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哭丧成为诓骗世俗和沽名钓誉的手段

《外物》篇说：“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在此，“哭丧”成了诓骗世俗和沽名干禄的手段。又《仪礼·士丧礼》有“哭而踊”和“哭而不踊”的区分，“哭丧”不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付诸强制，以投人情之好。墨家批评儒家之丧礼时说：“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９］墨家反对儒家的“三年之丧”，主张“节葬短丧”，认为处丧关键在于内心悲哀，而不在于外表铺张，这确比儒家的繁文缛节前进了一大步。庄子的立场则更加激进，他奉行的处丧标本是：“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１０］孟孙才处在儒家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却勇于独树一帜，我行我素，这其实是庄子对儒家传统的挑衅，真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庄子如此惊世骇俗的举动，固然在于他以智者的直觉参透了生死的转化，更要紧的是：他乃有意树立一种极端“无情”的典范来抵制儒家的矫揉造作。《大宗师》记叙子桑户不幸去世时，其挚友孟子反、子琴张却“或编曲、或鼓琴”，“临尸而歌”；《至乐》叙写庄子妻子归天时，庄子非但不啼哭，反而“鼓盆而歌”。如此违背人之常情的行为，并不能说明庄子是个乐死厌生的悲观主义者，恰恰相反，这貌似薄情的表象，却包含着庄子对生命的理性审视和无限真情。首先，庄子的生死观并非其心灵扭曲的反映，“通乎命”是庄子理智看待生死的前提。庄子凭直观觉察到：“通天下一气耳。”生命本身来之于气，而死不过是复归于气。从本质上分析，生死之间是相互转化的，因此，人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得到什么，也未失去什么，自然也就不用悲伤了。其次，庄子不是扳着面孔说教，他也是情感丰富之人。“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一语道破天机，“鼓盆而歌”的背后依然隐含着忧伤。统治者以“孝”治天下，多少士子中心不戚却眼泪汪汪，“哭丧”变成了某些人飞黄腾达的敲门砖，人间至情被践踏。庄子洞察了这些虚情假义的流弊，因而极力标举“无情”，旨在冲击根深蒂固的儒学传统。《德充符》中庄子回答惠子时曾表白：“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可知，庄子之无情意在反对世俗的好恶之情。如是好恶之情，多半不是源于人的自然真性，而是出于某种功利性较强的动机，而儒家的忠孝礼义等观念又往往把人的情感活动限制在固定的模式里，甚至养成某些人的虚伪品行。针对此不正常的情况，庄子推出“无情”与之相抗，击中了某些伪儒的要害。虽说他有点矫枉过正，却寄托了庄子的愤慨与沉痛，因此，这“无情”实则蕴含了人间最深挚的感情。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不符合人之自然性情，因此，人们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追求一种合乎人性和精神自由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