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薄一波到薄熙來》 有点参考意义

李彦春在《我是一个来自老百姓的兵》一文中写道：薄一波疼妻爱子，但在党性与亲情间，三件事可说明他的倾向性。 1967年，薄一波在一次批斗会上始知妻子胡明已与他阴阳永隔。 “你老婆都畏罪自杀了，你还不承认你是叛徒”，他对组织表态：“这事就交给组织了，我相信组织。”自此不提。

同是这一年，造反派要挟他再不承认叛徒罪行，其子女就会受到牵连，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在“学习班”里度过五年铁窗生涯。 1973年10月27日，子女们首赴304医院探父时，欲留照片给他做纪念，然而他摆摆手。事后，薄一波坦告“怕你们软化我”。

说起薄一波的婚姻，网上不少资料都说他对第一个妻子“忘恩负义”。 1927年5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对共产党员进行清洗，薄一波被通缉后逃到了一户人家。男主人和他的女儿不顾危险收藏了薄，度过了生死关。

薄一波与那位姑娘产生好感，结婚生了一女，就是后来中国驻丹麦大使郑耀文的妻子薄熙莹。薄熙莹曾任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已去世。

后来薄一波和女秘书胡明，也就是薄熙来的亲母，发生感情，提出要和结发妻子离婚。 起初妻子不同意，到胡明打第三胎时，薄的结发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

几十年后提起这事时，前妻还泪流满面地说，“那时候真是豁出命去救他，什么也没想。我爸爸对他有救命之恩啊！他提出离婚实在是伤了老人家的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也是一个女人，他的女秘书已经打了三个胎，我不能置她的命于不顾啊！”

薄一波与胡明1945年结婚照胡明，原名李琼英，祖籍福建闽侯，1919年10月出生于广东琼崖。少年时代聪明好学。 “向往于舍生取义，崇拜岳飞、花木兰，憧憬着做历史上第二个女英雄”（胡明《历史自传》）。 16岁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广东省青年群社宣传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央妇委研究员等职。

1945年与薄一波结婚。随后，任职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华北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财委人事局，建工部劳动工资司、机械施工总局、技术情报局，第二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担任处长、副局长、局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入狱12年，灾难也同样降临到胡明身上。　1967年1月5日，就在薄一波被红卫兵揪回北京不到半个月，胡明又被造反派从广州押上开往北京的十六次特别快车。 在火車上，胡明被迫害致死。 時年不滿48歲。时年不满48岁。

听到胡明被害的噩耗，身处囚室的薄一波当时惊呆了，钢笔从他的手上一下子滑落下来。而你大概也決沒有想到，在我離開家的這八個半月中間，我與孩子們連通信都不可能，孩子們的一切我都不知道。”七个月后，他在报纸的边空上写道：“琼（胡明原名李琼英）：今天是你离开我们，永远离开我们的七周月了。而你大概也决没有想到，在我离开家的这八个半月中间，我与孩子们连通信都不可能，孩子们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晚年时期，薄一波经常跟儿女们提起胡明。有一次还突然给薄熙成写了这么一段文字，大致的意思是：从前有一个人，出生在山西，参加革命之后认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同志，与她结成革命伴侣，还生了一群孩子。 后来这位女同志先走了，他还活着 他现在一切都很好，唯一牵挂的是，这位女同志临走前，究竟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署名是：一位爱想闲事的老人。

胡明给薄一波共生了六个孩子：

长子薄熙永，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曾任北京油嘴油泵厂厂长、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多年前化名“李学明”出任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光大集团”的副总经理。 現任中國光大集團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次子薄熙来，1949年生，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三子薄熙成，1951年生，在1986年至1992年曾任北京亮旅游局长，但在1992年辞职“下海”从事旅游行业，任北京六合兴饭店管理公司董事长；

四子薄熙宁，北京六合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次女薄洁莹，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1980年代在美国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副理事长；

三女薄小瑩，1950年生。三女薄小莹，1950年生。 北京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專業方向：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中國古代藝術。专业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中国古代艺术。

胡耀邦追掉大會上，不見薄一波的蹤影
文革之後，薄一波一直四出奔走，力圖為自己平反，而替他主持公道的，是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

胡耀邦女兒滿妹在《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指出，在1977年前後，胡擔任中組部長時，著手平反的第一大案，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當年胡還曾根據薄一波的請求，派秘書去薄家聽了他的申訴；胡看到談話記錄後，當即寫了好幾頁的批語。

官方媒體和滿妺的書中都提到，當年胡耀邦作出要替薄一波等平反時，連鄧小平也吃一驚，問胡說：“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
《回憶父親胡耀邦》和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傳》都提到，1987年元月，鄧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向會議報告黨中央一級的黨的生活會議的情況。生活會上薄一波一上來就逼胡檢討，會議對胡進行“嚴肅的批評”，最後通過了公報，決定接受胡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請求。

薄一波對胡耀邦的“恩將仇報”，以及他在1989年支持鄧小平對學生動武，是其晚期政治生涯的兩大“污點”。據說，在1989年胡耀邦的追掉大會上，並不見薄的蹤影，是胡的家人不讓“忘恩負義”的薄參加。

中共對胡耀邦的評價，比薄一波要高。對胡的結論是：“胡耀邦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2007年初，薄一波逝世，官方播發的新聞公佈中共中央對他的最後評價：“薄一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

鄧小平薄一波聯手逼元老退位
雖然中顧委這個獨特機構早已不再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但它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歷史坐標。在文革結束六年，改革開放正在逐步拉開序幕之時，中顧委是確保中共政局由老到新平穩過度的重要策略，鄧小平和薄一波的聯手則是確保了這一策略最終完美實施。

1982年7月3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設立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鑒於我們黨的狀況，我們幹部老化，但老幹部是骨幹，處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

“所以，我們需要顧問委員會來過渡。我們有意識地采取這個辦法，使過渡比較順利。也許經過二屆代表大會以後，顧問委員會就可以取消了。如果兩屆的話，就要10年。”

1982年9月鄧小平開始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當時的鄧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主席，很難顧及中顧委的日常工作。

在鄧小平推薦下，薄一波擔任中顧委副主任，主持中顧委的日常工作。此前的薄一波是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黨組書記。

中顧委作為一個過渡性質的組織，被鄧小平“定格”為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

“當時進入中顧委的條件很嚴格，必須具有40年以上的黨齡，任過省部級、大軍區主要領導職務，對黨有過較大貢獻，有較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在黨內外有較高聲望。”原中顧委一位成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中顧委的工作內容主要有四條，包括對黨的方針、政策的製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咨詢；協助中央委員會調查處理某些重要問題；在黨內外宣傳黨的重大方針政策以及承擔中央委員會委託的其他任務。

鄧小平希望中顧委的成員要聯係群眾，保持黨的優良作風。在中顧委時，作為副主任的薄一波還擔任了游泳協會的名譽主席。很多老人都擔任體育專門協會的名譽職務，如鄧小平是橋牌協會的名譽主席，宋任窮是女子排球協會的名譽主席等。有時大賽取得好的成績時，薄一波會發賀電、打電話，有時還把運動員接到中南海中顧委來，講話、照相，以資鼓勵。

在中顧委成立之初，鄧小平和薄一波曾聯手搬倒絆腳石，促元老退位。

在中顧委成立一年後，即1983年10月16日，薄一波中顧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老同志在退居二線、三線以後，生活要求要適可而止，說話做事要慎思而行。不要過於計較生活、政治待遇，不要干預過去領導過的地方和部門的工作，使新上來的同志為難。中央在政治上、生活上對我們老同志是很照顧的。在生活上我們不應該有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黨和國家的大事，我們都能參與一份意見，盡一份力量，中央已經給了我們這種機會，使我們能夠盡到自己的義務，參加整黨工作就是這樣。至於慎思而行，就是我們要多做調查研究，多瞭解些情況，把事情搞得準確一點，把握得好一點。”

在談到中共元老們如何看待自己的作用時，薄一波強調“要服老，還有用”六個字。他說：“人老了，年紀不饒人，要服老；二是，老而還有用，還能夠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包括在一些大事上出點主意。我們正走在革命生涯的最後一段路上。”

1986年4月，博一波有提出“六要六不要”。

“六要”是：

一要支持新的領導班子的工作，這是六要中最根本的一條；

二要關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三要公正嚴明，說公道話，辦公道事；

四要拾遺補缺，做各級黨委、政府沒有精力顧及的事情；

五要學習，包括學習政治理論著作、中央的方針政策、新的科學文化知識和先進的管理知識，以便更新我們的知識結構，開闊我們的思路；

六要做表率，特別要做維護黨的團結的表率。

“六不要”是：

第一，不要干擾新班子的工作，特別是在人事安排問題上不要干預；

第二，不要違反黨和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不要經商做買賣；

第三，不要向組織上提過分的要求；

第四，不要介入無原則的糾紛；

第五，未經中央或省委批准，不要當全國性或全省性組織的名譽會長、董事長之類的職務；

第六，不要發牢騷，即不分場合、不看對象，隨便議論黨的現行政策和人事方面的問題。

蓋棺定論，官方評價薄一波有玄機

2007年1月15日，99歲的薄一波在北京逝世。官方媒體播發新聞公佈了中共中央對他的最後評價：“薄一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

中共對薄一波的這個評價背後，似乎已是有點文章。亞洲時報記者方德豪譔文分析指出：

按道理，薄一波在1949年前在軍方一直有較活躍的角色：薄在1928年曾任中共北方局軍委秘書長；1939年，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序列決死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委；1941年8月，任太岳縱隊兼太岳軍區政委；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副政委；1946年，與滕代遠負責軍區領導工作；1948年後曾任中共華北軍區政委，兼任平津衛戍區政委、綏遠軍區政委。可是，中央對薄的評價卻沒有提及他在軍方的角色。

2002 年5月逝世的另一名中共元老、跟薄一樣也是曾任副總理級的習仲勛，在1949年後除因為擔任廣東省省長而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外，基本上也沒有其他軍職。可是，中央的評價卻承認習是“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且特別讚揚習是“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

中共中央沒有提及薄一波在軍中角色的原因外界不得而知，但不論在中共內外，薄在1931至1936年被閻錫山拘捕收押後為何獲釋卻都曾引起爭議。中共內外都有一種說法，認為薄當年出獄是因為他曾做了一些“背叛中共的事情”。

對於這個指控，薄似乎是頗為不滿。他曾特別接受《人民日報》訪問，談及這段往事，有關內容在 2005年8月23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據指出，1936年，中共北方局代表劉少奇“鑒於北方局幹部嚴重缺乏的現狀”，“將關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經過嚴峻考驗的50多位同志營救出獄”，薄就是那時出獄的。

至於出獄後薄還跟殺掉不少共產黨人的閻錫山合作，引起外界側目。據薄解釋：閻選中他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大革命時期薄在山西從事學生運動“比較有影響”，是大革命失敗後是被閻通緝的33人之一。二是閻身邊的兩個重要人物趙戴文、趙丕廉都是薄在山西國民師范讀書時的校長，另一個親信梁化之則是他的同學，是他們向閻推薦了薄。

在薄一波逝世11天後，1月26日，黨史研究學者胡長水做客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先鋒論壇”，以“深情緬懷薄一波”為題，接受在線訪談與網友進行交流。胡長水說，他覺得薄一波有五件大事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有重大影響。

而這五件大事中有四件是文革以前發生的，其中兩件事發生在建國前，兩件事出現在建國後；衹有第五件事與改革開放後有關。
第一件大事，1936年薄一波根據北方局的指示，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來到山西和閻錫山成功建立了上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意義確實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件大事就是薄一波後來作為華北局的書記，實現了黨中央當時從華北走向全國的戰略思想，後來以華北人民政府作為班底正式建立中央人民政府，這個作用是相當大的。

第三件大事就是建國前後中央成立了中財委，當時的中財委實際上是整個國家經濟建設的總指揮部，主任是陳雲，副主任是薄一波，主持日常工作。

第四件大事就是1956年以後到文革前，薄一波當了十年的國務院副總理。在十年的經濟建設當中，作為主管公交戰線的副總理，做了大量的工作。　　

還有一件大事就是粉碎“四人幫”以後，進入改革開放時期，薄一波作為兩屆中顧委的常務副主任，先後協助鄧小平和陳雲，在幹部的新老交替，在改革開放的大問題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與中共中央對薄一波不是很高的評價相比，黨史研究者胡長水對薄一波用“五件大事”來進行評價，算是一個學者對官方評價的一個補充吧。

習仲勛忍無可忍，指著薄一波斥责

薄一波宋任窮用文革手段逼胡下台？

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還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僅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1987年元月初，北京學潮進一步發酵，北大學生燒了《北京日報》，指它為“造謠”的報紙，這一場面激怒了不知反思自己的中共“左派”。1月10日，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主持的“民主生活會”在中南海召開。薄一波一上來就要胡耀邦作檢討。

薄一波說：“胡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兩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主席、副主席、總書記中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玩水，嘩眾取寵。”

楊尚昆說：“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黨亡國的話，你就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
王震則說：“你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你就不必呆在這裏了。”
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對待鄧小平的態度。”

有充分準備的鄧力群對胡耀邦作長達五、六小時的批判發言。連續多天的“生活會”上，發言者矛頭都指向胡耀邦，斥責他只講“反左”，不講反右。薄一波、彭真要求胡耀邦辭職，王震表示：“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們大多數的意見。”

面對如此場面，習仲勛忍無可忍，指著薄一波等人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嗎？”說著說著，習仲勛激動起來，說：“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做法！”

胡耀邦沒讓習仲勛說完，就站起來勸說：“仲勛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

1月15日最後一次“生活會”散後，胡耀邦出門坐在台階上大哭。田紀雲默默站在旁邊，久久不願離去。

萬里回到家也難抑心中不平：“耀邦沒有錯。”為了安慰胡耀邦，萬里叫廚師燉了一鍋胡最喜歡吃的狗肉送到胡家。

“生活會”開過不久，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他回家對夫人李昭說：“我沒有錯，顧全大局，我只能辭職。”

其實，胡耀邦對罷免總書記並非無精神準備，提醒者也不乏其人。1987年的元旦來臨，鄧小平在家中與薄一波等人商量。聽到風聲後，習仲勛對胡耀邦說：“耀邦，我為你擔心啊。”

趙紫陽也提醒胡耀邦“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我檢討什麼？”趙紫陽急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過幾天就晚了”！

胡耀邦終於聽了趙紫陽的勸說，於第二天來到了鄧小平家。鄧先是為胡耀邦評功擺好，大講成績。談到思想分歧，鄧擺擺手說：“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圍，我們沒有必要再糾纏了。”

鄧小平繼續說：“我打算召開一次‘民主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攤，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臨走時，鄧小平的手和胡耀邦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但這一刻他們彼此都明白：這是政治上最後的道別！

然而到了1987年10月，也就是胡耀邦下台10個月後，中共召開十三大，選中央委員時胡耀邦得票1800多，差幾十票就是全票。選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又當選，差七票是全票，未投票者包括他自己。而當初醞釀胡耀邦下台的鄧力群和胡喬木，則在選舉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選。

“治國八老”與“六四屠城”

中共八大元老簡稱“中共八老”，是指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後到1990年代中期間（即鄧小平主政時期）在政治上擁有實際決策權力的八位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元老、政治人物。這是一個非正式說法，最早見於海外媒體。

新浪“中南海博客”是這樣解釋的：所謂“八老”的說法大約成型自1980年代初，確定於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後。當時在世的開國元勛全部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別以退休或半退休狀態聽取現職領導的匯報，對黨、國家和軍隊的重大決策發表意見，把握大政方針，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鬥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八老”有以下特點：一、他們都出生在1901年—1910年之間；二、入黨較早，資歷很老；三、都當任過要職，對中國政治影響力巨大。

在這些老人中，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序列的有國家主席楊尚昆（兼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中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屬於中顧委序列的有主任陳雲、副主任宋任窮、王任重，屬於全國人大委員會序列的有副委員長習仲勛、烏蘭夫，其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還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國家副主席王震、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不再擔任具體職務的有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按照當時坊間傳聞，這些老人有資格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於黨和國家重大事務自己的看法，當中央政治局意見產生分歧時，由他們作出最終定奪。
坊間流傳的名單有兩種說法：
一：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鄧穎超。
二：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薄一波、宋任窮、萬里、習仲勛、鄧穎超。
無論坊間的哪種說法，薄一波都名列其中。而“八老”當中，薄又是最長壽的一位。

據海外媒體指出，“六四”之前部署對學生動武，薄一波積極主動“功不可沒”。

1989年5月6日，薄一波向鄧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勢惡化發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斷措施，恢復社會秩序。”5月15日，包括薄一波在內的多位老人給鄧小平打電話或登門拜訪，對局勢惡化表示擔憂，要求采用武力平息“動亂”。

5月18日，根據鄧小平的提議，再度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王震、薄一波參加了會議，最後決定對學生動武。

會議首先由李鵬總理介紹了政治局對於目前形勢的判斷和不同意見，由薄一波補充了具體情況。然後鄧小平和李先念分析了現實問題，對此給予政治定性，並向會議提出了具體解決方案，李鵬和姚依林隨即代表政治局表示擁護。接著楊尚昆代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央因病請假三天，會議開始進入實質討論階段。

陳雲表示要堅持《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精神，鄧穎超和彭真贊同，並且認為將要執行的嚴厲措施是為廣大人民的利益著想，也是不得已為之。李鵬接著報告了首都現狀，王震、薄一波、李先念分別就國內小氣候、國際大氣候和黨內宣傳工作開展了批評，胡啟立和喬石進行反省與檢討，並表示服從黨的紀律。最後中央軍委三位委員代表人民解放軍表態，堅決擁護和執行黨中央的決策。

這次會議作出了以下決議：1、按照憲法和法律，5月21日0時對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非常規措施（後時間改為5月20日10時）；2、5月19日召開中央和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3、以上事宜由楊尚昆同志全面負責、具體部署；4、向徐帥和聶帥通報上述決定；5、要求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就此決定向中央表態。

1989年6月4日，一場由悼念胡耀邦引發的學潮，到發展成轟動中外的民主運動，最後變成了一場震驚世界的軍隊對學生動武的“屠殺事件”。當時，西方評論稱，誰也想不到在二十世紀末還會有人用軍隊、坦克及真槍實彈來對付自己的國民。

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共青團和太子黨》一書指出，薄一波的這些劣跡，致使改革開放之後的民眾對他少有正面評價，儘管有大批年輕女記者、女學生為薄熙來瘋魔，但很多人帶著對薄一波的糟糕印象而遷怒於薄熙來。

《共青團和太子黨》也指出，其實，薄熙來與他父親的性格和觀念並不一樣，不過，他攀登高位，在經濟部門飛黃騰達，除了個人能力，應該說還是託庇於他父親的。

汪東興反對薄一波翻案

然而，平反問題並沒有像人們想的那樣簡單，仍然是阻力重重。魏敬民在《胡耀邦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平反》一文中指出，1978年6月9日，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找胡耀邦與陳野蘋談話，單刀直入地談了“六十一人”問題。

汪東興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華國鋒同志和我們幾人（指汪東興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第一辦公室的人也強調中組部不得為“六十一人案件”翻案。

對於汪東興和中央專案組的這種態度，胡耀邦沒有多說什麼。但私下裏，他一直在關注著“六十一人案件”的平反問題。

不久，鄧小平又接到有關“六十一人案件”的兩份申訴材料。6月25日，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復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胡耀邦隨即指定幹審局副局長賈素萍等人全力投入這項工作。

胡耀邦對他的部下說：作為專案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那個“結論”所依據的有關材料，都是中央專案組已經整理好了的。真正有重要價值的東西，恰恰是戴著有色眼鏡的人們最不屑一顧的。他們以把被立案人置於“永世不得翻身”之地而後快，他們所需要的，如獲至寶；他們認為不合“口徑”的，就不會寫到結論上去。所以，我們要“另起爐灶”，就必須下功夫對能夠提供原始材料的地方和人都走訪一遍，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這樣才能還歷史之本來面貌，才能真正地是非分明，對黨對同志高度負責。

胡耀邦平反文革冤案

後來，胡耀邦的部下根據調查寫了大量的內容翔實的調查材料，並準備根據這些材料起草給中央的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復查報告。

1978年11月2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六十一案件”的調查報告》，《報告》列舉了大量事實後說：

我們認為，“文革”中提出的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是不存在的，是一個錯案。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一貫教導，我們對這一重大案件的結論和處理意見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敵人的反省院對敵鬥爭的表現是好的。出獄時他們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併發表在當時平津的報紙上，是執行黨組織的指示。當時北方局的決定並不衹是劉少奇個人的意見，參與決定這個問題的還有柯慶施等當時北方局的領導同志。1936 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復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許多同志說明，毛主席（事後）曾向他們表示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據當時華北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形勢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現，指示他們可以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以便為黨工作，這是組織上當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現在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重新審議當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認為這個指示有什麼不妥，那麼責任也只在於指示者，而不應歸咎於指示的執行者。

二、那些根據黨組織的指示，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捺手印並登報後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處理的同志，應該恢復其黨籍。恢復其原工資級別，酌情安排適當工作。因這一問題而使其家屬、親友受到株連和錯誤處理的，也應改正過來。已經去世的，應做好善後工作。

三、在這批黨員中，在被捕中，在入反省院以前敵人審訊時，有自首變節行為，或者其他政治錯誤，對這種人，應根據其問題的性質情節輕重，另作結論。至於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說的，這六十一人中，有少數人不是根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願發表“反共啟事”出獄的，對這種人，應當加以鑒別，另作結論。

四、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錯誤，包括嚴重錯誤，應當實事求是地另作別論。

1978年12月16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佈了《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向所屬全體黨員和黨外群眾廣泛傳達。

胡耀邦追掉大會上，不見薄一波的蹤影

文革之後，薄一波一直四出奔走，力圖為自己平反，而替他主持公道的，是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

胡耀邦女兒滿妹在《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指出，在1977年前後，胡擔任中組部長時，著手平反的第一大案，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當年胡還曾根據薄一波的請求，派秘書去薄家聽了他的申訴；胡看到談話記錄後，當即寫了好幾頁的批語。

官方媒體和滿妺的書中都提到，當年胡耀邦作出要替薄一波等平反時，連鄧小平也吃一驚，問胡說：“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

《回憶父親胡耀邦》和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傳》都提到，1987年元月，鄧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向會議報告黨中央一級的黨的生活會議的情況。生活會上薄一波一上來就逼胡檢討，會議對胡進行“嚴肅的批評”，最後通過了公報，決定接受胡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請求。

薄一波對胡耀邦的“恩將仇報”，以及他在1989年支持鄧小平對學生動武，是其晚期政治生涯的兩大“污點”。據說，在1989年胡耀邦的追掉大會上，並不見薄的蹤影，是胡的家人不讓“忘恩負義”的薄參加。

中共對胡耀邦的評價，比薄一波要高。對胡的結論是：“胡耀邦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2007年初，薄一波逝世，官方播發的新聞公佈中共中央對他的最後評價：“薄一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經濟工作的卓越領導人”

胡派人復查，薄很激動

1975年，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工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六十一人的問題必須解決。那件事的責任歸咎於他們是不公道的。然而，由於“四人幫”從中作梗，這個問題未能得到解決。

1977年7月，中共十一大恢復了鄧小平的領導職務，薄一波等人及其親屬子女申訴要求平反這個重大錯案。

不過，據《胡耀邦掀起平反風潮》一文指，1977年6月初，也就是中央專案組移交材料的那幾天，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復查工作便開始了。

胡耀邦深知中央專案組既不會贊同，也不允許他們到中央檔案館查閱任何材料。但他依然決定由中央組織部復查這一案件。他把想法告訴了中央組織部的幾位幹部：“現在有個案子，你們敢不敢翻過來？”

幾位幹部聽了後表示：“實事求是，該翻就翻。”

胡耀邦很欣賞他們的勇氣，說：“我們要靠實事求是吃飯，不靠精神吃飯。還是那句話，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樣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句話，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

考慮到案情重大，胡耀邦就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聽了後也覺得事關重大，便問道：“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 6月25日，鄧小平在一份關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申訴材料上批示說：“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

在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後，胡耀邦指示賈素萍、倪書林、周曦和、張漢夫四人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進行復查。他還叮囑道：此案關係重大，為了減少阻力，先不宜聲張，要認真負責，審慎、精細、踏踏實實地進行調查，珍惜每一份資料，抓緊時間，爭取三個月復查完畢，寫出復查報告，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拿出來。

接受復查任務後，賈素萍等四人四處奔波，走訪當事人。他們第一個訪問的對象是薄一波。在傳達室裏見面後，他們親熱地問候了一句：“薄一波同志！你好。”10多年了，薄一波第一次聽別人稱他為“同志”，很激動。賈素萍說明了來意：“今天我們是先來看看您，聯係一下，請您根據自己的健康狀況，定個時間，我們再來聽您的意見。”

薄一波連忙回答說：“我的身體很好，不必另約時間，今天就談行不行？”他把四個人請到自己的房間，一連談了七個多小時。

隨後，賈素萍等四人冒著酷暑，先後找到周仲英、孔祥禎等，聽了他們的意見。孔祥禎還指著已經殘廢了的一條腿說：“過去紅衛兵、專案組來調查的人可多啦，說是調查，比審訊還凶，我說的真實情況，他們又不相信，還要逼著我在他們已經寫好的誣陷的結論上籤字。我不幹，他們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殘廢了。所以後來他們再調查時，我就不同他們談，請他們吃閉門羹，你們來了，我衷心歡迎。”

短短幾個月，賈素萍一行走訪了案件所有健在的當事人，並且查閱了中央檔案館有關這些人的材料。在此基礎上，胡耀邦同賈素萍等起草了一份《關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件的調查報告》，於11月20日送給了中央。

網上流傳的“薄一波罪行錄”

在薄一波去逝後，網上流傳一篇標題叫《薄一波的肮髒靈魂和糜爛生活》的文章，此文來源於1967年5月“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古田兵團》”與“冶金部機關《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聯合戰鬥團》”合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罪行錄》。

這個“罪行錄”所“揭批”的內容，現在看來根本不算什麼，尤其是跟腐敗高官動不動就涉案上億或幾千萬相比，薄一波當初“多佔或多拿”的“奢侈”生活簡直不值一提。不過，這些“罪行”放在文革時期，的確就“非常嚴重”了。以下摘選的兩段“罪行錄”，有助於更多瞭解薄一波當時的處境：



糜爛生活

薄一波早就過著資產階級達官貴人的生活。薄在黨派他到閻錫山那兒搞統一戰線工作時，當上了閻的財政廳廳長，過著舊社會大官僚的豪華生活。薄在太岳當區黨委書記時，革命正處在艱苦時期，而他一次就用幾匹騾子馱了日用品和布疋等，生活極為奢侈。

薄一波的靈魂十分肮髒。他喜歡看腐朽的英美黃色電影，很欣賞香港大腿片。他愛讀黃色小說、封建小說，喜愛的劇目有：《坐樓殺惜》、《三看禦妹》、《王老虎搶親》之類。不僅自己看，還要全家老小共欣賞.薄一波幾年來借公家大量的錢收藏了不少古典書籍，其中有：《邯鄲記》、《隋唐演義》、《女僊外史》、《元朝名臣事略》、《昭明文選》等等。薄把這些書視為珍寶加以保藏。

薄經常在家裏大客廳裏，架起錄音機，請上琴師，和胡明坐在沙發上，聽他女兒唱舊京戲。他還叫廣播電台大批錄製已被禁演的舊京戲。

薄長期過著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他全家八口人，佔居著三個大套院。薄在東城住時，嫌住處附近馬路不平，命令北京市鋪柏油馬路，鋪好不久，又嫌東城住處對孩子上學不方便，又搬到西城。

薄一波夫婦和兒女衣服無數，僅各式男女大衣就有14件之多，各種奇裝異服使人看了作嘔。1960年，薄一波在出國前夕，他老婆為他化六百多元在估衣店購買金絲大龍衣料一件，由高級服裝店作成大龍袍式的睡衣。

薄夫婦、女兒經常喝人參湯，現在還存一木箱和一大瓷缸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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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老照片：批鬥薄一波

在經濟困難時期，薄和他老婆利用每次出差機會，依仗權勢，大開後門，大搞特殊化。購買的東西，從布疋、呢料、毛線、鞋襪、手錶、油、糖、水果、餅乾、西瓜、花生米，甚至還有臭豆付（豆腐），一直到碗筷、掃帚，應有盡有，滿載而歸，並常以家庭生活困難為名讓公家報銷。特別是1962年底在廣州某一次會議期間，薄一波親自從小汽車裏把一大卷衣料偽裝著抱下車來奔上樓去藏好，在群眾中留下極壞的影響。

薄一波還采用叫苦、賴賬、借款、養病吃貴重藥等等辦法，從1960年起到1966年共化用公款五千餘元。薄每月工資四百多元，胡明二百多元，機關事務管理局每月定期補助二百元，共八百多元，可謂高官厚祿，這還不箅，近幾年來，經委機關已給他補助了五千餘元。薄為了保養自己身體，不顧國家外匯緊張，在廣州用外匯購買貴重保養藥品達六百餘元，由機關報銷。

培養修正主義的苗子

薄一波的孩子每人都有一套完整的房子，每屋還鋪著地毯，擺著沙發，每個小孩都有手錶，半導體收音機、進口自行車。薄的二女兒從不讀毛主席著作，遇到勞動和政治運動就想方設法逃避。有時要工作人員為她抄作業、做練習；稍有不滿，就大發脾氣。薄請畫家教她繪畫，請京戲教師教她唱京戲，請古詩教員教她作詩。她有病時要吃核桃大的饅頭，大一點也不行。平時小病大養，不上學，逛來逛去，拖著拖鞋，手拿捶背棰，邊走邊捶打著腰背，使人看了作嘔。每天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連手絹、月經帶都要保姆洗，真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臭小姐。他的第七個孩子不肯好好學習，他們要秘書幫這個孩子補課，幫他學英語。他的孩子睡在床上一邊吃糖一邊聽講。薄看了在一邊發笑。有時秘書批評他孩子幾句，薄就訓斥說：“不耐心，不會誘導”。薄的大男孩曾輕蔑地說：“為人民服務，我才不管呢！衹要我念好書，將來上清華，以後做專家。做不做黨員無所謂……。”有人告訴薄，薄聽了一笑了之。

薄的孩子上學有病都用汽車接送，特別是多年來還叫宿舍的工作人員給孩子往學校送飯。孩子有病和薄一起休養，胡明也跟著去。薄為了給女兒治病，親自把衛生部錢信忠部長找到家裏，命錢部長從廣州調來林大夫（政治上有問題）。林大夫到京後，住在民族飯店，胡明告訴不許別人去看病，只准他一家看。廣州的很多病人因林大夫一走，治療中斷，有的找到北京要求繼續治療，但得不到薄家批准也不行。薄還專派大夫，隨同他的二女兒到上海、杭州、南京療養。

薄的大女兒大學畢業後，通過外交部“走後門”連同女婿一併分配到駐英代辦處工作，二女兒考上大學要轉學、轉系，通過教育部和黑幫分子陸平“走後門”，辦理了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