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忏悔》:一代人对文革的反思（2）

平庸的恶

定下做这本书的计划后，王克明很快又找来好友，工人出版社的编辑岳建一，后者也是知青出身，并编辑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知青文学作品。

其实自文革结束后，对这场浩劫的反思就从没停过。但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还是知青文学，多是对自己受到伤害进行指责、控诉，“受害者”印记明显，独独缺乏对文革中自身行为的“忏悔”。

岳建一则在不同场合呼吁，参与过文革的知青一代，应该为自己当年的行为公开道歉忏悔，为此，还多次被不同意见者轰下讲台。

“这些人认为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不同意道歉。”王克明说。

尽管赞成者不多，凭借在北京知青圈的影响力，岳建一还是很快组建起了52人的编委会。这些编委们都曾作为时代主角，在文革中满怀“革命”信念上山下乡，如今却大多生活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的边缘，但仍未淡忘内心背负的巨大创伤。    8月27日下午，60多岁的退休干部张华告诉记者，她偶然跟岳建一认识，岳就选她做编委，原因很简单，“他知道我有知青经历，而且赞同对文革忏悔。”

8月29日晚，编委之一、曾为媒体人的吴琰回忆，2008年年底，编委会第一次开会并很快达成共识：“应该道歉。”因为所有人对那段荒诞而激荡的岁月都有着“痛彻骨髓”的体悟。

“文革裹挟了所有的人，从某种角度讲，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可以称之为‘平庸的恶’。”吴琰认为，正因如此，对于那段历史，所有置身其中者，都脱不开干系。

也是从2008年起，《我们忏悔》一书的编委之一、《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在自己的杂志上，开辟了“忏悔录”专栏，不定期刊登文革忏悔的文章，王克明的《我打谷志有》则成为开篇之作。

正是受该杂志上的忏悔文章的影响，山东文化局退休干部刘伯勤最终决定在2013年《炎黄春秋》第六期上登出一则文革“道歉广告”。

其中那句“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也成为紧随他而公开道歉的文革忏悔者们的共识。   

公开其实很残酷

王克明陆续收到了一批高质量的稿件，这让文革中一条条被掩盖的伤疤，开始一点点显露出来。

2010年，吴琰向插队老友王冀豫约来的稿件也被发表在《炎黄春秋》上，取名《背负杀人的自责》。

为了这篇稿件，吴琰前后催了王冀豫数次，等了一年多稿件才到她手里。吴琰坦言，当时她并不知道老同学曾在文革中杀过人，“对于文革中犯下罪责的人来说，要把那段历史公开写出来，其实很残酷。”吴琰说，但如实记述就是忏悔的基本前提。

然而很多约稿都石沉大海。吴琰告诉本报记者，通过交谈、电话、邮件等形式，她曾向十几个亲友约稿，但最终收到的“忏悔稿件”，只有4篇，这样经过痛苦挣扎才写成的稿件，实属难得。

“亲身经历过这场历史巨变的绝大多数人还健在，可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人的话语中，几乎听不到关于它的深入的讨论，我们只能说它仍处于心理创伤的压抑之中。”2005年，山东青岛心理学者苏永生就如此警示，几年过去了，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回避。

“其实就连我最亲近的一些朋友，都认为他们在文革中没错或犯的错很小，根本不值得忏悔。”吴琰说，而另外一些人，在开始时答应的很痛快，但最后却交不上稿子来。“他们的压力很大，包括自己的顾虑，家人的乃至亲戚朋友的压力，都很大。”经历过文革的她，对此“感同身受。”

正因如此，对那些写出稿子诚心忏悔的作者们，吴琰“由衷佩服”。而她四处碰壁的遭遇，几乎每位编委也都会遇到。因此，5年来，“这本书的推进过程非常缓慢。”王克明告诉本报记者。

受害者也忏悔

在收到约稿邀请之前，女作家卢晓蓉从未想过将“忏悔”和自己联系起来。

民国知名实业家卢作孚孙女的身份，让卢晓蓉在文革前就历经坎坷：先是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册，备受歧视和屈辱。而后，高中毕业即被大学拒之门外，随后就到农村插队。

卢晓蓉说，文革期间，她既没有参与对老师的批斗，也没有欺负过农民，更没有出手打过任何人，她应该“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

但是，随着不断内省，卢晓蓉记忆中的一些东西逐渐清晰起来：文革中年纪不大的她，对自己祖父的个人经历还一无所知，就一味儿跟风“深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正是我这样的无知，愚昧，狂热而不假思索的迷信盲从，才酿成了文革灾难性的后果。”8月28日晚，回想当年情形，67岁的卢晓蓉语调不禁高了起来。

“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在忏悔文章中，卢晓蓉写道，在检讨“我不说话”带来的祸害时，她分明看到“我不说话”的巨大惯性还在这块土地上盘桓：现实世界的假货泛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分化等等，岂不都与“我不说话”有关？

在她提供给《我们忏悔》一书的文稿结尾处，卢晓蓉写下一句话：“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从那头蒙着眼只知拉磨的‘驴’变回人，这样就有资格去天堂见我的祖父了。”

“这本书中收录的，不完全是文革暴力的参与者。”王克明认为，但他们都是文革迷信盲从和拥戴的一部分，他们在向历史道歉，值得尊重。

“我们这个群体很齐心，”卢晓蓉说，他们的想法非常一致，就是要在剩下的年月中，尽量多做一些“有益于这个民族未来的事情。”她坦言，到了这个年龄，没有人会再浪费时间，因为这代人，已经在文革中“浪费了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