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与《我们忏悔》

在陕北插队时，不认识史铁生，我们不在一个县。我回北京几年后，读了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想起我那细细春雨中的朦胧山庄，与他那种细腻深沉的插�感觉产生共鸣。就此知道我们陕北知青里，出了一位好作家。后来相识，渐渐相知，是因为几本书。因了那几本书的交往，我理解了史铁生对现实的深刻关怀与思考。
　　第一本书《回首黄土地》

　　1990年的一天，陆晓娅找我说，王子冀主编一本陕北知青回忆录，咱俩给帮忙吧。我便跟她参加了《回首黄土地》一书编委会。那个编委会除了我们仨，成员还有史铁生、王建勋、师小平、江宛柳、高冰、边东子、周平、方兢、高红十、陶正、侯秀芬、李华松，特约编辑是岳建一。

　　开始弄那书的时候，史铁生的家还没搬到水碓子，住房问题正在解决中。几次听王子冀忿忿不平：史铁生已经是作家了，身份却还算待业青年，除了点儿病残知青政策，没待遇――咱都是陕北知青，谁有路子能给铁生帮帮忙?那时子冀常告知铁生住房事情的进展情况。1991年入夏后的一天，他特意打来电话，说通知一个好消息，史铁生能搬家了，一套一层的楼房，他太太找人做了可拆装的木制轮椅坡道，铁生进出时使用。那时大家都觉得可喜可贺，我们陕北知青的作家，终于可以改善生活条件了。没几天后，有祝贺乔迁之喜的意思，大家到史铁生的新家去聚谈，人虽不齐，也算是开个编委会吧。不知道那次是不是在他新家里最早的聚会。
　

　那时候铁生的新家，空荡一些，不像现在堆满了书，这么多东西。炎热季节，大家围着他坐，扇着扇子，并不挤。他太太希米忙着招待。铁生那时候还不须透析，精神很好，坐在轮椅上，跟大家天南地北、总是陕北地聊。像他说的，“插�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都忘不了，说起来没个完”。大家聊插�的事情，也说书稿的情况。那时很流行“侃大山”这句话，铁生笑说，咱们在山上抡着老镢头掏地，就是“砍(侃)大山”呀。我印象中，那天说到有篇稿子写一位北京知青曾经要饭，但文笔欠佳。对知青要饭这种事情，铁生跟大家一起扼腕叹息，说能不能改一改，用上这篇稿。后来江宛柳帮着改写了，收在《回首黄土地》书中。
　　因为是陕北知青第一次自己记录自己的真实经历，铁生对《回首黄土地》这本书很在意。他给这本书写了篇《相逢何必曾相识》。他说老三届知青有特定的共同语，很容易相认。在文中，他讲到陕北农民爱戴在窑洞里治病救人的知青孙立哲，立哲挨整时，几百农民联名担保；讲到知识青年曾助长过“一大二公”、“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的坏事；讲到知青“弄懂一些中国的事”后，知道再不能干消灭私有那样的事了，“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铁生还讲到陕北民歌，说那都是苦难、煎熬中“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
　　

      关于陕北民歌，铁生意犹未尽，过些天又给《回首黄土地》这书写了一篇《黄土地情歌》。在这篇文中，铁生说，插�年代，黄土地上的情歌有两类，一类是《外国名歌200首》的歌，一类是陕北民歌。铁生以为，知青之所以唱“200首”，是因为“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真是如他所说，我们当年天天高唱“200首”，而不唱洗脑用的红歌，就在于我们人性尚存，想去发现，而不想丢失。不想丢失的是什么?就是铁生文儿里所说，“平常人的平常心”，其实那就是人性。知青那时候还没唱陕北民歌，是因为对陕北还没有切肤的认知。逐渐融进了农民的苦难生活后，才知道陕北民歌唱的，也是这些东西，才被陕北民歌深深感动。铁生对此理解得很到位：“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说到底，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
　　

      我在陕北山沟里呆了十年，学了不少陕北民歌。看到《黄土地情歌》后，我知道了，史铁生不是一般的喜欢陕北民歌，而是用心体会，着意探究。尤其他说山里人舒放自由地唱那些歌是“天人合一”，这眼界很高，十分准确。他一定是在山里放牛时。长时间发着呆地听过受苦汉唱歌，对面山上的歌，后拐沟里的歌，打场时伴着连枷的歌，锄地时顶着烈日的歌，还有那拦羊的嗓子、回牛的吆声，听得他忘掉自己，听得他感动一生。否则不会产生这样的认知。
　　读《黄土地情歌》20年后，我终于听到了史铁生唱歌。在他去世前三个多月，在邢仪的京郊画室，他半躺在沙发上，和我们大家一起，放开嗓子，唱“200首”，吼陕北民歌，一首接着一首，唱出了很多的感慨和欢笑。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放声高歌，最后一次唱他喜欢的黄土地情歌。

　　第二本书《听见古代》

　　我在陕北插�时间长了后，渐渐感觉，周遭总有一些东西，包括语言和习俗，很古老。在学大寨的年头儿，我就对那些东西产生了兴趣。几十年后，我搜寻了些陕北方言词汇源流，集成一本书，叫《听见古代》。出版前，2006年，中华书局的编辑希望能找两位文化名人给写推荐语。因为历史学家吴思帮我通读细看过这书稿，书名也是他跟我一起琢磨了几个月，才想出来的，我便请他给写了两句。再一位，我就觉得非铁生莫属了。

　　史铁生对陕北的事儿很上心。而且，他本就对陕北的方言古语有兴趣，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他就说到，“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他举了“子推馍馍”、“呐喊”、“芫荽”、“玄谎”等词儿，还在小说中使用了“受苦”(农业劳动)、“解不开”(不懂)、“生”(居住)、“照”(望)等陕北方言古语。他早就关注这些东西了。

　　我和我婆姨一块儿登门，给铁生带去书稿的前言、目录，和一些章节摘录，给他讲了讲书的内容。铁生问了问研究方法和这事儿用的时间，说：“还真没见过你这么搞陕北方言的，你这事儿太有意义了。你不是陕北人，是咱们北京知青，怎么就想起弄这事儿了呢?”他笑说：“你这插�插得真有价值。”然后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行!你让我琢磨琢磨。”

　　铁生说他写作时，写到陕北方言词儿，有的不知该写哪个字儿，好像光有音儿，没有字儿。我们便讨论起哪个词儿写哪个字儿比较合适。又聊起刚去插�时，听老乡说话，都听着像外语。然后，一个陕北词儿，你插�那儿怎么说，我插�那儿怎么说，什么词儿闹什么笑话等等，聊那些方言。铁生对陕北的记忆，十分真切。我们本想说说就告辞，结果聊了一个多钟头，聊得铁生口干舌燥，忍不住跟希米要水，往嘴唇上舔。

　　过两天，希米在邮件中发来了铁生为《听见古代》写的推荐语：“几百年黄土地上动人的声音，靠一个北京知青，找回了被埋没的形体。”这简单的一句话，我看了后却惊讶，因为铁生虽不研究这些，可是写得准确。都说黄土地上的文化古老，几千年云云，但那地方现在的方音，并不在元代以前，最多就几百年。远古沉淀下来的底层词汇，是少量，也不一定都是远古或千年以外的音儿了。铁生把文字喻为声音的形体，是因为他曾经说过的陕北话里，有那么多不知道该写成什 么字的词儿。我找到了一些，他读到了高兴。哦，原来那音儿是这字儿，所以他以“形体”名之。有了那些形体，就有了被埋没的文化传承的线索。

         铁生真的很关注陕北方音的“形体”。请他写推荐语那次，聊天中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克明你说那‘Cema’俩字儿怎么写啊?”他问的是陕北人食用的一种野生调味料，极香的。在《相逢何必曾相识》一文里，他曾提到吃杂面时加那东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做Cema(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他这一问，我俩聊起了那东西。我插�村里，管那叫z 6mar、zaimer，像外语，谁也不知道字怎么写。或可写成“茹茉”，但这是瞎写，记音而已。那是一种野生植物，长起来几寸高，稀稀散散，一簇一簇地开粉白色的小碎花，看上去有些小家碧玉，但可爱。陕北的黄土荒坡上，到处能长“�茉”。不过，不管长在哪儿，拦羊的一上去，就都被羊给吃了。羊不去的地方，它才能留下来。传说羊吃了那植物，肉都变香。我告诉铁生，我们村老书记跟我说，安塞县那边儿有个卧牛城，卧牛城那边儿有一片大荒坡，荒坡上长满了“�茉”，是拦羊的好去处。那儿的羊是吃“�茉”长大的，那肉，其香无比。铁生记得，陕北人去荒坡上采集“�茉”，也常把它们刨出来，移栽到自家窑院坡畔，或土院墙的墙头儿上，吃时揪一把，方便。乡里人食用“�茉”的鲜花儿，一般是在吃面条、糕馅、凉粉的时候用到。把那鲜花放绿色的清油里一炸，香味满窑，扑鼻而来。加在调汤里，或直接放碗中，那面条便平生未遇了，如铁生所说：“实在好吃得很。”现在，陕北人把“�茉”干燥存放，我家里便总备有这调料，但不如鲜花。
 

　　后来，铁生老问我那俩字儿。我跟岳建一一块儿去看他，跟谢渊泓、姚健一块儿去看他……每次见面，只要说到陕北，他必问一次。一直问到2010年9月在邢仪家唱歌，最后见面那次。这是他问我最多的问题。我想，一定是那陕北的香味，缭绕于他心中四十年，不曾散掉，却越来越浓。就像乡情乡思，越久越浓。可是我一直没在典籍里看到“Cema”的两个字，一直回答不了铁生这问题。我想，有朝一日，我捧定《集韵》《字汇》之类等等，一读到底，一定能遇见这个词儿。它就在哪本古书里，等着我呢。那时候再回答铁生吧。

　　铁生给《听见古代》写的推荐语，强调了“北京知青”。我理解，这是因为他在意这个身份的经历和遭遇，在意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时代悲剧性。这一点他在《相逢何必曾相识》一文里，有所叙述。而他也在意北京知青能为陕北做事儿，对此他要表扬鼓励。我做了一点儿――未必都对，便遭到了他的表扬。铁生表扬我的语言十分简朴，他说：“最没白插�的就是王克明。”他这句话，我听着是鼓励我接茬儿给陕北做事儿，做满这辈子。

　　第三本书《我们忏悔》

　　2008年，我写了篇忏悔自己在陕北农村打人的文章，跟宋小明、伍嘉冀聊起来时，宋小明觉得应该有本这种内容的书，由这代人反思忏悔自己年轻时盲从狂热的行为及恶果。我俩找岳建一商量，便有了《我们忏悔》这样一本书的选题。组织编委会时，为少占用铁生的时间，我给他写了封信，电子邮件，邀他参加。我介绍了一下儿事情的缘起，说目的是“眼下若能突破反思禁区，一定有益将来”，提到如果不是“文革”反思成为禁区，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这么难，社会不公正也不会越发剧烈，我说“这书想从人性人手，心理人手，但直指‘文革’，直指制度”，还提到民主制度对社会不公的冲突可以控制等等。

　　4月30日，希米的邮件给我发来了铁生的回信。
　　克明：你好!
　　来信收到，我从不上网，是希米下载给我看的。我精力原本不济，加之透析，有效时间就更少。所议之事甚好，但一因我实在无力相助，二是徒挂虚名的事是我最不愿意的事，就不加入你们的编委会了，还请各位谅解。
　　说一点儿我的想法吧。你说“从人性入手，心理入手，但直指文革，直指制度”。后两条恐怕不易，最多擦边，很难说透。好在前两条我看更是重要，是问题的根本。比如说民主，民主的根本并不是制度，而是文化，惟民主精神文而化之，渗透到人们的道德习俗中去，民主制度才可能立于不败。否则“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通”。忏悔精神也是这样，并不与制度直接相关，倒是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制度。设若把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制度使然，人倒容易推卸责任了。毛其实懂得，要改变一个社会，先要改变其赖以存在的文化；只不过毛是背道而行。忏悔精神所牵连的一系列道德信念，究其根由，未必不是民主精神的基础之一。比如，惟因是“天赋人权”而非“君权神授”，这才可能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忏悔，从来是人与上帝(或信仰)的直接对话，不可有中介染指。忏悔，不仅使人能够反省自己的罪与恶，还能够使人独立，变官本位社会为人本位社会，这才能有民主与法制，或民主与法制才有了根基。中国文化中从来缺少这一点，所以《我们忏悔》实在是响亮的名字。所谓“话语霸权”，倒还不是指不让谁说话，而是让你不知不觉中跟着他说。比如“你要忏悔”，就是根深蒂固的君权遗风。
　　图图的书《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其中谈到南非是怎么处理大量遗留仇恨的，从中可见，宗教起着多么大的作用。所以我想，侧重“从人性入手，从心理入手”，从信仰入手，不仅可以做成，而且可以更好。
　　如有符合这本书之选题的文章，我会推荐给你。
　　史铁生
　　08－4－29

　　读了铁生这信，我很感动。我看到了一位在轮椅上被疾病折磨却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早在20年前的《相逢何必曾相识》一文中，铁生就反思说“一大二公”“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他讲到公社制度下陕北农民生活的艰辛，舍不得吃的一点点白面，自己都无权处置。他记录的真实是：“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我插�跟铁生不在一处，我们那山沟里，最贫困的，连条案、箱子都一概没有，家具只是一张端饭的木盘。铁生还写道：“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这是公社制度下的真实。农民没法儿把握自己的收入，温饱不由人，便没劳动积极性，辛苦一年，披星戴月，多熬到几个工分，才可能多分到几升口粮。我们曾经一起走过那样的年代，回头看去，有相近的感受，觉得反思其成因很有必要。20年前，铁生已经有远见地写道：“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果然被他言中，现在已经有人不承认毛泽东时代是苦难年代了。

　　从铁生早年的文中，和他晚期给我的信里，能看到他的承认人的价值尊严、强调人的首要性的人本主义倾向，和他的尊重天赋人权和独立自由的民主主义信念。他的信，文虽不长，话却说透了。慢慢细读，看得出来，他对现实的关怀与思考，非常独立，没有任何依附性。大概正是因此，他才能从文化价值观和人本的高度来认知社会制度的变迁。我觉得，用一句老话儿说史铁生，其实很准确，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样，没有这两条，是不会有对命运和世界的怀疑的，也不会有他对生死和灵魂的诘问与探索。

　　铁生这信向我推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之后，我才去读这本书。仔细阅读、认真书摘后，我体会到宽恕是多么重要的人类文明经验。只要公开真相，公开忏悔，一定能得到宽恕。忏悔是拯救我们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们的人性。没有这些，是不能变“仇必仇到底”为“仇必和而解”的。

　　在我来说，铁生的信，其实是指引，至今在帮助我们慢慢做《我们忏悔》这个选题。铁生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探索者，对生命和灵魂的解构，使他站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谦恭地为芸芸众生发问。那个高度，应该就是“爱”。“爱”不在最高时，主义或权力可能显得最高，人便总是次要的。反之，自然而然就会站到人本的立场去。我以为，铁生因此而能把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铁生去世后我想，无论是拯救还是解脱，终极关怀的同时，上帝和佛菩萨们都有着同样深刻而慈悲的人间关怀、现实关怀，史铁生也是。