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容不下鲁迅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但一个迷信鲁迅的民族同样是愚昧的，这是辩证法的最好思辨例证。一个民族容不下鲁迅的苦口良药，这样的民族失去宽容的肚量；一个总是喜欢跪拜于鲁迅的崇高伟岸的阴影下，这样的民族也失去了思辨的胆量。一个失去肚量和胆量的民族必然催生荒唐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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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关乎个人与民族的素养及前途。顾名思义，思辨，思考和分辨。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学习分辨的过程。我们从刚出生便开始分辨父母和陌生人，分辨危险与安全，分辨酸甜苦辣咸。上学就是学分辨的学问，分辨错别字，分辨好坏，分辨文学的美丑，分辨数学的对错。学会分辨，然后才有思考，思考的能力决定了分辨的能力，分辨的能力进一步激发思考，所以才叫“思辨”。
幼童缺乏分辨能力，便容易被人贩子拐卖，但却有女大学研究生生却被一个文盲农妇给忽悠拐卖到一个山野乡村，这又是为何呢？那肯定是这个大学生的人生教育出了问题，学校和家庭从来没有教给她们学会思辨的能力。这样的学生学习成绩可能很好，毕业后甚至也能找到一个薪水福利不错的工作，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的人生一定会出大问题的。要么她情感生活中可能受骗，要么个人财产的安全性比常人大打折扣，要么饮食安全、健康保健被错误的宣传和广告忽悠，要么她的人生观会人云亦云……因为她缺乏思辨的能力。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缺乏思辨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振兴便会成为障碍，这个国家与世界文明会形成断裂，这个民族会长期与愚昧、专制同行。缺乏思辨的国民最容易被独裁者们忽悠，将痛苦当奖赏，将权力当做恩赐，只有愚昧的奴颜和媚骨，没有独立的大脑和铮铮的铁骨。
一个容不下鲁迅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但一个迷信鲁迅的民族同样是愚昧的，这是辩证法的最好思辨例证。一个民族容不下鲁迅的苦口良药，这样的民族失去宽容的肚量；一个总是喜欢跪拜于鲁迅的崇高伟岸的阴影下，这样的民族也失去了思辨的胆量。一个失去肚量和胆量的民族必然催生荒唐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浩劫，一个曾经有着辉煌五千年文明的国度至今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后茅。
为什么有人会被邪教忽悠而自焚？有人被传销忽悠得倾家荡产？因为有着很多赵本山这类善于卖拐的忽悠天才，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范伟这样的傻瓜太多。伪气功、伪科学骗了中国人很多年，连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都被忽悠了。那么钱学森算是伟大的科学家么？算，但也不算。从狭义的概念来说，钱学森算一个科学家，因为他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成果——原子弹。但钱学森又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因为他不懂得最基本、最常识的科学常识和哲学常识。钱学森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结论可能很多人反对。但一个有着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化学常识的人绝对不会得出“亩产万斤符合光合作用”的结论，他忘记了一个最基本最低级的常识——能量守恒定律。土壤不可能有足够转化为“亩产万斤”的微量元素和碳氢元素，也不符合植物生长的普遍规律，正如不可能培育出身高10米的巨人，除非改变地心引力。另一个证明钱学森缺乏科学素养的根据是，他时隔多年后又犯了一个巨大的祸延整个民族的错误——支持伪科学，这是缺乏科学素养的错误，也是缺乏哲学素养的错误，甚至是一个缺乏宗教常识的错误。伪气功的特异功能似乎证明了某种神迹，那么这岂不是证明了上帝和神仙菩萨重现人间？因此，所谓的伪科学特异功能研究可以算是人类科技史的一大丑闻。严格讲，钱学森属于“科技家”而不是“科学家”。科技家不同于科学家的根本区别是，科技家善于技术改造，善于模仿，但缺乏“发明和创新”的能力，钱学森的原子弹不能算发明，只能算照搬苏联和欧美的技术改造。科学基本素养的缺乏，导致了钱学森人生的两大不可原谅的错误——亩产万斤和伪科学神话，这两大错误对国家财政的浪费和民智的误导，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可能远远大于原子弹的贡献，因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号召力和权力，使得造成的损失愈加严重。
中国人有着世界近1/5的人口，但却迟迟无法获得诺贝科学奖项，这主要是中国人缺乏思辨的能力，缺乏科学的基本素养。中国科技界最擅长的是模仿和克隆，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改造”。事实上，即便名列科技前沿的两弹一星、神舟飞船都不能算中国人的发明，而是“科技改造”，或者是“克隆复制”。发明需要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依赖全民族思辨素养的培养。
鲁迅思想本该是教会国民学会思辨的，但当一个社会只允许跪拜鲁迅一种思想时，这个社会便丧失了思辨的能力；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本该有利于启迪民智的、有益民众科学素养普及的，但恰恰相反，当意识形态不允许民众对“思想权威们”产生任何质疑时，那么这样的科学家反而成为科学的敌人。
一个懂得思辨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制社会，奥巴马等竞选者便是辩手，选民是辩论裁判，选票是终审裁决。欧美民主体制下的官员是最善于辩论的，他们必须每时每刻接受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竞选更是短兵相接的辩才较量，在这样的全社会参与的大辩论中，民众在分辨狡辩、诡辩过程中，全社会的思辨能力不断提高。因此，发达的民主才有发达的民智。
如果一个国家的报纸和电视上整天是照本宣科的套话、假话、官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念经的没心没肺，听经的民众昏昏欲睡，长期以往，整个国民的智力都有退化的危险。打个比方，如果课堂上老师只会照本宣科的背书，并且不允许学生反驳、讨论、争论、辩论，只对学生无条件的灌输、灌输再灌输，这样的教育叫做应试教育和八股考试，这样的学生必然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创新的能力，造成脑力浪费和智力退化。如果有一代智力退化的学生，那么他们将来长大后哺育的下一代必然受不到很好的家庭教育，造成整整两代人的智力退化，最终造成整个民族国家落后于世界文明。所以中国人有句俗话叫“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很形象的诠释了智力退化现象。如果有富二代和官二代，自然也会有蠢一代、蠢二代和蠢三代，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愚蠢。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来分析，这叫“基因退化”。假如一个人长期不从事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他的肌肉会萎缩，骨骼会骨质疏松；假如一个民族长期养尊处优，这个民族的人种就会肥胖并疾病丛生。南太平洋的瑙鲁便是如此，瑙鲁人曾经非常苗条健美，但自从上个世纪发现了鸟粪磷矿，使得瑙鲁财源滚滚，人们从生到死都衣食无忧，也无所事事，不良的饮食习惯促使营养过剩，导致现在的瑙鲁人种就退化成为肥胖人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非常普遍，人均寿命下降。
假如一个人只看湖南卫视，那么这个人的思想会渐渐轻浮；假如一个人只看中央电视，那么这个人的思想会日渐老态龙钟；假如一个人只看江苏卫视的《非诚忽扰》，那么很容易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一个人整天看有害智商的电视能导致个人智力的退化，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几代人，那么几个电视台便能改变一个民族的人种基因。
中国人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但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却没有迎来中国人的现代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当代中国仍然是现代文明的后起追跑者。因为这5000年是没有思辨的5000年。尽管也曾经有过诸子百家等昙花一现的思辨时代，但相对于漫长的黑暗的言论禁锢来说，这远远不足以抵消长期退化衰败的民智状况。
应该说，中国人还是很善于辩论的，但这些大多是诡辩和狡辩，比如赵高的指鹿为马，还有儒家竭力辩护的君君臣臣。中国历代的极富才智的知识精英，他们倾尽一生的才智为专制政体诡辩和狡辩。《三国演义》中有很多这样的足智多谋、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辩之士，但这些辩才不是真正的思辨，而是大大有害国家民族的诡辩、狡辩，他们不分是非，不论对错，他们辩护的目的只是为自己的主人服务。即便是诸葛亮这样的足智多谋的辩才，他的才能又有多少是真正有利于“中华文明”的？相反，他们所辩的是“愚弄百姓“，他们所做的是”祸害中华文明“，致使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中国的孩子从小开始就被禁止辩论，在家必须服从家长，在学校要服从师长，在社会要服从首长。中国人不会思辨，只会辩护，他们只会为皇帝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辩护。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不到思辨的过程，孩子们的历史、政治课的参考答案都是唯一的，不能争论的。但很奇怪的，这些很缺乏思想的学生却常常被要求“思想要集中、思想要统一“，每篇课文都要让学生分析中心思想、写作思想，但给的答案却又是唯一的，不允许思想（便连《荷塘月色》这样优美的散文却总是让孩子们分析复杂的写作背景和革命思想）。不允许思想的孩子，长大后变成不敢想、没有梦想的一代。
我常常在家里给读小学的儿子有意识的制造辩论的机会。比如孩子喜欢打电脑游戏、吃零食，我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但只要不过分，也可以适当满足孩子的这种“人性的堕落“。但我会给孩子一个辩论的机会，不管用诡辩还是狡辩，只要他能说服我，我都会满足他这些小小的要求，毕竟连大人都难免贪玩、贪食的不良嗜好，何况孩子。不过我会给予孩子很严肃庄重的警告，我允许诡辩和狡辩，这是锻炼他的口才，也营造家庭活泼轻松的氛围，但我们必须知道诡辩和狡辩永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诡辩和狡辩只能在几种情况下使用：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的逗趣、幽默和调剂，对丑恶现象的以牙还牙的还击。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远离狡辩诡辩，堂堂正正、义正词严、逻辑缜密的科学思辨才是真正的辩论，也是做人的原则。一个人的一生总是依赖狡辩和诡辩，这样的人生是没出息的阴暗的人生；一个国家的电视节目到处充满权术、权谋、宫廷政变，却少有人文、科学和思考，这样的国民民智是可怜、可恨、可悲的。
培养孩子的思辨，可以培养孩子思考的习惯，训练口才，激发自信，有益写作能力。而思辨最大的益处是学会分辨危险和丑恶，保护自己，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真正的杂文家，必然是一个思想家。因此，仅仅以“投枪匕首“来形容杂文是不对，当我们用诡辩、狡辩来将杂文变成”投枪匕首“，那么这样的杂文将变成”为虎作伥的帮凶“，而不是真理和弱小的代言。
当一个社会，有着容忍争论的宽松氛围，才会有容许为真理辩护的胆量，然后才能养成民众思辨的习惯，最终才能起到开发民智、振兴民族的目的。二十一世纪是创新的时代，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动力，培养创新能力先从营造宽松的争论氛围开始。思辨应从允许争论、引导争论、提倡争论开始。有容乃大，大写的人，大人物的大，大中华之大！这才是真正的精神强大！
幼童缺乏分辨能力，便容易被人贩子拐卖，但却有女大学研究生生却被一个文盲农妇给忽悠拐卖到一个山野乡村，这又是为何呢？那肯定是这个大学生的人生教育出了问题，学校和家庭从来没有教给她们学会思辨的能力。这样的学生学习成绩可能很好，毕业后甚至也能找到一个薪水福利不错的工作，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的人生一定会出大问题的。要么她情感生活中可能受骗，要么个人财产的安全性比常人大打折扣，要么饮食安全、健康保健被错误的宣传和广告忽悠，要么她的人生观会人云亦云……因为她缺乏思辨的能力。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缺乏思辨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振兴便会成为障碍，这个国家与世界文明会形成断裂，这个民族会长期与愚昧、专制同行。缺乏思辨的国民最容易被独裁者们忽悠，将痛苦当奖赏，将权力当做恩赐，只有愚昧的奴颜和媚骨，没有独立的大脑和铮铮的铁骨。
一个容不下鲁迅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但一个迷信鲁迅的民族同样是愚昧的，这是辩证法的最好思辨例证。一个民族容不下鲁迅的苦口良药，这样的民族失去宽容的肚量；一个总是喜欢跪拜于鲁迅的崇高伟岸的阴影下，这样的民族也失去了思辨的胆量。一个失去肚量和胆量的民族必然催生荒唐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浩劫，一个曾经有着辉煌五千年文明的国度至今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后茅。
为什么有人会被邪教忽悠而自焚？有人被传销忽悠得倾家荡产？因为有着很多赵本山这类善于卖拐的忽悠天才，但这还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范伟这样的傻瓜太多。伪气功、伪科学骗了中国人很多年，连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都被忽悠了。那么钱学森算是伟大的科学家么？算，但也不算。从狭义的概念来说，钱学森算一个科学家，因为他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科学成果——原子弹。但钱学森又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因为他不懂得最基本、最常识的科学常识和哲学常识。钱学森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结论可能很多人反对。但一个有着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化学常识的人绝对不会得出“亩产万斤符合光合作用”的结论，他忘记了一个最基本最低级的常识——能量守恒定律。土壤不可能有足够转化为“亩产万斤”的微量元素和碳氢元素，也不符合植物生长的普遍规律，正如不可能培育出身高10米的巨人，除非改变地心引力。另一个证明钱学森缺乏科学素养的根据是，他时隔多年后又犯了一个巨大的祸延整个民族的错误——支持伪科学，这是缺乏科学素养的错误，也是缺乏哲学素养的错误，甚至是一个缺乏宗教常识的错误。伪气功的特异功能似乎证明了某种神迹，那么这岂不是证明了上帝和神仙菩萨重现人间？因此，所谓的伪科学特异功能研究可以算是人类科技史的一大丑闻。严格讲，钱学森属于“科技家”而不是“科学家”。科技家不同于科学家的根本区别是，科技家善于技术改造，善于模仿，但缺乏“发明和创新”的能力，钱学森的原子弹不能算发明，只能算照搬苏联和欧美的技术改造。科学基本素养的缺乏，导致了钱学森人生的两大不可原谅的错误——亩产万斤和伪科学神话，这两大错误对国家财政的浪费和民智的误导，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可能远远大于原子弹的贡献，因他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号召力和权力，使得造成的损失愈加严重。
中国人有着世界近1/5的人口，但却迟迟无法获得诺贝科学奖项，这主要是中国人缺乏思辨的能力，缺乏科学的基本素养。中国科技界最擅长的是模仿和克隆，也就是所谓的“技术改造”。事实上，即便名列科技前沿的两弹一星、神舟飞船都不能算中国人的发明，而是“科技改造”，或者是“克隆复制”。发明需要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依赖全民族思辨素养的培养。
鲁迅思想本该是教会国民学会思辨的，但当一个社会只允许跪拜鲁迅一种思想时，这个社会便丧失了思辨的能力；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本该有利于启迪民智的、有益民众科学素养普及的，但恰恰相反，当意识形态不允许民众对“思想权威们”产生任何质疑时，那么这样的科学家反而成为科学的敌人。
一个懂得思辨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法制社会，奥巴马等竞选者便是辩手，选民是辩论裁判，选票是终审裁决。欧美民主体制下的官员是最善于辩论的，他们必须每时每刻接受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辩解，竞选更是短兵相接的辩才较量，在这样的全社会参与的大辩论中，民众在分辨狡辩、诡辩过程中，全社会的思辨能力不断提高。因此，发达的民主才有发达的民智。
如果一个国家的报纸和电视上整天是照本宣科的套话、假话、官话，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念经的没心没肺，听经的民众昏昏欲睡，长期以往，整个国民的智力都有退化的危险。打个比方，如果课堂上老师只会照本宣科的背书，并且不允许学生反驳、讨论、争论、辩论，只对学生无条件的灌输、灌输再灌输，这样的教育叫做应试教育和八股考试，这样的学生必然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创新的能力，造成脑力浪费和智力退化。如果有一代智力退化的学生，那么他们将来长大后哺育的下一代必然受不到很好的家庭教育，造成整整两代人的智力退化，最终造成整个民族国家落后于世界文明。所以中国人有句俗话叫“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很形象的诠释了智力退化现象。如果有富二代和官二代，自然也会有蠢一代、蠢二代和蠢三代，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愚蠢。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来分析，这叫“基因退化”。假如一个人长期不从事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他的肌肉会萎缩，骨骼会骨质疏松；假如一个民族长期养尊处优，这个民族的人种就会肥胖并疾病丛生。南太平洋的瑙鲁便是如此，瑙鲁人曾经非常苗条健美，但自从上个世纪发现了鸟粪磷矿，使得瑙鲁财源滚滚，人们从生到死都衣食无忧，也无所事事，不良的饮食习惯促使营养过剩，导致现在的瑙鲁人种就退化成为肥胖人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非常普遍，人均寿命下降。
假如一个人只看湖南卫视，那么这个人的思想会渐渐轻浮；假如一个人只看中央电视，那么这个人的思想会日渐老态龙钟；假如一个人只看江苏卫视的《非诚忽扰》，那么很容易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一个人整天看有害智商的电视能导致个人智力的退化，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几代人，那么几个电视台便能改变一个民族的人种基因。
中国人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但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却没有迎来中国人的现代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当代中国仍然是现代文明的后起追跑者。因为这5000年是没有思辨的5000年。尽管也曾经有过诸子百家等昙花一现的思辨时代，但相对于漫长的黑暗的言论禁锢来说，这远远不足以抵消长期退化衰败的民智状况。
应该说，中国人还是很善于辩论的，但这些大多是诡辩和狡辩，比如赵高的指鹿为马，还有儒家竭力辩护的君君臣臣。中国历代的极富才智的知识精英，他们倾尽一生的才智为专制政体诡辩和狡辩。《三国演义》中有很多这样的足智多谋、巧舌如簧的能言善辩之士，但这些辩才不是真正的思辨，而是大大有害国家民族的诡辩、狡辩，他们不分是非，不论对错，他们辩护的目的只是为自己的主人服务。即便是诸葛亮这样的足智多谋的辩才，他的才能又有多少是真正有利于“中华文明”的？相反，他们所辩的是“愚弄百姓“，他们所做的是”祸害中华文明“，致使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中国的孩子从小开始就被禁止辩论，在家必须服从家长，在学校要服从师长，在社会要服从首长。中国人不会思辨，只会辩护，他们只会为皇帝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辩护。孩子们在课堂上学不到思辨的过程，孩子们的历史、政治课的参考答案都是唯一的，不能争论的。但很奇怪的，这些很缺乏思想的学生却常常被要求“思想要集中、思想要统一“，每篇课文都要让学生分析中心思想、写作思想，但给的答案却又是唯一的，不允许思想（便连《荷塘月色》这样优美的散文却总是让孩子们分析复杂的写作背景和革命思想）。不允许思想的孩子，长大后变成不敢想、没有梦想的一代。
我常常在家里给读小学的儿子有意识的制造辩论的机会。比如孩子喜欢打电脑游戏、吃零食，我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但只要不过分，也可以适当满足孩子的这种“人性的堕落“。但我会给孩子一个辩论的机会，不管用诡辩还是狡辩，只要他能说服我，我都会满足他这些小小的要求，毕竟连大人都难免贪玩、贪食的不良嗜好，何况孩子。不过我会给予孩子很严肃庄重的警告，我允许诡辩和狡辩，这是锻炼他的口才，也营造家庭活泼轻松的氛围，但我们必须知道诡辩和狡辩永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诡辩和狡辩只能在几种情况下使用：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的逗趣、幽默和调剂，对丑恶现象的以牙还牙的还击。对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我们必须远离狡辩诡辩，堂堂正正、义正词严、逻辑缜密的科学思辨才是真正的辩论，也是做人的原则。一个人的一生总是依赖狡辩和诡辩，这样的人生是没出息的阴暗的人生；一个国家的电视节目到处充满权术、权谋、宫廷政变，却少有人文、科学和思考，这样的国民民智是可怜、可恨、可悲的。
培养孩子的思辨，可以培养孩子思考的习惯，训练口才，激发自信，有益写作能力。而思辨最大的益处是学会分辨危险和丑恶，保护自己，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一个真正的杂文家，必然是一个思想家。因此，仅仅以“投枪匕首“来形容杂文是不对，当我们用诡辩、狡辩来将杂文变成”投枪匕首“，那么这样的杂文将变成”为虎作伥的帮凶“，而不是真理和弱小的代言。
当一个社会，有着容忍争论的宽松氛围，才会有容许为真理辩护的胆量，然后才能养成民众思辨的习惯，最终才能起到开发民智、振兴民族的目的。二十一世纪是创新的时代，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动力，培养创新能力先从营造宽松的争论氛围开始。思辨应从允许争论、引导争论、提倡争论开始。有容乃大，大写的人，大人物的大，大中华之大！这才是真正的精神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