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饿 中国城市为何“平静”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三年大饥饿，早在1958年底就显露了苗头，1959年庐山会议后，形势虽然更加恶化，中央命官、各路诸侯却再无一人敢直谏毛泽东。

封建历史时期，昏君是不少，但总还能看到星崩一两个不要命的大臣向皇帝死谏。1959年庐山上若不是彭德怀有封信，这段历史会更遗臭万年。尽管彭没下山就投降了。

1959年始，中国农村开始大批死人。但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印像不深呢？以至素以敢说话的台湾李敖也不相信当年的死亡人数呢？

关于三年大饥饿中国农民的死亡人数，我还是那句话：即使没有几千万，几百万有没有？饿死几百万就正常吗？“斗士”李敖为什么也在有没有几千万这个问题上来回纠缠？目的是什么？

李敖当年毕竟不在大陆，但何以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对当年中国农民的惨状少有亲眼所见呢？以至这段历史只靠两个渠道提供：一是釆访当事人，二是从有关档案査找真相。但大量有关三年大饥饿的档案还捂得很紧。

三年大饥饿时，中国城市为何“平静”？一条路被堵死了，一条或许还能要口饭吃的路被堵死了！两个文件，两个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文件，将千百万准备从农村爬出来的农民，堵回他们的草屋。村口、集镇、汽车站、火车站，到处都有民兵公安。凡是偷着往外跑的人抓回来，不死必脱一层皮。

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就是这两个文件，将当年千百万准备外出逃荒的“盲流”堵住了。就象今天的朝鲜，你在平壤绝对看不到一个乞丐，甚至看不到一个残疾人。

这是两个什么文件？有原文吗？没有。你在今天的中共大事记里连标题都看不到。但1959年4月18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好找。周恩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我国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让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

“可就在1959年4月17日的下午，周恩来就十五省‘2517万人无饭吃的问题’刚刚写下批语，并要求将文件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手中。”（黄钟《不得不禁锢中国人吗》）

不到两个月连发了两个关于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说明了什么？

40年后的1999年，一个叫杨继绳的人来到当年的重灾区河南信阳。后来，一部让人触目惊心的书——《墓碑》问世了。让我们向杨继绳先生深深鞠一躬吧，继《人祸》之后，《墓碑》又一次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良知。

让我们向《墓碑》，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饿望上一眼吧。

“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露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严防死守。各村设卡，民兵站岗。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警察把守，长途汽车党员队长开车。信阳南北两个火车站，两个铁路公安局长一人负责一个。……外流人员一律按‘流窜犯’处理，抓住后严刑拷打。仅信阳就堵截了19万人。”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中国农民大量死亡，而中国城市相对平静的原因。中国城市虽然也吃不饱，但人们沒看见路有饿死骨，是因为大量饥民被堵死在乡下。而信阳这样的重灾区，连中国的城里人都不知道，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就更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