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类毛文革， 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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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 点击:纪录片《我虽死去》   王容芬

  一具中年女尸，凌乱的灰发，浮肿的面庞，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残留

着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满扎伤血痕，双腿大面积淤伤，双腿和两足浮肿。

死者名卞仲耘，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

1966年8月5日死于该校校园，时年50岁。

死者的丈夫王晶垚先生当晚9时左右回到家中，接到学校通知他卞仲耘受伤被送邮电医院的电话。王先生当即带着3个小孩子赶往医院，长女王学随后知道了也赶到医院，一家人看到的却是亲人遍体鳞伤的尸体。

在医院里，王先生与女附中革委会红卫兵代表发生争执，拒绝解剖尸体，因为对方明显要将死因归于死者生前患高血压、心脏病。

医院屈服于在场红卫兵的压力，在死亡证明上写了“死因不明”。

在王先生一再坚持下，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刘进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

刘进和其他6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宋彬彬。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买了一架照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尸体照片，全身的，半身的，头部的。尸体火化时，王先生拍下了焚尸炉烟囪里飘出的一绺青烟，那是亡妻的冤魂。文革结束后的30年里，王晶垚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卞仲耘申诉，状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投诉有门，但告不动刑犯。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不予起诉决定书”以事件逾期为名，拒绝立案。王先生继续上告了9年，一直告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答复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同样理由拒绝立案（1989年4月2日高检字第101号）。王先生在这份堂皇虚伪的红头文件背后写下对中国法治的评价：

“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

 黑白分明的罪恶 
     2006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走进和王晶垚的家和案发地女附中校园。
    打开一只旧皮箱，里面有：一个二寸见方的小盒子，盒子里一把华发、一块手表，指针停在3：40，金属表带扭裂了；一件皱巴巴的血衣，背后的墨迹依稀可辨 “打倒”俩字；一条同样皱巴巴的内裤，沾着失禁的粪便；一条满是泥土和血污的裤子，一双溅着血迹的袜子，一些曾经用来擦拭伤口的纱布块。再加一架老式相机，一封匿名信，这些和5位证人，共同为40年前那个集体谋杀案作证。胡杰拍完，剪辑成66分钟的纪录片《我虽死去》。

毛皇的暴力

影片里，王家长女王学压抑着悲愤，平静地陈述1966年8月5日晚上在邮电医院所见母亲尸体上的致命的伤痕：

“母亲头上右后方有一个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个血窟窿，血还在往外渗……回家后，父亲看到从医院拿回来的母亲内裤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头趴在凉席上，席子被啃烂了一大块。”
      残酷的批斗是8月5 日下午两点开始的，当年女附中学生王友琴说，卞仲耘等5位学校负责人跪在大操场的台子上，她听见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
     林莽先生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已经是全副武装，个个手持木棍或木枪，木枪是民兵训练用的。她们一律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5位学校校负责人被她们押着游斗，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一手拿铁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儿，脸上涂满墨汁，只看见两只眼珠子，张口喊时露出白牙。

红卫兵强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砸烂我的狗头！”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复复来回来去喊。声音小一点儿，红卫兵的木枪和短棍就打过来。她后面跟着的副校长和主任们也都是墨汁浇黑了脸，手里敲着破脸盆、铁簸箕大声号叫。他们的嗓子越喊越哑，红卫兵的长枪短棍越挥越勤。

卞仲耘挨打最多，一个红卫兵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红卫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声大叫。几翻折腾，卞仲耘倒在地上。红卫兵们拥上来，骂她装死，好几只牛皮靴往她身上乱踢。红卫兵们踢累了才住脚，又喊：“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个大高个红卫兵便把穿着翻毛军靴的脚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剧的姿势。打累了骂渴了的红卫兵坐在一旁吃冰棍，嘻嘻哈哈狂笑。卞仲耘他们则要搬砖挑土运沙子，你搬过来，他再搬回去，劳动改造。卞仲耘迈不开步，一踮一踮地蹭。
  

 林莽再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东边女厕所外面。红卫兵带着他去那里，让他给卞仲耘找打扫厕所的笤帚。林莽看见卞仲耘的衬衫上有血，后来才知道，红卫兵打人的棍子头上全钉着钉子。卞仲耘已经站不住了，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王友琴至今记着那天宿舍楼白墙上的一大片血点子，还有一个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递给卞仲耘，她还没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双目紧闭。一个红卫兵朝她吼叫：“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个红卫兵去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头向她泼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林先生看不下去，去了他工作的图书室。 
      林莽最后一次见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门，也是红卫兵带去的。刚进正门，就看见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门台阶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浑身是水，抽搐不止。红卫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辆平板車。抬起来时，卞仲耘鞋里的水哗哗往下流。

      卞仲耘死在平板車上，身上盖满大字报，大字报上压着一把大竹扫帚。她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王友琴叙述了学生对校长之死的冷漠：“第二天早上，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听广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高三学生，也是红卫兵负责人之一，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卞仲耘死了。’教室里静了一下，有人说了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到别处。 死了一个人，她是牛鬼蛇神，她被打死了，根本不被当作一件事情，甚至不需要议论一下。”
        好在成年人明辨善恶，王晶垚的同事王来棣女士当时敢于同情他的遭遇，40年后敢面对镜头谴责红卫兵暴行，这在今天的中国还不多见，人们还有顾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位教师给王晶垚先生写的封匿名信：
老王同志： 
       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17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老卞同志就被活活打死。据亲眼看见的人说，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下跪，罚挑土，挑不动，就乱棒猛击头部、上身。她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刚蹬上第三曾台阶，她就一头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意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

师大女附中一教师8月8日2时
    那样的深夜，提笔为卞仲耘之死作证，需要何等勇气！40年后，胡杰找到了这位正直的女教师。她已经75岁，给胡杰讲述了当年卞仲耘被打致死的前前后后。打死卞校长那天，这位老师还去看望了胡志涛副校长，胡校长被打得14处骨折。但是她仍不愿暴露姓名，也不愿出镜发言，她说：“时候还没到。”
    

卞仲耘死于红8月，死于毛泽东释放出来的红卫兵暴力。

７月30日，毛泽东撤了刘少奇派到各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７月３１日，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由宋彬彬、刘进等红卫兵头目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临时权力机构，“筹备小组”四个字很快被忘记了，权力与“革命委员会”挂钩，成了校园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起暴力来。

王晶垚说，8月4日就开打了，用棍子打，那天卞仲耘回到家里，撩起上衣给他看背上的伤。他让妻子不要去学校了，出去躲一躲。卞仲耘却准备好了死，而且洗得干干净净去让她们打死。王晶垚说妻子不离开，因为她认为自己没问题，她要保持人格尊严和清白，绝然赴死。
     8月5日，副校长胡志涛一上午跑遍新市委等京畿衙门，要求他们出面制止红卫兵暴力，没有人理睬她。下午惨案就发生了，胡志涛本人也被打成终生残疾。
   

 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的那一天，

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休息时，他在报纸的一角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又过了13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第一次接见全国红卫兵。宋彬彬等40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蹬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给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毛泽东振臂高呼：“红卫兵万岁！” 

    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肯定了宋彬彬。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要武嘛”，

第二天宋彬彬以宋要武的面目问世，并参与决定给女附中改名 “红色要武中学”，

随后“要武小学”、“要武中学”跟风而起，从此红色恐怖笼罩全国。

王晶垚先生提到女三中校长沙坪和八中党总支书记华锦之死，这两位女士死得比卞仲耘还惨，

沙坪被逼喝痰盂里的水，在8月19日晚上和20日上午遭到毒打死亡，

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40天里，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了1700多人。

刘少奇的暴力
     即使工作组不撤，卞仲耘、胡志涛们也逃不脱厄运。王晶垚先生用那台照相机追拍了工作组治下的迫害。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呈报上级的“四类学校師大女附中领导核心排队的初步意見”，第一句话就决定了她们作为阶级敌人的命运：“师大女附中是北京市重点学校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揭发了领导核心的大量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初步排为四类学校。”理由是“学校领导权把握在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卞仲耘、胡志涛就是这样的人物，她们都被划为四类干部。四类是最坏的一类，是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意见书给卞仲耘定的罪状是︰“多年來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頑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收罗和重用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份子；极力向青年师生放毒，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搞宗派活动，培植个人势力；贪生怕死，追求低级趣味，十分欣赏武则天、杨贵妃、慈禧太后等荒淫無恥的私生活，有時讲话非常低级庸俗。划为四类。”凭着这些罪状，卞仲耘足以被开除党籍、公职，进而押送监狱或发配北大荒了。
    王晶垚先生拍下了工作组所说的“群众揭发”大字报和漫画的一部分。6月23日，外校教师袁淑娥带着100多个女附中的学生来他们家里贴大字报，从大门外贴到屋里，每张都有房门大。王晶垚从楼梯上拍下贴在他家大门上的大字报：“漏网的大右派，与前市委有密切联系的大黑帮份子，反共急先锋，对革命师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大混蛋，大恶霸，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这一张是“正书”，其它几张大同小异，除了政治帽子，就是下流的辱骂和威胁。
    大门外左侧墙上是毛泽东语录和空空洞洞的“严正声明”，右侧是骂杀：“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中四三”这张下面还有一幅名为“卞母猪的丑态”的漫画，画着一个猪身小丑，撅着屁股摇一面三角旗，上书“我是女混蛋卞”，“卞”字下面加一个带括号的“便”字。这些花季少女满嘴杀剐，辱骂人没有底线，她们的语言暴力与8月5日的行动暴力相映成黑。
    进到里面，每间屋的门上都糊了大字报。洗手间俨若私设的公堂，左边门框上“坦白从宽”，右边门框上“抗拒从严”，中间门上“老实交代”，下面是大字报：“警告卞毒蛇，不许你再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告诉你，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胆敢不低头认罪，我们就坚决专你的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大字报，就是抗拒革命。”
    卞仲耘卧室门上贴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头！告诉你，现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你他妈的敢动劳动人民一根毫毛，我们就宰了你！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门的另一面是：“你他妈的放老实点，否则饶不了你！”
    王晶垚房间的门上贴着：“卞狐狸精、母夜叉（卞仲云）你休想回家逞凶!在学校，你这个堂堂的大校长，总支书，早就被同学斗得威风扫地，在斗争会上，在革命师生的讨伐声中，索索发抖，猪毛蓬乱，头顶破筐，猪脸发紫，两腿发瘫，手捧高帽，冷水淋头，口衔黄泥，如若落水猪。回到家里，穷撒泼，凶神恶煞，一付地主婆模样，任意欺压、虐待劳动人民，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师大女附中 中四.三” 中四三的女生使尽了糟践人的本事，却错字连篇，连校长的名字都写错了。
    她们连孩子们的房间也不放过：“警告卞母猪及她的猪崽子们，不许你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歹！”
    宪法保护的公民居住地，可是一个中学校长家里大天白日闯进100多人，肆无忌惮辱骂、威胁主人，这事发生在法制尚在的刘少奇治下，公、检、法都还没受到冲击。刘少奇留守京城主持执政党中央日常事务，未经法律程序，擅自派工作组插足学校，下令停课闹革命。国家主席不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挑头儿作乱，为毛泽东大乱天下决开大堤，洪水猛兽，不可收拾。
    6月22日，工作组主持召开了空前残酷的打人斗争大会。

袁淑娥一家三口上台，工作组听任袁揪住卞仲耘的头发发泄私恨。这些大字报是对斗争大会的补充，用以巩固打斗战果。
    6月29日，卞仲耘给派工作组下来的党中央写了一封呼救信，反映自己在批斗会上遭受的暴力和侮辱，举报了恶毒煽动的袁淑娥：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遭到了拷打和种种折磨。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没有说过的話，没有过的思想和意图，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不能承认。因此，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叫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突然遭受这样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没有吃饭，下午滴水没有进口，脸上身上汗流如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一再瘫倒，甚至晕倒在地上。这时，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头上浇，用手揪我的头发，把我从地上拖起来，还叫恢复原来的姿势。象这样，晕倒了，用冷水浇头，再揪着头发拖起来，共有三、四次。
    当我被折磨得最不像人样的时候，还有人给我拍了照片，大概还不只拍了一张。等到把我折磨够了，天快黑了，会快结束了，那个阴险恶毒的坏家伙袁淑娥又登台了。她感到用借刀杀人的办法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还不够解恨，竟敢直接揪我的头发，我对这个可耻的家伙进行了反抗。她一方面假惺惺地叫被她蛊惑、利用的学生们不要再打我了，说光打不解决问题，一方面更加阴险恶毒地煽动大家对我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继续进行揭发，以便证明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斗争大会一直开到七点多钟才结束。
    刘少奇的工作组6月3日进驻校园。6月2日宋彬彬、刘进、马德秀3人贴出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表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攻击校领导，与6月1日晚北大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只有不到十小时的时差。

工作组一进校门，就旗帜鲜明支持这张有来头的大字报，宣布女附中停课闹革命。

当时，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刘进的父亲是教育部副部长。

给毛泽东献袖章的时候，宋父已经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最高权力中心。

无论是刘少奇的工作组，还是毛泽东的文革，卞仲耘都逃不脱宋彬彬们的魔掌。皇家女校校长，不过是贵胄们的仆人，

在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世袭社会里，好汉豪女们处死他们的校长、老师是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