲坠的“埃及学”（“Egyptology”）。为了重建古埃及诸王朝，埃及学家们反复参考和严重依赖那个“神秘”，即：据说是古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用希腊文所写的“神秘”（按：曼涅托，Manetho, 据说，活动时期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这种分期法有一定的准确性，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

但事实上，曼涅托及其所著的《埃及史》都是被后人杜撰的：

“关于古埃及的统治者的列表，最早见于约瑟夫·斯卡利杰发现和发表的，冠名于古埃及祭司（历史学家）曼涅托的著作。但那很明显是伪造的。曼涅托不是真正的埃及名字，而是多种方言拼凑而成的。” 恰如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名言：“历史竟是如此谎言的集合，即它们是由不存在的人物所讲述的从未发生的事。”

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被称为科学的现代编年史的建立者，即：现代通行的关于古代世界和中世纪欧洲的编年，主要是基于16—17世纪的约瑟夫•斯卡利杰的系列著作，以致西方历史学可被称为“斯卡利杰历史学”（Scaligerian History）。然而实际上，斯卡利杰是伪造历史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汇总了杜撰的神学故事，用其充实历史；而且还把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写成是古代的。

通常把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等古希腊科学家，在中世纪欧洲被重新发现，因而被作为“古典文明”的复兴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中世纪的人；或是，与“古代学者”相关的著作，都是中世纪写的或根据东方知识杜撰出来的。总而言之，被称为西方传统的知识系统，都是在中国和阿拉伯开始影响欧洲——包括东方知识与东方发明（纸、印刷术等）西传——之后，才被草创的。

科学史专家维果斯基（M Y Vygotsky）指出：“欧几里得的原创手稿产生于10—13世纪，他的《几何原本》问世于1457年（并非像通常所说的公元前300年）。该书配有‘罗马全景的’插图，被说成是‘古罗马’，但实际上则是中世纪罗马——请注意，图中的教堂是哥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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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457年首版插图。该图所画并非古代希腊、罗马或亚历山大城，而是中世纪的罗马城和哥特式教堂。

根据韦谢洛夫斯基（I. N. Veselovsky），所有的现代版的阿基米德的著作都是基于“已丢失”的15世纪的手稿。阿波罗尼奥斯的著作最早于1537年问世。

在17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于“古希腊”的了解都很朦胧（就是教会讲了一点）。17—18世纪，学者们根据已经杜撰成型的罗马编年，开始重建“希腊历史”，而对希腊地区的真实过去则是严重歪曲。当时，雅典没有像样的建筑，“雅典卫城”是奥斯曼帝国所建的防御城堡，“帕特农神庙”原本只是军火库。

通常认为，巴比伦城位于现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但一些中世纪记载则完全不同，例如《塞尔维亚—亚历山大》一书称，巴比伦位于埃及（这本书还讲到，亚历山大大帝死于埃及，但现代的历史书说他死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而言之，我们查阅到，巴比伦是个希腊人的聚落名称，位于埃及金字塔对面的巴布尔（Babel），在中世纪，常和开罗混用。罗马也被叫过巴比伦。中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把巴格达叫做“巴比伦”。然而我们考证是，“古代”巴比伦就是典型的中世纪哥特人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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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of the mythical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by Maerten van Heemskerck (1498–1574), published in 1572.）

关于巴比伦及其所在的地点，中世纪有许多说法。这张最早的图画（远处是“空中花园”），成为后来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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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有關耶穌的記録(Testimonium Flavianum)。证明耶稣生活于公元1世纪。但实际上约瑟夫的书和这画都是伪造的。福缅科院士认为，耶稣是中世纪的人。

第六部分 罗马编年史是欧美的世界编年史的经纬

让我们简明扼要地介绍，当今流行的古代与中世纪编年史的来龙去脉。现今的全球编年史是由17—19世纪的欧美史家所精心打造，而建立起来的。〔因为没有现存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编年，例如像中国的二十四史——译者。〕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是根据号称是古罗马《儒略历》（julian calendar），来推算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日期（实际上是把中古教士所积累起来的神学传奇与周遭事件，加以“科学化”）。那就是，以中古材料为基础，以《儒略历》为时间轴线和以最先完成的“罗马编年”为经纬或参照，把陆续“发现”的文献和文物及其注释，系统化与逻辑性地充实进去，从而形成了浩如烟海之“洋洋大观”。并且，所有的被西方学者“发掘”出来的其他文明，无不根据《儒略历》安排它们的“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列于古罗马之前、之后或并世。换句话说，罗马编年史是全球历史的“脊柱”（spinal column）。

16—17世纪，斯卡利杰、佩塔维斯和别的神职编年史家利用当时的“神喻”和“周遭”，草创了古代编年史

现行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是被草创于——其大部分内容被略述于——16—17世纪的约瑟夫•斯卡利杰（（Scaliger, Joseph Justus，1540—1609年）的著述中的，因而他被现代历史学家波克曼（E. Bickerman）称为“近代的科学编年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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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卡利杰对编年史/年代学（chronology）贡献。堪称卓著。他的代表作有两部：1.《论日历和断代方法的改进》（1583）（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 /英文：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Time）；2.《年代学词典，包括欧色比乌斯·帕姆费里的年代记》（1609）（Thesaurus temporum, complectens Eusebi Pamphili Chronicon / 英文：The Thesaurus of Time, Including the Chronicle of Eusebius Pamphilus. 据称，该书重建了欧色比乌斯记载的早期基督教历史，按照年代先后整理了古代希腊拉丁语残留文献的顺序）。

约瑟夫•斯卡利杰的著述体系的大部分内容，被戴奥尼夏·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作了整理和总结。后者的名著是《关于年代的理论》（De doctrina temporum, Paris, 1627年）和《时间的理性》（Rationarium Temporum, 1652年）。

格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Gerhard Friedrich Miller, 1705—1783年）在18世纪，按照斯卡利杰的模式修订了俄罗斯历史和编年。

基本的古埃及的历史编年的全貌，是通过基督教编年史作者的制作，而呈现给我们的。据说，他们采用了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曼涅托（Manetho, 4—3世纪/公元前）所纂集的“埃及国王列表”，实际上只是几句话被基督教作者引用了而已（并且曼涅托是何许人也，无法查证，并且其人名字也不是埃及人）。

【维基百科：曼涅托，亦称曼内托。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曼涅托把埃及历史划分为30个王朝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这种分期法有一定的准确性，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沿用。】

由此，现在通行的关于“古典”和“中古”的编年史，可以被称之为“斯卡利杰—佩塔维斯版本”（Scaliger—Petavius Version）；进而，我们也可以简称为“斯卡利杰编年史”（Scaligerian Chronology）。斯卡利杰和佩塔维斯在16—17世纪提供了古代编年的时间表，却没有给予任何合理的解释。然而他们也的确具有“神圣的理由”，即：“神学传统”——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都是神学的附庸，它是由神职学者来撰写的。

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编年史是假历史的，而在此之前则完全没有记载。今天的历史学家们都相信，优西比乌（Eusebius）和哲罗姆（Hieronymus）两人奠定了编年史的基础，据说是在公元4世纪完成的。极大的可能性，他们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不会更早（值得注意的是，优西比乌画像，其服装款式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代的）。

【维基百科：优西比乌（Eusebius Caesariensis 生于约260年或275年—可能卒在339年5月30日）是巴勒斯坦地区的该撒利亚（即该撒利亚 Palaestina）的教会监督或主教。由于他对早期基督教历史、教义、护教等贡献，他被一部分后人认为是基督教历史之父。】

【维基百科：哲罗姆，天主教译圣热罗尼莫或圣叶理诺，也译作圣杰罗姆（约340年－420年，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是古代西方教会领导群伦的圣经学者，公元340年生于司垂登的一个基督徒家庭。哲罗姆很早就显露出对藏书的热情，并建立了古典晚期最卓著的私人图书馆（由学生时代的异教文学经典开始，逐渐包含大量的基督教圣经与神学作品）；他在罗马接受教育，去莱茵河边寻求仕途，并在皈依苦修理念后前往叙利亚的荒漠地区苦行，晚年时（386年－420年）定居于耶稣的出生地伯利恒，过苦修隐居的生活。在早期的拉丁教会他被尊为四位西方教会圣师之一，这个约定俗成的称号后来被教宗鲍尼法八世列为正式头衔。哲罗姆是最有教养，最有学问古教父当中的一位，也可说是古代西方教会中最伟大的学者。】

严厉批判基督教伪造历史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德温·约翰逊（Edwin Johnson, 1842–1901年）指出：“比编年史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实际上更接近希腊和罗马。”按照福缅科院士，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对中世纪的发生的事的离奇发挥。按照莫罗佐夫教授，全部的“古典时代”都是中世纪的缘起。

教会带头伪造历史，影响深远，罄竹难书

近代以前的西方，唯一掌握文字的少数基督教僧侣在黑暗中伪造历史。美国基督教新约历史学者巴特·叶尔曼教授指出：早期基督教文献的最大特色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伪造的。在第一世纪幸存下来的文献里，仅两位作者是正确的名字；别的基督教文献要么是匿名，假的冠名，要么是被伪造的。……如此历史现象值得更充分的研究，这不仅关乎神学，伪造的文字最终都被当成是经文；而且它们广泛地参与古代文化的实践主流之中。如果我们不把它们置于欺骗的环境中，殃及希腊—罗马，包括犹太教染指的部分；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伪造争论。

在仅有少数基督徒垄断文字、而社会基本上是口语交流的蒙昧时代，很多传说中的名人轶事，都被教会按不同教宗的意旨和不同时期的要求，作言造语；稍后的学者们凭借纸与印刷，把泛世界的新资料整理而充实其中。迈克尔·科斯比教授说：伪造者杜撰名人手稿。在保罗时代，编造名人所著的文献有各种原因。有些人是为钱。有些人要促进某种思想，他们将书籍冠以响名来吸引读者。如果是无名之辈写一本哲学书和宗教书，就会无人问津；但若宣称是柏拉图或西塞罗所著，则必洛阳纸贵。

美国学者约瑟夫·惠利斯(1868-1950) 在其所著《基督教伪造历史》书中指出：它的权柄和辖区被牢靠地建立在伪造的基础上，以编制教旨来伸张其精神权力，杜撰圣人和殉道者的生事。建立如此宗教，一种新型的异端，叫做基督教；以欺诈和伪造古籍经文来树立起优越性与主宰权。在1千5百年中，几乎每一个它宣称的主要文件，都是伪造的，伪造圣者、文物、殉道者和各种奇迹。

惠利斯进而揭露，西方古代史主要是基于对史前社会的荒诞记载，在加以发明和杜撰，而逐渐充实起来的。他写道：我们可以捕捉一种价值观，它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作家的精神过程；其所描述的事件，真的或荒诞的，都作为“历史”的记录。那些历史文学的拓荒者生活在淳朴、诚信的草昧时代，然而简直是不可信、不可能发生的事，统统构成了完美的历史，竟被无评判的接受。传奇的话题、相传和迷信的故事、神话、民俗和寓言，“一句话，每一件事似乎都印证过去”。它们构成了早年历史学家的原始材料。《圣经百科全书》对于原始的历史学——希伯来的和民族类的——作了这样的描绘：“像希腊纪事作家的资料诸如诗歌、家谱、有代表性的氏族社群、部落和各种地方传统，为《士师纪》提供了大部分的内容，外国神话、民族起源、民俗技艺和寓言，一句话，每一件事都似乎印证过去。对我们来说，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

现在不用说《旧约》和《新约》是圣典，还是被杜撰的文学；无数的以想象方式形成的古代作者的历史文献，全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古典”，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约瑟夫斯（“犹太史”）和李维（“罗马史”）等人著作，都应该尽早作废。想象的古老历史的最根深蒂固的形式之一是犹如今天的文学作家那样地发明讲话和整篇演讲，真像古人亲口吐出，他们如实记录。

“如此演讲，像我们在修昔底德的书中读到的，我们肯定地断言，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记载。李维所产生的从古罗马国王、执政官和将军的口中说出的话，仿佛他是现场听众之一。（黑格尔：《历史哲学》）。”

伪造历史，乃西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它开风气于中古基督教，臻于成熟于文艺复兴，登峰造极于18—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从而锻塑出垂数千年的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泛西方的“千禧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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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的文字：】The Fake History of World. 杜撰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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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Jews had been living in Egypt for centuries as slaves, surely they would have noticed the pyramids and the Sphinx? Strangely, neither of these great architectural wonders of the world are mentioned even once in the Old Testament!《旧约》中有“出埃及记”，但整书未提及金字塔和人面狮身（世界奇观）。按照福缅科院士，《旧约》是在中世纪被杜撰的，实际上，杜撰者们只知道“埃及”名字而已，根本没去过那里。

耶和华的名在红海显为圣（包含《出埃及记》第13章第17节参-《出埃及记》第15章第21节参）：以色列人从疏割起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路，夜间则以火柱光照他们。法老的心刚硬如故，遂带领车辆军兵追赶他们，一心要在红海把他们一举消灭。摩西安慰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稳！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出埃及记》第14章第13节参）耶和华使海水分开，露出干地使摩西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安然到达对岸。法老的大军尾随不舍，结果复合的海水把他们全军淹没溺毙。圣经的第一首胜利之歌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欢乐表达得淋漓尽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柏拉图及其著述都是中世纪杜撰出来的。其中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在柏拉图最晚年的著作《克里特阿斯》(Critias) 和《提迈奥斯》(Timaeus) 两本对话录中都有提及。在柏拉图的提示中，有这样的话：“在梭伦九千年前左右，海格力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岛，从那里你们可以去其它的岛屿，那些岛屿的对面，就是海洋包围着的一整块陆地，这就是‘亚特兰蒂斯’王国”。当时亚特兰蒂斯正要与雅典展开一场大战，没想到亚特兰蒂斯却突然遭遇到地震和水灾，不到一天一夜就完全没入海底，成为希腊人海路远行的阻碍。

第七部分 西方没有科学传统

西方在近代以前没有科学，也基本上不使用文字。西方的文字、科学和文明，应该都是四大发明西传和1492年之后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换句话说，中华文明和受其影响而起的阿拉伯文明——作为“中学西被”的中介，两者叠加向西传播文化与科技，从而产生了“西方文明”。此须说明：近代以前的欧洲不仅不能产生科技，而且也不能承受外来科技；它们造成了宗教失控，人神火拼和族群吞噬。在十字军无功而返之后，欧洲深陷数百年危机和战乱，趋于毁灭；幸亏诸多西传的中国科技之中的几项——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加上先前摧残本土的火药，使得西方人“发现美洲”，而疏解内部，嫁祸于人。殖民扩张使其内部变得宽松和财源滚滚而来，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奠基其科学与工业革命，中国文化奠基其人文与俗世文化；仅在此情况下，欧洲才首次有了“文明”——而且是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文明”（当然，西方的地理环境——确切的说，是被中国技术提升起来的最具战略意义的“海洋地缘”——是西方崛起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作为“文明的暴发户”，西方自然而然地要“认祖归宗”，而打造其“无比优越的传统”，旨在理所当然地主宰其余世界。

荷兰学者多丽丝·杰登斯基说：近代西方（文明）是缘起于东方古老文明的“暴发户”（upstart），它在这个基础上的科学发现和应用发明，只是人类历史中的浅层装饰，缺少智慧的道德根基。西方给予人类的，全是在资本主义好战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物质主义。当西方文明因其权力欲望和无限贪婪、而自体破坏的时候，世界必将转向现在被它所鄙视的传统智慧的东方。东方将使地球持续下去！

西方的科学史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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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狄斯·托勒密

赫赫有名的《天文学大成》实际上是中世纪（后期）的作品。但是，通常它被相信是克罗狄斯·托勒密所著（Claudius Ptolemaeus，约90年—168年），他被说成是（埃及）亚历山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现代历史学界确定他的生平是公元2世纪。

根据天文学历史的专家的研究，托勒密这个人——正如其著述——在历史中是“陌生”的，他的同时代的人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人其事的历史记录。按照（正统的）“斯卡利杰编年史”，《天文学大成》成书于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的之下（公元138—161年）。我想阐明的是：真正的书写文字的时代，是文艺复兴这个划时代的历史阶段，而非古代（正统学者们在这方面过分夸大了“历史”）；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纸张和羊皮纸（写下一本书的用量）都是极为昂贵的。（此须说明，“文艺复兴”这个名称和观念都是事后“赋予”它的）。

福缅科院士说：“正统学术界把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天文学大成》说成是公元150年左右的著作，被当成‘古典历史学’的基石；但实际上，它是在16—17世纪被编篡的。”

意大利学者乔治·斯特拉诺指出：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完全是假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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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意大利教授马尔科·贝雷塔和玛丽亚·孔福尔蒂指出：关于近代早期的科学（著述）的杜撰，迄今为止，尚未展开充分讨论。但无论如何，（文艺复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是伪造和欺骗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是普遍的学术杜撰的甚嚣尘上；唯有法国的有识之士让·哈尔端，于17世纪晚期惊世骇俗地宣称：所有的古代文献和遗物，都是一伙神秘教士于中世纪晚期伪造或拼凑出来的！

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已沦为伪造的方便的平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是未知王国，因而充满着欺诈的陷阱。……伪造（历史）可以被政治、宗教和思想所利用，来宣扬国家的、种族的和传统的骄傲；所以，广泛地伪造历史和文献已是不言而喻的。

在近代早期，伪造的古代文物，诸如古代宝石、雕塑和瓷器，是司空见惯的；意大利并不缺少专门的工匠，来满足新兴的欧洲社会的“认祖归宗”的需要。

（科学史）的骗局屡见不鲜，尤其是发生在动物学、植物学、地球科学、解剖学、炼金术和化学等学科中；如前所述，它们广泛地或松散地被联系到“古典”。假的文物和图画已被买、被收集和被展览，它们皆归属为“传奇”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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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百科全书介绍 克罗狄斯·托勒密

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地心说”的集大成者，生于埃及，父母都是希腊人。公元127年，年轻的托勒密被送到亚历山大去求学。克罗狄斯·托勒密克罗狄斯·托勒密在那里，他阅读了不少的书籍，并且学会了天文测量和大地测量。他曾长期住在亚历山大城，直到151年。有关他的生平，史书上少有记载。约公元90年生于埃及的托勒马达伊，曾在亚历山大城居住和工作，168年去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天文学大成》（13卷），是根据喜帕恰斯的研究成果写成的一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主要论述宇宙的地心体系，认为地球居于中心，日、月、行星和恒星围绕着它运行。此书在中世纪被尊为天文学的标准著作，直到16世纪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发表，地心说才被推翻。另一部重要著作《地理学指南》（8卷）是古希腊有关数理地理知识的总结，主要以马里努斯的工作为基础，参考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资料撰成。第1卷为一般理论概述，阐述了他的地理学体系，修正了马里努斯的制图方法。第2卷至第7卷列有欧、亚、非三大洲8100处地点位置的一览表，并采用喜帕恰斯所建立的纬度和经度网，把圆周分为360份，给每个地点都注明经纬度坐标。第8卷由27幅世界地图和26幅局部区域图组成，以后曾多次刊印，称为《托勒密地图》。托勒密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球整个已知地区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作线性描述，即绘制图形，并用地名和测量一览表代替地理描述。他在《地理学指南》中采用了波西东尼斯错误的地球周长数字，又在绘制陆地向东延伸中增加了误差。把有人居住的世界想象为一片连续不断的陆块，中间包围着一些海盆，并在地图上表明：印度洋的南面还存在一块未知的南方大陆（见古希腊罗马地理学）。直到18世纪英国探险家J.库克的探险航行，才消除这个错误。他在《地理学指南》中还提出了两种新的地图投影：圆锥投影和球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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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密总结了希腊古天文学的成就，写成《天文学大成》十三卷。其中确定了一年的持续时间，编制了星表，说明旋进、折射引起的修正，给出日月食的计算方法等。他利用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托勒密的地心体系腊天文学家们特别是喜帕恰斯（Hipparchus，又译伊巴谷）的大量观测与研究成果，把各种用偏心圆或小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的地心学说给以系统化的论证，后世遂把这种地心体系冠以他的名字，称为托勒密地心体系。巨著《天文学大成》十三卷是当时天文学的百科全书，直到开普勒的时代，都是天文学家的必读书籍。《地理学指南》八卷，是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的说明书，其中也讨论到天文学原则。他还著有《光学》五卷，其中第一卷讲述眼与光的关系，第二卷说明可见条件、双眼效应，第三卷讲平面镜与曲面镜的反射及太阳中午与早晚的视径大小问题，第五卷试图找出折射定律，并描述了他的实验，讨论了大气折射现象。此外，尚有年代学和占星学方面的著作等。

第八部分 中古淑女与欧洲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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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发现“冰山一角”

前几篇已经披露：西方历史（希腊、罗马、中古）和“泛西方”历史（几大“文明古国”），都是被伪造于：A.中古后期教士→B.文艺复兴的人文学者→C.近代的“欧洲中心论”。换句话说，西方的或盛行于今的历史知识体系（它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学、科学史及社会科学），是怎么来的？是如下的“三步曲”：1）“始作俑者、开风气先”于中世纪基督教伪造“新约”、“旧约”及其相关历史；2）服务于“神的中心主义”；3）“相反相成、变本加厉”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虚构和编造有关“俗世、异教”的文献；4）“登峰造极、伪史大成”于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的高峰期：西方谱系（古典与基督教）和西方祖脉（文明古国）。归根结底，是极具生命力的中华文明派生和变异出近代西方及欧美文明的。“文明的暴发户”为了认祖归宗，早在中古后期就开始利用“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来“绿化”其先前欧洲—地中海区域的无垠的文化荒漠。

最近，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最近发布的报告，该校一位女性教授在探索女权主义的历史源头时，察觉一些中世纪的“知识女性”都是被近代早期的男性学者虚构出来的；顺藤摸瓜、由表及里，她又挖掘出有关中世纪的史料很多都是基于诸如此类的虚构或无据可查的“传奇”。

按照通行的历史常识，中世纪欧洲的绅士（骑士）与淑女是令人神往的。但真实的情况则是完全相反的，那是一个前文明、非文字、半原始和充满人祸的社会；不仅不存在那般“英雄美女、才子佳人”之浪漫，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教士和贵族——都是文盲，甚至“一千年不洗一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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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伪造的中古才女

波拉•芬德伦（Paula Findlen）女士是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她一直在收集欧洲中世纪的妇女传记。然而在此过程中，芬德伦却发现，学术界所公认的“中世纪的知识女性”，实际上全都是被15—18世纪的作品所虚构和渲染出来的。通过深入考证文献，芬德伦又发现这些近代早期的作家，都是如此钟情于中世纪的妇女，以致他们时常编造这类的故事。

在她认真探索这些故事的内容时，芬德伦得知，它们从一个到另一个的史实全都是被伪造的。这些被描绘出来的女性通常都属于地方史，她们都被想象与某些重要机构有联系；她们有的被赋予法律学位和教授资格，这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

芬德伦判断，这些被修饰的传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女权主义的起源（其人物和事件都属于中世纪的，实际上是近代早期）。

“近代早期的伪造者们利用有关中世纪的女性故事，来为其同时代的女性索求，来创造一个先例；即：通过招魂于过去，来为他（她）们自己的时代‘主持公道’。”芬德伦说，“尽管这些中世纪女性的存在，都是不确实的；但是，那些作品的内容（作为文献）都已贡献于历史科学了。”

芬德伦从博洛尼亚开始调查，再追踪到其他的意大利城市（掀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也是伪造的西方史和世界史的“发祥地”。——引者），广泛收集资料；她观察到，这些被杜撰的故事都是不翼而飞，名扬天下，其主人翁——地方女性的形象——都得到了国际认可（就像无中生有的法兰西“女英雄”贞德一样。——引者）。

芬德伦叙述她如何透视那些被推测的历史，她说：“这是一个工程（项目），探索近代早期的‘中世纪研究者’是怎样发明了中世纪的历史，对过去是如何进行盖棺论定的。”

芬德伦的即将问世的著作，题为“杜撰的中世纪妇女：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记忆和伪造”（Inventing Medieval Women: History, Memory and Forgery in Early Modern Italy）。在书中，芬德伦特别追踪亚历山德罗·马基亚维利（1693—1766年, Alessandro Macchiavelli）,一个18世纪的律师，出生于博洛尼亚的家庭；他热衷于寻找证据，来提高博洛尼亚这座城市的威望，说它是“女性的天堂”（paradise for women）；他还创造了她们的传奇，并以脚注详解之，说：有许多才貌双全的中世纪女性——包括举世闻名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都来自博洛尼亚。根据芬德伦的研究，马基亚维利亢奋地伪造中世纪女性的传记，来抚慰他自己所迷恋的“女神”。

〔按：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年），据说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维生的女性作家。芬德伦教授的研究表明，这位中世纪的知识女性是被杜撰出来的。〕

事实表明，这些虚构的故事塑造了博洛尼亚的知识女性的中世纪起源。芬德伦原先是寻找这方面的历史线索（原始资料），但一无所获；结果却查出全是用近代资料来编篡出来的中古历史。

人们后来才知道亚历山德罗•马基亚维利是个伪造者，但他确实是用这种方式呼唤当世来关注妇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基亚维利展示一个近代早期的古怪的“男版的女权主义”。芬德伦还说，他也确实对于开启中世纪历史这个学科，做出了很大贡献；因为当他伪造文献的时候，他需要广泛的档案知识和精细的历史方法。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是一个重要学科，西方人在17—18世纪“开发”相关的文献领域，以此来确定中古的基督教欧洲的“真实状况”。

“想象出来的博洛尼亚的女性！”芬德伦指出：“（文人们）美化中世纪的淑女来增强他们所在城市的声誉。”例如，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学者，很想知道该城的知识女性的“假定传统”（presumed tradition），就情有独钟地溯源于劳拉•巴斯的中世纪的相关源流。近代早期的劳拉•巴斯（Laura Bassi, 1711—1778年）是博洛尼亚涌现出的欧洲第一个女教授（1732年的博洛尼亚大学）。按照伪造者的意图，劳拉•巴斯只不过是再现那无与伦比、无以媲美的“地灵人杰”而已！

在被虚构的中古知识女性之中，芬德伦（和大家一样）首先就想到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约1364—1430年），这个被说成是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的女儿，她以赞美女人而流芳后世。像在她的“名著”——《城市俪人》——中，克里斯蒂娜沉思其意大利的文化之根，渴望过去，从中启迪她的灵感：“这个世界的何种成分塑造了自己，而让其他妇女分享其德厚流光。”芬德伦说，这个灵感包含着真理的内核，但毕竟是后人“发明”来填补“她的”著述；这样一来，克里斯蒂娜这个人物形象提供了一个起点，令世人青睐博洛尼亚的知识女性的历史，它愈益展开于（文艺复兴）以后的四个世纪。

“我们要从历史获得什么？”芬德伦的项目重审我们描绘过去的冲动。“一些老生常谈的传奇，不是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又说，“尽管如此中世纪的妇女传记都是假的历史，但这些不可靠的证据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部分史料。在编篡妇女历史的过程中，14—15世纪以来的相关学者的原始冲动是，‘创造’和‘积累’主人翁的传记。”

正视她的工作所具有的广泛的冲击性。芬德伦说：“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提供一扇透视‘被发明出来的历史’的窗户；以对意大利的个案研究，来辨明为什么近代早期的欧洲人会这样怀旧于他们的中古先辈。”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愈益关注文献历史（相对于以往的传奇）。他们感兴趣于（他们的）历史可能是怎样的，但他们更感兴趣于历史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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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作为通行历史中的欧洲第一个才女

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欧洲中世纪作家，她极力反对中世纪艺术中对女性的污蔑和偏见，她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以写作维生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体裁多样，有诗歌、小说、史诗、传记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育、伦理、女性问题等诸多方面，是中世纪法国宫廷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到很多国家，影响甚远，尤其是她的妇女观；对法国宫廷的女性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上层的女性，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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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 著作 中文版

〔人物简介〕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365—1430）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城。她的父亲托马斯是一位占星家，也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议员。在克里斯蒂娜出生之后，父亲接受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邀请来到巴黎，担任国王宫廷里的占星家。克里斯蒂娜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她有机会博览宫廷图书馆大量古典文学的手稿，因此，她对古希腊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非常了解，并且掌握了很好的语言才能。

15岁时，克里斯蒂娜和宫廷法院的一位秘书结了婚，育有一子一女。1390年她的丈夫跟随国王访问博韦，意外染病而亡。丈夫死后给他留下年迈的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还有一大堆债务，而她继承丈夫的遗产又遇到很大的困难，3 年后她开始创作爱情歌谣来补贴家用，宫廷中一位富有者被她作品中的女性想象和柔情深深吸引，后来他对克里斯蒂娜给予了资助。

从1393 年到1412 年，克里斯蒂娜的创作非常旺盛，写出了300 多首爱情歌谣和短诗。 1401 年到1402 年间，克里斯蒂娜参与了当时文坛上的一场争论。这场论争是关于13 世纪法国作家约翰·德·蒙的《玫瑰传奇》。《玫瑰传奇》讽刺了庸俗的宫廷爱情，并且把女性看做是罪魁祸首。克里斯蒂娜强烈反对作者使用的语言，因为它们充满了对女性的污蔑。这场争论由于克里斯蒂娜的参与而超出了文学语言的层面，成了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争论。通过争论，克里斯蒂娜树立自己知识女性的形象，她的影响也超出了宫廷的范围。在当时的一首民歌中，她被比作缪斯九女神的最流利者。

1405年，克里斯蒂娜完成了她的代表作《妇女城》。这本书一方面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教育女性如何通过自我学习而反抗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圣女贞德的传说》写于1429年，颂扬了法国女英雄圣女贞德。她在这部作品中暗示了自己文学生涯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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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和印刷术之前，不可能有这样的书和知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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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pying of books was also slow, tedious, and very time-consuming; it took years for a scribe to complete ‘a particularly fine manuscript with colored initials and miniature art work.’

（在纸和印刷术之前，教会用羊皮纸）制作成书的工作是非常缓慢的和乏味的，也非常耗时，历经数年，抄写员完成一个美好的手稿与彩色字母和微型艺术作品。而且是教会与神旨垄断文化。

西方的历史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是立足于“神的中心→人类中心主义→国族中心/自我中心”，参考《圣经》和神学编年，从自身之“躬逢盛世”来想象过往；再运用“科学手段”来印证（例如考古发现某物，就说“逻辑与历史一致”），牵强附会，隐恶扬善，编篡谱系，而古今一脉。西方历史学不是像中国那样，依据确定的文字、文献和它们所记载的事件、人物和时空，来形成编年体系。

第九部分 西方中心论的不列颠的历史

西方中心论的不列颠的历史轮廓如下：1.史前/凯尔特人→2.文明/罗马—不列颠→3.盎格鲁—撒克逊→4.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王室与贵族统治→5.近现代英国〔实际上，第2阶段不存在；第5阶段以前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前文明、非文字、无历史和半原始。〕

西方历史称：罗马—不列颠（不列颠尼亚，Roman Britannia）隶属于罗马帝国领土之“不列颠尼亚行省”，即：从43年至410年大不列颠岛被罗马帝国占领的范围，包括英格兰的大部分与威尔士。罗马帝国入侵前，铁器时代的不列颠已经与欧洲本土有着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罗马入侵者从欧洲引进的农业、都市化、工业和建筑新发展今天仍然有迹可寻。

“罗马—不列颠”是在毫无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凭空想象出来，然后又借用“科学考古”来填补空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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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进军不列颠。

关于伪造这段历史的缘由，F．荷斯利兹教授在其所著《想象的罗马—不列颠》一书中写道：“如果要研究英格兰和英国人如何会有今天，那我们首先要认真学习不列颠被罗马占领的那段历史。”

1858年一个英国“怀古主义者”的这段箴言，在维多利亚盛世的许多英国人的心中共鸣：当今世界（不列颠霸权与日不落帝国）与往昔的罗马岂不相关（同构）。19世纪中叶，虽然有一系列学术偏好倾注于罗马城和罗马帝国，但很少把“罗马—不列颠”作为英国自身历史来专门研究。

在研究“罗马—不列颠”时，（因为没有关于“罗马—不列颠”的文字记载，）古典文献原本是作为主要证据的学科权威，此时却备受勃兴的考古学（成果）挑战；因而，“罗马—不列颠”逐步被观念化。然而，仅有极少的例外，诸如在巴斯的浴池和在博格诺的“罗马别墅”；整个来说，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能找到与罗马相似的古代遗址或碎片（例如竞技场），几乎没有。尽管如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大规模的挖掘土方则使“罗马证据”层出不穷。以前所依靠的“古典文献”（查找不到“罗马—不列颠”）令英国人失望：古代的不列颠即使曾被罗马统治过，也是偏远荒岛，不列颠人是野蛮的或未开化的。而今，考古成果最能说明：“罗马—不列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对其自身、对罗马帝国都是很重要的，它影响了英国民族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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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征服不列颠

早先，“罗马—不列颠地图”丑闻（De Situ Brittaniae），把英国伪造“罗马—不列颠”的热情推向了高潮。英国人对此情有独钟，以致丑闻暴露以后，而“罗马—不列颠”则方兴未艾。

根据马克·琼斯的介绍，1747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发现，那就是：在丹麦教英语的英国人、24岁查尔斯·伯特伦（Charles Bertram, 1723—1765年），宣布获得一本古代手稿，附有一幅地图，冠名于“不列颠地图”，显示着罗马—不列颠的社区和道路的布局。这个发现使英国“怀古主义”的时潮达到巅峰，而无比兴奋；因为该地图上的多处罗马路标，说明古代的不列颠曾是“罗马行省”，这是英国人以前闻所未闻、却又梦想成真的。然而实际上，这是一桩“世纪诈骗案”。其原委是：起先，伯特伦写信给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年），通知这位英国牧师和著名的“古典学者”，说自己手上有关于“罗马—不列颠”的手稿与地图。在斯蒂克利牧师的热情鼓励下，年轻的伯特伦花代价、很认真地做出它们的副本，然后呈递给斯蒂克利。原件从未拿出来，也没有人看过它们。

斯蒂克利随之发表了专论，将地图“理论化”，说它被制作于14世纪威斯敏斯特的修道士之手，他名叫理查德·赛伦塞斯特。

一百多年都无人置疑（讽刺的是，受宠若惊的伪造者伯特伦，以其42岁的壮年，与其举荐人斯蒂克利，同死于1765年）。直到两人死后许多年，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韦克斯（Friedrich Karl Wex, 1801—1865）发现，这个手稿的大部分内容是抄袭几种16世纪的资料的。进而，在1866年，B.R.伍德沃德和J.E.B.梅尔发表文章，揭露这张“罗马—不列颠地图”是伪造品，是从凯撒、索利努斯、塔西佗、卡姆登和别的名人书中拼凑出来的。事情真相越来越明显：伪造者伯特伦仅是业余水平，而斯蒂克利则让他名满天下。

另外，这桩诈骗案的辩护人、身为牧师和古典学者的斯蒂克利，是专门伪造西方历史的共济会成员，他也是史前的英国巨石阵的“确认者”。那么，巨石阵是不是假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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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考古现场想象出来的。
          

董并生在其所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中指出：古希腊—罗马和罗马—不列颠都是虚构出来的。他对笔者的文章增加如下内容：

英国伪造历史最多。原因很简单，一群海盗，凭借东抢（东印度公司）西夺（西班牙北美殖民地）的本事，坚船利炮打造出来日不落殖民帝国的规模（英国本土面积的138倍），号称历史上最大帝国（堪比古罗马，却又登峰造极）。如果它不虚构一个辉煌的过去，却能“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称霸世界；而且恐怕别人学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仅仅依靠力量，霸权的受害者和挑战者，都是很容易逆转的）。 

结果还是不济事，由于殖民地利益的争夺，导致20世纪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英帝国一路衰败下来。如今只剩下对其所虚构历史的怀旧之情，在其中寻找慰籍。要想再回到原来大英帝国的时代，也没有可能。 

问题是，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北美十三洲，如今混到一国独大，企图靠继承过去英帝国大宪章的衣钵，继续罗马式帝国主义的光荣美梦，再加上受蒙蔽的中国人对其顶礼膜拜，似乎还要苟延残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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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出来的罗马行省

第十部分 结束语 – 有关历史的名言

1）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贝内德托·克罗齐（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Benedetto Croce）。

2）“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乔治·奥威尔（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George Orwell）。

3）历史竟是如此谎言的集合，即它们是由不存在的人物所讲述的从未发生的事。——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History is a pack of lies about events that never happened told by people who weren't there.）  

4）人是具有历史感的动物，对其过往有着深深的情结：如果他不能用一个清晰的和真实的历史来整合它，那他将会用含糊的和伪造的历史来成全之。——杰弗里·巴勒克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