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右派分子当年的非人生活

1957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一年。运动初期，中共大力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给共产党提意见，意见越提越尖锐，批评越来越厉害。他们本来以为这是在为民说话对党尽忠，殊不知这是伟大领袖采取的“引蛇出洞”，等到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早已是硕果累累，最后，全国划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右派分子”55万多人。按薄一波后来所说，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

对于如何处理右派分子，毛泽东多次表示不采取极端对策，“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虽然右派分子没有判刑的（中国人大的葛佩琦被判无期徒刑，是算了他国民党军队少将的老账，算作了反革命分子），虽说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的政策，只是政治批判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以示与地富反坏相区别，但各地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指导下，对右派的实际处理不是从宽而是过分从严。有50万右派分子不是在本单位监督劳动，就是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其余5万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均被处以劳动教养，过起了九死一生的改造生活。

对右派的改造教育的痕迹很少，劳动倒是家常便饭。一些地方把改造简单地等同于劳动，把劳动作为对右派分子的惩罚。有的农场、林场让右派连续劳动几天几夜不休息。有一个林场让右派上山运木头，一连六昼夜，而且还随便克扣右派分子的口粮，有的扣一半，不完成任务的就不给饭吃。对病号一天只给二两口粮，有病也不给治。右派还动不动就遭到斗争的厄运。不听话，斗争；偷吃一个馒头，斗争；开会说句错话，斗争，不说话，也是斗争；不参加劳动，斗争；连戴眼镜，也得斗争。斗争的方法更是不讲人道。河北怀安农场以打右派耳光为能事。该场的77名右派分子中，仅半年时间就有22人被打耳光。干部还叫右派分子互相打耳光，自己则在一旁看笑话。贵州中人农场畜牧中队，怀疑右派偷吃饲料，用鸡毛刮右派的喉咙，看是否偷吃了饲料。山东诸城农场对右派分子采用24种刑罚，其中有日晒、雨淋、牛踏、马拖等，群众称这个农场是刑场、阎王殿。有的右派分子出现一点小小的过失，便罚其抱火炉子。还有的地方，对右派的日常生活规定“三人行”，武装看管，不准会亲会友，不准请假回家。

北大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据说他当年在物理上的才华让北大物理系王竹溪先生都很吃惊，最后死在了劳改队里。

右派分子中下场最惨的就是目前不断被人们提起的在夹边沟改造的那些人了。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这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干部、知识分子在这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数人在此期间被活活饿死，三千名右派活着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是多么惨不忍睹的一幕啊！我不禁想起了唐诗里的一句名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是一种无法让人不潸然泪下的凄美悲情。“无定河边骨”生前都是为国捐躯的战士，他们死了，还会有千里之外的亲人们在无尽地思念着。可是这些死去的右派能比得上那些“无定河边骨”吗？要知道，他们已经沦落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的高压之下，自己的“深闺梦里人”只能无奈地大义灭亲划清界限了。

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残酷的历史不是让我们茶余饭后读之一笑，更不是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熟视无睹。这些当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们，经历了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炼狱生活。我们记住这段历史的目的，不是要暴露曾经的罪恶，而是要以史为鉴，不让这种罪恶一遍遍地降临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